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生成的向度、邏輯及路徑

●蔡玉卿 劉 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是以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標志的大數據時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高達10.67億，互聯網普及率為75.6%。大學生滿懷激情地擁抱大數據，接納政治生活的新媒介。大數據彰顯新時代的特質，不僅引發生產組織形式和社會形態變革，而且已演變為一種政治資源，不斷重塑政治信仰的培育機理。對此，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頗豐，涵蓋本體論層面、方法論層面、認識論層面的研究，論及娛樂與政治相互滲透與融合的作用機理。[1]但是，這些闡釋對大數據賦能大學生政治信仰呈現出的向度，蘊含的生成邏輯，及其路徑等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

鑒于此，文章擬從大數據視角探討大學生政治信仰生成的向度、邏輯及路徑，以期對高校意識形態制度效能的提升有所裨益。

一、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向度

政治信仰是主體對政治合理性的根本性認識，是對政治系統、政治觀念、政治原則、政治文化的深度認同。新時代大學生的政治信仰不斷展現出新向度。

(一)大學生政治信仰的數字主體向度

置身新時代，大學生以政治敏銳性捕捉經濟社會發展的走勢，不斷檢視日常生活深處的政治信仰，追求自我超越性和改造自身存在狀態，以實現其理想。大學生的政治信仰關乎其獨特生存方式，指涉其主體意識。大學生政治信仰的本質與超越意識是相耦合的，總是以青春夢想的無限性和不確定性突破時間的一維性，往往借助政治信仰展示自我潛能和實現自我超越。追問政治信仰成為大學生有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鮮明精神標識之一。大數據技術壓縮了時空尺度，使大學生乘著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和混合現實(MR)技術飛翔，產生新的超越感。

(二)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價值向度

新時代的大學生往往借助大數據對政治信仰的價值進行深刻把握，習慣于在信息空間中體驗“脫域”和“脫時”的無限性。不過置身于物理空間中的大學生依然要直面生命的有限性，以時間為尺度關照生命的期許。

在時空規定性的作用下，大學生活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構成的兩極性結構中，前者使其面對現實性和歷時性，后者使其具有超越性，或者說是恒久性。面對時間的結構性張力，大學生并非居于一端，而是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前行，參與政治實踐活動，賦予生命以社會價值的規定性。2020年面向全國16萬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認為愛國、愛黨和愛社會主義是相統一的大學生達九成以上，認同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的大學生接近十成。[2]當學習生活觸及理想憧憬、學校制度運行、評先樹優及社會熱點問題時，大學生的政治認知就會轉化為一種實踐行動，以多重面相回應政治信仰建構的走向，從必然王國不斷逼近自由王國。未抵達這一境界的學子很難找到理性衡量現實生活的尺度，只能按照自己的感性認識或數字化場景體驗認知人生。

二、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生成的邏輯

新時代大學生的政治信仰隨大數據的流動、利益關系的調整、社會思潮的起伏而變化，進而重構其政治生活鏈條，形成政治信仰的數據驅動邏輯，涵蓋認知的數理邏輯、評判的價值邏輯、行動的建構邏輯。其中，數理邏輯是大學生對公共數據的感知與體驗環節，為政治信仰提供數據驅動源；價值邏輯是大學生對公共數據的政治意義的評判與選擇環節，賦能數據挖掘，以達到政治信仰生成所需的驅動強度；建構邏輯是大學生基于相應數據閾值而采取的行動環節，將政治信仰帶入物理空間和信息空間的個體化行為，呈現出主體間關系的網絡化、智能檢測節點的多維化以及跨平臺的人機互聯化等特質。

(一)大學生政治信仰認知的數理邏輯

大學生的政治信仰是紛紜復雜的政治生活在其精神世界的內化，呈現出類存在性和群體性。大數據重塑國家治理體系以及人的政治生活方式，帶來政治信仰的數理邏輯，因為大數據既是技術支撐的分析工具、蘊含知識的信息集合，還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正如榮獲圖靈獎的吉姆·格雷(Jim Gray)所言，以數據挖掘為代表的數據科學與技術是科學發現的重要途徑。在數據之光的普照下，大學生不再滿足于政治信仰的經驗驅動邏輯，而是轉向數理驅動邏輯。其實質是運用大數據思維，對政治信仰的主體、客體、手段等進行數據化處理，通過各種算法檢視政治理想的信度和效度。

