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史研究路徑創新：基于對象、視域與敘事的考察

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學者們圍繞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范式走向展開了自覺性、有組織的學術討論。這些討論對于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創新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過，仍有必要從歷史知識建構的基本維度，亦即研究對象、觀看位置以及敘事方式等層面來審視這些討論，并由此延伸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形成更為完整、更加多元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版圖：其一，在研究對象層面，建立起完整意義上的新聞史，將新聞理解為與人之存在有著內在牽連的交往實踐，不僅從新聞事業與新聞生產層面研究新聞史，而且從生活、交往等更為根本性的層面研究新聞史，從而克服新聞史研究的結構失衡與對象偏重。其二，在觀看位置層面，以更為靈活化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的視點與視距開展新聞史研究，尤其應當從客觀、切近史料的觀看方式中抽離出來，嘗試基于親在性的觀看角色探索新聞史研究的現象學路徑，以及基于廣角式的觀看視域探索新聞史研究的“大歷史”進路。其三，在敘事方式層面，嘗試擺脫線性敘事的傳統新聞史敘事方式，引入非線性敘事邏輯以及結構性、機制性敘事邏輯，實現新聞史敘事方式的多樣化，推動中國新聞史研究在敘事層面的面相更新。

關鍵詞：新聞史研究；完整新聞史；現象學新聞史；大歷史；歷史敘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青年項目（22CXW001）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4）02-0102-18

中國新聞史研究已有百余年歷史?？陀^地講，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新聞史研究中涌現出豐碩的研究成果張曉鋒、程河清：《中國新聞史研究70年（1949-2019）》，《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8期，第24—42頁。在民國時期，新聞史的書籍僅有百十種左右，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新聞史領域的書籍則多達兩千多種，發表的各類論文更是達萬篇左右相關統計數據參見鄧紹根：《回顧與前瞻：新中國70年新聞傳播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9期，第25—40頁。已有一些學者意識到，蔚為大觀的新聞史研究成果，一方面折射出新聞史研究所獲得的成績，但另一方面卻也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危機，“看似繁花似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單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黃旦：《新報刊（媒介）史書寫：范式的變更》，《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5—19頁。與此同時，有明確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的研究成果仍不多見王曉梅：《反思與重構：對中國新聞史研究和書寫的一種觀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9期，第79—102頁。如何推動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路徑創新，開拓出別開生面的全新研究圖景，是新聞史領域面臨的重要學術議題。

21世紀以來，就新聞史以往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創新發展的方向，新聞學界曾開展過自覺性的學術反思，涌現出了“新聞史研究走向的大討論”（以下簡稱“大討論”）。其中標志性事件是在2007年，《新聞大學》期刊發起“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體例、視野和方法——中國新聞史研究現狀筆談”，組織學者撰文，圍繞新聞史的范式變革問題展開探討。由于這一問題涉及到新聞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此后雖無組織性的探討，但學界的討論卻不絕如縷。本文將在回顧與梳理“大討論”的基礎上，嘗試從研究對象、觀看位置、敘事邏輯等基礎性視角思考中國新聞史研究未來的創新方向。

一“大討論”對于中國新聞史研究范式的反思

知識與思想領域的反思無疑是重要的。事實上，每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反思，都能夠推動知識的增進與思想的發展?！按笥懻摗币嗍侨绱??？陀^地講，21世紀以來新聞史領域關于范式變革問題的反思與討論，觸及到了新聞史領域的重要乃至關鍵問題，并推動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義和開創性價值的研究成果。如今，回過頭看這些討論，會發現有兩條較為集中的貫穿線索：一是核心觀照對象及由此衍生的敘事偏重；二是研究新聞史的觀念及方法。

研究者如何認識其所考察的對象，很大程度上影響乃至決定了研究重心、敘事脈絡以及研究成果的基本面相。獨特的研究對象隱隱之中為某一學科的研究者劃定了研究的邊界。這正是黃旦先生《報刊的歷史與歷史的報刊》一文的內在邏輯，“以報刊為合法性主體的歷史，才真正稱得上報刊史”黃旦：《報刊的歷史與歷史的報刊》，《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第51—55頁。與之相應，只有以新聞為核心對象的歷史，才稱得上新聞史。但報紙是什么？新聞又是什么？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對報紙所下定義為 “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為公眾而刊行者也”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8頁。在戈氏的定義中，并未對報紙做出過多的限制性定語，而是更多聚焦于報紙“報告新聞”“揭載評論”“為公眾刊行”的功用。由是，其報學史亦聚焦于“報紙本身發達之經過”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3頁。，強調考察報紙發展與歷史沿革，這一點，從其“官報-外報-民報”的敘事體例上即可看出。另一份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新聞史范例，是“第一份中國新聞史教學大綱”《馬列學院新聞班中國報刊史教學大綱（草稿）》（以下簡稱“教學大綱”），這份教學大綱為此后影響深遠的“革命范式”奠定了基礎丁淦林：《中國新聞史研究需要創新——從1956年的教學大綱草稿說起》，《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第28—32頁?！敖虒W大綱”及“革命范式”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其折射著所處歷史階段人們對新聞的普遍認識。如果說戈公振對報紙的定義是通過報紙所具有的媒介屬性，亦即“報告新聞”“揭載評論”來實現的，那么，延安整風運動以來，伴隨著《解放日報》從“不完全黨報”轉變為“完全黨報”黃旦：《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再審視》，李金銓：《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50—280頁。，在黨內形成了對于報紙與新聞的另一種界定：報紙不僅僅要用來刊載新聞與評論，其也是“黨的喉舌”，是“巨大集體的喉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55頁。新聞也不僅僅是事實或者對事實的報道，而且還包含著內在的政治屬性，“在階級社會里，每條新聞歸根結蒂總有其階級性或政治性”陸定一：《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4頁。政治屬性和工具屬性，成為關于新聞與報紙更為重要的界定方式。這種關于新聞與報紙的理解方式，自然也影響乃至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教學大綱”的撰寫與組織方式。正是對報紙政治性與工具性的強調，使“教學大綱”以政治形勢的變化作為劃分報刊分期的核心依據，以報刊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作為討論的主要內容，并遵從“分析政治斗爭、思想斗爭在先，評介報刊宣傳在后”的基本敘事邏輯。這也使得政治環境變化與革命斗爭發展變成了新聞史書寫的一條默認化的“紅線”以及既定性的解釋框架李懷?。骸吨貥嫿袊褐袊鴼v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歲有生、王傳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1頁。這種解釋性框架，甚至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改革開放之后新聞史的書寫方式，就連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亦不例外參見郭麗華、寧樹藩：《樹立“本體意識”、探索新聞特性、加強新聞史學科建設——與著名新聞史學家、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寧樹藩先生一席談》，《新聞大學》2007年第4期，第4—8頁；黃旦：《新報刊（媒介）史書寫：范式的變更》，第5—19頁。

“大討論”中，新聞史研究者關于“革命范式”的反思以及新聞史未來出路的思索，也是從對研究對象認識存在囿限的不滿開始，而不滿“正源自媒介及其特點的缺失，所有的一切全都化為了同等同質的服務于政治的手段”黃旦：《報紙和報館：考察中國報刊歷史的視野——以戈公振和梁啟超為例》，《學術月刊》2020年第10期，第165—178頁。若是僅僅將新聞視為政治的手段，那么整個新聞學將會陷入想象力缺失與邊界囿限的困境單波：《論我國新聞學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第75—79頁。一種贏得廣泛認同的觀點認為，新聞不僅是政治的工具，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同社會各個方面都有聯系丁淦林：《中國新聞史研究需要創新——從1956年的教學大綱草稿說起》，第28—32頁。以寧樹藩為代表的新聞史研究者率先反思新聞史書寫中的“革命范式”，強調不能僅僅將新聞報紙視為政治的附庸，否則新聞史研究將會陷入“本體迷失和邊緣越位”吳文虎：《本體迷失和邊緣越位——試論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誤區》，《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第33—38頁。，在政治史、革命史之后亦步亦趨戴元光、陳鋼：《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與范式創新》，《當代傳播》2010年第3期，第4—11頁。，而是應當“以新聞為本位”而非“以政治為本位”重建新聞史。當然，在“大討論”中，“以新聞為本位”對新聞史進行重構，只是關于新聞史未來出路的一種設想。還有學者就新聞史的研究對象提出了新的看法。以吳廷俊、陽海洪為代表的學者提出“媒介”才是新聞史研究的對象本體，認為新聞史研究應當以媒介生態理論為視角，探討媒介及其所處“生態環境”的演進規律，建構新聞史的“媒介生態理論范式”參見吳廷俊、陽海洪：《新聞史研究者要加強史學修養——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如何走出“學術內卷化”狀態》，《新聞大學》2007年第3期，第5—12頁；陽海洪：《媒介生存：關于新聞史研究本體的思考》，《當代傳播》2008年第2期，第77—79頁。

