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與全球文化新秩序：文化共同體的構建與探究

何洋 麻爭旗 何丹寧

【內容提要】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文化格局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世界文化呈現出更加復雜多樣的新形態。東西方文化觀的差異化重塑了新東方主義，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從共同文化到超文化空間共同體的實踐轉向，精準回應了文化具有跨越國界的普遍適應性。在不脫離本民族歷史、文化和時代發展的語境下，謀求全球文明共識，構筑超文化空間的共同體理念，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中國應通過構建具有競爭力的文化價值體系，增強中華文化的世界傳播力、影響力，開創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新格局。

【關鍵詞】全球秩序 文化共同體 超文化空間 國際傳播

近日，網絡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火爆“出圈”。該劇擬人化講述了中華文物復蘇后，逃離大英博物館回國的故事。此劇一播，“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也成為廣大網民共同的心聲。短劇通過流落文物渴望返鄉的故事，將中華文化精神注入其中，以真摯的情感鏈接受眾內心，讓他們對流失文物歸家的訴求變成對共有精神家園的找尋?！皩ぢ贰薄皻w根”等文化議題的討論契合了千百年來人們對故土的眷戀，也符合現代社會中文化身份模糊的群體，通過追求精神家園，滿足對超越民族和國家共同體的想象。文化是文明的載體，是國家社會成長的重要力量。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文明間相互通約的實踐。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文化活動實現了信息和網絡層面的拓寬。當前，世界正處在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再到有選擇的全球化的進程中，①文化秩序也呈現出動態求變的發展新面向。

一、 形成背景：文明沖突、文明互鑒到文明共存

世界秩序是主導文明內部秩序的投射。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觀主要有霸權秩序論、均勢秩序論、世界體系論、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這些論斷都是基于“人性本惡”的假設提出的沖突秩序觀。②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的和諧秩序觀則體現出多行為主體共存、人性向善的理念，為當前國際秩序或全球政治格局的演變提供了文化視角的新思考。

（一）文明的沖突：從文明優越到文明對抗，從西方中心到多元并存

事實上，人們反對的并非全球化的客觀趨勢和自然歷史進程，而是全球化帶來的懸殊和差異。不均衡的文化分布主要是西方構建的文化領導權對非西方國家文化意識形態滲透的結果。③盡管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世界基本的組成單位是遍布全球的各大文明體系。但沖突的論調還是不自覺地加深了不同文化背景成員國間的敵意?！盁o序文明間的沖突總是發生在文明斷層”，④其中最極端形式就是引發一系列戰爭，如幾個世紀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沖突，東正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沖突等。盡管該論述建立了以文明為基礎的全球性多文明體系，但放置在當今語境下，尤其在闡述局部熱戰成因時，仍顯得蒼白無力。于是，代理人戰爭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它延展了“沖突的文明”，對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作出了更為充分的回應。然而，不論舊有的沖突形態還是新型的對抗關系，都會阻礙文化交融，不利于彼此的和諧共生。

（二）思維的重塑：從文化異質到文化共識，從文明互鑒到文明共存

在西方對東方文化研究中，學者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最能反映帝國主義和殖民統治的政治意圖，其所塑造的東方文化更是突出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東方主義將知識看作承載意識形態生產的工具，通過分析西方對東方文化偏見的描摹，強調了西方如何通過知識觀的建構實現對東方“合法化”的控制。在迪士尼的《花木蘭》和派拉蒙的《功夫熊貓》等好萊塢大片中，由中國元素和西方敘事結合而引發的爭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東方文化存在被西方“異化”的事實?？梢哉f，東方主義是西方把自己的想象乃至偏見中的東方文化強行加諸于現實之上的結果。近年來，隨著后發現代化國家血脈覺醒和民族自覺的激活，創設出了“新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借助藝術創作滿足西方期待的同時，重建了中國視野下的世界觀與自我。正如學者費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哲學觀，是從全球化的視角關照了多元文化互動和文明共存的美好展望。這種大同世界的構想超越了冷戰思維下意識形態的對抗，為全球性大社會的文化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 內涵解析：秩序重建、生態空間與認知格局

