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建構邏輯、內涵要義及實踐路徑

翟坤周　王敏月

〔摘要〕發展是最大的安全，發展與安全相輔相成，具有內在同一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建構“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堅持發展與安全的統籌互構，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圍繞經濟安全提出了系列獨創性新觀點新論斷，極大拓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安全理論敘事向度，形成了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科學理論體系。這一科學理論沿循“理論—歷史—實踐—主體”四維框架，繼承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經濟安全的深刻洞察、形成于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對經濟安全的實踐認知、扎根于新時代十年對經濟安全格局的變革重塑、孕育于習近平地方任職時對經濟安全的前瞻思考，建構起了以經濟安全戰略地位論、目標導向論、結構體系論、科技自主論、制度機制論為核心要義的學理體系，豐富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安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解決新時代經濟安全復雜性問題的行動指南、貢獻了推動全球經濟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充分彰顯其在理論、實踐、世界維度的價值意蘊。新征程上，深入貫徹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需進一步加強黨對經濟安全工作全方位全過程領導，全面提升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增強社會主義市場主體經濟安全治理能力，以經濟安全格局全面有力保障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行穩致遠，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和相互支撐。

〔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經濟安全；現代化經濟體系；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24）02-0004-12

經濟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要義。從國際維度看，逆經濟全球化、新冷戰思維帶來的國際格局加速演變，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變革和經貿體系深度重構，外部經濟訛詐、遏制、封鎖對我國經濟的極限施壓，清晰地展現了競爭型國際格局下“引進來、走出去在深度、廣度、節奏上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1〕。從國內維度看，“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2〕，經濟結構性、周期性矛盾并存，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各類經濟安全風險積聚疊加，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經濟領域更加凸顯，諸如能源安全、產業安全、糧食安全、金融安全等構成的經濟安全“總問題”亟需破解，經濟安全面臨著巨大風險挑戰。為此，習近平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緊緊圍繞“為什么要維護經濟安全、維護什么樣的經濟安全、怎樣維護經濟安全”等重大課題作出重要論述，深化了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對國家經濟安全的規律性認識，建構了新時代以“發展是最大的安全”為牽引的經濟安全理論體系，擘畫了“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3〕的美好藍圖。深刻剖析和闡釋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建構邏輯、內涵要義、價值意蘊和實踐路徑，對于鞏固國家總體安全、強化現代化經濟體系安全以及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一、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建構邏輯

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繼承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經濟安全的深刻洞察、形成于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對經濟安全的實踐認知、根植于新時代十年對國家經濟安全格局的變革建構、孕育于習近平地方任職時期對經濟安全的前瞻思考，具有嚴密的理論邏輯、深厚的歷史邏輯、深刻的現實邏輯、縝密的主體邏輯。

（一）理論邏輯：繼承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經濟安全的深刻洞察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原創性建構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和世界市場理論中對經濟安全進行了深刻洞察。其一，自然資源價值理論認為自然資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指出，“人在肉體上只能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4〕，自然資源決定著人的生存；恩格斯進一步強調：“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成財富”〔5〕，揭示了自然資源是社會生產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勞動作用于自然資源能夠創造出巨大物質財富以支撐國家經濟發展。其二，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再生產理論時指出資本固有的逐利特性會導致生產資料部類和消費資料部類在規模和結構上失衡、脫節，造成“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6〕，極端過剩的生產在嚴重時甚至會爆發以生產比例失調為特征的經濟危機，將社會拉入“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7〕的深淵，揭示出社會再生產健康有序循環是保障經濟安全運行的關鍵要件。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演進，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規模隨之擴大，經濟活動和經濟運行日趨復雜，逐漸催生出由資本關系主導、由票據形式支撐的“借”和“貸”信用關系。高關聯強度的信用關系建立，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再生產運行的斷裂和停滯，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循環運行。其三，從世界市場理論出發，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世界市場的開拓，地域性、民族性的生產和消費逐步變成世界性的了，一國或一地的經濟危機發生必將波及到整個世界市場，破壞全球經濟穩定生態。因此，經濟安全也是塑造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重要議題。進入到帝國主義時代，列寧認為維護經濟安全要突破全球對外貿易壟斷，最大限度地保護民族工業，“任何別的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完全虛假的、紙上空談的貿易保護主義”〔8〕。斯大林進一步提出“我們需要把我們的出口和進口經營得使國家手中保持一定的后備，保持一定的對外貿易出超”〔9〕。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正是在理論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維護經濟安全的理論觀點，為推動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極大地豐富拓展了經濟安全的時代內涵和行動指南。

