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端生與浙江精神

徐 曉 芳

(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浙江歷史源遠流長,山川秀美,人才輩出,孕育了獨特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品格。浙江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務實”“開放”“創新”“自立”“誠信”等特質已經為大家所熟知。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更是對浙江精神進行了準確概括和闡釋:2000年,提煉出“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16字的浙江精神;2005年,又將浙江精神提煉為12個字:“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庇绕涫?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G20”杭州峰會期間,把浙江精神概括為“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這種精神品格洋溢在浙江美麗的山水間、燦爛的文明里,積淀在浙江人民深層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中,薪火相傳,歷久彌新[1]。

千百年來,浙江人民或著書立說,或親身實踐,對浙江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解讀。無論是王充倡導的“疾虛妄而歸實誠”、南宋事功學派的“義利雙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工商皆本”,還是龔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以男性話語為主導,女性的聲音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以至于說起浙江精神,鮮有女性的身影。事實上,女性在浙江歷史上雖然出鏡機會不多,但是有限的幾次出現在公眾視線中所顯現的地域精神和動人風采,足以照亮男權社會里一直被人忽視的角落。東晉謝道韞的丈夫王凝之面對戰亂獨自一人逃逸被殺,她卻提刀站立家門口迎敵,反而贏得孫恩的敬重并赦免其族人;唐朝陳碩真在浙江發動農民起義,成為中國歷史上女性自稱皇帝的第一人;元代管道升寫下“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吟風弄月歸去休”這首《漁父詞》,勸丈夫趙孟頫不要貪戀功名,充分體現了浙江人低調務實的精神;南宋朱淑真“嬌癡不怕人猜”的愛情自主意識和“女子弄文誠無罪”的男女平等意識讓人眼前一亮,仿若現代女性穿越到了理學興盛的南宋;明清浙江才女文化群體所凸顯的女性意識和權欲渴望彰顯了江南女子的才華和自立;鑒湖女俠秋瑾“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的英雄氣概更是如同閃亮的彗星綻放在星空中,用生命實踐了吳越之君“輕死易發”的傳統……在眾多女性中,作為清代浙江才女文化群體中的佼佼者陳端生,以其對女性敏銳地觀察和特立獨行的姿態,揮毫寫下的彈詞小說《再生緣》猶如一顆閃亮的珍珠鑲嵌在浙江的小橋流水中,發出耀眼的光芒。由小說改編的戲曲《孟麗君》早就在民間活躍多年,越劇、黃梅戲、錫劇、淮劇、祁劇、閩劇、京劇、揚劇、粵劇、歌仔戲、瓊劇等多種劇種都演繹了這段女扮男裝的傳奇故事。

《再生緣》講述的是元代兵部尚書孟士元之女孟麗君許配云南總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華,因遭劉奎璧逼婚,女扮男裝離家出走,高中狀元并成為當朝宰相。父兄翁婿同殿為臣,而此時的孟麗君卻希望像男性那樣掙脫家庭桎梏成就一番事業,拒絕相認。終因酒醉暴露身份,皇帝要她三日內入宮為妃,否則以擾亂朝綱之罪論處。孟麗君既不愿意嫁與皇甫少華為妻,也不愿入宮承寵,進退兩難,憂悶郁結于心,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至此第十七回,陳端生掇筆,《再生緣》成為未竟之作。杭州女詩人梁德繩所作續本三回給了小說“大團圓”結局,最后孟麗君被封為保和公主,嫁給皇甫少華。這部沉寂數百年的作品引起了陳寅恪的共鳴,他在《論〈再生緣〉》一文中說:“玩味再生緣文詞之優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盵2]陳端生在作品中抒發的悲憤和不平不僅僅是對女性或個人人生境遇的感慨和傷懷,而是“對整個傳統思想乃至社會政治的懷疑,這種反叛意識貫穿整個作品”[3]。而這種懷疑精神、反叛精神正是和浙江精神一脈相承的。

