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機制研究

【摘要】清宮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中，供宮廷陳設、皇室傳用或各衙門行取、賞賜高階官員、作為標準本頒發各地翻刻的為正項書籍，納入進奉皇帝的黃冊、供衙門保管的藍冊管理。在行政系統內部售賣以及通過崇文門監督向社會發售書籍，只是武英殿修書處的附帶職能。武英殿修書處售賣的書籍稱為通行書籍，管理該項職能的機構為通行書籍處，通行書籍的來源有利用已有書板刷印、清理庫存、聚珍版排印。通行書賬目不納入黃藍冊管理，正項書籍與通行書的庫存、賬簿均自成體系。通行書籍的結款方式多次變遷：首先是先發書后回款，后改為交納書款再發書，最后又回轉到先發書后結款。

【關鍵詞】武英殿修書處? 殿本? 通行書籍? 通行書籍處? 崇文門監督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刊刻的圖書，基本用途是供宮廷陳設，皇帝及皇子、親王傳用，賞賜高階官員，作為標準本頒發各地翻刻，這些書可以稱為正項書籍。此外，還有一部分書用于通行，也就是售賣。研究武英殿圖書的通行狀況，是研究武英殿修書處書籍流通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研究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歷史，就需要掌握通行書的來源與范圍、通行機構、定價及回款機制、通行渠道等問題，本文將這些問題通稱為“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機制”。目前，學界對此問題已有深入研究。楊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發行淺析》一文，首先關注了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的發行問題，認為在乾隆九年（1744）于武英殿修書處下設立“通行書籍售賣處”，專管通行書籍的發售；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的發行渠道有呈覽和陳設，賞賜和頒發，翻刻，利用武英殿等處存貯的原刻書板和地方省府翻刻書板刷印流通、售賣楊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發行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87—92頁。。孟小潔的碩士論文《清代法律公布制度的局限與革新》研究了清代律例的公布制度，總結清代書籍的頒布分別有“頒發書籍”之例與“聽人購覓”之例孟小潔：《清代法律公布制度的局限與革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14—15頁。。項旋由博士論文修改出版的專著《皇權與教化：清代武英殿修書處研究》有專章《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殿本的流通》，研究了殿本的進呈與陳設，頒賜與回繳，覆刻、翻刻與售賣。關于售賣，重點研究了通行書籍售賣處的建立及其售賣機制、售書清冊所見殿本書價、殿本定價方式、同種殿本書價差異、乾隆時期的殿本書價項旋：《皇權與教化：清代武英殿修書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06—469頁。下同。。

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挖掘了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流通、售賣的史料，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深度。但尚未完全總結通行書籍的來源，未認識到用于宮廷陳設、傳用、頒賞、各地翻刻標準書的正項書籍與用于售賣的通行書為兩條線管理，對管理書籍通行的機構“通行書籍處”的機構名稱、成立時間等問題也存在誤讀，而且未完全總結武英殿通行書籍書、款交易的變遷。這些不足，是本文對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研究提供的“增量”。

一、通行書籍及其構成

“通行”一詞，有通過、通用、流行、行文通知等意義，而清宮武英殿修書處名下的“通行書籍”，意為面向行政系統官員以及書肆、書坊銷售的書籍；相應地，武英殿修書處曾經組建專管書籍通行的通行書籍處。

（一）通行書籍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名下的通行書籍即為售賣書籍是確鑿無疑的，康熙朝刊刻的《御纂周易折中》等書，各直省翻刻書板并提供士子刷印，但“士子赴司具呈俟批，已不免守候。又一人所請，止于一部，勢難鳩工刷印，是以得書者寥寥”，不如書賈刷印、售賣高效，基于此，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要求各直省撫藩召募書坊書賈自備紙墨刷印《御纂周易折中》等書，“通行售賣”〔清〕昆岡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三百八十八《禮部·學?！ゎC行書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1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0216頁。下同。，乾隆帝的諭旨將“通行售賣”連用，“通行”與“售賣”互文。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一日，履郡王永珹等上奏，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各種書籍，按慣例預備多部，以供內廷傳用、陳設、頒賞；此外，“有蒙圣恩準令通行者，俾愿讀中秘之人，交納紙張工價請領，歷久遵行在案”《履郡王永珹等奏酌擬存留武英殿修書處庫貯各種書籍折》（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7頁。下同。，通行之書，繳納紙張工價就可以領取。以上兩條史料，都表明了“通行”的意義是通過售賣的方式流通。

因武英殿修書處面向社會售賣的書稱為“通行書籍”，其目錄稱為“通行書籍目錄”，如東武劉燕庭校鈔《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就收錄了乾隆年間武英殿銷售的書目及定價《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9），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796—843頁。下同。。

武英殿刊刻書籍為何要“通行”呢？在行政系統內部，官員施政必須掌握國家法令制度，也就是說，必須經常翻閱武英殿修書處等中央機構刊刻的《大清會典》等政書，但只有高階官員、省級衙門才有皇帝頒發書籍的資格。乾隆四年（1739）七月初六，甘肅巡撫元展成請頒書籍，“得旨，頒發《大清會典》一部”《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十六，《清實錄》（10），中華書局1985—1986年版，第461頁。下同。，對于龐大的行政系統，一部《大清會典》顯然杯水車薪。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南提督馬全上奏“請將《中樞政考》頒行五品以上各衙門”，七月初五兵部議覆，查詢頒發書籍定例，頒發書籍“止及督撫提鎮，向不頒給副將以下”，也就是說，只有總督、巡撫、提督、總兵這樣的官居一二品的文武官員才有獲頒書籍的資格，因此，兵部建議五品以上官員，“應照聽人購覓之例，準其自行匯請，赴部刷印”《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八百八十八，《清實錄》（19），第892—893頁。，也就是說由官員自行出資購買刊載國家法令制度的政書。

