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霍：烏克蘭不應走芬蘭的老路

曹然

阿霍。

最近一個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最忙的事情之一，是談判和簽署“安全保障協議”。

2月23日，烏克蘭和丹麥簽署安全保障協議。2月24日，澤連斯基和瑞典國防部長討論了啟動安全保障談判的可能性。3月1日，澤連斯基和荷蘭首相呂特簽署安全保障協議。3月4日，烏克蘭和西班牙的安全保障談判啟動。3月19日，愛沙尼亞和烏克蘭開始起草安全保障協議草案。此外，烏克蘭已和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簽署了安全保障協議，正在和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就安全保障問題展開接觸……

澤連斯基的外交事務顧問佐夫科瓦近日對路透社表示，烏克蘭原本無意“在一周內達成10項安全保障協議”，而是希望“深思熟慮”。但談判加速的背后，是澤連斯基感到“時不我待”：瑞士政府致力于在年內舉行烏克蘭問題國際和平峰會，得到西方主要國家及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響應。為此組建的專家組正在審議澤連斯基的和平方案，以挑出其中能和俄羅斯談判的內容。烏克蘭在戰后的安全保障，正是關鍵議題之一。

歐洲議會官員泰蒂安娜·梅爾尼克去年12月撰文列舉了幾種從歐洲角度看可以討論的安全保障方案，包括芬蘭模式、日韓模式、以色列模式、無核武區模式，以及北約模式。目前烏克蘭簽署的大多數安全保障協議，包括為期十年的軍事援助及培訓計劃，以及在俄烏再次爆發沖突時的“24小時緊急磋商機制”。這被烏克蘭媒體視為無法加入北約背景下可以接受的“準北約方案”。

與這種北約模式相對的，是芬蘭模式。梅爾尼克指出，國際社會從2014年起向烏克蘭強烈推薦“芬蘭化”（Finlandization），認為芬蘭在冷戰時期一邊發展自身軍事實力，一邊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保持中立的做法，是“完美安全模式”。但也有聲音認為，如今連芬蘭自己都放棄中立、加入北約，說明“芬蘭化”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戰略。

芬蘭化是否是“歷史錯誤”？在今天是否依然可行？北約式的安全保障真的是歐洲和平的解決之道嗎？芬蘭加入北約后還能否成為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橋梁國家？就這些問題，《中國新聞周刊》3月27日專訪了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的芬蘭前總理埃斯科·阿霍。

阿霍自1983年到2003年擔任芬蘭國會議員，1991年到1995年擔任芬蘭總理，當時是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帶領芬蘭加入歐盟的總理。他亦是商界領袖，曾任諾基亞副總裁。阿霍還曾任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董事會成員、俄羅斯國家經濟學院顧問等職，在俄羅斯待過多年。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阿霍笑稱自己是“最懂俄羅斯的芬蘭人”。但他坦言，對于俄烏沖突和歐洲和平的未來，他感到非常悲觀。

“芬蘭化”不可接受

中國新聞周刊：自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以來，戰事已經僵持兩年多的時間了。瑞士政府將在今年舉行關于俄烏沖突的國際和平峰會，近期烏克蘭也和約10個國家討論了雙邊安全保障問題。對于安全保障的具體構想，一些人提出“芬蘭化”是可行的選項，也有人認為“芬蘭化”不適用于烏克蘭。還有人認為，芬蘭放棄中立加入北約，意味著“芬蘭化”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戰略。作為芬蘭前領導人，你如何看待這些觀點？今天，“芬蘭化”是否依然是一種可行的安全戰略選擇？

阿霍：首先，我希望俄烏戰爭能盡快結束，和平的機會盡快出現。但當前的局勢非常復雜，我認為目前讓雙方回到談判桌上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還很難估計解決危機的正確時機。

關于“芬蘭化”，我們應當回到歷史情境中去評判芬蘭過往的戰略選擇。在我看來，過去百年歐洲經歷了三個構建安全秩序的階段。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1945年在雅爾塔達成協定，設計了戰后的歐洲安全體系。當時，芬蘭被設計成“蘇聯勢力范圍內的國家”之一。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狀態，所以我們必須和蘇聯達成安全協議。這是冷戰格局的一部分。

1990年，在冷戰結束之際，包括蘇聯在內的歐洲國家及美國、加拿大談判形成了《新歐洲巴黎憲章》。這意味著各方放棄二戰后的歐洲安全體系，為冷戰后歐洲安全體系確定了需要遵循的原則（注：《新歐洲巴黎憲章》提出了“所有國家的安全不可分割”“新獨立國家自由參與安全協議”等新原則，并重申了尊重各國主權、友好解決分歧等原則）。

蘇聯當時尚未解體，戈爾巴喬夫承諾蘇聯會遵循這些原則，此后獨立的俄羅斯也繼續承諾遵守這些原則。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和俄羅斯共同解決各自的關切和分歧。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00年代初，這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直到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我們進入第三個階段。

我認為，在當前的現實之下，只有一條路可以讓歐洲重新回到和平，那就是重振1990年《新歐洲巴黎憲章》。各方必須重新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回到談判桌上解決分歧。而重提“芬蘭化”，其實是“懷舊”地認為，我們可以以某種方式回到《雅爾塔協定》設計的安全體系。至少在芬蘭，我們不可能再接受這種安排。

