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圖像學視閾下的馬山楚墓出土“田獵紋絳”織物解讀

涂雨瀟 李正

Interpretation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fabric unearthed from Mashan Chu Tom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onography

摘要：戰國時期馬山楚墓出土的“田獵紋絳”織物圖像開創了將人物、動物和場景并置于同一畫面中的先河，文章以全新的圖像學視角完善戰國時期服飾與質料系統。通過圖像學和敘事學等研究方法將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田獵紋絳”實物資料及圖像逐層遞進剖析，立足于“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和“圖像學解釋”的圖像學視角去還原田獵角色的形象構建，提出田獵圖像的敘事特征，并挖掘出田獵活動風靡的發展緣由。研究表明：通過圖像學知識分解并深挖“田獵紋絳”存在著圖像敘事的直觀性、象征性和共時性等特征，感受角色賦予的運動精神，總結了軍事、祭祀、農業和娛樂等因素是構成戰國時期田獵活動盛行的主要動因。

關鍵詞：田獵紋絳；圖像學；田獵文化；形象構建；敘事特征；織物圖像

中圖分類號：TS941.11;J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7003（2024）04001809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24.04.003

收稿日期：20231102;

修回日期：20240309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21BG124）

作者簡介：涂雨瀟（199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服飾設計與工程。通信作者：李正，教授，博導，sudalizheng@sina.com。。

戰國時期楚國疆域最大，占有湖北、湖南、江蘇、江西等地區［1］。雖然以前的楚國已消失殆盡，但楚人的民族精神匯入在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在《江陵馬山1號楚墓》［2］和趙豐［3］的《中國絲綢通史》中有提及。然而，詳盡研究“田獵紋絳”領域的成果及文獻甚少，鮮有深入挖掘其藝術化發展、圖像及其背后的關系。近年來，圖像學方法在設計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潘諾夫斯基［4］將圖像學研究分為三個彼此融合的層次，即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和圖像學解釋。筆者認為可以運用此方法架構至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田獵紋絳”上?！皥D像學解釋”更是傳達“田獵紋絳”織物圖像和文化形成的種種原因，所以本文將從圖像學角度出發找尋“田獵紋絳”織物圖像表面與背后的邏輯關系，以期為管窺戰國時期田獵織物和文化造詣提供多元視角，也對掌握戰國楚人的輿服文化、造物思想及精神世界等具有重要意義。

1? “前圖像志描述”——“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形象建構

出土于湖北省荊州市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田獵紋絳”織物，雄渾謹嚴，競輝齊光。彭浩［5］在《楚人的紡織與服裝》中有記載“田獵紋絳”織物樣式，曾將此絳歸類于織物品中“組和絳”類的“緯線起花絳”，并對它的紋樣類型及特征進行表述。另結合湖北省荊州博物館中戰國時期的“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文物中的領緣名稱，統一將此織物稱為“田獵紋絳”。筆者認為“田獵紋絳”的獨特之處首先在于它的圖像，基于戰國時期“田獵紋絳”織物紋樣圖像則是外在構成形式特征，對它的顏色選擇和紋樣類別等進行概括性梳理和形象建構。即將第一個層次“前圖像志描述”是對于“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形象建構，將圖像本身進行客觀描述，揭示事物本身直接描繪出來的圖形、圖像、圖式及形式內容。

1.1? “田獵紋絳”圖像本體的溯源

以“田獵紋絳”織物為媒介的敘事性形象需建立在織物圖像的本身，其構圖、圖式、位置等皆與織物的造型和圖像密不可分。因此，解析田獵圖像上的角色形象必須將其還原至織物本身上。畫面中的人物結構、空間位置、裝飾技法等都對角色形象的細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通過研究織物本身以求還原田獵圖像的內容與主題?！疤铽C紋絳”織物富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地區特色，整個菱形構架里講述著既獨立又連貫的田獵故事，描述出楚國貴族御馬驅車，張弓射獵，鹿逸獸竄，勇士搏犀斗虎的喧騰場景。

