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和美鄉村建設的若干實踐問題

李小云 鄭添祿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83)

中國四十多年來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驅動的現代化一方面將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改造成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大國。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4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12720.2美元,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增長到2022年的64%(1)數據來源:世界銀行,https://data.worldbank.org。。但另一方面,偏傾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也造成了城鄉發展相對差距的擴大。鄉村在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方面與城市的差距,特別是對鄉村投入不足、產業單一、效益低下、鄉村人口稀疏化等所導致的鄉村衰落日漸成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這一短板涉及到了國家糧食安全、生態環境保護、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等一系列事關當下社會政治穩定和中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很顯然,推動鄉村發展具有戰略的緊迫性。但同時,推動鄉村發展不能孤立獨行,需要在國家現代化的戰略中統籌布局。這正是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背景。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同時明確了鄉村振興的五大目標。這標志著鄉村振興行動的開端。一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需要在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的大語境下展開,鄉村的振興仍需要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外力驅動;另一方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僅在于增加對農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從戰略、體制和機制上為鄉村發展注入內生的動力。[2]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標中的產業興旺、治理有效以及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政策含義正在于此。

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其中政策的重點是聚焦鄉村地區的發展。而在實踐上則需要落在鄉村社會經濟空間的村落上。由此衍生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以及鄉村中具有生產和社會功能的村莊建設關系問題,中央就此有著清晰的戰略布局。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大力實施鄉村建設的意見,并系統提出了推進鄉村建設的八個方面的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了“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3]這為鄉村建設提出了更為明確的目標。到21世紀中葉,中國將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美麗鄉村將成為現代化強國的標志,美麗中國的底色,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意義重大。[4]

推進鄉村建設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觀戰略和政策問題,需要全面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在實踐中瞄準鄉村振興的五大目標。同時,鄉村建設又涉及到村莊的發展建設規劃、農民生活和收入水平提升、農耕文化傳承、生態環境保護等一系列的微觀實踐問題。如何將這一系列的微觀實踐問題與宏觀戰略政策協調成為一個完整有序的體系是當前鄉村建設工作的重點,也是難點。本文將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語境出發,結合筆者在全國各地從事鄉村建設實踐的經驗與體會,就如何有序推進和美鄉村建設,如何展開鄉村規劃和鄉村運營,特別是在和美鄉村建設中如何確保農民的主體性等問題展開討論。

一、城鄉現代化的“偶聯效應”:和美鄉村建設的動力機制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1]這一表述是基于對現代化進程基本規律和中國發展的特殊條件客觀和科學的認識。如果從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兩個指標來衡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水平,就全世界發展的經驗而言,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直接相關。[5]如表1所示,凡是人均GDP水平高,城鎮化率高的國家,農業的土地和勞動生產率也高。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其人均GDP和城鎮化率分別為70219美元和82.87%,同時其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也達到8268千克/公頃,勞均農業增加值高達10萬美元左右。而對于印度和坦桑尼亞等發展中國家而言,人均GDP低、城鎮化率低的同時,單位面積糧食產量和勞均農業增加值也普遍偏低。印度2021年的人均GDP為2238美元,城鎮化率為35.39%,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為3479千克/公頃;2019年的勞均農業增加值為2076美元。(見表1)

表1 各國經濟發展、城鎮化與農業農村發展水平比較

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不僅僅表現在不同國別之間的差異,同樣體現在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一個國家的內部。當然,一個國家內部發展的差異并不像國別之間那樣明顯,但仍能反映出兩者之間的聯系。表2數據顯示,位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浙江和江蘇兩省的人均GDP、城鎮化率、勞均農業增加值以及農民收入都顯著高于其他省份,其中浙江省2021年人均GDP達113839元,城鎮化率為72.66%,勞均農業增加值超過10萬元并且農民收入達到35247元。位于中部地區的河北省,其人均GDP、勞均農業增加值和農民收入僅為浙江省的一半左右,二者城鎮化率相差約10%,而位于西部地區的甘肅省則更低。筆者將城鄉發展之間的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稱之為“偶聯效應”,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城鄉發展對于現代化的路徑依賴。這也是傳統現代化進程的一般性規律。強調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會脫離這一路徑。(見表2)

表2 中國不同地區若干省經濟發展、城鎮化率和農業農村發展的關系(2021年)

