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發展紅利：老年人信息貧困的現實認知與精準治理

內容提要 信息貧困已成為我國老年人群體融入信息化社會，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障礙之一，亟待有效治理?；诳尚心芰σ暯?，以信息需求與信息獲取能力雙維度劃分老年人信息貧困類型，并在N市開展調研來映射老年人信息功能現狀、信息需求層次、信息獲取渠道及信息貧困影響因素，最終呈現老年人信息貧困現狀。為有效治理老年人信息貧困，必須大力推進智慧養老，著力于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的提升。通過技術支持+平臺建設、氛圍營造+需求激發、信息掃盲+個人賦能、信息幫扶+均衡提升等治理路徑，分層分類精準施策以助力老年人破解信息貧困困境，共享信息社會之發展紅利。

關鍵詞 養老服務 信息貧困 精準治理 可行能力 智慧養老

李靜，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老年人信息貧困多維識別及協同治理機制研究”（21BSH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研究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向全世界莊嚴宣示，“我們堅持精準扶貧、盡銳出戰，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不僅彰顯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整體提升和我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亦意味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內容與品質提出更高要求。隨著絕對貧困的消除，相對貧困與多維貧困成為后扶貧時代的關注重點。近年來，中國社會老齡化與數字化產生的“共振反應”尤為明顯，引發社會各界密切關注。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的到來，在5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數字技術的驅動下，數字化及其衍生的數字經濟正成為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關鍵[1]；同時，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迭代，其正在以無可比擬的超強能力與各個領域進行交互和嵌入[2]。但由于不同主體間的權力不平等，數字化本身并不會消除公共空間中的兩極分化，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分裂與碎片化[3]。對老年人群體而言，數字技術在為其生活增智賦能的同時，也成為其融入信息社會、追求美好生活的數字屏障。逐漸擴大的數字鴻溝與日漸顯現的信息貧困交互影響，成為老年人共享信息時代紅利的障礙。如何消除老年人信息貧困，使其在信息時代活得更有尊嚴，幸福感和獲得感更強，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老年人信息貧困屬于信息分化之范疇，乃數字化時代的新型貧困問題，是老年人群體信息需求或能力得不到滿足的一種邊緣化狀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3年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僅為14.3%，而60歲及以上非網民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比例為37.4%，較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17.6個百分點[4]。數字技術已嵌入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但其在提升辦事效率、增進大眾福祉的同時，也讓諸多尚未觸網的老年群體“望網興嘆”。Schradie的研究表明，數字行動主義催生了許多狂熱小組，不同的社會團體可以利用新媒體繞過不再代表他們的傳統媒體[5]，而這顯然進一步加劇了老年人群體面臨的信息貧困?！笆奈濉睍r期將成為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窗口期”，“化數字鴻溝為數字包容”應成為推進老年人群體共建共治共享、實現共同富裕的一項有力舉措。唯有關注老年人日益個性化、多樣化的信息需求，并將“精準化”理念納入信息貧困治理全過程，準確界定信息貧困概念、識別信息貧困類型、探尋信息貧困根源，方能精準施策、靶向治療，全面提升老年人信息獲取與運用能力，助力老年人充分融入信息化社會，共享現代科技之便利；唯有真正破解信息貧困問題，幫助老年人實現信息獲取與運用的實質自由，方能切實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質，實現健康的、有尊嚴的和積極的老齡化，“最終運用數字技術實現社會系統和機器人學習算法之間相互的遞歸動力，用戶、平臺與算法通過多元互動實現系統創新”[6]。

