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虞淵：“北洋軍閥史”研究之兩面觀

楊天宏

本文述論“北洋軍閥”歷史研究，取名“日薄虞淵”，看似迂遠，實有命意存焉?！痘茨献印ぬ煳挠枴吩疲骸?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薄爸劣谟轀Y”《太平御覽》作“薄于虞淵”。(1)(漢)劉安等編，高誘注、(清)莊奎吉校：《淮南子·天文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頁?！坝轀Y”即“虞泉”，為古人想象中的日落之所。典籍中常將“日薄虞淵”解釋為臨近衰亡?！稌x書·束晳傳》有“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2)(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束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29頁。，文中無可奈何日西沉的感慨，堪稱“日薄虞淵”之正解。但即便“正解”也不免失之片面。方以智詩曰：“鄧村擲杖作香林，坐看虞淵日未沉?！?3)方以智詩全文如次：“鄧村擲杖作香林，坐看虞淵日未沉。蹈海方知三世路，翻天不換兩人心。秋來黃葉丹如故，化作青蓮碧更深。漫許六朝花再雨，豈將胡況待知音?！狈揭灾牵骸陡∩胶蠹そǔ跫ぴ僖娭苻r父》，任道斌編著：《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頁?？梢娡瑯由硖幱轀Y，因心境不同，亦觀感各異，不只晚景凄涼而已。

北洋時期大致正處于這種夕陽西下、將沉未沉的境況。此時中國已進入“后袁世凱時代”，皖、直、奉系軍政集團相繼(直、奉一度共同)秉政，北洋開始走下坡路。盡管如此，一些前所未見的新氣象亦有所展布，宛如日近黃昏，雖前景黯淡，卻也偶見落日余暉。易言之，“軍閥”秉政十二年，傳統中國在經歷辛亥及接踵而至的幾度變政后，開始制度調適，亂中求治，有所建樹，這對當時及后來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甚大，為爾后中國各種制度建設的重要源頭，不可漠視。遺憾的是，迄今多數國人對北洋歷史尚處于云遮霧障的觀察認知狀況，但見表象，未窺就里，故有變換觀察角度、重新檢視的必要。

如所周知，地理學意義上的“北洋”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形成過程(4)“北洋”一詞與“北?！毕嚓P。古代中國“北?！币辉~出現較早?！蹲髠鳌分杏小熬幈焙?，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之說。春秋時期齊國東臨之北海，就是山東北部的渤海。有了“北?！弊匀痪陀小氨毖蟆?，蓋在古人看來，“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眾多處”(南宋趙德鱗《侯鯖錄》卷3)。宋人真德秀曾記錄當時船工商人有關“北洋”的說法，有謂“賊……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船通行?！?《泉州申樞蜜院乞推海盜賞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位控厄之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姚寬《西溪流叢語》卷下云：“今自二浙之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币捵溆?161年，由其論述可知，兩宋之際，今福建以北的東海、黃海、渤海已稱為“北洋”。以上史料轉引自：陳佳榮：《宋元明清之東西南北洋》，《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作為近代軍政體系的 “北洋”則始于英、法聯軍之役后清政府設立南、北洋大臣之時。甲午戰后，袁世凱受命督練新建陸軍，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設練兵處，建造兵營，搭建起北洋軍事班底。庚子事變后，袁世凱接替李鴻章督直，例兼北洋，北洋軍政集團以此發軔。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北洋”曾是一支主張向西方學習，推進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重要力量。晚清時期首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應對時代變局，在個人能力允許范圍內，竭力經營自強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派遣留學，創建北洋海陸軍，“以日本為假想之敵”(5)李守孔：《李鴻章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版，第174頁。，旨在抵御其侵略。甲午之戰中國雖敗給日本，但李鴻章對日本的認知以及戰爭中不惜與日本拼死一搏，亦贏得有識之士贊揚。梁啟超嘗高度肯定李氏“以一人敵(日本)一國”的氣概，有“雖敗猶榮”贊譽。(6)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2—51頁。李鴻章對內改良、對外防范日本侵略的主張與實踐，給其身后的“北洋”留下一筆雖有嚴重時代局限卻也極具價值的政治遺產。