一是政治信仰認知的大數據思維。大數據嵌入國家治理體系中，逐步成為權力本體和制度本體，使政治數據化和數據政治化成為大數據政治的兩個方面，對政治信仰的主體進行數據畫像和可視化分析。這意味著大數據技術成為政治科學研究的新工具[3]，為大學生的政治信仰認知，開辟出由因(素)構果的新通道。

二是政治信仰認知的算法風險。算法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數據法則，體現相應的思維和理念，給政治信仰帶來數據法則的挑戰。一方面，數據算法有效實現數據的聚類建模和模塊優化，追求大樣本性和相關性，呈現社會生活及政治生活數據化的態勢。在數據驅動下，大學生對政治理想及政治信仰的認知，開始基于海量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精準把握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思想狀況，以數據形態呈現事件/關系。另一方面，鑒于數據的智能分類與匹配、社交媒體內容的精準挖掘與推送等行動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逐步深入，智能算法不斷對數據進行聚類建模和模塊優化，甚至以過濾架構和公共云服務對特定群體進行信息過濾和精準掃描，催生“信息繭房”效應和“信息投喂”偏好，誤導大學生。尤其是算法借助平臺，利用虛擬化數字景觀及個性的消費方式來俘獲用戶，并將其框定在語義向量空間中相對固定的位置，只推送特定語義維度的信息。[4]

(二)大學生政治信仰評判的價值邏輯

個體對政治理想及政治信仰的把握總是從事實性描述出發，逐步走向價值性描述，從而指涉政治信仰的數字化體驗和網絡化檢視。

一是大學生政治信仰的數字化體驗。在大數據時代，大學生表現出數字化生存方式的轉向，渴望以豐滿的政治理想之光照亮骨感的現實，而不愿它成為生活之外的普遍性概念。大學生也在設定其美好生活的愿景，追尋其終極目的，從中找到既有效有用又盡善盡美的原則與規范，從而將“活著”之命的存放提升為“生活”之心的安放。大學生常常在政治信仰蘊含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穿行，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平臺的評論區評判社會熱點和自我娛樂時，試圖尋找一個參照物，進行“價值——理論”層面的評判，從而觸及政治信仰改造現實的工具價值和理性價值。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項目組的調研證實了這一點。顯然，終極價值和世俗化的個體需求決定著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價值整合機理，既表現出對相應價值結構和價值屬性的認同，又表現為對價值創造方法的接納。

二是大學生政治信仰的網絡化檢視。大學生深受政治動機和政治需求、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導引，不斷嘗試調適個體需求與社會需求的邊界、拿捏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分寸，以彰顯人生意義。大學生對政治信仰的認知、評判，是棲息于心靈深處的個體價值訴求，遵循人性邏輯而展開價值評判，往往借助數據媒介，將個體經驗與共性經驗、公共價值關聯起來，并將其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5]一方面，大數據技術賦能數字經濟、智慧政府及智媒體，重新定義經濟組織形式、權力生產及分配機制、社交媒體形態等，為大學生個性化的政治參與、政治觀點表達等開辟出新通道，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工具價值；另一方面，大數據技術被理解成“良好”社會的價值觀，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

(三)大學生政治信仰行動的建構邏輯

大數據時代的大學生面對各種政治理想時，不再基于經驗驅動邏輯證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政治理想的達成度，而是以大數據的相關關系，審視政治理想的可信性與確信性，為政治信仰的確立尋找建構空間。

一是政治信仰的理性建構與自主解構相疊加?！拔业男叛鑫易鲋鳌笔谴髮W生熱衷于數據化建構的絕妙注腳。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不斷彰顯，大數據重塑政治形態、民主議程及個體政治生活樣態。大學生的政治生活呈現出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走勢，其政治理想趨于國家敘事與個體敘事的平衡，既關注政治信仰的理論證成，又關注自身對生命政治的個體化建構，不斷回到以其所信為中心而生成的知情意相統一的精神狀態。置身于網絡公共領域的大學生可以在數字消費的時尚中，設定自己的議題和表達政治訴求，從中獲得某種程度的個性表征及自我解放。網絡空間已成為大學生政治生活的重要場域，數據使用在大學生政治獲得感中具有較高的中介效應。[6]部分大學生在有意解構政治信仰的可信性，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佛系心理”，隨意放大蟄伏于心的“躺平”念想，對可信性的建構常常止步于問題的評判與模仿、觀點的混搭和拼裝、事件的簡化與合成等，表現出自主解構的傾向。