二、文獻回顧

“信息貧困”源于美國學者Chatman對退休社區老年婦女的研究。她在《局外人的貧困生活世界》中指出，信息貧困是作為局外人的信息窮人群體基于社會規范影響做出自我保護行為（如隱秘、欺瞞、拒斥、選擇性接受等）而導致其自身與所需信息間產生隔離的一種現象[7]。此外，國外其他學者還從信息行為、供給需求、經濟水平等方面闡釋了信息貧困概念。Duff指出，不同群體無法平等獲取優質充足的信息、信息產品供給匱乏和某些日常生活必需的信息需求無法得到供給等，導致主體信息供需失衡，從而引發信息貧困[1]；Shen將信息貧困視為一種經濟地位、資源稟賦和社會權利的貧困[2]。同時，國內學者結合中國情境探究了信息貧困的內涵和外延。樊振佳、肖樹璇以多元話語分析為基礎，將信息貧困視為由不同社會群體話語建構出來的話語性“實在”，而不假定其存在某種唯一的本意[3]；葉明睿、蔣文茜將信息貧困歸因為擬態環境構建存在偏差、認知缺乏結構系統性、社會資本現實轉化的“耦合困境”[4]；于良芝重點關注信息動力、內涵與空間，從內外因切入來研究信息貧困，提出個人信息空間界限狹窄引發了信息貧困，造成信息體驗不足[5]。雖然不同學者對信息貧困概念的解讀各異，但仍可發現信息貧困并非單一因素所致，其誘因具有顯著社會性與整體性，同時亦體現出個體特殊性，信息貧困深受個體行為、需求和能力之影響。

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并嵌入社會生活，信息貧困群體在各國出現，引發國內外學者共同關注，諸多學者從不同研究視角對不同群體的信息貧困問題展開了研究。Burrell等描述了處于優勢地位的代碼精英和處于邊緣化狀態的網絡無產階級之間的沖突和對立[6]；Hartmann等指出，算法在應用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在客觀上造成了歧視、不透明等道德問題[7]；Ettlinger指出，數字經濟催生出“網絡無產階級”和大量的無薪工作，形成一種新的剝削機制[8]。在關注國外學者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亦結合中國情境投身信息貧困研究的熱潮。高奇琦認為數字革命實際上產生了數字化的優勢群體和劣勢群體，老年人或殘疾人在數字系統中處于某種被剝奪的地位，面臨包容性排斥[9]。邢小強等對中國互聯網短視頻行業兩家頭部公司開展了案例研究，基于企業視角探討了如何通過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來緩解信息不平等，為信息貧困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與方向[10]。朱建華等圍繞農民增收問題探討了信息貧困背景下農民數字技能的提升路徑[11]。曲慧等基于阿馬蒂亞·森“權利理論”分析了當前社會“信息新窮人”的形成機制及其背后的產業結構問題，并將“信息新窮人”界定為雖已擁有互聯網接入設備，卻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劣質狀態下的人群[12]。不難看出，信息貧困研究的對象往往是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地理環境等因素而在信息獲取、轉化、運用中處于劣勢的區域或者群體。

隨著人口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老年群體的信息貧困問題越來越受到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關注和重視。黃晨熹認為這種信息困境是老年人接觸或使用現代化信息基礎設施機會不足和信息接收能力較低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轉型的后果[1]。李靜等結合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演繹出老年群體智能技術需求層次，并在包容性發展視域下提出從需求包容、社會包容、技術包容三層次消弭信息低層老年人的“數字鴻溝”[2]。于瀟等發現低齡、居住在城市、社會經濟地位高、認知和記憶能力強等因素正向激勵老年人使用互聯網，多元的適老化政策可為信息接受能力不同的老年人主動提升自身信息化水平提供支持[3]。

綜上，目前學界關于老年人信息貧困分類及精準治理的研究雖然較少，但學者們已不同程度地發現，老年群體與其他世代在信息獲取、利用、拓展等方面存在代際差異，老年群體內部又因具備不同信息素養而存在個體差異。若能在推行數字代際公平基礎上進一步考慮老年人群體內部的數字分化，對老年人信息貧困進行概念界定并對不同信息貧困類型的老年人“精準畫像”，或可更好幫助老年人逾越數字鴻溝。參考前人研究，結合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本文對“信息貧困”界定如下：信息化時代中某些群體缺乏相關個人特質、社會機會等內外因素而導致的信息需求與信息獲取能力失衡，難以及時全面有效地獲取、轉化及運用信息從而被社會逐漸邊緣化，是脫離信息化社會發展軌道的一種新型貧困，是可行能力不足在信息領域的具體反映。本文結合實證調研數據，對陷入信息貧困或面臨信息貧困風險的老年人進行信息功能狀態區分及信息貧困類型劃分，進而探索更加精準化、人性化、個性化、高效化之信息增能路徑，以幫助老年人消除信息貧困、實現社會融入和社會參與，更好共享數字經濟與數字時代之發展紅利。