自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化格局完成了兩次歷史性大調整：從東方到歐洲，從歐洲到美國。⑤直到今天，圍繞著意識形態、發展道路、民族精神、國家形象等文化話語權的爭奪仍在持續。⑥回溯過去，不難發現文化格局的演變相對緩慢，且不由單一因素主導。面對新一輪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構，尤其在更為復雜的內外部因素影響下，由國際力量對比形成的政治格局無法撼動文化對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的塑造。當然，新秩序不是重拾20世紀60年代不結盟運動精神，簡單形成一套全球南方視域下文化傳播的敘事理論體系，以此推進文化思想的全球自由流動；更不是仿照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麥克布萊德報告》，構建出新的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來解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文化領域傳播失衡的問題。傳統上，國際傳播通常被視為東西方意識形態競爭的產物，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則被認定是南北問題，即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等造成的不對稱信息流通。⑦但是文化問題既不能直接從意識形態的差異劃分，也無法僅憑國家的發達程度衡量。盡管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文明終究是文化實體，一個文明內部可能會存在多個不同的政治實體。這種雜糅的實體不是現代化全球擴張導致的，也不是第一世界國家利用媒介手段摧毀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文化帝國主義；不是湯姆林森提及的“全球化的后現代性”秩序，⑧也不是阿爾君·阿帕杜萊針對現代國家民族性的消散提出的“復雜秩序的疊加”。

“全球化是建立在想象之上，呈現出流離與散裂面貌的。同質化是幻覺，而差異化始終存在?！雹嵋簿褪钦f，全球文化新秩序是在想象的全球化中形成一種無秩序的且具有將異質文化無限疊加進超大空間的文化自主性。盡管阿帕杜萊認為世界文化體系尚未確立，但或許體系的不明確性就是新秩序的表征。既然無秩序，就不存在“分體”，也不需要在文化領域打破思邁斯提出的依附關系，更不用陷入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對立，或以中心主義審視文化的二元對立。這種既承認個體差異，又在共識中找尋文化定位的自覺行為正是新秩序的生動體現。⑩ 當然，不能將文化新秩序簡單地放進現代性框架中解讀，否則就解構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觀念，而傳統的單一民族文化觀也不能完全指導現實世界的發展?？梢哉f，由文化秩序派生出的文化解釋學既不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也不是文化民族主義的，而是超越二者之上形成的文化間相互作用的產物。這種通過文化內在的流動彌合文化斷層的行為，標志著全球文明新形態的形成。

三、 實踐轉向：從共同文化到文化共同體的建構

文化概念的演變經歷了感知上的文化間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11但這些都是建立在突破狹小空間或者單一觀念上的。人們站在同一框架下是無法享受到并存、同步或亦彼亦此的超文化情態的。12盡管文化的靈魂是民族化、種族性的，但文化中所蘊含的價值追求一定是超越地域和民族，能夠體現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

（一） 認同的文化精神體系

從類型看，認同包括種族認同、民族認同、社會（群體）認同、自我認同、文化認同等，但核心是文化認同。13文化認同作為人類社會屬性的表現形式之一，14民族身份、政治身份、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都是影響其形成的因素。隨著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世界各國交往日益密切，擴大的流動空間讓人們清晰意識到自身的社會和文化屬性。認同的標簽在交流中無限疊加，呈現出全球身份的認同。盡管在此過程中，現代性對傳統文化的超越引發了人們對現代性文化危機的思考。但只要理性、批判地看待現代性與全球化的關系，兼顧民族“自性”與人類“共性”，就能保持文化認同譜系的與時俱進。需注意的是，不論身份、角色還是政治合法性，各層面的文化認同在一定范圍內才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全球化豐富了人們的認同維度，也模糊了雜糅文化固定的身份。此外，認同表現為以自我為中心，需對身份反復確認加以鞏固。如果人們在某刻失去某種文化身份，危機意識會被強化，進而“認同”與“沖突”、“我們”與“你們”的界限會被凸顯。如此一來，文化內部的結構將趨于不穩定。

