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及其反思

內容提要 20世紀70年代以來，受人文社會科學“語言學轉向”的整體效應影響，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現了“語言學轉向”的變化趨勢。這一趨勢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學、歷史學等相關主學科中學術地位不斷下降的背景之下，從而也被視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積極尋求研究范式創新的重要體現。通過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語言學轉向”問題進行總結和反思可以發現，雖然“語言學轉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議題思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資源，但政治思想史領域的“語言學轉向”也存在創新有效性有限、學科主體性困境更為突出以及無法解決“理論貧困”等一系列問題。20世紀后半葉以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學科危機問題異常復雜，除了知識層面的議題拓展、方法創新等問題外，還與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與政治學、歷史學等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關主學科的研究取向變化等緊密相關，如何讓政治思想史研究重獲新生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關鍵詞 政治思想史 語言學轉向 劍橋學派 概念史 新文化史

曹龍虎，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為武漢大學人才引進科研啟動經費項目“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研究：概念—話語的視角（1840—1949）”（600460024）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回顧20世紀后半葉以來政治思想史研究[1]在西方學術界的發展，其在政治學、歷史學等相關主學科中學術地位的下降，可能是所有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自行為主義興起以來，政治學研究就開始由傳統政治學研究轉向政治科學研究，實證研究、計量分析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政治思想史研究開始逐漸邊緣化[1]。而在歷史學，思想史這一曾被譽為“史學皇冠”的研究領域，在考據、微觀、實證以及各種專門之學的沖擊下，其研究態勢之衰頹也已成為學界共識[2]。與20世紀上半葉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中均占據顯要位置這一情況相比，政治思想史研究開始在學科發展方面遇到不少挑戰。

不過，正所謂“危機即轉機”。雖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體上遭遇困境，但其內部的一系列創新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3]給政治思想史研究帶來的重大變化。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各種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政治思想史的新興流派以讓人應接不暇的速度涌現，刷新著人們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刻板印象，給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目前，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西方的復雜遭際在中國也開始出現：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價值進行反思并質疑[4]；另一方面，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興研究范式也不斷被介紹、引進，并在具體研究方面取得一定進展[5]。本文的立意不在于對上述新興流派的理論和方法進行重新介紹，而是希望通過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語言學轉向”問題進行總結，討論政治思想史研究“語言學轉向”的意義及其局限，冷靜評估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諸新興流派的研究價值和影響。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傳統范式及其批評

眾所周知，政治思想史領域存在一個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把政治思想的演化理解為一個有機發展的歷史過程，并通過考察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來解析這一過程[6]。一般認為，這一基本范式的形成與19世紀以來在人類知識各個領域均發揮很大影響的黑格爾歷史主義傳統密切相關[7]。按照黑格爾歷史主義的觀點，哲學思維的發展在邏輯和歷史方面具有一致性。易言之，哲學概念或哲學觀念可以從歷史的視角加以把握，并且呈現為時間維度上的產生、發展和演化過程。黑格爾的名著《哲學史講演錄》體現的就是這種歷史主義傳統。在該書中，黑格爾以智者派、蘇格拉底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流派或偉大哲學家為線索，依次梳理了希臘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哲學的發展歷程和脈絡，而該著作也被視為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通史之一[8]。不過，由于當時學科分化還不明顯，相關所謂的思想史研究作品就內容而言也略顯寬泛，還不能歸于專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作。類似情況在19世紀那些針對前人政治思想或者政治觀念進行梳理的早期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普遍存在[1]。

進入20世紀，政治思想史研究開始得到迅速發展。在政治思想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學科門類的形成階段，美國學者威廉·鄧寧貢獻卓著。在1902年至1920年間，鄧寧出版了三卷本的學術著作《政治理論史》。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明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門類的基本問題，體現為：一是鄧寧明確了政治思想史的學科屬性。鄧寧認為政治思想史主要研究的是關于政治權力方面的問題，包括制度、組織的演變，以及權力的起源和依據等。這樣，大量與政治權力問題無關的文學、法律、哲學、倫理學等議題，便不再被納入政治思想史討論的范疇之內[2]。政治思想史也就和政治文學史、法理學、倫理學等學科門類區分開來，開始確立自己的學科屬性。二是鄧寧大致確立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鄧寧與黑格爾一樣，相信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體現的是一種不間斷、具有傳承性的傳統。鄧寧認為英美國家政治觀念的形成可以通過考察古希臘以來的政治生活和思想變遷來把握[3]。在三卷本的《政治理論史》中，鄧寧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講起，一直到19世紀后半葉的孔德、斯賓塞等人為止，以這些偉大人物及其著作為線索分析了兩千三百多年西方的政治思想變遷歷程。

