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中共東江游擊隊武器來源渠道研究

【摘 要】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中共廣東黨組織即在敵后戰場籌建抗日武裝，開展武裝斗爭，并在與日偽頑軍的較量中不斷發展壯大。全面抗戰時期，東江游擊隊為獲得部隊發展所需武器裝備，付出了巨大努力。從與日偽軍、國民黨軍及與民眾互動等角度梳理相關史實，能較為明晰完整地呈現這一艱難的過程。而來自香港的有力支援，則表明地緣環境是考察中共華南革命不容忽視的因素。

【關鍵詞】抗戰時期；東江游擊隊；武器裝備；民眾武裝；香港

【中圖分類號】K26；D23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4）01-0089-11

1938年10月，日軍入侵廣東后，廣東黨組織按照中共中央部署，籌建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是年12月，由曾生任隊長的惠（陽）寶（安）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成立。1939年1月，由王作堯任隊長的東（莞）寶（安）惠（陽）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在東莞成立。以曾生、王作堯兩部為主體的東江游擊隊初創時，人數200多人，裝備長短槍僅有百余支。至1945年6月，東江縱隊增長至1萬人左右，裝備長短槍、輕重機槍約4400支。東江敵后抗日根據地孤懸敵后，遠離黨中央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力，根據地狹小局促、與敵占區犬牙交錯，生存環境極為艱難。在缺少人員、武器及組織基礎的條件下，東江游擊隊是如何獲取槍支并不斷擴大部隊的裝備呢？

學界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武裝力量的武器來源已有諸多研究，但關于東江游擊隊武器來源的研究則尚付闕如。有學者梳理了1940—1943年東江抗日武裝的發展歷程，對其初創時武器來源渠道有所論及但未能作更為全面深入的考察。本文在盡可能充分結合史料的基礎上探討抗戰時期東江游擊隊的槍支來源渠道，重點從與日偽軍、國民黨軍及民眾互動的角度，梳理東江游擊隊獲取槍支的過程，以此管窺中共領導華南敵后抗戰的艱辛歷程，深化對抗戰時期中共敵后建軍相關問題的認識。

一、同日偽作戰繳獲

東江游擊隊初建時，就面臨著武器缺乏的困境。此后隨著部隊人員擴充，武器匱乏問題更為嚴峻。1939年底，曾生部發展至450人，但僅有步槍短槍250支，輕重機槍4挺。1942年，曾、王兩部發展至1100人，而“槍不及半”。彈藥的缺乏也極為嚴重。1940年2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張文彬向中共中央報告時稱：“彈藥的問題是未來的致命傷，無法解決，每支槍只有七八十發子彈?！币驈椝巺T乏，部隊干部在進行射擊訓練時，“每人只能打三發子彈，跪射、立射、臥射各打一發子彈，機槍班則每人點射三發子彈?！?/p>

與抗戰全面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可以通過國民政府撥發獲取武器彈藥不同，1939年四五月間，曾生、王作堯兩部雖已取得國民黨軍番號，但國民黨東江當局不僅不提供糧餉、武器，還限制人數和活動范圍，使其發展嚴重受限。為解決武器不足問題，東江游擊隊試圖通過香港地區購買槍支。廖承志專門就此事與港英政府談判，但最終徒勞無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東江游擊隊于1939年至1941年間，先后在坪山、寶安成立兩間小型修械所，用以修理破損槍械和制造槍支子彈。然而，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修械所不僅設備簡陋，缺少原材料，生產環境也極不穩定，“只能設在根據地較小的山村，或在大山溝里蓋幾個小草棚”。日偽和國民黨軍在進攻根據地時，常把修械所作為重點攻擊的目標之一，故修械所被迫先后輾轉多地，甚至被迫停產。

自身軍工生產能力薄弱，又無途徑購買，這促使東江游擊隊不得不選擇通過戰斗奪取敵人的武器裝備自己。曾生就指出：“至于武器裝備，總隊要求各部隊多打干凈利索的殲滅戰，多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自己?！睎|江游擊隊作戰繳獲的主要對象是日偽軍。在東移海陸豐之前，游擊隊已經采取各種靈活的方式打擊日偽軍。1939年9月，王作堯率部夜襲駐防葵涌的日軍，繳獲了一批彈藥。1940年8月，曾生、王作堯兩部重返敵后，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