本文研究的“田獵紋絳”織物出現于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的“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N10）和“舞鳳飛龍紋繡土黃絹面綿袍”（N22）的領緣外側。這兩件服裝均出土于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相關信息結合荊州博物館的發掘報告《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綿袍登記表”，以此為案例進行分析（表1）。N10四周繡以緣邊，衣身繡飾鳳鳥啄蛇紋樣，具體服裝樣式參照表1中的款式圖［6］。另一件“田獵紋絳”位于N22的領部，目前殘損較嚴重，織制較粗糙。N22綿袍袍長與素紗綿袍（N1）接近，因此將N22款式圖歸類于N1樣式。N22綿袍的版型較其他兩型略小，屬于實穿性衣著。因N22領緣處“田獵紋絳”花紋殘損較嚴重不足以成為研究范本，所以本文中的造型特征內容主要以N10領部的紋樣進行分析。這兩件“田獵紋絳”織物織造精美、構圖內容豐富，對于研究楚藝術中的服飾文化和圖像研究等可提供重要的依據。

1.2? “底線橫向”的空間構圖形式

“田獵紋絳”題材憑借獨特的藝術智慧和超乎尋常的想象力構成“有意味的形式”，充分體現楚人的美學思想、信仰觀念及精神追求?！疤铽C紋絳”圖像以不同的組合形態構成一幅內容豐富、風格別致的復合性圖像，其配置序列均貫穿著共同的思想內涵。筆者觀察此圖像在構圖上是從同一方向、等距離的視點去描繪的空間透視構圖方法。這種“底線橫向”的空間構圖形式使畫面中所有事物都處于同一底線上的透視構圖關系，畫面呈現出一種將現實的立體空間轉變為藝術的平面空間的效果，看不出所描繪事物的縱深位置關系，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只能由角色的左右位置、身姿和手勢才能判斷，把人物的活動全布置在一個畫面里。另外，可以觀察出“田獵紋絳”織物是對事物采用側面描繪的手法，使整幅圖案呈現側視圖的視覺效果，所有動物的頭部、胸部、足部呈現出極為整齊的側面輪廓線。觀者不需要改變視角來解讀圖像，全部畫面統一在一個視角中，這種表現手法也奠定了中國后期的狩獵圖的基本表現手法。如在《中國畫像石全集》中陜西綏德縣延家岔漢墓的前室西壁橫額上，石刻門楣畫像描繪了一幅壯大的狩獵場面（圖1）［7］。橫額畫面分欄構圖，上欄為車馬出行圖，下欄為狩獵圖。狩獵場面非常壯觀，熊、虎、鹿等動物角色刻畫生動。畫面中馬車魚貫而行，駿馬昂首揚蹄，姿態雄健。獵手挽弓搭箭急射野獸，馬、鹿等驚禽駭獸，或中箭逃命，或藏頭撅尾。筆者將此圖與“田獵紋絳”織物圖像對照分析，發現其中人物、動物等角色形象有著類似的表現手法，或許體現著后人對戰國時期田獵圖像的借鑒痕跡。但是后者已有改進，如圖1中的馬腿已有前后之分，直線線條已開始逐漸轉為彎曲，而且動作神態更賦予動感，說明描繪手法已經從二維平面的表現手法轉向三維動態的形式。

1.3? “絕艷氣韻”的角色形象還原

戰國織物色彩中多數以兩色表現紋樣，最多不過五色?！疤铽C紋絳”織物就使用深棕、紅棕、土黃、鈷藍等多色［8］?！疤铽C紋絳”織物采用各種色彩編織而成的繞緯編織法，有規律地在正面每隔幾根經線回繞一次，形成花紋圖案?？椢锏夭拷M織較為稀疏，起花部分的緯線密度會增加，顯示的花緯普遍會更粗［9］，更為凸顯“田獵紋絳”的花紋繽紛悅目。

