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書文獻到童蒙讀物的流傳軌跡

【摘要】智永的《千字文》以楷書和草書體書寫，有多種版本。啟功的研究展示了法書文獻的復制方式及流傳軌跡，還強調《千字文》具有啟發童蒙、流傳廣遠的實用價值。這有助于人們了解古代法書文獻的版本知識、認識“王羲之這個角色”、拓展法書文獻出版物及書法教學“啟發童蒙”的功用，同時也為研究中國特色的閱讀史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案例。

【關鍵詞】啟功? 智永? 千字文? 法書文獻? 童蒙讀物? 閱讀史

中國古代的書法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許多著名的法書文本，通過臨摹、碑帖、刊印、輯錄等方式得以流傳后世，形成了積淀深厚的法書文獻。啟功先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書法家，在書畫文獻的鑒定和考證方面造詣高深，著述頗多。其中對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版本的考證歷時多年，有《說〈千字文〉》及題跋，還有兩首《論書絕句》，展示了法書文獻的復制方式及流傳軌跡，為探討《千字文》的文化價值和實際功用提供了思路，也為研究中國特色的閱讀史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案例。

一、考證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流傳軌跡

（一）早年研習影印本

啟功先生對《千字文》的研究是從學習書法開始的，他自述“六歲入家塾，字課皆先祖自臨九成宮碑以為仿影”；20多歲后“雜臨碑帖與夫歷代名家墨跡，以習智永千文墨跡為最久，功亦最勤”啟功：《論書絕句（一百）》，《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7頁。按：《啟功真草千字文（原大墨跡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接觸《千字文》，實從習字臨帖開始。既是一字字地臨寫，就發現了許多異文……不免發生哪個對、為什么不同諸多疑問。后來逐漸留心有關《千字文》問題的資料”啟功：《說〈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3頁。；23歲時根據所見從日本傳回的《千字文》版本，寫了《論書絕句（七）》：“硯臼磨穿筆作堆，千文真面海東回。分明流水空山境，無數林花爛漫開?！眴⒐Γ骸秵⒐哺濉に囌摼怼?，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27頁。此詩附有說明文字，列舉了智永《千字文》的五個版本，并將群玉堂本與墨跡本比較，認定智永的墨跡本是真面目，而且指出對研究書法史有重要價值：

智永寫《千字文》八百本，分施浙東諸寺，事見唐何延之《蘭亭記》。千數百年，傳本已如星鳳。世傳號為智永書者并石刻本合計之，約有五本：大觀中長安薛氏摹刻本，一也；南宋群玉堂帖刻殘本四十二行，自“囊箱”起至“乎也”止，二也；清代顧氏過云樓帖刻殘本，自“龍師”起至“乎也”止，此卷為明董其昌舊藏，戲鴻堂帖曾刻其局部。近獲見原卷，黃竹紙上所書，筆法稚弱，殆元人所臨，三也；寶墨軒刻本，亦殊稚弱，四也；日本所藏墨跡本，五也。此五本中，以一、二、五為有據，長安本摹刻不精，累拓更為失真。群玉本與墨跡本體態筆意無不吻合，惜其殘失既多，且究屬摹刻。惟墨跡本煥然神明，一塵不隔。非獨智永面目于斯可睹，即以研求六朝隋唐書藝遞嬗之跡，眼目不受棗石遮障者，舍此又將奚求乎？啟功：《論書絕句（七）》，《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頁。

啟功先生當時所臨寫和參考的是羅振玉的跋文及影印本。據他后來記述：“1912年日本小川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個墨跡本交圣華房（出版社名）影印行世，后有日本內藤虎次郎氏跋尾，從此許多人才見到一個可靠的墨跡本……此后幾年，上虞羅氏重印此本，后有羅叔蘊先生跋尾，便理直氣壯地說它多力豐筋，實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跡。從此時以至今日，智永的書寫權愈來愈被確認了?！眴⒐Γ骸墩f〈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0—261頁。還有一個佐證，啟功先生曾將這個影印本呈送書法家、金石鑒賞家張伯英觀賞，張伯英“見而大驚，曰：‘此六朝人之墨跡也”啟功：《銅山張勺圃先生碑帖論稿讀后記》，《東方藝術》2006年第8期。按：此文記錄云“數日后以新得之精印本上呈，老人大喜，功亦大喜”。。

