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因何而轉危為安？

王兮之

世上，還真有無巧不成書的“巧”事，有的似是很難解釋個中之“巧”。下面所講的常書鴻、常沙娜、樊錦詩、屈建軍的故事，竟就有如此多“巧”連著“巧”——

冥冥之中，有此不幸中的萬幸，也許真是上天有眼，護佑我華夏文化瑰寶。莫高窟先巧遇了“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后又巧遇了“大漠游俠”屈建軍。更巧的是，似天意令“鐘情”防沙治沙新聞的記者讓這兩位“相聚”于這篇報道中。

今年，常書鴻先生誕辰120周年，記者自當寫一寫這位“治沙”先驅——似從未有人這么稱呼過，以深切緬懷這位為保護莫高窟作出杰出貢獻的藝術家。

話說兩三年前，很少看電視的我，偶爾打開電視機，《謝謝了，我的家》正在播出。恰好看到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沙娜在回憶乃父常書鴻的故事。而我又恰好在寫防治莫高窟流沙而聞名的屈建軍的故事。這兩位因“沙”而交集，又因“沙”而走入記者“筆”下。

緣！緣為上，因“書”而巧遇

莫高窟，位于甘肅敦煌，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在中國，乃至全球都幾乎無人不曉。

一邊看著《謝謝了，我的家》，一邊憶及2015年10月的一天。那天，記者為趕行程，一大早就來到莫高窟。時間有點早，還沒有開放，經反復解釋，工作人員同意讓記者入窟參觀。由此，才得以一睹仰慕已久的瑰寶的神采。

見到古代藝術珍品，自然是滿懷歡喜。只是在欣賞過程中，心卻在隱隱作痛。那些壁畫雕塑被毀的陳跡清晰可見，那些被風沙侵襲的舊痕依稀可辨，這都無不刺痛著每一位有良知的參觀者。

這一文化遺產為后人研究歷史、文化、美術、音樂、舞蹈、建筑、科技、醫藥、生態等諸多領域提供了十分難得的珍貴史料。其始建于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國、宋、西夏、元等10多個朝代持續不斷的興建，成為當今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歷史最悠久、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好、藝術最精美的石窟藝術寶庫。1961年，莫高窟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作為我國第一批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由于晚清、民國政府腐敗無能，導致社會動蕩不已。搬得動的經卷、佛像等寶藏幾乎都被英、法、俄、日等國的“盜賊”悉數偷去，還有一些寶藏又被官僚文人竊為己有。連壁畫也剝下盜走了不少，剝不動的竟用膠帶粘下來帶走。

幸之又幸的是，一次偶然機會，常書鴻巧遇了“莫高窟”。常沙娜介紹說，她父親在巴黎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見到一本《敦煌石窟圖錄》的畫冊，方知祖國遺存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1936年，他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國。1943年，幾經周折才抵達期盼已久的莫高窟。此后，他歷經種種磨難，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把這座藝術寶庫余下的瑰寶保護下來。

記者徒步來到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上，有一片簡樸高潔、莊嚴肅穆的公墓，那里葬有10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工作者，在此永遠守望著莫高窟?！俺櫷局埂辈t望正對面的“九層樓”，墓前地面上鑲嵌的“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小名碑格外耀眼。

沙！沙為媒，因“沙”而交集

時已至此，洞窟里的壁畫藝術珍品雖不再遭人為破壞，但地處戈壁荒灘中的洞窟卻繼續深受風沙的侵襲。常沙娜說，當時常常見到流沙不斷地從窟頂往下沖。眼看著石窟就這樣一層一層被掩埋，她父親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阻止沙子流下來。據有關資料介紹，常書鴻一到莫高窟便組織力量清沙，清理掉一點就少一點。雇來的員工沒有經驗，又不習慣戈壁灘的生活，很多人托辭返鄉探親便一去不回。為了鼓舞士氣，自己帶頭和民工一起勞動，自制“拉沙排”，把洞內積沙拉到水渠邊，然后再提閘放水把沙子沖走。常書鴻在手稿中寫道：“我計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個洞窟已被流沙掩埋。雖然生活和工作條件都異常艱苦，但大家工作情緒都很高漲。我們雇了一些民工，加上我們自己，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條2米高、2000米長的圍墻，把下層洞窟的積沙推到了0.5公里外的戈壁灘上。此外，還要修補頹圮不堪的甬道、棧橋和修路、植樹，這些工作我們整整大干了10個多月?！?/p>

流沙治理起來很難，自然是耗工耗資耗神。常書鴻希望這2公里長的土墻能把492個石窟，連同上、中、下寺都保護起來。然而，這種保護方式治標不治本，短期內還有點效，時間一長又回到之前了。有沒有更好的法子？他想到了樹，于是又帶領大家植樹，至今還留有他們當年栽下的大樹。就孤陋寡聞的記者所知，常書鴻應該稱得上是用樹“治沙”的先驅（是不是第一人？有待考證）。在沙漠干旱地區，即使有樹也非一勞永逸，關鍵是要徹底解決來沙的源頭。

