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影響研究

袁澳 吳雪蓮 李傲波

摘要：基于城鄉勞動力流動視角分析農機社會化服務促進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并利用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揭示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1%水平下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城鄉勞動力流動在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之間發揮中介效應；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受到農機社會化服務的單門檻效應影響，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越高，其促進作用越強。提出推動農機社會化服務組織建設、有序引導城鄉勞動力流動等相關建議。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農機社會化服務；城鄉經濟融合；勞動力流動；面板門檻模型

中圖分類號：F327： 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553 （2024） 03-0296-08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on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

Yuan Ao， Wu Xuelian， Li 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and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21 to empirically reveal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1 % level， the socialized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Urban-rural labor mobil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urban-rural labor mobility on urban-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ffected by the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ocialized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stronger the role of urban-rural labor mobility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 organization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orderly guide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

Keywords：the Yangtze River Econocmic Bel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es; labor force mobility; panel threshold model

0 引言

截至2022年，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 133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左右，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加快城鄉經濟融合刻不容緩。城鄉經濟融合主要包括生產要素融合和產業融合兩個方面，對激發農村產業活力、推動全面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加快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推動農戶與農機組織業務對接，有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經濟融合。長江經濟帶作為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重要引擎區域，其城鄉經濟融合有利于激發中上游經濟發展潛力，促進經濟增長由沿海向內陸拓展，縮小長江經濟帶城鄉差距、中西部差距。因此，探討長江經濟帶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影響程度及影響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城鄉融合的研究。在概念上，Lewis［1］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他認為傳統農業與制造業之間存在巨大的生產效率差異，這種差異會隨著城市經濟發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緩解。在評價指標體系上，張新林等［2］基于復合論，從人融合、地融合、基礎設施融合和經濟融合四個維度進行了測評。隨著研究的深入，產業融合、社會融合、生態融合、生活融合、要素融合等［3， 4］維度不斷被引入城鄉融合發展評價體系。在影響因素上，Cecilia［5］認為經濟、社會、社會環境和政策等方面都是影響城鄉融合的重要因素。關于城鄉經濟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指標體系上，劉賽紅［6］、臺德進［7］等從經濟總量、產業結構、財政結構、就業結構等維度進行了分析。關于農機社會化服務的研究，李平等［8］將其分為了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去測算服務水平。劉進等［9］通過實證證明農機購置補貼能有效提高農戶的農機社會化服務可得性，推動農機社會化服務的發展。邱海蘭等［10］認為農機社會化服務采納顯著降低了農戶陷入相對貧困的概率，有利于縮小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林文姬等［11］通過運用Tobit模型分析農機社會化服務對我國農地生產效率的影響，認為農機社會化服務能通過提升農地生產效率來促進農業產值提升。王碩［12］、錢力［13］等證實了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有著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城鄉融合整體以及多個維度，少有側重城鄉經濟融合。在研究地域上，主要研究全國范圍，鮮有文獻研究長江經濟帶城鄉經濟融合；在研究視角上，現有文獻多從政府投入、科技創新等視角探討城鄉經濟融合，忽視了城鄉勞動力流動對經濟融合的推動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長江經濟帶2012—2021年的數據，先測度長江經濟帶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和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水平，再分析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的相關性，同時將城鄉勞動力流動作為中介變量探討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影響路徑及影響程度，最后根據研究結論相關政策建議，以期促進長江經濟帶城鄉經濟融合發展。

