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數字化抑制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嗎？

摘要：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對企業高管超額在職消費的治理都是一個重要問題。以金稅三期工程為代表的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通過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和強化外部治理來壓縮高管實施自利行為的操作空間，從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職消費。將金稅三期系統分批上線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數據，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機制檢驗發現，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抑制避稅行為等路徑來降低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異質性分析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企業、股權集中度較高企業、兩職合一企業中更為顯著。此外，稅收征管數字化還可以弱化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的負向影響。因此，政府在加快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同時，要重視并充分發揮數字化監管的溢出效應，企業則應積極利用內外部數字化轉型的契機實現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稅收征管數字化；金稅三期；高管在職消費；信息不對稱；避稅；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812.42；F275.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4）0-0096-15

引用格式：孫倩.稅收征管數字化抑制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嗎？——來自金稅三期工程的經驗證據［J］.西部論壇，2024，34（1）：96-110.

SUN Qian. Does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inhibit corporate managerial perks？ 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the Gold Tax III［J］. West Forum， 2024， 34（1）： 96-110.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鐵建“天價業務招待費”、格力電器“酒宴門”、中國電信“總裁公款吃喝高消費”等事件的曝光，使得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問題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在職消費是高管享有的由企業支付的貨幣消費及其他派生消費（盧銳 等，2008）［1］，是管理者履職過程中憑借其職位獲得的正常薪酬以外的額外報酬（孫澤宇 等，2021）［2］。作為典型的隱性薪酬，在職消費與貨幣薪酬、股權薪酬等顯性薪酬一起構成了完整的高管薪酬契約。適度的在職消費是高管構建社會關系網絡、履行職責所必需的支出，合理的在職消費能夠緩解顯性薪酬管制及剛性帶來的高管激勵不足問題（梁上坤 等，2014）［3］，能夠提高管理效率（Rajan et al.， 2006）［4］，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Adithipyangkul et al.， 2011）［5］。然而，我國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相關披露制度尚不完善（陳冬華 等，2010）［6］，上市公司的治理和監督不到位（周美華 等，2016）［7］，使得管理層有較大的操縱空間。高管“公款打高爾夫”“公款旅游”等奢靡消費丑聞屢見不鮮，管理層權力濫用使得我國上市公司在職消費存在規模過高的情況（郭建鸞 等，2021）［8］，并導致代理成本較高、財務報告質量不佳、股價崩盤風險增加等不良后果（Gul et al.，2011；Xu et al.， 2014）［9-10］。如果不對高管過度在職消費進行有效治理，不僅會損害股東財富、降低企業價值（于雪航 等，2021）［11］，還會使奢靡、腐敗之風侵蝕良好的社會風氣。因此，探討如何有效抑制高管過度在職消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目前，相關研究主要從管理者個人特質、內部治理、外部環境等方面探討影響我國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因素。在管理者特質方面，已有文獻主要探究了高管自信程度（劉艷霞 等，2019）［12］、學術經歷（張曉亮 等，2020）［13］、貧困經歷（王芳 等，2022）［14］等對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在內部治理方面，已有研究發現實際控制人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孫昌玲 等，2019）［15］、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池國華 等，2020）［16］、審計委員會透明度（陳漢文 等，2020）［17］等治理因素會對高管在職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在外部環境方面，現有文獻發現媒體報道（王新安 等，2016）［18］、高管腐敗曝光（薛健 等，2017）［19］、“限薪令”（張宏亮 等，2018）［20］、分析師關注（郭建鸞 等，2021）［8］、“中央八項規定”（張逸興，2020）［21］、資本市場開放（趙東 等，2020）［22］等因素對高管在職消費水平具有重要影響。

