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作為社會史

出版是商業活動，也是紙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根基。作為思想的擴音器，出版難免與其所處時代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發生交結。在20世紀上半葉，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激流（“啟蒙”）、日益多元且競爭激烈的文化市場（“生意”）、政權與戰爭的更迭反復（“政治”）共同決定了無數出版社的命運。邱雪松教授的《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以此三股歷史動力為經緯，為讀者勾勒了開明書店的興衰變遷。

全書按照時間先后劃分章節。引言把開明書店置于新文化書業發軔的歷史脈絡中。開明繼承了新青年社和創造社試圖脫離既有出版商、通過自行出版以傳播“啟蒙”思想的嘗試，但同時也體現了第二代新文化人士區別于前人的職業選擇。不同于陳獨秀、郭沫若等人始終把出版看作輔助文化變革的工具，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開始崛起的“新書業”是五四學生輩得以謀生的事業。第一章探析開明書店誕生的具體過程。因為在《婦女雜志》上推出過于激進的“新性道德”?？?，并且私下和婦女問題研究會同人成立雜志而違反公司紀律，章錫琛在1925年底被商務印書館辭退。章于是自辦雜志社，隨后在朋友的支持下將其轉變成了出版社——開明書店。開明書店創業之初，資金完全依靠兄弟和朋友籌措，其內部運作也因為人手少、職務分工雜而更像一個“手工業”的小規模家庭式書店。盡管樹立鮮明的“啟蒙”旗幟，書店的維系仍然依賴教科書的售賣。1927年出版的國文教材《開明活葉文選》抓住了現有市場的縫隙，得以成為開明維持“生意”的第一樁大宗買賣。

第二章追述了1928—1937年開明書店發展為綜合出版社的歷程。1928—1929年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奠定了開明擴張的資本基礎。和文化名人林語堂簽約出版《開明英文讀本》（第69頁。凡引自《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一書的內容，均只列頁碼）、與世界書局打上一場“廣告味十足”的教科書版權官司（第73頁）、刊行《辭通》《二十五史》等“精品路線”古籍（第91頁）都體現了開明越發成功的生意經。同時，“政治”開始對開明的走向起到關鍵作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革命期間的激進主張被更大范疇的“社會革命”議題所包含和鈍化，而開明放棄女性主義刊物，創刊《中學生》之決定即為此大環境變化的產物。值得更進一步思考的是“啟蒙”的本質在這一時期的嬗變。繼續推廣新文學，尤其是出版茅盾、巴金等人的現代小說，可謂是開明早年路線的延續。領銜被國民黨查禁的左傾書店，向上海市黨部情愿重新審查且頗有成效，也讓開明獲得了左翼文化人的好感。但是在30年代，各大出版社均已將新文學內容納入教本，使之“經典化”（第85頁）?！熬鞯氖袃~”“缺乏革命性”（第86頁）等來自左翼作家的批判也反映了“新書業”不再像早年般被賦予前衛色彩。在國共斗爭尖銳化的背景下，文化激進和政治煽動往往被畫上等號。作者強調“啟蒙”和“生意”的調和是開明追求的終極目標（第102頁），而在筆者看來，“啟蒙”本身的變質——更低調、更日常、政治上占據微妙的“中立”——是理解這一調和的關鍵。