中國新聞周刊：你和俄羅斯領導層的很多人交談過，你覺得俄羅斯和歐洲可以在理性層面討論歐洲安全問題嗎？在當前的沖突結束后，你覺得歐洲還能重新和俄羅斯討論《新歐洲巴黎憲章》的原則問題嗎？

阿霍：今天的俄羅斯和上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已有很大的不同。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是與俄羅斯接觸最多的芬蘭人之一，我在俄羅斯待過很長時間。也正因此，對于2022年發生的一切，我比其他芬蘭人更加失望。

蘇聯解體后，歐洲提出了一個觀點：俄羅斯不能被孤立，我們也不能讓俄羅斯被孤立。之后的30年，這是我們奉行的對俄政策主旨。但現在這失敗了。

我不確定西方國家當前孤立俄羅斯的嘗試，在長遠來看是否有效。從商業角度，很多人都在說：一旦戰爭結束，（俄羅斯和歐洲）一切都會恢復如常。但我認為這需要時間。國際企業大多已經離開了俄羅斯，它們需要作出新的決策才會重返市場。俄羅斯和西方世界長期共同發展的機會已經被破壞了。對于未來，我并不感到樂觀。

關于俄羅斯領導層，我認真閱讀過葉戈爾·蓋達爾（俄羅斯前代總理）的專著《帝國的崩潰：對現代俄羅斯的教訓》，還是這本書芬蘭語版的翻譯，并寫了序言。在我看來，蓋達爾詳細預測了俄羅斯的未來。他談到了后帝國時代的“懷舊”風險，以及人們會按照這種“懷舊”的模式行事。如蓋達爾所言，這“不僅對俄羅斯來說是危險的，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來說也是危險的”。

2月16日，德國柏林，德國總理朔爾茨（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新聞發布會。當日，澤連斯基與德國簽署了一項“安全保障協議”。圖/視覺中國

4月4日，比利時布魯塞爾，在北約總部舉行的北約外長會議上，芬蘭外交部長佩卡·哈維斯托（左）向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右）遞交了芬蘭的加入文件。芬蘭于當日加入了北約。圖/視覺中國

“尊重規則是接觸的前提”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說，芬蘭是否加入北約，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而是關乎芬蘭的長期戰略。那么，加入北約，是否意味著芬蘭的長期外交和安全戰略完全改變了？

阿霍：不是加入北約這件事本身改變了芬蘭的戰略。讓我們回顧之前提到的歐洲安全三階段。1944年蘇芬戰爭結束時，我們就希望更加融入西歐。問題在于，雅爾塔會議的設計影響了我們的戰略，限制了我們和其他歐洲伙伴深化政治及軍事合作。

當冷戰結束、《新歐洲巴黎憲章》達成，我們迅速、完全展開了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成為了“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歐洲（在各方面）是一體的，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當時我們沒有看到加入北約、得到安全承諾的必要性。芬蘭一直有良好的國防，我們對此有很大的投入。而且如果俄羅斯按照歐洲公認的規則行事，我們沒有理由改變現狀。

這是我的觀點，也是芬蘭社會一致的觀點。到2022年2月之前，只有25％的芬蘭民眾認為我們需要加入北約，但在戰爭開始后，70％到80％的民眾都認為我們必須加入北約。我們不想“懷舊”，我們必須準備好一切手段以保護自己。

就芬蘭和瑞典而言，加入北約是我們當前的安全安排的一部分，目的是保證我們在目前這個歷史階段的安全。換句話說，當《新歐洲巴黎憲章》在90年代及00年代初執行得很好時，我們不需要這個安全選項。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芬蘭、瑞典或其他北歐國家，在加入北約之后，依然希望成為西方世界和所謂“敵對國家”之間的橋梁嗎？

阿霍：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和過去不同。冷戰時期，芬蘭希望成為（蘇聯和歐洲之間的）中立國。蘇聯沒有完全接受這一點，但當時我們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溝通東西之間，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同雙方相處的問題，這符合芬蘭的國家利益。這種溝通也符合蘇聯及西方的利益，芬蘭在其中完成了很好的“中間人”工作。

至于未來我們是否繼續成為橋梁，要取決于具體情況。如果你想置身于所有規則之外，那誰能和你談判？尊重規則是接觸的前提。就像一場足球比賽，兩隊是相互爭斗的對手，但他們遵守共同的規則。當裁判說“你違反了規則，你要受到懲罰”時，他們會尊重懲罰結果，即使他們對判罰有不同意見。

尊重規則的存在，就是尊重自己。這是我們在全球競爭中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只要我們能尊重共同的規則，我們就能共存。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中國和歐洲及俄羅斯都保持著良好關系。中歐是否可以共同努力，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問題的解決？

阿霍：我理解中國試圖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保持平衡。我認為，中國在促進和平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和平的時機在何時出現。我也希望中國向俄羅斯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請迅速回歸“規則”。在我看來，俄羅斯人內心明白歐洲說的“規則”是什么。我希望我們能回到可以對話接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