（二）歷史邏輯：形成于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實踐認知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條件下面臨的經濟安全問題，就如何化解和防范不同時期經濟風險進行了有益探索，為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理論建構積累了實踐認識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榨、剝削和蠶食，國家經濟長期處于不安全狀態，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中國共產黨人為突破經濟困局進行了革命實踐探索，為維護經濟安全奠定了實踐論和認識論基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色區域進行了嚴密經濟封鎖、交通封鎖和極端白色恐怖鎮壓，造成根據地物資匱乏、供給不足，嚴重威脅到勞苦大眾和工農革命軍的生存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用經濟斗爭思維化解經濟風險，使根據地經濟保持在正常運作狀態。一方面以軍事斗爭突破經濟封鎖、求得經濟安全；另一方面從農業、交通業、工商業和金融財政多方面入手激活經濟運轉，暢通社會流通：組織春夏耕種，擴大糧食生產；設立各地運輸站，建立對外貿易局，鼓勵商品流通；利用私人資本生產軍需和生活必需的工業生產品；消滅捐稅制度，消滅貨幣行市差別，鑄造和發行“工”字銀元貨幣；創辦消費和生產合作社等?？谷諔馉帟r期，中央確立“發展經濟，保障供給”〔10〕的財經工作總方針，以健全財政機構、調整金融關系為主要手段構筑起了戰時經濟安全防線。面對日寇傾銷日貨、收買土貨、強使偽鈔、破壞金融的經濟侵略行為，中共中央建立獨立、統一的金融制度，建立預決算制度和會計審計制度，維護法幣，鞏固邊幣，鼓勵發展私人經濟，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同時對進出口貿易實施強制統治，爭取對外貿易進出口平衡并達到出超，有效保障了物質生產供給安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突出確保工業經濟安穩運行，強調“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11〕，要堅持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并舉、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并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并重的工業化思想，以工業經濟快速增長夯實國家發展基礎，使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極其險惡的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維護經濟安全的根本所在，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不搞現代化，科學技術水平不提高，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12〕，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是增強經濟實力、保障經濟安全的動力條件；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深刻認識到加強經濟風險防范至關重要，認為“經濟風險防范問題，是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13〕，要利用國家財政、貨幣等政策實現中國經濟航船平穩行駛在持續快速、健康安全的發展軌道上；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安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理念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戰略”〔14〕，形成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根本指導、以新安全觀為重要支撐的經濟安全實踐認知。

（三）實踐邏輯：根植于新時代十年對國家經濟安全格局的變革重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織互動的特殊場域，堅持改革與穩定并進、發展與安全并重的核心理念，推進經濟安全戰略體系結構重塑和政策體系深度調整，逐步形成了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經濟安全新格局。其一，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堅持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核心，推動高質量發展。伴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特征、方式、動力、結構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一些矛盾和風險”〔15〕，如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滯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優質供給和有效需求不足，各類隱性經濟風險逐步顯現，嚴重制約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市場配置資源要素的作用從“基礎性”轉變為“決定性”，并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結合起來，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構建起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同時，習近平強調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協同推進其他各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體系完善和治理效能提升，為形塑“經濟發展就是最大的經濟安全”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經濟安全格局，建立起了從“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的國家現代化發展體系。其二，在擴大開放中堅持以加強合作共治為理念，完善經濟安全全球戰略部署。當前，科技之變、產業之變、國際格局之變極大影響著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深度調整，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沖擊著整個國際環境，貿易壁壘、經濟脫鉤、科技打壓成為發達國家限制他國發展的慣用手段，這為各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化解經濟治理矛盾、維護國際經濟秩序增大了難度。在全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里，世界各國乘坐在同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中國始終倡導世界各國“要擔負起加強合作的責任，攜手應對全球性風險和挑戰”〔16〕，并依托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等新興經濟平臺和合作機制，不斷深化國家、區域、組織間的政治互信，深化產業、金融、基礎設施、貿易合作，創設經濟風險聯防聯控新機制，積聚經濟安全治理的最大合力。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理論建構，正是生成于新時代十年來對國內外經濟安全格局的變革性重塑上，為我國構建發展的經濟安全新格局提供了深刻指引。