如果說在“大討論”中，研究者首先是就究竟研究什么展開討論的話，那么另外一個重要話題是如何認識歷史，或者說該在怎樣的史學觀念、史學方法的指導下來展開新聞史研究。通常來說，新聞史是新聞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學科分支桑兵：《報刊史研究的兩難與兩便——新聞學、歷史學如何熔為一爐》，《史林》2021年第5期，第5—8頁。，其重要特征在于以史學理論、觀念、方法為牽引，研究新聞活動與新聞現象。因此，歷史學在理論、觀念、方法上的分歧與變化，會影響到新聞史的研究狀況。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史研究遵從著以客觀主義、實證主義為核心的史學范式，這種史學范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在本體論上，認定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真實?！笆穼W的本旨在于求真，歷史為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如何發生，情形怎樣，均為實有，不會因為任何后來因素而改變”桑兵：《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的演進》，《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7期，第98—110頁。（2）在認識論上，認為人的認識是可以揭示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的。在認識和再現歷史真實的過程中，史學家可以不受自己主觀因素的影響羅鳳禮：《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7頁。，史學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3）在研究方法上，重視史料尤其是原始史料的意義和價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尤其強調研究方法的實證性，主張“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1頁。，以科學的方法對史料進行發掘與考證。被稱為“科學史學之父”的蘭克提出“如實直書”的治史原則。他認為搜集與考訂史料是史學研究工作的基石，只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資料，才能抵達歷史的真相，“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些事實或許是偶然的和枯燥無味的——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則”易蘭：《蘭克史學、西方史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84—87頁。這一史學方法與中國宋明以來尤其是清朝乾嘉時代以來重視史料考據、訂正的史學傳統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張越：《五四時期中國史學的理論建樹：科學與求真精神》，《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第16—21頁。，再加上20世紀初期西方“科學思潮”的涌入，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胡逢祥：《“科學方法”輸入后的中國現代史學之走向》，《學術月刊》2008年第3期，第113—121頁。，以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為代表的中國史學大家在保有中國史學傳統的同時，皆帶有明顯的實證主義烙印和蘭克學派色彩參見張廣智：《傅斯年、陳寅恪與蘭克史學》，《安徽史學》2004年第2期，第13—21頁；易蘭：《蘭克史學之東傳及其中國回響》，《學術月刊》2005年第2期，第76—82頁；謝進東：《科學實證與文化闡釋：中國新史學之雙軌》，《史學月刊》2020年第3期，第79—93頁。

早期以戈公振為代表的中國新聞史學家顯然受到傳統史學觀念和科學主義的雙重影響。這一點，從《中國報學史》等著作在史料考訂與發掘上所下的功夫即可看出。與此同時，20世紀早期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學術界整體處于西學東漸尤其是科學思想涌入的歷史語境。新聞學本身就誕生在經受科學話語與科學精神洗禮的環境之中姜紅：《現代中國新聞學科的合法性建構——“新聞有學無學”論爭新解》，《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1期，第52—61頁。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早期報學史背后的“科學眼光”及其在考據、論證過程中呈現出的實證特征了。如果說以戈公振為代表的民國新聞史學家更多受到傳統史學觀念以及西方蘭克學派的影響，那么“革命范式”語境下的中國新聞史建構，則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形成的。盡管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新聞史研究受到了政治形勢的影響，存在對馬克思主義做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理解的錯誤傾向張越：《20世紀中國史學方法的發展和演變》，《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第12—18頁。不過改革開放后，中國新聞史研究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科學本性。研究者不僅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堅持客觀歷史真實與可知論的觀點，而且強調馬克思所主張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孫潔民：《論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革命與方法論內核——實證科學與唯物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東南學術》2021年第2期，第36—46頁。，高度重視對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的占有，認為“沒有對‘史料的充分掌握，沒有對重要的關鍵性‘史料的仔細考訂和甄別，是很難對歷史事實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中國新聞史領域涌現出了一大批史料扎實、沿襲實證主義史學傳統的研究成果。

不過，“大討論”中，就新聞史研究該基于怎樣的觀念與方法，尤其是該怎樣對待“新史學”，研究者展開了較為針鋒相對的論爭。論爭突出地反映在新聞史應該沿循傳統的史料史取向，還是嘗試新史學所提倡的問題史、社會史、總體史取向。有學者認為仍然應當堅守傳統史學尤其是實證主義史學的核心主張。例如，程曼麗認為不應將“新史學”的合理性無限擴大，我們仍然應當注重對史料的考據和發掘，仍然“需要對歷史上的報刊資料進行挖掘和整理，需要通過對一份份‘斷爛朝報的個案分析得窺歷史之‘一斑”程曼麗：《也談新史學：關于新聞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聞大學》2007年第3期，第17—21頁。還有學者則認為傳統史學范式已經顯露出諸多問題和缺陷，因此應當擁抱新史學、新理論、新方法。李彬認為，“以往的新聞史研究過于受制傳統的實證主義史觀，過于強調實證、考據、數據、材料等僵死名物”，以至于“忽略了歷史與史學的鮮活要義”李彬：《“新新聞史”：關于新聞史研究的一點設想》，《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第39—43頁。，甚至“有意無意、或隱或顯地掉進了‘史料即史學的窠臼”李彬、劉憲閣：《新聞社會史：1949年以后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一種可能》，《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3期，第19—24頁。因此，他希望借用西方“新史學”趨勢與潮流中涌現出的新方法、新理論，擺脫單一乃至逼仄的研究思路，建立起新聞史研究的社會史范式，其《中國新聞社會史》正是在這樣的史學視野與觀念指引之下著述而成的李彬：《中國新聞社會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晚于《中國新聞社會史》一年出版的編著《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試圖將“文人論政”“放入社會史、知識史或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來分析”李金銓：《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頁。，是對新聞史研究社會范式的另一生動詮釋。除此之外，陳昌鳳認為，新聞史研究的社會范式深受美國新聞史學家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影響。她同樣主張運用媒介社會史的眼光和視角突破傳統新聞史研究路徑，以整體性、系統化的視野來“解釋和研究傳播和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各種問題”，“分析傳播過程、研究媒介和社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陳昌鳳：《中國新聞傳播史——媒介社會學的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頁。

二思考中國新聞史研究創新與發展的三種視角

新聞史研究的范式之爭對于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創新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學者認為，這些學術爭鳴不僅使新聞史研究者普遍認識到其所耕耘領域面臨的危機與困境，而且也使學科主體意識明顯加強，從此之后，中國新聞史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新史學轉向沙垚：《與古為新：一種面向未來的新聞傳播史研究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第110—117頁。如今，回過頭來重思這場論爭，我們會發現，就新聞史研究的范式與路徑而言，仍有一些問題處于模糊不清之中，也還有一些更為基礎層面的問題存在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當下中國新聞史所處的方位，認識到可能存在的研究盲區，為此后中國新聞史的發展奠定理論層面的基石。