行政系統官員之外，士子也需要熟讀武英殿修書處等刊刻的皇帝御纂書籍，如《性理精義》《古文淵鑒》《分類字錦》等，這些書籍是他們學習應考的權威教材。

不論是行政系統官員還是士子，都需要擁有、閱讀武英殿修書處等中央機構刊刻的書籍，尤其是皇帝欽定、御纂之書，但由于經費以及書板自身可刷印次數有限，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不是為了面向社會廣泛流通，而是為了宮廷陳設、皇室傳用、頒賞王公高官等，如嘉慶二年（1797）九月十三日遵旨查詢《欽定詩經樂譜全書》的用途，該書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纂成時，聚珍版擺印連四紙書50部、竹紙書150部，各處陳設了連四紙書6部、竹紙書15部，交軍機大臣頒賞竹紙書120部，帶往盛京竹紙書2部，校對《四庫全書》行取過竹紙書1部，武英殿存貯連四紙書44部、竹紙書12部《武英殿刊刻進呈》（申字一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1），第266—268頁。。

此外，武英殿刻印書籍也要向各直省頒發，但每省只能頒發一兩部，或留在衙門，或作為標準本再行刊刻，如乾隆三年（1738）議準：“圣祖仁皇帝御纂《日講四書解義》，每省各頒一部，令該布政使刊刻，招諭坊賈人等刷印鬻售，廣為流布?！薄睬濉忱茸耄骸稓J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三百八十八《禮部·學?！ゎC行書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13），第10216頁。

以各地翻刻來解決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投放不足之外，為解決官員和士人對武英殿修書處書籍的需求，康熙年間，武英殿先刷印充足的備用書籍，如清文《資治通鑒綱目》《古文淵鑒》，皆用連四紙各印100部、榜紙各印600部，此后書板供社會利用，“刷印完畢，有愿印刷者，準其刷印”《武英殿總監造郝世亨進書并請增印古文淵鑒等書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頁。，但讓需求者自行刷印，管理成本和刷印成本都非常大，難以廣泛施行，最終必然出路是武英殿修書處刷印一定數量的通行書籍售賣。

乾隆三年六月初五日，翰林院編修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潘乙震謂御纂諸書“其考核之精詳，闡發之明備，訛謬之訂正，稽諸前代，未有倫比”。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設教習館，御纂經史詩賦等書每種各頒發兩部，存留館內，讓翰林院庶吉士學習。但是3年散館后，就無法再讀這些書了。而這些書很難從民間買到，于是，潘乙震建議：“將前項書目每種印刷一百部，酌定工價，聽翰詹兩衙門官員愿領何部，指定名目，按季開單呈請，準其給發，即于領俸時按各官員名下所領書籍，照原議工價扣除，俟領完何部，即再印刷，仍令典守之員詳記檔案，已領毋得重領?！薄睬濉撑艘艺穑骸蹲嗾堄∷⒂胫T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事》（乾隆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1146-004。潘乙震的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積極回應，在乾隆帝的要求下，禮部制定了武英殿各種書籍在行政系統內部和通過崇文門監督向書局發售的辦法，詳見下文。

（二）武英殿修書處正項書籍與通行書籍各成系統

武英殿修書處刊刻陳設、傳用、行取、賞賜、頒行書籍及其備用書是正項工作，而刷印通行書籍只是附帶業務，二者作了嚴格區分，庫房清冊尤為明顯。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收錄了從道光二年（1822）到宣統二年（1910）43個年度以及3份無朝年的書籍清單《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收錄的無朝年《書籍清冊檔》本有4份，其中第9冊第601—610頁收錄的《舊存、開除、現存書籍冊底檔》與第9冊第423—432頁收錄的《武英殿修書處自宣統二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所有舊存、開除、現存書籍目錄清冊》完全一樣，故無朝年《書籍清冊檔》只有3份。，這些書籍清單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各年度的《武英殿修書處舊存、新收、開除、現存書籍冊》或《舊存、開除、現存書籍冊》《現存書籍冊檔》，均為武英殿修書處年度盤點庫存后進呈給皇帝的黃冊和由衙門閱看保管的藍冊，記載了舊存、新收（新進庫存的書籍）、開除（也就是書被取走銷賬，分為：“上傳”即皇帝取走書，“傳用”即皇子、親王等取走書，“行取”即軍機處等職能機構取走書）、現存數目，沒有收錄“通行”書。

如黃冊《武英殿修書處自道光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此一年舊存、新收、開除、現存書籍目錄清冊》，先記武英殿修書處前庫書籍：舊存《五朝圣訓》清文196部、漢文62部，四樣字《清涼山新志》1部等共10083部；新收《養正書屋全集》定本20部、《佩文詩韻》1000部等書1079部；開除書共192部，其中上傳（皇帝傳用）《欽定春秋左傳讀本》2部，軍機處傳用《大清通禮》1部、漢文大板《古文淵鑒》1部，翰林院行取《皇朝詞林典故》5部、《全注詩韻》160部、《平定教匪紀略》1部；此外，國史館、盛京禮部、禮部、提調處、實錄館、起居注處、掌儀司等也行取了書籍。前庫現存書共10970部。再記武英殿修書處后庫書籍：舊存《五朝圣訓》清字書1部、《律書淵源》1部等共2496部；開除部分，軍機處傳用清字《古文淵鑒》1部。后庫現存2495部《武英殿修書處自道光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此一年舊存、新收、開除、現存書籍目錄清冊》，《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2），第84—157頁。。該冊記載的書籍正是武英殿修書處保管的供陳設、賞賜、傳用、頒行的正項書籍。