1 理論分析

1.1 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直接影響

城鄉經濟融合的本質是城鄉發展要素自由流動，城鄉協調一體發展，破除城鄉二元發展體制［14］。城鄉經濟融合并非簡單的經濟“相加”，而是構建系統全面的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格局，推動城鄉生產布局、經濟結構的優化［15］。農機社會化服務作為城鄉經濟融合的重要支撐之一，有利于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道路交通條件的改善、促進城鄉間資本、人員以及技術的流動。一方面，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可以有效替代人口流出造成的勞動力缺口，彌補農業產能的不足，同時能有效避免農業經營性收入損失，緩解農村居民相對貧困［16］；通過采納農機社會化服務使得農業生產的迂回度不斷提升，中間產品種類數增加，從而促進了農戶增收［10］，縮小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促進了城鄉經濟融合。另一方面，農機社會化服務促進了專業化分工進一步加深，通過市場調節優化勞動力、資金、技術以及土地等生產資源，提升農地生產效率［11］，從而推動農業產出與產值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非農就業并提升與二三產業的關聯性。此外，農機社會化服務的發展也有助于促進先進生產技術流入鄉村、促進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從而為城鄉經濟融合創造有利條件。綜上，本文提出假設1：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具有直接促進作用。

1.2 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間接影響

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因素，而勞動力這一要素在城鄉經濟融合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7］。美國學者Lee提出“人口遷移理論”，他認為人口流動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而改善生活條件為人口流動拉力，本地的不利生活條件為流動推力，城鄉間勞動力的流動也同樣受這兩種力影響。農機社會化服務則為城鄉勞動力流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能夠發揮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效應，緩解城鎮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11］，同時農機社會化服務在農業生產中也為流入城市的勞動力解決了“后顧之憂”，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后，在非農就業的預期收益大于勞動力流動成本的預期下，勞動力將會從事非農就業［18］，從而增加收入，縮小城鄉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促進城鄉經濟融合，錢力等［13］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農機社會化服務可以通過推動城鄉勞動力流動來間接促進城鄉間的經濟融合。綜上，本文提出假設2：農機社會化服務通過推動城鄉勞動力流動加速城鄉經濟融合。

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較高時，農機社會化服務能為城鄉勞動力流動促進城鄉經濟融合創造有利條件，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收入相對較高的拉力下進入城市，從事相關非農產業［18］，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而剩余勞動力流出后，農村土地等要素會相應增加，在農機社會化服務的帶動下推動農業產值的提升［13］，農機社會化服務的發展也能促進農業科技的發展，推動農業科技的創新與轉化，從而推動城鄉間經濟融合。反之，在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較低時，對城鄉勞動力流入促進作用不強，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人地矛盾突出，農業產值難以提升，農村居民的收入也難以提高，農業科技在低水平農機社會化服務下得不到推廣，進而影響城鄉經濟融合。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受到農機社會化服務門檻效益的影響，跨過門檻值后其促進作用增強。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為驗證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積極影響，本文構建基準模型如式（1）所示。

UREIit=β0+β1SERVICEit+βcCONTROLSit+εit（1）

式中：UREIit——i省份在t時期的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水平；SERVICEit——i省份在t時期的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εit——隨機擾動項；β0——模型截距項；β1——農機社會化服務回歸系數；βc——各控制變量回歸系數；CONTROLSit——控制變量集合。

為探究城鄉勞動力流動在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之間是否發揮顯著中介作用，本文將城鄉勞動力流動（URLM）作為中介變量，中介效應模型如式（2）所示。

URLMit=β0+β1SERVICEit+βcCONTROLSit+εit（2）

UREIit=β0+β1SERVICEit+β2URLMit+βcCONTROLSit+εit（3）

式中：URLMit——i省份在t時期的城鄉勞動力流動水平；β2——城鄉勞動力流動回歸系數。

同時參考劉賽紅等［6］的做法，本文以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為門檻變量，城鄉勞動力流動為核心解釋變量，利用面板門檻模型展開非線性機制考察，模型如式（4）所示。

UREIit=β0+β1URLMit·I（th≤γ）+β2URLMit·I（th>γ）+βcCONTROLSit+εit（4）

式中：I（）——指標函數；th——門檻變量，采用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衡量；γ——待估門檻值。

2.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年鑒》和長江經濟帶11?。ㄊ校┙y計年鑒以及EPS數據庫等。實證樣本選擇為長江經濟帶11?。ㄊ校?，時間序列設為2012—2021年，其中長江經濟帶城鄉經濟融合以及控制變量的缺失數據借助插值法補全。