李鴻章死后，北洋集團最高領袖是袁世凱。袁能在清末民初國家政治中占據核心位置，原因有三：一是擁有經濟及軍事實力，二是在當時統治集團中屬相對趨新一派，三是與清廷有尖銳矛盾。因為與清廷有矛盾，以反滿為重要訴求的革命派在清末政制鼎革中便可與之結成暫時的政治聯盟；因為相對趨新，故在民初政治經濟及社會建設中，各方都對之抱有一定期望；因為有實力，擔心在華利益因政制轉型受損的外國人普遍看好他，即便是對其懷有戒心的革命黨人也因缺乏實力，不得不對之妥協。這一切，成為袁世凱建構北洋軍政體系的重要憑借。(7)關于外國人對袁的態度參閱吳承明著：《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3—186頁。另據史料記載，武昌起義發生不久，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訓示朱爾典：“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們希望看到，作為革命的一個結果，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與各國公正交往，并維持內部秩序和有利條件，使在中國建立起來的貿易獲得進展。這樣一個政府將得到我們能夠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泵鞔_道出英國政府的立場。引文見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格雷爵士致朱爾典”(1911年11月15日發自外交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8頁，第58件。

清末袁世凱開府北洋，立憲黨人多被羅致，進入北洋幕府，遂有以北洋為國家政治中心的主張，“北洋派”之說亦開始在時論中出現。武昌起義后，政制鼎革，袁世凱對逼迫清帝退位、實現南北統一曾作出重要貢獻。袁能夠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既是軍政實力使然，也是“北洋”迷人光環下的時代選擇。不僅袁本人，其麾下北洋要人如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等，對維持民初政局穩定及“再造共和”，亦貢獻良多。

北洋軍政人物在國家政治轉型中的所作所為，奠定了“北洋”在近代國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使“北洋”成為中國政治中一面有影響力的旗幟。所謂“北洋為世所重，民黨為俗所輕”(8)吳虬說：“共和之局，既成于北洋武人，雖種因確是黨人，然革命黨在事實上不能立時居政治中心地位，而袁段馮王諸巨頭，又系前清達官，亦新亦舊之人，與當日新舊過渡時代尊官卑民之群眾心理適相吻合?！眳球埃骸侗毖笈芍鹪醇捌浔罎ⅰ?，榮孟源、章伯鋒：《近代稗?！?第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頁。，客觀反映出辛亥年間普通國人的觀感。民國初年，袁氏身邊人亦每以“北洋”自況。如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團體”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廣眾之中亦每自稱“我們北洋派”?！氨毖蟆狈Q謂一時泛濫，有北洋大學、北洋醫院、北洋商號等，以至時人揶揄說，中國的北洋、南洋與外國的東洋、西洋，可以囊括整個世界。(9)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榮孟源、章伯鋒：《近代稗?！?第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頁。顯而易見，早期北洋，除去袁世凱稱帝那一時段，留給世人的更多是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記憶。

但“后袁世凱時代”的“北洋”則與此不同。如果說此前的北洋尚處于上升時期，有功有過，毀譽參半，袁世凱死后，北洋則日近黃昏，完全掩映在“夕照”之中，是與“軍閥”連綴時期的“北洋”，“分裂”、“戰亂”被看作其時代特征。

對這段北洋歷史，學者自來重視，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研究，相關學術成果已復不少。

在這些成果中，值得首先提及的是民國時期具有學者與歷史當事人雙重身份者推出的北洋歷史著述。其中溫世霖所撰《段氏賣國記》有可能是最早一部。溫曾加入同盟會，是首屆國會議員，為歷史當事人，他的這本書在1916年付梓。之后，張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禍國記》，古蓨孫的《乙丑軍閥變亂紀實》，白蕉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吳虬的《北洋派的起源及其崩潰》等陸續面世。這些著作，帶有筆記、札記、回憶錄性質，因作者多為歷史當事人，不無主觀認知參與，有所局限。但研究歷史須變換角度，從廬山之外觀看廬山，固然便于見識山體全貌，但人在廬山之內，曲徑通幽，貼近體察，亦能見到山外人難以窺見的山景和奧秘。