一般是個別的方法。從本質上來講，新聞史研究像任何學術研究一樣，是人的認識活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學科化的、建制化的經驗性認識活動。因此，關于“大討論”中涌現出的范式論爭，有必要返回到認識層面尤其是經驗性認識層面設立基本的討論坐標與審視圭臬。就認識活動而言，認識者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是一切認識活動中最為根本性的關系。盡管不同思想家、哲學家就二者之間關系的具體闡釋有所不同，但卻都承認認識者與認識對象是認識活動的基本要素。按照康德的說法，人的一切知識都是以人對客觀對象的經驗開始的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卷），鄧曉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頁。在馬克思那里，認識始終是關于人的世界的認識，世界也始終是與人的認識密切相關的世界，人是認識的主體，人的世界構成了認識的根本對象馬建青：《馬克思認識論對抽象理論范式的超越》，《學術界》2020年第4期，第62—68頁。胡塞爾認為，認識/意識本身指向某種為其認識/意識的東西［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49頁。認識活動的基本要素及其結構性特征，同樣存在于學術性活動與科學知識生產活動之中，“科學認識問題歸根到底是科學認識客體和科學認識主體及其關系的問題”李海峰：《科學認識主體和科學認識客體的發生》，《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年第4期，第1—4頁。思想家們對認識尤其是科學認識結構及其基本要素的揭示，為討論新聞史的范式問題提供了依據。這是因為，范式是關于如何認識研究對象、開展科學研究、為特定學科共同體共享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與價值信念參見［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8—94頁。正如喬治·瑞澤爾所說，“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學論域內關于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來界定什么應該被研究、什么問題應該被提出、如何對問題進行質疑，以及在揭示我們獲得的答案時該遵循什么樣的規則”George Ritzer，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 and Becon， 1975， pp308-339。

基于認識者與認識對象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在重思“大討論”以及展望中國新聞史未來走向的過程中，至少存在三個基本維度/層面的討論空間：研究對象、研究者的觀看位置與敘事方式。這三者分別指向了研究活動中的三個根本性范疇：研究什么、怎么認識與如何敘事。（1）研究對象自不必多言。正如前文反復提及的，關于研究對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范圍、邊界以及研究成果的面相。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不同研究范式之間一項重要的區別即在于對研究對象理解的不同，而后才是基于這種理解不同而衍生出來的不同方法、路徑及問題Annie Lang： Discipline in Crisis？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 Vol23， pp10-24。因此，重思“大討論”以及展望新聞史研究的未來走向，首先需要討論的仍然是新聞史的研究對象問題。（2）研究者的觀看位置同樣很重要。這是因為觀察/觀看是與學術研究有著根本性關聯的活動，不論是自然科學，抑或人文社會學科，研究過程中最為源始的環節都可以歸結為觀察，亦即“看”參見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p99。實際上，據海登·懷特考察，理論（theory）一詞本身即源于希臘語動詞看（theorein）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in Witness Literature Parallax， 2004， vol10， no1， pp113，123。且不說經驗主義者，即便是激進地反對經驗主義者如胡塞爾，亦充分肯定“看”在人認識世界過程中的原初性意義。這種根本性關聯的直接體現，即在于研究者所處的位置，決定著研究者的眼光及視域。這正是蘇軾名言“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中所蘊含的樸素真理，也是范式之間相互區別的另外一種重要因素，因為“主體必須……置身于新的場所，才能夠把使他能夠看見看不見的東西的有教養的目光轉向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上”［法］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0頁。（3）敘事方式亦當成為回看新聞史研究、重思“大討論”的重要切入視角。不論怎樣理解研究對象，也不論采用何種觀看方式，歷史都不是對過去的鏡像式反映，而是要以語言文字的方式呈現出來劉雄偉：《敘事的轉向與歷史客觀性的重建》，《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2期，第34—38頁。，敘事正是歷史呈現與表達的一般模式，其體現著歷史認知的基本特征蘇萌：《當代西方史學中的“敘事復興”與“敘事轉向”》，《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72—86頁。，“敘事一直就是歷史學話語的主要形態，甚至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史學話語的根本屬性”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23—38頁。按照懷特的觀點，歷史作品是“它最為明顯地要表現的東西，即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一種言辭結構”［美］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7頁。，這些特定敘事結構所造就的不同歷史書寫范式，就“發揮著‘元史學的要素的功能”。因此，敘事方式構成了管窺新聞史研究未來發展的重要落腳點。

三研究對象：從“不完整新聞史”到“完整新聞史”

21世紀以來學界關于新聞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從反思傳統新聞史的研究對象開始的。盡管反思者有著明確的對話對象，也認同應當以新聞為本位來建構新聞史。但在大討論中，新聞史研究者往往并不會對“新聞是什么”這一問題做窮根究底式的追問，而是多以含混籠統的、常識性的、經驗主義的態度理解新聞。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研究者要么將新聞化約為新聞機構及其相關活動，從而將新聞史建構為新聞機構及其相關活動的歷史；要么擁抱新的媒介理論和傳播理論，將新聞簡單等同承載新聞的媒介，以媒介及其與社會之間的動態、互構關系作為新聞史的考察中心。

采用籠統化的理解方式，與何為新聞這一話題所具有的爭議性、復雜性相關。正如寧樹藩指出的那樣，“新聞史研究的‘本體，內涵豐富，非常復雜，要從總體上把握是相當困難的事情”郭麗華、寧樹藩：《樹立“本體意識”、探索新聞特性、加強新聞史學科建設——與著名新聞史學家、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寧樹藩先生一席談》，《新聞大學》2007年第4期，第4—8頁。不過遺憾的是，即便已經對新聞進行界定并形成新的新聞觀念，但在建構新聞史過程中寧樹藩卻受到歷史慣性驅使，仍然將新聞簡單等同于新聞機構及其相關的業務活動。早在1987年，寧樹藩便從邏輯層面分析了陸定一新聞定義的缺陷，并深入論證了自己所提出的一種新的新聞定義——新聞是經報道（或傳播）的新近事實信息寧樹藩：《新聞定義新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5期，第85—88頁。不過，在1998年《強化本體意識，探求自身規律》一文中，寧樹藩雖然再次重申新聞本質上是一種信息，但這種界定卻更多是為后面一句“報紙是新聞紙，傳遞新聞信息是報紙最基本的功能”所做的鋪墊。經過這層鋪墊與演繹，具備新聞傳播職能的報紙及其背后的報社與新聞機構，取代了新聞，成為了寧樹藩所篤定的新聞史應當考察的核心議題。由此，以新聞現象、新聞活動為主導的新聞史編寫被等同于以媒體機構及其活動為主導的新聞史編寫，以新聞為本位來建構新聞史也旋即被化約為“以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變化為主線來考察各種各樣的新聞現象并揭示其內在規律”參見郭麗華、寧樹藩：《樹立“本體意識”、探索新聞特性、加強新聞史學科建設——與著名新聞史學家、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寧樹藩先生一席談》，《新聞大學》2007年第4期，第4—8頁。另外，在寧樹藩先生的論述語境中，“新聞事業”主要是指媒介及其運行機構，在他擔任副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中，“新聞事業”被界定為“各種新聞媒介（報紙、刊物、廣播、通訊社、新聞影視）的總稱”，“新聞事業包括生產新聞媒介的全部過程和設備，如印刷廠、廣播電臺、電視臺等生產管理部門等等在內”，參見甘惜分：《新聞學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頁。這種論證邏輯，正是戈公振報學史關于研究對象討論的翻版。在戈公振那里，報紙同樣被等同于新聞紙，“報紙之原質，質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4頁。只不過戈公振要做的是以新聞為核心來建構報學史，而在寧樹藩等學者那里，則是要以報紙、報館及其所表征的新聞事業為核心來建構新聞史。