在20世紀20—30年代這一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形成的早期，雖然政治思想史有政治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哲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政治理論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等多種稱謂，而且這些不同的學術稱謂也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特色和研究側重，但其基本研究范式都是一致的。就像當時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位巨擘喬治·薩拜因所說的，“大多數現代政治思想——比如說，正義、自由、憲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都起源于古希臘思想家對各種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4]。這樣，按照歷史主義的思路考察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作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經典范式被確立下來。當時積極尋求范式創新的洛夫喬伊等人，雖然強調其與鄧寧、薩拜因等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區別，但通讀其作品就會發現，其遵循的依然是考察偉大人物及其文本這一經典范式[5]。

20世紀上半葉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迅猛發展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有廣泛影響力的研究領域，并在當時的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占據顯要地位。在當時的政治學學科中，政治思想史研究應該是當時政治學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多學者都將政治思想、政治理論與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視為同義詞，認為政治學研究就是政治思想史研究[6]。而在當時的歷史學學科中，思想史研究也在眾多的史學流派和研究類別中顯得地位超然?？屏治榈碌群芏喈敃r著名的歷史學家均強調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7]。

不過，這一繁榮景象并未持續太久，進入20世紀50年代，作為一種研究范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開始受到各方嚴厲的批評。其中，下述兩種批評最為強烈：

其一，一些學者尤其是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對政治思想史以歷史要素為研究內容和方法提出批評，認為這一研究取向將使政治學與現實脫節，最終喪失對現實政治的解釋力和批判性。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是這一批評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頓認為當時流行的政治理論研究只是一種對前人政治理論的歷史分析，而沒有對現實的政治現象和價值進行分析和闡釋[1]。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人物，伊斯頓倡導將政治理論融入政治學實證研究潮流中。20世紀70年代以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逐漸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這也意味著在20世紀上半葉政治學領域中占據中心地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學學科中的地位開始下降。

其二，還有一些學者對政治思想史研究按照歷史主義的思路考察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的基本范式提出嚴厲的批評。正如前文所說，設定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實際上蘊含的一個重要研究假設就是西方政治理論的發展體現的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傳統，并認為可以通過研究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來解析這一傳統。批評者認為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假設，而那些被視為代表了“偉大傳統”的思想家們，實際上是思想史研究者根據特定預設而有意挑選出來的。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政治思想史流派與這種批評聲音密切相關，后文有詳述，此處不再贅言。

這兩種批評聲音涉及的基本問題有很大不同，大體來說，我們可以用“內”與“外”這一對范疇來劃分。其中，第一種批評聲音直指政治思想史研究這一學科門類或者研究領域的研究價值，倡導將政治理論融入政治學實證研究潮流中，是一種“外部挑戰”；而第二種批評聲音則與政治思想史研究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最新進展密不可分，是一種“內在理路”的反思。本文所考察的“語言學轉向”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響就是“內在理路”反思的體現。

三、“語言學轉向”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響：議題與方法

對于學術研究而言，研究議題和方法是研究者進行假設、分析并得出結論的基礎要件，而議題的拓展和方法的創新則被視為學術創新的重要標志?！罢Z言學轉向”對相關學術議題或研究領域的影響，也主要是通過這兩個方面來表現。

1.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之劍橋學派

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是近年來西方思想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范式。凱瑞·帕內羅用“斯金納式革命”（Skinnerian revolution）來形容其研究成果和相關方法論述所產生的重大影響[2]。

