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詞源學視閾下西方自由邏輯批判與馬克思的超越

李剛　榮瑤

〔摘要〕“自由”是人類共同價值追求，但人們對“自由”的詮釋卻未達成共識，特別是在西方存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迷霧。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不但要批判西方自由觀，還要破除籠罩西方自由的歷史迷霧，這需要深入探究馬克思主義最初形成的理論土壤，從而真正把握馬克思對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質。本文通過比較詞源學的分析發現，西方“自由”的兩種不同詞匯表達（即“freedom”和“liberty”），具有不同的詞源語境，同時對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由邏輯產生了歷史迷霧般的影響。只有揭示這些形成歷史迷霧的源流本質，才能實現對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而馬克思正是用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破除歷史迷霧，才形成具有批判性與革命性的自由觀，對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增強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信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比較詞源學；馬克思；自由觀；批判性；革命性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24）02-0068-11

“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政治標識，也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但人們對“自由”的理解卻未達成共識，無論從哲學層面還是從政治層面關于自由的詮釋歷來眾說紛紜。我們從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文明發展模式的比較中發現，以“正宗自由派”自居的西方政治文化似乎存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迷霧。在西方，表達“自由”的兩個同義詞，即“freedom”和“liberty”，實際上有著不同的內涵和意義，但這兩個詞在中文里僅用“自由”一詞對譯，根本無法反映在近500年來西方媒體和學界使用這兩個詞的頻率所引發的“逆轉性”變化。據國外研究，在16和17世紀“liberty”的使用頻率是“freedom”的4倍，在18和19世紀后“liberty”的使用頻率逐漸下降，而“freedom”的使用頻率開始上升最后實現逆轉，特別是在20和21世紀的英美媒體上的“freedom”備受青睞，其

使用頻率通常是“liberty”的3倍。①為什么會產生這樣“迷一般”的歷史現象？顯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詞語搭配和語言演變的問題，其中應蘊含著西方自由思想發展變化的歷史邏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梅爾茨所持觀點，“思想變化積淀在時代的改變了的語言和文體之中”〔1〕，思想憑借著改變了的詞語與話語方式從一代人傳遞到另一代人，只要把詞語放在具體語境中考察，就可以發現詞語包含意義的變化。因此，本文擬從比較詞源學視角對“freedom”和“liberty”的使用情況進行歷史文化分析，比較“freedom”和“liberty”之間不同的詞源語境，揭示“freedom”和“liberty”的詞源語境對西方自由邏輯的影響及其形成“歷史迷霧”的源流本質，探究馬克思對西方自由思想的超越，研析馬克思的批判性對話及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革命性變革，從而把握其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

一、英文語境下“Freedom”與“Liberty”的比較詞源學分析

當西方自由思想傳入中國時，古漢語中“自由”的政治色彩貶義居多，乃“為放肆，為淫佚，為不法，為無禮”〔2〕，這與西方文化所追求的“liberty”或“freedom”在內涵和意義上大相徑庭，所以學貫中西的嚴復在翻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On Liberty》時十分嚴謹，譯為《群己權界論》，并嘗試將“liberty”譯為“自繇”，將“freedom”譯為“自由”。隨著西學東漸的日益擴大，“自由”先被日本學者借用，以“無掛礙”之意來對譯“freedom”或“liberty”，后作為政治概念在宣傳西方思想與民主革命主張時廣泛使用，最終被國人普遍接受而延用至今。由此，在中英文互譯中，中文的“自由”一詞“歷史”地遮蔽了英文“freedom”與“liberty”的區別。雖然“freedom”與“liberty”是同義詞，均涉及保護個人權利，在一般條件下可以互換，但這兩個詞的政治語義和語境在西方歷史文化中是有差別的，如果從比較詞源學去分析，就更容易找出二者在歷史文化源流上的本質區別。