“田獵紋絳”織物中色彩的地組織為深棕色，花緯可見紅棕、土黃、鈷藍。為了更接近實際絲織品的色彩準確性，本文依據王亞蓉［10］復制《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中的領緣紋樣局部復原圖中的色彩（圖2），并結合《江陵馬山1號墓》中“絲織品色彩的測定表”，采用上海市絲綢科學技術研究所編的《色立體色譜》，對“田獵紋絳”的經緯絲線進行比對確定的色標。參照《色立體色譜》中可知深棕色為Yellow Red（YR）、土黃為Yellow Orange（YO）、鈷蘭為Purplish Blue（PB）、紅棕為Yellow Red（YR）。紋樣色彩的純度和明度按照等級劃分，具體色彩分布信息如表2所示，并繪制“田獵紋絳”色彩還原圖且運用在文中（圖3）。

“田獵紋絳”織物中涵蓋繡線顏色有深紅、土黃、深棕、黃綠、深藍色等［11］。色彩應用似繁而簡，輕靈脫俗，既有節奏的規律性，又盡顯紋樣的多樣性和變化性。紋樣以小面積的深色滿繡使畫面醒目，表現出富麗而古樸的時代特色，同時在周圍裝飾色彩斑斕的幾何圖案，經過各種形狀的跳躍色塊點綴，加強了畫面熱烈歡快的氣氛。

另外，“田獵紋絳”織物中圖像注重人物、動物紋樣的線條，規整勻稱，增加了圖案的真實性和動感?！疤铽C紋絳”創造了動物及人物雙重元素結合的藝術表現形式的開端，筆者通過畫面中每個角色的形象構建，可歸納為動物類和人物類的角色形象（表3），感受圖像中帶來的愉悅感官享受和極致形式語言，將無形的楚藝術審美轉化為可視化圖案視覺符號。

1）人物形象刻畫。人物形象在N10中“田獵紋絳”上有四個獵者：一個御馬驅車，一個張弓射鹿，兩個正在與巨獸惡斗。在N22中“田獵紋絳”中有一個御者，曲肘持韁，背負弓矢。這些人物紋經過圖案化的藝術創造，手法精練，情趣橫溢。盡管只有抽象簡單的線條，卻為紋樣設計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途徑，把田獵活動這種令人沉湎流連的場景引進了造型藝術的領域［12］。它描繪楚人騎馬、駕車、射箭和狩獵等日?；顒?，與楚人的生活環境和習慣密切相關?！渡袝じ适摹分小白蟛还ビ谧?，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這些話充分反映出當時不僅有車，而且能進行車戰，并已形成車左、車右、御手等三名戰士共乘一車。由此可見，這類圖像更傾向成為一種符合式的人物圖像模式，自組成一個戰斗單元體系進行描繪。

2）動物描寫刻畫。動物紋在楚國紋樣中常見有鳳紋、龍紋、虎紋、馬紋、鹿紋等。在“田獵紋絳”中有鹿、馬、豹、虎和猛獸等動物紋樣，本文就以這常見的四個動物進行分析。鹿紋是由于楚地為云夢澤腹地，也是鹿的棲息地。皮道堅［13］認為楚國的鹿在古代是一種神物，是人升仙時的乘騎，具有禎祥瑞應的意義。馬是聰明、忠誠而勇敢的象征，具有高貴、優雅的氣質?！兑捉洝分袑ⅠR象征天，即“乾為天”［14］，戰國時期的馬作為主要乘運工具而成為必需品，其紋樣被廣泛運用。豹的形象是眾所周知的祥瑞紋樣，仁厚祥瑞、威嚴震懾，豹為山林中的猛獸，其體勢瘦勁矯健，毛紋絢麗多彩，豹紋樣是爵祿、榮譽的象征?；⒃诔鵀椤拔屐`”之一，驅妖避災，所以虎紋被普遍運用在楚文物中?；討B十足，在頭和身上飾有疏密、大小各異的紋樣。筆者認為楚人廣泛使用這四個紋樣是源于它們帶有吉祥美好寓意而喜聞樂見，進而通過藝術化的抽象手法運用在田獵紋絳中。