劍橋學派主要是通過對以洛夫喬伊為代表的觀念史研究范式的批判來闡述其研究理念。昆廷·斯金納認為洛夫喬伊的觀念史范式存在“時代誤置”（anachronism）的風險，因為古代著作家對相關術語使用與今人使用的意涵、方式可能并不相同[3]。由此，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倡導一種揭示作者“寫作意圖”的思想史研究路徑。雖然劍橋學派的研究議題依然是傳統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關注的文本、概念等，但劍橋學派強調挖掘文本、概念發生的“語境”，并嘗試通過對文本、概念進行語境分析，考察文本、概念的使用及修辭策略來實現這一研究目的[1]。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明顯受到以維特根斯坦和約翰·奧斯汀等為代表的語言哲學家的影響。昆廷·斯金納在多篇闡述其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文章中都強調這兩位哲學家的語言哲學理論對他的啟發。斯金納認為維特根斯坦有關“語言游戲”（language-games）與特定“生活形式”不可分離的說法，提醒我們必須關注語言背后的意義（sense）和所指（reference）；而奧斯汀有關“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的論述，則為我們實踐維特根斯坦的理念提供了路徑，即我們可以通過區分“言說中的行為”與“言說產生的結果”這兩個維度，復原主體的言說效果和行為效果[2]。

總之，劍橋學派主張將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語言哲學理論運用于思想史研究，通過挖掘偉大思想家及其文本的使用語境，進而重新詮釋偉大思想家及其經典文本。例如，昆廷·斯金納的代表性著作《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研究主題雖然是自由、專制、立憲、革命等傳統議題，但寫作過程中非常注重挖掘以往并不太受當代學者重視的當時相關經院哲學、人文主義等思想家的論述，進而重建了“國家”概念的譜系[3]；而波考克的代表性著作《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與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則挖掘了15至19世紀以馬基雅維里為代表的共和主義傳統在佛羅倫薩，以及革命前的英國和美洲的重要作用，突破了傳統認為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對近代政治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思維習慣，修正了諸如馬基雅維里、洛克等人在自由主義思想史敘事中的形象[4]。

2.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之概念史

以科塞勒克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德國。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美國學者梅爾文·克里特等人大力推介下，德國概念史研究開始在英語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并被稱為流行于當今西方世界的三種思想史研究類型之一[5]。

顧名思義，概念史研究主要以“語言”要素中的“概念”為研究對象。為了說明“概念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勒克對“概念”“詞語”“術語”等范疇進行了區分?？迫湛艘浴皣摇备拍顬槔?，認為“國家”作為一個概念不只是“國家”這個詞匯，而是一種綜合了區域、邊界、公民、司法、軍事等意涵，甚至關乎哲學體系、政治形式、歷史條件、宗教信仰等更高層次內容的范疇[6]。其認為，在從啟蒙運動晚期到法國大革命前后的百余年時間里，歐洲發生了急劇的社會變遷，產生了一大批新的概念，而考察這些“基本概念”形成與演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一變遷進程。

作為最近幾年頗具聲勢的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在方法論上也有其特色?？迫湛擞谩皶r間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等術語來說明其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論宗旨。其中，“時間化”指概念被置于時間進程中，并隨著時間發展呈現新的面貌；“民主化”指概念使用的社會邊界日益擴大，傳統為精英階層所使用的概念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日益被大眾階層接受和使用；“政治化”指概念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于宣傳和動員等政治參與過程的現象；而“意識形態化”指一些概念日益成為一種哲學性和社會性概念體系的一部分，比如“ism”化概念體系的形成[1]?？迫湛苏J為，現代“概念”的這四個特征使現代“政治-社會”概念與其前現代的含義區別開來。從思想淵源上來說，科塞勒克所謂概念嬗變的“時間化”“民主化”“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化”與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海德格爾的存在現象學、施密特的政治哲學均有密切關系，甚至其用以闡述其方法論思想的術語也是直接借用于這些思想家[2]。

在科塞勒克等學者長期不懈的努力下，概念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同樣不凡。歷經25載編纂的八卷本《歷時性基本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和同樣采用概念史方法編纂的十五卷本《1680—1820年法國基本政治和社會概念手冊》均具有世界性的學術聲譽。

