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視野下的開明書店史

學界對文學與出版之關系的研究由來已久，文學的現代化與現代傳媒的發展密不可分。邱雪松的新著《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即是繼起的一部從文學史研究角度檢視出版史發展譜系的著作。

該書勾勒了開明書店從1926年草創到1953年歸并于中國青年出版社近三十年的商海沉浮，輻射現代出版業半個世紀的發展演變，在書店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探討“啟蒙”“生意”“政治”的附麗與爭雄?！啊聲鴺I既是啟蒙的，亦是‘政治的，還是‘生意的。質言之，只有統攝‘啟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體，才能明辨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史的內在理路?！边@是本書研究展開的基礎。在本書的開場，作者梳理了現代文學出版史研究的發展歷程：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市場化的挑戰，研究者更強調“文化啟蒙主義”，以“出版”來求證“文學”，“出版”自身的復雜性未得到呈現；自90年代中后期始，隨著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出版，“生意”的維度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且“出版”被置于更為主動的位置。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作者認為“啟蒙”與“生意”的研究范式不足以闡釋出版史的發展理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去政治化”努力需要重新審視，“政治”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啟蒙”“生意”“政治”三重視角下，出版的復雜面向得以展開。

在進入開明書店的正史前，作者將鏡頭對準“新書業”發端的背景環境?！靶聲鴺I”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產生的新行業，是五四啟蒙知識分子涉足出版的結果。作者圍繞新青年社和創造社出版部的成立，梳理了現代知識分子獨立創辦出版社的歷史進程。在《新青年》雜志脫離群益書社、創造社自辦出版的進程中，展現新文化人士與書商的合作與分歧，在“啟蒙”與“生意”間騰挪輾轉，尋找平衡點。新文化人士由此經歷了自我身份認同的演變，以陳獨秀、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化領袖雖進入出版業，但仍以“啟蒙”為志業，以“出版”為“啟蒙”之工具，唯等到新一代學人走入社會，“出版”才真正成為職業選擇。1927年前后，智識分子辦書店成為一種“風氣”，“新書業”的蓬勃發展沖擊了原有的出版版圖，出版界形成了古舊書業、大型綜合出版社、中小型新文化出版社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此背景下，開明書店登上歷史舞臺。

全書按照時間線索追蹤開明書店的誕生、發展、壯大、困頓、沉寂，共分四章。

第一章講述了開明書店的誕生。1926年8月1日，開明書店在上海掛牌。其誕生與新文化力量的沖擊息息相關。本章討論了新文化運動如何迫使商務印書館調整編輯策略、章錫琛如何引領新文化話題重振商務旗下的《婦女雜志》、《婦女雜志》如何從激進走向穩健、章錫琛被商務辭退后自辦開明書店面臨的困難與應對等問題。作者指出，開明書店在“行業大勢”和“人情關系”兩者的相互糾葛中誕生，其創設，“既是出版業自我調整的結果，亦是新文化人士內部分化的產物”（第53頁）。

第二章探討了開明書店改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過程，聚焦新文學第二個十年，呈現開明書店的發展壯大。資本和市場是書店得以存活的基石，本章展現開明書店面向市場如何協調“生意”與“啟蒙”，聚焦辦刊《中學生》、進軍教科書領域、推廣新文學、刊行古籍等方面，內中涉及商業競爭、人事糾紛、政府統制等。從《新女性》到《中學生》，開明書店明確了以出版中學教本和中學生課外讀物為主的編輯方針。作者細致厘析了教科書出版領域的爭奪戰，由《開明英文讀本》的出版引發的與世界書局的官司不僅是出版行業內商戰、洗牌的體現，而且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新文化力量代際內部的競爭，同時，作者指出在商業規則之外“熟人社會”下的人情倫理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占領教科書的出版高地，新體小說等新文學出版物也是開明的主營業務，其對推動新文學的發展和普及產生了積極意義，但作者也特別強調不應做過高估量，生意的一途亦是其行為選擇的動因。作為“新書業”之一員，在情勢變化下，開明出于經營之目的亦不免涉足古籍出版，但編譯人員內部意見不一，折射了開明身處大出版社和新書業間的尷尬處境，也反映了開明不是僅將書業當成“生意”，而是追求“啟蒙”與“生意”的調和。