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出版的研究北洋歷史的著作相對較少，一些論著如丁文江的《民國軍事近紀》，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來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楊幼炯的《中國近代立法史》，謝振民、張知本的《中華民國立法史》等，涵蓋后袁世凱時代北洋歷史。由于是在“專門史”框架內記述北洋，就所涉學科領域而言，內容豐富，剖析深入，盡管橫向觀照不夠，但對認識分科的北洋歷史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1949年之后頭30年，北洋歷史在大陸學界受到全盤否定，“北洋軍閥”成為批判對象，帶有研究色彩的成果殊不數見。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和來新夏著《北洋軍閥史略》，對“北洋軍閥”史追本溯源，做了基礎性研究。前者因系史話，故未注明資料出處，但所記多有依據，且“故事”完整，頗具參考價值。后者相對簡略，或因意識到此點，若干年后作者將其改寫成《北洋軍閥史稿》，內容明顯充實，產生較大學術影響。20世紀60年代，曾任北洋時期總統府秘書長的張國淦撰寫《北洋軍閥的起源》，披露不少政情內幕，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不過總體上看，由于政治與意識形態影響的慣性，20世紀80年代之前，有關北洋歷史的純學術著作不多，研究深度有限?；蛟S是出于回避政治的考慮，學者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北洋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的整理上，這一看似無可奈何的選擇，卻為后來北洋史研究向縱深發展做了良好鋪墊。(10)詳見以下幾類資料：1.章伯鋒等編輯出版的《北洋軍閥》6冊，來新夏主編的《北洋軍閥》5冊，張俠等編的《北洋陸軍史料》，杜春和等選編輯的《北洋軍閥史料選輯》2冊，陳振江主編的《北洋軍閥天津檔案史料選編》，《近代史資料》刊出的有關贛寧之役、南北議和、張勛復辟、軍閥與帝國主義關系、北洋軍閥的私產狀況等。2.《歷史檔案》和《民國檔案》兩刊公布的第一、二歷史檔案館大量有關北洋歷史檔案；近年來陸續刊布的大量北洋軍人的個人檔案(如吳佩孚檔案等)。3.來新夏編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卷6，徐景星等編《北洋軍閥人物索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為撰寫《中華民國史》編輯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包括大事記、人物志、專題資料三類，以不同形式出版數十種，有撰稿，有譯稿，如專題資料中的譯稿《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撰稿《清末新軍編練沿革》等多種。這些資料和論著，對了解北洋軍閥從興起到形成的歷史，均有裨益。

20世紀80年代之后，學術環境相對寬松，經李新、彭明、章伯鋒、李宗一、陳振江、公孫訇、繆新權、謝本書、熊宗仁、郭緒印、郭劍林、蘇全有、莫建來等學者，以及因我閱歷及研究旨趣所限未能在此提及但很可能作出更重要學術貢獻的其他學者持續不斷的努力，“軍閥”時代的北洋歷史研究有了長足進展。在這一階段，一些學者開始嘗試突破此前研究中固有的意識形態窠臼，從純學術立場研究北洋，大量專題研究論著及人物傳稿相繼問世，內容涉及北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及地方軍閥等不同層面，北洋歷史的多面性開始呈現，但仍留有“開放”程度不夠的時代痕跡。

近20年來，中生代和新生代學者改變既有研究范式，以新的理論方法，在掌握更為翔實的中外文獻的基礎上，對北洋歷史進行研究，成就粲然。(11)有關近20年來學者的相關研究及其學術貢獻參見曾業英主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19)》(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01—659頁。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外學術交流增多，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也被譯介(時間不限于最近20年)，其基于多元方法和不同觀察視角對北洋歷史的研究，為國內學者提供了極富價值的學術參考。(12)海外學者有關北洋歷史的著述主要有陳志讓的《軍紳政權》，吳應銧的《吳佩孚傳》，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白魯恂的《軍閥政治：民國時期軍閥的縱橫捭闔》，齊錫生的《1916—1918年中國的軍閥政治》，波多野善大的《中國近代軍閥研究》，渡邊惇的《袁世凱政權的經濟基礎》、貴志俊彥的《袁世凱政權對內蒙地區支配體制之形成》，水野明的《東北軍閥政權史的研究》。這些著作從不同觀察認知角度，分析各軍閥派系間的關系和軍閥派系之爭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中外學者既有的學術努力奠定了北洋歷史研究的基礎，但也存在諸多缺陷。以國內學者的研究為例。首先是研究的時間范圍未作明確界定。研究“北洋”固須回溯歷史，從清季小站練兵甚至北洋大臣建置開始，至北伐成功結束。但研究“北洋軍閥”則不宜將袁世凱及之前的“北洋”拉扯在內，因袁并非通常界定的“擁兵自重、割據稱雄”的“軍閥”，袁世凱時期沒有發生“軍閥混戰”；袁任職總統及改制那幾年也不是“北洋時期”，袁作為國家元首而非派系領袖，一項重要政治努力就是“去北洋化”。(13)參見楊天宏：《袁世凱的“去北洋化”與“北洋正統”幻滅》，《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袁氏死后，北洋裂變，中國才真正進入“軍閥”時代。因而寫“北洋”可以寫而且必須寫袁世凱，寫“北洋軍閥”則只能從后袁世凱時代寫起。但既有研究大多未對“軍閥”概念作嚴格界定，薰猶同器，一鍋混煮，將研究重心放在非軍閥的袁世凱時代，嚴格意義上的“北洋軍閥”時代卻成為非軍閥時代研究的附屬，成為整個“北洋”歷史的研究最薄弱的一段。