幸之又幸的是，后來，莫高窟遇上了中國科學院原蘭州沙漠研究所的屈建軍。

有“大漠游俠”之稱的屈建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當年的情形還是十分感慨。莫高窟的風沙危害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就出現了。到上個世紀的40年代，莫高窟下面的大部分已被沙子掩埋。195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后，就把清沙防沙列為保護石窟的重點工作。在制定《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規劃草案》時，把防沙治沙工作列入有關項目。先后在窟頂實施了多種防沙治沙工程，只是未能找到根治沙害的有效辦法。

時間來到1989年，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深感沙害到了不得不根治的地步?？紤]研究院的力量實在是無法解決，便力邀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來支持。

12月，屈建軍和他的老師凌裕泉領命來到莫高窟。只見風一刮，窟頂上的沙子就像飛流直下的瀑布。心想如果照此下去，真的是要不了多久，莫高窟很有可能被埋掉。他們聽了樊錦詩等人的介紹，知道莫高窟在60年代搞過防沙溝、防沙墻、崖面防沙柵欄等。限于當時的條件及技術，沒有可能化解風沙的巨大威脅。

1990年，凌裕泉調去塔克拉瑪干沙漠油田去防治公路沙害了，屈建軍便留在莫高窟繼續深入研究。他回憶起那年秋天，就治沙的事前往拜訪常書鴻。老先生談起風沙危害的嚴重性，說多年治理一直效果不大，自己的心情十分沉重，寄希望年輕人能想方設法把沙治住。當時正值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召開，老先生為鼓勵屈建軍，特意贈給他自己親筆簽名的會議首日封。

吹！吹為奇，因“象”而治理

如何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屈建軍苦思冥想，關鍵是要對癥下藥。只有摸清風沙運動規律和風沙危害方式才可能找到應對之策。

項目啟動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每當大風沙天氣，窟頂上常常能見到屈建軍的身影。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一次他在觀察時，留意到一團干枯的沙拐棗旁竟出現了三條積沙帶，說明此地不止一個風向，起碼是有三個風向。受此啟發，屈建軍擴大考察范圍，發現三個植物堆積體恰好對應著當地金字塔形沙丘的三個面。

后來，屈建軍的研究團隊通過風洞模擬試驗，提出了金字塔形沙丘形成機制的原理。戈壁風沙流的特征，不同于一般情況下的流沙走向，而是隨高度提升，呈現先減少、后增加、再減少的特征，就像是一個“象鼻子”。其風沙運動規律是：輸沙量隨高度增加不再簡單服從指數或對數關系遞減，其極值出現的高度會隨風速的增大而上移。屈建軍把它形象地總結為“象鼻子效應”。這一發現為莫高窟頂上的防沙治沙提供了理論依據。

發現風沙運動規律特征，就可采取相應的防護措施，切斷或削弱來自鳴沙山的沙源。要從根本上消除風沙活動對莫高窟的危害，必須采用以阻為主，阻、固、輸、導相結合的防沙原則。根據觀測和試驗的結果，屈建軍提出在窟頂建立阻沙區、固沙區和輸沙區，構建一個“六帶一體”的防護體系。

阻沙區就設在鳴沙山流沙前緣，由高立式柵欄構成，使來自主害風方向的風力減弱，使攜帶的沙粒沉降堆積，也就切斷或削弱了沙源，有效減緩沙丘往洞窟方向移動。

固沙區在阻沙區下風向的平沙戈壁上，通過半隱蔽式麥草方格沙障帶和無灌溉條件下的人工固沙植物帶，使沙子就地固定下來不再起沙。

把沙礫質戈壁設為輸沙區，保持已固定的原生礫質戈壁為“空白區”，還要有意識加強人造礫質戈壁，這樣一來可以利用偏東風對窟頂沙子反向搬運回鳴沙山。

通過構建“六帶一體”綜合防護體系，吹向莫高窟的沙子減少了95%左右，基本上治住了莫高窟的沙害，完成了幾代人的厚望重托。這一“風沙災害防治理論與關鍵技術應用”項目榮獲201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故事講到此，讀者是否得出了“莫高窟，因何而轉危為安”的答案？

常書鴻：中國現當代油畫家、敦煌學家、藝術理論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蘭州藝術學院院長、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壁畫臨摹作品有《鹿王本生（257窟）》等，油畫作品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等，發表文章有《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等，出版《敦煌彩塑》、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

常沙娜：工藝美術家、圖案學家、藝術教育家、設計家，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論著有《敦煌藻井圖案》等，設計作品有人民大會堂外立面建筑裝飾設計等，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等設計。

屈建軍：中國科學院二級研究員，甘肅省風沙災害防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合著8部，在《中國科學》《Gondwana Research》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346篇，發明專利150項（第一發明人51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排名第二）、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排名第四）等11個獎項，獲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項榮譽稱號。

樊錦詩：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敦煌學專業博士生導師、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獲“改革先鋒”“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最美奮斗者”等榮譽稱號，被評為“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出版《敦煌石窟》等10多部專著，發表《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等50多篇論文，參與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壁畫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