（四）主體邏輯：孕育于習近平地方任職時期對經濟安全的前瞻思考

習近平在地方任職期間便開始思考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之間的辯證邏輯，在逐步深化對經濟安全的內涵、特征、條件、趨勢等規律性認識中提出了系列重要論斷，這構成了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直接來源。在河北正定擔任縣委副書記和書記期間，習近平圍繞農業大縣的縣域經濟發展，相繼制定了“半城郊經濟”、工業興縣、旅游興城的戰略，他指出：“發展經濟無非三個環節，即生財、聚財、用財，而財務管理工作是直接關系到能不能聚好財、用好財的大問題”〔17〕，指明了財務管理工作在經濟運行安全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通過緊密結合整頓黨風、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來進行財務清理，嚴懲“貪官污吏”，充分保護國有財產、促進經濟勃興，要使正定徹底改變“高產窮縣”舊面貌，率先實現藏富于民。在福建先后擔任廈門市副市長、寧德地委書記、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習近平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以經濟安全健康發展助推各領域全面發展。在廈門，習近平嚴厲打擊廈門遠華特大走私犯罪活動，強調要重視金融安全問題、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效益問題，通過金融機構改革和宏觀調控來確保經濟健康安全運行。在寧德，習近平立足山區貧困實際提出“滴水穿石”“弱鳥先飛”“四下基層”等富有創見性觀點方法，奏響“經濟大合唱”，走出了閩東特色的脫貧致富之路，解決了山區人民生存安全和發展落后問題。在福州，習近平重視海洋資源安全，提出發展海洋經濟設想，推動海港工業、漁業、養殖業、水產業取得長足發展。擔任省委副書記和省長以后，習近平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問題入手，系統認知經濟發展內在機理，對經濟安全工作有了進一步思考。他從生態、信息、糧食、能源等領域出發，推動“生態福建”“數字福建”建設，花大力氣治理水土流失和“餐桌污染”，建立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體系，通過技術創新和國際合作保障資源能源供應，為防范和化解經濟風險挑戰、實現更高水平經濟發展筑牢了全方位經濟安全防線。在浙江擔任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代省長期間，習近平從省域的總體視野出發，倡導樹立“發展的穩定觀”和“大平安”理念，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和推進“平安浙江”建設。習近平認為，發展和安全是一體兩面的共同體，要推進致富與“治安”的平衡協同，必須用好改革這一原動力，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推動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從而長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運行”〔18〕，引領浙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騰籠換鳥”和“鳳凰涅槃”。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立足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的發展方位，在金融領域規范期貨交易、強化金融監管、培養金融人才；在貿易領域強調抓好港口建設和運營，完善航運發展軟環境；在產業領域“要強化高端產業引領功能，堅持現代服務業為主體、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戰略定位，努力掌握產業鏈核心環節、占據價值鏈高端地位”〔19〕，習近平對上海市的發展定位和經濟安全實踐認識，極大地推動了上海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二、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內涵要義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立足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發展境遇，面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復興的中心任務，圍繞“為什么要維護經濟安全、維護什么樣的經濟安全、怎樣維護經濟安全”等重大課題，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經濟安全的重要論述，建構了以經濟安全戰略地位論、目標導向論、結構體系論、科技自主論、制度機制論為內涵要義的學理化理論體系，為新時代做好經濟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經濟安全戰略地位論

經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經濟安全對于國家、民族、個人發展而言具有重大意義。其一，從國家總體安全層面看，經濟安全是形塑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基石，沒有經濟安全就沒有國家總體安全。隨著我國進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復興新發展階段，各類嚴重威脅經濟發展的“黑天鵝”“灰犀?！笔录赡軙S時出現，保障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體系和安全能力建設中地位越來越凸顯。習近平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20〕，創造性地揭示了經濟安全與其他各領域安全的內在邏輯，以及經濟安全置于總體國家安全中的基礎地位。其二，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層面看，經濟安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在強國復興征程上，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重要內容的經濟安全不僅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任務，更是有效支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要件，能有效防范化解風險，為高質量發展營造有利環境，切實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從而促使“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全面加強”〔21〕、“國家安全更為牢固”〔22〕，確保實現強國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不遲滯和不中斷。其三，從個人利益實現層面看，經濟安全是創造和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經濟安全能有效確保人民共享國家發展的經濟利益。習近平多次強調，經濟安全涉及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必須統籌推進就業、收入、食品、醫療、住房、生態等直接關系人民群眾利益安全問題的解決，堅決避免因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發生的經濟風險，筑牢人民群眾實現美好生活的經濟安全防護網。