三、老年人信息貧困的類型劃分及現實檢驗：可行能力視角下理論與現實的耦合

1.信息貧困類型劃分的理論依據：可行能力與信息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理論是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基于對傳統資源平等主義和福利平等主義理論的批判提出的?？尚心芰κ侵敢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的組合，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性自由，即實現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4]。從本質上說，可行能力是一種發現資源、獲取資源、利用資源、轉化資源、發展資源從而擴大個體實質自由的能力[5]?？尚心芰υ谛畔㈩I域的反映即信息可行能力，是指數字化時代利用互聯網、智能設備等多種新型信息渠道發現及獲取信息資源，同時根據個體需要選擇、轉化信息以獲得社會參與及融入的資源與途徑，并在社會參與及融入過程中擴展實質自由和實現個體發展的能力。信息可行能力不足極易導致信息獲取、利用、轉化的不足，從而陷入信息貧困。由于信息可行能力的影響因素眾多，故對老年人信息貧困的研究亦需著眼信息可行能力，從客觀與主觀、能力與功能、結果與過程等多維切入。信息可行能力既包括解決客觀上先進技術不可及、智能設備使用障礙等問題的能力，也包括克服主觀上認知障礙、信息行為動力缺失等消極心理的能力；既包括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運用社會機會的能力，也包括有效發揮個人特質、積極爭取實現自身優勢的能力；既包括在信息功能范圍之內主動參與信息社會的能力，也包括利用多元信息渠道實現信息功能向信息能力轉化的能力。

“功能”和“能力”是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中兩個密切相關的核心概念?！肮δ苄曰顒印笔莻€體珍惜的、能夠獲得的活動和狀態，“能力”即功能性活動向量的集合，反映人們能夠選擇某種類型生活的自由。在數字技術的強大影響下，每個個體都變成自己所處的數字世界的中心[1]。而信息貧困主要表現為實現有價值的數字化生活的信息可行能力的缺乏，即個體現有的信息功能無法使其擁有實現理想信息狀態的實質自由，從而使自我離心于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要解決信息貧困就需要在功能空間考查個體信息獲取現狀并對個體信息功能狀態進行差異化分析，在結合內外因素的基礎上通過各項措施擴展信息可行能力以實現個體理想狀態下的實質信息自由。

本文將功能性活動所包含的“個體珍惜”與“能夠獲得”兩大核心理念轉換為“信息需求”與“信息獲取能力”兩個維度，并將其作為信息貧困的主要考核維度，如圖1所示。為便于考查老年人信息貧困狀況，按照老年人信息需求與信息獲取能力維度建構四個功能象限，即需求能力雙強型、需求能力雙弱型、需求強而能力弱型以及需求弱而能力強型。老年人處于不同象限，其遭受信息貧困的風險概率（致貧風險）R亦不同，只有當老年人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共同處于較高水平的均衡狀態時才會形成有效合力，致貧風險概率趨近于0；處于其他三個象限時，老年人均會有不同程度的信息貧困風險，呈現不同的信息貧困狀態。

2.老年人信息貧困的現實檢驗：基于N市的實證研究

為了進一步驗證老年人信息貧困類型的現實映射，本文選取N市開展實證檢驗。N市是長三角地區唯一的特大城市，截至2022年，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占比23.15%，是頗具代表性的老齡化城市。通過簡單隨機抽樣，對N市主城6轄區老年人共發放問卷930份，回收892份，有效問卷83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8%。就受訪者個人基本情況而言，在有效問卷中，男性占48.6%，女性占51.4%；年齡60～69歲占43.8%，70～79歲占30.2%，80歲及以上占26%；月收入不足1000元占12%，月收入1000～2000元占31.3%，月收入2000～5000元占38.5%，月收入5000元以上占18.2%；文化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8.5%，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占35.2%，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6.3%；認為自己較為健康、生活能夠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占39%，受小病困擾、生活能基本自理的老年人占45.6%，患有疾病、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15.4%。

（1）老年人不同信息貧困類型的現實回應

如表1所示，依據信息需求和信息獲取能力兩大維度劃分的老年人信息貧困的不同類型在現實中均有反映。需求強而獲取能力弱的老年人占比最多，接近半數；需求與獲取能力雙弱型老年人占比最少，僅一成左右。