由于軍事經驗比較缺乏，在與日偽軍交戰初期，因“偽軍戰斗力甚脆弱”東江游擊隊幾乎每戰必勝，“乃做成了經常使用主力，企圖將敵包圍殲滅”，以致“每戰起來必激戰終日”。因“往往得到預期的勝利”，這個時期“硬戰精神更發展起來”，變成了“以后對敵寇也打硬仗”，“每次的戰斗部署都在遠距離開始射擊，在戰斗中不留預備隊，忽視了突然性和白刃戰”，以致“既沒有繳獲，人員和武器又遭受損失”。1941年5月，東江游擊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在與偽軍劉發如部的三次交戰中，共消耗子彈2300多發，手榴彈12枚，僅斃傷敵40余人，繳獲槍20支，“這是得不償失的戰斗”。戰斗應以保存和發展有生力量為原則，不能以損害自身生存為代價，現實的境遇要求部隊在戰術上必須有所改變。1941年底香港淪陷后，為“圍剿”東江抗日根據地，日軍在東莞、寶安地區采取嚴密措施，強迫百姓在廣九鐵路沿線構筑碉堡，以封殺部隊的行動空間，東江游擊隊總隊部和第五大隊的活動范圍“一直被壓至珠江邊”。

面對危局，東江游擊隊審時度勢，及時調整策略。1943年6月，王作堯指出，游擊戰應是消滅敵人而不是消耗敵人，“這個消滅是分散的消滅，就是在戰斗的部署上是殲滅戰，堆積許多小的殲滅戰”。在我軍兵力少、火力弱的情況下，游擊隊要做到出敵不意、攻敵不備、迅速展開、猛烈突擊，“在運動當中，休息時候，沒有準備的時候，這些時候敵人的火力無法展開”，以盡可能限制敵人發揮武器裝備的優勢。因此，我軍的主要戰術“應該是伏擊和襲擊，尤其伏擊應成為主要的戰術”。王作堯不宜打消耗戰的指示，使東江游擊隊迅速統一思想，明確作戰思路，此后伏擊、夜襲等成為游擊隊最主要的戰術，如中山義勇大隊“在要地設置監視哨，一發現日軍討伐隊就將其引入伏擊圈實施伏擊”。東江游擊隊開始由打消耗戰轉變為打殲滅戰。

需要指出的是，若要在伏擊、夜襲戰中最大程度上殲滅敵人，東江游擊隊迫切需要近戰大威力武器。經過周伯明等人的努力，游擊隊通過港九大隊獲得了英軍遺留下來的水雷（從中提取出TNT炸藥）和地雷，經過多次實驗，成功制作出炸藥包，并改進了地雷引爆方法。武器技術的改善帶來了戰術上的改變，東江游擊隊的襲擊戰術由奇襲發展為強襲，取得了不少有一定武器繳獲而自身損失較少的勝利。

1943年5月2日，東江游擊隊珠江隊夜襲偽軍據點福永炮樓，首次使用炸藥一舉破樓，僅用1名戰士負傷的代價，斃敵30多人，繳獲機槍6挺，步槍40余支。福永爆破戰成功的經驗，迅速傳遍整個部隊，偽軍據點接二連三被東江游擊隊的爆破戰術摧毀。1943年5月26日，珠江隊夜襲寶太線偽軍重要據點沙井，用兩名戰士傷亡的代價，殲滅偽軍一個連和一個通信排，繳獲各類槍60多支。7月5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第三大隊強襲東莞篁村，全殲偽軍一個連，自身未損失一支槍，繳獲各類槍支近100支。1944年2月13日，東江縱隊第五大隊襲擊霄邊，全殲偽軍一個重機槍連，自身未損失一支槍，繳獲輕重機槍3挺，長短槍40余支。5月，第五大隊三次襲擊東莞厚街，全殲偽軍一個連，繳獲輕機槍8挺，長短槍120余支。12月，東江縱隊第三支隊第四次攻打沙井偽軍，僅用兩名戰士犧牲代價，繳獲機槍2挺，長短槍75支。

