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身份認同的喪失與構建
——《紅字》中的創傷敘事研究

付岳梅 應世潮

（大連海洋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遼寧大連 116300）

《紅字》中，霍桑對人物刻畫就像是一位醫生在剖析海絲特·白蘭、亞瑟·丁梅斯代爾和羅杰·奇靈渥斯三位主人公的情緒，發掘他們各自內心創傷，展現了三人面對創傷不同的應對，激發人們的思考，倡導人們以善行洗刷罪惡，凈化心靈。本文擬從創傷理論視角研究《紅字》中的創傷敘事，探討創傷救贖之道。

一、創傷性體驗：喪失自我確定感

（一）丑行揭示的屈辱創傷。對海絲特·白蘭而言，因通奸而遭受的示眾懲罰，讓她需要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屈辱，忍受著人性所能承擔的一切。此外，在她的胸前佩帶著一個鮮紅的A字，宣示著她是一位罪人，一位不知廉恥的女人，讓她由高貴的貴婦淪落至“蕩婦”，耀眼的紅字是那么明顯，致使白蘭在任何時候都將遭受別人的非議和鄙視的目光，讓她在生活中無所遁形。耀眼的紅字使白蘭與其他人之間劃上了明顯的分割線，她成了一位“社會棄兒”，只能是為了照顧孩子，頂著別人的鄙夷，盡可能在較小的活動范圍謀生存，此外還要承受外界的欺辱，卻不能反抗，擔心在反抗中被別人再一次揭開她的“通奸”罪行，讓她又要承受一次不堪忍受的凌辱，因此她選擇以“禁閉畏縮”自我麻木，盡可能將生活的重心投射至女兒身上，從而減輕對自身的輕視。甚至海絲特時常出現幻覺或幻想，出現“記憶侵擾”的癥狀:有時候產生了注視著她胸前的紅字“A”的村民身上同樣藏著罪孽，和她一樣都與魔鬼簽了約的幻想；有時候會懷疑珠兒是否真實存在，產生珠兒是魔鬼、精靈還是她的女兒的奇怪念頭。在極大羞辱感的影響下，海絲特同樣有過死亡的念頭：“不時有一種可怕的疑慮極力要占據她的靈魂，懷疑是否該把珠兒馬上送上天國，自己走向‘永恒的裁判’所斷定的未來世界去，才會更好些呢?！盵1]

（二）罪惡隱藏的自責創傷。對亞瑟·丁梅斯代爾來說，他內心承受著極致煎熬。在大眾眼里，他是一位“年輕俊美，學識淵博，善于辭令，有著極高的秉賦和極深的造詣，在教民中有著極高的威望”的牧師[2]，但是當白蘭站在絞刑臺接受審判的時候，他是一位為了自身前途而“明哲保身”的懦夫，他“憂心忡忡、驚慌失措”，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把自己封閉起來”獲得“安然”。丁梅斯代爾在圣職上越是大放異彩，取得的成就越輝煌，他就越會陷入對自身“偽善、懦弱”的在意，懦夫和偽善者的身份與他之前才華橫溢、前途光明的年輕牧師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巨大的落差感和對自我確定感的缺失，對其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創傷。他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受到愧疚感和恥辱感的侵蝕和折磨，出現了“過度警覺”和“禁閉畏縮”的創傷癥狀:一方面丁梅斯代爾擔心“奸夫”身份的暴露，警惕醫生奇靈渥斯對其心理狀況的詢問，另一方面他經常獨處一室、獨自散步，極力避免與外界的接觸。他的身體日益孱弱無力、滿臉愁容倦態、徹夜難眠，而且經常用鞭子抽打自己以期通過肉體的虐待來獲得內心的安寧。雖然海絲特戴上紅字“A”，但是丁梅斯代爾時常用手捂著自己的胸口，感覺自己的胸口烙上了滾燙的紅字“A”。這些病態的行為，正是心理創傷的表征。

