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模式建構、生發邏輯與驅動機制

胡衛衛 李一凡

摘要：

面對我國鄉村社會日趨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風險災害，傳統的應急治理模式已顯現出結構性弊端。目前我國鄉村社會正處于現代化轉型的窗口期，伴隨著智能技術的普及和應用，數字要素已成為鄉村韌性治理的有效載體，成為縮小城鄉風險治理差距、加速現代鄉村風險治理體系建構的重要面向。以“韌性”和“技術”為邏輯起點，建構起“適應性循環”這一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新模式，該模式以韌性治理為頂層設計進行系統“結構”的重組再造，以數字賦能為驅動要素進行系統“功能”的更新迭代，實現整合環境生態與工具屬性超越這兩大結構性突破，旨在推進鄉村韌性治理的體系化創新。

關鍵詞：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適應性循環；環境生態

作者簡介：胡衛衛，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鄉村治理（E-mail：1441556754@qqcom，陜西 楊凌 712100）。李一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研究與評估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基層數字治理。

基金項目：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科創新團隊項目“數字化轉型背景下黃河流域生態空間的整體性治理機制研究”（2452023304）；2023年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科項目“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數字治理共同體的運行邏輯與建設機制研究”（2452023308）；四川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數字賦能背景下鄉村復雜性風險的韌性治理機制研究”（SQZL2023A01）

中圖分類號：C91282；F4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4）02-0023-11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然風險不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h）的風險社會理論［德］烏爾里?！へ惪耍骸讹L險社會》，江蘇：譯林出版社，2022年。認為風險社會概念和現代性是相互依存的，作為現代性進程中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張富富：《重大疫情風險治理：價值理念與制度體系選擇》，《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65—77頁。，主要揭示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共生關系。近年來，各類自然災害事件與公共安全風險相互耦合、疊加，呈現系統性、復雜性和多樣態的基本特征。多種風險因素在級聯效應的作用下，其危害程度造成的經濟損失、社會負面效應往往是指數級的，同時次生風險（例如經濟停滯、產業衰退、社會沖突等）所蘊藏的巨大隱形成本在短期內難以消弭。鄉村社會是現代基層治理體系中最重要的場域空間，作為國家治理網絡中最基礎的終端，鄉村應急治理能力直接關系著農村居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在現代風險診斷程式下，鄉村自身弱質的環境生態與長期相對落后的制度體系是阻礙鄉村社會風險治理能力提升與結構更新的主要原因。同時，結構僵化與政策梗阻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張賢明、張力偉：《國家縱向治理體系現代化：結構、過程與功能》，《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6期，第63—74頁。，而傳統鄉村風險治理注重科層化治理體系的塑造、治理技術的迭代和行政手段的運用，遵循約束性、強制性以及去情感化的剛性治理邏輯。傳統風險治理過分強調制度化與規范性的結構模式在應對風險危機時往往會受到行政壁壘、屬地邊界和地域空間的制約，基于經驗思維的被動治理策略難以維持常態化運轉下基層風險治理嬗變的需要。

技術賦能背景下，隨著智慧治理時代的到來，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于鄉村風險治理中，數字技術已然成為鄉村風險治理的關鍵要素。數字化轉型的治理變革與體系建構將會形成更加高效、科學的風險治理范式。作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研究熱點，數字鄉村治理是一個持續推進、不斷迭代更新的過程武小龍：《數字鄉村治理何以可能：一個總體性的分析框架》，《電子政務》2022年第6期，第37—48頁?！绊g性”概念的引入在維持鄉村地區系統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維持—適應—轉變—再維持”的循環程式需要數字化、信息化給予必要的技術與能力支持，人工智能的技術手段契合突發事件衍生集聚的風險特質，是實現突發事件精準治理的關鍵之策高文勇：《人工智能應對突發事件的精準治理：基于“結構—過程”維度的要素分析》，《學術探索》2021年第8期，第85—95頁。因此，數字轉型背景下，數字技術如何推進鄉村韌性治理模式的重塑？其內在的邏輯是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的發揮數字賦能優勢推進韌性治理的效能提升？是學界亟待探討的學術話題。

