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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視域下的所有制問題
——兼論“兩個毫不動搖”的理論邏輯

2024-05-02 07:46胡懷國
山東社會科學 2024年2期
關鍵詞:人民出版社所有制馬克思

胡懷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強調新時代新征程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9頁。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現代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的現代化。從某種程度上講,馬克思主義是在對西方式現代化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形成、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思想體系,“兩個毫不動搖”則是我國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新成果,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本文試圖結合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及其理論回應,特別是西方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生成、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在現代化視域下重新審視所有制問題,以深化我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理論認識。

一、引言

至少就主要經濟體而言,人類社會曾長期處于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的生產生活更多是為了滿足生存需要,整個社會帶有明顯的地域性限制、等級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并漸次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等級化的政治法律秩序、人身依附的經濟社會關系和行政權支配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或如馬克思總結的,“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麄儾荒艽碜约?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它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頁。與之不同,現代社會是一種高度開放和擴張的社會,每個人至少在理論上擁有相同的政治法律權利、面對大致相同的經濟社會秩序和市場交易規則,“沒有一個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購買另一人,也沒有一個公民窮得不得不出賣自身”(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9—70頁。,人們得以更多地借助于自愿互惠的市場交易和自由平等的社會交往,更多地憑借個體努力改善自身境遇,并以此激發社會活力、提高經濟效率,進而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上,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國際經驗表明,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而是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長期過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歐洲社會的中世紀沉寂,引發了歐洲特別是西歐社會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并在其相對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經由英國工業革命率先開辟了一種更多表現為經濟現代化的西方式現代化路徑。然而,即便經過數百年的歷史演進,即便僅就經濟現代化而言,“全球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就20多個,總人口10億左右。中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將極大地改變現代化的世界版圖。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現代化,也是難度最大的現代化?!?4)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也就是說,歷經數百年發展的西方式現代化迄今不過涵蓋了10億左右的人口,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難度最大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只是涉及14億多的人口;即便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全面建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世界上仍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邁入現代化。面對現代化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其所涉及的任何關鍵環節與核心問題,似乎都值得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予以審慎考察和深入回答。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5)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從某種程度上講,所有制問題幾乎是任何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面臨的核心問題,它不僅是決定著現代化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的重大實踐問題,而且是引發了諸多學術思考甚至激烈學術爭論的重要理論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6)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面對所有制這一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有必要結合西方式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和經驗教訓、馬克思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判性反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生成、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在現代化視域下予以系統梳理和重新審視,以進一步深化我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理論認識,并推動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深刻認識“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頁。對于新時代新征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二、西方式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及其關于所有制問題的理論認識:以法國啟蒙運動學者盧梭和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斯密為例

就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而言,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重商主義的興盛,不斷在邊際上沖擊著傳統社會的相對封閉與相互隔離,不斷為歐洲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積累著物質因素;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不僅促進了民族意識的形成、民族國家的興起,而且推動了17世紀自然法的近現代轉型,并由此催生了直接面向現代社會的18世紀啟蒙運動;18世紀的啟蒙運動特別是蘇格蘭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啟蒙運動,不僅分別為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并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各自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具體路徑,而且分別結出了英國古典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理論碩果;19世紀的馬克思結合以英國工業革命為典型的西方式現代化路徑及其經驗教訓,在批判繼承西歐各國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同時也為20世紀的中國成功開啟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事實上,正是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中,我國“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8)《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頁。,不僅成功開辟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而且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

在這個過程中,17世紀的自然法轉型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我們理解人類社會整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環節。具體而言,正如美國學者薩拜因強調的,“對17世紀的哲學來說,關系始終顯得不及實體那么可靠;人是實體,而社會則是關系。正是這種假定的個人優先性成了自然法理論所具有的最顯著且最持久的品格,也是現代理論區別于中世紀理論的最為明確的地方?!?9)[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民族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頁。從相對封閉和相互隔離的傳統社會轉型為高度開放和擴張的現代社會,有必要借助于理論上的“個人優先性”突破傳統社會的地域性限制、等級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而這正是17世紀自然法轉型面臨的時代課題。對此,自然法學者普芬道夫深刻認識到,“人是一種關心自己的生存、需要,沒有同伴的幫助便不能自存,從互助中受益匪淺的動物”,但“同時又具有攻擊性、挑釁性”,“有必要對它們進行細致地[的]調整和控制”(10)[德]普芬道夫:《論人和公民的自然法義務》,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82頁。。至于如何進行細致的調整和控制,格勞秀斯認為必須訴諸“正當的理性”或“合乎本性的理性”,并由此賦予了自然法新的時代內涵:“自然法是正當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與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為就是道義上公正的行為”(11)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就“正當的理性”或“合乎本性的理性”這一基本出發點而言,歐陸啟蒙運動學者特別是法國啟蒙運動學者更為強調“理性”,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則更傾向于“正當”特別是“合乎本性”,并由此在所有制問題上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學術傳統,不妨以法國啟蒙運動學者盧梭和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斯密為例予以簡要梳理。

