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記憶視域下名人訃聞研究

摘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興起和后現代社會的大背景下，社會和文化價值觀日益呈現多元化傾向。社會各群體及代際間記憶的分散和遺忘現象越來越明顯，集體認同感隨之逐漸被削弱。文章以名人訃聞報道為研究對象，使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從媒體記憶的角度探討新聞媒體在訃聞生產中記憶實踐的特點。研究發現，在個體層面上，新聞媒體對人物書寫形成了角色模范的塑造、傳奇人物的立體化呈現以及話題性人物的客觀還原三個方面；在社會層面上，新聞媒體則扮演了現實旁觀者的角色，反映社會現實問題，警醒人們進行反思；在時代層面上，新聞媒體在進行個體化敘事的同時，也在只言片語間展演了特定的歷史風貌。由于名人是“被放大了的個體”，能夠從心理和情感上將每個人聯系起來，具有廣泛的社會和文化意義。所以，訃聞除了告知死訊，還承擔著集體悼念和公共療傷的社會文化功能。在訃聞建構的這個集體悼念空間里，訃聞對角色模范的塑造和對特定時代的展現在一個統一的新聞框架中得到整合與強化，從而激發公眾強烈的懷舊情緒，并強化集體認同。另一方面，訃聞對傳奇性人物的立體化呈現、話題性人物的客觀還原卻往往打破了受眾對這個人物固定的記憶模式，避免了“結構性失憶”的現象，從而達到記憶更新和修正的目的。

關鍵詞：名人訃聞；人物特稿；媒體記憶；集體記憶；認同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4）06-0085-04

每位名人都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時代符號，并深深地鐫刻在公眾的記憶之中。作為重要的記憶機構，大眾傳媒不僅生產和傳播過去的文本，在不同的語境下構建紀念儀式和記憶空間，也通過回到過去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勾連起來。名人的逝世恰恰為新聞媒體重返過去提供了契機。與日常的新聞報道關注當下不同，名人訃聞不僅更系統化、細節化地回顧了逝者的音容笑貌、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跡，還在一定程度上從個體生命史的層面生動描繪了過去的時代風貌。本文嘗試通過記憶研究的理論視角來探討新聞文本與個體、社會和時代的互動關系，具體回答訃聞呈現了哪些內容以及從媒體記憶的角度來看訃聞如何與社會和時代進行互動這兩個問題。本文選取《人物》雜志的微信公眾平臺——“人物”中的訃聞報道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文本分析?！度宋铩穭摽?980年，是國內創辦最早的人物傳記類刊物，其人物特稿格調純正、影響范圍廣，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代表性。

一、文獻回顧

（一）訃聞報道的相關研究

現代訃聞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程度較低。直到 2005年前后，《新京報》《南方都市報》等才紛紛開辟了不定期的訃聞版或訃聞專欄[1]。目前，我國訃聞報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探究我國訃聞報道的特點。這類研究多從選題、報道基調、報道框架、敘事策略等層面總結我國訃聞報道的特點，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議。如吳玉蘭、張玉潔對 《新世紀》 周刊 《逝者》 專欄的研究[2]。

比較中西方訃聞報道。這類研究主要從價值理念、新聞生產、報道框架等層面探究中西方訃聞報道的差異及產生差異的原因，以期為我國訃聞報道實踐提供啟發。如曹博林對《新京報》逝者版和《紐約時報》訃聞版的對比研究[3]。

由此可以看到，目前我國對訃聞報道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業務層面，回答“我國訃聞有什么特點”“應該如何報道訃聞”的問題，而忽視了對訃聞內容本身的研究。

（二）媒體記憶的相關研究

隨著大眾媒介在集體記憶建構和傳播過程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媒體記憶的研究也得到了傳播學者的高度重視?？_琳·基奇首次提出了“媒介記憶”的概念，試圖以此來探討，媒介是如何通過扮演一個記憶代理人的角色來完成與其他領域的互動的[4]。針對媒介記憶研究涵蓋各種各樣的媒介形態、相應的記憶實踐方式以及不同的研究路徑的駁雜寬泛的現狀，學者李紅濤和黃順銘提出媒體記憶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新聞媒體如何在文化、政治、技術和社會場景中，通過與其他社會機構或社會群體的互動來塑造集體記憶[5]。按照研究問題，可以將媒體記憶的相關研究分為以下三個主題。