近年來，傳統應急管理模式已無法對新形勢下的風險治理作出有效回應，學者提出韌性治理的理論構想。面對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性危機事件，學者呼吁關注風險社會下的“韌性治理”研究。實際上，我國面臨的災害風險正日益呈現鮮明的復雜性特征，外部風險和危機擾動是韌性治理的邏輯起點，社會治理生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翟紹果、劉入銘：《風險疊變、社會重構與韌性治理：網絡社會的治理生態、行動困境與治理變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160—168頁。堅持可控的韌性治理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戰略路徑，將韌性社區理論作為社區應急治理體制優化的理論資源與視角顏德如：《構建韌性的社區應急治理體制》，《行政論壇》2020年第3期，第89—96頁。，以“發展—安全”同構的韌性治理推動后疫情時代的韌性建設朱正威、劉瑩瑩、楊洋：《韌性治理：中國韌性城市建設的實踐與探索》，《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1年第3期，第22—31頁。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嵌入已成為基層風險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構成鄉村數字轉型的必要基礎。在此情形下需要形成技術系統與治理系統的互嵌耦合吳新星： 《數字技術賦能城市基層治理的行動障礙與突破策略——基于S市G區F街道數字治理創新實踐的參與式觀察》，《河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第82—91頁。，通過數字技術的流動性推動社會治理結構的創新向玉瓊：《流動社會中數字治理的優勢、風險與完善》，《探索》2022年第2期，第153—163頁。在利用數字技術與環境韌性抵御與化解當下鄉村社會風險的同時，要合理運用數字評價系統，以改善村民生產和生活為目標，提升村民“數字素養”丁波：《數字治理：數字鄉村下村莊治理新模式》，《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9—15頁。既有研究構成本文的邏輯起點和重要基礎，但是也存在可優化空間：一是傾向于韌性治理中融合技術驅動對社會治理變革的片面表達。針對社會治理變革中所提出的問題更多聚焦于政策制度背景下治理框架中固有的結構問題，很少基于鄉村社會風險場域的環境生態角度進行剖析。二是僅從工具屬性出發討論技術要素有失偏頗。討論韌性治理與技術要素相結合的研究往往停留局限于治理實踐層面的應用，其工具屬性僅在實踐過程中能夠得到充分利用，而非在整體的治理過程中，如何突破工具屬性討論數字賦能也是重點探究的問題?；诖?，本文將韌性治理研究置于鄉村數字化轉型的宏大場域中，將研究視點聚焦于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模式建構、生發邏輯和驅動機制這一議題。

二“適應性循環”：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模式建構

（一）韌性與適應性循環：鄉村韌性治理模式建構的理論來源

“韌性”一詞來源于拉丁語“resilio”，意為跳回原來狀態的動作。最早由工程學家引入，其用來解釋物體或工程項目在應對外力作用或外界干擾時擁有恢復到原來狀態的能力，也被稱為“工程韌性”。從單個物體或是工程項目延伸到整個系統，加拿大生態學家霍林（Holling）首次將工程韌性概念引入到生態學研究范疇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1），pp 1-23，拓展并修正了“工程韌性”的自然屬性，賦予其一定程度的社會屬性。不再局限于系統受到外界擾動后恢復到原來的穩定狀態，提供了發展成不同于原初穩定狀態的新平衡穩定狀態，這種打破平衡狀態后恢復演化成新的平衡狀態的性質，也被稱為“生態韌性”。韌性作為系統發展的目標，無論是培養韌性“能力”還是循環韌性“過程”，最終的目標都是實現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蔡秋蓉、葉繼紅：《城市公共安全韌性治理何以可能——適應性循環模型的視角》，《天府新論》2021年第4期，第118—126頁。

1 韌性治理：鄉村風險治理的基本面向

鄉村社會作為一個人造的生態系統，受到外界干擾是不可避免的，在默認鄉村社會的抗逆程度是一定限度的前提下，需要考慮的不是系統狀態是否會遭到破壞而發生改變，而是應該關注系統吸收風險擾動的限度、應對風險干預的適應性以及恢復穩定社會狀態的能力。一方面，韌性治理解決的是目前鄉村社會遭受重大自然風險與社會風險時只能被動防守，無法主動適應并積極改變的現狀。另一方面，韌性治理的引入能夠打破單一應急治理框架與范式的局限，各地鄉村社會場域結構與風險承載力因其所處地域特征及經濟發展情況不同而迥異，隨之其風險誘因與風險來源也不盡相同，致使在鄉村應急治理政策制度上無法形成一套契合所有鄉村地域風險狀況的普適性風險預案。鄉村社會的穩定狀態不是唯一的，各地域社會生態系統是復雜且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從眾多風險治理案例中可以了解到，承受風險前與風險后的社會穩定狀態不僅是恢復到“原初狀態”，其所處系統在吸收與消化擾動量期間，可能會出現吸收、崩壞或新生等狀態，最終實現由一種平衡狀態向另一種平衡狀態的過渡，這是系統生態韌性的自發運行以及演化邏輯。不同于被動適應風險危機以及單一強調風險承載量級的傳統應急治理模式，韌性治理是一種兼具全周期性、適應性和動態性的風險治理理念與模式。