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雙強型。調查結果顯示，在835位有效調查對象中，有235位老年人位于該象限，僅有30位老年人認為自己沒有實現理想的信息自由狀態，超過87%的老年人對信息功能現狀表示滿意且具備較高水平的信息可行能力，個人特質和社會機會的雙重優勢是此類老年人的共同特點。一方面，在雙強型老年人中，有91%為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89%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上，57%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95%生活基本或完全自理，這部分老年人在經濟水平、文化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的良好表現為其獲得較高水平的信息可行能力提供了理想的個人特質條件。另一方面，此類老年人更易于且熱衷參與社區事務和接納新鮮事物，能多方面、多渠道地主動獲取信息和利用信息設備以適應社會發展要求。他們在較好個人特質和社會機會指標均衡影響下實現了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的高水平平衡，具備較為理想的信息可行能力。

信息需求弱但獲取能力強型。此類老年人具備接受新事物新科技的較強能力，可通過多種渠道獲取較為全面的信息并參與信息社會。但該群體老年人由于性格較為孤僻、缺乏與時俱進的生活觀念、未完全體會到科技便捷性等，對互聯網持懷疑與不信任態度；其信息需求層次較低且具隨意性，較少關心與自身無關的信息資訊，不主動學習及接受新型信息技術和智能信息設備，只愿在熟人社會中進行社交而不愿過多涉足社區活動。位于該象限的115位老年人中，有43%表示自己“無法從容、自然地融入信息化社會”，39%認為自己在獲取多元化信息、適應多種新型生活方式時存在自卑感和焦慮感，18%表示“常受到社會的不尊重和不平等對待，不愿融入社會”。同雙強型老年人相比，該類型老年人雖個人特質表現相差不大，亦具備獲取信息和學習智能設備的能力，但“老年無用論”的傳統腐朽觀念與揮之不去的互聯網風險加大了這部分老年人主動融入信息化社會的難度與壓力。缺少來自家庭、社區以及社會成員的尊重和關愛，缺乏打破“自我世界”的勇氣與條件，使他們致貧風險較高，容易因信息可行能力缺失而陷入信息貧困狀態。

信息需求強但獲取能力弱型。此類老年人在受訪對象中占比最高（46.3%），一定程度上說明信息獲取能力匱乏導致信息需求難以滿足是老年人信息貧困的主要誘因。該類型老年人具有較強的信息需求，他們希望通過多方途徑獲得多層次信息資訊、滿足情感交流需求、提高社會參與度和實現自我價值，但因缺乏理想的個人特質條件或社會機會支持，信息獲取能力水平難以滿足信息需求，無法實現理想的信息自由，信息可行能力因此受限。位于該象限的387位老年人中，有56%因文化水平較低而難以理解和學習現代信息技術，33%因健康狀況不理想、視聽功能下降而在融入智慧化生活過程中存在健康障礙，29%因經濟收入水平低而無力承擔融入信息社會的成本，還有36%的老年人表示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高速發展與頻繁更新換代使他們難以與信息社會同頻共進。信息獲取能力受限使老年人在養老過程中面臨多重信息盲區，尤其是業務辦理（63%）、移動支付（59%）和智慧出行（51%）等信息社會的運行規則給他們帶來較大壓力，長此以往易使老年人產生自我否定意識，因難以適應信息化社會發展要求而陷入信息貧困。

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雙弱型。此類老年人一般高齡、月收入低于1000元、僅有小學及以下學歷、生活難以自理、獨居或性格孤僻等。他們獲取信息渠道較單一，極少主動獲取各類信息或參與社交活動，經常處于封閉的生活狀態，逐漸脫離信息化社會發展軌道。在受訪的835位老年人中，有98位老年人位于這一象限，其中超過92%的老年人不同程度地表達出對自身信息功能狀態的不滿意，認為自己逐漸與社會發展脫節，陷入一種邊緣化狀態。此類老年人陷入信息貧困的風險極高，他們不僅因難以獲得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醫療保健、養老政策等信息而影響基本生活水平，亦因缺乏與信息社會相適應的生活、社交和娛樂方式面臨社會融入困境，還易因缺乏社會互動和社會參與而面臨多種心理問題和社會排斥危機。這部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獲得感、滿足感和幸福感難以得到切實保障，是政府和社會亟需重點關照的群體。