然而此般建構既存在邏輯上的未完滿之處，又會進一步加劇新聞史研究對象的結構性失衡。新聞并不等同于報紙抑或其他承載新聞的載體。報紙不僅僅只是刊載新聞，其同樣刊載許多其他性質的內容，如廣告、連載性文學作品以及各種啟事等。廣播電視與互聯網亦如是。作為承載意義與符號的載體，媒介扮演著多重角色，其可以被置入多重學科視域之下，新聞學只是討論媒介的眾多學科中的一種朱從兵：《作為“新聞史”、“文化史”和“媒介史”的報刊史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100—103頁。僅以電視為例，就像黃旦所說，包括文學、藝術學、圖像學、文化批判、音像技術學在其中都有大展拳腳的空間黃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識媒介與歷史》，《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期，第142—148頁。如若真將新聞無差別地等同于報紙、廣播、電視等，那么無疑會遮蔽掉這些媒介的其他屬性，也存在著遮蔽更多學科介入相關研究的風險。當然，對于新聞史的建構而言，這倒在其次。更為重要的是，當以報紙以及其他承載新聞的載體代替新聞時，會導致研究對象的偏移，導致“新聞”這一真正的研究對象被湮沒，如同我們所見到的那樣，新聞史變成了媒體與媒體機構演變史、報社運行史、報人生平史、報業觀念史。這種以報紙、報社、報人（以及其他媒介及其控制機構）為核心的新聞史建構方式正是傳統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媒介中心偏向、機構中心偏向、職業中心偏向與生產中心偏向在新聞史領域的具體體現。與之相應，在新聞學研究中被遮蔽的其他一些重要討論議題，例如受眾的新聞收受活動、人際傳播中的新聞活動，在新聞史研究中同樣被遮蔽了。正如有學者通過以拉斯韋爾的“5W”理論為標準來討論中國新聞史研究時所指出的那樣，在傳統新聞史框架下，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更多在于媒介、傳播者以及傳播內容，“至于受眾和傳播效果這兩個層面，雖然偶有涉及，卻基本上沒有有意識的系統全面的研究”田秋生：《重寫中國新聞史：必要性及其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80—83頁?？梢?，以報紙、報社及其所表征的新聞事業為核心來建構新聞史，并未迎來真正意義上的范式創新，雖有“撥亂”之心，卻無“反正”之實，雖然突破了革命范式與政治范式，卻又陷入到戈公振的報學史范式之中，反倒加劇了新聞史研究對象的結構性失衡。因此，就研究對象而言，新聞史研究仍需更多具有理論視域的討論，也呼喚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走出把新聞史當成報刊史書寫的研究傳統，尋找真正意義上的以新聞為核心的研究范式。

新聞史研究的媒介生態學范式在對研究對象的界定上也同樣面臨著邏輯層面的問題。較早提出媒介生態學范式的學者認為，“媒介”就是新聞史研究的對象本體，“媒介生態”是新聞史研究關注的焦點，只有在“媒介現實存在的情況下，新聞傳播才有可能”，因此要“以媒介可持續發展作為研究目標，把媒介生態系統作為社會系統中的獨立畛域，在媒介與生存的互動中審視媒介”吳廷俊、陽海洪：《新聞史研究者要加強史學修養——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如何走出“學術內卷化”狀態》，《新聞大學》2007年第3期，第5—12頁。嘗試以生態學的理論來建構新聞史，自然具有視角層面的創新意義，但認為新聞必須依附于媒介才能存在，因此便需要將媒介當作新聞史研究的本體，卻存在邏輯層面的未完善之處。固然新聞的傳播需要依賴媒介才能實現，但新聞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卻不是一一對應性的關系，并不是有了媒介便一定會有新聞的傳播，新聞的獨特性并不由媒介來決定。更何況，媒介也并非僅僅只能傳播新聞，媒介與新聞存在功能層面的關聯，但兩者卻是彼此相對獨立的范疇，在學術上也應當被區別對待。如若不然，便可能在認知層面存在含混不清的問題。退一步來說，如果真的新聞史研究將其對象本體當作媒介，那么新聞本身必然面臨被剝離新聞史的風險與可能，而若是丟掉了新聞，新聞史研究的獨特性何在？其又與一般意義上的媒介史、媒介社會史、媒介技術史研究有何區別？

無論是將新聞史研究的對象直接劃定為媒介，抑或將其約略為掌握媒介的機構及其所表征的“新聞事業”，所導致的結果都是一幅不完整的新聞史研究版圖，是存在明顯的結構偏重與對象失衡的新聞史圖景?；诖?，新聞史亟待在研究對象上進行根本層面的清理與聚焦，實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史建構王潤澤：《實踐轉向與元問題聚焦：對新聞學知識體系創新的思考》，《新聞記者》2022年第2期，第14—19頁。，進而推動“不完整的新聞史”轉向“完整的新聞史”。而要完成此項任務，首先要做的便是重新理解和界定新聞。這是因為，無論是媒介，還是掌握媒介的機構，抑或是“新聞事業”，都是圍繞著“新聞”這一核心概念衍生出來的。只有“新聞”，才是新聞學的原初概念。只有“新聞”，才能真正地居于新聞史研究觀照的核心地帶。進一步來講，只有準確地弄清“新聞是什么”，才能夠在概念能指與所指間設立清晰的意指性關系，也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新聞史研究關于研究對象的準確圖景和想象。面對“新聞是什么”這一問題，傳統新聞學更多地采用還原主義的認識路徑楊保軍：《論作為“手段”的新聞》，《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10期，第140—147頁。，也即通過對新聞現象、新聞活動的客觀性、經驗性觀察來提取其中所蘊含的某種特質作為新聞的本質。更準確地講，是以一種并不能表征與涵括新聞之本體特征的其他事物如事實、報道抑或政治工具來界定新聞。這種對于新聞的界定方式，延及新聞史領域所引發的后果是，新聞史要么是政治史或革命史的翻版，要么將職業新聞機構、報人、媒介當作建構的中心，使得新聞史淪為不完整的新聞史。

我們該怎樣理解和界定新聞？筆者認為，只有擺脫還原主義的認識誤區，只有在關系的視域中，也即將新聞放置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尺度上加以把握，放在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在反對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基礎上，一切理論都應當以現實的人的生產生活實踐為起點，不是讓現實生活去適應先驗的框架，而是要強調和彰顯以“現實生活”為根、為本、為源的經驗邏輯，參見楊楹：《馬克思生活哲學的出場、實質及其意義》，《學術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9頁。的維度上加以把握，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認識新聞。如同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必須將新聞從特定載體、特定主體、特定職業的語境中剝離出來，在人與世界的關系視域中、在人的生存生活尺度上加以審視楊保軍、李泓江：《新聞學的范式轉換：從職業性到社會性》，《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8期，第5—25頁。在人的存在論意義上，新聞不是任何其他抽象范疇，而是與鮮活的、現實存在的人有著本體性牽連的生存生活實踐，是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的現時性交往實踐Bengtsson， S， & Ahva， L： A Phenomenology of News： Understanding News in Digital CultureJournalism， 2020， Vol21， no1 pp10-24。事實上，早在19世紀，恩格斯即揭示出新聞的交往實踐屬性。在他看來，人需要和外部世界來往，而人的新聞活動，如同談話、辯論、閱讀書籍等其他交往方式一樣，是滿足人與世界尤其是無法直接經驗的遠方現時世界之間交往需要的實踐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1頁。美國學者塔克曼更是直接將新聞視為人與外部世界交往的中介。在《做新聞》一書中，她反復強調新聞在人與世界交往中的“視窗”作用，“新聞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透過這扇窗，人“了解自己和他人，了解自己的機構、領袖和生活方式，了解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情形”［美］蓋伊·塔克曼：《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李紅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7頁。正是在新聞中，人與世界被勾連成一個可以被經驗的世界整體卞冬磊：《“社會世界”的更新：新聞與現代性的發生》，《國際新聞界》2014年第2期，第103—114頁。一如有學者所說，新聞“將‘共同世界嵌入進‘周遭世界之中，人們不僅感受到了遙遠的、陌生的、匿名的他人及事件之于自身的意義，還與它們產生了某種時空的聯系”涂凌波：《現代中國新聞觀念的興起》，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0頁。與之相應，在交往實踐的進路中，“新聞不再是報道者對事實的揭示，不再是單純的主客體模式，而是多種力量交織的結果”姜紅、印心悅：《走出二元：當代新聞學的“實踐轉向”——問題、視野與進路》，《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126—131頁。