2適應性循環：提升鄉村韌性的模型選擇

在傳統的鄉村風險治理實踐中，習慣于從風險治理體制中的組織關系與制度建構等方面建構風險治理模式。在所實施的韌性治理實踐中并未關注韌性潛能，而韌性潛能貫穿于風險治理的全過程，將直接影響不同治理階段所采取的應急策略。由此，引入霍林（Holling）與岡德森（Gunderson）提出的適應性循環模型Gunderson L H，Holling C S Panarchy：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ashington D C，USA：Island Press，2002（Adaptive Cycle）來解釋如何提升鄉村韌性治理中的韌性潛能，從而反映鄉村社會在應對風險災害過程中抵抗危機以及消解災害的響應適應力、持續承載力以及組織重構力。作為一個描述性模型框架，韌性是其最核心的屬性，用來解釋所處特定區域社會生態系統的運行邏輯與演化機制。適應性循環模型認為社會生態系統是不斷進行主動適應性調整變化的，外部環境與系統內部中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擾動與沖擊波動是系統做出自發改變的誘因，被視為是系統運作與發展的部分要素。在此基礎上，一個具有韌性屬性的生態系統在受到不確定、突發性的外部與內部干擾時，會依次經歷“開發（Exploitation）—保護（Conservation）—釋放（Release）—重組（Reorganization）”四個演化階段，構成一個可持續迭代的適應性循環。引入適應性循環模型，便于去理解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中的邏輯建構與所引導形成的運行機制，以及上面提到的如何增加這一過程中鄉村社會系統的韌性潛能，從而更好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鄉村公共治理的數字化，創新迭代鄉村基層應急治理體制與治理手段。

（二）韌性潛能：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模式建構的價值面向

伴隨著數字技術浪潮的推動，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未來公共治理的新向度，數字賦能風險治理已成為推動鄉村風險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韌性治理與數字技術的結合是應急管理領域創新與發展的新路徑，其中韌性治理是實證研究基礎上剖析鄉村社會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實踐與嵌套融合，技術治理則引入大數據、云計算、AI技術等新興技術打通韌性社會建設的“最后一公里”。數字技術有機嵌入風險治理各環節，能夠更快響應的風險感知與識別，更加精準的風險剖析與對策，從而解決舊有應急管理體制中的諸多長期存在的弊病與頑疾。鄉村韌性潛能的發揮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成果，韌性治理系統結構如何依托數字技術工具實現鄉村公共領域的安全穩定，是開展公共安全治理數字化所需要回答的問題。實際上，回顧公共安全治理數字化的演化歷程可以發現，數字化進程的推進主要受限于所在地區環境資源的當前存量與未來增量，以及數字技術嵌用的實現性與移植性?；鶎余l村社會作為一個半開放的生態系統，一方面，與外界資源交互受到約束，導致系統性、先進性的制度結構、預案體系與應急物資無法及時在基層公共安全治理中得到更新迭代與實踐演練。公共安全受到侵害時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治理進程多數依賴于其社會結構固有的韌性與內部社會資源；另一方面，數字賦能公共安全治理并非是“一刀切”的模式復刻，需技術工具與韌性治理過程相耦合。構建現代鄉村韌性治理體系離不開多元參與制組織結構的框架支持，以此結構框架支撐起的制度體系對資源與技術的利用能夠在充分認知基本狀況后采取最為精準的行為回應廖福崇：《基于“制度—行為”框架的數字治理能力生成模式研究》，《湖湘論壇》2022年第2期，第78—93頁。，建構模式（見圖1）：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基層治理，推動了各地政府善治機制和環境的成功變革，可以肯定技術與治理互動形式的實踐性和先進性，將數字技術的技術優勢和韌性治理的制度優勢共同轉化為鄉村社會系統的韌性潛能，數字賦能是實現鄉村基層韌性治理最有利的要素支持與最有力的重要抓手，是增加鄉村社會系統韌性潛能的主要動力?！斑m應性循環”模式是以韌性治理為頂層設計進行系統“結構”的重組再造，以數字賦能為驅動要素進行系統“功能”的更新迭代，環境生態與工具屬性超越作為“適應性循環”模式塑造需要處理的兩大結構性前提，同時也是驅動韌性適應性循環與模式運行的內在邏輯，便于分析推導出鄉村社會韌性潛能的來源成因和提升向度。一方面有助于鄉村社會韌性系統進行“結構—功能”相匹配的反饋優化，另一方面利于在韌性治理空間中形成“價值—行為”契合統一的運行路徑?！斑m應性循環”模式不僅是對制度體系和組織架構變革方向的思考，也是對技術工具融合韌性治理理念下，創新不同應用情景模式、實現精準治理與促進鄉村公共安全領域社會韌性提升的考量，旨在利用天然存在于鄉村公共安全領域的自有韌性與獨立于鄉村社會系統要素之外的技術因素進行綁定，實現對現行鄉村風險治理體系多維度的探索思考與思維突破。