（2）老年人信息需求層次及獲取渠道分析

①老年人信息需求層次

在借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和左美云等[1]的老年人信息需求層次模型的基礎上，本文從衣食住行和日常護理等生理信息需求、醫療保健和養老服務等安全信息需求、親友信息和團體社交等情感信息需求、自我評價和社會評價等受尊重信息需求及知識技能和社會參與等自我實現需求對老年人信息需求層次展開調查。

如圖2所示，受訪老年人最關注的三項信息需求是生理信息需求（33.7%）、安全信息需求（20.1%）及情感信息需求（19%），且信息可行能力水平不同，其側重的信息需求層次亦不同。調查數據顯示，對自身信息功能狀態感覺良好的老年人傾向于獲取“受尊重”和“自我實現”方面的信息，渴望在融入社會的同時得到社會成員尊重；對自身信息功能狀態感覺一般或不滿意的老年人在生理、安全和情感方面的信息需求凸顯，他們希望能在社會生活方式快速變遷之背景下保持對基本信息的敏感度，擁有基本信息獲取能力以保證日常生活和情感交往能滿足自身需要。

②老年人信息獲取渠道

調查結果顯示，利用電視、廣播等大眾傳媒獲取信息的老年人占72.3%，利用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互聯網渠道獲取信息的占41.5%，通過閱讀報紙等紙媒獲取信息的占36.9%，利用人際交往獲取信息的占29%?？梢?，老年人信息獲取渠道較為固定，偏愛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傳媒，人際交往亦為老年人重要的信息獲取渠道。值得關注的是，老年人對互聯網、智能手機等新型信息渠道的接受和使用持較為樂觀的態度，在調查中有超六成老年人表現出對互聯網信息渠道開放包容的態度。

（3）老年人信息貧困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中，可行能力是個人選擇與社會機會的交集，既突出個體意愿和個體差異性，也強調個體能力貧困的解決要與社會機會相結合，綜合二者方能實現可行能力的真正擴展。兩指標因素共同作用于信息需求和信息獲取能力兩維度，通過影響兩維度的強弱水平和平衡狀態最終對信息貧困產生影響。故而，本文選取個人特質與社會機會兩個指標作為信息貧困的影響因素。個人特質是與個人生存發展緊密相關的指標因素，它影響人們對未來理想生活狀態的選擇意愿與實現能力；社會機會是影響功能性活動的外在因素，為人們實現某種理想的實質自由提供機會和能力。

如表2所示，通過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對個人特質影響老年人信息貧困進行相關性檢驗，可以得到性別、年齡、經濟水平、健康狀況以及文化程度在0.05顯著性水平下與老年人信息貧困顯著相關。而居住情況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與老年人居住情況復雜多變、生活觀念難以協調及數據隨機性等原因有關。數據顯示，75歲以上的、健康狀況不佳的、經濟水平較低的、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獨居或空巢的老年人易陷入信息貧困。

同時，社會機會方面，本文針對政策扶持、社會支持、社區服務及科技應用等外部因素開展訪談調查。結果顯示，超過50%的老年人認為政府引導和社會支持可提高其信息獲取能力；44.3%的老年人對社區提供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社區活動等服務表示認可，認為社區服務拓寬了他們信息獲取渠道，增加了社會參與機會；67.4%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嘗試使用智慧養老技術等適老科技以提升信息可行能力水平?？梢?，政策扶持、社會支持、社區服務及科技應用等社會機會因素對改善老年人信息功能狀態具有積極推動作用。未來，智慧養老等適老科技或成為信息貧困治理的重要抓手。

四、老年人信息貧困的治理方略：分層分類+精準施策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講，中國的人口治理格局呈現“國家理性—家庭自治—社會自主”相均衡的三元結構[1]，而不同于西方以“國家—社會”（或“政府—市場”）為主的二分模式[2]，加之老年人信息貧困呈現多維度特質，因此須在“三元結構”場域中準確界定與識別信息貧困類型和老年人發展需求，精準對靶、分類施策，方能有效提高信息貧困治理效率、效益及效能。