2.3 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城鄉經濟融合。參考周江燕等［19］的研究，從城鄉經濟、產業結構、收入結構、財政結構等7個維度選取10項指標構建城鄉經濟融合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說明見表1。同時借鑒俞彤暉等［20］的做法，先將負向指標通過取倒數形式正向化處理，然后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測算長江經濟帶11省市城鄉經濟融合水平。

解釋變量：農機社會化服務。本文參考李平等［8］的研究，從投入與產出兩方面分析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計算農機社會化服務作業面積占比時參考戴浩等［21］的做法。同時采用熵值法來測度長江經濟帶11省市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具體指標說明見表2。

中介變量：城鄉勞動力流動。本文借鑒張軍濤等［22］的研究，以城鎮就業人口與鄉村就業人口比值來表征，同時為降低指標量級差距，緩解模型的估計偏誤，在實證回歸中對城鄉勞動力流動做自然對數處理。

控制變量：參考王松茂等［23］的研究，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人口密度，由地區總人口與地區總面積的比值反映；基礎設施，由地區路網水平反應，具體為公路里程+鐵路營業里程與總面積比值反映；財政支出，由地區財政支出分權反映，具體為地方財政支出與全國財政支出比值反映；開放程度，由出口貿易總額與GDP的比值衡量。

由表3可知，城鄉經濟融合均值為4，最大值為7.55，最小值為1，可見長江經濟帶各省城鄉經濟融合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機社會化服務同樣也有著較大的內部差異，最大值為0.61，最小值為僅為0.04；而在城鄉勞動力流動方面，最大值為3.95，最小值為-1.28，說明長江經濟帶內部勞動力流動情況較為頻繁；從控制變量上看，長江經濟帶內部人口密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

借鑒王娟等［24］的做法進行基準回歸，結果見表4中列（1），農機社會化服務在1%水平下顯著正向影響長江經濟帶城鄉經濟融合，模型擬合優度較好，說明了農機社會化服務有助于促進城鄉經濟融合發展，驗證了假設1。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人口密度與城鄉經濟融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是因為較高的人口密度能發揮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鄉村人口到城市就業［6］，改善了農村就業結構同時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推動了城鄉經濟融合。

基礎設施對城鄉經濟融合也有著顯著的正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路網的建設有助于推動城鄉間人口、資本等要素的流動，推動先進技術進入鄉村、鄉村商品流入城市，從而推動鄉村居民收入提高，促進城鄉經濟融合。

財政支出對城鄉經濟融合呈現負相關性，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對城鄉間資金投入失衡，擴大了城鄉間經濟、產業等方面的發展差距，不利于城鄉經濟融合。

3.2 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4列（2）～列（4）所示，穩健性檢驗1是剔除被解釋變量城鄉經濟融合2021年極大值（浙江）和2021年極小值（云南）樣本后進行回歸，穩健性檢驗2是剔除核心解釋變量農機社會化服務2021年極大值（江蘇）和2021年極小值（貴州）后進行回歸，穩健性檢驗3是加入控制變量存貸款比和研發強度后回歸的結果。檢驗結果顯示，解釋變量農機社會化服務估計系數仍然為正且顯著，證明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同時為緩解內生性問題，本文將解釋變量農機社會化服務滯后一期。由表4列（5）可知，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后，解釋變量農機社會化服務仍然在1%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正。

3.3 中介效應分析

為探討城鄉勞動力流動在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間是否發揮了中介作用，根據式（4）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從表5可以看出，列（1）中農機社會化服務的回歸系數為4.534，并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了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列（2）中的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系數為0.403，同樣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且為正，說明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間勞動力流動也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列（3）中農機社會化服務系數為3.090，與列（1）中的系數相比明顯變小，說明城鄉人口流動扮演了中介效應的角色，也說明了農機社會化服務不僅對城鄉經濟融合有著直接促進作用，而且還通過城鄉勞動力流動產生了間接作用，同時也驗證了假設2。