這種關于新聞的存在論理解方式，將為新聞史的創新奠定對象層面的基礎。當我們將新聞理解為與人之存在有著內在牽連的交往實踐時，便為新聞史研究帶來了豐富、立體、全面的詮釋維度，也將在真正意義上推動不完整的新聞史走向完整的新聞史。這是因為，在現代哲學發展的歷史語境之下，交往構成了理解人之存在的根本性尺度。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交往是人的本質特征之一，“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頁。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是人最為基本的生存維度，“人從出生起就首先開始了人與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建構與調節”蘇婧：《尋找一個完整而非碎片化的哈貝馬斯——談“公共領域”思想及其發展》，《新聞界》2018年第5期，第67—76頁。事實上不僅如此，交往不僅呈現著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關系，而且呈現著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實踐性關系任平：《交往實踐觀：馬克思〈資本論〉的哲學視域》，《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第106—116頁。，交往本身構成了一個物質交往、精神交往和語言交往三個層次在內的總體性范疇，其背后不僅包含著以“主體-客體-主體”為核心的實體結構，也包含著交往實踐之于相關主體意義與價值的意義結構，而且還包含著歷時性的辯證結構（包括肯定-規范與批判-否定兩種向度）任平：《走向交往實踐的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第53—69頁。在新聞這一勾連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交往實踐中，同樣體現著物質交往、精神交往與語言交往的深層次融合。從邏輯上講，新聞交往實踐不僅包含著諸如媒介、文本/報道、技術等物質性的交往實踐客體，以及涵蓋新聞生產者、傳播者、作為常人的新聞行動者等在內的交往實踐主體，而且還包含著在新聞交往主體之間流動的知識、觀念、價值與意義，以及道德、法律、制度等規范性實踐方式。在新聞交往實踐所張開的結構層次與歷史層次中，不僅直觀地體現著傳統新聞史所討論的焦點性議題，同時也清楚地蘊含著在以往研究中處于邊緣位置、甚至被遮蔽但卻極為重要的相關議題，例如日常生活中的新聞交往實踐、傳統社會中人際交往中的新聞活動、新聞與人之存在的歷時性關聯、新聞社會史范式所關注的新聞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前新聞業時代的新聞交往實踐等?；谏鲜鼍S度建構起來的新聞史將具有存在論、意義論、辯證論、實踐論等多重指向與闡釋空間。在新聞交往實踐所張開的結構層次與歷史層次中，完整的新聞史呈現出了清晰可見的邏輯脈絡與研究圖譜。當然，這種完整性并不意味著新聞史研究對象的無限擴展。事實上，上述所有的要素、關系，均是從新聞這一特殊的交往實踐而衍生出來的?！靶侣劇边@一概念本身即為新聞史研究劃定了清晰的邊界與范圍，只有當這些要素、關系以“新聞”之名義存在時，方可被納入到新聞史的考察范圍。

四觀看位置：探索親在性與廣角式的研究路徑

以往關于新聞史研究的范式反思中，一個富有爭議的關鍵性議題是新聞史研究應該秉持怎樣的史學觀念與研究方法，也即究竟是堅持舊史學的傳統，還是擁抱新史學、新理論、新方法。20世紀中后期，以年鑒學派等為代表的新史學以反叛蘭克學派的面貌登上史學的舞臺，在認識論、方法論及研究內容方面與傳統史學形成鮮明對比具體來講，新史學與舊史學之間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在研究內容上，新史學反對傳統史學將研究目光僅僅局限在政治史上，主張盡量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認為包括日常生活、社會文化、家庭、人口、鄉村、城市、經濟等都可以被納入到歷史學研究的范圍之中；（2）在認識論上，新史學反對傳統史學崇拜的客觀主義尤其是“史料即史學”“讓史實自己說話”的觀點，認為史學家在歷史的建構過程具有重要的作用；（3）在方法論上，新史學主張借鑒其他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參見羅鳳禮：《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13-20頁。受新史學思潮的影響，新聞史領域的研究者主張清除傳統史學觀念造成的弊病，以新史學改造新聞史，并建構新聞史研究的社會范式。這種主張指出了傳統新聞史研究的要害，即研究視野的狹窄與研究對象的囿限，停留在“一報、一刊、一社、一臺的考據史研究”李彬：《“新新聞史”：關于新聞史研究的一點設想》，《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第39—43頁。，不過，在歸因方面卻似乎有失偏頗地將傳統史學問題的癥結歸結為實證主義傳統。不論是傳統史學，還是傳統新聞史，關鍵缺憾均不在于實證主義方法論。新史學反對傳統史學因過度專注于“讓史料自己說話”，以及過度篤信客觀性原則而抹殺歷史學家的能動性徐善偉：《當代西方新史學與“史料之革命”——兼論中國新史學史料體系的重構》，《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2期，第84—91頁。，但其并不反對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原則。相反，新史學高度肯定史料考據的研究方法在歷史研究中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和意義。馬克·布洛赫在其《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專門辟有歷史考證方法的章節［法］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9—119頁。勒華拉杜里認為，“任何歷史研究都應當從分析原始資料開始”［法］?，敿~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許明龍、馬勝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頁。甚至就真實情況而言，新史學反而在歷史學領域充分發展了實證主義，“科學性的標準從如實直書的客觀性，發展到運用數學模型和社會科學理論，使得史學研究更加精確化和社會科學化”陳黃蕊：《史學科學化的發展軌跡》，《學術界》2007年第1期，第146—154頁。因此，當以新史學的觀念檢視傳統新聞史時，不應當將批判落點放在實證主義方法論。相反，若是以新史學蘊含的觀念來改造新聞史，反倒更應當充分重視史料、史實的發掘與考訂，只不過這種發掘與考訂不應只是將目光聚焦在一份份“斷爛朝報”以及具體的報館報人上，而是應該朝向更加廣闊且完整的研究對象。

以此來看，“大討論”中關于新聞史研究如何借鑒新史學的討論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新史學帶來的變革并不僅僅停留在具體研究觀念與技巧層面，其革命性在于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這一最為基礎性的關系進行了徹底的變革。若是無法對新史學的這一層意義與價值形成深刻理解，那么新聞史對于新史學的借鑒更多地只是簡單的觀念與方法移植，而非在明晰底層邏輯基礎上實現真正的賽道轉換與路徑升級。從根本上講，新史學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層次解放，其使得研究者從必須要客觀、且必須要從切近史料的單一角色中抽離出來，從傳統史學中似乎天然合理的、不受質疑的僵化觀看方式解放出來，帶來了阿爾都塞所說的研究者的觀看“場所變換”［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19頁。研究者由此獲得了一種靈活的眼光，進而可以站在不同位置、以不同視距和不同視點來審視歷史世界。這種靈活性的觀看方式，正是新聞史研究應當向新史學借鑒的根本思維。如果說將新聞理解為人之本己性的交往實踐帶來了研究對象意義上的完整新聞史，那么，這種以靈活的目光來呈現歷史真實、建構多元化的歷史闡釋，則帶來了研究視點、研究視距、研究視域意義上的完整新聞史。

具體來講，觀看方式至少可區分為觀看視距與觀看角色?；谝暰嗯c角色的不同，又可衍生出幾種不同的新聞史研究路徑。以觀看角色來看，研究者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觀察研究對象：（1）以一種本我/親在的方式去打量與審視研究對象的親在性角色；（2）以一種旁觀者的方式去進行研究的抽離性角色。親在與抽離，實際上是關于研究者位置的描述，前者將研究者置于研究對象所處的世界之中，以一種親身的、切己的方式來觀照對象，思考對象在其所處世界中的位置，及其與世界中其他事項之間的因緣聯絡關系；后者則更多站在一種有距離感的視距、以旁觀者的身份去思考研究對象，在這種審視關系中，研究對象是作為與研究者相對應的專門對象和單獨客體而出現的。