（一）“Freedom”的語料來源

“Freedom”是古英語詞匯的一部分，是free的衍生詞?！癴reedom”出現在12世紀之前，從最早的使用歷史看，“freedom”定義的是“自由個人（free individual）”的權利，及其擁有的與奴隸或農奴形成鮮明對比的“特權”狀態，但是隨著現代政治文明及其英語的發展，“freedom”開始與擺脫專制的“liberty”趨同，共同代表著“行動自由（freedom to act）”和“免于專制（freedom from despotism）”的含義。因此，要研究“freedom”的歷史文化語境源頭，我們必須探究其詞根“free”。

1.“Free”的詞源文化

“Free”一詞主要源自印歐語系中的“pri-”，后來逐漸演化到日耳曼語中的“friaz”，又演變為古英語中的“freo”，本意約為“dear（親愛的）”和“beloved（被愛的）”的含義，后又表示“不受約束的”?！皭邸迸c“不受約束”因何關聯？這要追溯到“freo”的日耳曼氏族文化傳統。公元5世紀以前，羅馬人占領了英國，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等日耳曼氏族部落為擴展宏圖而持續入侵大不列顛島，經過征戰與掠奪，大大小小的王國逐漸合并為七個大王國，最終經數百年統一為英格蘭王國。當時盛行奴隸制與父權制，男人就自然而然擁有了統治地位，其妻子與兒女甚至包括奴隸都是其私人財產。然而因妻子與兒女是奴隸主所鐘愛的，于是他們就天然擁有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個人權利，享受著奴隸不能享受的特權。因此，原本有“被愛的”含義的“freo”，在文化發展中就“歷史”地具有了與個人利益相關的“不受約束的”含義。與此同源的還有“family（家庭）”和“friend（朋友）”，意味著與奴隸主相關的親屬和朋友也擁有相應的權利。同時，“-dom”作為一個抽象名詞后綴，用來表示一種狀態或條件，在那個時代這是貴族權力的象征。于是，當“dom”與“free”結合，“freedom”就蘊含了“特權”之意，當“lord（英國男爵頭銜）”與“free”結合，就成為“free lord（自由領主）”，在德語中男爵稱作“freiherr”，在其他國家稱作“baron”，在現代英語中“baron”進一步演變被賦予“工商業巨頭”之意。因此，從“free”的詞源學溯源中我們可以發現，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人在征戰中有著“勝者為王”的民族文化特性，并隨著歷史的潛移默化，這種民族文化被賦予了“free”的語義和語境，也就是在源流本質上易于追崇“特權自由”和“霸權自由”，在抽象語境上易于契合“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由。

2.“Free”的多元語義

在英語表達中“free”有四重語義，且不同語義所指代的詞性和語境不同。一是將“free”作為一種形容詞存在，翻譯為“自由的”，表現出主體自身的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主體在沒有強制、沒有壓迫的條件下能夠充分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更多側重于強調與他人無關的個人自由，這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自由。二是將“free”與“-dom”結合而作為一種名詞表意為“freedom”存在，更多指向經濟意義上或政治層面與權利相關的自由，比如經濟自由譯為“economical freedom”，個人自由譯為“individual freedom”。三是將“free”作為一種動詞存在，翻譯為“釋放、使自由”，與“liber”有相同的內涵，倡導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四是將“free”作為一種副詞存在，具有“免費地”含義。這里的免費，就是享受不付費的“物化自由”的特權，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免費”的前提是“交換”，這種“免費”往往又是最貴的，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因為這里的“free”只不過是以其他方式換取了相對的不付費的“物化自由”，但事實本身沒有免費，相反可能會失去更多的其他權利和精神利益，甚至掉進不自由的消費主義陷阱。

（二）“Liberty”的語料來源

在現代英語中，與“liberty”擁有同一詞根“liber”而語義又不同的詞匯不少，比如“liberalism（寬宏大量）”“liberality（公平）”“liberalize（放寬對……的限制）”“liberator（解放者）”等，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liber”豐富的歷史文化源頭。

