“異化需要”與“虛假需要”之辨：基于當代中國的需要問題研究

李霞 白海濱

[摘 要]對于需要問題，馬克思和馬爾庫塞都做出了自己富有深度的論述。然而，如果將二者的理論與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結合，就可以發現其理論在語境方面的深層差異。馬爾庫塞基于單向度社會的“虛假需要”理論，對于仍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等主要矛盾的當下中國，并不具備闡釋的力度與理論上的合法性。而馬克思以異化揚棄為目標，基于私有制提出的“異化需要”理論仍是恰當的理論進路?！爱惢枰崩碚摪斯ぞ呋?、物化、單一化三個重要方面，以此為透視，可以從需要的角度出發，深入地分析并嘗試解決當下中國出現的評價標準物化、資源過度浪費、先富帶動后富精神動力不足等問題。

[關鍵詞]馬克思；馬爾庫塞；“異化需要”；“虛假需要”；揚棄異化

[中圖分類號]D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4）01-0076-06

The debate between“alienated needs”and“false needs”

— a study based on contemporary Chinas needs

LI Xia，BAI Hai-Bin

（College of Marxism，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Both Marx and Marcuse have made their own in-depth discussions on needs. However，if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deep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theories can be fou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false needs”of a one-dimensional society，Marcuse does not have the strength and theoretical legitimacy to explain the current China where there are still major contradictions such as regional imbalance in development. While Marxs theory of“alienated needs”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is still an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approach with the goal of alienation and abandonment. The theory of“alienated needs”includes three important aspects：instrumentalization，material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we can deeply analyze and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materialization of evaluation criteria”，“excessive waste of resources”and“lack of spiritual power driven by the fist rich”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eds.

Key words：Marx；Marcuse；“alienated needs”；“false needs”；the abandonment of alienation

一、“異化需要”與“虛假需要”：兩種需要理論的提出

馬克思的需要理論涉及人的本質、人的解放和人的發展，在其人學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人的需要與人的本質相背離，變為“異化需要”。在此基礎上，馬爾庫塞通過對發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的分析，發現了“異化需要”發生的一系列新變化，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需要都能得到充分的滿足，但實際上這卻是一種更加隱蔽的、異化程度更深的“虛假需要”。

（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異化需要”的必然與自滅

馬克思關于“異化需要”的理論主要集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為《手稿》）中。在《手稿》中，馬克思描述了在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如何通過剝削工人獲取財富，分析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自相矛盾的虛假本質，提出了異化勞動的概念。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分析，開辟了人的需要這一理論領域，并系統論述了人的需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問題。

馬克思在《手稿》中從多個角度論述了人的需要。一方面，從人與動物的區別角度提出了人的需要。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于人具有意識，而動物沒有，動物對于需要的滿足只是一種在本能驅使下的活動，而人則是有意識、有目的、以勞動實踐為媒介來滿足自身需要的。另一方面，從人本身的屬性出發，人的需要可以分為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統一。自然需要指的是個體的人為了生存所必需的吃、穿、住、繁衍等需要；社會需要指的是超自然的、人類所特有的需要，包括社會交往、情感、認知等需要。

馬克思在分析人的需要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需要的異化進行了論述。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而異化勞動又直接導致了人的需要發生異化。人的需要本應具有豐富性，人們在需要的促使下進行勞動實踐，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發展，確證自身的本質力量。但是由于異化勞動的存在，這一切都變成了反向意義的需要，需要不再是人類進步的動力，而是異化為一種工具化的需要、物化的需要、單一化的需要。

其一，需要的工具化在私有制范圍內變成了控制人的手段?！懊總€人都指望使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犧牲，以便使他處于一種新的依賴地位并且誘使他追求一種新的享受，從而陷入一種新的經濟破產?！盵1]117人人都力圖創造出支配他人的需要，從而滿足自身利己的需要。人的需要不再遵從于自身的內在標準，而是取決于別人為他設定的外在標準，需要成了奴役人的枷鎖。