（二）經濟安全目標導向論

立場和目標引領國家經濟安全工作的方向。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要站穩“經濟安全是為了人民”的立場，堅持“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一方面，經濟安全是為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加速推進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產業范式變遷，引發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深度調整，社會生產供給出現全新變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趨高級化、個性化、多樣化。為創造更加美好的人民生活，亟需破除一切制約高質量發展、影響經濟安全的技術壁壘，不斷整合科技創新資源，規制科技變革和產業革命帶來的“破壞性”風險挑戰，加快放大新質生產力給產業變革、技術革命帶來的正向效應，為保障我國經濟安全提供更為安全可靠的創新動力條件，并不斷依靠科學技術進步驅動滿足人民對高端、優質、多樣、個性、安全的產品期待，真正讓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本身就是安全的發展，既要在“穩”的基礎上推動“進”，又要在“進”的基礎上實現“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23〕，沿用過去鋪攤子、上項目等粗放型發展老辦法暫時能夠把速度提上去，但“會使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激化，最后是總爆發”〔24〕。國民經濟發展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重重考驗，促進經濟發展“提質增效”需要跨越許多常規性和非常規性關口，現有的“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難以承載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了”〔25〕，“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產等領域風險正在顯露，就業也存在結構性風險”〔26〕?？梢?，在經濟發展“跑過一定路程后，要注意調整關系，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否則‘木桶效應就會愈加顯現，一系列社會矛盾會不斷加深”〔27〕，要以經濟整體性發展帶來經濟整體性安全，并將經濟整體性安全貫穿于經濟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在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促進高水平經濟安全。

（三）經濟安全結構體系論

經濟安全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個覆蓋金融安全、重要戰略資源安全、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等要素領域構成的復合型結構體系。其一，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命脈?！敖鹑诨?，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28〕，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和撬動現代經濟發展的杠桿，能有效提高各類資源要素配置和流動效率，金融安全一旦受損便易引發經濟衰退乃至經濟危機。習近平指出，“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29〕，“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作為核心目標，把深化金融改革作為根本動力，促進經濟與金融良性循環”〔30〕，使金融安全成為經濟安全建設的有力防火墻。其二，重要戰略資源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關鍵支撐。在保障糧食安全上，習近平指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31〕，“保障糧食安全是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32〕，“糧食多一點少一點是戰術問題，糧食安全是戰略問題”〔33〕，“一個國家只有立足糧食基本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握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34〕。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了“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35〕的新糧食安全觀，堅持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牢牢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上。在穩定能源安全上，習近平強調：“能源安全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36〕，“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的牛鼻子”〔37〕。面對能源供需格局新變化、國際能源發展新趨勢，我國持續推進能源消費革命、供給革命、科技革命，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其三，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環節。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是國家核心產業在全球產業鏈條中擁有著強大競爭力的直接體現，科技創新迭代速度慢、應對風險能力弱的產業鏈供應鏈往往會被置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一旦面臨因產業高級化分工帶來的產品或技術斷供將會在全球經濟鏈條中受制于人，甚至是被淘汰。因此，習近平十分強調：“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刻不能掉鏈子，這是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38〕，“要把增強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39〕，不斷提升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和創新驅動等戰略引領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能力，形塑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有力支撐經濟安全新格局。