1.“Liber”的詞源文化

“Liberty”一詞出現于14世紀，源自拉丁文，本意是（被解放的）自由人，當其翻譯為“自由”時，最早可追溯到“libre”這一拉丁語的產生?！發ibre”最初具有“自愿情愿、出于自己的興趣和意志”的含義，這一含義也讓“libre”成為英語中的“love（愛）”和德語中的“liebe（愛情）”的詞源。因此，“libre”中的“自由”與漢語中用“愛干什么就干什么”來表達“自由”具有同樣“由自”的人類情感，蘊含哲學層面上“自由自在”的意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時期，“liber”具有“解放”之義，是從釋奴這層含義“歷史”地引申而來的，從束縛中解放出來本身就帶著一種反抗壓迫的意味，這層含義反映了該時代的社會文明進步狀況。除此之外，在城邦政治背景下，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強調人是城邦政治的動物，追求“政治共同體”層面的“城邦精神”和“集體自由”，將捍衛城邦視為獲得自由的前提，也是享受幸福的前提，于是“liber”又抽象地延伸了一層“閱讀、書籍”的涵義，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精神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因此，現代文明意義上的西方自由政治哲學最初與“liber”的語義和語境有關，“liberty”的產生發端于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隨著意大利半島城市工商業的興起，覺醒的居民開始向領主和教會爭取自由經商、管理城市等個人權利，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開始萌芽，最終在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中得到了徹底的張揚。

2.“Liber”的多元語義

“Liber”的多元語義是西方自由思想中古希臘和古羅馬傳統的根源。從“liber”的豐富語境來看，主要有兩種政治語義：一是獲得解放，指非奴隸的自由民在城邦政治背景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即實現從束縛中解放出來，不被別人統治，主要體現在政治領域的人權解放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主編的《法學階梯》書中指出：“自由（Libertas）確實是每個人做他喜歡做的、不由強力或依法禁止做的事情的自然能力”〔3〕。二是精神富足，強調城邦政治下的貴族精神與集體精神，只有精神富足，人才能擁有約束自己行為的美德，社會關系才能達到和諧、平等，這種語境讓“liberty”被使用時帶有追求人人平等的幸福意味，與使用“freedom”的“個人快樂”語境顯然不同。這種語境可以成為一種解釋自由女神像為什么是“the statue of liberty”，而不是“the statue of freedom”的重要原因。因此，在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格言即“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愛）”，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獨立宣言即“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促使“liberty”在美國憲法中具有奠基意義上的突出用途。

通過對“freedom”與“liberty”的語料來源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freedom”與“liberty”在西方的產生和發展，前者總是伴隨著追求“勝者為王和贏家通吃”的自由文化價值邏輯，而后者總是伴隨著追求“革命解放和民主平等”的自由文化價值邏輯。最初，“freedom”的產生是為了貴族的“特權自由”而辯護，“freedom”被賦予個體的“自由自在”的含義，其文化源流本質是維護強者擁有充分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占有權與使用權。在現代，“freedom”備受青睞，雖然被歷史賦予與“liberty”相同的“行動自由”和“免于強制”的豐富含義，但終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工商業巨頭（baron）的“財富自由”。在“贏家通吃”社會文化背景下，絕大多數人在個體行為上看似行動自由和不受強制，實際上卻在物質條件束縛下難以“財富自由”。然而，“liberty”最初產生于平民階級“自覺自愿”的情感意志，并不斷展開向貴族階級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這使得“liberty”具有了個人在社會關系中“擺脫束縛狀態”的解放意義，其文化源流本質體現了被壓迫者反抗強權而追求解放的過程。因此，在18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中，“liberty”常常被進步的資產階級和思想家們在解放意義上使用，其使用頻率大大高于“freedom”。但是，在20世紀初特別是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后，“liberty”的“解放”和“平等”意義對資產階級而言日趨下降，“liberty”帶有激進的“負面”聯想被媒體和學界日益剝離，于是英美國家主流文化開始強調繼承“the freedom of the Anglo-Saxon churl”①（盎格魯-撒克遜的霸道自由）傳統的重要性。近年來美國總統拜登、英國前首相鮑里斯等英美國家政府官員在公開演講時所提到的捍衛自由，用的更多的是“freedom”而不是“liberty”。從“liberty”到“freedom”的使用頻率之變，透射出英美的“自由”政治環境日益拋棄公平正義而趨向霸道霸凌的歷史文化原因。