另一種類型的書籍清單列出了舊存、新收、通行、現存書籍，通行部分列出了賣出的書籍名稱、部數、價格?！肚鍖m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收錄了兩份，分別是《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4），第600—629頁。和《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5），第368—399頁。。這兩份書目存在非常明顯的繼承關系：二者所收書籍區別不大，排序相同，價格一致。如《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收錄的首項乾隆帝《御制詩集》：

《御制詩初集》（乾?。┤瞬?，每部價銀二兩一錢六分；《詩二集》（乾?。┤瞬?，每部價銀四兩四錢七分；《詩三集》（乾?。┤挪?，每部價銀五兩八錢七分；《詩四集》（乾?。┤牟?，每部價銀六兩一錢四分；《詩五集》（乾?。┤?，每部價銀六兩四錢七分。

《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首先收錄的也是乾隆帝《御制詩集》：

《御制詩初集》（乾?。┤?，每部價銀二兩一錢六分；《詩二集》（乾?。┒挪?，每部價銀四兩四錢七分；《詩三集》（乾?。┤?，每部價銀五兩八錢七分；《詩四集》（乾?。┒瞬?，每部價銀六兩一錢四分；《詩五集》（乾?。┣∪?，每部價銀六兩四錢七分。

兩相比較，只有每種書的部數才有區別，因為前者時間在前，有些書賣出了，后者書籍的部數減少。此外，二者均記述了當年通行的書籍及款項，同治四年（1865）賣出《醫宗金鑒》1部等共計59部，合銀560.89兩；同治十年（1871）賣出《御選唐詩》20部等書共96部，合銀539.51兩?？梢钥闯鰜?，二者均為武英殿修書處的售書清單。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武英殿賣書底簿》收錄同治四年至光緒五年（1879）六月十六日這15年間武英殿售書清單，同治四年共售出《醫宗金鑒》《皇朝詞林典故》等書59部，書名、部數與《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完全一致，只是部分書的價格略有差別，如該年售出《皇清職貢圖》1部，前者價銀1.86兩，后者價銀2.85兩，總價也有區別，前者共售出557.3251兩，后者共560.89兩，兩者相差3.5649兩《武英殿賣書底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6），第84—91頁。。

《武英殿賣書底簿》售出書籍沒有在各年度黃藍冊《武英殿修書處舊存、新收、開除、現存書籍冊》體現，進一步說明黃藍冊是庫存書目，而《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和《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就是當時武英殿修書處的售書清冊。

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發生了嚴重的火災，庫存書籍損失非常大，燒毀了武英殿修書處庫存書15000部左右，現存距同治八年火災前最近的同治元年庫存書目記書籍16082部，墨刻法帖56種，現存距火災后最近的光緒三年（1877）庫存書目記存書902部參見張小李：《同治八年武英殿修書處火災及書籍損失探析》，《沈陽故宮學刊》2018年總第21輯，第57—67頁。，存書數目一落千丈。而比較火災前的《同治四年武英殿修書處存售書清冊》和火災后的《同治十年舊存開除現存書籍數目清冊》，前者存書9504部，后者存書7071部，書籍數量沒有斷崖式下跌，書目也基本相同，根本看不出遭受過嚴重損失。這說明，武英殿修書處售賣的通行書籍，與在武英殿庫存的供陳設、頒賞、行取、頒發的正項書籍不是一個運行系統，而且，售賣的這部分書有可能沒有在武英殿修書處存貯，所以避過了同治八年的滅頂之災。

（三）武英殿修書處通行書籍來源

1.部分武英殿修書處庫存正項書籍轉化為通行書籍

武英殿修書處供陳設、傳用、行取、賞賜、頒行及其備用書的正項書籍與供通行售賣的書籍，兩者基本上各自閉環運行，但是為了清理庫存，一部分正項書籍劃入了通行書，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一日，履郡王永珹等人向乾隆帝建議清理庫存，先介紹了正項書籍與通行書籍的客觀區隔：

伏查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各種書籍，向例預備多部，以供內廷傳用陳設，其余頒賞之外，有蒙圣恩準令通行者，俾愿讀中秘之人，交納紙張工價請領，歷久遵行在案。查通行書籍，隨印隨發，存下者甚少。

武英殿修書處刊印的書籍，“向例預備多部”，即刊刻時要刷印出一定數目的書籍備用，其用途是內廷傳用、陳設、頒賞，這就是武英殿修書處的庫存正項書；此外，允許通行售賣的書，“隨印隨發”，庫存非常少。永珹等還向乾隆帝進言，武英殿修書處預備傳用陳設之書，在各宮殿陳設后，后續傳用的幾率非常小永珹等所言非虛，如《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收錄的歷年《舊存、新收、開除、現存書籍冊》《舊存、開除、現存書籍冊》，每年傳用的書籍一般只有寥寥數部。；此外，自康熙年來臣工陸續奏進之書，按照慣例不能通行售賣，臣工奏進的《佩文韻府》存1090余部，《性理精義》《御選唐詩》《朱子全書》等書也存有一二百部至六七百部不等。庫存書籍太多，一方面占用了庫房空間，另一方面也容易發霉生蠹?；诖?，永珹等向乾隆帝建議，將這些“外進內刊”之書，根據庫存量大小通行售賣：