（四）經濟安全科技自主論

科技自主是國家強盛之基、經濟安全之要。當前，由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要素革新引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科技自主成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開辟經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關鍵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主動力，以科技興國、科技富國、科技強國支撐起國家經濟安全長足發展。 一是加緊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升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水平。關鍵核心技術是自主創新的命脈，“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40〕，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制高點。為此，我國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41〕，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新能源產業上圍繞風能、氫能、太陽能的技術開發與利用，建立起完備安全的現代能源戰略體系；在糧食產業上推動農業生物技術、農業信息技術、農業工業技術、生物育種技術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真正做到“藏糧于技”；在高端制造業上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瞄準機器人、芯片制造、關鍵基礎件、精密制造工藝等核心技術研發應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振實體經濟。持續積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著力解決重點產業“缺核少芯”，以科技創新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以自立自強的能力筑牢經濟安全的基石。二是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夯實全面創新基礎。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想極大釋放科技創新的動能，必須使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不斷強化創新驅動的頂層設計，搭建科技體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推動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從抓問題、立框架、建制度、塑體系、提效能層層遞進，著力建立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科技和金融融合機制、統籌協調創新治理機制、構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等，從而打通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巨大潛能。三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中堅力量，也是催生新發展動能，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習近平強調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強化以國家實驗室、國家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強應用基礎研究，著重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五）經濟安全制度機制論

經濟安全制度機制是經濟安全治理的核心內容，經濟安全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從根本上要靠制度機制保障。一是黨對經濟安全的領導制度機制。黨的領導制度是統領國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制度， “要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實施更為有利的統領和協調”〔42〕，深刻表征著黨的領導是提升經濟安全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證。新時代經濟安全更具總體性、多樣性、復雜性，必須貫徹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經濟安全領導體制，將黨的領導貫穿于經濟安全各領域全過程，把黨的領導制度優勢切實轉化為經濟安全治理成效。二是經濟安全風險預警和防控機制。從經濟風險到經濟危機，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有效預防經濟危機發生、形成，必須將防范經濟風險作為前置重點，建立健全金融、產業鏈供應鏈、數字經濟、重要戰略資源能源等重點領域的風險預警機制，預先化解苗頭性、傾向性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確保核心技術、重要產業、關鍵設施、重大科技等安全可控，在推進建設經濟安全風險預警和防控機制中牢牢把握經濟安全工作主動權。三是新發展格局制度機制。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機制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維護經濟安全的必然要求。習近平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先手棋，……有利于在極端情況下保證我國經濟基本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總體穩定”〔43〕。一方面，必須堅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暢通國內大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44〕，“真正形成市場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動發展新模式”〔45〕，在政府和市場的雙向良性互動中強化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之間的耦合效用，構筑高標準市場體系，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勁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展高質量發展空間。進入新時代，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中國開放的大門越來越大，“但與之相應的法律、咨詢、金融、人才、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支撐高水平開放和大規模走出去的體制和力量仍顯薄弱”〔46〕，我國經濟實力轉化為對外開放的國際制度性權力仍需要不斷努力。必須著力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在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動態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行穩致遠。

三、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多維價值

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從理論維度上構建了新時代國家經濟安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從實踐維度上提供了解決新時代經濟安全問題的實踐指南；從世界維度貢獻了推動全球經濟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實現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安全理論新飛躍。

（一）建構了新時代經濟安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成果，建構了以原創理論標注的新時代經濟安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其一，建構了“發展是最大的安全”的經濟安全發展理論。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打破“就安全論安全”的線性邏輯，厘清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系，將“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47〕作為理論內核，強調發展是安全的重要內涵和根基，在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應對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時，要堅持高質量發展這個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協同聯動，不斷增強經濟發展韌性，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其二，建構了“國家各領域安全賦能經濟安全”的經濟安全支撐理論。國家安全體系涵蓋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等多種領域安全，經濟安全與國家各領域安全是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有機整體，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強調國家各領域安全對經濟安全的支撐作用，系統部署各領域安全賦能經濟安全的落實機制，統籌推進經濟安全建設。其三，建構了“經濟安全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安全治理理論。面對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下行的客觀局勢，西方國家不斷泛化經濟安全內涵，打著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幌子任意推行貿易制裁、技術封鎖、加征高額關稅等措施，嚴重阻礙世界經濟健康發展，致使全球陷入經濟安全困境。習近平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批判了西方國家經濟安全觀的狹隘性、自私性，在維護我國經濟安全時兼顧他國合理安全訴求，創造性地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經濟安全治理理念，推進政黨、國家、區域、組織之間的合作交流，攜手應對全球經濟風險挑戰。