第一，集體記憶的重構。這類研究主要探究紀念報道如何利用隱喻、話語、敘事等手法重構某個人物或事件的集體記憶[6-8]。

第二，記憶與新聞界的文化權威。這類研究主要關注新聞界是如何憑借塑造媒體界職業偶像或生產紀念話語，重塑本行業的文化權威的[9-10]。

第三，記憶與新聞生產。該主題著力于分析某些情況下如何強調、遺忘、扭曲乃至徹底改寫記憶[11]。

既有的研究或關注重大歷史事件的宏大敘事，或著眼于新聞界的模范再造與文化權威，卻忽視了新聞媒體在日常生活中持久的記憶運作。以名人訃聞為研究對象，能夠探究新聞媒體在日常新聞報道中普遍意義上的時代敘事與記憶建構。

二、訃聞的文本分析：從個體到時代

（一）個體層面的人物書寫

在長期的訃聞報道實踐中，新聞媒體對人物形象的書寫主要形成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即角色模范的塑造，傳奇人物的立體化呈現以及話題性人物的客觀還原。

1.角色模范的塑造

角色模范具體指對社會具有突出貢獻，社會評價較高的人物。新聞媒體通過回顧人物的人生經歷和貢獻，總結社會評價，從而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道德品質，完成對角色模范的塑造。這類訃聞大體上強調這樣一個主題：逝者的一生對社會、國家都有重要的意義，值得人們永遠銘記。除了正面描寫人物的社會貢獻和優良品質之外，新聞媒體還會通過弱化或遮蔽“死亡”的沉重和灰暗，對受眾進行精神撫慰。這實質上是“以安慰為懷念”，從情感上再次凸顯逝者的光輝形象，向受眾傳達名人的去世雖然令人感到十分傷感，但他們已經充分實現了自我價值，沒有在這個世界上留下遺憾的理念。

例如，《楊絳：不用祝我走好，我只是回家》一文結合楊絳在其著作 《我們仨》中“萬里長夢”的描寫，總結了楊絳“死亡意味著‘回家”的態度。之后結尾段的一句：“5月25日，105歲的楊絳先生去世?！⒍嗄甑囊患胰私K于重逢了，楊絳再也不用一個人思念‘我們仨”，文章用“家人重逢”這一頗具幸福感的意象與殘酷的“死亡”進行類比，表達了對楊絳一家團聚的美好祝愿。

2.傳奇人物的立體化呈現

一味地展現人物的正面形象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將人物“神化”的泥淖。眾所周知，人生中的“高光時刻”僅在少數，再偉大的人，也仍然脫離不了“作為人的局限”。當面臨現實的種種困境之時，名人也和每一個普通人一樣，背負悔恨，承受傷痛。將人物“拉下神壇”，對其進行更全面和立體的呈現，有利于豐富逝者的形象，拉近名人與受眾之間的距離?！恶視r健90歲之后 摧毀與重建》一文通過對褚橙創始人褚時健及其至親的采訪，闡述褚時健晚年的家庭生活。思考接班人的問題讓褚時健一反雷厲風行的作風，變得心思渙散，暴露出了自己的軟肋。由于早年的家庭悲劇，褚時健一直覺得對外孫女有所虧欠，但礙于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他又想對兒子有所交代。由此可見，即使是在龐大的商業帝國背后，也潛藏著一個家庭的沉重與疏離。