第三章梳理1937—1949年戰火中開明書店的發展線索，展現開明從政治中立到持左傾立場的轉變。面對外敵侵略、民族危亡，開明人雖飽受戰亂之苦，但勇擔社會責任，自覺將出版業的前途與整個國家的未來聯系起來。復刊后的《中學生》轉變編輯旨趣，提倡“個人之志概與節操”，號召中學生諸君不能只埋首于文化知識的學習，要將“學習、工作、生活打成一片”，為團結抗日、民主進步做宣傳?！吨袑W生》的輿論導向招致了國民黨政府的管控與打壓，時勢下的選擇讓開明人逐漸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內戰爆發后，開明書店繼續開展民主斗爭，作者進而聚焦斗爭的典型事例——《聞一多全集》的編輯出版?！堵勔欢嗳返某霭嬖谡螌用婕m纏著“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聞一多的身份定位也深刻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其斗士、學者、詩人的多重身份是官方、文化與市場等多重作用力施予的結果。在出版方式層面，《聞一多全集》的出版飽含了崇高的友情，作者認為其“是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自主結集的奏雅終曲”，在出版納入體制化后再難復現。本章也涉及開明書店內部的人員矛盾，葉圣陶的去職北上標志著開明書店高層的分裂，新進的少壯派員工與元老派之間的分歧也為日后開明的日暮窮途埋下伏筆。

第四章講述新中國成立后開明書店的變遷及最終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歷史結局。本章呈現開明書店在爭取公私合營的進程中所做的努力、內部人員的矛盾斗爭分化、主營業務與政治的互動碰撞、從公私合作到歸并入團中央直屬的青年出版社的過程等。新中國成立后，體制化勢在必行，“政治”決定了開明書店的大致走向，作者指出，“‘出版不再是一門‘生意”（第207頁）。教科書的“生意”在彼時已無法與“政治”共存；《朱自清全集》的刪減出版也印證了“政治”的強力作用，見證了新文學出版方式的更替。在“時勢”與“人事”的合力下，開明走向了它的最終歸宿。

結語部分對開明書店的歷史進行總結。作者依據書店性質將其二十七年的歷史劃分為兄弟書店（1926—1928）、綜合大型出版社（1929—1949）、公私合作與重組合并（1950—1953）三個階段。開明書店雖已消失，但在現代出版制度完善的層面，作者指出開明人的出版構想為新政權所吸收，出版、印刷、發行分工的專業化體制得以最終確立，肯定了開明人的制度實踐；并從不同維度審視評價了開明人的聚散。

本書是為數不多的全面研究開明書店史的專著，并創造性地通過“啟蒙”“生意”“政治”三個關鍵詞聯結了出版史、文學史、思想史，將開明人的活動置于多重視域下，既呈現了出版本身的復雜性，又對現代文學的發展、知識分子的現代化、社會思想的變遷等有所觀照，衍生出很多引人深思的問題。例如，立足出版史，作者敏銳地發現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出版不僅預示著編輯同人的分裂，而且蘊含了新文化人士與出版商的分裂，開啟了新文化人士涉足出版業、新書業興起發展之路。這一發現是重要的。從出版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新的開端，沖擊了傳統的出版格局，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觀察文學史、知識分子史的參照，新文化人的文學實踐自此有了新途徑。因有了出版這一維度，我們也看到《新青年》的編輯刊行、引領的新文化話題等充滿了“生意”的考量，是新文化人與出版商角逐妥協的結果，甚至《新青年》的刊名也出自出版商的建議。這樣的觀察提示我們要更理性客觀地看待新文學的發端，借用作者反復提及的達恩頓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存在于別處。它首先存在于新文化人士的哲思中，其次則存在于出版社的投機中。固然，這樣的套用并不準確，但指示了更為豐滿而現實的新文學生態。