2? “圖像志分析”——“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敘事特征

“田獵紋絳”織物圖像中的“圖像志分析”，是強調圖像的傳統意義或特定傳承的圖像意義，基于圖像學視角下解讀“田獵紋絳”織物中特定傳承的圖像意義就是其獨有的敘事特征，分析其敘事特征主要體現在直觀性、象征性、共時性等，具體表現在圖像中抽象的視覺效果，展現動態的運動精神及并置的場景轉換。同時，“田獵紋絳”在服飾織物巧妙地將楚藝術中抽象的視覺效果與具象的情景模塊運用到服飾設計中，是對其追尋自由、無拘束的人文內涵與精神價值的承載延續?；诒疚膭t是呈示“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畫面效果中包含獨特的敘事特征，歸納提煉其抽象的視覺效果和動態的運動精神及并置的場景轉換。

2.1? 敘事特征的直觀性——“田獵紋絳”抽象的視覺效果

“田獵紋絳”圖像通過視覺符號將動物紋和人物行為題材以故事情境化的方式傳達，是圖像發展上的新突破。動物紋和人物行為題材是神秘色彩的逐漸消融，是對自然和天命的敬畏過渡到強調人本的表象，這些抽象紋樣直觀地表現出楚地風俗的形象載體和社會習俗。楚人是通過抽象的符號、圖像、概念為基點，對戰國時期“田獵紋絳”進行歸納與闡釋

的圖像造物思維和運行規律的敘事化產物［15］?！疤铽C紋絳”織物緯花絳帶（圖4，攝自荊州博物館）作為本文重點的探討方向，它不僅讓人產生視覺上的愉悅感，還流露出高深層次的圖像敘事意義?！疤铽C紋絳”這類直觀的寫實紋樣，真實映射楚人現實生活的場景和捕獵的日常生活，甚至爭斗、攻戰等扣人心弦的場景設計都成為題材呈現在織物上。

畫面整體通過幾何化的抽象視覺效果，巧妙抓住人物與各種動物形象的直接性特征，如“田獵紋絳”中車馬與鹿的奔放和靈動，武士、劍、盾和猛獸等圖案氣勢磅礴，惟妙惟肖。圖案構成中的設計規則、大小形狀和簡繁程度要適應織造技術的發展水平限制，多表現為折線繪制幾何紋樣，復加的折線之美在繁縟的圖形中體現出高度的規則感，根據實際情況作夸張變形或簡化處理，給予抽象的形式美。

除此之外，“田獵紋絳”織物屬帶狀，整體構架拆解出四個部分的小單位花紋，再重新組合圖案之間的節奏關系，是楚人審美方式和造物智慧才能的顯現。菱形骨架在紋樣中由眾多傾斜線組成網狀結構，形成伸縮自如、疏密有致的菱形、方格形和復合菱形等形狀作框架。圖案內各菱形之間多填以S形或5字形等幾何形為設計要素，其圖案構成為加花式二方連續織物，再精妙設計成四方連續圖案形成地紋（表4），地紋中涵蓋各式造型，能襯托主紋更為醒目突出，使畫面連接貫通。

2.2? 圖像敘事的象征性——“田獵紋絳”動態的運動精神

筆者認為“田獵紋絳”中田獵角色力圖在畫面中表現強烈的運動美感［16］。因戰國時期的楚國一直身處兼并戰爭中，積極進取，驍勇善戰，崇尚冒險的精神促就戰斗民族中的楚人常持活性因子，由內而外散發原始氣息和自然情調，保持動態的生命感?！冻o》中“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體現楚人崇尚生生不息的運動美。正如《周易·系辭》中描繪的“生生之謂易”一樣，是楚人剛健自為、自強不息的寫照。說明了當時注重人與物相關的世俗生活的社會思潮興起，詮釋了

多元性的楚藝術觀念及發散性的人文理性思想［17］。

“田獵紋絳”織物圖像洋溢著生命活力，彌漫著激越雄勁的運動精神，追求靜中求動，或者雖靜猶動。筆者從N10服裝的“田獵紋絳”織物中圖像結構的運動狀態形式分析可得（圖5），圖像涵蓋人物駕馭馬匹的動感，猛獸逃跑或被捕、相擁打斗的造型，動態造型多變，如處于駕馭狀態、打斗狀態和逃跑狀態等。在同一個平面上采用構圖縱橫二式并肩，生動地借以圖像來敘述動作在時間上的連續性，擴散化重疊填充于畫面中，其折線之巧充分展現楚人對運動感的追求，時時盡顯動物及人物的狀態，體驗到運動之美［12］。

