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編輯理念與實踐研究

摘要：文章采用文獻梳理法，對《新青年》從初期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到后期成長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的發展歷程和編輯理念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首先，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劉半農等，通過“筆桿子+出版”的辦刊方式，在救亡圖存、探索國家出路的過程中把愛國救民強國的信仰內化于《新青年》的出版實踐；其次，《新青年》通過欄目設置、同人撰稿、專題策劃、白話文改革、紀念號編撰等編寫工作，傳播了新文化，宣傳了新思想，培養了大批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知識青年；最后，《新青年》后期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構筑輿論陣地，喚醒中國人民，為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實踐基礎，這是期刊出版的意義所在。新媒體時代，為了更好地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系列挑戰，學術期刊要汲取《新青年》的優秀經驗，不僅要主動擁抱技術、掌握技術、運用技術，更要堅守使命。具體而言，要發揮主編領頭羊作用、主創作用，牢牢堅持黨性原則；要堅持文化主體性，精細欄目發展，精準把握出版內容；要融合新媒體新技術，創設人才成長舞臺，培育全媒型人才，通過技術賦能促進期刊內容有效傳播。

關鍵詞：《新青年》；同人刊物；編輯理念；“輪值主編”；“編研一體”

中圖分類號：G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4）06-0070-04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23年度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編輯學研究基金資助課題“媒體融合發展與提升學術期刊傳播力影響力研究”成果，項目編號：YB2023040；2022年度山西省期刊協會高校期刊委員會編輯學研究項目“出版融合發展與提升學術期刊傳播力影響力研究”成果，項目編號：XB202204

2021年熱播的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為故事源頭，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故事結尾，以別樣視角、細膩筆觸、紀實手法再現歷史場景，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鮮活形象，反映了《新青年》的編輯、作者、讀者苦苦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初心。

《新青年》如何從同人刊物發展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新青年》作為新文化、新思想傳播的精神空間，又是如何將《新青年》的編輯兼撰稿人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與《新青年》的青年讀者兼新一代作者傅斯年、羅家倫、毛澤東、陳延年等五四運動先鋒，由點到面聚合起來的？這不僅源于時代環境和以陳獨秀為中心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引領，更源于陳獨秀及其辦刊同人創辦《新青年》的初心，即思想啟蒙和救亡圖存的辦刊理念。具體而言，《新青年》基于文化的同人辦刊，構建文人共同體；基于文學的“輪值主編”編輯模式，堅持“編研一體”思想；基于尊重共同信仰的青年讀者群，優化欄目，加強互動。

一、基于文化的同人辦刊，構建文人共同體

“同人”也作“同仁”，意為同一單位或同一行業的人，或志同道合之人?！巴恕币辉~在清末民初的報刊中經常被使用，“同人”在我國傳統文化里是《易》的卦名，即“同人于野，亨”，孔穎達疏， “同人謂和同于人。野是廣遠之處”。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1916年9月《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其中第一卷封面上沒有署名，第一、二卷上署有 “陳獨秀主撰”，第一卷三號上公告，“本至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上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須恕不一一奉詢，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1]83。另外，陳獨秀在第三卷六號“讀者來信”里回復錢玄同說“待同發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通儀，既可實行”[2]，即從第四卷起，《新青年》并不是陳獨秀一個人主編的雜志。一般認為，《新青年》早期為同人刊物，其編輯和主撰稿人是依托陳獨秀，由其同鄉、同門、同事、同道形成的“五四知識分子”共同體。他們以《新青年》為中心，基于共同的目標追求形成同人群體。

首先，這一理念體現在《新青年》的作者群。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時堅決反對胡拼亂湊的辦刊想法，說“凡是一種雜志，必須是一個人一團體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才有發行的必要；若是沒有一定的個人或團體負責人，東拉人做文章，西請人投稿，像這種‘百衲雜志，實在是沒有辦的必要”[3]。陳獨秀作為《新青年》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撰寫了《青年雜志》六號的開篇文章，且每一期都有他的大量作品，其他主要撰稿人有同鄉高一涵、汪叔潛、劉文典等，同門師友錢玄同、魯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以及擁有共同文學旨趣的胡適、李大釗、吳虞、易白沙等，他們以《新青年》為傳播陣地，詮釋“同道”“同仁”精神。