對重建北洋歷史更為不利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帶有價值判斷色彩。有可能是“國民革命”反軍閥宣傳的慣性作用，北洋時期被當時反軍閥聯合陣營及后來的海峽兩岸學界一致書寫成政治昏暗，分裂戰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列強凌辱，國將不國，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這樣的歷史書寫當然有其理據，卻因將宣傳材料與史料混用，多少存在放大失真。

以北洋時期最受詬病的“戰亂”為例。有學者統計，從1916年到1928年，12年間，國內共發生140余次戰爭，小規模武裝沖突則不可勝數，僅四川一省就發生400余次，可謂國無寧日。但既有研究卻殊少具體考察北洋時期的戰爭規模、持續時間、波及范圍及傷亡人數。(14)以當時規模最大的幾次戰爭為例。直皖之戰始于1920年7月14日，至同月19日段祺瑞辭職戰爭結束，延續不過6天。第一次直奉戰爭始于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奉軍戰敗退回關外，戰爭進程也是6天。第二次直奉戰爭從1924年9月15日開始，到10月23日北京政變發生，也就大致結束，即便以月底吳敗退時計算，持續時間只有一個半月。從傷亡上看，都說軍閥混戰殺人盈野，其實當時一場戰役下來，傷亡不過幾百人，多的也只有幾千人。以傷亡人數較多的直奉戰爭為例，共有20多萬人參加的為時9天的戰爭，傷亡人數也就四五千人。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4章“內戰的形態”(5)。羅文干曾明確指出，北洋的時局特征不是戰亂，而是“非戰非和”。他基于國家應該“統一”的認知甚至主戰，明確指出：“非戰非和，此不生不死之局，統一之最大障礙也。使其戰而一方勝也，則力勝者理強，可以統一?；蚴蛊淦吣曛g無日不戰也，則雖勝敗未分，而其首先民窮財盡者不得不降，又可以統一。今則不然，有時戰，有時不戰，而勝敗不分，無強弱之別。因其不常戰也，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于是不痛不癢，年復一年，人民既漠然視之，當局者遂得以各逞其私欲，而私欲之難合，不待智者而知也?！?15)羅文干：《獄中人語》，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1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時間不詳，第83頁。所謂因其不常戰，人民不甚感覺直接之苦痛，故漠然視之，道出了北洋時期“戰亂”的實情。

這種狀況與交戰各方的觀念訴求有關。北洋時期戰爭雖多，卻非盡系“春秋無義戰”。交戰各方除利益爭奪外，政治上多有明確訴求，這從戰爭期間“軍閥”的大量通電中可清楚窺見。當是之時，幾乎沒有一個軍閥在攻擊對手時會為軍人干政辯護，而擁護民主共和、要求實施憲政、主張文官政治、反對“黷武主義”、強調廢督裁軍、呼吁國家統一則成為“電報戰”的主題。這一點，已為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的定量研究證實。(16)Lucian W. 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pp.115-116，chart 7.1.盡管通電時的標榜不一定能反映所有“軍閥”真實的價值認同，但如此公開標榜，也會對交戰各方形成內在約束并影響到戰爭進程。事實正是如此。北洋時期戰爭雖多，由于基本指向多為“統一”或“自治”，區別只在治理國家模式上，并無根本歧異，非你死我活之爭(17)1923年的憲法直接將國體確定為“統一”前提下的“地方自治”，說明兩者并不根本對立。詳見楊天宏：《比較憲法視域下的民初根本法》，《歷史研究》2013年第4期。，加之北洋集團中不少人受過現代軍事教育，多少懂得戰爭游戲規則，戰爭往往能按照各方認同的戰爭規則進行，較少傷及無辜，戰場內外的傷亡均屬有限。(18)詳見彭濤、楊天宏：《“另類戰爭”：北洋時期直皖軍閥的武力統一》，《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對于戰亂，既有研究有所放大，但對北洋時期取得的建設性成就或雖然不成功但極具價值的制度改革探索，卻有意無意忽略。