羅振玉1918年所作《智永千文跋》附在《智永真草千文真跡》影印本后，說明：“后于東友小川簡齋許得見此本，則多力豐筋，神采煥發，非唐以后人所得仿佛，出永師手無疑。昔賢評右軍書勢雄強，永師傳其家法，固應爾爾。此不但可壓倒關中本及顧氏所藏，且可證宋以來官私法帖右軍諸書傳摹之失。亟寫影精印，以貽好古之士，即此以求山陰真面，庶幾其不遠乎？”羅振玉：《智永千文跋》，《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集下《后丁戊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1—642頁。按：〔隋〕釋智永書《智永真草千文真跡》，封面署“羅振玉題”，線裝影印本，后有跋尾說明“宣統戊午”作，即1918年。羅振玉在日本見到了《千字文》墨跡本，參照關中本和顧氏藏本，鑒定墨跡本為智永所書真跡，并以日本影印本為底本在中國重印。啟功先生所謂“真面”“多力豐筋”等評語就出自羅振玉的題跋，可見他最初見到的就是羅振玉重印的影印本。這個影印本在當時被不少學者看到，馬敘倫就說：“余謂智永《真草千文》真跡今尚傳世，余見日本影印本，風韻自不待言?！瘪R敘倫：《石屋余瀋》，《民國叢書》第三編（87）綜合類，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本，第161頁。啟功先生列舉了五個版本，并對羅振玉提到的“顧氏所藏”本，根據“近獲見原卷”加以考辨，詳細說明“清代顧氏過云樓帖刻殘本”的流傳情況和版本特征，認為其“筆法稚弱，殆元人所臨”，這就是相對墨跡本“多力豐筋”而言的。

啟功先生《說〈千字文〉》提到法國人伯希和1932年發表的《千字文考》伯希和著，馮承鈞譯：《千字文考》，《圖書館學季刊》1932年第6卷第1期，第67—86頁。。伯希和1908年到達敦煌，帶走了藏經洞中的大量文獻。其《千字文考》開篇就說“千字文是中國從前兒童初學的一種字書，外國人的譯本很多”，有根據漢文、高麗文、日本文版本而譯成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還有一種蒙古文本；還提到“在敦煌石室發現了幾本周興嗣的千字文”，其中有一本附有西藏文的音釋，由此可見《千字文》在海內外廣泛流傳的信息。此文的重點是引證中國古籍中相關資料，逐一辨析有關《千字文》的傳說或故事。啟功先生認為：“伯氏著力在周興嗣這篇《千字文》撰寫過程，并討論流傳各種本子的真偽，對所謂‘王羲之書鐘繇千字文進行辨偽?！倍掳l現的日本墨跡本提供了有力證據，“近數年原卷出現，有影印本”，足以證明“其為憑空捏造，望而可見”；伯希和對“其他有關《千字文》的問題，由于著力點不同，反倒未暇談及”啟功：《說〈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2頁。。

（二）晚年鑒定墨跡本

啟功先生1974年作《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跋》，這時所見是日本影印的墨跡本，肯定“乃唐時傳去者，其筆鋒墨彩，纖毫可見。證以陜刻及群玉堂刻四十二行，益見墨跡之勝。此直是永師手跡，無容置疑。多見六朝隋唐遺墨，自知其真實不虛”；“余既定之為當日浙東諸寺中八百本之一”，并作詩贊之：“永師真跡八百本，海東一卷逃劫灰。兒童相見不相識，少小離鄉老大回?！眴⒐Γ骸度毡居坝≈怯馈凑娌萸ё治摹的E跋》，《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88頁。按：《啟功叢稿·論文卷》第266頁，《說〈千字文〉》附記云“日本今井凌雪教授惠贈便利堂原色影印本《真草千字文》一函”。此詩收入《論書絕句（三十六）》，并附注簡單說明用于對校的版本：“智永千文墨跡本，唐代傳入日本，持較北宋長安刻本及南宋群玉堂帖刻殘本四十二行，再證以六朝墨跡，知其當為永師真跡?！眴⒐Γ骸墩摃^句（三十六）》，《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頁。這里只提到兩個用于比較的《千字文》版本。