（二）提供了解決新時代經濟安全問題的實踐指南

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服務于新時代國家經濟安全治理實踐，為改變當前經濟安全困境，提高經濟安全工作效益提供了實踐指導和戰略指引。一是擘畫了依靠制度機制推進國家經濟安全治理的新藍圖。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既強調黨的領導制度在治理中的根本作用，也重視經濟風險防控機制、經濟風險審查機制、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在預防化解經濟隱患中的重要作用，堅持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同時積極完善經濟安全戰略體系、政策體系和保障體系，推動各體系內部協同聯動，不斷推進經濟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是開拓了經濟安全治理新思維。在“兩個大局”的歷史性同步交織作用下，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各種威脅和挑戰的聯動效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突出。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將系統、動態、聯系、發展的思維貫穿于經濟安全工作全過程，提出均衡兼顧發展與安全、預防為主和底線思維、維護國內發展安全和國際合作競爭博弈三對關系，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安全治理的思維邊界，把對經濟安全的認識提升到新高度。三是提供了經濟安全工作的方法論指導。從總體部署上，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強調經濟安全工作必須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工作總基調，統籌發展與安全、傳統經濟領域和新興經濟領域安全、國內經濟安全和對外經濟安全，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具體路徑上，堅持綜合治理經濟安全各領域，健全經濟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加強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安全監管，完善國家經濟安全力量布局，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經濟安全防護體系。

（三）為全球經濟安全公正合理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經濟安全治理面臨嚴峻挑戰。西方發達國家為追求本國經濟的“絕對安全”，始終堅持著基于依附理論框架下的國家經濟安全觀，創設了“霸權”“強權”的單邊主義經濟安全政策，嚴重侵害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給全球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隱患。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堅持經濟安全應該是普遍、共享和包容的，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安全觀，強調要以政黨合作來推進全球經濟公正合理治理?！罢h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要錨定正確的前進方向，擔起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48〕，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復雜交織的經濟安全挑戰。一方面，通過加強交流互動促進各國經濟安全理念相通。各國政黨要增進互信，加強溝通，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搞技術封鎖、貿易壁壘、科技脫鉤，以對話彌合分歧，擴大經濟安全的理念契合點和利益匯合點，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的新型國際政黨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49〕。另一方面，通過國際合作推進全球經濟安全治理。習近平指出：“國際社會應該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們的地球村成為共謀發展的大舞臺”〔50〕，要深化與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的交往，以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為平臺堅定地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尊重各國自主發展權，攜手應對全球經濟風險挑戰。

四、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實踐路徑

新征程上，做好國家經濟安全工作，必須深入貫徹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進一步加強黨對經濟安全工作全方位全過程領導，全面提升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增強社會主義市場主體經濟安全治理能力，以經濟安全格局全面保障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加強黨對經濟安全工作全方位全過程領導

加強黨全方位全過程的領導是新時代做好經濟安全工作的根本保證?！包h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51〕，是經濟安全工作的掌舵人?；仡櫚倌隁v程，在黨對經濟安全工作的全面領導下我國有效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深度衰退危機的重大考驗，切實保障了國家經濟安全，強有力地論證了黨的領導是做好經濟安全工作的最大底氣。新征程上，為增強黨對經濟安全工作全方位全過程領導，一是要加強思想理論學習，重視思想理論學習是強化黨對經濟安全工作領導的先進性、科學性的必然要求。既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維護經濟安全重要論述的學習，從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汲取智慧，扎實經濟安全工作的理論素養，又要深入學習貫徹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經濟思想，尤其是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的重要論述，將理論轉化為實踐，不斷開創經濟安全事業新局面。二是要提升黨領導經濟安全工作的能力，將黨的領導融入經濟安全各環節、各領域和全過程。一方面要從黨的建設入手。新時代腐敗問題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要做好經濟安全廉政工作，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確保國家經濟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從干部隊伍入手，干部隊伍是落實經濟安全的主力軍，是經濟安全戰略的組織實施者，必須增強干部隊伍從事國家經濟安全工作的本領。應面向全體干部隊伍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關于經濟安全重要論述主題教育，推進理論學習深化內化轉化，保證其從思想上認識到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從行動上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經濟安全工作的決策部署，全面提高經濟風險預判能力和風險處置能力，著力推進國家經濟安全建設。