政治上，按照傳統歷史敘事，北洋時期亂象叢生，不同政治派別及其領袖競爭角逐，“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政治體制演變嬗遞，政治失序，官僚腐敗。這種認知雖有某些事實依據，卻未意識到北洋時期看似亂哄哄的政治表象背后亦包含建設性因素。

傳統中國系一君主制大國，辛亥年驟行共和，缺乏民主政治經驗，不同制度的選擇及運作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民初至北洋時期是中國政制轉型的試驗期。其間國家根本法經歷了從《臨時約法》到《約法》再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更替；國體從共和改為君憲不久又回復共和；政體先后實施總統制和責任內閣制，權力構成經歷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的采擇權衡；立法機關進行了從臨時參議院到第一屆國會，再到袁世凱的政治會議、孫中山的非常國會、“法統重光”會國會重建，以及以國民會議替代國會的嘗試；南北關系也試驗過“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的手段交替。凡此種種，性質均可界定為在現行制度規范(如《臨時約法》對民國國體政體的設計規劃)暴露出嚴重缺陷的情況下探索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體與政體改革嘗試。這些嘗試，盡管大多不成功，有些甚至逆反潮流，但如此反復“折騰”，畢竟積累了豐富的現代政治知識和實踐經驗與教訓，為后來被認為“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制選擇做了鋪墊。如果研究者認為社會變革無須試驗探索，盡可全盤否定這段北洋歷史；若認為國家政制轉型過程中不同政制的選擇嘗試必不可少，則對北洋政治史應有不同的認知。

經濟上，北洋時期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外國資本重回中國，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壓力的時期。既有學術觀點認為，北洋時期中國遭受列強和軍閥雙重壓迫，經濟凋敝，民生幾盡，這為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然而歷史文獻和統計數據并不完全支持這一結論。盡管外資壓迫造成嚴重困難，但整體上北洋時期中國經濟仍相對平穩并有所發展。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將“一戰”之后的北洋時期稱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19)Marie-Claire Berge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1989，p.68.近代中國工業領域的諸多“大王”(如棉紗大王、面粉大王、煙草大王、造船大王、鋼鐵大王等)接踵產生在北洋時期絕非偶然。在社會民生方面，盡管此時尚有諸多問題，但大致仍處于《國聞周報》描述的“雖亂而未甚，雖惡而可忍”(20)《國慶辭》，《國聞周報》第3卷第39期，1926年10月，第2頁。的狀況，并不像既有研究描述的那么糟糕。在經濟民生尚可勉強維持狀況下發生的被稱為“大革命”的國民革命，實際上只是一場單純的政治革命，并未涉及社會層面，因而北洋時期的經濟與民生狀況無論好壞，均與這場革命扯不上聯系。

法制建設上，北洋時期是自清末改行新律之后中國法律制度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以之前眾多憲法草案(如“天壇憲草”)為基礎和憑借，參照東、西洋憲法文本和制憲經驗，北洋政府制定并正式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在民、刑等普通法領域，北洋時期也有所建樹。1926年法權會議前夕，王寵惠將已譯成英、法文之各種中國法律文件悉數提交各國代表審閱。接受審閱的文件不僅包括憲法，也包括民法、刑法及民刑訴訟法、大理院判例、森林法、國籍法、華洋訴訟程序、監獄制等。(21)其中譯成法文者有：(1)刑事訴訟律；(2)民事訴訟律；(3)商律；(4)暫行新刑律；(5)大理院判決例輯要(第一二兩卷)。譯成英文者有：(1)商律；(2)刑事訴訟律；(3)中國大理院判決例；(4)暫行新刑律；(5)民事訴訟律；(6)中國監獄制；(7)關于司法行政之各項法令規則；(8)商標法；(9)中華民國約法及附屬法令；(10)中華民國憲法；(11)大理院民刑案件統計比較表；(12)刑事案件統計報告；(13)民事案件統計報告；(14)森林法；(15)修改國籍法；(16)華洋訴訟程序及審理案件數目表；(17)中國現在司法情形之大概說明；(18)民國十二年司法部所屬北京及各省司法機關之司法經費表。外交部條約司第四科編：《外交公報》，第55期，1926年1月31日，專件，第5—6頁。這些文件成為包括北洋時期在內的中國近代法制建設成就的重要證據。在由各國法律專家組織召開的法權會議上，中國代表全面展示中國的法制建設成績，為逐漸廢除近代列強強加給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奠定了基礎。