親在性的觀看角色源自于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事實上，親在性地認識對象、解釋世界，是現象學認識方式的基本特征。胡塞爾主張“朝向事情本身”，在直面世界中解釋世界，而“朝向”與“直面”便意味著觀察者、解釋者進入到對象世界的境域。胡塞爾認為，這種朝向事物本身的直觀性認識是一切認識的合法源泉［德］埃德蒙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89頁。海德格爾進一步從解釋學的意義發展了這種親在性的認識方式。在他看來，現象學的核心特征就是以切己的、親在的方式去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在《那托普手稿》中，海德格爾提出了親在性的認知路徑，即：（1）觀看的支點和位置，（2）基于觀看支點與位置而決定的觀看的方向；（3）由觀看位置與觀看方向而衍生出的視域范圍，參見Martin Heidegger（2007） Becoming Heidegger： On the Trail of His Early Occasional Writings：1910-1927Seatt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149-150，并且這種觀察和解釋是以人最原本的生活經驗為基底的，是活生生的生命體驗與生活經驗的形式顯示張祥龍：《海德格爾的形式顯示方法和〈存在與時間〉》，《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40—61頁。在舒茨那里，親在性的眼光開始添加了一種共情化的機制，盡管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分離性的，但研究者卻可以通過共情化的機制、移情式的理解，設身處地地獲取關于研究對象的親在性眼光，以此來理解研究對象及其所處世界的因緣聯絡結構孫飛宇：《方法論與生活世界：舒茨主體間性理論再討論》，《社會》2013年第1期，第38—74頁。這種親在性的眼光之于歷史學研究是重要的，其將歷史研究的目光從普遍化的社會世界，轉向了個體化的生活世界，由此而凸顯了人的意義與價值。正如有學者所說，“歷史現象學比歷史學更重視人，它試圖通過對歷史價值的真實發現去將人確定為歷史的真正主人”雷戈：《歷史現象學論綱》，《學術界》1996年第2期，第34—41頁。以此來看，新聞史研究者亦有必要轉換自身的研究角色，嘗試以現象學所說的親在性眼光以及舒茨所主張的共情化機制，在歷史的語境中討論新聞與人的生命生活之間的因緣聯絡關系。近年來，已經出現了兩種以親在化方式進行的新聞史探索：口述史和閱讀史?？谑鍪窂娬{歷史的親歷者親身講述個人以往的經歷，研究者則通過采訪及共情勾勒歷史、發掘蘊含于其中的復雜意義；閱讀史則是研究者在對報刊閱讀相關史料考據的基礎上，以共情的方式去思考報刊讀者與社會世界的關聯，也即通過“移情于個體的日常生活史，通過觀察讀者‘社會世界的更新，揭示報刊在塑造現代精神時所扮演的角色”卞冬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2頁。這些創新性的研究，展現的正是研究角色與研究視點的切換所帶來的不同成果面相，也在側面證明了親在性的角色，或許將構成新聞史發展的重要“源頭活水”。

如果說親在性角色在以往史學研究中處于邊緣性乃至被忽視的角色，那么抽離性角色則是史學研究乃至大多數學術研究的普遍性觀看角色。從現實情況來看，大多數史學研究者皆是站在一種旁觀性、抽離性的位置來觀看歷史材料、解釋歷史世界的。這種適當的觀看距離是保持歷史知識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礎李醒民：《知識的三大部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術界》2012年第8期，第5—33頁。，一如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科西克所說，“為了接近事物及其結構，為了找到通向它的圖景，必須與它保持一定距離”［捷］卡萊爾·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關于人與世界問題的研究》，劉玉賢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頁。不過，因為觀看距離的不同，抽離性角色又可區分為不同的觀看方式：一種是近距離的、“顯微鏡”似的觀察方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到了“顯微鏡”“化學試劑”兩種研究方式，“顯微鏡”式的研究強調微觀性的觀察與審視視域，而“化學試劑”式的研究則強調通過控制變量的方法來開展研究，“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頁。，另一種則是處在更遠視點的、“廣角式”的觀察方式。延及歷史領域，這兩種觀察方式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研究路徑：“小歷史”與“大歷史”。前者指涉微觀歷史，指“那些局部的歷史”“常態的歷史”和“具體的歷史”，而后者則指向宏觀歷史，亦即處在更遠的視點、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審視和考察歷史現象與歷史問題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0頁。

就現實狀況看，在傳統實證史學的影響下，新聞史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所呈現出來的，正是前文所揭示出的客觀且要離史料足夠近的單一性關系。研究者要想做出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前提性條件在于“離得近，看得細”王潤澤：《離得近，看得細，多研究些問題——中國當代新聞史研究的一種建議》，《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3期，第25—29頁。，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將紛繁復雜的史料加以發掘，然后進行辨析、考證與整理林盼：《在結合點尋求突破：歷史社會學的方法》，《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204—210頁。微觀視域、“小歷史”性的新聞史考察，尤其是“打深井”性的個案研究，對于新聞史的發展具有至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恰如有學者所說，依據史料考訂史實、考鏡源流的微觀史學是一切史學研究的基礎夏春濤：《從大歷史視角看民族復興進程之不可逆轉》，《歷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4—13頁。不過，就新聞史的發展而言，僅僅以“顯微鏡”的方式開展研究，將目光聚焦在局部性、具體性、短時段的對象之上，必然會導致對研究對象理解的片面性，進而造成新聞史的結構失衡與對象偏重，以及研究的碎片化傾向羅文東：《構建世界歷史體系的方法和原則》，《歷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1—18頁。，由此導致對人類新聞交往實踐的歷史缺乏整體性的審視與理解。而“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選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列寧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頁。若想擺脫新聞史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一方面應當將研究關注的焦點從職業新聞機構、報人、媒介中解放出來，轉向更為完整意義上的新聞交往實踐，在交往語境中來考察歷史上的新聞傳播活動（例如近年來出現的“唱新聞”研究李樂：《唱新聞：浙江傳統鄉村的聲音景觀和感官文化》，《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67—71頁；李東曉：《“唱新聞”：一種地方說唱曲藝的傳播社會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8期，第94—108頁；王海、吳媛楓：《浙東地區“唱新聞”的由來與流傳考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7期，第175—186頁。、晚清報人的交往研究以及晚清士紳之間的讀報活動研究蔣建國：《晚清報人之間的交往活動與精神世界》，《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5期，第82—102頁；蔣建國：《甲午前后的報刊地理、新聞呈現與讀者閱讀的回想》，《學術月刊》2018年第12期，第153—165頁。）。另一方面，新聞史研究應當站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語境、更為遠距離、廣角化的視點去觀察新聞活動、新聞現象。如同有學者所說，“嚴肅的歷史研究，必須從大處著眼，從本質著手”戶華為：《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歷史學——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高翔》，《光明日報》2019年6月17日，第14版。，事實上，也只有在更大的視野、多重視角的變換與整合中才能更好地認清歷史與現實，“更寬闊、更少局限性、更貼切的‘現實勢必是向多視界融合、更有效的方法開放著。視界越小，局限越大；視界越固定、僵化，造就的遮蔽性越強”劉森林：《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現實”觀念的三個向度》，《哲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17—26頁。