自戰爭時期起，“政治”變為主旋律。第三章中最重要的轉變即是開明領導人在抗戰和內戰期間向中國共產黨的靠攏。不滿于國民政府對于青年的戰時定位，遷至內地的開明人決定復刊《中學生》?？飶膽鹎芭囵B智趣、指導前途的益智性讀物變為戰時宣傳團結抗日、提倡民族存亡時刻之個人使命的救亡雜志。嚴苛的戰時審查加深了開明人對國民政府的反感，并導致了1945年國統區眾雜志的拒檢運動。對國民政府日益不滿的情緒給予了中共發展的機會。開明書店在內戰初就被中共定位為“第三線”書店——相比于“第一線”和“第二線”，斗爭路線更為隱蔽，因此可在國統區盡量維系的書店。而其斗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即為《聞一多全集》的出版。聞一多遇刺后，朱自清等清華教授負責其生前作品的整理，隨后由開明校對付印。1948年夏問世后，進步媒體對《聞集》的密集報道與國民黨宣傳機構的集體沉默形成了鮮明反差，可謂內戰末期后者在文藝界被孤立的縮影。然而，《聞集》的出版得到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正面反響，卻也標志了“中國現代作家自主結集的奏雅終曲”（第144頁）。聞死后被賦予的三重身份——詩人、學者、斗士——在《聞集》里本無高低之分，卻在1949年之后成為價值逐次遞增的政治符號，其部分作品也遭受了被刪節和修改的命運。在第四章中，1949—1953年同為開明出版的朱自清作品集因為有違政治任務、思想性太低等問題經歷了多次刪改和延期，全集被迫改為文集。

新中國成立后出版制度的調整，加上書店內部的分化，合力譜寫了開明的終章。章錫琛親友圈與“編譯派”的矛盾早在抗戰時期就埋下伏筆。內戰時期的經營困難誘發了編譯部主任葉圣陶和章錫琛就人事處理上的矛盾，導致前者于1949年初北上。政權革鼎之際，新環境的刺激、不穩定的營業狀況和本就對公司管理結構的不滿意，合力促成了中層年輕干部集體勸退章錫琛，成立新的管理組織。隨后的內部矛盾導致了老一代開明人的離散，而在年輕一代的掌舵下書店擁抱“政治任務”，響應主管部門對書店出版方向的調整。經營方面，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得益于新政權尚未有足夠能力編定全套教科書，開明的大宗業務相比其他書店尚未受到影響。然而國家政策對書價的影響和教科書不時遭遇的意識形態問題讓生意在新政權下無法繼續。在1950—1951年短暫的“公私合作”后，開明與青年出版社的合并問題終于被提上日程?！叭础薄拔宸础边\動審查并處理了開明的股份成分問題，而合并也終于1953年4月完成。

如序言所提及，出版史已不僅僅是用來“求證”文學史的方法（第4頁）。出版兼具文化、商業、政治三重屬性，允許研究者根據材料的特性和自身的問題意識，用不同的視角對其考察?；跁膬热?，筆者想以“開明人”群體為出發點，就人際網絡、職業化和企業制度等社會史議題深入探討。以下的一些感想和問題僅做拋磚引玉，供作者和讀者參考。

首先，正如結語所概括，“開明人”的形成依賴老鄉、同學、聯姻等人際關系和核心成員相似的人生經歷。雖然來自開明內外的“人情”在書中各情節時有發揮作用，系統地剖析與開明有聯系的社團和關系網可以更好地體現新文化出版的社會面向。第一章中所提及對于開明書店起步至關重要的“文藝界的友情”（第50頁）值得更多筆墨。除了婦女問題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立達學會等社團和開明有相當程度的人員重疊。除了一部分后來成為“開明人”，這些團體和其背后的社會網絡（不一定限于這些團體），通過哪些方式維系了開明書店作為“新書業”的運營？另外，放在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環境下看，新文化作家和小型出版社往往處于一種共生關系。當新文化思潮開始沖擊出版業時，兩者的結盟讓前者獲得報酬并在文化界打響名聲（或維持影響力），讓后者在被龍頭企業盤踞的市場下找到出路。創造社之于泰東書局、魯迅之于北新書局都是這一共生關系的例證。作為新文化人士自行組建運營并逐漸壯大成為綜合出版社的開明書店，在出版社—作家關系這一層面，于1926—1937年這一時期有怎樣的特點，抑或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幫助進一步思考出版作為新文化群體的文化生產模式，其背后的社會經濟機制。