二、不同詞源語境對西方自由思想的歷史性影響與批判性分析

在自由問題的認識上，西方思想家一般以人的權益為基點考量自由，關注個人權益與公共權益之間的界限和狀態。近現代以來，西方關于權利的自由觀念可謂繁多復雜，各種各樣諸如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社會批判理論（Social-Critical Theory）等思想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自由觀念，莫衷一是。但是，無論哪種西方自由思想，都或多或少受到“freedom”和“liberty”詞源語境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內在的、潛意識的和傾向性的，我們只需要將西方自由邏輯的傾向性與兩種不同的詞源語境進行比較分析，就可以看出這種自由邏輯源于哪一種或兩種詞源語境。雖然在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目前主要有四種關于自由觀的分類范式，但從傾向性看這四種分類范式大致都可以對應“freedom”與“liberty”的詞源語境。一是法國思想家本杰明·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把西方自由觀劃分為：古代人的自由觀（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與現代人的自由觀（the liberty of the moderns），前者奉行集體性的權力分享自由，也就是傾向“liberty”的詞源語境，而后者追求享受保障的個人快樂自由，也就是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二是英國思想家賽亞·柏林在《自由論》中把西方自由觀分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與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前者表現為一種積極的自我解放的理想狀態，實質上傾向“liberty”的詞源語境，后者表現為一種消極的免受外在干涉的個人保護，實質上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三是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論自由》中提出了形式自由（Liberté formelle）與實質自由（Liberté matérielle）、個人自由（Liberté individuelle）與集體自由（Liberté collective）、無禁止的自由（Liberté non interdite）與實際的能力自由（Capacité pratique）等多重二分法。其實在根本上，形式自由、個人自由、無禁止的自由，屬于同一系列自由概念，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實質自由、集體自由、實際的能力自由，屬于另一系列自由概念，傾向“liberty”的詞源語境。四是英國思想家戴維·米勒按歷史發展階段梳理了三種西方自由思想的主要傳統，即共和主義的傳統、自由主義的傳統、唯心主義的傳統〔4〕。其實在根源上，共和主義的傳統和唯心主義的傳統，傾向“liberty”的詞源語境，自由主義的傳統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

（一）深受“freedom”詞源語境影響的西方自由思想及其批判

深受“freedom”詞源語境影響的西方自由思想，在個人權益和公共權益之間，表現為更注重個人權利和自身利益的自由邏輯。雖然這類思想家會經常使用“liberty”一詞，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骨子里更加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最早持這種觀念的思想家出自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面對古希臘城邦的衰落，他們對所謂理想的“政治共同體”失去信心，倡導享受個體主義的快樂。從16世紀開始，在英國誕生了一大批享譽世界的反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自由思潮的思想家，他們堅定維護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由，認為這是人的本性和一切問題的前提。在16世紀，英國政治家約翰·福蒂斯丘爵士，主張將自由視為人類的本性。在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出版《利維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關于國家的自由主義理論，他認為人類的基本自由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人性的最根本的、決定一切的特性存在于自衛本能或利己主義中，而每個人要想保障基本自由，人與人之間就必須訂立社會契約并成立國家。在1689年，約翰·洛克將霍布斯的以集合個人自由鑄造現代國家的思想發揚光大，主張政府制訂法律，明確賦予個人的“人身、行為和財產以及所有的財產”等具體的自由，同時明確保護這些自由不受他人侵犯，被譽為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在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終完成，他主張以自由放任為核心的經濟自由主義，提倡市場自由和貿易自由，標志著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正式誕生。在1789年，杰里米·邊沁發表其杰作《道德和立法原則概述》，極力推行以“避苦趨樂”為人性原則的功利主義學說，堅持國家權力對個人追求幸福的活動不應作過多干涉。在1850年，赫伯特·斯賓塞在《社會靜力學》中提出了人類社會需要“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來進化發展，為霸權自由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到現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取代了二戰以來注重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大力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大肆宣揚個人主義自由觀念，特別是自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一超獨大”在西方凝聚“華盛頓共識”，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制造和宣傳充滿歷史迷霧的自由主義思想，認為離開個人自由的大眾民主是導致極權主義的溫床，強調“盎格魯-撒克遜的霸道自由”的合法性和傳承性，但這種“強權即自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無論是西方古代的自由思想還是現代的自由思想，雖然其中有不少思想家提出真知灼見，但只要在立場上傾向“freedom”的詞源語境，就會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由權利，忽視或淡化公共利益和多數人享有的平等權利，這樣的條件下自由只能把好端端的社會變成叢林世界。