一、出走故事的編織:勇立潮頭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這是北宋大詩人蘇東坡詠贊錢塘秋潮的千古名句。千百年來,錢塘江以其奇特卓絕的江潮,傾倒了眾多游人看客。自古以來,浙江人不僅僅喜歡觀潮,而且還將在潮水中奮力搏擊演變成一項刺激的運動,成為錢塘秋潮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南宋周密在《觀潮》中曾經寫道: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發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于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夸能。每年八月中旬的錢塘江弄潮活動在南宋時非常盛行?！芭眱合驖^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宋代潘閬《酒泉子》),奔騰不息的錢塘江吸引了勇敢的浙江人面對洶涌澎湃的潮水毅然踏浪而行,不為富貴不為名利,只為實現自我價值?！霸缰庇行?嫁與弄潮兒”(唐代李益《江南曲》),唐宋以來女性對于勇敢的弄潮兒的推崇和敬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浙江人不懼艱難險阻的冒險精神。浙江的“水文化”特征不僅“激發和培養了浙江人的智巧”,而且還濡養了浙江人敢于創新、銳意進取、不墨守成規的文化品格[4]。浙江素有“魚米之鄉”之稱,但是由于北方連年戰亂,經過永嘉南渡、安史之亂、靖康之難,中原漢民的大量南遷導致人口不斷增加?！捌呱揭凰痔铩钡牡乩憝h境使得浙江的人地矛盾日益尖銳,“窮則思變、自強不息”的生存理念貫穿于浙江人的日常生產活動中。明清的浙江讀書人不留戀故土不貪念天倫,放下考取功名的執念只身到全國各地官府入幕,形成了“無紹不成衙”的獨特現象,“紹興師爺”也成了歷史上浙東地區典型的地域文化人群。

陳端生十七歲時開始寫《再生緣》,故事的架構選取了當時最為流行的橋段——女扮男裝?！耙路恢皇巧鐣托詣e秩序的標志,它還創造并維護了社會秩序和性別秩序?！盵5]中國古代的男女服飾制度要求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在現實生活中女扮男裝會遭到譴責,然而在文學作品中卻因為其情節新奇靈動而深受大家的喜愛。女扮男裝的故事出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木蘭辭》。唐傳奇中也有一些女扮男裝故事,如《虬髯客傳》《謝小娥》等。女扮男裝題材真正密集地出現是在明清時期,不僅男性文人書寫了許多作品諸如《玉嬌梨》《三美圖》《雌木蘭》《女狀元》《女駙馬》等,而且女性彈詞作家承擔了最為齊全的女扮男裝故事的編織任務如《玉釧緣》《再生緣》《晝錦堂記》《榴花夢》《筆生花》《金魚緣》《子虛記》等。在諸多女扮男裝的女性形象中,《再生緣》中的孟麗君形象可謂個中翹楚,影響深遠。孟麗君因為不堪忍受劉奎璧的逼婚,不顧前途迷茫、命運叵測,女扮男裝離家出走,從一個錦衣玉食的千金閨閣變成艱苦謀生的平民百姓,經過種種磨難,終于高中狀元,位列宰相。孟麗君的大膽叛逆和智勇雙全完全顛覆了男權社會中女性謙卑柔弱、賢惠順從、溫柔癡情的形象。而這正是女性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從最初的對儒家忠孝思想的踐行,到其作為主體的意識的不斷覺醒,再到爭取與男性同樣的權利,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女性從“附屬品”到“單獨個體”的精神演變[6]。而陳端生之所以能刻畫出一個栩栩如生的獨立、剛烈、堅強的孟麗君形象,與浙江地域文化所蘊含的浙江精神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陳端生所處的時代和地域正處于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江南社會。家住杭州勾山樵舍的陳端生,其祖父陳兆侖系雍正進士,其父親陳玉敦是乾隆舉人、曾任山東登州府同知、云南臨安府同知,從小家境優渥,其母汪氏和其妹陳長生均為飽讀詩書的才女。明清時期浙江經濟發達,杭州憑借著繁忙的運河和多年的發展成為頗具規模的大都市。另外浙江又出現了絲綢、茶葉等貿易為主的工商業市鎮,如濮院和南潯是專門的蠶桑市鎮,菱湖和烏鎮是以絲織產業而聞名的小鎮[7]。根據史料記載,明朝以后,浙江市鎮數量迅速增加,杭州、湖州、溫州等地均轄有幾十個市鎮,小者千戶,大者萬家以上,成為商業、手工業集聚地[8]。經濟的發展導致思想文化的變遷,明中葉王陽明“心學”的出現使得社會對于女性的態度有所改變。李贄、唐甄、馮夢龍、李汝珍等都從不同方面對當時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提出異議,袁枚和陳文述更是不顧世俗的反對招收閨閣女弟子并幫助其結社吟對、出版詩集,大大提高了社會對于才女的認同感。許多人認為女性較高的文化修養能夠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乃至整個家族的興旺發達程度,有些人甚至把女子的才華當成婚嫁的籌碼。正是由于社會對于才女的推崇,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對于自我身份、地位以及命運的審視使得閨閣女性希望能像男性一樣走出家庭,通過自己的努力建功立業、成就輝煌。孟麗君形象一經問世便廣受歡迎,尤其是閨閣女性,不是續寫就是自己再塑造能為女子代言的女扮男裝離家出走女性形象,以此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反抗。因此,以抒寫女扮男裝出走的女性形象為主的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作者大多來自江南。勇立潮頭、不畏艱險的精神給浙江人帶來了機遇,改革開放以后草根浙商走出家門、不戀家園、四海為家的從商之路和陳端生小說中塑造的女扮男裝離家出走謀求功名的女性形象具有傳承性。