稅收征管環境是企業外部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會對企業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張克中 等，2020；孫雪嬌 等，2021；劉慧龍 等，2022）［23-25］。然而，從稅收征管環境的角度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問題的研究尚不夠充分。在當前稅收征管數字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能否抑制企業高管在職消費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有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探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并將金稅三期工程的試點實施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2010—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相比已有文獻，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一是豐富了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經濟效應研究，回答了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否抑制企業高管在職消費這一問題，并為通過稅收征管數字化來抑制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提供了經驗證據；二是從外部稅收征管環境的角度開拓展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影響因素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深入認識企業高管超額在職消費的形成機制；三是進一步從緩解信息不對稱和抑制避稅行為的角度分析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路徑，并探究產權性質、審計機構、股權集中度以及是否兩職合一的異質性，為深入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和有效抑制企業高管超額在職消費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二、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1.制度背景

在構建現代化稅收制度、推動數字化稅務建設的過程中，我國依托“金稅工程”的實施穩步提高了稅收征管過程中的數字化水平?！敖鸲惞こ獭比Q為中國稅收管理信息系統（CTAIS），是我國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目前已經推進了三期。

1994年，為配合增值稅稅制改革，國家稅務總局開始實施以增值稅防偽稅控系統為主體的金稅一期工程。1998年，國家稅務總局啟動金稅二期工程，并于2001年在全國范圍內開通金稅二期系統，實現發票自動采集、開票、認證、稽核、協查的全面監控。然而，一期和二期系統的防控稅種較為單一，信息覆蓋面較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稅收征管平臺。2013年，金稅三期系統率先在重慶、山東、山西上線運行，2014年在廣東（不包括深圳）、河南、內蒙古上線運行，2015年在吉林、西藏等14個地區上線，并于2016年在全國范圍全面推行。金稅三期系統運用“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采用“一個平臺、兩級處理、三個覆蓋、四個系統”的理念，囊括了稅務、互聯網、企業、第三方等多個數據源，完成了稅收征管數據分析方式的升級，實現了“由人治稅”到“數字治稅”的轉變，極大提升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和效果。金稅三期系統的上線標志著我國稅收征管數字化邁入了新階段，金稅三期工程的分批試點實施則為探究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各種政策效應提供了很好的準自然實驗樣本。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關于高管在職消費的產生，現有研究主要有“效率觀”和“代理觀”兩種不同的觀點?！靶视^”認為，高管在職消費是對高管貨幣薪酬的有效補充，能夠激勵高管更有效地履行職責，從而有助于提升企業績效（Rajan et al.，2006；Adithipyangkul et al.，2011）［4-5］?！按碛^”則認為，高管在職消費是由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存在代理問題，導致高管濫用職權而產生超出正常水平的消費，其會侵害股東利益、損害企業價值（Bebchuk et al.， 2003；陳冬華 等，2005；Yermack， 2006）［26-28］。整體來看，我國企業普遍存在高管過度在職消費的問題，基于我國企業的經驗分析結果也大多支持“代理觀”（王化成 等，2019；王芳 等，2022）［29］［14］，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怎樣來抑制企業高管的在職消費。

由信息不對稱引發的代理問題是導致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過高的根源，而避稅活動等產生的復雜交易和安排為高管濫用職權進行過度在職消費提供了機會和掩護。作為我國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進程中的里程碑，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帶來稅務監管模式的變革和稅收征管監督力度的提高，顯著強化了外部治理作用（劉慧龍 等，2022；李世剛 等，2022；吳斌 等，2022；魏志華 等，2022）［25］［30-32］。以金稅三期工程為代表的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和抑制企業避稅活動來壓縮高管實施自利行為的操作空間，從而降低高管在職消費水平?；诖?，本文主要從緩解信息不對稱和抑制避稅行為的角度來探討實施金稅三期工程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一方面，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對高管在職消費產生抑制作用。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后，稅務、海關、社保、銀行等多部門數據互聯互通，全國范圍內稅收數據集中管理，實現了稅收征管的規范化、統一化和智能化，并提高了稅收執法力度。作為重要的外部監督治理機制，稅收征管的數字化升級能夠提高企業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改善企業的信息環境，提高企業信息的透明度（李增福 等，2021；葉永衛 等，2021）［33-34］。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更好地發揮對企業賬目的檢查作用，能夠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提升企業財務報告信息質量（孫雪嬌 等，2021）［24］。金稅三期系統上線能夠抑制企業信息披露違規行為（牛彪 等，2023）［35］，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徐捍軍，2021）［36］。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不對稱是導致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出現代理問題的主要緣由之一（劉超 等，2019；雷嘯 等，2021）［37-38］，高管在職消費實際上就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陳冬華 等，2005）［27］。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越低，高管越有機會實施掏空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信息不對稱有利于管理層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背離委托人利益、掏空企業的自利行為，高管超額在職消費的存在本質上也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稅收征管數字化降低了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有助于促使高管在職消費趨于合理。因此，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來抑制高管的在職消費。