三“結構”與“功能”：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生發邏輯

將治理變遷聚焦于鄉村韌性治理這個具體的微觀領域，引入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視角，可以從整體層面強化對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系統認識，其核心要義是“結構決定功能，功能影響結構”。因此，對其生發邏輯的分析可以嘗試從結構與功能兩個層面進行分別解析，鄉村社會作為一個半開放流動的生態系統，韌性治理與其他社會系統一樣，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是由各行政、技術子系統所組成的有機共同體，這是其結構的內涵；其中各行政、技術子系統在各自子系統內發揮著不同功能，共同塑造起韌性治理的結構功能形態，實現韌性治理系統整體的一致性，維持著各子系統之間的均衡狀態，這是其功能的本質。同時，需要滿足以下功能性條件來保證自身的維持與存在，分別為“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潛在模式維系”TALCOTT P，NEIL J S Economy and society，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6，這與“適應性循環”模式建構中的系統演化階段在結果上相一致，都是當系統內部的結構關系發生非均衡發展態勢變化時，系統內部功能隨之發生變化而推動新的均衡穩態生成。通過“結構—功能”雙維度分析視角，能夠較好地分層剖析“韌性治理系統結構與數字技術工具二者結合是如何實現鄉村公共領域安全穩定”這一議題，揭示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變革的本源特征，同時便于深化對“適應性循環”模式建構設計思路的理解，與應然治理訴求相對應，進而推導把握目前變革中的結構性問題與技術因素介入后的韌性提升向度。

（一）突破僵局與環境適應：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結構”邏輯

1單向度結構與治理重心下移。鄉村傳統風險治理結構是國家強行政理念主導下的單向度治理，以國家行政力量所掌控的應急治理與救援行動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應對突發風險災害時處于較低層級的治理單元以及受災單元在整個治理過程中往往處在較為被動的地位，基層風險治理的能力與地位“被邊緣化”，導致的后果便是在相關風險災害治理實例中基層治理單元的“缺位”甚至“錯位”，這種自上而下單向度的風險治理結構很難繼續滿足目前現實情景中不確定、不穩定性的風險情景與多元化的基層安全需求。一方面，黨中央提出的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彰顯了基層政府、社會組織以及居民自治組織等多元主體是新時代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存蓄于社會內外風險災害的新趨勢。另一方面，鄉村社會內部的應急資源遠遠不足以應對風險擾動，其脆弱性與治理能力的薄弱是基層治理體系難以構建與失效的主要原因。風險治理重心下移戰略執行所遇到的基礎性難題，資源受限的困境不僅消耗基層政府公信力，甚至還會引發擴大化的系統性風險癥候和嚴重的社會治理失靈。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從治理結構與組織關系角度進行考量，旨在引入技術因素推動基層韌性治理的數字化創新。

2資源依賴與治理資源的“換血再造”。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通過政策法治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等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鄉村社會所囊括的資源當量與范圍是基于管轄范圍內的地理空間、社會結構、產業狀況等因素所構成的綜合能量場域所決定的。首先，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對其進行整體考察與規劃建設是鄉村韌性治理主體開展相應治理行動的基本前提；其次，對地方風險隱患、資源狀況以及當地經驗實例進行集中整合，擺脫因技術短板導致治理主體認知不足所引發的，在縱向治理結構影響下的嚴重“資源外部依附”，從而致使系統內部環境資源開發進程緩慢以及基層治理內生力量難以得到發展。與之相應，伴隨著數字賦能體系發展，所構建的基于分布集中、跨域式的網絡風險治理空間作為一種新型結構關系情景，有助于生成良好的韌性治理結構，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強互動”與“低成本”特質能夠更為合理地重塑韌性治理主體間的關系結構。不同于傳統治理結構，數字技術提供給空間內部治理主體更加深層次的信息與資源的交互行為可能性，提升其參與互動深度以及此結構所衍生出的資源環境“換血”機制的形成。從系統內部與外部兩個維度發掘構建鄉村治理體系所擁有的韌性潛能，解決鄉村基層風險治理數字化形成與資源冗余度不足的結構性困境。