（三）因愛成恨的背叛創傷。對羅杰·奇靈渥斯來說，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的通奸行為是其創傷的根源。奇靈渥斯原本是一位有名望的、學識淵博、醫術高明的醫生，即使在被印第安人俘虜消失的兩年間，他內心依然懷揣對家庭的期望，努力學習印第安人醫術以此充實自己，并且憑借自身高超的醫術，在美洲殖民地獲得無尚的榮耀和成就。然而妻子海絲特的出軌，讓奇靈渥斯內心的期待都化成泡影，特別是在經歷重重困境，以為要迎接美好生活之際，在絞刑臺上看到妻子因為通奸而接受審判，這樣殘酷的現實與自己的幻想之間的強大落差，造成了奇靈渥斯內心的極度痛苦與恐懼，“一種令人極度痛苦的恐懼布滿了他的面容，像一條蛇一樣在上面迅速地蜿蜒纏繞……他的臉色因強烈的情緒而變得陰暗”，顯現出了奇靈渥斯內心世界的狀態。因此他不僅威脅妻子隱藏身份，還將自身視為榮耀的“白蘭先生”稱呼改為羅杰·奇靈渥斯，以表明自己將會把挖掘與折磨海絲特情人的目標作為自身后續生活的全部。在創傷記憶的侵擾下，奇靈渥斯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也拋棄了原來的生活軌道，從一個胸懷理想的醫生變成了一個隱秘的、邪惡的、虛偽的復仇者，高超的醫術無形中也成了他復仇的邪惡工具。仇恨心理使他的外形日益畸形，神情充滿邪氣，他不再是一個正常的醫生，“從前那種勤學睿智的品格，那種平和安詳的風度”已經被“一副急切搜索、近乎瘋狂，而又小心翼翼、高度戒備的神情”所取代。

三位主人公是創傷的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海絲特與丁梅斯代爾的通奸行為是奇靈渥斯創傷的根源，同時奇靈渥斯后續的種種報復行為，也加重了對海絲特與丁梅斯代爾的傷害。

二、創傷沉溺：徒增個人傷悲與憤懣

（一）自責情緒籠罩身心，找不到排解出口。丁梅斯代爾在創傷體驗下，選擇了躲避，“拒絕恢復與外在現實正常的認同關系，長時間陷入自責、沮喪、冷漠等心理情感”[3]，這導致丁梅斯代爾整天背負著巨大的壓力在前行，特別是隨著自身事業的不斷提升，個人內心的擔憂以及對自身偽善與懦弱的批判就會更加來勢洶洶。長期的人前偉岸，人后陰暗的精神折磨，讓丁梅斯代爾沉溺其中，無法自拔。他無法從教眾身上尋找到自我身份的認同，將自身的創傷轉化成引渡他人脫離困苦的精神力量，而是常常產生自我懷疑，覺得“我看起來做的那些好事，我對之毫無信心，它只是一種幻覺而已。像我這樣一個靈魂已經毀滅的人，怎能對拯救他人的靈魂有所裨益呢?——或者說，一個褻瀆的靈魂能夠凈化別人的靈魂嗎?至于人們的尊敬，我寧肯它變成輕蔑與憎恨!”[4]由于沒有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海絲特的情人、珠兒的父親，丁梅斯代爾極其厭惡自己的懦弱和虛偽，通過一系列的行為來懲罰自己。他時常鞭打自己的肩膀直到血絲滲出，將齋戒視為自我懲罰的方式并一直堅持到雙膝顫抖為止，他還徹夜不眠地做祈禱以折磨自己。丁梅斯代爾在飽受長達7 年的內心負罪感及良心的譴責下，在絞刑臺坦白了自身為通奸者的秘密，但是隨著內心情緒的釋放，丁梅斯代爾“在眾人的驚懼之聲中，這個受盡蹂躪的靈魂辭世了”。

（二）因愛生恨，復仇至上喪失人生樂趣。奇靈渥斯，其將自身的創傷體驗全部轉化成了“憎恨”，包括對海絲特的憎恨，更有對丁梅斯代爾的憎恨。他每天想著的都是隱藏起自身，去尋找讓自身家庭失去溫暖的情夫。對海絲特，他威脅對方不要揭穿自身的改頭換面，他要做隱藏在黑暗中吐著信子的毒蛇，他原本“平和安詳的風度，如今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急切窺測的神色”。當他發現丁梅斯代爾胸口上有與海絲特一樣的紅色標記時，他“將兩臂伸向天花板，一只腳使勁跺著地面，以這種非同尋常的姿態放縱地表現他的狂喜”[5]，他此時完全將創傷受到的傷害轉化成了對丁梅斯代爾尋求報復的快感。他不斷運用自身本可以救助他人的醫術，對丁梅斯代爾施以“肉體上的疾病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摧殘”，甚至他運用自身高超的醫術積極治療丁梅斯代爾因長久處于愧疚與自虐而早已“破爛不堪”的身體，從而能夠擁有更長的時間來折磨丁梅斯代爾。這種病態的復仇心理，成了奇靈渥斯生存的“能量”，然而隨著丁梅斯代爾的離世，奇靈渥斯因“扭曲的心靈再也找不到依托”而“快速枯萎”。

三、創傷救贖：構建自我身份認同

（一）慰藉給予了直面創傷的勇氣。在通奸審判的羞辱示眾中，海絲特雖然被迫直面村民的議論和審視，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但是女兒珠兒的存在，讓海絲特不得不面對即將到來的生活，“為母則剛”的天性，使海絲特在面對任何非議甚至歧視時都有了勇敢生活的動力，同時女兒的乖巧懂事，使海絲特獲得了難得的精神慰藉?？梢哉f，女兒在賦予海絲特責任的同時也給予了她極大的精神慰藉，致使她在最初面對創傷時，有了面對創傷的勇氣。