1988年7月發表的《說〈千字文〉》，全面梳理和考訂有關《千字文》的版本問題。其中依次列舉“智永《真草千字文》寫本、臨本和刻本”，共有五種：智永墨跡本、敦煌發現的唐初人臨本殘卷、宋薛嗣昌摹刻本（碑石在陜西西安碑林）、南宋《群玉堂帖》刻殘本、寶墨軒刻本。與1974年的跋相比，去掉了“清代顧氏過云樓帖刻殘本”，增加了敦煌發現的臨本殘卷，而最有價值的是日本藏“智永墨跡本”，被置于第一位?！墩f〈千字文〉》“附記”特別說明：“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九至日本京都小川氏家，獲觀原本，裝冊褾手不精，每半頁四邊鑲以綾條，其風格似清末褾工，殆即明治末年所裝，計其改卷為冊，當亦即在此時。硬黃紙本，黃上微泛淡褐色，蓋敦煌一種薄質硬黃紙經裝褾見水時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筆墨痕濃重處時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猶有內亮之色，更可知絕非鉤描之跡也?！眴⒐Γ骸墩f〈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6頁。按：啟功《跋唐摹本永師真草千字文》原墨跡，載《啟功題跋書畫碑帖選》上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內容與上引“附記”略有不同。2001年啟功先生回憶張伯英時也稱：“功年八十，始于小川為次郎氏家見其遺物，《千字文》墨跡赫然寓目，證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黃寫本落筆處墨痕如漆，足知為永師散施浙東之本，而為使者攜歸之物，毫無可疑?；貞浬孜桃娪坝”径@嘆之，彌足征信?！眴⒐Γ骸躲~山張勺圃先生遺墨書后》，《20世紀書法經典·張伯英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

（三）考證墨跡與文詞

法書文獻與其他古籍文獻的不同是，為了保存書體的整體面目（“真面”）而不失真，采用了特殊的復制方式，形成了特殊的版本形態，“法書這個稱呼，是前代對于有名的好字跡而言。墨跡是統指直接書寫（包括雙鉤、臨、摹等）的筆跡”，“碑帖是指石刻和它們的拓本，這兩種，在我們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傳統和豐富的數量”啟功：《關于法書墨跡和碑帖》，《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1頁。。啟功先生自言“半生師筆不師刀”啟功：《論書絕句（九十七）》，《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3頁。、“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啟功：《論書絕句（三十二）》，《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8頁。，這不僅是學習書法的路徑，也是鑒定法書的方法，因為“墨跡之筆鋒使轉，墨華絢爛處，俱碑版中所絕不可見者。乃知古人之書托石刻以傳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啟功：《唐人寫經殘卷跋》，《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8頁。。對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啟功先生正是根據觀察“其字每逢下筆墨痕濃重處時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猶有內亮之色，更可知絕非鉤描之跡矣”，還有“多見六朝隋唐遺墨”的經驗，得出結論：“智永寫本的周興嗣《千字文》應是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是毫無疑義的?！眴⒐Γ骸墩f〈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7、260頁。這個《千字文》墨跡本實物是使“眼目不受棗石遮障者”啟功：《論書絕句（七）》，《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頁。，在書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啟功先生對其他書畫的鑒定也是如此，“必審筆墨之精粗，神氣之雅俗”啟功：《記〈式古堂朱墨書畫紀〉》，《啟功題跋書畫碑帖選》下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例如《論懷素〈自敘帖〉墨跡本與宋刻本》指出：“后來用墨跡本和石刻本并列臨摹，發現墨跡本確實比石刻精采，這原是法書傳本的通例?！眴⒐Γ骸墩搼阉亍醋詳⑻的E本與宋刻本》，《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25頁。他對智永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的考證，對校了多種版本（敦煌臨寫本、碑刻本、影印本），也呈現了這一《真草千字文》遞藏和流傳的歷史軌跡：日本藏墨跡本—日本影印本—羅振玉影印本；而他獲取這一版本的過程是：羅振玉影印本—日本影印本—日本藏墨跡本（原件）。他通過數十年的臨摹、追蹤和探討，終于根據所見墨跡本原件，特別是“惟墨跡本煥然神明，一塵不隔”，或者說“多力豐筋，神采煥發”的神韻，進一步確定這是智永所書《千字文》八百本之一按：關于《千字文》墨跡本是否為智永真跡，尚有不同看法，本文不涉及這個問題。。