與此同時,沿循傳統現代化路徑并非完全復制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兩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盵6]根據伊薩貝拉的研究,[7]英國在1700年到1850年之間發生了系統的農業革命,期間農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力持續增長。農業GDP在全國總的GDP中的比重由1700年的43%下降到了1850年的10%,農業人口只剩下了25%。經濟結構很類似于中國當下的水平。但是在整整150年的時間里,農民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得到增長。19世紀中葉以后,英國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紡織業、鐵路和公路等基礎設施對于勞動力需求劇增,農民的收入才開始增長。不僅如此,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底層群體人均壽命沒有明顯改善,上層群體和下層群體人均壽命差異長期維持在十歲左右,出現了較為長期的財富增長伴隨貧民數量增長的不平等局面。這就是所謂的“串聯式”發展以及收入和福利差距的社會代價。無論從社會的承受度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使命都不允許中國的現代化按照這一路徑展開。農業的發展不可能等到完全工業化和城鎮化以后再現代化,農民的收入不可能在一百多年里保持不變。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并聯式”的發展。

在一個高度壓縮的時空中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一方面需要實現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將遵循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基本經驗,但同時需要探索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同步現代化的道路,即城鄉融合發展的發展路徑。[8]這一路徑的核心是力圖避免西方現代化曾經出現的農民收入長期停滯不前,進入城市的農民貧民化和鄉村的過度稀疏化的弊端。這也是當下和未來推動鄉村振興工作和有序推進鄉村建設工作的核心。中國從21世紀初開端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行動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和美鄉村建設行動正是從政治、經濟、社會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布局之一。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的概念包含了城鄉融合多維度的要素,為鄉村的建設注入了時代的內涵。因此,不能將和美鄉村建設行動簡單地理解為投入資金建設村莊,而應全面理解黨中央這一基于城鄉融合的戰略考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推進和美鄉村建設應該首先著眼兩大方面的問題。

第一,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不能就鄉村談鄉村,需要跳出鄉村抓鄉村。[4]跳出鄉村抓鄉村的核心在于堅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鄉村振興首先需要縮小城鄉的差距。城鄉差距主要表現在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方面。[9]縮小并最終消除這一差距不可能完全靠鄉村自身的發展。因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已經逐漸轉移到了城市。因此,僅依靠鄉村現有的經濟和社會能力無法驅動鄉村的振興,鄉村振興需要城市的動能。

城市動能驅動鄉村振興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機制之一。帶動城市動能不是孤立地將城市的產業或者財富轉移到鄉村,而需要在繼續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通過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而實現。[8]從中國當下經濟社會的結構而言,積極推進城鎮化依然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條件。2022年,中國農業GDP占總GDP的比重約為7.3%,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依然高達24.08%(2)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作者根據第一產業相關數值計算得出。。從現代化的角度講二者比例的不協調直接導致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結構性問題。美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高達8.97萬美元,日本也為2.27萬美元,而中國目前僅為0.52萬美元。[11]推動鄉村振興,重視農業發展并非旨在保留或增加農業人口,相反,按照城鄉融合發展的思路,推動鄉村振興仍需要推動農業人口比值的下降,從而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發展規模經營,推動農業現代化提供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模式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F代工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聚集,造成了鄉村人口向這些地區的聚集。截止2021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1億(3)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其中超過三成的人口居住在35個大中城市(4)數據來源:作者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22》數據計算而來。。2021年中國GDP排名前35的城市生產了中國約45%GDP(5)數據來源:作者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22》數據計算而來。。與此同時,中國1472個縣的縣城和394個縣級市城區的人口只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0%。[12]并且,多數縣城除了在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的質量方面與大中城市存在差距以外,在基礎設施和交通等方面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具有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巨大潛力。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各地要根據自身的實際積極推動縣域經濟的發展,培育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穩定擴大縣城就業崗位。推動縣域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條件,發展“一縣一業”,三產融合,發展勞動密集產業,承接發達地區加工工業的產業轉移,從而為吸納本地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提供條件。