凡數至一千部以上者，擬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擬留一百部；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擬留五十部。此各種書籍，俱系原板初印，紙墨較通行者尤善。臣等仰體我皇上嘉惠士林有加無已之至意，合無請照通行書籍之例，概予通行?！堵目ね跤垃A等奏酌擬存留武英殿修書處庫貯各種書籍折》（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第206—207頁。

乾隆帝同意了永珹等人的建議，這一清理庫存的舉措，無疑大大增加了武英殿修書處通行書的數量，也擴大了通行書的范圍，這也意味著武英殿修書處通行的書，不一定就是武英殿所刊刻的。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清代學者俞正燮追記了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修書處處理庫存書之事：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厘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有《舊唐書》）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兩五錢八分九厘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舊五代史》請價不同?！睬濉秤嵴疲骸豆锼却娓濉肪硎犊虝?，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78頁。

俞正燮的記述有兩條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一是履郡王永珹等五月十一日建議乾隆帝處理武英殿修書處庫存，六月初八日就得到了落實；二是記述了這次通行的《十三經》和二十三史的價格。查《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其記錄的《十三經》“全部共計十四套共銀十四兩四錢九分一厘八毫一絲五忽”，含《舊唐書》的廿二史，“全部共計七十七套共銀六十五兩五錢八分九厘六毫二絲”《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9），第796—843頁。?！段溆⒌铑C發通行書籍目錄》除“廿二史”與俞正燮所述“二十三史”有計數差別外，其余的內容完全吻合。此外，《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含有永珹等向乾隆帝建議處理的《佩文韻府》《性理精義》《御選唐詩》《朱子全書》等書，因此，可以確定，該目錄極有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九年將部分武英殿庫存書籍通行售賣的書籍價格目錄。

乾隆四十一年（1776），還將盤點庫房多出的書籍納入通行書的范疇。該年武英殿監造紹言上報，武英殿修書處除黃藍冊內所載書籍外，還有沒有收入黃藍冊的書籍，經過武英殿前庫、后庫盤查，有《朱批諭旨》底本并各種書籍圖版49種，或全或缺，又有冊數不全的《古今圖書集成》1部。這些書籍，除《朱批諭旨》底本和《古今圖書集成》登記造賬，其余的成部書籍10種，計285部，如《執中成憲》等類，都是武英殿刊刷之書，可能是以前的官役等“就板私行刷印，或欲自用，或應親友所求甚，或希圖市賣以漁利”，但因“查核漸嚴，不敢持出，日復一日年久，更遂至遺留在庫”，對這些書的處理方式建議是“將成部全書發入通行書籍內辦理，殘缺不全者交崇文門變價”，并追究武英殿修書處相關人員的責任〔清〕武英殿修書處：《為清查武英殿修書處前后兩庫正項余存書籍并將歷年該管官員人等分別議處一折抄錄原奏事致總管內務府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05-13-002-000473-0026。。

2.利用已有書板專門刷印的通行書籍

利用已有書板專門刷印的通行書籍是武英殿通行書籍的來源之一。乾隆三年（1738）六月初五日，翰林院編修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清〕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事》（乾隆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1146-004。，六月初十日，乾隆帝發布諭旨，要地方各省將從前頒發圣祖仁皇帝御纂經史諸書的翻刻書板，進行修整，“俾士民易于刷印”，若有書坊愿意翻刻這些書籍營利，“聽其自便，無庸禁止”，而對于那些適宜士子誦習而尚未頒發的御纂諸書，乾隆帝要求地方督、撫奏請頒發，刊版流布。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存貯書板，亦應聽人刷印。從前內務府所藏各書，如滿、漢官員有愿購覓誦覽者，概準刷印。武英殿、國子監、禮部統計了各自所藏書板，武英殿有《御制人臣儆心錄》清漢書、《圣諭廣訓》清漢書等63部，國子監有《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說匯纂》等10部，禮部有《大清會典》《律書淵源》共2部，一共75部，供刷印通行〔清〕素爾訥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卷四，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頁。下同。此道上諭的日期由《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十確定（《清實錄》［10］，第130頁），比較二者，《學政全書》引用了諭旨全文，行文明白曉暢。實錄對諭旨作了總結提煉，意思反而晦澀不明。。

3.與正項書籍一并刷印的通行書

與正項書籍一并刷印的通行書，主要集中于聚珍版，因為聚珍版是活字版，刷印后要拆版再排印新的內容，所以，要一次性地將通行書籍刷印出來，而不像雕版那樣，可以后續從容刷印通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二十六日，負責聚珍版事務的大臣金簡等上奏，四庫全書處交到奏準應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每部擬用連四紙刷印二十部，以備陳設，仍各用竹紙刷印頒發，定價通行，其某種應印若干部之處，臣等會同各總裁酌量多少，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清〕金簡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3），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13—714頁。下同。，陳設書20部用連四紙刷印，而供頒發與定價通行的書則用竹紙刷印，至于數量，則需要斟酌。