研究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除了鑒定書體墨跡，還要考證“文詞內容”，涉及字義、避諱、音韻、辨偽等方面的文獻學知識。啟功先生早年臨寫《千字文》“就發現了許多異文”?！墩f〈千字文〉》通過辨析文字的含義和寫法，說明是先有真書，后有草書；針對不同版本中的異文現象，說明“‘律召作‘律呂的寫本，最早見于懷素小草書寫本”；辨析“薛氏刻本”中的宋諱字，如“玄（缺末筆）”。而敦煌發現的唐初人臨本殘卷“草書‘煒字真書作‘瑋字，與日本藏本完全一樣，使我真要喊出‘一字千金了”啟功：《說〈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3—264、261頁。。1993年所作《南朝詩中的次韻問題》一文說明《千字文》“題目稱‘文，而全篇四言為句，隔句押韻，又換韻轉押，分明是一首四言長詩”；接著考證“周興嗣次韻”問題，認為“從文章上看，是周氏次韻所撰；從書法上看，是一卷王羲之的字”，并進行辨偽：“宋人造出那卷‘鐘繇千字文王羲之書一卷偽物，使人覺得周興嗣次韻的就是這卷《千字文》。其實這卷鐘文王書的《千字文》完全不成語句，更無韻腳可次，真可以說作偽心勞日拙了！”啟功：《唐朝詩中的次韻問題》，《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9—276頁。

二、《千字文》流傳軌跡的啟示意義

啟功先生《說〈千字文〉》是對自己從臨寫到考證《千字文》的一個總結。其開篇的概述尤其值得關注：“以‘天地玄黃為起句的《千字文》，名頭之大，應用之廣，在成千累萬的古文、古書中，能夠勝過它的，大約是很少很少的。只看它四字成句，平仄流暢，有韻易誦，沒有重字（沒有重復寫法的字），全篇僅僅一千字，比《道德》五千言這本著名的‘少字派書還少著五分之四。它便利群眾，啟發童蒙。其功效明顯，流傳廣遠，難道不是理所應得的嗎？”啟功：《說〈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2頁。有關《千字文》“便利群眾、啟發童蒙”的作用，正是《千字文》不同于其他法書文獻的特點，因而涵蓋了更為廣泛的文化普及意義和實際利用功能。

（一）了解古代法書文獻的版本知識

圖1? 蔣善進臨本殘卷按：尾題“貞觀十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見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啟功先生考證《千字文》，列舉了“智永《真草千字文》寫本、臨本和刻本”。目前尚存的可靠實物版本或者說文獻證據，一是墨跡本（原件之一流傳到日本，現有影印本）；二是敦煌發現的唐初人蔣善進臨本殘卷（圖1）；還有宋代薛嗣昌摹刻本（碑刻現在西安碑林）。參照啟功先生《關于法書墨跡和碑帖》一文啟功：《關于法書墨跡和碑帖》，《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1頁。，可以窺探法書文獻為了保真而采用的復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流傳軌跡。

近代有了影印出版技術、現今有了數字出版技術，這使法書文獻的復制效果更為逼真、讀者獲取更加方便，為鑒賞古代法書及書法教學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文獻資料。智永書《真草千字文》的不同版本是法書文獻流傳的典型例證，而且“梁周興嗣所次千文，遂被異世非常之遇”〔南宋〕洪咨杖：《平齋文集》（四）卷第十《徽廟草書千文跋》，《四部叢刊續編·集部》，［上海］涵芬樓1934年影印本。，成為文以書傳的案例。從書法學習臨帖的角度說，啟功先生既有“習智永千文墨跡為最久，功亦最勤”的經驗，又有鑒定碑帖的方法，強調“先要認清碑帖上的字相對原來的墨跡有失真之處，因為碑帖上的字是我們模仿的字樣了”啟功：《書法入門二講》，《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84頁。，這就是對碑帖持“破除迷信”的態度。

（二）認識“王羲之這個角色”

為什么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能夠流傳下來，成為歷代書家臨寫、品評的對象？啟功先生指出“千字文故事中有王羲之這個角色”。智永是陳隋間的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孫，曾收藏王羲之所書《蘭亭序》等真跡。他專心臨摹王羲之的字，曾經書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贈多處佛寺，致力于傳承王羲之的“家法”，如啟功先生所說：“智永所臨，當然是王羲之的字，那么智永所臨《千字文》中的字樣，即是王羲之的字樣了?！眴⒐Γ骸墩f〈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6頁。王羲之在書法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自晉以下，南朝書風的銜接延續，在王氏門中，更可看出承傳的緊密”啟功：《〈唐摹萬歲通天帖〉考》，《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66頁。，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北宋時御制的《宣和書譜》梳理了一條線索：“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為師法，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又作真、草書《千文》傳于世，學者率模仿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蓖跞豪觞c校：《宣和書譜》，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頁。假如是一個普通僧人所書寫的一篇千字詩文，是不可能被后人不斷臨摹而蔚成風氣的。