作為法國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盧梭不僅以其關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現代理念的深刻闡述為法國大革命以及法國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其關于所有制問題的理論探討亦為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提供了重要啟發。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一章開篇指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2)[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頁。,自由是現代社會的基石,而平等則是自由的重要前提:“因為沒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1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9頁。按照盧梭的看法,私有制是文明社會的標志,同時也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就前者而言,“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并想到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14)[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1頁。;就后者而言,“在自然狀態中,不平等幾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類能力的發展和人類智慧的進步,不平等才獲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長起來”。(15)[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49頁。盧梭以為,為了消除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狀態以實現真正的自由,必須“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這就是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16)[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3頁。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結合形式的集體的“每個成員,在集體形成的那一瞬間,便把當時實際情況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財富也構成其中的一部分——獻給了集體”。(17)[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1頁。由此,通過“獻給了集體”的社會契約并借助于集體的共同力量,人類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自由:“人類由于社會契約而喪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企圖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的那種無限權利;而他所獲得的,乃是社會的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18)[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0頁。

不同于法國啟蒙運動學者的理性建構特別是盧梭的“社會契約”,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和古典經濟學奠基者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更傾向于在個體心理經驗主義的人類“本性”或“天性”的基礎上,探討政治法律秩序、社會經濟關系乃至所有權保護的自然演進過程。在斯密看來,一方面,現代社會是人們普遍參與市場交易和高頻次社會交往的社會,是每個人高度依賴市場交換的商業社會:“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社會”(19)[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頁。;另一方面,“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20)[英]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6頁。,從漁獵時代、游牧時代、農耕時代到普遍依賴市場交換的商業時代或現代社會,必然會對政府、法律及其提供的個人財產和所有權保護提出越來越多和越來越高的要求。按照斯密的說法,“最神圣的正義法律就是那些保護我們鄰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護個人財產和所有權的法律”(21)[英]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3頁。,它必然隨著市場交換的普遍化和社會交往頻次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而面臨著越來越高的要求。正因如此,斯密認為“財產權的保護和財產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財產權的狀態總是隨著政權的形式而有所不同”,并強調“政府并不是像某些理論家所想象的那樣起源于一群人之間的契約或合同,而是起源于人類在社會中自然的進步”(22)[英]斯密:《法理學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213頁。。在斯密看來,“如果沒有政府的壓制,那些窮人們就會公然地使用暴力手段剝奪富人們的財富,直到大家在財富方面變得一樣的貧窮。政府和法律阻止窮人通過暴力手段從富人那里奪取財富;它告誡窮人,要么永遠保持貧窮,要么像富人一樣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23)[英]斯密:《法理學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頁。

也就是說,同相對強調平等自由并高度重視政治權利和所有制問題的法國啟蒙運動學者不同,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的斯密更為強調現代社會的市場交換、普遍勤勞和“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的重要性及其對政府、法律在財產和所有權保護方面的更高要求,并把它們視為人類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自然演進過程。對于政府、法律和所有權保護的自然演進及其造成的不平等,斯密持有相對保守但頗為樂觀的態度:“在野蠻人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放債者,更沒有征收員,每個人都自力更生,享用自己勞動的果實,因此,照理他們應該享有最豐富的東西”,“但事實恰恰相反。一個野蠻人的貧困程度,遠大于任何一個稱得上文明國家最寒微的人”。(24)[英]斯密:《法理學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31頁。按照斯密的看法,“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同時需要政府以正義的法律“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壓迫”(25)[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2頁。。在這一過程中,個體能力差異所產生的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而且是有益的,理應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護:“法律和政府,……保護富人的財產不受窮人的暴力掠奪,并以此維持因能力差異而自然和必定產生的有益的人類財產的不平等?!?26)[英]斯密:《法理學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頁。與之不同,在盧梭看來,不平等不僅不是有益的,而且是無法容忍的,甚至法律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因為富人一旦“認識了統治的快樂,便立即鄙棄一切其他的快樂?!麄兒孟耩I狼一樣,嘗過一次人肉以后,便厭棄一切別的食物,而只想吃人了”,“它們把保障私有財產和承認不平等的法律永遠確定下來,把巧取豪奪變成不可取消的權利;從此以后,便為少數野心家的利益,驅使整個人類忍受勞苦、奴役和貧困”。(27)[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26、129頁。