（二） 超文化的空間共同體

時至今日，固有的文化邊界已被技術手段打通，文化認同逐漸被文化自足所裹挾。每個個體都有欣賞不同國族和地域文化的權利，異質文化也以多種樣態，在充滿可能性的空間里，從居處流向四方，相互滲透、自由融合。美國學者泰德·尼爾森曾言，世界就像超文本，萬事萬物緊密交纏又無序渙散。德國思想家韓炳哲基于超文本的世界觀，提出文化的交織同樣具有糾纏的復雜結構。他認為，超文化不是單色的統一文化，會激發出更多拼湊式的身份來豐富全球文化維度。盡管海德格爾認為超文化意味著媒介、家園和世界的消失以及文化實體的完全終結，但韓炳哲認為，超文化作為交往的中介，為陌生者提供了在場的空間，滿足了歸家的幸福。在華人占比高達75%的新加坡，其文化核心既有東方的秩序，又有西方的包容。當地政府重視中華傳統節日，每逢春節唐人街會掛滿生肖彩燈，家家戶戶囤積年貨，頗有年味。由此看出，超文化空間并非人為建構，而是本就存在的，且被豐富的異質文化所充實。當文化經受激烈碰撞后，超文化空間共同體的輪廓便躍然眼前。其特征與美國作家約瑟夫·坎貝爾的《千面英雄》有幾分相似。15坎貝爾通過整理全球各地的神話故事，提煉出英雄具有“千神一面”的共性。即便英雄樣貌千差萬別，精神內核都是圍繞啟程、啟蒙、考驗、歸來等四個階段講述的。同理，超文化空間共同體也是基于異質文化對共性元素的反復提煉和多重整合形成的。

四、使命愿景：全人類社會共同價值的文化追求

任何國家的發展都無法脫離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時代背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边@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追求和體現。在全球文化格局重塑的今天，應以自信昂揚的姿態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以傳播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理念贏得廣泛的國際認同。

（一） 思維上超越跨文化理念，把握人性共通，促進文化共融

文明沒有高低之分，文化沒有優劣之別。自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文明觀主導著世界文化秩序，從費希特、黑格爾到滕尼斯、斯賓格勒，德國思想引領的文化思潮把西方文明抽象成固化的實體。即便這些觀念代表著西方文化的歷史成就，但固化文明的形態，制造文化的對立不符合當今世界多元開放的文化新格局。放置在中國語境下，相關領域的新聞報道可以在遵循新聞傳播基本規律的同時，秉持超越跨文化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褊狹的主體性，從以主體為中心的報道宣傳轉變為以溝通、理解、包容和關懷并存的感情共同體形象。16面對關聯的、可協商的、混雜的和交往的世界，嘗試用去主體性思維擺脫“囚徒困境”和“對空言說”的現狀。此外，還應認清文化的復雜形態，在超文化空間下，放平心態，通過尋求文明共識的發展理念，確定文化共通的發展道路。

（二） 空間上打破“文化圈”局限，降低文化暴力，提高文化接受

“文化圈”是由文化人類學家萊奧·弗羅貝紐斯根據文化分布提出的空間概念。將此概念放置在超文化中理解，便于引導思考不同文化圈層如何共生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可以從人際關系上解決。但當雙方以文化圈層身份對話時，難免產生不同程度的文化誤讀。當然，積極的誤讀可以激發新的思想和制度創新，例如西方對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誤讀，為英國建立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也成為西方這一重要政治制度的濫觴。但是，消極的誤讀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會引發文化暴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制于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中國社會思潮出現民族情感激進化、文化意識向后看的趨勢，一些不適用于現實的命題卻能獲得強烈響應。如外來語和網絡語言對現代漢語的滲透，被許多網友當作“漢語危機”，并主張實施“凈化母語”行動。這是由于嚴重的文化誤讀導致的，也提醒著我們，當面對無法適應的陌生文化圈時，在葆有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有必要提高文化接受閾值。