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之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于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興起，因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約翰·赫伊津哈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區別而得名[3]。正如姜進所言，以新文化史為代表的研究范式轉換堪稱近年來思想史研究甚至整個西方史學研究最重要的一次轉折[4]。

相比劍橋學派思想史研究、概念史研究的議題設置，作為新文化史研究議題的“文化”可謂涵蓋范圍更廣。美國歷史學家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等認為新文化史研究的任務是往“法律、文學、科學、藝術的底下挖掘”，“尋找人們借以傳達自己的價值和真理的密碼、線索、暗示、手勢、姿態”[5]。這樣，新文化史研究將與語言符號相關的圖像、儀式、文化觀念、歷史與心理活動都納入研究范疇。

在研究方法方面，新文化史范式主要吸收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法國年鑒派史學、后現代文化批評和歷史敘述主義、文化人類學等研究流派或者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資源。1999年，維多利亞·邦內爾等在為紀念《新文化史》出版十周年而編寫的紀念性文集《超越文化轉向》的引言中，特別提到了海登·懷特的《元歷史：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爾茲的《文化的解釋》這兩本著作對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影響[6]。眾所周知，海登·懷特作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呼喚一種轉向“敘事”的史學研究類型，認為歷史研究需要“更加認真地看待其文學方面”，要“回歸到隱喻、修辭和情節化”[7]；而格爾茲作為闡釋人類學的大師和開山者，希望通過對符號、儀式以及歷史遺物、信仰體系等文化形式的研究，開辟更多的研究可能性[8]。新文化史研究積極吸收了上述理論和方法資源。以林·亨特的成名作《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為例，作者嘗試從政治、文化和階級的角度來理解法國大革命，認為革命者的政治實踐并不是簡單地表現在政治活動中，而是通過語言、象征、儀式和每天的政治行為表現出來[9]。

作為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史研究甚至整個西方史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一種研究類型，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新文化史研究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著作，除了林·亨特及其相關著作外，代表性作者和著作還有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羅伯特·達恩頓的《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和《啟蒙運動的生意》等等。

4.關于“語言學轉向”對政治思想史研究影響的總結

一般來說，人們把“語言學轉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主要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一在研究議題上確立了“語言”以及相關“語言”要素的研究地位；二在研究方法上促進了以話語分析為主的“闡釋”方法的興起[1]。結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受“語言學轉向”多樣學術傳統的影響，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新興流派的問題關注點和研究路徑有很大不同，但在這兩個方面均有體現并呈現一定的共性。

其一，就研究議題而言，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語言”以及相關“語言”要素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被確立起來。美國學者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曾在一篇評價政治思想史研究最新進展的文章中認為，如今思想史研究面對的是一個“擴大了的文本性問題”，即對“文本”的研究被視為不應局限于“該著作的封面之內”[2]。在本文分析的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相關政治思想史流派中，劍橋學派強調挖掘“文本”“概念”的使用語境，希望從“言語行動”“修辭”等角度去重新詮釋偉大思想家及其文本；概念史研究以社會變遷過程的“基本概念”為研究議題，并希冀通過概念研究去更好地認識這一變遷進程；而新文化史研究則將與語言符號相關的圖像、儀式、文化觀念、歷史與心理活動都納入研究范圍。這樣，通過不斷擴大的“語言”意涵和維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議題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不斷拓展。

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政治思想史流派的“闡釋”色彩都非常濃厚。今天，我們在討論維特根斯坦、奧斯汀、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海登·懷特、克利福德·格爾茲等名字時，除了研究其對于語言學、現象學、史學理論、人類學等各個學科領域的貢獻，一般都把他們集結到后結構主義或者后現代主義思想這一理論陣營下[3]。顯然，將方法論預設奠基于此的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流派，在寫作思路和研究傾向方面與政治思想史研究早期的代表范式形成明顯的區別。鄧寧、薩拜因、洛夫喬伊等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早期學者，比較強調其研究的公共需要和政治目的，并力圖在作品中向公眾傳遞其主張的歷史意識。例如，鄧寧認為其按照上中古這一時間線索考察政治思想演進的目的在于揭示英美政治學學說的一致性和繼承性；而薩拜因在著作中則充分展現了其對西方實行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和思想價值的偏好。這種寫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傾向，在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諸流派中，已經很難得見。尋求對知識觀念的差異性、多元性理解，成為這些思想流派多元特征的共相。正如昆廷·斯金納所說的，“我只是運用歷史研究……追溯他們的差異，恢復他們的信仰以及盡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來理解他們”[4]。