第二,推動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和建設鄉村的外部條件,而推進鄉村振興和建設和美鄉村依然離不開鄉村內部的動力驅動。[13]鄉村發展內生動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人才問題。城鄉轉型導致鄉村人力資源的流失,繼而造成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核心要素的缺失。當下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后,缺乏有吸引力的產業和就業等是導致人力資源流失的重要原因。[14]這也是中央推動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的核心所在。通過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不是建設可以看的景觀,而是立足于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不僅包含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等,還包括了文化和生態環境,更重要的是發育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與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為鄉村注入吸引人才留在鄉村的機制,發育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其次是鄉村經濟的發展。鄉村長期以來都是生產糧食的單一經濟空間,糧食生產比較利益低,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但是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鄉村的相對價值正在發生變化,鄉村的經濟空間正在放大。品牌農業、三產融合、一村一品、鄉村康養和鄉村旅游等都正在改變鄉村的經濟結構。據統計,2019年,我國鄉村休閑旅游業接待游客33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500億元(6)數據來源:新華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243728056071605&wfr=spider&for=pc。。鄉村價值的多元化正在推動鄉村經濟空間的擴展,為鄉村注入新的發展動能。鄉村經濟空間的擴展與城市動能密切相關,構成了鄉村振興新的內生動力,這也是新的歷史階段,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最后,鄉村的市場主體問題。以戶為主體的家庭經營是鄉村經濟的主要特點。但是分散的農戶無法面對市場的要求。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社是過去幾十年不斷發展出的以農民為主導的市場主體。但是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很多這樣的合作社都成為了“僵尸社”。據統計,截止2023年9月底,全國共有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222萬個(7)數據來源:光明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513239324344045&wfr=spider&for=pc。,但是“空殼社”的現象普遍存在,占比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部分地區甚至達到60%以上。[15]近年來,浙江和云南等地出現的“鄉村CEO”正在為解決鄉村經營人才缺乏問題展開探索。

二、鄉村建設如何實現宜居宜業和美

鄉村振興的一系列行動是國家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戰略和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鄉村振興在很多方面都體現在宏觀政策上,如推進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完善鄉村基礎設施等;與此同時,鄉村振興行動又需要落實在鄉村建設的場域中。也就說鄉村振興的行動很大程度上要在村落中展開。因此,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就會涉及到一系列具體的村莊建設的實踐問題。

第一,如前所述,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孤立地建設鄉村,而需要統籌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振興不是把鄉村做大,而是要把鄉村做強。做強鄉村需要城鎮和鄉村兩頭抓。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則是在縣一級推進鄉村振興工作的基礎。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鄉村人口向縣城城區及相應地區的逐漸轉移。二是布局與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從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這都需要地方政府對本地區土地空間、水資源、生態環境、人口變動、經濟發展和就業等展開研究,按照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時間跨度,從產業、就業、教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方面進行統籌規劃。由于大多數縣域以農為主的特點,因此,這些地區的發展規劃既是縣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也是鄉村振興的戰略規劃。推動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雖然會導致鄉村人口和村莊數量的減少,但這會為做強鄉村創造客觀條件。同時,縣域經濟的發展會增強縣域經濟實力,從而為增加對鄉村的投入提供物質和資金基礎。

第二,城鄉聯動的鄉村發展最大的特點是兩者在空間、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性。因此不能將鄉村振興和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簡單理解為建設所有的村莊。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城鄉關系仍然會繼續發生變化。在此語境下這一變化的主要特點是鄉村數量將會繼續減少。根據《城鄉建設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中國的鄉村數量從1990年的378萬個減少到了2021年的263萬個。很多地方缺乏系統的城鄉融合發展規劃,對于區域內人口和村莊動態變化缺乏研究,沒有準確把握中央提出的“有序推進鄉村建設”的政策含義,為完成鄉村振興與鄉村建設的任務,盲目提出建設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美麗鄉村。這樣的盲目建設一方面極容易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會對有效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產生負面影響。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首要的工作不是投入資源大拆大建,而是應該按照浙江“千萬工程”的經驗,聚焦鄉村人居環境整治,發展新產業等方面,通過示范引領,一年接著一年干,有序推進。

第三,和美鄉村建設規劃不僅僅是聘請專家繪制“美麗鄉村圖畫”,更重要的是在縣域一級統籌布局,對村莊進行科學分類。按照長遠經濟發展、人口變化和經濟能力明確哪些村莊會消失,哪些村莊會存留下來。這一工作涉及到復雜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等方面的調查和分析,需要聘用專業人員展開系統的工作,這是和美鄉村建設規劃的重要內容。一般來說,很多人口流出比例大,交通不便,投入社會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低,生態環境脆弱的村莊不宜投入過多資金進行建設。對于這類村莊一是需要推進鄉村人居環境改造,完善居留人口的社會保障,確保居留人口的收入穩定;二是要通過完善戶籍和土地制度等方式逐漸引導存留人口向有條件的村莊和縣域城鎮轉移。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過程不能搞動員和強制,要尊重農民的愿望,嚴禁為了政績隨意撤并村莊搞“運動式大村建設”,也不能通過房地產強制農民上樓。有很多的村莊具備交通條件優越、產業發展潛力大以及農耕和民族文化特色明顯等優勢。對于這樣的村莊應重點作為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的先導示范,從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文化傳承等方面統籌規劃,根據財力條件逐漸有序推進建設。對于這類村莊的規劃建設不能搞大拆大建,不能簡單動員干部回鄉搞“畫圖式的規劃”,而應該遵循村落現有的布局,動員農民參與規劃,充分挖掘“鄉土知識”。在具體建設中實行“微改造,精提升”,保留鄉村自然和農耕特色,實現鄉村建設的和美目標。