基于此，研究者應當在拓寬“小歷史”研究路徑對象范圍的基礎上，嘗試廣角式的“大歷史觀”研究進路，從布洛赫、勒高夫、布羅代爾、黃仁宇等主張大歷史研究的學者那里獲得理論與方法鏡鑒，尋求在大視域、廣視野、遠視距中實現新聞史研究的創新與突破。在年鑒學派那里，歷史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一個統一的歷史整體，因而其反對傳統史學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并將一切都歸諸個體因素，主張一種深刻的、總體性的史學張正明：《年鑒學派的史學范式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67頁?？傮w史思想提出者布洛赫認為，“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法］馬克·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張和聲、程郁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0頁。呂西安·費弗爾認為，“就其定義而言，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學》，姚蒙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頁。雅克·勒高夫同樣主張總體史思想，“任何形式的新史學都試圖研究總體歷史”［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學》，第5頁。這種總體史同樣也為布羅代爾所認可，“必須在歷史的總架構中重新捕獲、重新安置一切”［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9頁。布羅代爾根據視距的不同以及觀照旨趣的差異將歷史劃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陳慧本：《論歷史時間的空間化及其與隱喻、敘事的關系》，《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第111—121頁。，他推崇通過長時段來研究歷史的內在結構與規律。在他看來，“不要只考慮短時段，不要相信最吵鬧的演員才是最可靠的”［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上），第47頁。，“最后終于取得勝利的總是長節拍”［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984頁。，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夠看到周期性的歷史規律與深層次的歷史結構。黃仁宇試圖超越美國主流的微觀史學，在他看來，美國漢學界的研究“都帶上了顯微鏡的目光，對望遠鏡的觀點，倒很少人注意”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265頁。受此影響，黃仁宇提出與微觀史學相對的“大歷史觀”，主張以宏觀性、廣視角的方式開展歷史研究，“注重宏觀歸納而不是微觀演繹”，“在放寬視野的剖析中將史實融會貫通”李席：《“大歷史”與“整體史”——黃仁宇學術思想的一個淵源問題》《學術探索》2018年第3期，第86—91頁。年鑒學派與黃仁宇關于總體史、長時段與大歷史的討論值得新聞史借鑒。沿襲布羅代爾與黃仁宇等人的觀點，新聞交往實踐無疑是處在人類社會整體歷史結構中的組成部分，而作為結構中的部分與要素，新聞交往實踐自然要受到整體歷史結構變動的影響，一如阿爾都塞所說，“這些歷史中的每一個歷史的特殊性，或者說它們的相對自主性和獨立性是建立在整體的某種聯系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是建立在對整體的某種依存性基礎之上的”［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爾·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2版），第108頁。在這種意義上，對新聞之歷史的考察就應當將新聞放置在社會結構與歷史結構的視域乃至人的整體性歷史演變之中加以把握。新聞史研究者應當嘗試不斷“后撤”，站在更遠的視點、以更為廣角化的視域來審視新聞交往實踐，從而勾勒新聞交往實踐與人類社會其他要素之間的結構性關聯及其動態演變，以及新聞交往實踐在動態演變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歷史性規律。

五敘事邏輯：推動中國新聞史敘事方式的多元化

在歷史研究中，敘事指以特定的講述序列與組織邏輯將歷史呈現為可以為人所理解和把握的語言結構。從邏輯上來講，敘事是研究過程的延續，其與研究對象以及研究位置之間存在內在相關性。如何敘事與怎樣認識、研究什么是一個相互連接的有機統一過程。當然，敘事并不只是講述與呈現，其也關乎人們如何思考過去的事實以及人們如何理解歷史，“一個或一組特定的歷史事件被納入某個敘事性的話語結構，就意味著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與其他事件、并且與某個更大的整體聯系在了一起，這意味著它可以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解釋”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23—38頁。在懷特看來，歷史中敘事性的話語結構包含著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分別為：（1）編年；（2）故事；（3）情節化模式；（4）論證模式；（5）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美］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第2頁。其中，編年與故事更多地牽涉到基礎層次的文本組織邏輯，編年是以時間為條件對歷史資料、歷史事件進行整理，故事則是根據主題將事件加以整合并結構化，在更高層級上，歷史敘事概念化的具體策略，即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與意識形態模式蘇萌：《當代西方史學中的“敘事復興”與“敘事轉向”》，《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72—86頁。懷特的區分至少讓我們認識到，敘事表面上只是一個文本組織的問題，但背后實際上卻蘊含著復雜的論證手段、情節化以及意識形態等關聯因素、結構層次與手法策略，也正如有學者所說，“歷史敘事的語言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有著所有詩性語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即便在表述事實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超出事實之外的蘊涵”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第23—38頁。

進入21世紀尤其是第二個十年以來，學者們在就新聞史研究對象、研究觀念與研究方法進行反思的同時，也反思了中國新聞史較為典型的敘事策略。黃旦認為，不論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還是李龍牧的“第一份中國新聞史教學大綱”，在敘事方面存在著相似性。從時間層面來看，“二者的敘事都是目的論的，也就是沿著時間的方向，前后相繼，以線性的方式構成連貫的圖景”；在空間層面，“國家”是報刊敘事的內在主體，“由于以‘民族國家為界，就帶來了雙重的二元對立：時間上的傳統和現代，以及空間上的中國與外國。由此，既可以以線性方式展開報刊歷史，同時又能夠借此把中國的變化和世界的變化大勢發生勾連，成為世界現代發展演

變的一個組成部分”黃旦：《新報刊（媒介）史書寫：范式的變更》，第5—19頁。王曉梅分別考察了李龍牧的“中國報刊史教學大綱（草稿）”和方漢奇等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敘事方式。在她看來，“革命范式”呈現出“線性視角的僵化、史料羅列的呆板、編年敘事的單一、目的論解釋的教條和決定論歸因的絕對”等特征，而改革開放之后以《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為代表的新聞史研究則更多地借鑒了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史學”，從而形成了“針對不同時期、不同對象以‘現代化觀念和‘革命范式相加而非相合的‘兩段式敘事”王曉梅：《反思與重構：對中國新聞史研究和書寫的一種觀察》，第79—102頁。

這些討論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新聞史領域在敘事方面存在的特征：以編年的方式來排列相關新聞活動及報刊事件，并將這些事件、活動納入到帶有濃厚目的論色彩的、隨線性時間綿延的革命敘事或現代化敘事構架之中。對于中國新聞史領域的敘事邏輯，黃旦在系統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不應當抱持本質論和連續進化的目的論，也不一定非以“國家”為唯一視點，而是應當在地方性媒介實踐中，在“在時與開放”中將研究引向多種可能性黃旦：《新報刊（媒介）史書寫：范式的變更》，第5—19頁。王曉梅認為，新聞史研究應當放棄歷史主義觀念，“不再將單一‘事件放在‘時間序列中線性順序展開、以‘發生在前面的事件為后面的事件提供解釋來理解‘事件”，而是應當將新聞傳播活動放置于具體社會語境中加以審視，理論地構建由“事實”構成的研究內容，進行“情境中結構化”的“敘事”表達，做共時的“互動”闡釋和“互構”描述王曉梅：《反思與重構：對中國新聞史研究和書寫的一種觀察》，第79—102頁?？梢?，在反思新聞史以往敘事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敘事方式，是部分新聞史領域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所面臨的現實任務。

面臨這一任務，最為核心的突破口在于超越編年史式的線性敘事路徑，亦即簡單地根據時間線索鋪排與羅列歷史上的新聞實踐、新聞人物、新聞事件從時間層面超越線性敘事方式，是走出革命敘事路徑以及現代化敘事路徑局限的關鍵，因為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及其背后的目的論、進化論史觀意蘊，得以建立的前提即在于將歷史制作一個不斷向前綿延與鋪排，不斷發展進步的連續性整體，因此，在時間層面探索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很大程度上是走出學者們所反思的以往敘事方式的基本途徑。，建立多元化的新聞史敘事路徑。這種對新聞史線性時間敘事邏輯的超越，以及非線性時間敘事邏輯的建立，需要從最為微觀、基礎的敘事層面展開，從對歷史上新聞交往實踐具體活動的勾勒開始，隨后延及整體性的歷史敘事。歷史學家萊維在討論微觀史敘事特征時指出，新史學的敘事性寫作涉及個體與環境、作者與讀者兩種關系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5-106。在作者與讀者方面，允許“敘述者的聲音”出現在敘事中，打斷事件鏈的同時，澄明敘述中的主觀猜想成分或信息缺失成分，改變讀者單純接受者的角色，使其能夠獨立判斷歷史真相蘇萌：《當代西方史學中的“敘事復興”與“敘事轉向”》，《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72—86頁。一如彼得·伯克所說，“歷史敘述者需要尋找一種方式以使其自身顯形于他們的敘事，不是為了放縱自我，而是為了警告讀者他們并非全知或公正無偏”Peter Burke， “History of Events and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39。在研究中體現“敘述者的聲音”，是新聞史可以嘗試的重要路徑。在此路徑中，研究者可以擺脫單純的依照時間先后順序組織起來的編年體路徑，嘗試不再將自己“隱身”于文本之后，不再默認自己歷史事實“裁判者”的客觀性、中立性角色，也不再篤定自己所述便為唯一不可置疑真相，而是承認自己作為歷史記錄者本身的能動作用及能力邊界，像最近新聞學領域所涌現出來的“透明性”理念所要求的一樣夏倩芳、王艷：《從“客觀性”到“透明性”：新聞專業權威演進的歷史與邏輯》，《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第97—109頁。，將自己的聲音呈現于歷史敘事之中，坦誠自己在資料搜集與信息呈現方面可能存在的缺失，并坦露自己的主觀性認知與理解。