在外交領域，北洋時期比較此前的中國外交也有明顯變化，不乏建樹。由受過現代外交專業訓練，能以國家利益為本并超越黨派意識的職業外交家主持外交，是北洋外交區別于近代其他時段外交的重要特征。此時正當中國民族主義蓬勃興起之際，北洋外交一個顯著變化是改變過去自外于國際社會的狀況，主動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一員。標志性事件是以對德、奧“宣戰”的方式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在戰后以戰勝國身份參與巴黎和會，不久又參加華盛頓會議，國際地位大幅提升，改變中國對列國的權利義務關系，獲得在國際組織中公開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身份地位。與此同時，北洋政府以民眾“廢約”的激進主義呼聲作為依托，展開穩妥緩進的“修約”談判，有所成效。在外交政策上，直皖戰后的北洋政府在加入華盛頓條約體系后，聯美制日，使中國贏得一段抵御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時間。在對蘇俄關系問題上，北洋政府在堅持中方對外蒙主權及中東鐵路利益訴求的前提下，承認蘇俄并與之建交，對改善兩國關系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

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的多元并存，是北洋時期相較其他時期最顯著的特征。北洋軍政集團堅持傳統政治觀念，致力于建構“統一”局面，但其訴求基本局限在軍政領域。就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而言，北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個多元并存的時期之一。由于未對思想文化及教育領域實施嚴格管控，“拿來主義”風行。北洋時期，不同思想文化與學術主張競相鳴放、共存共榮：西方的，東方的，傳統的，現代的，激進的，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討論問題的，侈談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民生的，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教育學術最為開放多元的時段。這對包括形形色色“社會主義”在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對現代學術的發展，對曠世人才的橫空出世，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生存條件。

今天為不少國人仰慕的“民國學術大師”，其實大多是民初和北洋時期多元的文化環境所造就，并非均衡產出于整個民國時期。1927年北伐成功后，國民黨厲行黨治，貫徹一個“主義”，實施思想文化專制，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環境失卻，學者的創造力嚴重受壓，學術“大師”罕見新出，思想“大家”更趨凋零。1929年，曾經支持國民黨“革命”的胡適目睹國民黨實施“黨治”，大失所望，開始反省自己當初對國民黨的認知，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兩文，針對國民黨統治下“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遣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的現實，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22)胡適、羅隆基、梁實秋著：《人權論集》，新月書店1930年，“小序”。胡適對國民黨強行實施“黨治”、壓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失望，映襯出北洋時期思想文化多元的難能可貴。

當然，事物往往存在異質的兩面，指出后袁世凱時代“北洋”的建設性努力，并不意味著有關北洋歷史的負面記錄全屬子虛，也不意味著過去對“北洋軍閥”的批判毫無意義。事實上，北洋時期是存在諸多問題的。在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中，最致命的是權勢重心失卻。袁世凱死后，北洋體系一分為二，出現直、皖分野。直、皖兩系生成后，被視為北洋旁支的奉系亦逐漸坐大。1918年9月張作霖出任東三省巡閱使。之后，奉系開始顯赫并逐漸將勢力插入關內。(2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與此同時，南方形成以唐繼堯為首的滇系和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此外還有山西的閻錫山，徐、兗一帶的張勛，以及四川境內控制不同地盤的大小實力派人物。北洋時期，直、皖、奉系輪流在京師坐莊，看似存在中央，但隨著地方勢力膨脹，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在時人眼中，后袁世凱時代的北京政府，有如梁、唐、晉、漢、周之居于中原；各省督軍擁有地盤，恰似南唐、吳、越、漢、蜀、楚、閩之各踞一方。此時的民國已無異歷史上分裂戰亂的“五代”，可見問題之嚴重。(24)楊蔭杭：《兄弟鬩于墻》、《今之時局》、《北洋正統》，楊蔭杭著：《老圃遺文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2、589頁。

這種局面對處于急劇政制轉型中的國家極為不利。國家在根本制度轉型期需要強大的政權機器運作，作為權宜之計，有必要實施一段時間的相對集權。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后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需要一個政治上實行集權主義時期的理論。為此他提出建立“強大政府”的對策，強調統治權威在政治現代化及政治發展與穩定中的重要性。(25)[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頁。在討論軍政關系的理論與實踐時，亨廷頓認為，在復雜的政治結構中，最需關注的不是分權，而是分權對其他群體權力的影響。兩個同等級別團體的存在，意味著兩者中的任何一個對其他群體所能發揮的權力都要弱于存在一個完整權威的情形。(26)[美]塞繆爾·亨廷頓：《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頁。亨廷頓并不是在為集權張目，而是在把脈轉型國家的政治通病。后袁世凱時代因為權勢重心缺失，中央權力式微，使國家在政治轉型過程中付出分裂的沉痛代價。