另一方面，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抑制企業的避稅活動，從而降低高管在職消費水平。以金稅三期工程為代表的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后，稅收稽查依賴的數據獲取渠道得以拓展，信息共享程度得以提升，相關數據的分析方法得以改進，顯著提高了稅收稽查的精準度和威懾力，這會促使企業提高納稅遵從度（樊勇 等，2020）［39］。稅收征管數字化降低了企業稅收不確定性（劉冰熙 等，2022）［40］，使得企業實施避稅行為的空間被有效壓縮（唐博 等，2019；張克中 等，2020；寇恩惠 等，2020）［41］［23］［42］。而企業的避稅活動會帶來更為嚴重的代理問題（Kim et al.，2011；李星 等，2020）［43-44］，引起高管在職消費水平提高（蔡蕾 等，2016）［45］。為了實現激進的避稅活動，管理者往往會制造一些隱蔽、模糊的交易或事項（王靜 等，2014）［46］，這不僅使得企業經營和財務處理的復雜程度提高（Desai et al.，2006；Frank et al.，2009）［47-48］，也加大了對高管實施有效監督的難度，為高管進行超額在職消費以獲取更多非貨幣薪酬提供了便利（廖歆欣 等，2016）［49］。企業的避稅活動通過提高交易復雜程度給高管進行超額在職消費提供了尋租空間，而稅收征管數字化抑制了企業的避稅行為，因此，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來降低高管在職消費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說：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稅收征管數字化）會顯著降低企業高管的在職消費水平（H1），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通過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H2）和抑制企業避稅行為（H3）兩條路徑來降低企業高管的在職消費水平。

三、實證檢驗方法

1.模型設定與變量測度

金稅三期系統分批上線提供的準自然實驗場景為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提供了便利，本文構建如下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

Perki，t=β0+β1GTPi，t+∑CV+∑Industry+∑Year+εi，t

其中，i和t分別代表企業和年份。被解釋變量（Perki，t）“高管在職消費”為t年i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參考陳冬華等（2005）、Cai等（2011）、陳漢文等（2020）的做法［27］［50］［17］，采用企業辦公費、差旅費、業務招待費、通信費、出國培訓費、董事會費、小車費和會議費等8類高管在職消費總和的自然對數值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GTPi，t）“金稅三期工程”為樣本企業所在地區是否實施金稅三期工程的政策變量，借鑒張克中等（2020）、朱凱等（2021）的做法［23］［51］，若i企業注冊地在t年上半年開始實施金稅三期工程自t年起賦值為1，若i企業注冊地在t年下半年開始實施金稅三期工程則自t+1年起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CV表示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保昴┛傎Y產的自然對數值）、“盈利能力”（凈利潤除以年末總資產）、“財務杠桿”（年末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獨立董事占比”（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比例）、“兩職合一”（總經理和董事長為同一人擔任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董事會規?！保ǘ聲藬档淖匀粚抵担?、“上市年限”（當年年份減去企業上市年份）、“管理層持股比例”（管理層持股數除以企業總股數）、“股權集中度”（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是否虧損”（凈利潤小于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此外，模型中還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Industry）和年份固定效應（Year）。