二是政治信仰的網絡化建構傾向。當前，大學生政治信仰的日?；嫴患s而同地以網絡化建構的方式打開，以網絡化關系重塑政治信仰的生活樣態，不是將政治領域的專門事務普遍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內容，也不是聽任意識形態對政治信仰進行宰制，而是以網絡化關系檢視日常生活的政治屬性。網絡化建構不僅包含著一種進入政治信仰確認議程的可能性，而且包含著感知政治信仰的個體差異性，以及私人信仰與公共信仰轉置的現實性。大學生利用大數據相關性，重塑政治信仰的世俗化形態，有的會堅定政治信仰，有的則恍惚漂移，一味宣泄“有愛”與“呆萌”、“虛幻”與“唯美”相糾纏的情感，甚至結成“飯圈”，為偶像助威打榜，最終傷及政治信仰的認同。

三、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生成的路徑

在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生成的進路沿著數據化生產、網絡化傳播、程式化反饋環節所構成的鏈條演進，形成了數據化生產機制、網絡化傳播機制及程式化反饋機制。

(一)基于大學生需求構建政治信仰的數據化生產機制

大學生政治信仰是因變量，而大學生的需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自變量。這三者之間形成一種函數關系，即政治信仰的數據化生產機制。這種機制以大學生代際需求為核心，關注網絡公共領域，通過線上數字勞動和線下實踐，大學生平衡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推進其政治信仰的生成。在數字化生活中，大學生置身于政治實踐的數字化場景中，解碼各種數據和感知各種鏡像，然后進行編碼，生產出新數據。這種大學生式的數字勞動通過社交媒體展開，表現出強大的政治參與功能。社交媒體不僅重構數據權力關系及政治信息的傳播形式，而且催生出在線參與民主形式。如果用一種更開放的民主觀念看，就會發現社交媒體包含更多的民主價值。

大學生的政治信仰生產機制呈現出如下圖景：一方面是個體政治信仰感知的互動性。大學生深受網絡互動儀式的感染，會不由自主地喚醒內心深處的生活記憶和經歷，形成責任錨定和價值認同以及達成一致的目標預期和信仰。年輕網民尤其是大學生正不斷通過社交媒體建立對政治和現實世界的理解，以至于產生信息傳播的“蝶化”效應，形成多元政治共識。同時，網絡公共領域總是將現實生活的熱點映照出來，如飯圈整治、互聯網平臺的反壟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掃黑除惡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回應著大學生對政治信仰的追問。另一方面是個體政治信仰生成的鏡像性。大數據正在推進勞動分工，個體越來越無法同化勞動對象，作為數字勞動產品的海量數據一旦進入信息空間就與大學生個體相分離，導致其政治生活經驗的碎片化。這意味著記錄政治事務的數據本來是大學生認知的對象，反而逐步成為具象性的主體，導致別有用心者利用數據算法灌輸某種感知圖式和認知圖式，使大學生心甘情愿地服膺網絡民粹主義，以消解馬克思主義信仰。因此，應戳破數據鏡像，優化線上與線下的應用場景，回應大學生的基本需求和價值訴求。同時，有效防控大數據風險，提防互聯網平臺以消費主義消除資本增值和擴張的人性底線[7]，消除其肢解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風險，優化政治信仰的數據化生產機制。

(二)針對大學生的代際差異重構政治信仰的網絡化傳播機制

大學生政治信仰的生成是國家宏觀敘事與網絡微觀敘事互動的結果，以至于大學生往往將代際差異和群體差異嵌入其政治信仰中。數字社會的虛擬性、具象性、流變性等催生復合型政治信仰生成機制。在數字社會，大學生的政治信仰洋溢著家國情懷的豪氣、守正創新的勇氣、批判思考的心氣，同時在多源異構數據的洪流中沉浮，深受虛假信息的困擾，直面網絡民粹主義的喧囂。尤其是Z世代大學生的政治信仰具有高度復雜性和高度具象性，而少數大學生則步入“政治信仰貧困化”的誤區。大學生的代際差異和群體差異使數據化生產機制通過傳播媒介發生轉置，形成網絡化傳播機制，共同作用于政治信仰的數字化場景。這種機制的運行圖景如下：