（二）全面提升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化法治化水平

推進國家經濟安全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設，既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又是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重要保障。制度化使經濟安全有制度可循、依制度治理，法治化使經濟安全有可靠保障、維護經濟秩序。通過經濟安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雙向互動，可以推動國家經濟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切實提升國家經濟安全治理效能。一是要不斷推進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建設。深化黨對經濟安全全面領導制度、經濟風險監測預警制度、經濟安全協調制度、經濟安全決策咨詢制度、經濟安全審查和監管制度等制度建設，強化制度執行，推進經濟安全工作運行規范化、有序化，使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升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化水平。二是要推進國家經濟安全法治建設。進一步制定或完善糧食安全保障法、能源安全法、金融穩定法等經濟分域法，形成一套系統完備、內容協調、運行有效的國家經濟安全法律制度。同時要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經濟屬性，依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物權、債權、股權等各類產權相關法律制度，統籌推進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技術合同法、反不當競爭法、科學技術進步法、數據法等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規范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強化市場監管和反壟斷規制，提升國家經濟安全法治化水平。三是要把國家經濟安全制度法治落到實處。行政機關是推進經濟安全制度執行和實施經濟安全法律的重要主體，要帶頭依法行政，依制行事，切實履行職責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利益，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經濟安全工作隊伍。此外，需強化對經濟安全制度、法治實施過程的監督，既要以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為手段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又要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形成監督合力，提升監督效能，推動經濟安全制度、法律落實。

（三）增強社會主義市場主體經濟安全治理能力

市場主體是市場經濟的細胞單元和力量載體，是高質量發展的根基點、動力源。習近平指出：“市場主體是我國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者”〔52〕，必須扭住這一關鍵要素，增強社會主義市場主體經濟安全治理能力，保障經濟穩健運行。一是要保護市場主體生產經營活力。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和經濟發展轉型的挑戰，我國很多市場主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穩增長、穩就業、防風險的能力有所減弱，亟需利用財政、貨幣、金融等宏觀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建立財政資金直達機制，有針對性地對個體工商戶、中小微企業這類抵御風險能力較差的市場主體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助力企業“爬坡過坎”，“留得青山”常在，贏得“生機盎然”。二是要解放壓抑市場主體發展的“外在束縛力”?！胺殴芊备母锸瞧瞥`市場主體發展的重要手段，要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站穩“企業本位”，推進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政府不能大包大攬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所有“話語權”，要充分給足企業在市場經營中的自主權，將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三者并重推進，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生產創業的積極性。三是要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發展動力，培育弘揚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探索者、組織者、引領者，企業家精神是市場活力的重要源泉。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發展動力必須大力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提升企業自身“造血”功能，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企業家既要加強自我教育自我學習，做到愛國敬業、誠信守法，繼承和發揚老一輩企業家的實干精神，培育發展壯大更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領軍企業，又要勇于創新敢于創新，要不斷推動生產組織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以創新發展激活社會生產力，提升防范和化解經濟風險能力，夯實經濟安全的物質基礎。

（四）以經濟安全格局全面有力保障新發展格局

深刻認識新時代國家經濟安全面臨的復雜形勢，正確把握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必須系統籌劃國家經濟安全與發展，在安全的基礎上開創國家經濟發展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審視安全與發展之間的同一性關系，著力部署經濟安全格局和新發展格局的互構，強調以經濟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以新發展格局升級經濟安全格局，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一是要加快構建涵蓋能源、資源、糧食、金融、核心技術、貿易等關聯現代經濟體系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經濟安全大格局。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通過更高質量發展塑造更強國家經濟安全治理能力，深入推進經濟安全思維、理念、體制、政策、手段創新，構建起有效應對部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斷鏈”“脫鉤”等嚴重挑戰的國家經濟安全新格局，促進國家經濟安全體系和綜合能力現代化。二是要突出經濟安全格局來保障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個涵蓋了經濟安全格局的系統工程，經濟安全格局本身就是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內容。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更加錯綜復雜的系統性風險挑戰，以經濟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是順應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必然要求。要將經濟安全貫穿到強國復興事業各領域全過程、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全部門，破解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國民經濟循環受阻、經濟轉型升級困難等問題，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韌性，推動經濟系統運轉更可持續、更加安全、更為順暢、更高效率，營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把發展建立在更加安全可靠的基礎上，推動發展和安全動態平衡、相得益彰，以“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53〕，為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強的經濟安全格局保障，唱響中國經濟安全發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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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