第四,和美鄉村建設,除了宜居,更為重要的是宜業。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不能把和美鄉村建設僅僅看成是在村里搞基礎設施建設,更不能在村莊里盲目建設各種盆景,而應該聚焦鄉村產業的發展。鄉村產業興旺的首要任務仍然是糧食生產,這是鄉村基本的功能。[16]在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語境下,鄉村發展糧食生產應加大新技術投入,聚焦大幅度提高土地和勞動生產率。在云南省鎮康縣幫東村,筆者團隊與村集體將分散在不同農戶的100多畝水稻田進行流轉,通過引入全過程機械化、智能農業技術和優質品種,打造出了優質高效的現代化水稻合作家庭農場。鄉村產業發展的第二個方面是發展農產品加工。鄉村不僅僅是農產品原材料的生產地,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鄉村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的優勢越來越大。幫東村在村里建設了現代化的稻米加工廠,打造出了高品質的“幫東農米”,實現了從生產到加工和銷售的一體化,每斤大米賣到了二十元。除了推動工業化農產品加工以外,還要重視發展鄉村“一村一品”“一戶一品”的特色農產品加工。第三個方面是推動休閑旅游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隨著城鄉關系的變化,鄉村功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這一格局催生了鄉村新產業的發展。鄉村旅游和休閑正在成為這一新產業體系中的一大亮點。鄉村旅游產業可以帶動一產和二產發展,促進三產融合,極大地提升鄉村的價值。筆者團隊駐點幫扶的云南省勐臘縣河邊村通過發展“瑤族媽媽的客房”,催生出集休閑、康養和兒童自然教育等項目為一體的新產業,農民人均收入從2015年的不到四千元增長到了2022年一萬五千多元。新產業還帶動了手工刺繡、雨林蜂蜜、釀酒和冬季蔬菜等產業的發展。

三、農民的主體性:和美鄉村建設的中心問題

縮小城鄉之間在人居環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效益等方面的差距是城鄉融合發展和推動鄉村振興的主要內容。長期以來,為了支持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鄉村的發展一直滯后于城市發展,農業和農村發展外部驅動不足,內生動力缺乏。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在于有效地撬動外部動力,催生鄉村內生動力。從這個角度講,鄉村發展離不開外部的投入。自從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中央財政對于“三農”的投入逐年增加。財政部數據顯示,2016—2019年,全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累計安排農業農村相關支出6.07萬億元,年均增長8.8%,高于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平均增幅(8)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012/t20201228_3637312.htm。。

然而和美鄉村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外部政策和資金的投入,補上鄉村在各個方面的短板。同時也需要在不斷推進建設的進程中發育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核心是農民的主體性,主要體現在鄉村的組織機制、人才以及能帶給農民增收的產業等方面。其中內生經濟動能是培育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17]。這一論述闡明了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的核心內涵,為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指明了方向。雖然從城鄉融合和撬動城市動能進入鄉村的角度講,鄉村不再僅僅是農民的生活和生產空間,也是城市人口的休閑活動甚至投資興業的空間,但是這不能脫離“宜居”主要是農民的居,“宜業”主要是農民的業的鄉村振興之本。筆者在某地調研一個特色農業產業項目時發現,該項目是一個農業企業從農民手中流轉100多畝土地用于發展特色農產品,每畝產值達10多萬,一畝土地每年需支付農民土地租金3000元,交村集體每畝2000元,農民在企業打工每天工資200元。這樣的做法看起來發展了產業,集體和農民都有可觀的收入。但是,鄉村缺乏人才、管理能力和農民自己的市場主體等涉及到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從短期的角度看,和美鄉村建設的確需要外部持續的政策、資金和技術支持,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可持續推進和美鄉村建設的主要挑戰則在于能否發育出以農民為中心推進鄉村建設的機制。