（二）深受“liberty”詞源語境影響的西方自由思想及其批判

深受“liberty”詞源語境影響的西方自由思想，在個人權益和公共權益之間，表現為更注重公共利益和民主平等的自由邏輯。最早持這一傾向的思想家出自古希臘和古羅馬，代表人物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伯利克里、李維等。在他們的著作里，區分了自由國體與暴君政體、自由人與奴隸，并崇尚生活在政治共同體中，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和自由人。因此，蘇格拉底強調，“對公民而言， 國家比他的父母、祖先要更加珍貴， 更加可敬， 更加神圣”。柏拉圖主張追求“所有人的最大幸?！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人按照一己之意行動，實際上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一種罪惡〔6〕。在伯利克里心中，城邦確實給予了公民幸福生活：“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當我們的街坊鄰居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致因此而生氣，也不會相互猜疑，相互監視，甚至不會因此而常常給他們難看的臉色，盡管這種臉色不會對他們造成實際的傷害”〔7〕。后來，古羅馬思想家李維在他的巨著《羅馬史》里記載了政治共同體的美好生活，描述了羅馬平民階級向貴族階級爭取自由的斗爭行動?？傊?，以上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關于自由的觀點與“liberty”詞源語境是一致的，形成了西方所謂的古羅馬共和主義的“自由傳統”，又稱為與英美傳統相區別的“歐洲大陸傳統”，這些傳統對后世的西方自由思想影響深遠。中世紀的奧古斯丁、阿奎那等繼承了這種“自由傳統”，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認為自由與善是貫通的，人的自由并不在于身體上的快樂，人與人之間要結合對上帝的愛和因此而生的對彼此的愛，才能實現自由。在14至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自由思想家將“自由傳統”發揚光大，到了16世紀，以德國馬丁·路德和法國約翰·加爾文為代表的宗教改革者將“自由傳統”延伸到宗教領域，然后在17世紀中葉英國內戰爆發時進一步傳承和復興“自由傳統”，產生一批以亨利·帕克、詹姆斯·哈林頓和約翰·彌爾頓等為代表的新羅馬自由理論家，他們強調沒有自由的國家，就沒有自由的個人，提倡把個人自由觀念和無私的公共服務觀念相結合，公民應該承擔積極的義務，以維持自由政體，認為只有當公民培養出勇氣、果決和審慎等關鍵性品質或美德，才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政治共同體〔8〕。在18世紀的法國，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掀起了一場影響世界的啟蒙文化教育運動，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推翻專制王權和建立共和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喊出了的“人人平等”的口號，指出：“無論何時當某一形式的政府變得是危害這一目的的，人民就有權改變或者廢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薄?〕在20世紀80年代后，因目睹現代自由主義在實踐上導致的嚴重不平等和不自由現象，西方產生了一批以桑德爾、麥金太爾和沃爾策等為代表的社群主義思想家，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把個人當作理解和分析社會政治現象的基本變量，認為對于社群成員的個人權益最終是由其所在的社群決定的，因為這表明了“不只是他們作為公民擁有什么，而且還有他們是什么；不是他們所選擇的一種關系（如同在一個自愿組織中），而是他們發現的依附；不只是一種屬性，而且還是他們身份的構成成分?！薄?0〕總之，以上這些西方自由思想邏輯與“liberty”詞源語境是十分契合的，盡管他們之間也存在不少內在分歧，但在批判傾向“freedom”詞源語境的西方自由思想上是一致的。