（二）聯系扭轉了創傷環境。養育女兒的重擔，迫使海絲特需要通過做針線活掙錢維持生計，通過“針線”這一媒介，她與周邊人重新獲得聯系，為了獲得他人更多的訂單，海絲特需要擁有更為高超的針線技藝來提升自身競爭力，在不斷地與周邊村民的聯系過程中，通過技藝使自身逐漸獲得了別人的認同，周邊人員對海絲特的形象認同從通奸者變成“巧婦”，而胸口醒目的紅色A字在此過程中，被賦予了“能干”的含義。

（三）重鑄展現了人格魅力。在與周邊逐漸熟絡之后，海絲特原本善良的品德也有了得以施展之地。不在意他人對自己的冷嘲熱諷，她經常對窮人與病人伸出援助之手，使自己逐漸獲得了人們的尊重與認同，其胸口醒目的A 字此時就猶如修女胸口的十字架一般，有了神性，人們越來越覺得“她胸前繡著的字母在閃閃發光，那超凡脫俗的光芒帶來了溫馨和安慰”，海絲特變成了周邊窮困人員的“天使”。

（四）成長找到突破創傷的路徑。因為敢于面對現實，海絲特促進了自身與周邊人員的融合。在一次次給予對他人的付出與幫助中，海絲特重新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她不再滿足物質的救濟，她在自我救贖過程中，精神狀態也變得越來越好，從異國他鄉返回新英格蘭的海絲特成為了當地村民尤其是女性的精神導師，他們帶著“種種憂傷和困惑，來尋找她的忠告”，海絲特則“盡其所能安慰她們，為她們指點迷津”，而且“用一個人生活中最真實的考驗向人們顯示神圣的愛心如何使我們獲得幸?！?。

三人中，只有海絲特完成了最終自我創傷的救贖，只有她最終走出了創傷的邊界，沒有因為通奸事件造成的傷害與他人的鄙夷而自怨自艾，而是選擇勇敢地面對，在與他人相處過程中，重新找到了個人的施展空間，用自己的勤勞、善良、博愛改變了周圍人對她的看法，將周邊原本創傷的環境塑造成了一個展現自我的平臺；而丁梅斯代爾與奇靈渥斯兩人，一位受困于愧疚與悔恨之中，將自己的內心與他人隔離開來；另一位沉溺于復仇的欲望之中，把自己的生活拖入到狹隘的報復私念里，把自己置身于創傷環境里，從而不斷沉淪與迷失，失去了與外界的交流，喪失了自我價值的認同獲取，最終走向了人生的“凋零”[6]。

結語

從創傷敘事角度解讀《紅字》中的悲劇，發現海絲特、丁梅斯代爾和奇靈渥斯都是創傷患者，對“通奸事件”的主觀感受是造成他們創傷性體驗的事件。這一事件使海絲特成為一個人人避而遠之的“社會棄兒”，致使海絲特喪失了原有的自我確定感。但是通過以針線活為媒介，海絲特把恥辱的紅字“A”變成“能干”和“天使”的象征，重新在社區生活中構建積極身份，實現自我認同，走出創傷的陰影。而丁梅斯代爾和奇靈渥斯則在該事件后迷失自我，失去了自我價值感，他們分別在“骯臟的騙子”和“復仇的惡魔”的自我評價中生活，在心理創傷的糾纏和侵擾中走向了死亡。歸根結底，造成海絲特、丁梅斯代爾和齊林沃斯的心理創傷的根源是保守的清教思想，尤其是婚姻觀念對人性的壓抑和束縛。對于17世紀的民眾或者清教徒而言，“婚姻戀愛應服從于對上帝的愛”，清教牧師約翰·科頓（John Cotton）更是“鼓勵人們看待配偶‘不要出于他們自己的目的，而要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使他們更親近上帝’”。在這種婚姻愛情觀念為主導的社會中，盡管奇靈渥斯與海絲特的婚姻并非以情感為紐帶，他們之間的婚姻仍然是神圣的，理應為了遵照上帝的訓令繁衍生育，為上帝增添榮耀。正是這種壓抑人性的婚姻觀從根本上導致了海絲特、丁梅斯代爾和齊林沃斯之間的悲劇。而且這種壓抑人性的婚姻觀念與19世紀追求個性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格格不入，正是通過書寫個性獨立、勇于追求幸福與自由的海絲特的最終勝利，霍桑痛斥保守的清教思想，歌頌人性的自由與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