其二，需要的物化在私有制范圍內變成了單一的物質需要。一方面，富人的需要追求精致化。富人在滿足了基本生存需要的條件下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但這部分需要都被異化為物的形式，表現為對物的瘋狂占有，無視產品的使用價值而追求品牌、符號提供的觀念價值。這種觀念價值的實現不是通過對精神性消費品的使用，而是通過占有來實現。換言之，這種所謂的更高層次需要的形式與物質需要的形式沒有質的不同。暴發戶的書架上擺滿了哲學書籍，音響里播放的是優雅的古典音樂，似乎人們購買并占有了這個物，不需要理解和欣賞，就擁有了相應的藝術品位與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工人需要表現為“畜生般的野蠻化和徹底的、粗陋的簡單化”[1]119。工人居住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呼吸著污濁的工業毒氣，吃著最廉價的食物，穿著最襤褸的衣裳。馬克思形象地描繪了底層人民的悲慘境遇，“甚至對新鮮空氣的需要也不再成其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的習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1]119。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家把工人的需要定義為“維持生命最必需的、最悲慘的肉體生活”[1]120。與富人需要的極端精致化相反，工人的需要停留在僅僅維持其生命存在的水平上。不可否認的是，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人的生活水平受那個時代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但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家只把工人當作追求利潤的工具，付給工人的工資僅能維持工人的生命存在，在那種生存狀態下，工人自然不敢再奢求什么，工人的需要被降格為動物的需要。

其三，需要的工具化、物化必然導致需要的單一化。商品的使用價值和象征意義成了貨幣這一抽象的一般等價物價值的具體化表現，豐富的消費品誘惑使貨幣成為人們強烈的欲望對象，甚至漸漸成為單一的欲望對象。也就是說，需要的物化導致需要的單一化。同時，商品為了實現“驚險的跳躍”，即轉化成貨幣資本而實現周轉，就必須以人們被創造出的需要為中介。因此，對貨幣資本需要的單一化又成為對商品資本需要工具化的結果。物化的需要賦予貨幣更強的交換能力，工具化的需要又可以促進貨幣資本的積累。需要的物化和需要的工具化是需要的單一化的集中表現，這也意味著，需要的單一化在整個“異化需要”的結構中具有相對根本性的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對貨幣的需要是國民經濟學所產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產生的唯一的需要?！盵1]118

按照馬克思對人需要的本質理解，需要本應是人與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而在私有制的條件下，需要卻異化成對物和貨幣的需要，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時代背景下，人人都陷入“得不到”的痛苦之中。馬克思認為，異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是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異化需要”也終將通過社會的矛盾發展被揚棄，因為異化本身在束縛人的同時，也在為異化的克服和揚棄創造物質條件。因此，“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在矛盾的辯證發展中，歷史的替代性選擇終將清晰地浮現出來。

（二）《單向度的人》：“虛假需要”作為極權之手

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問世到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出版，在這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跨度中，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一系列的新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同的社會階層都能夠享受科技進步的成果。工人可以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并漫游同樣的游樂圣地；打字員也能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兒一樣漂亮；黑人也能擁有凱迪拉克牌的高級轎車。如此看來，在馬爾庫塞的時代，人人都生活得幸福美滿，異化已不復存在，人類似乎已經走到了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產的真正彼岸”。但情況卻恰恰相反。馬爾庫塞認為，相較于工業社會，發達工業社會的異化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異化向著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語言等方面擴張，同時在這些領域中也失去了否定的向度，失去了反制異化的力量，呈現出單向度的特點?？萍嫉陌l展造就了生產力的進步，為人們帶來了豐富的物質財富，但也帶來了極權主義的管理模式。在這里，技術失去了它的“中立”傳統，變成了一種新的控制形式。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開篇就寫道：“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盵2]3一連四個正向的形容詞，最后形容的對象卻是“不自由”，這體現了馬爾庫塞辯證的思考方式?？蔀槭裁础安蛔杂伞眳s還能感覺到舒適呢？馬爾庫塞認為，這種新型的控制形式已不再具有恐怖的性質，而是通過技術的進步來完成的。雖然技術的進步讓社會整體處在富足的生活水平上，但卻讓人們滿足于當下的物質需要而不再去追求自由。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物質需要還并不是人單一的、真實的需要，而是一種被制造出來的“虛假需要”。在媒體的宣傳下，這種“虛假需要”無孔不入地侵占著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以生活當中常用的手提包來舉例。單從使用價值來看，大概十幾種類型就足夠滿足日常需要了，可反觀市場上卻有成千上萬種類型?！扒锾斓牡谝槐滩韬攘嗣?？”“人生一定要去一次xxx”，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被迫以一種虛假的標準審視著自己。