爆破戰術使偽軍聞風喪膽，民兵甚至“用破布包著泥塊的假炸藥包”，也使炮樓里的偽軍“乖乖交了槍”。不過，作為新自造武器，部隊在具體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1944年11月，惠陽大隊在攻打丹竹頭偽軍據點時，因炸藥用量過大，導致突擊隊員被震暈，進攻失敗。同年12月，在井水龍村戰斗中，部隊攻堅時因使用炸藥過多，致使全樓損壞，勞而無獲。更有士兵在戰斗時，試圖以爆破代替肉搏，對此，東江縱隊司令部提出嚴厲批評：“把希望寄托于爆破，或受阻礙便停止不動，而展開漫無目的‘大戰，或一受射擊便不敢沖鋒，這些現象都把刺刀變成了鋼鐵，把我們戰斗寄托于脫離現實的幻想?！北M管存在上述不足，隨著爆破技術的使用，東江游擊隊將莞太線偽軍一掃而清，完全控制了廣九路以西的東莞、寶安地區，并建立了東寶行政督導處等民主政權，有力促進了部隊的發展。

相較日軍，偽軍由于裝備較差、訓練不足、軍紀松弛、補給缺乏、士氣不振等原因，是十足的“軟柿子”，第五大隊指出“一般的偽軍編制、武器給養及戰斗力非常之差”，區、縣警備隊與警察等地方偽軍戰斗力更加不堪?；蓐柎箨犜谙蚩傟爡R報時亦表達了近似看法：“（偽警）士兵生活腐化，待遇不好，戰斗力非常薄弱?！币虼?，東江游擊隊在打擊偽軍的戰斗中往往能獲得更大戰果。1943年11月，隨著廣九鐵路沿線全部淪陷，國民黨軍退出廣九路以西地區，日偽軍更加重視打擊東江游擊隊，中共文件談道：“敵、偽、頑層層勾結，配合進攻的事實，比以前更為顯著了?！?944年上半年，東江縱隊東莞大隊與敵偽交戰25次，其中偽軍20次，繳獲輕重機槍2挺，各類槍支130余支，自身損失各類槍支29支；第五大隊與敵偽交戰17次，其中偽軍13次，繳獲輕重機槍3挺，各類槍支135支，自身僅損失各類槍支9支。

東江游擊隊武器來源主要還是通過與日偽戰斗繳獲。據統計，1943年1至11月，東江游擊隊與日偽作戰70多次，繳獲輕重機槍26挺，步槍短槍600支，彈藥3萬多發，自身損失重輕機槍11挺，手提機槍1挺，步槍短槍62支。1944年5月，東縱在給各部的訓令中強調：“目前部隊的徒手兵占了很大一個數目，我們必須使人槍發展平衡，以便能盡量集中力量到最大限量去和敵人進行斗爭、戰斗，因此應大大地擴大武器，積極打擊敵偽以發展槍支?！?943年12月至1944年12月，東縱在與日偽不斷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中，繳獲迫擊炮1門，重輕機槍33挺，步槍短槍1645支，子彈4萬發，自身損失機槍2挺，長短槍103支。1944年10月，東縱在總結部隊半年對敵斗爭工作時談道：“這半年中……比以前時期人員增多了三倍，武器增多了兩倍（即1943年底為一，1944年6月人數為三，武器為二）?！?/p>

1945年1月至7月，東縱近乎每天都有與日偽戰斗，繳獲重輕機槍79挺，步槍短槍2400多支及大量彈藥，損失輕機槍手提機槍共6挺，步槍短槍125支，子彈9萬多發。對于這一時期東縱軍事力量的發展，1944年10月，時任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向蔣介石匯報時稱：“查‘奸匪軍事方面，武裝兵員約5000人，步槍4000桿，輕機槍40挺，駁殼及其他手槍200桿，步兵炮及土炮10門?！苯Y合東縱的相關信息來看，廣東國民黨當局對其軍事實力及政治動態有較為準確的了解。