更為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引導作用，他推崇王羲之的書法：“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唐〕房玄齡等：《晉書·王羲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08頁。他也學習王羲之的書法，“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而虞世南師之，頗得其體，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王群栗點校：《宣和書譜》，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其他文臣也以智永為師法對象，例如，“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646頁。柳公權曾“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帝尤奇惜之”〔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12頁。。實際上書法已經成為朝廷“潤飾太平”的一種媒介，也是用于“宣賜”的文化儀式活動。歷代皇帝及其文臣競相書寫的《千字文》數量頗多：有的傳承智永的真草“家法”，臨寫逼真；有的變化出新，不拘一格，例如宋徽宗的瘦金體《千字文》、文征明的《四體千字文》、趙孟暴的《六體千字文》，等等?！端膸烊珪吩谧硬俊八囆g類”有“書畫之屬”，或者說書法被歸入“藝術類”。其中收錄清代倪濤《六藝之一錄》，在“法帖論述”中列有“千字文”類，專門收錄歷代有關《千字文》的資料〔清〕倪濤編，錢偉強等點校：《六藝之一錄》，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按：此書第3912—3926頁，即“卷一百六十八：法帖論述三十八”，全部是有關《千字文》的資料。。

民國時期，伴隨著石印、影印技術的發展，名家書體的《千字文》成為書局推廣的商品，報刊可見“趙文敏公真草千字文帖，一冊八分”（1915年《申報》）、“元鮮于樞趙孟暴合筆草書千字文卷（宋紙本）”（1920年《益世報》）、“周興嗣千字文帖一角五分”（1921年《申報》）、《智永真草千字文》碑帖本（商務印書館1933年）等廣告。由此可見，以《千字文》為線索，可以追溯王羲之書體的深遠影響及其歷史背景。而歷代名家以《千字文》為文本而衍生的各種法書文獻及其出版物按：孫寶文編《歷代千字文墨寶》（共6冊，吉林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共收90件。孫寶文編：《館藏國寶墨跡：智永真草千字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也是窺探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書法文獻閱讀史的一個窗口。

（三）拓展“啟發童蒙”的功用

智永《真草千字文》作為法書文獻在上層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古代書法家對周興嗣《千字文》的內容并不重視，古代朝廷設置的“書學”不以《千字文》為教材按：宋理宗時“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兼通《論語》《孟子》義”?！苍趁撁摰龋骸端问贰?，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88頁。?！肚ё治摹酚捎凇懊^之大”，被私塾先生當作童蒙教材，反而在民間廣泛傳播。

《千字文》作為童蒙教材，具有包括識字（不重復的千字）、寫字、讀文、道德教化以及編排序號等功用。例如，敦煌遺存的《千字文》寫本中就有“學童初學識字所寫”的殘片常藎心：《從敦煌寫本看〈千字文〉在唐五代時期的使用》，《童蒙文化研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6—281頁。，由老師在紙上寫出《千字文》中若干字的楷體，讓兒童在下面反復臨寫練習。元代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規定：“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字文大字為格，影寫一遍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薄苍吵潭硕Y撰，姜漢椿校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黃山書社1992年版，第30頁。直至晚清民初，以書寫本（手抄本）、小冊子流傳的《千字文》課本，在民間私塾仍然不計其數《百家姓千字文大逞威風》，《申報》1914年7月24日。其中報道：“紹人之揣摩風氣者，爭先購買《百家姓》《千字文》及《神童詩》等舊書，半年之內每種銷至二三萬冊?！?。

民國初期，伴隨著社會文化及教育體制的變革，主管部門開始“停閉不合程序私塾”，因為“取閱課本大都《千字文》《百家姓》，詢其講解茫無以對”《地方通信·杭州》，《申報》1915年11月6日。。新式小學開始采用新編的語文教科書，《千字文》用于識字、習字的功能被取而代之。1929年發表的《小學初級寫字教學法》一文說明：兒童剛入學時年齡小、能力弱，“采用毛筆太嫌費事費力；而且鉛筆字在將來生活上應用很廣博的”；到第二、三學年再安排寫毛筆字（大楷、小楷），臨摹字帖；建議根據兒童已認識的字，將所選字帖中艱深的字去掉，加上九宮格，編成一種適合兒童臨摹的字帖鄒翊風：《小學初級寫字教學法》，《中華教育界》1929年第17卷第11期。。從實用角度來看，書寫工具已經發生變化，硬筆寫字逐漸普及。1931年《申報》有關《國語科教學》的消息說：“在從前社會上所需要的是軟筆字（就是毛筆字）?？墒乾F在社會上所需要的是，軟筆字變為鋼筆字了。如果在現在時候，學習寫字，仍和從前一樣，只用軟筆不用硬筆，實是一個大大的錯誤?！薄督逃ⅰけ静骸Z科》，《申報》1931年7月14日。