1.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雙強型老年人：技術支持+平臺建設

此類老年人擁有新觀念、新思路、新追求，其能與時俱進地通過智能化途徑進行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和參與。他們往往具備較好內外部資源條件和較高信息可行能力。對待此類老年人，不僅要進一步擴展其理想的信息可行能力，還應發揮其信息技術優勢，努力創造條件讓其回歸社會，引導其向“智慧老年人”轉變，充分彰顯其人力資源優勢，利用其技能、經驗和智慧幫助其他老年人實現信息脫貧。同時，發展智慧養老以滿足此類老年人更高層次信息需求，在擴展其信息可行能力基礎上為其提供多元化社會參與平臺。由于數字時代具有包容性增長和收入普惠效應雙重特征，這就要求在建設高質量數字基礎設施、均等化數字公共服務、差異化較小的數字接入能力和居民具備一定數字素養等基礎上，重點堅持共享發展原則，讓弱勢群體獲得均等的發展機會[3]。一方面，民政、工信等政府部門要利用智慧養老技術的信息及時共享、信息交換、大數據分析等功能建立綜合信息服務平臺，“統籌政務和社會數據資源，加強國家層面養老相關數據共享”[4]，幫助老年人及時實現信息資源的全面獲取、利用和轉化，為優化信息資源配置、精準滿足更高層次信息需求、擴展信息可行能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社區要大力推進智慧養老，利用現有智慧養老平臺統籌社區資源，建立社區聚會系統、社區活動組織系統及社區民主投票系統等社會參與平臺，發揮此類老年人引領帶動作用，鼓勵其他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互動及民主決策，通過老有所為以實現積極老化。正如Bakardjieva指出的，國家可以通過推動生活世界與政治的互動，擴大弱勢群體在數字化時代的政治參與[5]。

2.信息需求弱但獲取能力強型老年人：氛圍營造+需求激發

根據“木桶效應”，此類老年人存在信息可行能力發展短板，其信息有效需求的不足制約了整體信息可行能力水平的擴展。而信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是老年人受多方面條件制約而出現潛在需求流失的結果。補齊短板之關鍵在于合理引導老年人認識到信息空間的安全性、信息層次的多樣性和信息內容的多元性以破解“信息繭房”，使其在感受多元信息帶來生活便利的同時逐漸擴展信息需求，使信息需求達到與信息獲取能力相適應的狀態。此外，在信息有效需求的諸多制約條件中，老年人個體心理特質、內心疑慮和信息獲取習慣單一是主觀原因，而信息服務供給主體單一、網絡環境復雜、經濟支持不足及先進科技可及性不強為客觀要素。Cohen曾指出，數字技術可以通過一系列行為線索實現行為的微定位[1]。所以，政府、家庭、社會、市場等主體必須幫助老年人由淺入深地了解信息社會，消除其心理疑慮，感知并接受數字技術，激發其潛在的信息有效需求，充分鏈接各方資源以拓寬老年人信息需求內容和層次。首先，凈化老年人上網環境。數據顯示，網絡謠言、虛假廣告、網絡詐騙、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常遇到的四類風險，有37.4%的受訪者遭遇過網絡詐騙[2]，這種不良網絡環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老年人的信息需求。正如Fourcade所言，企業在數字時代需要像國家一樣來思考社會問題，在建立數據搜集框架和分析模型前要形成良好的道德標準[3]。同時，中國的共同體傳統要求共同體中的個體必須從“利益主體”向“道德主體”轉化[4]。為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必須加強網絡審查與發展智慧養老技術，通過政府監管與企業創新雙管齊下，保持信息供給者“道德”底色，依托綜合服務平臺和適老化智能設備凈化老年人上網環境，推送有益信息，逐漸打消老年人內心疑慮。其次，重塑老年人數字信心。通過發展智慧養老和數字包容以消弭針對老年人等邊緣弱勢群體的數字偏見與社會排斥，幫助老年人在被尊重與接納中重建自我，重塑融入信息社會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激發老年人信息需求。在建設數字自主能力時要以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為基礎，即“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5]。政府要和企業通力合作，通過建立情感交互系統、意愿表達及反饋系統、數字化體驗系統等為老年人搭建情感互動平臺；組織志愿者展開信息幫扶、舉辦信息普及活動及利用科技手段豐富老年人精神和情感生活，激發老年人參與、融入信息化社會的需求，在給予老年人心理撫慰和滿足其精神需求的同時還能使其感受信息時代的便捷和精彩。