二、女性權欲的追求:義利雙行

“浙江人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大膽突破了幾千年被統治者奉為基本國策的重農抑商政策,形成了‘講究功利,注重工商’的傳統?！盵9]中原文化安土重遷,提倡仁義道德、忠孝兩全,浙江文化重視“事功”學說。南宋浙東學派中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和當時的主流學說——程朱理學不同,主張義利雙行。葉適從事功觀點出發,對“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提出質疑。他認為追求物欲是人之本性,同樣是倫理道德前提,但是這種本能要與道德結合起來,而且受道德約束。道義與功利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倫理道德也是以物質條件作為基礎,義應該同利結合起來,而不是相互對立[10]。在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看來,“義”和“利”抑或“天理”和“人欲”,在人類社會活動中向來就是并存的、統一的。明中葉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肯定主體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識。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更是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論。商業活動的頻繁帶給人們思想巨大的沖擊,富庶繁榮的江南孕育了先進前衛的理念。民間對于經商的態度迥異于中原文化,“經世致用”的思想為人們經商、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尤其是明清時期,浙江地區形成了諸多商幫如杭州幫、寧波幫、紹興幫、龍游幫、南潯幫等。杭州有“杭民半商賈”之說,湖州南潯由于蠶絲業的發達使得經商者超過大半,龍游商幫更是在明清被列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寧波由于得天獨厚的港口優勢使得唐宋時期就成了浙江連接日本、朝鮮的中轉站。人們對于經濟利益的追求在浙江變得合情合理,這勢必影響到文學創作中。