作者在搭建開明出版史的理論基石的同時還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對開明書店的資金、股權、版稅、收支等都有詳細介紹，生動再現了開明書店的運轉情況。不僅如此，作者還多次采訪參與開明書店工作的當事人（附錄部分收錄了兩篇訪談錄），近距離地感受研究對象，為研究增加了溫度，對于豐富開明書店的立體形象、還原20世紀上半葉出版業的概況亦有助益。

本書的理論架構尤為突出，從“啟蒙”“生意”再到“政治”的演化線索也極為清晰，但作者似囿于理論框架，對三個面向的側重凸顯強化了它們的差異，而對其整體性的闡述分析則略顯不足。對于開明書店的崛起，作者細致勾勒了新文化人搶占出版陣地的前史，強調了新書業從“啟蒙”到“生意”的走向。筆者以為出版作為現代社會的新興行業，伴隨大工業生產、資本主義市場的興起而產生，已內在規定了它的商業性質，在商言商是其得以存在的先在條件，問題是“生意”遇到“啟蒙”“政治”如何產生化合作用。對于新文化人而言，出版為他們提供了安身立命、實現人生價值的通道，開明同人懷抱啟蒙理想，在經營書店前大多進行了教育實踐，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到春暉中學、立達學園，走上教育救國、開啟民智的道路，然由于政治、經濟、人事等方面的原因并未走通，而“生意”在一定程度上則讓他們獨立于政治，擁有自主權，為其高懸的理想培育了現實的土壤，通過出版的“生意”尋到了“啟蒙”的途徑，使其思想得以付諸實踐。無論是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還是新體小說的刊行，都加速了新文化的深入與普及，使之與多數人生出交涉?！皢⒚伞蔽ㄓ性诰唧w的實踐中方有效力。從出版的角度看，新文化人的“啟蒙”理想使“生意”不只有經濟這一面，它奠定了出版人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從業宗旨，使“生意”有了文化理想的燭照。由此，“啟蒙”與“生意”相得映彰，內在于“出版”。

作者指出：“1949年后，‘出版的‘政治屬性被新政權所強調，‘啟蒙與‘生意則難以為繼?！保ǖ?62頁）作者似借鑒了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理論邏輯，預設了“啟蒙”的優越性，走向“政治”的開明書店最終成為歷史。面向文學出版史研究的未來，作者重新激活了“政治”話語，構想的“政治”不只是“革命”、“戰爭”、階級政治等的同義詞，也包含了“文化”“心理”“身份”“社會”“制度”等元素?！罢巍钡闹匾詿o可厚非，其參與現代出版的建構也是不能忽視的，在今天的出版環境里，“政治”亦是底線。但“政治壓倒啟蒙”的理論預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問題的復雜性，在具體的分析中，作者所構想的“政治”的復雜面向也沒有很好地展開。例如，作者敏銳地意識到開明人的聚合有“地緣”“學緣”“親緣”這些傳統人際關系的強力作用，在開明書店的創辦伊始、商戰之中、圖書審查交涉中都發生了效用，但1949年以后，隨著新政權對體制化的強調，年輕一代開明人的階級認同日漸強烈，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隨之變成激化矛盾的因子，作者認為傳統因素的影響力日漸式微，“開明人”不再是能產生內部認同的符號，融入社會主義的大家庭成為必然。筆者以為對于開明書店來說，歸于“政治”是其歸宿，但對于以開明人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抑或出版業而言，“政治”只能是其演進生態中的要素，更應該探討的是“政治”的強力如何作用于舊有的社會文化心理、身份認同、出版制度等，作者雖有涉及，但未充分展開。再者，傳統的人際關系、身份認同也并不會就此消亡，面對新價值的沖擊，它仍會以曲折潛在的方式發揮作用，其變異與更生亦值得關注。

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作者經過十余年的觀察和思考，從探討現代知識分子與出版之關系，到考察“啟蒙”與“生意”，再到討論“啟蒙”“生意”“政治”，認識逐步豐滿而深入，為出版史的研究增添了新質。面向研究之未來，我們也期待作者有更多的突破與創見。

〔作者熊靜文，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編輯〕

The History of Kaiming Book Company from Multi-perspectives： A Review of Enlightenment， Business， Politics： 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Kaiming Book Company （1926-1953）Xiong Jing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