馬爾庫塞認為：“當物質生產（包括必要的服務設施）的自動化程度使所有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滿足，而必要勞動時間又降到最低限度時，這一階段就到來了?！盵2]15這一階段指的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揚棄異化的質變階段。人對于生存所必需的物質需要總有一個限度，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來說，這一限度的到達有著不同的意義，進而表現為兩種打破這一限度的不同方式。對社會主義社會來說，“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滿足更多地意味著一個揚棄異化的、實現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的質變的節點。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節點則意味著市場在人的必需領域的飽和以及資本在這些領域增長的動力萎縮。因而，前者在技術進步的助力下，將使得勞動因為超越了維持生計的領域而擺脫異化的束縛，使得生產與人的類本質趨向統一；后者則需要利用無限的“虛假需要”替代有限的真實需要，來實現資本的持續增值[3]，這是“反對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爭形式”[2]6。在這樣一種新的極權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政治、文化、思想領域中的一切反對力量，都被納入既定領域，人們無力再去想象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整個社會從而失去了否定與批判的向度，整個社會在應當揚棄異化的質變節點上停滯下來，成為單向度的社會。

需要注意的是，馬爾庫塞并沒有否定“矛盾”在單向度社會中的存在，但這種矛盾并不能構成對社會的否定性向度，這就與馬克思理論語境中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社會矛盾區分開來。這些單向度社會中的矛盾，更多地是作為一種“多元主義”的既定現實，成為一種多元而凝固的社會肯定性力量。

二、當代中國“異化需要”的應有之義與應警之弊

（一）“虛假需要”與“異化需要”在當代中國語境下的理論合法性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的發展潮流，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在需要層次方面，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尤其是在相對發達的地區。不斷推出的奢侈的飾品、高檔豪華的轎車、吸引眼球的廣告，持續地刺激著人們的消費欲望；人們在物質上相互攀比，人與人的比較變成了物與物的比較；人們似乎只有在消費的過程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我買故我在”的社會風氣。

對于當下人們物質上的攀比風，有部分國內學者以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理論來分析這種現象。這些分析的缺陷在于，只關注于“虛假需要”對于個人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恰恰也是馬克思的“異化需要”理論可以涵蓋的）而忽視了馬爾庫塞真正的理論創新之處，即這一需要模式與“集權社會”的聯系。比如吉陽將“虛假需要”在中國的產生部分歸因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弊端”[4]。實際上，只要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就肯定會產生資本逐利本性與“虛假需要”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果將被用于解決這些矛盾，這些所謂“虛假需要”就只能被歸于“異化需要”。同時，也有部分學者或許出自某種理論慣性，在介紹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理論時自動地將其“中國化”，忽略了對中國語境的探討，也忽略了馬爾庫塞理論中個人與社會兩個維度的聯系[5]。在使用理論工具進行批判時，應當澄清和劃定這一理論的前提和界限。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理論基于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技術高度進步的單向度社會這一理論語境，即一個喪失否定性、歷史替代性選擇的穩定存在的社會。為了使這樣一個社會形態得以成立，“需要”這一要素被加以限制和調節。具體地說，一種既是增長的又總是能被滿足的需要，形成了支撐這一穩定社會的肯定性力量。當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于世界后列，尚未達到馬爾庫塞所說的“所有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滿足”的質變階段。我國當下仍處于為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的揚棄”的質變而進行物質準備的階段，也就是到達“節點”前的準備階段。換言之，當下的中國絕對不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我國當前社會中存在的矛盾意味著發展的生機與活力，各個領域都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更重要的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技術合理的、致力于人的解放的使用方式，進而保證了揚棄異化這一目標的最終實現。

我國的發展現狀不平衡且不充分，有人腰纏萬貫，有人卻還溫飽不足。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發展戰略從國家總體層面上看，具有“以空間換時間”的特點，鼓勵部分人、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當下中國的發達地區對物質需要的滿足已經達到飽和狀態，同時這些已經飽和的需要帶有一定的異化的成分。我國發達地區的物質需要還擔負著先富帶動后富的歷史使命，從這個角度講，這些需要很難稱得上“虛假”。因此，在忽視理論語境差異的情況下，使用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理論對中國社會進行“虛假需要”分析，是缺乏合理性的。

如上所述，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概念并不適用于當下的、整體性的中國社會。針對我國既成的物質需要的這一現象，應當用一種合適的理論工具來加以剖析。對于中國語境下的需要問題，馬克思的需要理論（包括“異化需要”和真實需要）仍然是一條合適的理論進路。當然，也不應忽略馬爾庫塞關于“虛假需要”及如何對待技術理性的有益啟示。

（二）“異化需要”的三種弊端

從馬克思的視角來看，異化在社會歷史進程中具有必然性，同時具有能夠為后來的異化揚棄打下物質基礎的“積極本質”。對當下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由“異化需要”引起的一系列消極現象，可以通過下述理論路徑，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1.社會評價標準的物化