就個體與環境而言，非線性敘事允許史家在文本中分別展現個體生活的不同側面，并置個體與環境中不同元素的多方面互動，從而達致“勾連個體行為與外部環境的同時，避免把個體行事緣由完全歸為主體意志或外部環境的改變”，“落入‘決定主義式的還原論”誤區蘇萌：《當代西方史學中的“敘事復興”與“敘事轉向”》，《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72—86頁。這也就是說，新聞史研究者在研究具體的新聞交往實踐時，應當更多地將新聞交往實踐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新聞活動要素放置在主體的生命世界與生命歷程、與社會所呈現的因緣關系結構、以及其所處歷史時代變動的整體趨勢等層面加以審視。這種敘事方式實際上是通過對結構與機制維度的引入，超越單純的線性時間敘事。按照趙鼎新的說法，人類的敘事只有兩種形式，一種為結構/機制敘事，另一種為時間序列敘事趙鼎新：《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歷史社會學的真諦》，《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1期，第3—17頁。時間敘事與結構/機制敘事并不矛盾，但長期以來歷史研究所遵從的是單一的時間敘事邏輯，缺乏結構與機制的敘事視角。這是因為，在歷史學家看來，其所要做的事情更多是對歷史事實以及歷史過程的如實記錄，而結構與機制的敘事視角更多是為社會學研究所使用的吳帆、吳毅：《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與特征》，《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92—98頁。伴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歷史社會學的興起，歷史學越來越多地接受了結構性的敘事視角郭臺輝：《歷史社會學的時空預設與學術定位》，《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98—106頁。歷史學界不僅嘗試在初步勾勒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歷史事實放置于縱向的時間結構中加以把握，“對歷史現象進行總結歸納，探討事件成因，深入個案剖析，通過對歷史作用的分析得出因果關系，最終分析歷史規律的內在機制”嚴飛：《歷史、社會與歷史社會學》，載王天夫、嚴飛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八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0—11頁。，而且主張探討研究對象所處的“橫切面”，揭示研究對象在具體的生活世界及社會結構中的因緣聯絡關系，從而“對行動者所處的生活秩序或構成社會生活的意圖與意義加以把握” 王赟、程薇瑾：《歷史社會學中諸機制理論的問題與理解范式的回應》，《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186—200頁。，在橫向的社會結構中探討歷史的復雜議題與動態關系。

將結構敘事邏輯引入史學領域，為歷史學開辟出了更加豐富的維度，也推動歷史學擺脫“史料堆砌”的一般偏見。近些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嘗試擺脫單純的線性時間敘事，在結構與時間的疊加邏輯中，創作出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新聞史研究成果。例如，黃旦及其團隊近年來所做的一些“新報刊史書寫”，嘗試揭示歷史中典型性的新聞機構/新聞媒介與其所處時代的經濟、政治，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的“制造性”“再現性”“建構性”關聯，便是結構性敘事在新聞史領域中的生動體現。李金銓的《記者與時代相遇》亦是其中的典范。在這一具有新聞史“范例”意義的文章中，李金銓認為，每一個歷史考察的對象都處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就組織內部關系來看，記者是原動體，報館是結構；就組織外部關系來看，報館是原動體，權力中心是結構”李金銓：《記者與時代相遇》，載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90頁。，在考察新聞實踐時，應當嘗試由點到面的勾勒而非僅僅是線性的鋪陳，“盡量由一點開展到一線，進而把事件放在全面的架構內索解，關聯傳主的文本（text）和時代的脈絡（context），以了解傳主在撰寫報道時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時間和空間的網絡與坐標。這樣由點到線到面，再由面到線到點，出入宏觀與微觀之間，庶幾不至于顧此失彼或本末倒置”李金銓：《記者與時代相遇》，第393頁。正是基于這種非線性與結構性的敘事邏輯，李金銓通過蕭乾、陸鏗、劉賓雁三位報人生命歷程與新聞實踐的比較，深刻揭示出了近代史上國共時局變化、報紙與記者的互動關系。此后，又涌現出一批受到《記者與時代相遇》敘事方式影響的研究成果，如劉鵬的《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聞思想及“甘王之爭”的產生原因與時代背景》劉鵬：《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聞思想及“甘王之爭”的產生原因與時代背景》，《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4期，第21—48頁。，王保平的《報人與時代相遇：金雄白早年〈時報〉經歷的考察（1926—1929）》王保平：《報人與時代相遇：金雄白早年〈時報〉經歷的考察（1926—1929）》，《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期，第84—109頁。這些采用超越線性時間敘事的研究成果，帶動了研究者位置與觀察視點的變化，將研究對象定位于社會世界中的交往主體，有效開掘了新聞史的廣度和深度，豐富了新聞史研究的面相，對中國新聞史敘事方式的更新做出了重要的嘗試與探索。

行文及此，本文已經嘗試從研究對象、觀看位置與敘事方式等方面重新審視了“大討論”，同時在與以往新聞史研究及相關探討的對話中，提出了中國新聞史研究創新的三個維度：一是在研究對象層面，將新聞理解為與人之存在有著內在牽連的交往實踐，建立起完整意義上的新聞史，不僅就新聞事業與新聞生產的層面研究新聞史，而且從生活、交往等更為根本性的層次研究新聞史，從而克服新聞史研究的結構失衡與對象偏重。二是在觀看位置層面，以更為靈活化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的視點與視距開展新聞史研究，尤其應當從客觀、切近史料的觀看方式中抽離出來，嘗試基于親在性的觀看角色探索新聞史研究的現象學路徑，以及基于廣角式的觀看視域探索新聞史研究的“大歷史”進路。三是在敘事方式層面，嘗試擺脫傳統的線性敘事方式，引入非線性敘事邏輯以及結構性、機制性敘事邏輯，實現敘事方式的多樣化，推動中國新聞史研究在敘事層面的面相更新。

當然，這些關于新聞史研究在研究對象、觀看位置與敘事方式的想法，更多是邏輯層面和理論層面的討論。若要從根本上創新與發展中國新聞史，仍有賴于一份份扎實且具體的新聞史著述，有賴于更多具有創造性意義的新聞史研究成果。

A Research Path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Based on Examining Object，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s

LI Hong-jiang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have launched conscious and organized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These discuss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However，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se discussions from research objects， perspectives and narrative methods， and thus exte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forming a more complete and diverse research map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First， at the level of research objects，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should be studied not only from journalism and news production， but also from life and communication， so as to overcome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object bia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Second， at the perspective of viewing， news history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way， especially by extracting it from objective and historical viewing methods， and attempting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based on the role of personal viewing and the “big history” method based on a wide-angle viewing perspective. Third， at the level of narrative methods， we sh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 of news history and introduce non-linear narrative logic as well as 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narrative logic to achiev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narrative method of news history and promote the updating of Chinese news history research at the narrative level.

Keywords： journalism history study; complete journalism history; phenomenological journalism history; big hist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作者簡介：李泓江，文學博士，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新聞理論，傳播思想史，交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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