其次，雜志主旨明確，服務對象以青年為主，目的是通過思想啟蒙達到政治啟蒙?！毒媲嗄辍肥恰缎虑嗄辍返谝痪恚ā肚嗄觌s志》）一號的開篇文章，陳獨秀在文中提出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4]45。第二卷改名為《新青年》后，陳獨秀立即撰文對新青年提出要求：生理上要身體強壯，心理上要“斬盡滌絕做官發財思想”“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于其群”，并且“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5]47-48。如他在《甲寅》上為《青年雜志》創刊做的廣告，“本雜志者實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5]46。這也是他選登稿件的原則。當汪叔潛提出“《新青年》應努力倡導政黨政治的觀念，不應認為政黨政治已過時而拋棄之”[6]時，陳獨秀認為，《新青年》是為實現國民政治奠定思想基礎。因此，汪叔潛的大名沒在《新青年》中出現。

最后，“一代有一代之雜志”精神?！耙淮幸淮膶W”是中國文人的傳統說法，胡適曾認為，“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7]。而“《新青年》時代”還在曹聚仁的著作《魯迅傳》里作為其中一章的題目，“一代有一代之雜志” 體現了時人對《新青年》的認可。這一代文人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之路，而是通過報刊閱讀文章、發表文章，為時代發聲，這使得報刊成為新文人建立聯系和交往的方式。如陳獨秀與李大釗、胡適的相知相識源于各自在報刊上撰寫的文章；蔡元培因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而接納湯爾和、劉申叔建議任他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8]；梁漱溟也是因為蔡元培看到他在“上?！稏|方雜志》上寫的《究元決疑論》”[9]才進入北京大學任教的。

二、基于文學的“輪值主編”編輯模式，堅持“編研一體”思想

由于劃分標準不一樣，學界對《新青年》的分期眾說紛紜，但基本認可是從第四卷為“輪值主編”開始時間，第七卷起重新由陳獨秀主編。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里稱，“民國七年一日，《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留人輪流編輯” [10]。關于“輪值主編”歷來褒貶不一，有說是新文人謀義不謀利共創新文化之輝煌，也有說其是“關門辦刊”，但是選擇“輪值主編”，編輯和作者融為一體，是五四時期的一種歷史選擇。梳理《新青年》“輪值主編”的實踐活動可以看出，同人辦刊對形成公共輿論、宣傳新文化、推動刊物持續健康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其一，主題集中，傳播力和影響力更強?！肚嗄觌s志》創刊初期宣傳的主題廣泛，改名《新青年》實行“輪值主編”后，宣傳主題集中，其傳播力、影響力也更強。如為開啟民智的白話文運動，胡適在第二卷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在同卷六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主張以“白話文學”為“文學之正宗”，稱“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11]?！拔膶W革命”得到編輯同仁的大力支持和響應，《新青年》從第四卷一號開始大部分文章都用白話文，張國濤回憶稱，白話文運動后，《新青年》“才引起同學們的廣泛注意”，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銷售一空”[12]。其中，魯迅的《狂人日記》掀起了文學革命的高潮且影響深遠。1917年《新青年》最高發行量約達1.6萬冊，令時人驚異。

其二，盡顯當期主編文化效用，促進思想多元化發展?！缎虑嗄辍返木庉嬐?，雖由地緣、師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張的相互吸引等聚合為新文化陣營[4]45，形成了以新思潮傳播為主旨的“文化政治團體”，但每個個體仍會保留不同的旨趣，因而《新青年》也成為他們“輪值主編”時宣傳自己主張的話語平臺。