這種圖像賦予物象一種運動的性質，正如這種灑脫奔放的力感線條，才能深度表達楚人精神歷程的物化形式和情感體驗，傳達出楚人對運動美感的追求和獨特的審美觀念?！疤铽C紋絳”織物本質目的是基于圖像學的研究方法與內在邏輯去深入研究織物本身［18］，內蘊戰國時代的楚國社會習俗，還有藝術意志所產生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關系?！疤铽C紋絳”織物作為完整的猶如生命機體的藝術品被創造出來，它的視覺符號轉化為藝術語言，集合各種抽象意識構成的象征寓意，氤氳其美學及藝術價值。

2.3? 圖像敘事的共時性——“田獵紋絳”并置的場景轉換

“田獵紋絳”織物圖像中每一個角色及場所都賦予濃厚的場景畫面感，由此來分析其形象角色和圖像元素，厘清圖像本身的主題意蘊與敘事關系。羅蘭·巴爾特在《符號學歷險》中曾展開對圖像場景的討論：“場所是基本單室，在那里可以找到有關一切主題的話語材料和論證?！睂τ诓煌闹黝}悉數納入同一個場所，形成并置且共時等敘事特征。具體到“田獵紋絳”圖像中可以劃分為四個主題，每個主題圖像內容作為一個圖像單元，其本身具備一定的敘事性，這四個圖像單元之間沒有因果聯系，也沒有一定的時間順序，純粹因其具有相似的田獵文化的敘事特征而得以并置且共時。它們烘托著同一個主題，并置在同一綜合空間之中。

“田獵紋絳”圖像中的敘事場所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敘事主題，通過分解為若干圖像單元，以“并置”的手法設計在同一幅畫卷中，精妙地利用幾何骨架的背景線條來劃分事件中的時間和空間，使故事有起承轉合的敘事效果，展現出完整的田獵情景。畫面中有御者、射者和武士等角色，又有各種動物、工具、儀仗等形象。圖像中角色及場景轉換巧妙地以連環長卷的展示形式對戰國時期田獵活動的敘事內容進行戲劇化呈現。一方面，它賦予敘述主體具有行為趨向的意義，使敘事得以向前不斷推進；另一方面，其運行軌跡又意味著不同敘述空間轉換時所具有的動態特征和時間性質，富于動態的人物、動物和場景在畫面中穿梭?！疤铽C紋絳”織物花紋由四個菱形組成，內部填充復雜紋樣，排列成上下兩行。場景分為四個部分（圖6），第一幅奔鹿紋樣（圖6中序號1部分），畫面中部有象征為山丘的菱形紋，左上方菱形內是象征山峰的重疊小菱形，凸起的山丘前有動物倉皇逃跑，從它的犄角和身形猜測為鹿。筆者結合王亞蓉研究員在《章服之實》中的復原圖，可見另有一獸被射中倒臥在地，從側視圖上推測此獸前四足、后兩足，身形較長，頭上有五只犄角，嘴型似在求助中，尾部作蜷縮狀態。第二幅田車紋樣（圖6中序號2部分）中兩人乘一輛田車正在向前追逐獵物。田車有犄、箱、六邊形輪，有轂，共八輻。車廂后部一人為御者，手前伸作馭馬，前部一人似為射獵的貴族。車后立有旗桿，插附上掛向后飄動的旌旗?！疤铽C紋絳”中上行菱形框架里包含的兩個圖案故事相互聯系且相互呼應，臆想出第二幅田車紋樣圖里的人物在追趕第一幅奔鹿紋樣中動物們的捕獵場面。下行兩個菱形圖案左右側造型相似，同屬于武士搏獸圖，其中人物形象的表達手法與上行中田車紋樣的人物相近。第三幅搏豹紋樣（圖6中序號3部分）中的人物正與一只獵豹拼搏。第四幅搏虎紋樣（圖6中序號4部分）中武士正與一只猛虎激烈搏斗。