3技術賦能與治理生態的“韌性實踐”。在減弱“強行政干預”的策略下，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增加基層社會力量抵抗重大風險災害的能力。結構重心轉變使關注點聚焦于治理過程中如何統籌區域內基層治理單元，從而實現協同精準化運作與受災單元自組織性、主動性與適應性等特質的生成與完善。從環境生態角度來看，韌性治理作為一種系統性風險治理理念，其內外資源的存蓄與交互是銜接常態與應急兩種危機狀態平衡的構成基礎與結構邏輯，能將區域性問題導向特征與區域內環境生態實踐作為系統風險隱患而開展韌性建設。當前，數字技術賦能是解決鄉村韌性治理系統風險隱患的最佳選擇，在應急體制與技術賦能互構關系下實現結構性耦合馬麗：《技術賦能嵌入重大風險治理的邏輯與挑戰》，《寧夏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第54—62頁。一方面在風險識別評估、監測預警相應以及適應恢復學習等階段都存在效能上的實質性發展，治理后評議總結工作依托大數據神經網絡進行推演預測，擺脫“人治”的經驗思維束縛。另一方面有助于突破治理場域組織結構、環境資源生態狀況以及現有治理體系結構等限制，完善危機應急治理的響應處理思路。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夠對韌性治理主體間資源、責任和功能進行秩序性結構關系的重建，在系統主體間形成以“平等”與“共享”為價值前提的權責明確、合作共治的韌性治理結構。這不僅能夠緩和鄉村韌性治理進程中由結構關系導致“結構—能力”二者的結構性沖突，還可以增強非政府強行政下合作機制中多元適應性準備和學習性保障的韌性潛能。

（二）潛能開發與工具拓展：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功能”邏輯

1數字技術迭代風險治理工具，開發韌性潛能。以治理現代化為發展主線的數字化轉型是政府治理變革的必經之路，而數字賦能韌性治理是數字技術在治理實踐的變革發展中所凸顯的一種新型治理導向。一方面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信息技術對現有風險治理方式與工具手段更新迭代，將數字技術的驅動優勢與基層治理的制度優勢相融合。另一方面通過數字賦對基層韌性治理體系與結構進行革新，不僅是在智能技術驅動治理行為方面上的改變，也與治理體系優化方向需求相契合。作為一種過程化的模式再造，從問題來源、社會需求與資源狀況等方面出發，達成預案制度體系、服務供給機制與接續補償手段等層面的“高適應”“高匹配”與“高效率”的內生性韌性鏈條，最大程度上激活數字技術工具屬性應用延伸的潛力。在適應性循環模式架構下，技術要素已成為推動基層鄉村風險治理體系建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是優化鄉村社會風險系統構成與運作機理的重要支點。在環境生態、資源狀況與社會資本都較為薄弱的現實表征下，除原有治理場域與空間的社會韌性外，是增強和發展社會系統在風險擾動發生過程中所承載的壓力閾值與環境韌性蘊含“存量”和“增量”的最佳選擇。開發風險治理體系中未被發掘的韌性潛能，提升鄉村系統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的韌性能力，進一步探索和嘗試數字賦能韌性治理這一體系模式的實踐潛力。

2突破功能層面上“工具屬性”的單一特征。數字賦能已經超越了以“工具屬性”為單一功能特征所定義的范疇，審視技術嵌入韌性治理的研究意義不能局限于從功能層面挖掘其價值。雖然技術手段表征出鮮明的工具屬性，與應急管理雙向聚合、共生一體、系統運作宋勁松、夏霆：《大數據對公共衛生安全風險治理的賦能機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4期，第21—29頁。，形成一種“精巧”的耦合關系，并且技術的功能優勢是滿足重大風險治理情景的現實選擇，與鄉村基層韌性治理的社會需求一致，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塔爾克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為了保證其本身存在、持續性與有效性，必須要滿足一定的功能要求：適應（A）、目標達成（G）、整合（I）和潛在模式維系（L），這與韌性治理在應對風險危機過程中所提出的“維持—適應—轉變—再維持”循環程式的目標取向相契合，通過采用新型技術工具、智能軟硬應急設施與數字化應急綜合平臺等行為手段對現行風險治理體系進行功能性完善。但是，功能是系統結構機制狀態變化中行為與現象的映射，唯有在特定場景中結構才能反映出其獨特的功能，換言之結構決定了功能并僅適用于特定情景，說明僅僅是從功能層面上探究技術嵌入的應用前景是不夠的，還需考慮系統結構、應用場景與制度體制等層面上的實踐。因此，需要擺脫技術要素以工具屬性為單一因素而提供風險治理的工具方法和行為手段信息化、智能化的思維局限與經驗偏好，將數字賦能這一意蘊賦予更大范圍的應用拓廣，使其作為突破革新傳統風險治理過程體系的重要力量，從體系結構、環境生態、資源分配等角度重構國家與鄉村基層治理之間的關系，使鄉村社會系統在以不確定性、復合型和疊加態為現代社會風險特征的當下發展出更為適應性、轉變性和學習性的風險治理體系結構與配套精準的治理“工具手段”。