面對國家分裂局面，北洋軍政領袖曾作出“統一”的艱苦努力。北洋時期的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是皖、直軍閥重建權勢重心、實現國家統一的軍事嘗試，但均告失敗。之后由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主導，聯合奉張和粵孫共同召開善后會議，旨在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的嘗試，也未奏膚功。在這樣的局勢下，以“北洋”來整合國家已不再現實。

隨著“北洋”軍人在謀求“統一”的道路上接踵失敗，國人對“北洋”的觀感也發生了變化。早在北洋裂變之初，馬國文致函黎元洪，便作出“中國必亡于‘北洋派’三字”的預言。(27)《馬國文陳不可用徐世昌組閣亦不得以北洋派治國事致黎元洪函》(1917年5月2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頁。直皖戰后，國人對“北洋”的觀感趨于惡化。1922年5月，直奉戰爭結束之際，楊蔭杭作文討論時局指出，所謂“北洋正統”在今日已不是讓人敬畏的名詞，而敗落成詆毀性的“丑語”。他以史實論證說：清朝已有“北洋正統”，但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國肇建，袁世凱作為北洋首領，卻走上注定失敗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戰爭，皆“北洋正統”相互廝殺的“丑劇”。楊氏據此總結道：“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與民更始?！舄q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28)楊蔭杭：《北洋正統》，《老圃遺文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頁。直奉戰爭期間，直系后起之秀吳佩孚仍以“北洋正統”號召天下，陳叔通斥以“根本謬誤”四字。(29)陳叔通：《致亮才老兄書》(1922年6月4日)，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8頁?？梢姇r人對北洋認知的變化。

后袁世凱時代呈現的問題與北洋軍人的素質有關。近代中國處于急劇變化之中，早期北洋受人敬仰，系因北洋前輩在時代允許的條件下能推陳出新，引領潮流，作出貢獻?！跋φ铡睍r代的北洋雖不乏特異之才，如直系的吳佩孚、皖系的徐樹錚、奉系的楊宇霆等，但處于急劇變化時代，社會上新思想新人物層出不窮，北洋軍人總體上卻日漸落伍，一蟹不如一蟹，后繼乏人。就政治而言，民國的基本制度是共和民主，是實施憲政，但北洋的基質卻與此不匹配。北洋時期作出近代民主政制的各種嘗試，這值得肯定。但北洋軍人對何為現代民主并無深刻認知，多數北洋軍人具有根深蒂固傳統觀念和封建官僚積習，不可能良性運作現代民主政制。

以吳佩孚為例。直皖戰后，吳氏曾主張恢復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給人以主張西方現代民主政制的印象，但他對西方政制的理解卻極為膚淺。與直系走得很近故深悉底蘊的顧維鈞說：“吳佩孚將軍平時強調憲政，卻并不喜歡國會議員。我很懷疑他是否懂得代議制政治的原理和概念，雖然他為人誠實，是一個干練的軍人，并且擁護傳統道德和法律?！?3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6頁。再以徐世昌為例。徐為北洋集團中的“文治派”，曾擔任民國大總統，但其政治主張同樣缺乏民主色彩。為徐世昌寫傳記的警民氏寫道：徐就任大總統后，國人一度對其實施“民主政治”抱有希望，但這種期望何止“夢囈”，“蓋北洋派中諸人，實無一人謂民主制可實行者，不僅徐氏為然也。徐氏對于人民及議員，必取敷衍主義，所謂面從心違，或久使自懈是也?！?31)警民著：《徐世昌》，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4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時間不詳，第75頁。吳佩孚與徐世昌，一武一文，堪稱后袁世凱時代的北洋軍政翹楚，其對民主政制的認知尚且如此，遑論他人！以缺乏現代意識的軍人來推進近代化進程和國家的“統一”事業，其遭遇失敗，洵屬必然。