2.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由于目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數據更新至2021年，同時為避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樣本期間選定為2010—2021年。剔除金融行業的樣本和變量缺失的樣本，最后得到32 461個“企業—年份”層面的觀測值。本文的高管在職消費數據來自CNRDS數據庫，其他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為控制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其中“高管在職消費”的均值為16.476，標準差為1.292，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說明樣本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平均水平較高，且不同企業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敖鸲惾诠こ獭钡木禐?.582，表明有58.2%的樣本受到金稅三期工程的政策影響。其他變量的統計結果與已有文獻接近。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回歸分析

使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政策效應分析需要滿足平行趨勢假設。為了檢驗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考察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動態影響：

Perki，t=β0+β1pre4+β2pre3+β3pre2+β4pre1+β5current+β6post1+β7post2+β8post3+β9post4+β10post5+∑CV+∑Industry+∑Year+εi，t。

其中，pre1～pre4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前1～4年，current表示政策實施當年，post1～post5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后1～5年，以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前5年（pre5）為基準組，檢驗結果見圖1（95%的置信區間）。pre4-pre1的系數均不顯著，滿足平行趨勢假設，post1～post5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政策效應顯著。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2的（1）（2）列，“金稅三期工程”對“高管在職消費”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顯著降低了當地的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即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抑制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本文提出的假說H1得到驗證。

2.穩健性分析

（1）PSM-DID檢驗。作為外生事件，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雖然已經緩解了內生性問題，但由于金稅三期試點地區的選擇并非完全隨機的，可能導致樣本選擇偏差，從而增加政策效應估計的噪音；同時，實驗組樣本與對照組樣本本身存在的特征差異也可能會導致估計結果偏差。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文采取傾向得分匹配法為實驗組樣本尋找與其最為相似的對照組樣本，再利用匹配后的樣本進行模型估計。具體而言，以基準模型的控制變量為匹配變量，采用逐年匹配方法，運用Logit模型計算傾向得分，進行1對1的卡尺內最近鄰匹配（卡尺為0.05），然后將各年份匹配后的數據縱向合并至一個數據集中，生成回歸需要的面板數據。PSM-DID檢驗的回歸結果見表2的（3）列，“金稅三期工程”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表明基準回歸分析的結果是穩健的。

（2）更換被解釋變量。參照黎文靖和池勤偉（2015）的做法［52］，采用“業務招待費/主營業務收入”來衡量“高管在職消費”，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2的（4）列；參照劉超等（2019）的做法［37］，采用“（管理費用-董監高薪酬總額-計提的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無形資產攤銷）/上年末總資產”來衡量“高管在職消費”，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2的（5）列?！敖鸲惾诠こ獭钡幕貧w系數同樣顯著為負，說明本文的分析結果較為穩健。

（3）刪除特殊樣本。分別剔除樣本期內有ST的樣本、2020年和2021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樣本、創業板和科創板及北證A股樣本、政策實施當年及以后上市的樣本，重新進行檢驗，回歸結果見表2的（6）（7）（8）（9）列，“金稅三期工程”的回歸系數還是顯著為負，表明本文結論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4）安慰劑檢驗。為了排除實證結果是由偶然事件導致的可能性，本文通過隨機設定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時間和隨機設定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兩種方法進行安慰劑檢驗。由于“偽試點時間”和“偽實驗組”是隨機生成的，因此“偽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應該在零值附近。分別重復500次隨機過程進行模型估計，繪制“偽政策變量”回歸系數的核密度圖（見圖2）。在兩種隨機實驗中，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均值都接近于零，并且大部分P值在0.1以上；同時，基準回歸中“金稅三期工程”的回歸系數（-0.103）在安慰劑檢驗的核密度圖中均屬于小概率事件。因此，實驗組樣本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較低并非偶然事件，即其是由除實施金稅三期工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可能性極低。