3.信息需求強而獲取能力弱型老年人：信息掃盲+個人賦能

此類老年人是信息貧困治理過程中的重點幫扶對象，亟須開展“信息掃盲運動”為其增能，提升其信息可行能力。20世紀50年代，我國開展了大規模掃盲運動，幫助大批群眾擺脫文盲、半文盲的尷尬處境，讓人民不僅從社會意義上站起來，還從文化、精神及思想意義上站起來[6]。信息掃盲則是在此經驗基礎上通過多角度信息賦權、增能來提高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從而幫助老年人擺脫“信息文盲”弱勢地位。數字化時代老年人成為“數字棄民”的現象暴露了數字化轉型期“智能化技術進步、人性化服務不足”的階段性問題。政府須以人性化“數字包容”開展大規模信息掃盲，將信息智能設備與社會公共服務的適老化、可及性改造納入無障礙建設范圍；將銀發族切實納入數字服務半徑，補齊老年人信息獲取能力短板，滿足其融入信息社會的愿望。在國內一些城市，智能化、適老化智慧賦能模式已現雛形，如天津市基于智慧養老理念開發智能電視、智能機器人、關愛智能腕表等適老化智能設備，幫助老年人克服互聯網的不可及性，從而使老年人可以更好地進行信息瀏覽查詢、親友雙向溝通和社交活動參與；武漢市喬西社區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網和物聯網等信息化手段，打造以E-脈手表、智能健康養老服務站為終端和服務平臺的社區智能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使老年人足不出戶就可輕松滿足多重信息需求[7]。智慧養老技術與適老科技不僅能幫助老年人解決因年老、身體健康狀況欠佳、文化程度低等個人特質不足而導致的信息獲取能力低下問題，還將“以人為本”之人性化服務理念貫穿信息貧困治理路徑，通過開拓多元信息獲取渠道、搭建無障礙社會融入場景與落實升級“長輩服務”等社會機會，為老年人進行信息賦權增能，從而逐步平衡其信息需求和信息獲取能力，擴展信息可行能力，消除信息貧困。同時，來自家庭的支持仍是我國老年人養老保障和照料的主要來源，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文化具有強大凝聚力[1]，所以在信息掃盲以及賦能過程中，須充分發揮家庭成員間（主要是親子）的傳統互助網絡之功能。

4.信息需求與獲取能力雙弱型老年人：信息幫扶+均衡提升

在可行能力視角下，此類老年人的信息貧困是一種多因素所致的系統性、結構性頑疾。這種由數字化與平臺化結合導致的包容性排斥極易導致數字化怨恨[2]，故須深入推進信息扶貧，瞄準根源，靶向治療，依“貧”施策，實現信息扶貧目標精確化與脫貧效果可持續，提高該類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以實現包容性發展；要及時關注并分析老年人信息功能低下的原因，并以社區為單位開展精準信息扶貧，給予相應經濟補助、信息設備供給及志愿者服務等多項支持，及時彌補其個人特質和社會機會之不足。政府必須從多方面幫助此類老年人實現信息需求和信息獲取能力均衡提升：一是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管理服務系統以精準定位雙弱型老年人，并根據系統反饋的信息貧困問題開展有效信息幫扶；二是通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信息平臺迅速將老年人信息需求傳遞給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及社工和志愿者，依據需求安排志愿者上門陪伴老年人講述新聞要事、引導老年人關注社會生活并參與社交活動、幫助老年人學習使用新型信息設備等，保障為老服務精準有效供給；三是整合社區服務平臺、服務供給網絡、親友反應系統，并將其應用于老年人日常服務，形成以老年人為中心，家庭、社區、政府從內至外依次為序的同心圓式分布的多元主體信息扶貧模式；充分發揮各主體尤其是子女經濟贍養與間接行孝的“新型孝道”[3]對老年人精神關愛、信息扶貧的作用，滿足其信息供給和精神需求、彌合數字鴻溝，切實解決老年人信息貧困問題。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消除老年人信息貧困并非要在老年人生活及行動場域全面推行信息技術，而是要培育并拓展其信息可行能力，使其能夠自主、自由、自覺地獲取并運用信息技術。而對需求及能力雙弱型老年人，滿足其養老服務需求仍須堅持線上線下、雙管齊下。正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規定的，“開展數字適老化能力提升工程，推進互聯網應用改造，保留涉及老年人的高頻事項線下服務”[4]。