（三） 實踐上關注日?；L格，適應文化格局，適當化整為零

國際上認可的好故事標準主要基于敘事范式來評價的。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伍德認為，中國故事的主角應是街頭巷尾普通人講述的鮮活的百姓故事。對于國際受眾，具體、生動、日常的內容更具趣味性。當前中國部分國際傳播作品偏向聚焦宏大主題，較難吸引海外受眾。如果做到大主題小切口以小見大深刻解讀，故事的傳播效果應該會得到強化。對比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和中國拍攝的《從〈中國〉到中國》不難發現，后者通過外國友人的講述展現了中國百姓日常，反而鞏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當然，國際傳播話語也需要摒棄碎片式、拼貼式表達，可以借用西方人對事物完整的分析邏輯，深入挖掘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體系，將故事碎片鑲嵌在完整的意義框架里，17從而讓外國人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國。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中華的故事》中呈現的中國形象就是建立在無霸權話語的背景下，用相對客觀的鏡頭塑造的。中國紀錄片《園林》則通過挖掘中國山水畫和傳統的宇宙觀、天下觀及社會觀的聯系，溯源中華文明的根脈。此外還可適度寬松創作環境，拓展更多知華友華“朋友圈”，實現“他者”講、“他者”聽。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就是中國外宣的成功范例。

文化共同體是人類社會共同體中的高級形式，屬于精神共同體的一種表現。18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當文化共同體與文化多樣性同處于超文化空間時，加強文化交流互鑒，不僅能讓本國文化充滿勃勃生機，還可以為他國文化的發展營造環境，最終實現世界文明百花園的群芳競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電影翻譯通史”（項目編號：20&ZD313）、中國傳媒大學亞洲傳媒研究中心資助“國別區域傳媒與文化研究”項目“聽電影，一種跨文化傳播的鏡像表達——基于《馬拉喀什條約》在中國生效的亞太地區國際方案探究”（項目編號：AMRC202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何洋系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2022級國際傳播白楊班博士生，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麻爭旗系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何丹寧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環球國際視頻通訊社法務主管

「注釋」

①黃仁偉：《從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選擇的全球化》，《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3期，第40-42頁。

②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觀的差異及其調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4期，第67-87頁、第156-157頁。

③張歡：《英國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溯源：新左派史學家的“霸權”理論》，《外國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第155-176頁。

④[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8年，第8頁。

⑤顏旭：《百年大變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構與重塑》，《前線》2019年第12期，第29-32頁。

⑥同⑤。

⑦英]達雅·基山·屠蘇：《國際傳播：沿襲與流變（第三版）》（胡春陽、姚朵儀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70頁。

⑧金惠敏：《從“文化帝國主義”到“全球化”——評湯姆林森的后現代性全球化理論》，《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第5-8頁。

⑨[美]阿爾君·阿帕杜萊：《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劉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100頁。

⑩殷之光：《“全球南方”與新型全球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23期，第35-49頁。

11[德]韓炳哲：《超文化：文化與全球化》（吳玉紅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第12頁。

12同11，第69頁。

13崔新建：《文化認同及其根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102-104頁、第107頁。

14韓震：《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一種基于歷史哲學的分析與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第106-113頁。

15[美]約瑟夫·坎貝爾：《千面英雄》（黃玨蘋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頁。

16袁光鋒：《“感受的共同體”：數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與認同建構》，《新聞與寫作》2024年第1期，第5-13頁。

17馬詩遠、陳珂：《西方人講中國故事的話語實踐規律及啟示》，《對外傳播》2019年第9期，第69-71頁。

18傅才武、嚴星柔：《論建設21世紀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5（5）期，第63-74頁。

責編：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