農機社會化服務不僅直接推動了城鄉經濟融合，還為城鄉勞動力流動創造了有利條件，農戶們可以將農業生產進行托管，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13］，獲得較高的收入，同時人地矛盾相對緩解，農業機械化得以進行，農業產值也會相應提高，從而縮小城鄉收入與產業差距，促進城鄉經濟融合。

3.4 門檻效應分析

城鄉勞動力流動是否會對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產生影響？借鑒劉賽紅等［6］的做法，以農機社會化服務作為門檻變量，城鄉勞動力流動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如表6所示，在面板門檻模型檢驗中，農機社會化服務門檻變量在1%顯著水平下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所以本文選擇單一門檻模型。

從表7面板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當農機社會化服務低于門檻估計值0.046時，城鄉勞動力流動系數為0.147，僅在10%水平下顯著，而當農機社會化服務門檻值高于0.046時，城鄉勞動力流動系數則為0.568，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且有著較為顯著的提高，假設3得到了驗證。

這說明，相較于低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而言，高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下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更強。在低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下，城鄉間勞動力流動效應不顯著，農村勞動力集中于農業勞動上，加之農地矛盾突出，人多地少以及機械化水平低、農業勞動本身效益產出較低，導致鄉村居民收入較低，城鄉間經濟差異較大，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效應不顯著；但隨著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升，土地流轉政策完善等原因，鄉村居民可以將土地進行托管或流轉，從而進入城市從事其他產業，進一步促進了城鄉間勞動力流動，而在城市從事其他產業的鄉村居民可以獲得相比從事農業勞動更多的收入，而隨著鄉村勞動力流出，人地矛盾緩解，規模機械化經營得以進行，進一步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了城鄉間經濟融合［10］。據此可推出，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受到農機社會化服務門檻效益的影響，在跨過門檻值后，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顯著提高。

4 研究結論及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長江經濟帶11省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數據，從城鄉勞動力流動視角探析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內在理論邏輯，通過構建農機社會化服務和城鄉經濟融合指標體系實證檢驗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影響路徑及影響程度，研究結論如下：首先，在1%水平下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具有直接促進作用，并在運用剔除極大極小值和增加控制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型檢驗以及內生性檢驗后結果仍顯著；其次，城鄉勞動力流動在農機社會化服務與城鄉經濟融合發展間發揮著中介效應；最后，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促進作用受到了農機社會化服務的門檻效應影響。

4.2 對策建議

1） 加快農機社會化服務組織建設，推進農業產值提升與農民收入提高。首先應當因地制宜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在長江經濟帶內部根據各地區發展情況以及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種類的農機社會化服務，縮小各省市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差異。其次，推動農機社會化服務產業化建設，加大農機購置補貼及引進先進技術，提高經營范圍與一體化經營，推動產業鏈的擴展，促進效率的提升以及產值的提高。最后，加快農機社會化服務人員與當地農戶的技能培訓，就地培育農機社會化服務組織人員，以此促進當地農民收入的提升。

2） 有序引導城鄉勞動力流動，加速城鄉間要素流動。首先，應當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就業市場，拓寬城鄉流動勞動力就業的渠道，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入其他產業、城市；其次，應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入勞動力的落戶政策以及社會保障體制，保障其權益；最后，應當加快構建一體化的教育服務體系，推動城鄉地區教育資源均衡發展，開展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

3） 發揮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勞動力流動促進作用，尋求城鄉勞動力流動促進城鄉經濟融合新通路。首先，加快農機社會化服務建設，培育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擴大農機社會化服務面，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有利條件；其次，發揮農機社會化服務對城鄉經濟融合的促進作用，提高農業作業效率，提升農業產值，加快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產業與收入差距；最后，完善長江經濟帶內部勞動力流動機制，促進長江經濟帶資源要素互補，完善人才引進及使用機制，促進城鄉經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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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3BGL19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7YJC790169）；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2Y044）

第一作者：袁澳，男，2000年生，湖北襄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管理。E-mail： 564915078@qq.com

通訊作者：吳雪蓮，女，1982年生，四川仁壽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為農業技術經濟。E-mail： 217122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