二、與國民黨軍“摩擦”繳獲

除與日偽軍作戰繳獲外，東江游擊隊在反頑斗爭中也有一定的繳獲。盡管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侵略實現再度合作，但國民黨對中共的發展始終采取防范壓制政策，造成國共兩黨之間屢有沖突。有資料顯示，廣東國民黨軍在三次反共高潮中，向東江根據地進攻達600多次。1941年9月，保安第八團及徐東來支隊，在東莞大嶺山一帶先后屠殺活埋中共黨員、干部群眾70多人。1942年4月，曾經對中共態度較為緩和的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在國民黨中央高壓之下，調集第六十五軍一八七師往東江地區，欲徹底消滅東江游擊隊。面對國民黨軍制造的一系列軍事摩擦，東江游擊隊被迫發起自衛反擊戰。

1942年廣東國民黨軍對東江游擊隊的進攻規模較大，如一八七師加上徐東來支隊等地方武裝合計5000多人；武器配備亦較強，一八七師每營配備步槍300支，輕機槍約20挺，重機槍1挺。東江游擊隊還要面對日偽軍的威脅，“這就必然相對地減弱了對頑軍斗爭的注意力”。加之對國民黨軍情報缺乏精準掌握，戰術上往往是“打消耗戰、擊潰戰，很少打殲滅戰”，造成游擊隊在與國民黨軍交手時“采取防御戰略，一般理（解）為退避，不敢作大戰，過分利用敵頑矛盾，掩蔽于接敵地區，我軍處于被動的保守的地位，變成了消極的躲避”。故而1942年成為“東寶抗日軍民遭受最嚴重損失之一年”。

得知東江游擊隊境遇后，1943年2月，周恩來指示林平： “國民黨對我雖趨向于政治解決，但對東江是勢在必打，志在消滅，對此萬萬不可忽略?！睘榕まD不利局勢，同月，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和東江軍政委員會在九龍烏蛟騰村召開會議，決定對國民黨軍堅持針鋒相對、堅決反擊和主動出擊的方針。烏蛟騰會議后，東江游擊隊基本清除了對國民黨當局的幻想，并以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向日偽軍及國民黨軍展開全面反擊。

1943年3月，第一八七師調返粵北，由獨九旅接防。同年11月，日軍強化對廣九鐵路沿線國民黨軍的掃蕩，獨九旅、徐東來支隊等部不戰而退，東江游擊隊活動范圍擴大，并在大嶺山、陽臺山連續粉碎日軍的萬人“掃蕩”和“多路圍攻”，部隊的力量與威信均大大提高。與一八七師對東江游擊隊采取“勤剿、窮追、杜絕”的方針不同，獨九旅則“更陰險毒辣，在‘合法的‘法令與靈活的政治煙幕掩蓋下進行反共”。進攻我軍之際，“大撒播謠言，以期虛實，迷惑我們”，因其兵力不足，進攻時采取“逐區進攻、各個擊破”，且“不敢太深入敵后”；其各級指揮官對國共摩擦也普遍存有疑慮，如惠淡守備區指揮官葉敏予“不大信任干部，對內戰無信心”；獨九旅的很多下級軍官表示“過去獨九旅來東寶是打日本，今天卻來東寶打自己人”。這與此時東江游擊隊積極主動出擊形成鮮明對比。1943年4月，東江游擊隊在黃麻布、公爵藪兩次反頑戰斗中均取得勝利，此為“兩年寶安反頑斗爭中之首次大勝仗”。

這一時期余漢謀為刻意保存嫡系軍隊實力，多以地方雜牌武裝為炮灰挑戰中共，如王竹青、李乃銘、張國鈞等部。但“雜牌軍對國民黨軍已不相信，而國民黨軍對雜牌軍也認為是心腹之患，非消滅不可。所以頑對雜牌是先拿而后消滅或利用雜牌作內戰的先鋒”。這就造成雙方在“合力”圍攻東江游擊隊的過程中彼此推諉、上下離心，導致國民黨軍對游擊隊屢次發動大規模進攻都未能得逞。