關于聚珍版通行的部數，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金簡的奏折有所陳述。該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簡等奏報了聚珍版的通行情況，按慣例，給予“刊書工價廉省”的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各發排印定本一分，準其翻刻；此外，發交京都五城各書坊，照定價通行。而乾隆四十六年前后“因值鄉會試、恩科、正科之年”，天下士子云集京師，所以聚珍版多發五城書坊，以便士子就近購買；而頒發五省的書，也不能太少，如果每省每種書只有一部供翻刻，則容易出現各種錯誤。所以，金簡等建議，“臣等酌擬每種通行書籍竹紙書三百部，五省各發給五十部，五城書坊共發給五十部，用昭一體同文”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236），第B132971—B132972頁。，也就是說，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這五個省份分別頒發50部，而京城五城書坊共發給50部，一共300部。

此后，武英殿聚珍版基本上保持了刷印陳設書20部、通行書300部的規模。如嘉慶十二年（1807）十一月二十日，方略館移付武英殿修書處發刻的《平苗紀略》，擺印后刷印的部數為：盛京2部，通行頒發五省300部，裝潢陳設本20部《臣永等跪奏為館書辦竣恭進樣本呈請圣鑒事》（戌字一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1），第462—463頁。。

二、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管理機構及渠道

武英殿修書處管理通行書事務的機構是通行書籍處，通行書籍的流通渠道有行政系統內部和商業性書局、書坊。

（一）通行書籍處

武英殿修書處管理通行書籍的機構稱為“通行書籍處”，查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御制增訂清文鑒》后附之《御制增訂清文鑒補編》卷二有漢語機構名稱“通行書籍處”，解釋其功能的清文意為“管理修書處之所通行頒布類書籍的刷印裝訂及銷售的地方，稱通行書籍處”《御制增訂清文鑒補編》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33），第371頁。解釋通行書籍處功能的清文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春花研究館員翻譯為漢語，謹此致謝。。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十九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公文有“查本處通行書籍處一項”〔清〕武英殿修書處：《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為清結書籍銀兩事呈稿》（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第2283—2285頁。等語，可以判斷《御制增訂清文鑒補編》所載“通行書籍處”即為武英殿修書處下屬通行書籍處。因《御制增訂清文鑒補編》刊刻于乾隆三十六年，則通行書籍處成立時間當在乾隆三十六年之前。

現在學界一般認為通行書籍處成立于乾隆九年（1744），該說發軔于楊玉良先生：“乾隆九年奏準，于武英殿修書處下設立通行書籍售賣處，專管通行書籍的發售，并有專人管理?！睏钕壬紫日J識到武英殿修書處有專門的銷售機構，有非常大的學術開創意義，但其論斷有兩處瑕疵：其一，武英殿修書處銷售機構應為“通行書籍處”而不是“通行書籍售賣處”；其二，其認定乾隆九年成立通行書籍處的依據是陳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所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所奏之“武英殿通行書籍自乾隆九年奏準售賣”楊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發行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87—92頁。，但該條史料并沒有斷言乾隆九年成立了通行書籍售賣處。此外，乾隆三年六月初十日，乾隆帝已令“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準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清〕素爾訥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卷四，第19—20頁。，則英廉等奏稱“武英殿通行書籍自乾隆九年奏準售賣”，當是乾隆九年乾隆帝再次重申武英殿售賣通行書籍，而英廉等人撰寫奏章時疏忽了數年前已經有類似的諭旨，將武英殿通行書籍售賣的時間大大延后，當然不能憑此就斷言武英殿通行書籍處成立于乾隆九年。因為目前沒有武英殿通行書籍處成立的檔案史料，而乾隆三十六年刊刻之《御制增訂清文鑒》已經有“通行書籍處”詞條，比較合理的說法是武英殿修書處通行書籍處成立于乾隆朝中前期。

關于通行書籍處的人員構成，楊玉良先生認為“有庫掌一級官員兼理”楊玉良：《清代中央官纂圖書發行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第87—92頁。，雖未列出文獻依據，但武英殿下屬庫作一般都由庫掌來負責，如銅字庫，“庫掌一員，拜唐阿二名，專司銅字銅盤及擺列等事”〔清〕昆岡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一千一百九十九《內務府·書籍碑刻·武英殿庫作》，《欽定大清會典事例》（24），第19046頁。，所以該論斷應該是準確的。

武英殿通行書籍處的運作時間，目前所見的最晚的資料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十九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統計了通行書籍處的結余銀兩而撰寫的《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為清結書籍銀兩事呈稿》《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為清結書籍銀兩事呈稿》（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第2283—2285頁。。乾隆朝以后，通行書籍處存在的可能性存疑，嘉慶朝、光緒朝《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以及乾隆朝之后武英殿修書處的檔案中都未有通行書籍處的相關記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檢索系統也檢索不到題名中有“通行書籍處”或“通行書籍處”作為行文主體的檔案。說到底，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的主要目的是宮廷陳設、傳用、行取、頒賞，向社會通行售賣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帶職能，通行書籍處沒有武英殿修書處的下屬庫作如書作、刷印作等那么重要。

（二）通行渠道

武英殿通行書籍的通行渠道有二，一是行政系統內通行，二是書肆通行。乾隆三年（1738）六月初五日，翰林院編修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讓翰詹官員購領，得到了乾隆帝的積極回應，乾隆帝鼓勵地方將頒發的康熙帝御刊經史諸書刊板流布，至于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皆有存貯書板，亦應聽人刷印，并從前內府所有各書，若滿漢官員愿意購買、閱讀，概準刷印。但辦理的具體辦法，由禮部會同武英殿修書處等商議，禮部等所定具體辦法是：