（三）兼受“Freedom”與“Liberty”兩種詞源語境影響的西方自由思想及其批判

實際上，絕大多數西方思想家最初都想解決好個人權益和公共權益之間的具體關系（諸如個體與集體、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等）問題，只不過后來他們發現二者的矛盾關系在現實中很難甚至解決不了，于是直接二選一，“歷史”地傾向“Freedom”或“Liberty”的詞源語境，站在了不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所以有學者也認為，“英美世界的思想家似乎為消極自由的論述作出了重要的持久的貢獻，而歐洲大陸的理論家則在積極自由觀上用心良苦”〔11〕。但是，在西方也有不少力求統一或調和二者矛盾關系的思想家，比如除了前文提到的貢斯當、柏林和阿隆，還有近現代的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德·蒙田和當代的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尤爾根·哈貝馬斯以及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英國思想家柏克將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法律、道德等因素緊密結合起來，他認為，“凡是個人能獨立去做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他都有權去做?！薄?2〕但當二者出現沖突時，首先要保障全社會的自由。密爾在《論自由》中談到了如何看待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他的消極自由觀對后世影響很大，但他也注重積極自由，對種族歧視等不平等現象十分憎惡，認為人們應通過良心和自由來實現自我生命的幸福，就道德能力而言，它（良心）實際上是人本性的自然產物，它會自然成長，且通過培養能達到非常高的層次〔13〕。蒙田崇尚內心的自由，但他強調“心中必須樹立一套行為準則，以此自律，根據這個準則自勉或自責”〔14〕。韋伯和哈貝馬斯關注實質自由，他們認為消極自由屬于形式自由，倡導將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結合起來，提出有助于人的價值與意義持續實現的全面的自由觀。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璀璨奪目的思想家最終還是沒有擺脫“freedom”和“liberty”詞源語境產生的歷史迷霧，特別是恩斯特·布洛赫、尤爾根·卡門卡為代表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闡釋馬克思自由觀時依然用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由傳統，成為馬克思所諷刺的“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15〕。在西方，力圖擺脫“freedom”和“liberty”的詞源語境影響，從純抽象的哲學層面來全面把握自由邏輯的西方思想家，以說服力和影響力而論應該是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家。根據鄧曉芒的研究，他認為，康德已經對自由概念的全部領域進行了系統的探查，其自由觀有三個不同的層次，“即在認識論層次上作為理性概念即‘理念的‘先驗自由，在實踐層次上作為‘理性事實的‘實踐自由，以及在內心審美和外部社會歷史中作為經驗現象（心理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自由感和‘自由權”〔16〕。這三個不同層次的自由觀，雖然相互關聯，但不能融合，因為康德設下了不可逾越的“自在之物與現象”之間的鴻溝。而黑格爾在康德基礎上消除了這種鴻溝，將康德的三種自由融為一體，呈現出人類自由精神發展的歷史過程。在黑格爾看來，“真正的自由就是由人的現實的激情所推動的歷史的必然運動，在這種歷史運動中，任意性必將上升為自律，而必然性則不再是外在的機械必然性，而是自由本身的一個現實環節，自由也不再只是內在的一種抽象觀念或主觀消極的不受束縛、不動心，而是一種合目的性的客觀現實行動，它所體現的就是歷史理性?！薄?7〕后來，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爾的這種辯證法思維，同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批判指出，黑格爾“沒有把客觀自由看作主觀自由的實現，即主觀自由的實際表現。因為黑格爾給自由的假想的或實際的內容以一種神秘的形式，所以，自由的真正的主體性在他那里得到了形式的意義”〔18〕。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現代哲學家麥克斯·施蒂納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進行了激烈的批判，這對馬克思的觸動很大，以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了大量篇幅來批判施蒂納。其實，施蒂納將現實的人視為利己主義的“唯一者”，骨子里依然深受“freedom”詞源語境影響，只有馬克思用具有“天才萌芽”的新世界觀，才真正破除了兩種不同“自由”詞源語境影響下的歷史迷霧，最終在批判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過程中，形成具有批判性與革命性的自由觀，對人類解放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馬克思自由觀對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性與革命性