圖2? 楷書插圖千字文? 圖3? 鉛字排版千字文

《千字文》押韻成文，便于誦讀，但內容繁雜，難以理解。古代私塾老師讓兒童背誦，并不講解，所謂“牧童三五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清〕袁枚著，王英志編纂校點：《隨園詩話》卷八，《袁枚全集新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頁。。古代也有多種注釋本，例如明代婁芳撰、婁國安校梓《千字文釋義》，注釋頗為詳細，但不適用于童蒙教學〔明〕婁芳撰，婁國安校梓：《千字文釋義》，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民國時期，《千字文》這本家喻戶曉的童蒙讀物，在民間私塾依然有廣泛需求，民營書局紛紛印行各種小冊子。為了適應新式學校的教育內容，書局開始對《千字文》的文本進行改編，特別標明其新特點而加以推廣：有的附加了繪圖、注音、標點、言文對照等內容；有的選擇楷書字體，有的采用印刷鉛字。例如，書名標稱《新式標點千字文白話注解》（1927年，圖2），用楷書體，配有插圖高馨山譯注，劉鐵冷校訂：《新式標點千字文白話注解》，上海中原書局1927年印行（北京師范大學“晚清民國教材全文庫”）。；蔡元培題簽的“注音注解、言文對照千字文”（1937年，圖3）錢釋云編注：《注音注解? 言文對照千字文》，上海春江書局1937年版。，用印刷鉛字排版，四句一頁，附加了注音字母，用白話文簡明注釋每句的內容。各家書局采用的封面也競相出新，早期的封面有的是舊式私塾的師生圖，類似明代仇英的《村童鬧學圖》；而新式書局的《千字文》，彩色封面上已經出現衣著時尚的小學生快樂游戲的畫面。繪圖本的內容也有新意，一本《蒙學千字文》配合“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兩句，第一張插圖是半個“地球”《蒙學千字文》，上海福祿壽書局版，民國時期出版，具體年份不詳。。這種《千字文》新印本考慮到兒童喜歡圖畫的心理，補充了教育部門新制定的文字語言規范，已經被改編為兒童識字讀本。各家書局出版的小學生讀本《千字文》，其版本略有差異。有的仍存在啟功先生所提到的避諱改字現象，如“玄”改作“元”、“律召”改為“律呂”。這正如啟功先生所言“《千字文》是以蒙書的身分被傳習的，教蒙書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為多”，因此這些字就都流行起來啟功：《說〈千字文〉》，《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5頁。。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成立的中華書局印行《初等小學中華國文教科書》，其版權頁附有廣告語：“千字文，剛讀完，父母心喜歡。明日起，讀國文，中華書局出版最有名。語句好，記得清，有圖畫，更鮮明。我們快快讀，莫負好光陰?！边@則廣告的內容很有趣，是對小學生的召喚，可以看作是從在私塾讀《千字文》過渡到在小學讀新式國文教科書的一個標志。

近年來在“國學”復興的背景下，出版社以“兒童必讀蒙學經典”“經典國學無障礙閱讀本注音彩圖版”“民國蒙學繪圖本”等名目，紛紛出版《千字文》小冊子。從內容來看，《千字文》是連綴成文、有韻易誦的四言詩，其內容或是四字成語典故，或是縮略經典名句，都有來歷出處。例如，“天地玄黃”與《易經》有關；“我藝黍稷”出自《詩經·小雅·楚茨》；“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出自《論語·憲問》；“踐土會盟”出自《史記》；等等。還有天文地理、人名地名、動植名物、儒家倫理等方面的知識，如“嵇琴阮嘯”“恬筆倫紙”的故事。這些屬于啟功先生所言書法文獻“文詞內容方面的歷史、語言、文學的資料價值”啟功：《記漢〈劉熊碑〉兼論蔡邕書碑說》，《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12頁。。啟功先生曾臨寫“景行維賢，克念作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四句，評說“《千字文》多嘉言，此數語尤精粹。臨智永真跡，以期無忝”（圖4啟功：《啟功書畫集》，文物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頁。），其中涉及“賢”“圣”“德”等儒家觀念，用以自勉。