另一件田獵紋絳在N22領緣處（圖7），雖有些許殘損，但從圖案大致推測得知花紋組合的排列形式與N10領部的大致相同，足以構建起完整的圖像敘事。馬車上僅有一人，雙手馭馬，曲肘握持韁繩，背負弓箭，弓朝向車后，馬作奔馳狀。另一菱形內圖案上部殘缺，細辨尚可看出是一武士執盾與猛獸搏斗。由此可見，筆者總結戰國時期的敘事主題已達到裁割綴連的共時性特征，或為時間上的裁割，或為場景上的綴合，能體察和聯結這些獨立圖像單元的象征意涵，讀解出田獵主題的外在場景與內在意義的關聯性問題。

3? “圖像學解釋”——“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發展緣由

“圖像學解釋”是結合一定的社會背景去獲取作品中的思想和背后發展現狀。當時田獵活動引領著生活潮流和社會風尚，因此，通過“田獵紋絳”中“圖像學解釋”剖析其背后隱藏的發展緣由。田獵是楚人的重要主題活動，圖像中的人物搭弓射獸，圍田而獵，場面旌旗蔽日，結駟千乘?？梢娞铽C活動的盛行潛移默化地改變當下楚藝術題材及文化的發展。那么，戰國時期楚國為什么如此風靡田獵文化呢？與當時的社會現狀又有什么關系呢？從“田獵紋絳”織物圖像中側面映射出當時現實生活狀況，以及促就田獵文化發展存在哪些要素。

3.1? 軍事背景下的驅動反應

20世紀60年代初郭沫若［19］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記載田獵目的是“通過田獵進行練兵”，提出田獵與軍事活動密切的關系。有學者指出“田獵須駕車馬，合徒兵，執兵戈，進與禽獸搏斗，故田獵且有治兵的重要意義隱于其間”［20］，說明在戰國時期的軍事背景下再次確認田獵活動的必然意義。田獵活動有舉行軍隊的戰陣演習，以達到訓練士卒的目的，這也是田獵活動頻繁的原因之一?？梢娞铽C活動不僅訓練了士卒的戰斗意志和實戰能力，同時還加強軍事情報、物資運輸等輔助系統的工作能力。筆者認知到戰國田獵文化成為對軍事力量的示威和軍事行動的內核驅動力，從而加強了楚人對于田獵文化的重視性。這一時期狩獵活動與軍事訓練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楚人通過大規模的射獵行動起到軍事訓練的作用，這是楚人保持戰斗力與尚武精神的重要手段。

3.2? 祭祀禮儀下的隱喻特質

楚人熱衷于田獵活動，不僅因為田獵是一種軍事演練，而且也與宗教祭祀緊密相關?！对娊洝返奶铽C詩中均有記載，田獵習俗一直延續戰國時期的楚國?！抖Y記》曰“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21］，田獵所獲禽獸可用于祭祀四方之神，或祭祀宗祠?！蹲髠鳌こ晒辍吩弧皣笫?，在祀與戎”［22］；《谷粱傳·桓公四年》云“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23］。由此觀之，一年四季的田獵活動與宗廟的祭祀事宜緊密相關。筆者認為當時田獵文化的一項重要職能是用所獲禽獸來祭祀神靈，以至于田獵活動被直觀繪制在服飾圖案載體中。

3.3? 農業條件下的必需表象

田字出現在甲骨文中有“田十受年”“圣田”“王往于田”等［24］?！疤铩笔窍笮巫?，表示田地、土地?！栋谆⑼ā分姓J為“田”有“為田除害”之義［25］，加上《說文》解釋道“獵，放獵逐禽也”，可知“田獵”的作用可以保護農作物不受禽獸的糟蹋。古代中國土地廣大，農作物資源豐富，不少地區處于“廉鹿在牧，蜚鴻滿野”的自然景觀，有禽獸害禾稼、毀五谷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災害?！蹲髠鳌でf公十七年》中“冬多麋”，杜預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為了保護農作物，需要開展田獵活動為農田除害。筆者認為田獵文化緊密圍繞著楚國現實主義的生活題材和實際情境，見證藝術對現實生活的高度期盼和密切關注，從而也影響在織物視覺上締造的審美對象。