馬克思自由觀，是關于人類解放的自由思想，是在批判西方自由思想過程中形成的具有超越性的偉大成果。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既不是割斷與西方自由傳統的聯系，也不是拋棄西方傳統而自成體系，而是在與西方思想家之間的批判性對話中，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上，對西方自由思想進行的革命性變革。

（一）馬克思與西方自由思想家之間的批判性對話

與西方自由思想家的交流對話，馬克思繼承了西方學界理論批判的傳統。簡要而論，在其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助對伊壁鳩魯“原子偏斜論”的研究，肯定了西方自由思想的個人意志自由和獨立性思想，同時強調了自我意志的實踐力量〔19〕。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面對普魯士專制與腐敗，發表了以《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為代表的捍衛自由的系列文章，這時他從自由意志轉向，開始關注自由背后的物質基礎，認為自由報刊“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20〕?？墒?，馬克思對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首先是從宗教批判開始的。他認為，“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1〕，“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22〕。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通過對猶太人問題的歷史分析，描述了德國自由主義、法國自由主義、美國自由主義發展的不同狀態，澄清了政治自由與宗教的關系，指出：“人對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優點和缺點”〔23〕，“人沒有擺脫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沒有擺脫財產，他取得了占有財產的自由。他沒有擺脫經營的利己主義，他取得了經營的自由”〔24〕。因此，在馬克思的批判性對話中，政治解放是人的自由解放一個不可缺少的必經階段，但決不是歷史進程中的最后形式。他認為“freedom”與“liberty”是兩個具有同等意義的范疇，二者是統一的、不可割裂，自由的實現過程也就是人類獲得解放的過程。這時，馬克思雖然跳出了“freedom”與“liberty”兩種詞源語境二元對立的困境，但依然兼受著“freedom”與“liberty”兩種詞源語境的影響。接下來，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在“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礎”〔25〕之上，馬克思認為，“自由”與“解放”是受生產力決定的，對自由或解放的理解只有深入到政治經濟學語境中才能得以真正的回答，因為“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的”〔26〕。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與經濟自由主義從利己的生產關系出發來探討自由問題不同，馬克思把勞動看成是人的本質和財富的來源，而經濟自由主義卻把勞動看成是一種特殊的私有財產，“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27〕。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被異化，導致工人處于不自由的生存狀態，而共產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積極揚棄，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28〕。這樣，個人權益和公共權益之間矛盾關系得到了真正解決，才真正實現人類解放。隨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認為，“‘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29〕?！案鱾€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于物的力量”〔30〕?！皩嶋H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事物”〔31〕。這時，馬克思已完全破除了“freedom”與“liberty”兩種詞源語境形成的歷史迷霧。最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講出了關于人類解放的真正的自由主題：“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2〕。在那里，每個人將實現“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33〕。