3.話題性人物的客觀還原

還有一些名人或許并沒有特別突出的貢獻，卻因為一些爭議性事件頻頻出現在大眾的視野當中。他們的死亡，為新聞媒體冷靜客觀地審視人物命運，并給予其公正的評價提供了契機。

例如，《臧天朔：老炮兒的黃昏》一文以相當平靜的口吻梳理了歌手臧天朔大起大落、毀譽參半的一生。臧天朔是個性格豪爽，“外人看著很兇，但內心其實非常淳樸”，由衷熱愛音樂的一個人。他憑借幾首家喻戶曉的歌曲在20世紀90年代末迅速成名，卻在成名后生活奢靡、愛慕虛榮，“通過透支自己的名聲、地位、財力，去接濟四方兄弟”，最終因聚眾斗毆而鋃鐺入獄。晚年的臧天朔顯得 “更務實”了，他回歸音樂事業，開辦藝術培訓中心、擔任音樂制作人，選擇更腳踏實地地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二）社會層面的現實旁觀

訃聞也時常以過去為鏡鑒，警醒人們對當下進行反思，進而影響關于某些當代議題的公共話語。前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是第一位去瑞士實施安樂死的中國人。傅達仁是臺灣知名節目主持人，在晚年飽受病痛折磨，他“不想被插管、被搶救，而且他更害怕失智——失去對生命的掌控權”，所以他想到去瑞士安樂死，主動迎接死亡。傅達仁逝世9個月后，兒子傅俊豪公布了父親安樂死的最后畫面，“他想用這種方式來感謝父親，感謝他用這么勇敢的方式，教會自己面對死亡”（《他在最后的電話里聊到死亡，就像聊春游和天氣一樣平?！罚?。

亞洲社會是避談死亡的，安樂死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有時候病人家屬甚至會因此陷入巨大的道德困境之中。傅達仁安樂死一事經媒體報道后，引發廣泛關注和思考。

（三）時代層面的歷史展演

每個個體的行為都帶有時代的烙印，每個個體的生活都是社會生活的縮影。通過人物的訃聞，讀者眼前展現的是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車轍——關于歷史的公共記憶[12]26-29。盡管名人訃聞以個體化敘事為主體，但他們的命運就像時代中的一個個微縮窗戶，能夠以生動的人生故事帶領我們感知過去，一窺過去的面貌。

袁庚去世后，《人物》刊發的一篇稿件，即通過敘述袁庚在蛇口工業區的創業實踐，生動地描繪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的社會情態。當時，工人們吃“大鍋飯”，工作熱情低下，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還沒有完全掙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

在這樣的局面下，正是勇于挑戰，敢于創新的袁庚“率領第一批創業者在這里邁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

三、訃聞與記憶：強化集體認同與對抗遺忘

美國學者吉奈斯·休姆認為，“訃聞濃縮了人生的精華，通過對逝者的懷念和生命的紀事，它反映了社會價值……系統考察訃聞為我們提供了考察時代價值的有用工具……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時代文化的重要方面和社會公共記憶”[12]26-29。訃聞在進行個體化敘事的同時，不僅能夠與社會現實和時代相勾連，還與兩者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互動，這主要表現在強化集體認同和對抗遺忘這兩個方面。

（一）強化集體認同

卡羅琳·基奇將名人比作一個“文化空間”，名人以其特殊的身份、生平事跡、社會貢獻等為大眾知曉，成為時代的標志性人物，名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了個體的意義，具有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影響。名人讓相隔甚遠的每個人獲得一種奇妙的聯系感，而這種聯系感的基礎，來源于大家都“認識”同一個人以及對這個人的故事的了解。名人作為普通大眾的代表，從個人的自我轉變成了社會的自我，是“被放大了的個人”。受眾通過名人的故事能夠得知，當今社會，作為一個人可以是什么樣子，應該或不應該成為什么樣子。

普通受眾是通過大眾傳媒來認識、了解名人，并與其他人建立一種認知、情感以及文化的聯系感的。在名人逝世時，新聞媒體也是他們悼念名人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名人的死亡不僅代表著個體生命的終結，還是一個特殊的文化時刻。邁克爾·舒德森將一位名人的去世比作“文化閃點”，一個象征性的時刻，能夠激發人們對社會規范、希望和恐懼的反思。所以，死亡可以說是一個名人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得以放大的最后時刻。