在當今的電子書寫時代，《千字文》的功用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民國時期，應該加以拓展和創新?！肚ё治摹房梢宰鳛檎Z文學習的課外讀物，其中的嘉言名句、典故成語凝縮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如今利用古籍全文數據庫，就能檢索到名言典故的出處，進入相互鏈接的“國學”知識體系按：周興嗣《千字文》收入明代梅鼎祚編纂《梁文紀》卷十四，見《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但教師和出版者對《千字文》的內容要加以分析，不宜將古代的童蒙讀物籠統標稱為“國學經典”。從書法普及層面（教學、出版）來看，《千字文》積累了多種名家法帖，有助于人們了解中國書法藝術的基礎知識和歷史風貌。以書法教學為平臺，以法書文獻出版物為媒介，展現和詮釋書法藝術、詩文聲韻的文化意蘊，借用啟功先生的話來說，這“難道不是理所應得的嗎”？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啟功先生對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的研究，從臨摹其字體、考證其文字，到目驗其墨跡、辨析其版本，歷時多年，反復揣摩，心領神會，見解獨到。其中記錄和呈現了書法大家對法書文獻所特有的閱讀方式和體驗過程，包括“真要喊出‘一字千金”的發現、請名家觀賞“見而大驚”和“大喜”的情景，為從閱讀史角度研究中國書法文獻提供了具體生動的個案?！肚ё治摹纷鳛橐环N被閱讀的出版物，其綿延不絕的流傳軌跡包括兩個層面：上至宮廷層面，衍生出多種名家書體的法書作品，被多次輯錄刊刻；下至民間層面，演化為鄉村私塾的童蒙教材，被不斷改編出版。這二者既有關聯，也有錯位，由此形成了“名頭之大，應用之廣”的閱讀效應?！肚ё治摹返臍v時性閱讀和傳播，受到政治環境、書法功能、文化變革、媒介更新（包括復制技術、換筆）等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千字文》通過兒童在私塾誦讀和臨寫的方式，逐漸成為鄉村百姓耳熟能詳、觸手可及的讀物。顧炎武曾記述識字書籍的變化：“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為《三蒼》，而《急就篇》最行于世?！钡肚ё治摹烦霈F后，“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后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清〕顧炎武：《呂氏千字文序》，《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7頁。。中國古代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關于《千字文》流傳的記載。此外，《千字文》還有許多流播海外的版本（中文本、翻譯本、刊印本、新編本等）按：伯希和《千字文考》已經提到多種文字的譯本。王平主編《東亞千字文萃編》（全三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版），分為《中國卷》（19種）、《韓國卷》（39種）、《日本卷》（43種），其中包括周興嗣系列的《千字文》，還有其他內容的《千字文》、中英文對照本《千字文》。，尤其對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如古代日本、朝鮮）有廣泛影響按：〔日〕荒浪平治郎《日清韓三國千字文》，（東京）哲學書院發行，明治三十三年（1900）版。其中韓國人洌水居士序曰“以周興嗣千字文譯解朝鮮日本清國之音韻與語詞，以便人人之覽讀，而欲速通語”。，這是研究中國閱讀史應該關注的內容。我們有必要了解《千字文》的流播軌跡及其所積淀的文化傳統，拓展知新溫故、中外交流的學術視野，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

附記：此文作于2022年，謹以此文紀念啟功先生誕辰110周年。

〔作者于翠玲，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The Path from Calligraphy Documents to Childrens Books： Taking Qi Gongs On Thousand-Character Text as a ClueYu Cuiling

Abstract：Zhi Yongs Thousand-Character Text， written in regular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has many versions. Qi Gongs study shows the way of duplicating and trace of spreading of calligraphy documents， but also emphasizes its practical value of opening childrens mind and passing through generations. His stud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bout versions of ancient calligraphy documents and “the role of Wang Xizhi”， develops calligraphy publications and calligraphy teachings function of “opening childrens mind”， and offers a valuable case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rea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Qi Gong， Zhi Yong， Thousand-Character Text， calligraphy document， childrens books， history of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