與此相關的另一議題則為出版作為一門現代職業的興起。跳出五四的脈絡，職業的出現作為整個現代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的一部分，其背后的社會、文化、制度因素尚需闡明。在職業流動性高的民國，進入出版業和任教、擔任政府公職一樣，是中高等學歷人士眾多就業選項之一。民國時期的文教領域日新月異，再加上經濟衰退、戰爭、政治活動等因素，導致了各大出版社頻繁的職員進出。這一點上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開明人的凝聚力。直到政權交替之際的離散，開明核心成員幾乎都在進店后把其當作終身事業。根據1950年的《開明書店報告》，罷工在書店歷史上從未發生，工作十年以上員工占到總數的15%（第258頁）。相比龍頭出版社的人員，開明人的經歷顯然如作者所說，反映了出版事業作為第二代新文化人士謀生渠道和文化理想的結合。在筆者看來，開明人的向心力，不僅歸因于共同的“啟蒙”理想和類似的人生經歷，也可能與開明的企業獨特性有關。開明改組后，股票不像商務、中華公開上市，僅在同事、支持者、作者、親友間認購。戰前開明猶如“家庭工業式”的運營和極強的“同人氛圍”（第106頁）也是許多編輯進店的動力。換言之，如果將出版看作現代知識群體的就業選擇之一，開明的新文化背景和同人性質無疑為思考“出版作為現代知識群體的一種職業，其形成過程和文化底色”提供了獨特的案例。

而出版職業形成的另一關鍵面相即是現代企業主導的專業化過程。盡管編輯等文字工作對于中高等學歷人士來說門檻較低，但自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以營利為主的大出版社開始效法歐美工業資本主義改良企業制度。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30年代的改革通過確立等級結構、細化分工、改良人事制度等手段增進生產效率并實現更現代化的管理。例如，王云五起初的科學管理法遭到商務館內激烈反對，但利用“一·二八事件”帶來的機會，依然得以用編審委員會替代此前的編譯所，并明確了編譯部部長、編審和普通編譯員由高到低的職位等級和責任范圍。部長的職責具有決策性質，包括擬定出版方針、處置外來書稿、終審，而普通編譯員則負責收集材料、編寫、初審等基礎工作。為了使新員工能力不致參差過甚，中華書局的招聘采用了標準化考試，取代以往對于熟人推薦的依賴。而商務的練習員被要求輪流在秘書處、發行所、編審會、印刷廠、制版廠等各大部門循環實習，在每一部門的工作表現也都被打分，以便其可以勝任生產過程中任何階段的工作。本書第二章末簡單提到了開明書店1934年的“公司化”并不被編譯人員所接受。根據作者引用的《開明書店報告》，公司化嘗試的失敗一部分歸因于東施效顰：規模遠較商務為小的開明想要參照商務的組織系統，導致了過于復雜的機構設置，反而降低了效率。而同時，《報告》又提到組織章則招致了職員的反感。以此看來，開明制度改革受阻，是否反映了開明的同人文化與現代企業制度難以調和？在現有史料允許的情況下，能否深析員工的“反感”以如何形式體現，且針對哪些改革內容？就其大者言之，能否把“文人性情灑脫不羈的一面”（第106頁）和以標化、量化、分工化為特點的企業制度之間的矛盾看作“傳統”文人智識活動方式和“現代”工業生產模式的沖突？

直到戰爭爆發，開明現代制度的缺乏似乎并不影響其作為出版社的成功。但是戰爭時期大量無直接關系的職員的涌入，讓公司人員構成變得復雜。新員工不滿于公司長久形成的“小圈子”，要求改變管理模式（第158頁）。此一矛盾最終導致了章錫琛下臺，開明人離散，成為開明走向歷史的“人事”因素。以同人群體、“大家庭”作風為基礎的運營模式渡過了印刷資本主義競爭最激烈的年代，卻在急劇變化的政治環境下分崩離析。無論“啟蒙”還是“生意”，都像無數近現代中國的人與事一樣，最終讓位于“政治”。

〔作者張敏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History of Publishing as Social History： A Review of Enlightenment， Business， Politics： 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Kaiming Book Company （1926-1953）Zhang Min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