需要指出的是，在與國民黨軍作戰過程中，地雷戰成為東江游擊隊克敵制勝的另一法寶。1943年10月，獨九旅分三路進攻烏石巖，寶安大隊首次使用地雷，殺傷其十多人，“使頑軍喪膽，今后出發畏縮不前”。1944年四五月間，獨九旅、獨二十旅出動五個營及徐東來支隊三個大隊共計2000多兵力進攻大鵬半島，惠陽大隊、護航大隊采取地雷戰和麻雀戰相結合戰術，斃傷其200多人，這是“地雷戰第一次充分發揮了威力”，曾生贊譽“它是使我們能夠在東線各個陣地上堅守十多天的重要保障”。

相較于槍支不易制造和獲得，炸藥、地雷制造技術要求低，原料也相對充足。在敵我裝備水平嚴重不對等的條件下，槍支在實際戰斗中殺敵效果有限，而炸藥、地雷作為爆炸性武器，破壞殺傷威力大，能夠有效封鎖敵人據點。1944年4月，東縱司令部在給各部隊的訓令中指出，應加緊研究使用地雷戰術，強調“這是我隊將軍事斗爭推前一步的功臣，不要忽視它的作用”。為此，各大隊、支隊普遍設立了專職爆破參謀和爆破班建制，并進行爆破技術培訓。同年12月，東縱司令部將爆破技術列為部隊大練兵運動的重要內容。

東江游擊隊在與國民黨軍的“摩擦”中也繳獲了不少武器彈藥。據統計，在1943年反頑作戰中，東縱繳獲輕機槍10挺，步槍短槍90多支，自身損失各類槍22支。東縱在1944年“磨擦”繳獲槍支數量，尚未見史料揭示關鍵信息。1945年1月到7月的反頑作戰中，東縱則繳獲輕機槍5挺，步槍短槍320多支，繳獲武器數量較之此前已有顯著增加。

三、通過民間獲取槍支

除戰斗繳獲外，通過發展和掌握民眾武裝來獲取民間槍支也是東江游擊隊武器來源的重要渠道。晚清民初以來，廣東政局動蕩不安，土匪橫行，民間社會械斗成風。為保護財產安全，地主、鄉紳、商人等地方權勢者組織民眾，積極自制與購買槍械，建立商團、鄉團等地方自衛組織，民間槍支數量迅速增長。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民間槍支數量雖有所減少，但程度有限。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廣東民間槍支數量仍然龐大，中共估計廣東民間有各種槍支不少于40萬支。據1937年10月廣東國民黨當局在全省開展的民間槍械普查顯示，僅中山縣就上報長短槍共計10541支；順德縣上報步槍12162支、手槍923支；開平縣上報長短槍9335支、輕重機槍46挺；另有大量隱匿未主動上報的私槍不算。全面抗戰爆發后，東莞各村相繼建立和擴編自衛隊，通過拾獲國民黨軍潰逃時丟下的裝備和購買黑市走私槍支，中共發現各村自衛隊武器裝備與主力部隊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不僅彈藥充足，而且還配備輕重機槍”。

對于廣東民間散存大量槍支情況，中共廣東黨組織領導人有所注意：“各地民眾的槍支數目很多”“不僅有步槍，而且有新式機關槍，迫擊炮等，不僅是散的，而且有許多早是有組織的”。在中共看來，應大量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讓他們受到軍事和政治的訓練，造成大量隨時有給敵人以打擊的潛伏力量”，因而不斷指示要把“民眾武裝及軍事工作”，“提到黨生活第一位”。然而，鑒于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壞殆盡的廣東地下黨組織在抗戰初期軍事力量極為薄弱，廣東又是國民黨統治根基較為鞏固的地區，并不具備在國統區建立中共公開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條件，廣東黨組織故遵照中央指示，通過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去改造國民黨地方部隊和掌握群眾自衛武裝。

