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下勞資關系研究

摘 要：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提升了全社會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為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賦予了新動能。隨著互聯網以及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工作性質和勞動關系的深刻變革。相比于傳統雇傭經濟，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在勞動過程、雇傭關系和勞資矛盾等方面均出現了新的變化。研究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勞資關系，對推動我國平臺經濟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勞資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數字經濟；勞動關系；勞資矛盾

一、引言

在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經濟和和社會發展變革的關鍵催化劑和新引擎。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帶來了數字技術與經濟深度融合，以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動能轉換、產業結構轉型與居民消費升級的重要支撐力量。勞動關系作為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已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關鍵因素（張海霞，2023）。隨著數字技術和平臺經濟的發展，當前勞動關系已不同于以往傳統工業時代，新就業形態模式不斷涌現，勞資關系更為復雜，在勞動過程、雇傭關系和勞資矛盾等方面均出現了新的變化。盡管勞動關系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數字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根本性質并未改變（孫蚌珠和石先梅，2021），其本質仍然是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齊曉文，2023）。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變得更加多元化、強化和隱蔽，削弱了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議價能力，進一步加劇了“資強勞弱”的格局，導致當前數字經濟視域下勞動關系緊張，隨時可能會引發勞資沖突。

二、數字經濟時代下勞動關系變化的原因

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正深刻改變著勞動市場的格局，其對勞動關系產生的影響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進行解讀。

第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的應用正在逐步替代傳統的人力工作。隨著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工業機器人、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在勞動過程中被廣泛應用，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呈現出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的傾向，對低技能工人的替代趨勢。這種趨勢在技術性失業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從而引致了對勞動者的需求呈現出明顯的偏向性，即偏向于對高知識技能人才的需求，導致能夠適應新崗位的勞動者與被迫離職的勞動者往往不是同一個群體，這種現象無疑加劇了勞動關系的緊張。

第二，在新型就業模式如“平臺+個人”、“互聯網+就業”、“本職+ 兼職”的推動下，就業形態日趨多樣化。其中新就業形態人員主要包括依托電子商務、網絡約車、網絡送餐、快遞物流等新業態平臺實現就業，但未與新業態平臺相關企業建立勞動關系的從業人員（項賢國等，2024）。這些新興的就業形態，特別是那些基于電子商務、網絡約車等平臺的就業方式，盡管為個體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機會，但同時也使得正式的勞動關系建立變得更加困難，使得勞動關系更為復雜。在智能化工具如智能手機、智能語音助手的輔助下，低技能勞動力的技能要求降低，導致他們的勞動更易被替代，這不僅增加了勞動者的不穩定性，也加速了低技術勞動力的“去技能化”，最終引致技術性失業。

第三，數字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這種鴻溝不僅體現在基本公共服務的差異上，也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城鄉分割?？s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有利于縮小勞動力流動壁壘（宋佳瑩等，2023），有利于增強增強勞工與資本方的談判能力從而協調勞資關系。然而，目前我國目前城鄉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不平等問題仍然嚴峻，特別是在偏遠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覆蓋面較窄，而“數字鴻溝”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與“經濟鴻溝”不同，“數字鴻溝”引發的問題更為復雜，解決起來也更加繁瑣。對于農民工來說，盡管城市工作的收入高于農田勞作，但由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低技術勞動力的替代效應，這使得農民工群體在與資本方的交涉過程中幾乎無法施加影響力，在面對勞動條件和報酬的談判時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就業處境愈加艱難，進而激化了勞資之間的矛盾。

三、政策建議

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正在成形，而這一進程中勞資關系的和諧變得尤為關鍵。盡管技術革新不斷推進經濟前行，但勞資關系的緊張狀態亦可能對其造成阻礙。因此，構建和諧的數字經濟下的勞動關系顯得尤為迫切。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加強并重視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在互聯網平臺下的勞作者在勞動關系上被視為零工勞動者，他們的權益保障往往僅限于基礎的商業保險。然而，這樣的保障措施并不足以全面覆蓋他們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機關應當介入，明確規定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從而拓寬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增強勞動力市場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性及可持續性，以實質性地維護互聯網平臺勞動者的利益。

第二，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將職業技能培訓擴展至互聯網平臺工作者，通過政府、教育機構與平臺的合作，使勞動者能夠獲得更廣泛的信息和技能培訓，從而適應勞動力市場的多樣化和高層次化的需求。同時，通過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意識和權益維護能力，使他們在技術更新帶來的沖擊中具備更強的適應和自我保護能力。

第三，優化工會在服務勞動者方面的作用。工會應創新其成員發展模式，推廣其理念，吸引更多互聯網平臺工作者的加入。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基于社區街道的新型工會組織，拓寬工會的服務意識和能力，使新型職業群體能夠通過工會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此外，完善政府、工會、企業之間的協商機制，增強工會在表達底層民眾聲音、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的功能，強化工會在勞動者與社會各方之間溝通的橋梁作用，為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提供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張海霞. 新中國勞資關系演進歷史的政治經濟學分析[D].山東大學，2023.

[2]孫蚌珠，石先梅.數字經濟勞資結合形式與勞資關系[J].上海經濟研究，2021（05）：25-35.

[3]齊曉文. 數字經濟下勞資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2023.

[4]項賢國，唐晨，李風志.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障的法治路徑研究[J].阜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01）：112-116.

[5]宋佳瑩，王雅楠，高傳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基于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視角[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3（03）：126-140.

作者簡介：高茹月（1996-），女，漢族，河南省人，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新疆大學，研究方向：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