四、對政治思想史研究“語言學轉向”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語言學轉向”給政治思想史研究議題和方法帶來了諸多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議題，豐富了其研究方法。所謂的“斯金納式革命”“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三大思想類型之一”“西方史學研究最重要的一次轉折”等褒獎式評價，都是對這一貢獻進行積極評價的表現。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語言學轉向”對知識體系和學術研究的貢獻以及消極影響，已被討論了很多。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來說，相關評價可謂涉及的面向相當廣泛，既有對其創新有效性的檢驗，也有對其外部效應或影響的反思。為了討論方便，筆者嘗試將這些評價概括如下：

首先，來看政治思想史“語言學轉向”所涉及相關流派學術創新的有效性問題。雖然很多學者都把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流派的出現，看作近些年來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主要表現，但事實上關于這些流派的爭議從其產生起就從未停止。關于劍橋學派，相關批評主要集中于其方法的嚴謹性和可行性問題。例如，大衛·高契爾在評價昆廷·斯金納的著作《霍布斯哲學思想中的理性與修辭》時就認為，該著作不僅存在許多篇幅與霍布斯的思想無關這一問題，而且還存在論題瑣碎甚至錯誤等問題[1]。劉海川認為劍橋學派的“歷史語境主義”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解釋學理論或方法論[2]。關于概念史研究，由于其研究對象僅僅局限于所謂的“基本概念”，關于其理論深度、框架體系等也存有很多爭議。例如，科塞勒克的弟子、任教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貢布萊希特就認為，與科塞勒克等概念史研究發起人復雜的研究設想和理論預設相比，實際的概念史研究往往落入對于詞匯語義變遷的梳理，其理論意圖難以貫徹[3]。近年來在國內大力倡導概念史研究的孫江也承認概念史研究難以體系化，基于概念研究線索的歷史圖像并不清晰[4]。而新文化史研究由于強調從“文化”的視角來思考和認知歷史，突出話語、文本的建構性，被很多學者視為有虛無化歷史的傾向[5]。上述關于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流派學術創新有效性的質疑指向不同的方面，有的甚至可以說涉及“一切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6]這一與生俱來很難避免的本體論問題。不過，這些批評至少提醒我們需要用一種謹慎的態度對待這些思想流派。

其次，再看政治思想史研究“語言學轉向”對學科主體性的影響問題。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學科門類的政治思想史，從誕生起就有著多來源的學科傳統和復雜、多樣的研究進路，所以關于“什么是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的學科內容和范圍”等問題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議，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形成階段，我們大體還是能總結出一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把政治思想的演化理解為一個有機發展的歷史過程，并通過考察偉大人物及其經典文本來解析這一過程。這也構成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學科門類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內容和范圍。不過，經過“語言學轉向”的洗禮，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議題不斷擴展變得豐富的同時，我們也愈發難以分辨出政治思想史的面目了。雖然絕大多數學者在總結、介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現狀時，都把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作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新動態加以介紹，但事實上上述研究流派尤其是概念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都把自己視為與政治思想史研究相區別的研究類型。而就研究對象而言，其與傳統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確實差別很大。例如新文化史研究非常重視對“心態”的研究，這與之前思想史所看重的“人物”“理論”有很大不同。法國學者羅歇·夏蒂耶在梳理法國思想史的演變軌跡時，就曾感慨這到底是思想史還是社會文化史[1]。經過“語言學轉向”的沖擊，本就不甚清晰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變得面目更加模糊，政治思想史學科主體性也更加難以勘定。