東江游擊隊正是在不斷吸納民眾武裝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換言之，民間槍支在其武器來源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如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初建時，就是由觀瀾、石馬、清溪等鄉的民眾抗日自衛團組成，游擊隊從民間征收了五六十支長短槍將部隊武裝起來。1938年7月，香港惠陽青年回鄉救亡工作團舉辦“沿海青年暑期軍事訓練班”，動員黨員、進步青年150多人參加，結業后學員赴家鄉組建抗日武裝。如中共黨員高健利用家鄉防匪的16支七九式步槍和一門土炮，將常柏田、黃沙兩村青年武裝起來，組建常柏田鄉游擊隊。5月，中共黨員黃業、黃岸魁等人在壩光組建了一支有40多人、20多支槍的洋塘自衛隊。這兩支隊伍后來分別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第五大隊和獨立中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1年惠寶邊根據地建立時，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等多支地方民眾武裝發展為護航大隊?；蓐柎箨狅w馬隊是由新圩鄉的民眾武裝“護苗隊”發展而來。部隊組建之初，葉宋輝等人通過動員群眾，征借到民槍30多支。1942年廣東國共關系破裂后，東江游擊隊放開手腳，大力發展民眾武裝。1943年2月，林平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明確提出：“發展武器之重心放在建立外圍與組織民眾武裝，專門訓練，派遣干部去進行，并加強其領導?！备鞔箨牭拿癖娢溲b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如1943年惠陽大隊掌握民眾武裝有449人，槍支153支；寶安大隊掌握民眾武裝有685人，槍支223支；1944年上半年護航大隊掌握的民眾武裝半年內由1個村莊發展到26個，人數由最初的5人發展到506人。

在組織發動民眾武裝時，東縱強調必須“糾正‘單純軍事斗爭‘單純為部隊增加槍支而打擊敵偽的觀點與做法”，必須“將打擊敵偽的軍事斗爭與群眾反抗敵偽的日常經濟的、政治的斗爭結合起來，必須領導任何的、群眾性的反敵偽斗爭，從而組織群眾抗日武裝，以便進一步爭取其人槍集體加入我隊”。1944年下半年，日軍接連在南路、西江和粵北等地發動攻勢。8月土洋會議，廣東省臨委強調“只有依靠人民群眾，武裝人民起來抗日，才有勝利的希望”，提出要普遍建立脫產與不脫產的民兵、自衛隊。此后，南路、粵北、西江等各地抗日民眾武裝得到快速發展。12月，東縱在總結部隊擴軍成績時指出：“（我們）從兩個大隊擴大到今天有三個支隊、四個獨立大隊的實力，從敵偽手上繳來的、從民眾捐送的、從民眾自動自愿借出來的不少機槍、長短槍、子彈?！睋煌耆y計，至1945年3月，東縱第一支隊轄有民兵9248人，有長短槍1343支（土炮、土槍不計在內）；第二支隊轄有民兵3936人，槍956支；第七支隊有民兵8個中隊及5個小隊?？梢?，東縱對民眾的動員及民眾的支持，成為其逐步發展壯大的重要支撐。

四、來自香港地區的支援

考察全面抗戰時期東江游擊隊武器來源渠道，其特殊的地緣位置不容忽視。東江抗日根據地以東莞、寶安、惠陽為中心，“處在兩大城市—香港與廣州—的中間”，廣東黨組織之所以選擇以“東寶惠”作為抗日根據地中心，既與日偽軍、國民黨軍隊的分布態勢密不可分，又與這些地方黨組織比較堅強、與香港地區山水相連，便于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的支援緊密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香港地區在中共革命中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革命失敗后，香港逐漸成為聯通上海與中央蘇區的情報、人員與物資的重要中轉站?？箲鹑姹l后，中共中央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

中共在開展武裝斗爭過程中，注重將華南工作和香港工作通盤考慮。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曾言：“不搞抗日，那是天誅地滅。我這里有電臺，與東江、坪山又接近些，工作方便些?！睎|江游擊隊組建之初，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就為曾生、王作堯兩部輸送黨員干部、補充物資，游擊隊也在九龍設立軍需處，從港九購買物資供應部隊。1938年11月，曾生、王作堯兩部遭到日軍“掃蕩”時，就轉移到新界地區。1941年12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撤離香港時，把電臺留給東江游擊隊。自此，游擊隊與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聯系。香港淪陷后，東江游擊隊組建港九大隊，開辟以西貢為中心的港九根據地。港九根據地雖地形狹小，但“國民黨力量薄弱，群眾受害深，愛國觀念較強”，港九大隊在新界山區開展游擊戰爭，與惠寶邊、陽臺山根據地互為犄角，成為東江游擊隊在敵情緊張情況下轉移休整的一個重要場所。1942年夏至1943年春，東江游擊隊總隊部電臺一直設在沙頭角石水澗村，東縱隊報《前進報》報社也一度轉移到新界的林村洞?；蓐柎箨犜獾絿顸h軍進攻時，也數次轉移到沙頭角地區。