陳端生寫《再生緣》的動機是為了娛樂消閑,打發冗長的閨閣時光,不但在自己家里與母親和妹妹唱和,而且還與當地潛在的女性閱讀群體交流互動?！对偕墶愤€沒有寫完就已經流傳開來,“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傳”,可見當時這部彈詞小說有多火爆。大多數閨閣女性認為自己在結婚前的時光是幸?？鞓返?有許多閑暇的時間進行文學創作,但是嫁人后就身不由己,就算夫妻和睦家庭美滿,也需要操持家務、侍奉公婆,難得有空閑時間。正如陳端生多年后在大家的要求下續寫十七回的時候說:“盡嘗世上辛酸味,追憶閨中幼稚年。姊妹連床聽夜雨,椿萱分韻課詩篇?！闭驗榻Y婚后的日子不但瑣事纏身,而且有些甚至要為生計發愁,所以當時的閨閣女性最渴求的就是像男子那樣灑脫地走出家門,施展自己的滿腹才華,美名傳揚千秋萬代。因此,陳端生給了孟麗君在古代讀書人心目中最為成功的頭銜——金榜題名、位列三臺!最讓閨閣女性心動的還不止這些,背后的經濟獨立才是夢寐以求的。孟麗君當上宰相后,面對皇甫少華早已沒有了當時離家出走時愿意為未婚夫守節的忠貞,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獨立自主,正如她自己所說“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養自身來”,所以,再也不愿回歸家庭和婚姻了。同時期男性文人也創作了大量的女扮男裝題材的小說,如《玉嬌梨》中的盧夢梨因為對蘇友白一見傾心便女扮男裝托妹自嫁,《宛如約》中的趙如子為尋佳婿女扮男裝……他們塑造的女性形象雖然也是才華橫溢姿容絕艷,但是大都以尋找如意郎君為最終歸宿。和大多數彈詞小說不一樣,《再生緣》在彈詞小說中,女扮男裝不僅僅是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訴求,更是女性飽滿的權欲意識在作品中的噴發,“義”和“利”從來都統一存在于人的夢想之中。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出現孟麗君這樣的人物,但是藝術來源于生活,明清社會之所以出現這么多女扮男裝離家出走的女性形象,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不少女性開始通過生產勞動掙得了經濟收入獲得了經濟自立。浙江紡織業發達,一個辛勤紡紗的農婦除了可以養活自己,還能養活子孫,成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塑造了姚芷馨和薛蘅香兩個女性人物,她們一個善于養蠶一個擅長紡織,都能補貼家用。在現實中,松江的婦女幾乎個個都會紡織,依靠女性手工業支撐了明清經濟的半壁江山[11]。此外,社會上還存在女性文人群體,那就是專門給富家千金小姐做教師的“閨塾師”,被人稱作“流動的女性教師階層”[12]。出身書香門第的浙江嘉興才女黃媛介由于明末清初的戰亂導致流離失所、家境窘迫,然而她并不躲在閨閣自怨自艾,而是勇敢拋頭露面,輾轉江南各地或鬻書畫或師閨塾,不但得以養家糊口而且受到了當時男性文人的尊重。清嘉慶年間的杭州才女沈善寶被生活所迫,也做過閨塾師,也通過售書賣畫來維持生計,她在《登舟嘆》一詩中寫道:“少小耽吟詠,東抹與西涂。既而學丹青,聊復自寫娛。豈知陶情舉,翻作謀生圖?！鄙踔?清代中后期女性彈詞小說作者通過編輯出版書籍營利,如南京的香葉閣主人侯芝曾經對《玉釧緣》和《再生緣》進行修訂,然后交給書商出版。在重視封建禮教的明清時期,浙江的社會氛圍對于女性從事生產勞動、經商等活動還是比較認同和理解的。正是在這種“農商并重”“義利同行”的文化思想熏陶下,義烏人在物資匱缺的年代用雞毛換糖的方式,將撥浪鼓搖響全國的每個角落并最終造就了舉世矚目的義烏小商品市場。陳端生作品中所體現出來女性對于經濟獨立的憧憬和浙商對于財富的追求是一脈相承的。

三、不甘世俗地反抗:敢于挑戰

自古以來,浙江人民擇水而棲、擇江而居。從八千年前的跨湖橋文化開始,其后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浙江人一直在和水打交道,浙江的治水文化也在不斷演進和發展。浙江先民在水患面前積極應對、努力拼搏,養成了冷靜、機敏又頗具冒險精神的性格。大禹治水歷經13年,置個人利益于不顧,“三過家門而不入”,率領民眾,從鯀治水的失敗經驗中汲取教訓,變“堵”為“疏”,與自然災害中的洪水斗爭,最終取得勝利。大禹這種一心為公、頑強拼搏、科學創新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戰國時期吳越爭霸的故事無疑最能體現浙江人堅韌不拔的戰斗精神。從性格特征來看,越人勇敢善戰?！痘茨献印ぶ餍g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盵13]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于練成“三千越甲可吞吳”,滅吳稱霸,完成了復仇計劃。勾踐也成為流傳千古的刻苦自勵、發憤圖強的楷模形象。浙江人不屈不撓的反抗斗爭精神有目共睹,無論是宋室南渡后岳家軍“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豪情壯志,還是明清易代之際江南人如火如荼的抗爭,都讓人印象深刻?！敖鲜侵袊杂删竦膫鹘y所在,是對暴政和壓迫最有反抗精神的地方,是中國最有骨氣的地方之一?！盵14]在江南文人瀟灑自如、精致典雅的表面下,往往掩蓋著桀驁不馴、向往轟轟烈烈的個性。明朝的于謙作風廉潔、為人耿直,堅決不給執掌大權的宦官王振送禮,并聲稱只有“兩袖清風”;明朝學者方孝孺反對并拒絕與朱棣合作,不屈而亡,被誅十族;張蒼水堅持抗清斗爭20余年,在杭州被處斬決,臨刑前賦《絕命詩》……