這里所說的“物化”，指的是人們采用了一套依賴于物的評價標準。因為這樣的標準依賴于物，而非人自身的本質性存在，所以可能被異化的需要所扭曲，而“異化需要”對這一標準的扭曲又是必然的。正如上文所述，異化的需要作為一種工具為賺取貨幣資本，從“鄰人的口袋里誘取黃金鳥”而存在，所以往往反映了人的幻想和“病態的欲望”。物的標準，是一系列只有通過消費才能被滿足的標準，它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使商品實現了對人的支配（香奈兒廣告：每個女孩都應該有品位且光芒四射①），以及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支配（愛她，就帶她去吃哈根達斯）。進一步講，這種社會文化的普遍性根源于其階層性，即從上層社會向下傳播的特點?！跋聦印钡南M者—由于當代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特點，這一人群還包括身處偏遠地區消費能力較低的消費群體—甚至不惜節衣縮食、犧牲其生存性需要的滿足來購買一件表征身份的商品道具，而這也不過僅僅是做到了跟精英人士在部分消費行為中達到一致而已。這一現實深刻揭示了由此種自上而下建立的、物化的評價標準所帶來的對人的自由生命的壓抑和束縛。

2.盲目的消費需要導致資源浪費過度

正由于人們不再追求使用價值而更加看重商品的符號價值，當下產品的改進不再是為了“用”而是為了“賣”，產品的升級換代不再以使用價值的提升為目的，而僅僅是一種符號價值的轉移。對同一系列的商品來說，往往新商品一旦出現，舊商品上的符號價值就會被抽空并轉移到新商品中。在這一“升級”過程中，模型、機器都需要更新；同時，原本仍然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過早地被淘汰，這都導致了勞動與自然資源的浪費。無止境的需要就意味著無止境的消費，無止境的消費就意味著無止境的浪費，需要的無限性與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進而加劇地區之間的資源不均衡。如果不對盲目性的消費加以限制，那么中國的經濟將很難再平穩快速的發展，資源利用與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

3.先富帶動后富的精神動力不足

上文提到，當下富裕地區與富裕群體的基本物質需要已達到飽和狀態，其需要領域繼續擴張的合法性在于帶動落后地區的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正像貨幣把任何存在物都歸結為它的抽象一樣，貨幣也在它自己的運動中把自己歸結為量的存在物”[1]118 ，需要的對象在貨幣的抽象下走向了單一化，受囤積貨幣的欲望支配的資本所有者，部分成為“禁欲的卻又進行重利盤剝的吝嗇鬼”[1]120。因此，出現了先富帶動后富精神動力不足的問題。實際上，貨幣的囤積對于資本所有者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更深層的異化—“你表現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擁有的就越多……你的異化本質也積累的越多”[1]121。

需要的異化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相悖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宗旨。倘若以發展生產力為借口默許人的需要的異化，那么勢必導致人性的扭曲、對自然的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同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內在規定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也就在無形中消解了”[6]。必須通過多方面的實踐形成合力，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科學合理的需要觀，對需要異化的趨勢加以遏制。

三、走向質變之路：揚棄“異化需要”的實踐路徑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馬爾庫塞的“虛假需要”理論不適用于對中國的“異化需要”進行解讀，但馬爾庫塞理論本身的思辨色彩仍然能給揚棄“異化需要”帶來啟示。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指出：“從按勞分配過渡為按需分配是由第一階段決定的—不僅是由第一階段所創造的技術和物質基礎，而且（這具有決定性意義?。┦怯蓜撛旒夹g和物質基礎的方式決定的?！盵2]38這一判斷清晰地說明了當“必需領域”得到充分滿足時，能否實現“質變”，取決于如何達到這一節點，即如何使用技術。換言之，質變之路在質變之前就已經開始，而在實踐中對待發達的技術和豐富物質的方式，決定了能否堅定地行走于揚棄異化的道路上，正是在這樣一條道路上，“異化需要”才不至于走向“虛假需要”。

（一）符號需要的辯證運作

上文指出，需要的異化表現為評價標準的物化，而標準和判斷，實屬符號衍義的一環。從這個意義上講，判斷標準的物化與符號需要的異化是同質的①。符號化的需要并不總是異化的需要。這是因為，就個人來說，社會性作為人的本質屬性，需要借助符號這一關鍵工具進行表達。從社會層面來說，由相似的符號性需要形成的不同社群，是現代社會借以實現共性和個性之間統一的關鍵機制。因此，符號需要的異化也在這兩個方面發生：一方面，通過一系列廣告修辭被創造出的商品攜帶的符號，壟斷了人的自我表達，從而在交流維度中遮蔽了人的真實本質；另一方面，在消費行為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圈層，雖然能夠部分實現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但本質上是各個階層內部基于消費能力而形成的統一，而在其外部則形成了一個基于同樣標準的排斥結構，激化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狀態。