從今將刷印各書所需紙墨工價銀兩，逐部核定。凡滿漢官員，有情愿指俸若干，刷印書籍若干部者，由該旗該衙門查明，移咨武英殿等各衙門，照數刷給，行文戶部扣俸還項。則大小官員，皆得易于購覓，以備誦覽。至內廷書籍，外間士子無不群思觀覽。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準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睬濉乘貭栐G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卷四，第19—20頁。

武英殿修書處等內廷刻書，售賣的價格是“紙墨工價銀兩”，也就是紙墨、人工費用，不包括前期的板片、刊刻成本，其實就是刷印的成本價。流通渠道明顯地分為行政系統內部和社會發售：行政系統內部，官員需要書籍，先由各衙門統計書籍的名目、部數，然后由武英殿等衙門刷印，照數刷印給發書籍，再行文戶部從官員的俸祿中扣除書款；社會發售方面，武英殿各種書籍，仿照乾隆三年前《御選語錄》等書由崇文門監督存貯于書局（書店）售賣之例，繼續施行。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十九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呈報上年清結書籍銀兩，將通行書籍處銷售的書籍分為通行書籍處和兩庫通行書籍兩個來源，通行書籍處和五城兩個銷售渠道。該呈文統計了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銷售書籍與銷售金額、存銀，如下表《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為清結書籍銀兩事呈稿》（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第2283—2285頁。。

武英殿通行書籍處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統計筆者將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修書處通行書籍處以及兩庫舊存新賣存銀相加，共4700.569兩，而檔案統計為4699.822兩，有0.747兩的誤差。

武英殿修書處下屬通行書籍處所售圖書的兩個來源：其一是“本處通行書籍處”，即通行書籍處專門刷印供流通的書籍，即上文介紹通行書籍來源時所論述的利用已有書板專門刷印的通行書籍、聚珍版刷印通行書；其二是“兩庫通行書籍”，即上文所論述的部分武英殿修書處庫存正項書籍轉化為通行書籍，如兩庫通行書籍“內撥給五城《佩文韻府》一百部，值銀一千三百八十二部（兩）二錢”，《佩文韻府》是乾隆朝處理的重要庫存書籍。庫存的正項書籍即使進入通行書范疇，也與一開始就準備通行的書分開記賬，再次證明了武英殿的正項書籍與通行書籍是兩個閉環系統。乾隆五十四年通行書籍處存書2299部，而兩庫通行書籍達3745部，比前者多1446部，說明處理庫存書比專門刷印的通行書多。新刷印的書進入通行書籍處，乾隆五十四年有《日下舊聞考》等書3種計500部，而兩庫通行書籍沒有新刷印書，這是因為兩庫通行書籍專門處理武英殿修書處庫存書。

而這兩部分書籍，所售之書也各分為兩部分，一是“本處賣過書”，二是“五城賣過書”，其背后的含義是流通渠道分為通行書籍處和五城，五城指代北京的五城書坊，如上文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金簡聚珍版書“五城書坊共發給五十部”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236），第B132971—B132972頁。。通行書籍處統計五城書坊的賬目，說明五城書坊銷售歸通行書籍處管理。乾隆五十五年通行書籍處書籍在本處下存2537部，五城下存281部；兩庫通行書籍在通行書籍處下存3593部，五城下存613部。通行書籍處庫存遠遠高于五城書坊，這是因為通行書籍處與京城五城書坊是供銷關系。

乾隆三年（1738）六月為回應翰林院編修潘乙震奏請購書請求，禮部制訂實施方案，即將流通渠道明顯地分為行政系統內部和社會發售（由崇文門監督存貯于書局）。我們可以基本判定，當通行書籍處與京城五城書坊分開記賬時，通行書籍處所售書籍即為行政系統內部銷售書籍，而五城書坊從崇文門監督得到殿本發售，當然，隨著機構職能的調整，也有可能由通行書籍處直接向五城書坊發售。這些書坊，現在有跡可尋的有琉璃廠寶明齋，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路北有寶明齋，主人李衷山，山西人，才具開展，結交權貴，為御史李璠所糾，發配天津，漢陽葉氏藏書歸之，裝潢最佳，穆宗重裝《天祿琳瑯》書，由內務府發該肆，舊面護頁，予檢得不少，饒有古香?！睂O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頁。同治朝《天祿琳瑯》書，由內務府發售寶明齋，寶明齋顯然是武英殿通行書籍的銷售書肆，但目前并未發現同治朝崇文門監督如乾隆朝那樣管理武英殿書籍在書肆銷售的文獻。

三、武英殿通行書籍的交易機制

清代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售賣，沒有營利目的，定價主要為紙墨人工成本。據現有文獻，書籍通行過程中，書、款交易機制多次演變。