最后，再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對“戴維·伊斯頓難題”的回應問題。如前文所述，戴維·伊斯頓等人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批評，在于認為此項研究只是一種對前人政治思想的歷史分析，而沒有承擔“建立新的價值理論”的功能。該說法涉及對政治思想史這一研究領域或學科門類研究價值的質疑，對政治學學科影響巨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得上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學學科中衰落最重要的緣由。那么，“語言學轉向”所帶來的學術創新解決這一難題了嗎？從目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相關成果看，顯然沒有。美國學者約翰·岡內爾曾這樣表達20世紀后半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與戴維·伊斯頓所提問題之間的“錯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治理論史研究正是由于人們強加給它的特點，如脫離現實、側重歷史描述，而遭受到伊斯頓等人的抨擊；而人們在當代對它批評的基點卻是指責它缺乏歷史性”[2]?！罢Z言學轉向”的方法論預設奠基于后結構主義或者后現代主義思想，其目的在于通過多元主義的“話語（文本）分析”來對相關事實進行差異化的“解讀”，而非尋求對客觀事實進行因果機制等方面的“解釋”。所以，雖然在“語言學轉向”影響下，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現了各種新興流派不斷涌現的趨勢，但這充其量只是對既有研究的議題內容進行了擴展和對其方法視角進行了轉換，其研究旨趣既不關照政治現實，更不尋求從客觀現實中總結、提煉理論成果，與政治理論層面的學術創新基本無關。

五、結語

本文梳理了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三種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政治思想史流派在研究議題拓展和方法創新方面的表現，呈現了“語言學轉向”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響，并通過對相關政治思想史“語言學轉向”的評價的總結，分析這一影響的局限性。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進程中一個具有整體效應的影響事件，“語言學轉向”一直被視為學術創新的重要契機。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無論在議題還是方法上，均對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不少促進作用，但這一促進更多地體現在知識層面，而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其他問題難以顧及，并還有可能帶來政治思想史學科主體性困境的意外后果。

20世紀后半葉以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學科危機問題異常復雜，除了知識層面的議題拓展、方法創新等問題，還與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與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關主學科（主要是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取向變化等問題都緊密相關。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思想史研究曾以豐富的思想內涵、融通古今的寬廣思路、厚重的學理知識滋養了無數學人，但在今天如何讓其重獲新生并迎來更好的發展，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責任編輯：史拴拴〕

[1]大體來說，我們可以用“狹義”和“廣義”這一對范疇來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圍和內容。其中，狹義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指理論化的政治觀念研究，主要研究內容為“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而廣義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除了思想家的思想，還將文化觀念、社會心態等納入研究范圍。目前，絕大部分學者都從廣義的角度界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1]陳振明：《西方政治科學的興起與學科分化》，《東南學術》2004年第2期。

[2]1977年，美國學者保羅·康金在一篇討論思想史研究狀況的文章中聲稱：“思想史曾經擁有短暫且輝煌的過去，但眼前卻四面楚歌、前景黯淡無光?！眳⒁奝. Conk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Delzell，ed.， The Future of History， Nashvill，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1。

[3]由于問題意識、學術傳統等差異，“語言學轉向”實際上有著多重的面向和側重。本文將解讀“語言學轉向”問題意涵的豐富性。

[4]房寧：《重新認識什么是基礎理論研究》，《環球時報》2018年2月1日；龔留柱：《式微中的思想史研究》，《史學月刊》2017年第9期。

[5]關于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研究范式的介紹和引入，李宏圖、方維規、孫江、姜進等學者貢獻卓著。其中，劍橋學派研究方面，李宏圖主編了“劍橋學派思想史譯叢”“劍橋學派概念史譯叢”；概念史研究方面，方維規發表了數篇介紹德國概念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孫江主編了概念史研究方面的集刊《亞洲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方面，姜進主編了“新文化史經典譯叢”。

[6]安德魯·文森特：《政治理論的本質》，羅宇維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

[7]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71—572頁。

[8]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4卷本，賀麟、王太慶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1978年版。

[1]代表性的早期政治思想史著作有1855年羅伯特·布雷基出版的兩卷本《遠古以來的政治文獻史》，1855—1858年羅伯特·馮·莫爾出版的三卷本《政治學的歷史和文獻》等。

[2] [3]W.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eva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Introduction， pp.15-16， Preface， pp.7-8.