因此，符號需要應當在這兩個層面上辯證地運作，以擺脫自身的異化處境。在人際交往中，應盡量使符號工具服從于人自身本質的表達。人本質性存在的豐富性和深邃性總是超越任何一種商品提供的符號，人對藝術和文學的需要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美育”作為一種借由藝術和美來召喚人本質性存在的方法，可以促進符號需要的辯證性運作。需要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需要領域的不斷擴大仍具有合法性，因此，筆者并非要否定符號需要與消費行為的連接，或者說，商品的符號化不能從根本上否定人本質性表達的可能性。理查德·漢密爾頓的拼貼畫《到底是什么使得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迷人？》，就是使用商品符號來反思人本質性存在的力作。在這種表達中形成的社群組織，也就更多地擺脫了消費的中介，更多地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本真性交流和廣泛連接。

（二）不再被透支的未來：人們本質需要指導下的生產與消費

物質需要并不總是異化的需要，物質需要的滿足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起點，應當辯證地看待。要判斷物質需要是否異化，要看它對使用價值的需要是否占據需要結構的中心，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標準，就會掉入符號消費的陷阱。符號充滿變化，對符號價值的追求具有求新的特征。近年來，消費領域越來越多地出現盲目超前消費現象，哪怕現在的物質需要已經被滿足，也要透支未來去換取符號性的存在。資本周轉的需要引誘著盲目的消費，盲目的消費催生了盲目的生產，導致了資源的浪費。最終，消費領域對未來的透支蔓延至生產領域：一方面，那些真正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內在規定的、能夠滿足人們本質需要的生產過程，其發展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加劇了，“異化需要”使人對自然的征服異化為榨取，使自然作為人的“無機的身體”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能力變得虛弱。從生產的角度來看，面對人們復雜繁多的需要，應當通過細致地調研，辨識出其中合理的、正當的部分予以重視，集中資源得到滿足。同時，依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通過法律手段對包括廣告營銷在內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規范。從消費的角度來看，應當引導消費者明確自身的本質性需要，樹立科學、可持續的消費觀，趨消費之利而避消費主義之害。

（三）強調共同富裕對人的本質性意義

“先富帶動后富精神動力不足”這一現象與“單一化”這一需要的異化形式相關，單一化需要是一種深層次的異化。在普遍性的商品交換關系中，貨幣成為一切需要的主人，從而使得“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動都必然湮沒在貪財欲之中”[1]121。與其說馬克思在手稿中否定了貨幣，不如說他真正否定的是對貨幣的需要替代了諸如飲食、思考、運動等反映人的本質性力量的需要；不可否認的是貨幣作為能夠取得這一需要的手段，自有其合法性所在。這些被貨幣取締的需要與“先富帶動后富精神動力不足”問題有較大關系，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需要。

在馬克思看來，當人們克服了肉體需要的支配，進入“真正的生產”階段后，會將滿足他人的需要視為自己的目的，對此時的人而言，直接體現他個性的對象“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1]79。人在滿足別人的需要的過程中，也滿足了自我實現的需要。從唯物史觀的“實然”角度來講，這一論斷是建立在揚棄私有財產的前提之上的，但在倫理學的“應然”層面，它闡釋了人在社會交往中體現自身本質的方式，而單一化的需要客觀上阻斷了這一過程，它使得人們將囤積金錢視為幸福，將金錢的堆積視為人本質的充盈。具體來說，要讓先富地區的群體真正擔負起帶動后富的使命，應當通過教育培養、媒體宣傳、法律監管、制度規范等多方面協調配合，在整個社會內形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7]的社會氛圍，強調互幫互助、共同富裕對人的本質性意義，使得人的本質性存在充盈于人際關系之中。

上述的三個途徑之所以可行，本質上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異化需要”的揚棄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我國作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與以資本增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黨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與以蘇聯為代表的片面的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同，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在中國將真正地用于人民自身需要的滿足，而不是對人民的控制和束縛。同時，也應當時刻警惕，中國終將發展到“必需的領域”得到充分滿足的那一階段，只有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堅持人民至上，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樣當“物質生產的真正彼岸”來臨之時，技術的進步才能真正促成人本質力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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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