如胡適當第六卷四號的“輪值主編”時就刊發了《實驗主義》，隨后又在《每周評論》刊發《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問題與主義”之爭也由此開啟；而李大釗在第五號上開設“馬克思研究”專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成為繼第五卷五號、六號上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之后又一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作，也為民眾認識和選擇馬克思主義，投身革命運動指明了方向。

其三，節約組稿時間，發揮團隊效力?！拜喼抵骶帯庇申惇毿?、胡適、李大釗等五四時期第一批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似的教育背景、知識結構和社會角色有助于更好地發揮同人編輯的團隊效力，“《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3]，第四卷三號原定沈尹默編輯，沈因眼疾請錢玄同、劉半農代編[1]83。此外，這種模式還可以節約辦刊成本。

三、基于共同信仰的青年讀者群，優化欄目，加強互動

《新青年》共發行9卷54號，在上面發表政論和詩文的除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等，還有《新青年》的青年讀者，雖然每人發文多為一篇，最多也就四五篇，但總量不容小覷。其來信或投稿一方面反映了《新青年》的巨大影響力和“集體的組織者”功能，另一方面也見證了《新青年》從同人刊物到共同體雜志的發展，為《新青年》向馬克思主義機關刊物轉型積攢了力量。

《通信》和《讀者論壇》這兩個欄目，是陳獨秀通過文學革命改造國人思想正確與否的檢測棒。陳獨秀一直期盼全國各地大量青年的來信，并堅持以記者身份認真答疑解惑。

畢云程在看了《新青年》第一卷后就給陳獨秀寫信，稱“如獲至寶”“語語深入我心”“誠我青年界之明星”[14]；毛澤東讀了《新青年》 第一卷《敬告青年》后提出還應加一條“健壯的而非體弱的”，并寫了《體育之研究》投稿到《新青年》，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二號上；吳虞在讀了易白沙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孔子平議》后給陳獨秀寫信稱“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并提出“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持其學，以籠罩天下后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余焰，則不得不攻擊之者，勢也”[15]，之后其也成為《新青年》的同人主力之一。

《新青年》對青年學子的影響不僅在于自身思想認識的提高，更在于使他們緊跟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步伐，創辦刊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的《新潮》，王光祈的《少年中國》，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周恩來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等。

《新青年》隨陳獨秀遷回上海后，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新主張，不僅在第七卷六號上開設“勞動節紀念”專號，還吸納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沈雁冰、袁振英、葉天底等人為《新青年》的編輯，減少胡適等人的文章數量，增加李大釗、陳望道、蔡和森、李達等人的文章。至此，《新青年》開啟了新的革新思想歷程。

四、《新青年》編輯同人精神的時代啟示

《新青年》基于文化的同人辦刊及其創造性的“輪值主編”編輯模式和“編研一體”思想，在救國救民道路的探尋中，編輯同人以報刊為革命戰場，堅持文化主體性，發出時代最強音，啟迪民眾，踐行從思想啟蒙到政治啟蒙的初衷，有力促進了同人刊物的成長壯大，促進了同人刊物向中共機關刊物的轉變。

（一）發揮主編領頭羊作用、主創作用，牢牢堅持黨性原則

作為《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始終表現出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崇高的政治責任精神，是唯一一位從第一卷一號到最后一期都在積極發文的編輯、作者，是《新青年》從編輯、出版、發行以及與讀者的反饋交流過程中的靈魂人物。

《覺醒年代》中，陳獨秀提出，“改造中國，首先要改造中國人的思想，要想光復中華昔日之輝煌，當務之急的要造就一代新人。一，思想啟蒙；二，改造社會”?！缎虑嗄辍钒l展前期的反孔教斗爭、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宣傳，后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以及馬克思主義傳播，都源于其愛國愛民、救國圖強的初衷?！缎虑嗄辍返拈L足發展，不僅在于全體編輯的勠力同心，更得益于陳獨秀的主創精神，他是期刊建設的領頭羊。