首次提出“集體記憶”概念的學者哈布瓦赫認為，一個人的記憶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互動而發生的[13]45。由名人死亡帶來的特定的懷念時刻將不同的人在心理上又再次在同一個時刻聯系到了一起，從而對集體記憶造成影響。

基于名人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新聞媒體在報道名人逝世時，也不僅僅會報道一條簡單的死訊，而是通過一種儀式化的敘事，在媒體和受眾之間構建一個集體悼念空間。在這個集體悼念空間里，訃聞報道的主要內容是人物的生平事跡、社會貢獻等，通過調用這些歷史資源重訪過去。

由此，訃聞對過去的強調使其與記憶研究有了天然的聯系。媒體記憶不僅是歷史的草稿，還扮演著“公共歷史學家”的角色，不斷書寫歷史事件的二稿、三稿，更新、強化、修正乃至“扭曲”了公共記憶的面貌[14]。

人們可以發現，訃聞對角色模范的塑造和對特定時代的展現基本上都采用了重復性的敘事策略，并在一個統一的新聞框架中得到整合與強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在表達悲傷與惋惜的同時，對人物和時代塵封的記憶不斷打開和喚起。人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在過去的歲月中他們與自身在某種環境下的種種聯系，從而激發公眾強烈的懷舊情緒。換句話說，訃聞突出體現了名人的逝去不僅僅是個體的離開，更是一個時代的逝去和一段歷史情境的終結。人們在懷念他們的同時也在懷念過去的價值觀和過去的自己。

由此，新聞媒體更像是一個文化象征機構，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創造一種情感聯系，從而強化代際、社會層面的主流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

（二）對抗遺忘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關于“想象的共同體”的論述中強調，國家是通過紙質媒體的“再現”與敘述體形成共識的，新聞報道是其中的關鍵環節。他認為小說和報刊對全國同一事件、不同地域的新聞進行報道的方式，有利于將空洞的水平時間納入集體的想象空間，達成共識從而形成公眾記憶，并借此強化群體成員的國族凝聚意識[15]。遵循這一理論思路，大多數的媒體記憶研究將關注點放在媒介內容與國家和民族認同上。

哈布瓦赫認為，記憶具有當下性，不同時期的人們可能對同一階段的過去形成不同的想法，對過去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下的利益和需求[13]45。歷史真實是不可復原的，受當下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任何人記憶中的歷史都是被建構過的特定歷史，并不等同于歷史本身。不過，對名人形象的建構，則可以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試圖客觀還原一個立體、真實的人。

訃聞對人物形象的書寫除了塑造角色模范這一常規主題之外，還對人物進行了立體化呈現和客觀還原。角色模范塑造和時代層面的歷史展演仍然局限于大多數受眾熟知的故事框架中，而訃聞對傳奇性人物的立體化呈現、話題性人物的客觀還原和現實旁觀則反其道而行之，報道內容更多通過收集新的采訪素材來展現，這恰恰打破了受眾對這個人物固定的記憶模式，避免了“結構性失憶”的現象，從而達到記憶更新和修正的目的。

而訃聞進行的社會旁觀，將或許在過去處于遺忘邊緣的社會現實問題拉回公眾視野當中。這樣一來，訃聞得以借助這些社會現實問題為當下建立歷史坐標，受眾也能夠在了解過去的同時，對當下進行反思，并獲得對于未來的某種啟示。

四、結語

如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興起使得“記憶”成為一個重要概念，群體意義上的集體記憶缺失非常普遍。在后現代的社會語境下，社會和文化價值觀日益呈現多元化傾向，公眾對于相關傳統的關注逐漸減少，主流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這不利于集體意志的確立。與此同時，新媒體環境下，網絡公民及自媒體的興起沖擊了傳統媒體對記憶建構的壟斷地位。這個過程加速了社會各群體及代際間記憶的分散和遺忘。在這種背景下，訃聞卻如同善于發現的考古工作者，通過挖掘名人事跡和思想性格，修正和整合日常生活中的集體記憶，對抗遺忘并強化集體認同，這對整個社會的記憶工作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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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晏家琦，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國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