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成為全國人民之共同追求的時代背景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需要走向一種以正和博弈為特征的“整合的支配”[5]，通過包容數字弱勢群體，以“數字機遇”應對“數字挑戰”、以“數字包容”化解“數字鴻溝”成為實現物質與精神共同富裕、經濟與社會協同發展的必行之路。唯有著力于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的提升，分層分類精準施策，方能幫助老年人逐步實現信息脫貧并融入信息化社會，讓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責任編輯：玉水〕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頁。

[1]周文、韓文龍：《數字財富的創造、分配與共同富?！?，《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

[2]張鑫、張露馨：《智能治理的生成邏輯、實踐闡釋及效能提升》，《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3]L. Dahlberg， "Rethink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yberpublic： From Consensus to Contest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007， 9（5）， pp.827-847.

[4]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全文）》，2023年3月24日，http：// www.dsdod.com/a/2023324/88732。

[5]J. Schradie，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How Digital Activism Favors Conservativ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xiv.

[6]M. Fourcade， F. Johns， "Loops， Ladders and Links： the Recursivity of Social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20， 49， pp.803-832.

[7]E. A. Chatman， "The Impoverished Life-world of Outsid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6， 47（3）， pp.193-206.

[1]A. S. Duff， "Needing NoDI （Normal Democratic Information）？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18（1）， pp.63-77.

[2]L. Shen， "Out of Information Poverty：Library Services for Urban Marginalized Immigrants"， Urban Library Journal， 2013， 19（1）， p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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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葉明睿、蔣文茜：《信息增收的行為階梯——一項基于城市“相對貧困”人群信息使用的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5]于良芝：《“個人信息世界”——一個信息不平等概念的發現及闡釋》，《中國圖書館學報》2013年第1期。

[6]J. Burrell， M. Fourcade， "The Society of Algorithm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1， 47， pp.213-237.

[7]K. Hartmann， G. Wenzelburger， "Uncertainty， Risk and the Use of Algorithms in Policy Decisions： A Case Study on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USA"， Policy Sciences， 2021， 54（2）， pp.269-287.

[8]N. Ettlinger， "The Governance of Crowdsourcing： Rationalities of the New Exploit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6， 48（11）， pp.2162-2180.

[9]高奇琦：《國家數字能力：數字革命中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10]邢小強、周平錄、張竹等：《數字技術、BOP商業模式創新與包容性市場構建》，《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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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曲慧、喻國明：《信息“新窮人”與媒介產業結構的公共危機——基于阿瑪蒂亞·森“權利理論”視角的分析》，《東岳論叢》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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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靜、朱蘭蘭：《包容性發展視域下信息低層老人“數字鴻溝”的治理方略》，《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3]于瀟、劉澍：《老年人數字鴻溝與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6期。

[4]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頁。

[5]李靜：《精準就業：可行能力視角下農村弱勢群體的扶貧方略》，《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1期。

[1]高奇琦：《國家數字能力：數字革命中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1]左美云、劉勃勃、劉芳：《老年人信息需求模型的構建與應用》，《管理評論》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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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文、韓文龍：《數字財富的創造、分配與共同富?！?，《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

[4]《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2024年1月15日，https：//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2401/content_6926087.htm。

[5]M. Bakardjieva， "Subactivism： Lifeworld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 25（2）， pp.91-104.

[1]J. E. Cohen， Between Truth and Power： The Legal Const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3.

[2]《報告：中老年人上網有三大喜好近四成遭遇過網絡詐騙》，2018年7月3日，https：//news.cri.cn/20180703/ 171fd407-9f65-f4ca-4ef9-8dfcde0d54a9.html。

[3]M. Fourcade， J. Gordon， "Learning like a State： Statecraft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1）， pp.78-108.

[4]司文晶、宣朝慶：《論社會治理的共同體傳統及其應用價值》，《江蘇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頁。

[6]葉鳳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壯舉——掃盲運動》，《北京檔案》2020年第2期。

[7]張雷、韓永樂：《當前我國智慧養老的主要模式、存在問題與對策》，《社會保障研究》2017年第2期。

[1]胡湛、彭希哲、吳玉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2]T. M. Cottom， "Where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Racial Capitalism Meet：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Racism in the Digital Society"，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2020， 6（4）， pp.441-449.

[3]孫永健、陳友華：《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服務市場化與孝道文化變遷》，《江蘇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4]《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2024年1月15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 202401/content_6926087.htm。

[5]J.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