[4]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

[5]洛夫喬伊的思想史研究被稱為觀念史范式。洛夫喬伊認為人類在認識世界的長期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單元-觀念”（unit-ideas），這些“單元-觀念”是比各種哲學體系、流派、學說、主義等更為基礎的要素。在《存在巨鏈》一書中，洛夫喬伊探討了“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一“單元-觀念”。參見阿瑟·O.洛夫喬伊：《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張傳有、高秉江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6]例如，拉斯基在1926年就職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教授的演說中就認為，如果想要對政治學進行富有成就的研究，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展開。參見H. Laski， "On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P. King， e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New York and London： Frank Cass， 1978， p.3。

[7]1928年，著名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則是公開聲稱“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參見科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陳新譯，丁耘、陳新主編：《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問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1] D. Easton， "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1， 13（1）， pp.36-58.

[2]凱瑞·帕羅內：《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李宏圖、胡傳勝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3]昆廷·斯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丁耘、陳新主編：《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問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頁。

[1]Q.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2.

[2]昆廷·斯金納：《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丁耘主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38頁。

[3]昆廷·斯金納：《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奚瑞森、亞方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2頁。

[4]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與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馮克利、傅乾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

[5]P. Burk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ete"， History and European Ideas. 1997， 23（1）， pp.55-58.

[6]相關內容詳見德國學者斯特凡·約爾丹主編的《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中科塞勒克撰寫的“概念史”詞條。參見斯特凡·約爾丹主編：《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孟鐘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

[1]Melvin Richter， Michaela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6， 67（2）， pp.343-356.

[2]如科塞勒克用“經驗空間”“期待視域”這兩個哲學概念來闡述其歷史時間觀念，他認為作為概念史研究對象的“基本概念”不僅可以描述既往經驗，還能打開指向未來的期待視野。研究者認為科塞勒克的這種時間觀念受到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闡明的相關思想的影響，而“經驗”（experience）、“期望”（expectation）和“視域”（horizon）等概念則直接取自伽達默爾的論述。參見張鳳陽：《現代性研究的“語言方案”——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論旨趣的政治哲學釋讀》，《學術月刊》2018年第12期。

[3]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興起與走向》，《河北學刊》2004年第6期。

[4]姜進認為新文化史研究“全面刷新了學術研究的理論前提、路徑、方法、目標和作用”，堪稱“湯瑪斯·庫恩意義上的科學范式的革命”。參見林·亨特編：《新文化史》，姜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總序第1頁。

[5]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等：《歷史的真相》，劉北城、薛絢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6]理查德·比爾納其、林·亨特編：《超越文化轉向》，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引言第2—3頁。

[7]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中譯本前言第1—4頁。

[8]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534頁。

[9]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汪珍珠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郭臺輝：《語言的政治化與政治的語言化——政治學方法論的“語言學轉向”問題》，《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4期。

[2]多米尼克·拉卡普什：《對思想史的重新思考和文本閱讀》，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斯蒂文·卡普蘭主編：《現代歐洲思想史——新評價和新進展》，王加豐等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5頁。

[3]陳嘉明認為維特根斯坦、奧斯汀、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的理論是后現代主義思想的淵源，開辟了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先河；而海登·懷特、克利福德·格爾茲則是在各自領域踐行后現代主義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參見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140頁。

[4]Q.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

[1]D. Gauthier，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7， 94（2）， pp.94-97.

[2]劉海川：《語境主義的文本解釋觀念以及斯金納的濫用》，《現代哲學》2019年第4期。

[3]方維規：《概念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

[4]孫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國轉向》，《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5]M.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

[6]保羅·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知識綱要》，周昌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頁。

[1]羅歇·夏蒂耶：《思想史還是社會文化史？法國的軌跡》，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斯蒂文·卡普蘭主編：《現代歐洲思想史——新評價和新進展》，王加豐等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

[2]約翰·岡內爾：《政治理論：傳統與闡釋》，王小山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