（一）定價機制：成本核算

武英殿修書處所刻殿本的定價方式，乾隆年間的資料比較多。乾隆年間的殿本的定價機制，多處檔案均言“交納紙張工價”《履郡王永珹等奏酌擬存留武英殿修書處庫貯各種書籍折》（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第206—207頁。，即售價包括紙張等材料費，刷印、裝訂等人工費?！段溆⒌羁虝鞫ɡ芬幎送ㄐ袝幩⒂⊥ㄐ袝某杀?，材料成本有“刷書每千篇用破廢一百二十篇，用棕墨各一兩三錢。刷紅套板每千篇用銀硃二兩，紅花水三兩，白芨三錢，棕一兩三錢。刷黃套板每千篇用雄黃二兩，白芨二錢，棕一兩三錢。刷藍套板每千篇用廣花末一兩五錢，廣膠一錢五分，棕一兩三錢”。材料價格“買辦材料俱按時價辦買”，人工成本為“雇刷印匠刷書一千篇工銀一錢二分，雇折配匠折配齊釘書一千篇工銀一錢三分”《武英殿刻書作定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2），第814頁。。

此外，當時售賣殿本多為沒有裝潢的毛裝本。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對《佩文韻府》每部定價銀十二兩四錢六分產生疑問，問詢福隆安，福隆安再追問英廉和金簡等人，二十六日福隆安根據英廉、金簡回復，再回復乾隆帝：

查英廉、金簡所覆情形，似《佩文韻府》一書，因系庫存初印，又系竹紙本，是以酌增價值，較之通行臺連紙刷印者，已增價銀八錢三分，且系草釘散本。若加以裝釘做套，精致者約需銀二十余兩，其次亦需銀十余兩，即每部不下二、三十兩以上，較外間書肆所售，裝成紙本，其價轉覺浮多。再，查此書共計八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準發售之日起，迄今僅售去四十四部，似外間尚無貪圖賤價趨買情形?！豆げ可袝Ｂ“沧唷磁逦捻嵏刀▋r發行情形折》（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第214—216頁。

從福隆安等人的回復看，不同紙張的殿本，售價不一樣，例如，竹紙比臺連紙要貴；售賣的殿本為毛裝，如果裝潢，精裝書的裝潢成本比毛裝書本身都貴，即使是普通裝潢的殿本，其成本也高于書肆。乾隆帝所認為價格太便宜的毛裝本《佩文韻府》殿本，在外間并不暢銷，言下之意售價并不便宜。

關于殿本定價的其他問題，項旋先生已經做了詳盡的研究項旋：《皇權與教化：清代武英殿修書處研究》，第459—468頁。，本文不再贅述。

（二）通行書籍的結款機制的演變

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過程中，結款方式，歷經多次變遷。

1.乾隆三年：先發書后回款

乾隆三年（1738）六月初五日，翰林院編修潘乙震奏請印刷御纂諸書令翰詹官員量力購領。乾隆三年六月，由禮部會同武英殿修書處等商議，不久，禮部等所定書、款交結的具體辦法是，“凡滿漢官員，有情愿指俸若干，刷印書籍若干部者，由該旗該衙門查明，移咨武英殿等各衙門，照數刷給，行文戶部扣俸還項”，即官員需要書籍，先由各衙門統計書籍的名目、部數，然后再由武英殿等衙門刷印，照數刷印給發書籍，再行文戶部從官員的俸祿中扣除書款；民間士子購買御纂書籍，則是“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準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清〕素爾訥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卷四，第19—20頁。，也就是由崇文門監督衙門交付給民間書坊，士子到書坊購買。

乾隆四年（1739），湖北巡撫崔紀疏請頒發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等處刊刻藏版的《性理大全》《古文淵鑒》等十五部書。九月初十日，禮部議覆，崔紀所請的《性理大全》《古文淵鑒》《御注孝經》《孝經衍義》《御選唐詩》《資政要覽》這六部書，均為士人所宜誦習之書，應如所請頒發，并令酌量刊刻，以廣流布；其余所請《分類字錦》《駢字類編》諸書，卷帙浩繁，“且崇文門等處現有刷印，準令遠近士子購覓，自可漸次流通，毋庸再行頒發”《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百，《清實錄》（10），第518—519頁。。頒發內府刻書，成本由內府承擔，只有高階官員才能有頒發的資格；而武英殿通行書籍，紙張、印刷成本由購買者承擔，也是士子獲得武英殿等內府刻書的主渠道。禮部對崔紀的回復，再次重申了上一年對潘乙震上奏的答復。

2.乾隆七年：先交納銀兩，再發書

乾隆三年的銷售體制在乾隆七年（1742）發生了變化，該年乾隆帝奏準：

武英殿所貯書籍，凡各衙門官員欲買者，由本衙門給咨，赍銀到日，即行給發。其非現任之員及軍民人等愿買者，具呈翰林院給咨，赍銀到日，一體給發。其乾隆三年原議內指俸購買之處，不但文移往返，歸款遲滯，且恐有革職、住俸等情，勢必勒追完繳，轉滋擾累，應行停止?！睬濉乘貭栐G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卷四，第20—21頁。

乾隆三年所定的行政系統內的各衙門官員扣俸祿買書，程序復雜，而且官員如果被革職、停支俸祿，追討書款就成了麻煩事。所以，乾隆七年改變了武英殿通行書籍的結款方式，先由衙門統計，并交納銀兩，然后再發書。而系統之外的非現任官員以及軍民人等愿意買書，通過翰林院渠道購買，也是先給銀兩再發書。由翰林院向非現任官員以及軍民人等發售武英殿書籍，表明乾隆三年所定由崇文門監督派發書坊的渠道似關閉過。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初三日，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柯瑾上奏，懇請刷印藏書，官員用俸祿抵扣購買，等于回到乾隆三年的老路，該建議被駁回《掌廣東道監察御史柯瑾奏請刷印藏書并準扣俸承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第249—250頁。。