一是基于政治信仰的個體需求，拓展大學生政治信仰的時代內涵。從實踐層面看，政治信仰的時代內涵總是轉置為相應的個體訴求及相關目標，涵蓋基本需求目標、核心價值目標、多元復合目標。在新時代，大學生政治信仰是對現實生活的映射，表征時代的心聲，往往從自身需求目標、核心價值目標出發，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與政治理想、政治信仰之間的反差、自身期望與努力奮斗結果的落差以及出乎意料的逆差，并不斷考量制度的合法性。認知比較理性的學子會不斷增強政治信任，生成政治信仰，而認知過于感性者容易劍走偏鋒，趨于偏激?！吨袊髮W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報告2017》調研結果顯示：全國范圍內受訪的3500名大學生中，7.1%的大學生對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說不清楚”，18.3%的“未想好或不愿意入黨”。為此，有效發揮新媒體的理論闡釋、思想引導功能，滿足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基本需求及其核心價值需求，為構建政治信仰傳播機制提供價值支點。

二是針對政治信仰的群體差異構建精準的信息推送機制。大數據賦能大學生的政治信仰認知行動，使其政治實踐深深融入網絡化結構中，形成其價值觀及政治信仰的群體差異。大學生自主地從網絡中“拉出”稱心的數據，以至于政治信仰的傳播呈現出多中心性。大數據成為政治信仰傳播的一種符碼，甚至演變為一種象征符號，使原本宏觀、抽象、籠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變得通俗、直觀、具體。[8]

為此，基于數據模塊的劃分及功能分類、大學生的分層構建數據共同體。如，利用數據采集模塊，對大學生常用的微博、網站、微信的URL進行設定，有效抓取相關數據，獲取其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等信息，為其政治信仰的培育提供精準的數據資源；利用輿情挖掘模塊和輿情報告模塊，以統計分析與可視化、文本挖掘等方式完成對大學生話題的識別、跟蹤、排序等，實現精準監測，以便實施差異化信息推送策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影視圖像、表情包、文字符碼等時尚化的“傳播場景”中，使學子在潛移默化中確立政治信仰。

(三)通過算法民粹主義的消解來優化政治信仰的程式化反饋機制

政治信仰的程序化反饋機制指通過相應的程序(算法)，消除主體的政治疑慮，不斷增強其政治信仰的體制及規則。在大數據時代，大學生不斷從現實中獲得回應，以解心中之惑，從而延展其政治信仰的鏈條。當前，算法正以導航、個性化搜索等形式普遍嵌入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帶來算法民主和算法民粹，對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培育發生作用，因為數據化生產機制和網絡化傳播機制具有共時性，是政治信仰這枚硬幣的正反面。一方面，算法民主通過區塊鏈等平臺讓民眾更多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之中，并利用算法技術的聚合效應，在最短時間內體現“公意”；另一方面，算法民粹推崇的算法系統表現出強烈的逐利性且輕視民眾，熱衷于代表特定利益主體的意志，對大學生的政治心理及政治信仰產生離散效應。

防控算法民粹主義“俘獲”公共權力和公共領域的風險，避免大學生的政治信仰異化。2016年伊始，中國互聯網步入“公共俘獲”的新階段，即互聯網超級平臺以其強大的技術權力、資本權力、市場權力等接管了本應由公共權力行使的職能，形成了事實上的監管俘獲、學術俘獲及立法俘獲。網絡民粹主義恰恰憑借互聯網平臺馳騁，不僅重塑大學生的認知習慣、政治態度及政治認同機制，而且會以感性意識形態影響大學生的價值觀念，進而干擾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培育邏輯。顯然，與其說超級互聯網平臺反壟斷是經濟問題，毋寧說是政治問題、價值觀問題，實質是以國家名義清算算法民粹主義傾向，以算法民主滿足新時代青年的政治需求。依托數據權利的二元結構構建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契合的數據權利體系?；跈嗬指钏枷氲臄祿袡嗯c用益權協同二元結構，對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和國家取得數據所有權和數據用益權的條件作出相應規定，并建立以數據用益權為核心的配套制度，形成系統的數據權利體系，為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培育塑造健康的數據生態。對此，精準規約資本權力，并有效引導大學生抵制網絡民粹主義，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不斷優化政治信仰的程式化反饋機制。

大數據賦能大學生政治信仰的同時，呈現出多重面相。高校應遵循大數據邏輯，將學生個體經驗與公共價值聯系起來，引導學生觀照現實，映照自我，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