3拓展技術的韌性應用與價值外延。數字賦能與韌性治理之間存在“強關聯性”，作為基層風險治理體系建設創新的邏輯基礎與驅動要素，在影響治理結構框架下互動場景中治理主體身份、權責關系與秩序制度的基礎上，能夠催生出更具開放性的韌性治理場域、合理調配的資源互動機制以及適應學習的制度實踐體系。其作為“治理機制”的數字賦能重塑和影響了社會治理的治理條件和資源配置導向，扮演了一種統合治理資源、引導治理行為的角色，使得社會治理成為一個高度聚合的系統關爽：《數字技術驅動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的邏輯機理與風險治理》，《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153—161頁。因此，技術的韌性應用與轉化對基層韌性治理的條件基礎、制度結構和治理過程的重塑和拓展具有關鍵作用，豐富了韌性治理應用在理論與實踐層面上的思維深度與引導向度，使其突破現有方法論下工具屬性或過程元素的固有認知限制，將其作為構成新型基層風險治理體系的治理基礎，體現了二者所共有的目標所在與價值內核，也是國家與基層治理體制、剛性與柔性治理方式協同融合變革的探索創新?？傊?，在理解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過程中，要摒棄將數字賦能理解為從眾多數字技術集合中篩選出合適的數字技術融合韌性治理應用實踐的簡化思維，更不能將數字賦能認為是鄉村韌性治理僅在解決端有效的認知局限。技術嵌入韌性治理的目的在于在穩定現有治理結構框架的基礎上，將數字技術的功能和工具優勢下沉到基層治理的過程與行為中，通過技術與基層治理結構體系的不斷適應與自我調試，完成技術工具屬性之外“結構—功能”適配的功能性拓展。需要進一步夯實技術與韌性耦合下生成的治理基礎，涵蓋制度機制的動態性調整、環境生態的適應性吞吐、功能過程的情景式轉化等方面的數字融合實踐，最終實現建成鄉村基層風險治理體系的時代目標。

四要素構成視角下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驅動機制

從要素構成角度出發，風險、環境、主體與行為要素作為鄉村社會風險生態中的固有要素，是構成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驅動機制的屬性特征，四位一體不能割裂地僅對其中一項進行分析。通過要素構成視角進行機制探析，進一步深化從“結構—功能”維度上對技術因素和韌性治理結合的二次論證，并針對性地對其問題訴求進行了實踐性闡釋，使提煉出的結構框架和動機行為具有操作性。同時，以風險、環境、主體與行為要素的視角進行機制分析，與“適應性循環”模式建構在演化機制（“開發—保護—釋放—重組”四個階段）上相對應，將其從時序性、空間性上的抽象闡述轉變成可具象化、可實踐操作的流程模塊，形塑整合為“情景式—程度化”的風險研判機制、“網絡化—拓撲型”的環境適應機制、“整體性—多元化”的主體協同機制和“反思性—學習型”的行為規范機制，有助于深化對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模式建構和生發邏輯的認知，從而理解在鄉村社會風險生態轉變過程中韌性潛能是如何進行提升的。

（一）“情景式—程度化”的風險研判機制

被動救災型的“后覺式”治理是鄉村系統應對重大危機風險所采取的傳統治理模式與策略，已經很難適應具有不確定性、系統性和復合型特征的風險治理需求?；诙鄶_動因素形成的風險威脅在鄉村公共空間中往往呈現隱蔽性和長期性等特點，現行鄉村治理結構無法完全實現時效性與系統性的風險識別與研判?；诖?，一方面，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實現對風險成因、來源與潛在破壞力的“分類式”分析。依托數字賦能強大數據收集與數據轉化能力，將公共空間中數量龐大、種類復雜的信息資源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的風險邏輯算法作為節點信息進行整合處理。根據“常態—非常態”兩種風險事態類別的異同處理策略，對節點信息進行特定情景的“風險畫像”與風險閾值的控制識別?；谇榫笆健潭然娘L險研判運行機制，實現對各類風險因素的“過濾器”型鏈式分析，便于后續流程環節對風險信息的精準化與針對性決策處理。另一方面，利用數字賦能完善韌性治理中的“開發”階段，將智能技術嵌入映射關系反應中，在治理場域內打通風險信息交互流通不暢的層級困境，建立需求和價值一體的“信息流”映射，從而影響治理流程中決策與結果的發展導向，解決因政府主導視角受限導致需求與效果不匹配的問題，同時利用智能技術實現最大程度上的“需求映射”。風險需求研判的智能化、迅捷化以及精準化能夠大幅提升風險預警能力，使治理主體及時感知到風險來源，并借助完備、準確、即時的風險信息進行快速且精準的風險預警，從而有效提升風險治理效能張龍輝、趙澤泉：《技術治理范式下城市風險治理的變革、隱憂及效能提升路徑》，《求實》2022年第3期，第43—58頁。