第一,農民是鄉村的“靈魂”,強化和完善農民為中心的組織機制是確保鄉村振興不偏離方向的體制基礎。這一機制首先是村的黨組織,這是推行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基礎;其次是村民委員會,管理鄉村的各種事物;再次是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負責鄉村集體資源的管理;最后是鄉村的市場主體,如各種專業合作社或者村集體和農戶合作的其他類型的市場經營主體。這四個方面構成了以農民為中心的政治、行政、資產管理與經營“四位一體”的鄉村治理與發展組織體系。目前在鄉村普遍推行的村支書兼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村合作經濟組織和市場主體的理事長的形式從政治和制度設置上確保了鄉村事務以農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

目前,全國鄉村地區圍繞著“村兩委”的組織和能力建設工作已相當完善,鄉村治理成效明顯,但是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特別是鄉村自己的市場主體的功能仍然是短板。[18]推進鄉村振興和建設和美鄉村不能只注重治理,忽視發展。很多地區的鄉村農民反映村干部主要忙于召集開會、部署低保、統計各種數據等,很少關注村莊如何發展以及如何經營。筆者在云南工作的三十多個鄉村中,村里幾乎沒有集體組織的經營活動。有合作社的村莊,合作社基本都是只有名稱,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經營。村民委員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行政和資產管理的主體,但不是市場主體。[19]鄉村一直都是以農戶的生產和經營為主,隨著鄉村價值的多元化,鄉村的市場價值不斷提升,村集體和農戶的各類資產的市場價值不斷凸顯。如集體棄用的學校、集體林地、建設用地以及農戶的閑置房產等。這些資產與鄉村資源共同構成了鄉村發展新的資源。將這些資產和資源盤活形成新的業態正在為很多村莊的鄉村經營注入新的動能。而經營這些業態則需要基于市場的市場主體。同時這一市場主體又必須是以農民為中心的,否則會導致農民利益流失。筆者在云南各地三十多個村莊推動注冊建立了各種類型的集體經營類的公司或合作社,由村支書兼任董事長,完善治理結構,與村合作經濟組織即村民委員簽署資產經營協議,然后招聘鄉村CEO負責公司或合作社的經營。

第二,建設和美鄉村不能政府建,農民看。農民不僅需要通過上述的組織機制成為鄉村事務和經營決策的主體,同時也應該是和美村建設的主體。中央要求鄉村建設過程實施“以工代賑”,這是確?！稗r民的鄉村農民建”的政策保障。但是很多地方出于審計和農民出工記賬繁瑣,不同技能農民勞務差異以及動員農民復雜等因素,依然招聘工程隊進村施工,造成工程“政府建,農民看”的現象。農民難成為建設主體不僅僅表現在施工建設工作中,農民被排除在鄉村建設的規劃外也是普遍的現象。[20]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的和美鄉村建設實行了專家、干部和村民三位一體的規劃建設模式。很多村民長期在外打工都是熟練的建設工,他們不僅了解鄉村,還具有從修路到建房的熟練技能,是鄉村建設的“新工匠”。大苗寨的景觀村道,各種新業態的建筑都是在這些農民的直接參與下打造出來的。他們的建設成果被稱為“中國最美的鄉村咖啡店”和“中國最美的鄉村廁所”。

第三,和美鄉村建設不僅僅是工程的建設工作,而且是建設基礎設施,完善公共服務,強化鄉村治理,發展產業的綜合工程。發展產業關鍵在于發展農民自主經營的產業,推動農民就業結構的改變,提高農民收入,培養“新農民”。如上所述,很多地方把發展起來的產業一租了之,集體和農戶收取一些租金和打工的收入,農民得不到培養,更無法成為鄉村經營的主體。農民精于一畝三分地的種植業,但沒有能力面對市場,從事新的業態。因此,只有通過系統的培訓和實踐,農民才能逐漸成為“新農民”。很多地方,利用政府的資金在村里建設了很多新的業態,一旦開業,農民不會經營,轉手承包給外面的市場主體,一旦進入這個過程即會產生嚴重的對于外部能力的路徑依賴。確保農民作為經營主體需要從一開始將農民納入自主經營的軌道,通過收入預期激勵和培訓強化農民在業信心。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一對夫妻用自己家的閑置房產與集體合作投資盤活成為大苗寨的高端餐廳。一開始他們不同意,中間好幾次要退出。通過專業團隊三個月的培訓,他們家庭經營的餐廳成為了大苗寨的“高端會客廳”,夫妻兩人年收入十多萬元,妻子成為了大苗寨餐飲服務的主管CEO。農民的經營主體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村資源和資產的盤活經營由代表村民利益的村里的市場主體主導,如村集體經營實體加鄉村CEO的模式;第二個是具體的各種業態則是通過培養農民自主經營能力,實行統一管理,農戶分散經營。