3.乾隆三十九年前后，回轉到先發書后結款

因為現存清宮檔案多有缺失，目前不清楚乾隆七年所定行政系統內外先繳納書款、后發書的制度實行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的是，后來又恢復到先發書后結款的制度。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際華、英廉等奏，當時正在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四庫全書處交到奏準應刻各書，按次排版刷印，每部擬用連四紙刷印20部，以備陳設；此外，“仍各用竹紙刷印頒發，定價通行”，至于每種書刷印多少部，四庫全書各位總裁商量后，繕寫清單恭呈乾隆帝御覽。刷印通行書的紙張工料銀兩處理規制是：

除現在武英殿存貯通行書籍贏余銀一千七十兩四錢五分八厘，堪以支用外，應請再于廣儲司支領銀二千兩，以備刷印，仍照武英殿通行書籍之例，俟收到價值，陸續歸款?！睬濉辰鸷喌龋骸稓J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3），第714—715頁。

也就是說，售賣的通行書籍書款，仍舊作為通行書籍的印刷成本，再從廣儲司支領一定銀兩，通行書款回款后，再歸還廣儲司?！叭哉瘴溆⒌钔ㄐ袝?，俟收到價值，陸續歸款”，說明由廣儲司先墊通行書刊刻經費，結款后再歸還廣儲司的制度，早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前施行了。

此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二十四日，據武英殿金簡等奏報，通行書籍回款“其得回書價存貯武英殿聚珍版處，仍照從前奏準，留作通行書籍紙張棕墨價銀，并刷印匠飯錢，以及隨時補刻木子工料之用。統俟聚珍版書全行告竣，所余書價銀兩再行奏明移交廣儲司銀庫歸款”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236），第B132971—132972頁。。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十六日，原戶部尚書曹文埴上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后，“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原戶部尚書曹文埴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第2374—2375頁。。嘉慶八年（1803）七月初十日，永璇等上奏，《西漢會要》《唐會要》排印完成，“現在刷印通行本三百部，按照舊例頒發五省繳價報銷”《永璇等奏為書遵旨辦竣呈請圣鑒陳設頒發事》（午字二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1），第387—388頁。。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仍然實行的是刷印后銷售再回款的制度。

先刷印、再回款的制度，符合商品交易規則，但也遺留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結款困難。武英殿修書處曾多次催款，如道光年間江南、福建積欠武英殿書款最多，道光七年（1827）奏明嚴催之后，僅于道光八年（1828）江南省交過銀1346.093兩，仍欠銀1054.665兩。道光七年江南省來文，由安徽派人送書款來，“至今六載并未解到”《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等呈為再行嚴催書價銀兩事》（酉字二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2），第657—660頁。。

四、結? 論

通過本文的論述，可以得到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的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清宮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的正項用途是宮廷陳設、供皇帝傳用或各衙門行取、賞賜高階官員、作為標準本頒發各地翻刻及這些用途的備用書，正項書籍納入進奉皇帝的黃冊、供衙門保管的藍冊管理。售賣的書籍稱為通行書籍，來源為利用已有書板刷印、清理正項書籍庫存、與正項書籍一體排印的聚珍版通行書，通行書籍不納入黃藍冊管理。正項書籍與通行書的庫存、賬簿均自成體系。

第二，學界將武英殿修書處管理書籍銷售的機構稱為“通行書籍銷售處”是不準確的，應為“通行書籍處”，學界認為其成立于乾隆九年（1744）也缺乏文獻依據，比較合理的說法是成立于乾隆朝中前期。目前未見乾隆年以后的通行書籍處相關文獻。向社會通行售賣書籍只是武英殿修書處的附帶職能。

第三，武英殿通行書籍的通行渠道有二，一是行政系統內通行，二是通過崇文門監督在五城書坊通行。

第四，武英殿修書處的通行書籍結款方式多次變遷，先后經歷了先發書后回款，先交納書款后發書，以及廣儲司墊付經費、前期賣書經費刷印，回款后再還廣儲司墊款等方式。先發書、再結款，符合商品交易規則，但回款困難。

第五，武英殿向官員售書之事，如乾隆三年潘乙震奏請印書購領，乾隆四年崔紀疏請頒發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等處刊刻藏版之書，乾隆三十九年柯瑾上奏印書扣俸承買等，可以看出，向官員售書，沒有形成明確的制度，或者售書制度并沒有為廣大官員悉知，以致臣工就此事反復上奏。這也從側面證明，武英殿修書處書籍通行是很次要的職能。

〔作者張小李，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A Study of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from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Imperial Publishing HouseZhang Xiaoli

Abstract：Among the books printed by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Imperial Publishing House， some were displayed in the palace， used by the royal family or in governmental agencies， rewarded to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issued as standard editions for local reprinting. Such books were called official-use books. Those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were yellow books， and those preserved in governmental agencies were blue books. In addition to official-use books， a minor function or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Imperial Publishing House was to seel book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r to the public through Chongwenmen tax officers. Such books were called circulating books and managed by the Book Circulation Office. The circulating books came from several sources： they could be printed with existing book boards， left over from the inventory clearance， or printed with movable type. The accounts of circulating books were regulated separately from those of yellow and blue books. Official-use books and circulating books had two independent systems of inventory and account books. Circulating books were paid in different ways. At first， they were paid after delivery but then were paid before delivery. Finally， it turned back to the first way again.

Keywords：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Imperial Publishing House， Dianben， circulating books， book circulation office， Chongwenmen tax offi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