香港還是東江游擊隊獲取武器的重要渠道之一。港九大隊進入新界之初，在當地民眾幫助下，搜集到英軍敗退時遺棄的輕重機槍30多挺、步槍數百支等大量槍支及彈藥，還在漁民協助下從英軍在日軍進攻香港前布下的水雷中提取TNT炸藥，將這些物資通過港九大隊開辟的秘密交通線運送到東江根據地。在新界站穩腳跟后，港九大隊還利用設立稅站的稅收所得，購置了多批槍支彈藥并送回東江根據地。對此，廣東國民黨當局也有所覺察：“計自港九失陷后，英人槍械淪入‘奸匪者不少?！?/p>

此外，香港淪陷前是亞洲軍需品生產中心，生產鋼盔、軍服、飯盒油漆、手電筒等軍用物資。港九大隊通過商人在香港“黑市”購得大量軍需品，除保證自己所需外，還將大量軍需品運回東江根據地。據港九大隊供需處統計，抗戰時期經由港九大隊輸送到東江根據地的武器彈藥共計五十噸以上，其中“拆水雷的黃色炸藥近十噸（由漁民排除海中的魚雷拆卸），雷管將近十萬支（雇九龍一位技工專門生產的）”，這些炸藥和雷管對于東江游擊隊開展攻堅作戰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梢?，來自香港地區的有力支援，為東江游擊隊在艱難環境中堅持敵后抗戰提供了有力支撐，也表明游擊隊所處的特殊的地緣環境是考察其發展壯大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五、結語

東江游擊隊遠離中共中央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孤懸敵后，處在日偽頑三方環伺之下，生存環境極為艱難。部隊初建時，因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壞殆盡的中共廣東黨組織在華南軍事基礎非常薄弱，游擊隊既缺乏武器裝備和軍事人才，又缺少開展敵后游擊戰的經驗，可謂是“白手起家”。

就武器獲取途徑而言，東江游擊隊與八路軍、新四軍大相徑庭。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不僅可以通過國民政府撥發武器，還具備武器自產能力；而東江游擊隊不僅不能從廣東國民黨軍事當局獲取武器，且武器自產能力極弱。這造成東江游擊隊武器獲取途徑較為單一，使其戰斗力、發展規模嚴重受限。然其所要面對的日偽頑力量卻又異常強大，“敵人力量較我大得多，如在東莞一縣，敵兵多時有三百多兵力，少時也有二百兵力，再加上偽軍總共有二、三千人”，其“軍事技術與裝備是現代化的”。敵我力量極為懸殊，這決定了中共在華南地區的武裝斗爭更加激烈殘酷、艱苦曲折。

在如此復雜尖銳的困難面前，作為一個高度強調能動性的政黨，堅持斗爭永遠是中共的第一選擇。在與日偽頑交鋒的過程中，東江游擊隊立足東江根據地地理環境、敵我力量對比等具體實際，靈活應對形勢變化，主動調整戰略戰術，通過機動靈活的游擊戰，實現由打消耗戰發展到打速戰速決的殲滅戰的轉變；將炸藥和地雷等武器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等，彰顯出中共在面對困境時善于化解危局尋求生機的智慧和勇氣，這成為中共革命堅韌性的有力印證。

［王英俊，歷史學博士，南方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鄧凱帆）

A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Weapons for the CPCs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Wang Yingjun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Guangzhou in October 1938， the CPC Party organization of Guangdong set up the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carried out armed struggles， and develop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 contest with the Japanese， puppet， and stubborn armies.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the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made great efforts to obtain necessary weapons and equip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roops.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Japanese and its puppet armies， Kuomintang army and the public， the difficult process can be presented more clearly and completely.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Hong Kong indicates that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an factor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examining CPCs South China revolution.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weapons and equipment， Peoples Armed Forces;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