（二）“網絡化—拓撲型”的環境適應機制

環境生態是構筑與維持鄉村社會系統韌性的基礎，是進行資源物質交互、信息縱橫流通的能量空間場域，目前由于鄉村本土環境稟賦較低導致系統應對風險災害侵害時呈現出弱質性、僵固化等特征，造成本應開放的風險空間卻表現出“半開放”式的外部表征，因此需要對空間內的環境生態進行內部與外部兩個維度的針對性討論，從更深層面探究鄉村社會環境生態的“適應性”問題。從內部來看，通過對眾多風險治理案例進行分析研判，可以發現提升本土性與冗余性是做好風險災害防范的關鍵所在。一方面，通過適合的智能化信息手段，根據不同區域和類型鄉村韌性治理的條件基礎和實踐邏輯，完善宏觀層面上探知與整合環境資源和配置關系，依托技術驅動對當地環境狀況進行精準收集與服務分析，探明區域資源生態的閾值，創新鄉村韌性治理結構對阻礙環境生態冗余度與結構生態關系進程開發的解決路徑。另一方面，與風險需求研判路徑形成橫向數據共享鏈條，基于本土性完成時序上的環境信息節點處理，形成精準匹配、供需一致、特定反饋的適應機制，最終實現“環境生態”與“風險需求”定制化的條件和目標指向融合，從而制定出適應性發展策略。從外部來看，需要正視對于外部環境資源的開發建設，擺脫傳統治理結構影響下產生“資源外部依附”的觀點，利用智能化信息平臺、空間治理技術對當前治理場域進行網絡化、拓撲型的結構改造，建立以“信息資源”為基礎核心的風險公共治理空間，不僅意味著能夠通過空間治理模擬等技術手段加速鄉村治理結構方式的更新與內部資源環境的開發，而且利用網絡化的流通形式能夠更大范圍與程度地調動社會力量互動參與，激活不同主體間的資源優勢和能力疊加，有助于形成內外環境共通的良性結構機制，進一步推動整體環境生態的優化與提升，最終實現內部與外部環境交互的結構性創新。

（三）“整體性—多元化”的主體協同機制

韌性治理與鄉村公共安全是一體兩面的，在鄉村風險治理工作中可以明顯看出其深受傳統科層體制的影響，作為應對風險威脅的主要供給端，政府承擔著主要責任和主要功能。鄉村社會的風險災害防范問題作為一種持續性的問題，需要厘清“鄉村風險空間的公共性需求只有通過結構主體關系調整才能解決”的前提，因此可以得出鄉村韌性治理接續的發展邏輯，是由單向問責型向風險共擔型進行轉變范慧：《公共衛生危機下社區治理的風險透視及規避邏輯》，《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4期，第56—62頁。一方面，突破單一治理主體困境，形成整體性與異步性的治理思維，助力完善權責匹配與主體多元共治的組織關系。借助技術因素對主體結構進行結構重塑，對韌性治理結構中各主體間能力效用與數字賦能的融合度與功能性進行系統性考察，避免出現技術嵌入與實際治理應用“脫鉤”與“離散”的情形，尊重和引導各主體治理參與是實現鄉村社會系統韌性倍增的關鍵。在數字賦能介入的影響下，組織關系與韌性結構之間存在著迫切適應風險現狀的系統性需求，結構主體多元路徑能夠促進治理主體間結構因素與功能屬性的協同融合，實現社會參與程度與公共治理結構進一步地交互關聯，形成以任務需求為導向的多跨協同范瑞光、趙軍鋒：《賦能共同富裕的數字政府治理：結構、過程與功能——基于浙江經驗的考察》，《電子政務》2023年第1期，第100—109頁。，另一方面，對賦能優化后的“結構—地位”進行合理調整，借助信息數據處理中的協同邏輯與數字算法。在治理主體間異質性、多元性的資源要素與功能屬性層面實現異步調用和同步協作的行為轉變，既能保證各主體結構地位的獨立穩定、結構功能的更新協同，又能避免因單一主體失靈誘發導致各關聯主體秩序的紊亂，導致更為嚴重的結構性風險。通過數字賦能韌性治理，打破原有組織結構僵化的治理困局，實現對組織關系的調整、組織結構的重構和組織功能的創新，最終實現多元治理主體、治理地位以及治理能力的協同發展。