（二）馬克思自由觀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革命性變革

馬克思與西方自由思想家在批判性對話中實現革命性變革的關鍵在于，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的徹底革命。首先，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對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進行了實踐意義上的革命性變革，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由觀。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把現實事物看做“感性事物”，相信感性直觀中的世界。馬克思批判了這種直觀性，指出它們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薄?4〕雖然費爾巴哈用感性的物質客體代替黑格爾的思辨的思想客體是對的，但他未能進一步用人類感性的物質活動來代替，未能認識到“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35〕。更未能看到，“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薄?6〕當然就不知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37〕。因此，正是在實踐意義上，馬克思批判和改造了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而且根據唯物主義的原則批判和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在辯證唯物主義自由觀看來，人的自覺或有目的的活動是在一定社會關系形式下主體和客體相統一的能動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既是“定在中的自由”〔38〕，也是必然中的選擇。然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施蒂納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唯物史觀意義上的革命性變革，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自由觀。施蒂納批判費爾巴哈的“類”和“人”，認為真正需要被解放的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人”和“類”的解放，恰恰是有自己的個性和利益的獨一無二的個人即“我”，“我”既是“唯一者”，又是“利己者”。施蒂納認為：“利己主義并不考慮作出什么犧牲，給出什么東西，他只簡單地決定：我需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并且就得給我拿來什么”〔39〕。馬克思批判施蒂納利己主義的“唯一者”依然無法真正脫離抽象本質，因而只是無力改變不自由現狀的自我慰藉的“人”，與費爾巴哈的“類”在實質上是一樣的。施蒂納雖然反對自由主義的主體是抽象的人，但卻將現實的人視為利己主義的“唯一者”，而其設想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只能是小資產者狹隘而缺乏現實根基的自由，更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40〕。有生命的個人，必須從事物質生產活動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皞€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41〕。因此，人們真正的枷鎖并不是觀念性的存在，而是物質性的存在，人們不能自由的主要根源是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不夠充分，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束縛性的社會關系。而施蒂納看不到自由主義背后的物質利益和生產關系。其所倡導的由利己的“我”組成的聯盟是虛幻的，個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獲得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42〕。因此，正是在唯物史觀意義上徹底革命，馬克思創立了新的自由觀。在馬克思自由觀看來，自由具有社會歷史性，要想真正解決自由問題，關鍵在于大力發展物質生產力，最終消滅私有制和一切不合理的社會關系，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即真正的共同體。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個人的勞動變成了自主的活動，每個人都擁有全面發展自身才能的手段和機會。

四、結語

從比較詞源學分析研究西方自由思想的邏輯理路，旨在揭示批判西方自由思想的源流本質，在根源上把握馬克思對西方自由思想的超越。馬克思自由觀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賦予了我們透視時代風云的銳利目光，為我們破除籠罩西方自由的歷史迷霧，揭露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迷惑性”，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工具，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拓寬了宏大視野。在世界各地沖突頻發、全球變亂交織不斷的當今時代，隨處可見打著“自由”旗幟的霸權霸道霸凌行為。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中西方詮釋“自由”所顯現的“西強我弱”的場域錯位，需要在全球重新定奪“自由”的話語權，而馬克思自由觀對西方自由思想所實現的超越，在新時代的價值意義愈發凸顯。因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自由觀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堅持實現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43〕。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強調：“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44〕，并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45〕，這些重要論述深刻蘊含著21世紀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自由觀的守正創新。因此，“自由”，是現實的人對全面發展的價值追求，是人類現代化的文明標識，于當今十分需要也必然能夠，在各國各民族全球性的交流對話中獲得重新定義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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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

〔44〕 習近平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N〕.人民日報，2023-03-16.

〔45〕 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6.

【責任編輯：歐 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強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長效機制研究”（20XDJ002）

〔作者簡介〕李剛，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榮瑤，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四川 成都 610071。

①引自劍橋大學和匹茲堡大學聯合研發的關鍵字項目，Keyword：Freedom / Liberty，http：//keywords.pitt.edu/keywords_defined/freedom.html.

①引自劍橋大學和匹茲堡大學聯合研發的關鍵字項目，Keyword：Freedom / Liberty，http：//keywords.pitt.edu/keywords_defined/freedo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