今天，學術期刊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學術研究交流的重要平臺，是傳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陣地，是促進理論創新和科技進步的重要力量，主編的主創作用雖沒有《新青年》時代那么大，但主編的領頭羊作用、主創作用，仍需要重視。主編牢牢堅持黨性原則，不斷提升“政治三力”，以及卓越的學術能力、強烈的事業心，是期刊長足發展的力量源泉。

（二）堅持文化主體性、“內容為王”和正確價值導向

啟蒙國民心智、喚醒國民政治意識，尋求救國道路一直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宗旨。因而，以陳獨秀為首的編輯團隊一直及時宣傳社會熱點，如針對“尊孔復古”的逆流，陳獨秀、李大釗先后寫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白話文運動推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觀》、魯迅的《狂人日記》等；《新青年》發展后期，圍繞社會主義的話題，刊載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大作。

《新青年》圍繞社會熱點，設置新聞議程，形成輿論焦點，構建社會大眾積極參與的大事件，并及時根據輿論走向調整欄目話題，引導民眾認知社會問題，在對熱點話題抽絲剝繭的過程中，提升民眾的文化素質及其在整個社會中的聲音。其傳播理念積極而現代化，全媒體時代期刊編輯要學習更要堅守，通過技術賦能，積極將優秀的文化、全新的觀點呈現給讀者。

（三）精細欄目發展，創設人才成長舞臺，構建優秀的編輯團隊

《新青年》自創刊以來，以期刊為橋梁、以文為媒，吸引讀者，培育讀者群，充實作者群，使刊物保持青春活力。

《新青年》設置《通信》《讀者論壇》《隨感錄》等欄目廣泛聯系讀者，及時回復讀者疑慮，加強與讀者的互動，又以專題、紀念號、編輯部啟事等形式，凝聚公共議題，為白話文的暢行發展、五四運動的蓬勃發展創建輿論空間。 《通信》《讀者論壇》等欄目的變化體現了編輯群的成熟和更新，也展現了讀者群的成長與壯大，有最初定位的知識青年，也有廣大的工人階層。

全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的發展更是離不開“人”。期刊編輯要慧眼識珠，選擇優秀作品吸引讀者、服務作者，還要學習并掌握技術技能，加強編輯團隊協作力量，將編輯元素與科學技術融合，推動期刊的數字化傳播。

五、結語

《新青年》作為五四時期的標志，其同人編輯傳播體制與主創者陳獨秀在辦刊過程中明確定位、追求真理、引領時代的理念有著密切關系，而編輯同人的文化使命和政治責任精神及其集體的出版智慧則是《新青年》從普通雜志發展為全國知名刊物，再成功轉型為黨的機關刊物的力量源泉。

新的時代背景下，學術期刊的發展更要尊重期刊主編的主創性，堅守文化傳播的主體性，堅持“以人為本”，積極展現學術思想，引領學術走向，促進學術發展。

參考文獻：

[1] 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J].歷史研究，2009（3）：82-104.

[2]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110.

[3] 陳獨秀.獨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571.

[4] 王奇生.陳獨秀與《青年雜志》[J].歷史學系，2008（3）：45.

[5] 魏劍美.陳獨秀報刊活動及報刊思想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5：46-48.

[6] 楊琥.同鄉、同事、同道：社會交往與思想交融：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構成與聚合途徑[J].近代史研究，2009（1）：54.

[7] 鄧金明.“無私知識分子”與知識共同體：以《新青年》雜志為中心的考察[J].學術月刊，2011（5）：82-104.

[8]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M].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10-11.

[9] 梁簌溟.憶往談舊錄[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81.

[10] 歐陽哲生.胡適文集：第3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25.

[11] 張家康.《新青年》推動國人思想進步十一年[J].湘潮，2021（2）：34-36.

[1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39-40.

[13]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71.

[14] 徐光壽.論《新青年》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中的地位與作用[J].江南論壇，2021（3）：27-30.

[15] 吳虞.吳虞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85-386.

作者簡介 張慧娟，編輯，研究方向：新聞社會學與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