陳端生在《再生緣》中塑造了三個女扮男裝的女性,分別是孟麗君、衛勇娥、皇甫長華。這三位女性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均為出生于官宦之家,被仇人所迫女扮男裝離家出走,而且都才華卓絕并且開創了一番成就,但是為什么只有孟麗君形象讓人記憶猶新、流傳廣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衛勇娥以及皇甫長華思想的發展以及個人的成長和孟麗君截然不同。衛勇娥智勇雙全,做了山寨王,有了自己的王國,并且還有了“部前將士心俱服,都說道,定要真龍奪假龍”的宏偉目標?；矢﹂L華巾幗不讓須眉,才能遠在她弟弟皇甫少華之上,做了女將軍。兩位女扮男裝的將軍一起征戰朝鮮,但卻因為婚姻立刻歸于平淡,再無事業上的建樹。衛勇娥不得已嫁給了將軍熊浩;皇甫長華雖然當上了皇后,但是愛情生活并不圓滿。孟麗君雖然在剛剛離家出走的時候只想著逃婚,最終的目標是和皇甫少華夫妻相認以及與父母團圓。然而,當她做了宰相以后,內心卻開始掙扎。尤其是自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大展宏圖,事業上的成就感和心理上的滿足感讓她不想再回歸家庭和婚姻,不愿再雌伏,女性意識已經被完全喚醒。孟麗君的思想和行為已經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因此當她被人揭穿為女子身份,被皇帝、父母、未婚夫所逼迫時,她口吐鮮血。陳端生寫到第十七回的時候,戛然擱筆,《再生緣》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說。雖然梁德繩續寫了大團圓結局,但是已經違反了作者的初衷。陳端生無法為孟麗君安排一個圓滿的結果,在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女性對于自己的命運無力掌控。然而,這正是這部小說的意義所在——勇于反抗和敢于挑戰的精神貫穿始終!

陳端生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閨中時光幸福安逸,嫁給浙江秀水的范菼,夫妻幸福和睦,但是好景不長,范菼因為科考案被流放發配到新疆伊犁,在陳端生病死后才歸家。在丈夫被發配的十多年間,陳端生忍受了種種磨難,但還是“強撫雙兒志更堅”,可見作者和她所塑造的孟麗君形象一樣意志堅強、不甘屈服。同為杭州人的孫德英在彈詞小說《金魚緣》中塑造了一個類似孟麗君的人物馮淑容,也是女扮男裝成就了一番事業,但是卻選擇終身不復裝,而作者本人也以事親為由不嫁,再現了當時女性對于婚姻的逃避心理,并且表現出初步的反抗意識。在明清朝代更迭之時,江南文人所表現出來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令人難忘。黃宗羲雖然跟明王朝有殺父之仇,但在清軍鐵蹄踐踏中原之際毅然舉旗抗清,歷經十年艱辛矢志不渝。晚年著書立說,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這樣振聾發聵的思想觀點。他主張君臣應該平等,正如他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說:“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盵15]“一部民國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的革命黨人秋瑾、徐錫麟、陶成章、王金發、陳其美、朱執信和章太炎、蔡元培等,以及作為三大革命團體之一的光復會,都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浙江辛亥革命在全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響[16]?！案矣谔魬稹钡恼憬癫粌H表現在戰斗中,更多的是表現在日常的生產活動中。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資源貧乏,但是浙江人敢干、敢闖、敢于挑戰。作為早期浙商典型代表的溫州商人,在浙江乃至中國改革史冊上,向我們展示了眾多的“第一”和“首創”:全國第一份私人工商執照,全國第一批股份合作企業,第一個探索“掛戶經營”……[17]無論是陳端生筆下的孟麗君的反抗叛逆還是她本人的生活經歷都與“敢于挑戰”的浙江精神一脈相通的。

四、結語

2005年7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上的報告上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盵18]文學作品雖然是作家想象的產物,但也是現實生活的映照。對于古代文學作品進行深入闡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觀照當下,對于古代女性的抱負和理想進行細致解讀則可以讓我們更加全面體會地域文化和精神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