（四）“反思性—學習型”的行為規范機制

在防范與化解風險災害的進程中，往往忽視了對于鄉村社會系統“行為規范學習能力”的培養和發展，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是鄉村風險治理的邏輯基點，而恢復重建后的學習反思更加重要。第一，完善制度層面上的權責精準劃分。在注意力分配上，事后風險經驗的歸檔總結與風險事故的深度研究更多作為附帶的產物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利用數字化流程控制、智能化空間治理等手段，情景化、邊界化地厘清權責歸屬和職能范圍，能夠防止因風險地域范圍溢出、公共領域擴大導致的職能部門、不同區域間責任推諉、“踢皮球”現象的出現。第二，確保治理過程與結果責任相統一的原則。治理系統的反思性是基于學習能力而存在的，但目前體系回應的形式是與屬地管理、權責統一相契合的。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對流程環節中的各項工作事務做到階段性跟蹤與反饋，制定相匹配的標準數字問責機制進行系統考核。同時降低因盲目不規范的治理決策、過往案例經驗總結和學習的缺乏導致同類型風險事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最終形成一套數字化轉型的“韌性工具”張勤、宋青勵：《韌性治理：新時代基層社區治理發展的新路徑》，《理論探討》2021年第5期，第152—160頁。第三，重塑韌性治理主體的行為規范學習過程。行動主體通過對風險災害的誘因、響應處理以及災后恢復能力進行分析，為后續類似風險情景治理提供參考。數字賦能韌性治理將風險防范中所發生碎片化、瞬時性數據信息通過深度學習、神經網絡、大數據等數字手段進行路徑推演和模型訓練，依托指數級算力對各階段節點信息進行復現并進行關聯性的權重分析?！胺此夹浴獙W習型”的行為規范不僅減輕處理數據信息的人力、物力成本，增進風險空間信息和全局情景式的感知，還能利用“數據集”與空間模擬技術來模型預演，協助治理主體進行“空間治理模擬”。

五研究結論

鄉村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應對風險災害的前哨站。隨著鄉村規模的擴充、鄉村功能的豐富以及鄉村流動的增強，風險類型與危害程度呈現出復雜性、指數級、連鎖性和放大性等特征。風險災害和社會生活之間的“共生關系”是相互映射和作用互構的，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系是推進應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亟待回應的重要議題。數字技術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應用推廣使得基層治理精細化程度獲得了空前強化。然而信息化、數字化的治理應用并未達到預期的社會生態改善效果，需要統籌好技術與治理的“程度—效能”作用關系。文章以“韌性”和“技術”為邏輯基點，引入結構功能主義，借助“結構—功能”分析框架對傳統風險治理進行研究解構，嘗試構建起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有效模式。在分析鄉村社會應對復雜性風險的現實困境和價值歸因后，闡釋數字技術對于鄉村韌性治理，不僅在于以環境生態為導向所進行的韌性“結構”重組再造，而且摒棄了技術僅作為工具實踐的固有理念，實現了韌性“功能”上的屬性突破。數字賦能治理體制與能力轉型進程中，需要切實提升技術與韌性融合生成的應用實踐與協調發展。最后，從風險、環境、主體和行為等要素出發提出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的驅動機制，通過平衡治理過程中各要素的互構關系，實現技術與治理模式邊際之間的適應性變革?；谘芯拷Y論和韌性治理現狀，對數字賦能鄉村韌性治理未來發展路徑的探究，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在探究韌性治理融合技術驅動對社會治理變革的影響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作為絕大多數的農民這一最重要參與主體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影響與發展趨勢，并且考慮原有治理理念與結構轉型中人文價值與技術理性之間的平衡關系，避免因技術轉移與制度建設在時空上的不匹配導致數字賦能韌性治理的過程中主體被技術邊緣化的現象。另一方面，進一步思考在鄉村風險場域中數字賦能與資源環境的內在關聯性，即技術融合下的生態適應性問題，涉及到技術在韌性治理變革中關于資源、服務、管理上的結構性設計，以及作為驅動鄉村風險場域中內外互動關系重構的要素展延。

The Model Construction， Occurrence Logic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ed Rural Resilient Governance

HU Wei-wei， LI Yi-f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risks and disasters in rural society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has shown structural drawbacks. At present， rural society in China is in a window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igital element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risk governance gap，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rural risk govern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takes “resil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lled “adaptive cycle”. This model takes resilience governance as the top-level design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and uses digital empowerment as the driving factor to update the systematic “function”， aiming to promote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by achieving structural breakthroughs in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tool attributes.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adaptive cycle; environmental ecology

【責任編輯：陳雷林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