（5）遺漏變量檢驗。盡管本文回歸模型中控制了足夠多的變量，也引入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但仍難以避免遺漏變量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影響。因此，本文分別參考Altonji等（2005）和Oster （2019）的方法［53-54］，檢驗遺漏變量問題的嚴重性。Altonji等（2005）通過建立兩個回歸方程來間接估計模型偏誤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遺漏變量導致的［53］。首先，構造一個包含有限個受約束控制變量的模型，回歸得出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

βR

；然后，將所有可觀測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回歸得到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

βF

；最后，根據公式

σ=|βF/（βR-βF）|

計算遺漏變量的偏誤系數。

σ

越大則遺漏變量對模型回歸的結果影響越小，通常情況下，若

σ

大于1就說明遺漏變量的影響較小。按照這一思路，本文分別建立一個受約束模型和一個完整模型，受約束模型中僅引入核心解釋變量、行業虛擬變量和年份虛擬變量，完整模型在受約束模型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計算得到的遺漏變量偏誤系數

σ

大于1（36.786），說明因遺漏變量問題導致本文估計結果有偏的可能性很低。Oster（2019）認為，在模型可能存在遺漏變量時，可以根據

β*（Rmax，δ）

獲得真實參數的一致估計［54］。其中，

δ

表示選擇比例，用于衡量相較于遺漏變量與關注變量的相關關系，控制變量與關注變量的相關關系的強弱；

Rmax

為假設控制遺漏變量時模型回歸的最大擬合優度。對遺漏變量影響的檢驗，主要有兩種策略：一是令

δ

取值為1、

Rmax

取值為當前回歸擬合優度的1.3倍，如果

β*（Rmax，δ）

落在估計系數的95%置信區間內，則說明遺漏變量問題不嚴重；二是令

Rmax

取值為當前回歸擬合優度的1.3倍、

β*=0

，計算

|δ|

的值，如果

|δ|>1

就說明遺漏變量對系數估計的影響不大。表3的檢驗結果顯示，遺漏變量對本文的模型估計結果影響較小。

3.影響機制檢驗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分別檢驗信息不對稱和避稅行為在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高管在職消費中的中介作用。由于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和避稅行為減少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已得到相關文獻的驗證（王新安 等，2016；雷嘯 等，2021；蔡蕾 等，2016；廖歆欣 等，2016）［18］［38］［45］［49］，按照江艇（2022）的建議［55］，主要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和避稅行為的影響。構建如下機制檢驗模型：

MTBi，t=αi+β1GTPi，t+∑CV+∑Industry+∑Year+εi，t

Rate_diffi，t=αi+β1GTPi，t+∑CV+∑Industry+∑Year+εi，t

其中，機制變量MTBi，t為“賬面市值比”，參考劉超等（2019）的做法［37］，采用企業的賬面市值比來反映信息不對稱程度，該比值越大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機制變量Rate_diffi，t為“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參考梁煊和徐璐（2019）、魏志華和夏太彪（2020）的做法［56-57］，采用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來衡量企業的避稅程度，該指標越大則企業避稅程度越大。機制檢驗結果見表4，“金稅三期工程”對“賬面市值比”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金稅三期工程”對“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企業避稅程度?？梢?，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通過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和抑制企業避稅行為來降低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本文提出的假說H2和H3得到驗證。

五、進一步的研究：異質性與經濟后果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一方面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來緩解代理問題，從而抑制高管在職消費，另一方面通過抑制企業避稅行為來降低高管尋租機會，從而減少高管在職消費。那么，在不同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以及不同的避稅傾向下，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另外，已有研究發現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具有負向影響，那么，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否弱化這種負面影響？下面將圍繞上述兩個問題展開進一步研究。

1.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異質性

（1）產權性質異質性。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經營目標和監管制度方面存在明顯差別。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對市場化會計信息的使用較少（雷嘯 等，2021）［38］，且國有企業的避稅行為和高管在職消費會受到更為嚴格的外部監督（郝穎 等，2018；周軍 等，2018）［58-59］。因此，稅收征管數字化的信息改善效應和避稅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會更加有效，進而對非國有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產生更顯著的抑制作用。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組，分別進行回歸的結果見表5的（1）（2）列?！敖鸲惾诠こ獭钡幕貧w系數在“非國有企業”樣本中顯著為負，在“國有企業”樣本中不顯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降低了非國有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而對國有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不顯著。