第四,農民的主體性除了上述三個方面以外,還主要體現在受益的主體性方面。確保農民成為鄉村經營的受益主體除了鞏固農民的決策主體性之外,還需要制定適合產業發展,能激勵各方利益的利益聯結機制。利益聯結機制是內生鄉村經濟發展動力的基礎,是各方主體保障利益、維持長效合作的前提。[21]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為了穩固脫貧攻堅的成果,政府繼續投入資金打造大苗寨的新業態。大苗寨利益聯結的基本做法是,將政府的投入(除了基礎設施以外,形成經營業態的投入)量化為村集體資產。村集體用這部分資產與農戶的閑置資產,如空置住宅,合作建設民宿和餐廳等業態,村集體和農戶協商確定收益分配比例。屬于村集體部分的收入每年按戶分紅。2022年,大苗寨全村每戶獲得分紅1000元。以資產入股參與經營的農戶可以同時獲得資產收入和全村分紅,既有資產投入又直接參與經營的則可以獲得工資、資產和分紅三個方面的收入。農民作為受益主體的機制不僅僅意味著農戶個體的受益,還應著眼村集體收入的提升。隨著和美鄉村建設的推進,更多的農戶和外部市場主體都會逐漸投入新的業態,村莊的維護需要資金的支持。因此,壯大集體經濟是建設和美鄉村的主要內容。為此,也需要制定相應的制度。筆者的團隊在云南等地推行移動支付的“一碼支付,及時分帳”作為提升集體收入的基礎性制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論什么市場主體,只要在村里經營都需要按照業態不同向集體繳納營收3—5%不等的村莊管理費。在村里經營的各個主體使用一個支付二維碼,取得收入以后,設定好的支付程序在后臺能夠自動實現按比例分賬。這一技術機制既保證了各個市場主體,特別是農戶及時得到收入,又避免了事后算帳導致的拖欠和糾紛。經營鄉村的利益留村涉及到各方的利益,不能僅僅依靠口頭或書面協議等鄉村常規的合約方式,還必須要具備相應的制度和管理工具。

四、結語

鄉村振興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舉措。與以往任何時候抓“三農”工作不同是,當下推進鄉村振興已不再僅僅把鄉村看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大后方”,而是把鄉村看作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洼地”和“短板”。在一個高度壓縮的時空中補齊這個“短板”,填平這個“洼地”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最為顯著的特點。

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出發,鄉村振興不可能在鄉村孤立地實現。從全球的發展經驗看,城鄉均衡發展是世界各國由不發達向發達跨越的共同路徑。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一方面需要挖掘鄉村發展潛力,促進農民在村就業,另一方面仍需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工業化和城鎮化不僅僅在于吸納剩余勞動力,還在于提高財政資源投入和壯大城市到鄉村的消費動能。因此,鄉村振興必須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偶聯”機制推動下逐步實現。而推進城鎮化需要著眼發展潛力大的縣域城鎮。通過推動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推進縣城振興,從而為鄉村振興提高新的動能。

鄉村建設不是簡單地建設村莊,而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行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22]強調“要瞄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的目標,組織實施好鄉村建設行動”,[22]“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23]強調“要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備的全面提升”,[22]“鄉村建設要注重保護傳統村落和鄉村特色風貌”,[17]強調“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24]反復提醒“不要頭腦發熱,不顧農民意愿,強行撤并村莊,趕農民上樓”。[25]習近平總書記這些重要論述系統闡明了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關系,指明了鄉村建設要實現宜居宜業和美的目標。和美鄉村建設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改善人居環境,發展產業,保護生態環境和農耕文明,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系統推進。

和美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從規劃到實施要堅持以農民為中心的原則。在新的語境下,推進和美鄉村建設要堅持建設與經營并舉。以經營鄉村推進和美鄉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在推動和美鄉村的建設與經營中保證農民主體性,需要從以農民為中心的決策機制、建設機制、經營機制和受益機制方面統籌安排。強化鄉村黨的領導、鄉村事務管理、鄉村資產管理和鄉村經營“四位一體”的鄉村治理和發展機制;推動農民參與規劃和以工代賑為基礎的建設機制;農民為中心的市場主體加鄉村CEO的經營機制;制定鄉村經營中各方利益的鏈接與分配機制等實踐是落實和美鄉村建設的實踐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