3.4? 游目騁懷下的娛樂文化

枚乘在《七發》中寫道：“游涉乎云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闭f明田獵環境優美、山水環繞、草木茂盛，為調整心態的最優方式，田獵是戰國時期中一項不可缺少的補充娛樂項目。楚人身處南方蠻荒的生態環境中，大江芳澤、鳥獸野林這些充滿無窮生命活力的自然意象，熔鑄了楚人樂觀自由、奔放好動的性格。楚人對于田獵文化秉持兼容并蓄的開放之態、動態的“活性精神”，成為先秦楚王重要的娛樂活動?！对姟ぼ嚬ァ贰疤镘嚰群?，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建旐設旄，搏獸于敖”，淋漓盡致地展現楚人的冒險精神。筆者從這些細節解讀出田獵活動對楚民族性格產生深刻的浸染作用，是楚人威武剛毅性格的呈現。

4? 結? 語

基于“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和“圖像學解釋”的圖像學角度，本文剖析了“田獵紋絳”織物圖像，得出觀點如下：首先，通過“田獵紋絳”織物圖像的形象構建，了解其獨特的底部橫向的空間構圖形式及人物、動物與場景之間的角色還原。其次，“田獵紋絳”織物圖像具有抽象的視覺體驗和賦予動感的運動精神，也是楚人積極進取的文化精神的時代側影。同時，畫面中賦予直觀性、象征性和共時性等敘事特征，處處展示著楚人獨特的藝術觀念與審美內涵。另外，隨著戰國時期多元文化思潮和社會動亂的必然趨勢下，開辟出奇異新穎的田獵文化局面，具有重要的功能與意義。楚人對田獵文化的熱愛和專注源于軍事、農業、祭祀和娛樂等多方面因素的驅動，進一步孕育出極具現實生活和寫實性紋樣的田獵敘事性題材的圖像，從而運用在楚式服飾與質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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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fabric unearthed from Mashan Chu Tom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onography

TU Yuxiaoa， LI Zhengb

（a.College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Engineering; b.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The textile image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shan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the first to put the characters， animals and scenes in the same image.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clothing and material 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rom a new visual angle.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imagology and narratology， the physical data and images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s” unearthed from the No.1 tomb of Chu in Mashan， Jiangling were analyzed step by step， and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field hunting characters was rest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iconography description”， “iconography analysis” and “iconology interpretati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ield hunting images were proposed， and the development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field hunting activities were excavated. First of all， the “pre-iconography description” focuses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fabric image， and restores the source of the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image，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form of “bottom line and horizon” and the role image. Secondly， the iconography analysis describes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fabric image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and highlights the abstract visual effect， dynamic sportsmanship and juxtaposition of scen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features. At last， by using the “iconology interpretation”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fabric image， it shows that the field hunting activities led the life trend and social fashion at that ti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iconography knowledge and deep digging of the image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s”，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of image narrative intuitiveness， symbolism and synchronicit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ne can feel the character endowed with a strong sportsmanship. These four image units are juxtaposed and synchronic because of their similar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unting culture. They set off the same theme and are placed in the same comprehensive space， showing Chu peoples unique artistic concept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multi-cultural thoughts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 strange and novel hunting culture situation was opened up.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at military， sacrificial， agri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factor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hunting activiti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is paper， the uniqueness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s” lies first in its image. Based on the pattern image of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fabric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olor selection and pattern categor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image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The essential purpose of the fabric is to deeply study the fabric itself， the social customs of Chu Stat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generated by artistic will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image science and internal logic. At the same time，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cleverly applied abstract visual effects and concrete scene modules in Chu art to clothing design in clothing fabric and culture， which is a continuation of its pursuit of freedom and unconstraine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value.

Key words：

field hunting-patterned ribbon; iconography; field hunting culture; image construction; narrative features; fabric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