（2）審計機構異質性。高質量的獨立審計能夠起到良好的外部監督作用，當企業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時，受到的外部監督較強，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和避稅傾向也較?。ㄎ褐救A 等，2022）［32］，此時，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緩解作用以及避稅行為減少作用相對有限，帶來的高管在職消費降低效應也就較小。根據是否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四大審計”和“非四大審計”兩組，分別進行回歸的結果見表5的（3）（4）列?！敖鸲惾诠こ獭钡幕貧w系數在“非四大審計”樣本中顯著為負，在“四大審計”樣本中不顯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降低了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而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沒有顯著影響。

（3）股權集中度異質性。企業的股權越集中，第一大股東的財富與企業價值的聯系越密切，第一大股東對管理層進行監管并強化公司治理的動機就越強（Shleifer et al.， 1986；孫世敏 等，2016）［60-61］。因此，企業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越會抓住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契機來降低高管在職消費水平。根據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行業—年份”中位數將樣本企業劃分為“高股權集中度”和“低股權集中度”兩組，分別進行回歸的結果見表5的（5）（6）列?！敖鸲惾诠こ獭钡幕貧w系數在“高股權集中度”樣本中顯著為負，在“低股權集中度”樣本中不顯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降低了股權集中度較高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而對股權集中度較低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影響不顯著。

（4）是否兩職合一異質性。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企業往往內部治理較為薄弱，管理層的尋租機會較多（陳漢文 等，2020）［17］，因而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其內部治理的改善作用以及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可能較大。參考權小鋒等（2010）的做法［62］，根據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兩職合一”和“非兩職合一”兩組，分別進行回歸的結果見表5的（7）（8）列。兩組樣本中“金稅三期工程”的回歸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兩職合一”樣本的系數絕對值大于“非兩職合一”樣本，且通過了系數差異顯著性檢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兩職合一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比非兩職合一企業更大。

總體上看，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在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高管尋租機會較多的企業以及利用信息不對稱減輕和尋租機會減少契機改善內部治理的意向較強的企業中更為顯著，這也進一步印證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和抑制避稅行為來降低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

2.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高管在職消費影響企業業績的調節作用

針對我國企業的經驗分析表明，高管在職消費會對企業業績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羅宏 等，2008）［63］，因而稅收征管數字化帶來的高管在職消費水平降低有利于企業業績提升。本文在考察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的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調節效應模型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是否對該影響產生了顯著的調節作用。采用“營業利潤率”來衡量企業業績，將其作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管在職消費”為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見表6的（1）列?！案吖茉诼毾M”對“營業利潤率”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高管在職消費的增加對企業業績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納入“金稅三期工程”變量和“高管在職消費”與“金稅三期工程”交互項的回歸結果見表6的（2）列，“高管在職消費”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負，而“高管在職消費×金稅三期工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弱化了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的負面影響。上述結果表明：一方面，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損害了企業業績，支持高管在職消費的“代理觀”；另一方面，稅收征管數字化不僅降低了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還弱化了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的負面作用，從而能夠有效促進企業業績提升，產生了積極的經濟后果。

六、結論與啟示

高管過度在職消費現象普遍存在于我國上市公司中，這會導致股東財富損失和企業價值降低，如何有效治理企業高管的超額在職消費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數字技術的發展驅動稅收征管方式持續變革，金稅三期工程推動稅收征管數字化邁上新臺階。2021年9月金稅四期工程建設正式啟動，進一步推進稅收征管從“經驗管稅”向“以數治稅”轉變。在此背景下，深入認識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積極效應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基于金稅三期工程分批實施的準自然實驗，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分析發現：（1）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企業高管的在職消費水平，該結論通過了PSM-DID檢驗、安慰劑檢驗、遺漏變量檢驗、更換被解釋變量以及刪除特殊樣本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2）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抑制企業避稅行為，從而降低高管在職消費水平；（3）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顯著抑制非國有企業、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企業、股權集中度較高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但對國有企業、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企業、股權集中度較低企業的高管在職消費沒有顯著影響，且對兩職合一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比非兩職合一企業更大；（4）企業高管在職消費增加對企業業績增長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稅收征管數字化不僅能夠降低企業高管在職消費水平，還可以弱化高管在職消費對企業業績的負面作用，從而具有顯著提升企業業績的積極的經濟后果。