基于這一判斷，對北洋軍政集團“正面”歷史作用的成因，研究者亦須有正確認知。以我陋知，前列北洋時期的各項“成績”，至少其中經濟發展及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形成，與其說是北洋軍政集團在現代思想指導下有意識行為的結果，毋寧視為因其控制力有限而自然形成的狀態。以經濟發展為例，北洋時期，因中央權力式微，國家對地方及基層社會生產生活的干預有限，客觀上給地方經濟社會的自主發展創造了條件。蓋少了政府干預，一切按市場規律行事，經濟自然會發展得更好。(32)羅志田教授指出：“現在不少人研究中國史，喜歡說國家如何向基層滲透，甚至研究古代史的也這樣說。其實在治理層面，國家不在基層，且也無意進抵基層(即缺乏向基層擴張的意愿和動力)，是很長時間里的常態。國家真正涉入基層治理，應是20世紀北伐之后的事了?！瓊鹘y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政府作為的“小政府”模式，接近西方經典自由主義那種社會大于政府的概念?！胤降氖虑槭枪偌澓限k甚或是由民間自辦的，可以說是官紳共治?！绷_教授提出的“大政府”和“小政府”概念，可以用來認知近代中國很多政治經濟現象。以此看北洋，則明顯只能劃歸“小政府”范疇，在中央層面，政府作用之小，尤其明顯。引文見羅志田：《國進民退：清季興起的一個持續傾向》，《四川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第5頁。胡政之指出：“吾嘗謂中國政治，向以消極為主，故省刑罰，薄稅斂，為歷來理想之善政。蓋國民習于自治其業，不愿受政府之干涉，不似今日東西各國人民之事事依賴政府也。中國國民因有此特性，故雖國家不強而社會仍保持其相當之秩序，事業仍有其相當之進步?！?33)胡政之：《望國人注意國民衣食問題》(1925年8月30日)，王玫等編：《胡政之文集》(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頁。胡政之在另一文章中指出：“中國政治，向主消極，自治組織，歷史悠遠，今年政治雖紊亂如麻，而社會事業在局部上猶有相當之發展，今后欲謀國家政治之進步，首當圖地方事業之刷新?！焙骸吨袊沃厔荨?1926年2月28日)，同上引王玫等編書，第230頁。同理，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并存也并非北洋政府刻意為之，不是制度建構的規范造成，也不是因時人已在思想文化上接受多元意識和寬容異己的現代精神所致，而是因為政治上分裂割據，國家權勢重心失卻，北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有限使然。研究者可以肯定甚至贊揚后袁世凱時代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多元格局，卻沒有理由將“功勞”記在秉政的北洋軍人身上。

此外，研究后袁世凱時代北洋歷史不能回避對“北洋軍閥”成因的探索?！败婇y”問題不全是人的問題。就人而言，亦經歷變化，時人的觀感前后迥然不同，這從北洋時期大量民意調查的數據可清楚窺見。既有研究視軍閥為惡魔且忽略其前后變化，筆下的軍閥形象不免失真，得出的研究結論亦缺乏說服力。盡管研究者不能否認軍閥對近代歷史的負面作用，但軍閥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制度問題，是民初的制度造就了軍閥，而這種制度的形成，與大革命時期反軍閥一方的制度建構(如督軍制度以及作為變通的督軍兼攝民政的規定等)有關。某種程度上，標榜反軍閥的人在自己參與建構的這一制度下，亦不自覺地被造就成軍閥，故時人有“南北軍閥皆一丘之貉”的說法。區別在于，隨著時勢變遷，“北軍閥”依然故我，“南軍閥”(國民黨一系)卻開始覺悟，不再固守民初由己方主導建立的“法統”，另辟蹊徑，聯絡蘇俄，容納中共，發動國民，推進革命，打造“有主義的軍隊”，以“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相號召，最終成為北洋時期中國政治博弈中的贏家。(34)楊天宏：《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基于北洋時期民意調查的分析與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要之，“北洋軍閥”統治的1916—1927年，是近代中國異常重要的一個時段。北洋在歷史上曾如日中天，后袁世凱時代卻日薄虞淵，進入“夕照”期。所謂“夕照”，包含落日余暉和漸呈黯淡兩層義蘊。討論北洋“夕照”，不能只見落日余暉不見黯淡，也不能只說黯淡不見落日余暉。其間一個重要的學術考量就是注意歷史現象的復雜性，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35)本文較少重述既有相關學術成果，并不意味著對他人的學術貢獻視而不見，只是本著“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的寫作技術考慮，“承前省略”而已。本文以“日薄虞淵：‘北洋軍閥史’研究之兩面觀”命名，標題即明示對“北洋軍閥”歷史的兩面關照，希望在研究中注意多重歷史因素的互動及變化，避免偏見，寫出信史。這是很高的學術境界，研究者雖不能輕易達至，卻應潛心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