本文不僅豐富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的溢出效應研究，也從稅收征管視角拓展了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因素研究，并為進一步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有效抑制企業高管超額在職消費提供了經驗借鑒和政策啟示：首先，要重視并充分發揮數字化監管積極的溢出效應。稅收征管是重要的企業外部監管機制，稅收征管數字化除了具有直接的“征稅效應”外，還能夠發揮較強的外部治理作用，抑制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等尋租行為。因此，在推進數字化監管、建設數字中國的進程中，政府不僅要關注監管數字化的直接效應，還應將其可能的溢出效應考慮在內，統籌兼顧下好全國發展一盤棋。其次，要進一步加快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升級。金稅三期系統上線后不僅提高了稅收征管效能，還強化了對企業的監督，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和代理問題，充分體現出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的必要性。相關部門應加快推進以金稅四期工程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升級工作，為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積極貢獻。最后，企業要增強應變能力，積極利用內外部數字化轉型的契機實現高質量發展。本文研究發現，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減輕和尋租機會減少的契機改善內部治理的意向更強時，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對高管在職消費的抑制作用更強，這體現出在面對外部變化時企業應變能力不同帶來的差異。因此，在日新月異的數字化時代背景下，企業要著力提高對各種內外部變化的感知力，增強自身的應變力，緊抓時代脈搏，搶占變革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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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Inhibit Corporate Managerial Perks？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the Gold Tax III

SUN Qian1，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Auditing， Bengb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Bengbu 233010， Anhui，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Fujian， China）

Abstract： Excessive managerial perks， a prevale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ose a substantial risk to shareholder wealth and overall corporate value. Consequently， the governance of managerial perks has emerged as a matter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both in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Golden Tax III marks a new stage in the digitization of Chinas tax enforcement，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Golden Tax IV will further propel the digitiz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 to a new level. Despite these advancements， there remains a notable gap in research，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x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on the issue of managerial perks. This prompts a critical inquiry into whether the digital upgrade of tax enforcement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managerial perks.

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2010 to 2021， strategically utilizing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Golden Tax III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ppl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ethod，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on managerial perks and the mechanism of its role in i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as represented by the Golden Tax III， unveil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managerial perks of the target firms. The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the primar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achieves this reduction involve the mitiga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inhibition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nuanced aspec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on managerial perks indicate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not uniform across all compani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on managerial perks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level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rent-seeking， and stronger intentions to control managerial perk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reduce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rent-seeking opportunities. Specifically， th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with non-Big4 auditing， CEO duality， non-state-owned， and higher equity concentration. Furthermore， we extend our focus beyond the immediate reduction in managerial perks and delve into the broader consequences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 Notably，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can also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anagerial perks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us help to impro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managerial perks influence factors but also enrich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research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Whats more， i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ax enforcement digitization upgrad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to some extent， shed light on the intrinsic logic of how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influences corporate behavior， and is helpfu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digital regulation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direct effects of digital regulation， so as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ongoing process of tax enforcement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study discerns a noteworthy observation regarding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on managerial perks based on the adaptive capabilities of companies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extern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This implies that， in the digital era， companies should prioritize enhancing their adaptive capabilities to seize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when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rapid technologica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hanges.

Key words：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Golden Tax III; managerial perks; information asymmetry; tax avoid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CLC number：F812.42; F275.1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4）0-0096-15

（編輯：劉仁芳;黃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