對于18世紀的啟蒙運動,恩格斯曾深刻地論述道,“18世紀是人類從基督教造成的那種分裂渙散的狀態中聯合起來、聚集起來的世紀”,“18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在聯系”(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7—88頁。;特別是法國啟蒙運動,“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磺卸急仨氃诶硇缘姆ㄍッ媲盀樽约旱拇嬖谧鬓q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頁。盧梭等法國啟蒙運動學者,高度重視平等自由、政治權利和所有制問題并對其進行了較為徹底的“理性”剖析,不僅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了幾乎所有的重要概念和重要理念,而且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掃除封建殘余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但它不僅沒有推動法國順利開啟現代化進程,反而使得法國陷入了長期的社會擾攘和政局動蕩。與之不同,斯密等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相對更強調政府、法律和所有權保護的自然演進過程,試圖圍繞“正義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換”構建某種“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的普遍勤勞的整體性框架,其有關學術思想相對保守并缺乏理論上的徹底性,但卻推動英國率先以工業革命開啟了經濟現代化進程,實現了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次飛躍。不過,盡管以蘇格蘭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為思想基礎的英國式現代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卻沒有推動人的發展,甚至造成了普通民眾的普遍困頓,如按照恩格斯的觀察,“1840年,利物浦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職業者等等)的平均壽命是35歲,商人和收入較好的手工業者是22歲,工人、短工和一般雇傭勞動者只有15歲?!?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頁。面對西方式現代化早期的理論困局和現實困境,馬克思在對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超越,不僅創立了旨在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而且為開辟一種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互促進的現代化路徑奠定了思想基礎,而所有制問題同樣是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三、馬克思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判性反思與理論超越:從“純粹私有制”到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

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化進程中的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按照馬克思的回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頁。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而“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八兄频淖畛跣问?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1、583頁。從某種程度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切經濟社會關系幾乎都帶有共同體性質,不同所有制形式或多或少都擁有某種“共同體的外觀”,它相對適應于傳統社會的相對封閉和相互隔離并有助于滿足人們的生存型需要,但不適應于人們普遍參與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不同要素通過自由流動不斷優化配置的現代社會,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是不同所有制形式逐漸拋棄共同體外觀的歷史過程?!叭R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之所以成為促使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所有制形式的歷史演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性,特別是馬克思深刻認識到西方式現代化進程中所有制形式在拋棄“共同體的一切外觀”并轉向“純粹私有制”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新沖突和新矛盾。

具體而言,正如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指出的,現代社會的“立法在處理私權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權利固定起來并把它們提升為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些立法對于那些既有權利而又受習慣保護的人是處理得當的,但是對于那些沒有權利而只受習慣保護的人卻處理不當”(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頁。,特別是那些受共同體保護的底層民眾的習慣權利,往往在形成“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法律時缺乏足夠的立法依據進而無法得到現代法律的保護,這就決定了“這些立法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因為貧民的任何習慣權利都是來自某些所有權的不固定性。由于這種不固定性,這些所有權既不是絕對私人的,也不是絕對公共的”(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頁。,這意味著現代化進程中的所有制問題是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核心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為了回答這一時代課題,馬克思結合西方式現代化的實踐探索和經驗教訓,在對啟蒙運動及其主要理論成果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超越,創立了旨在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例如,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對作為德國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主要理論成果的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英國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系統的理論考察和批判性反思,并結合物質財富的積累、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和“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初步構建了一種“以經濟發展推動人的發展”的現代化路徑:“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頁。

限于篇幅,不妨仍主要以法國啟蒙運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為例,重點結合馬克思對法國啟蒙運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論超越,重新審視馬克思試圖構建的理論框架及其對現代化和所有制問題的理論思考。正如前文分析表明的,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斯密試圖圍繞“正義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換”構建某種促進普遍勤勞的整體性框架和“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的現代化路徑,并特別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另一方面,國民財富的增加“只有兩個方法,一為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一為增進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珶o論怎樣,都有增加資本的必要”(36)[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315—316頁。。馬克思則進一步認識到,“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于貧困直到變為機器。勞動促進資本的積累,從而也促進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于資本家”(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頁。。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但它們不僅沒有像斯密所認為的那樣“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反而導致了較為普遍的人的不發展,特別是人們“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灰怏w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頁。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斯密在理論上系統闡述、英國在實踐中充分展開的現代化路徑,固然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但無法實現人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的不發展”為代價的現代化路徑;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為了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必須超越這種現代化路徑。

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的,“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頁。,更為重視政治權利和所有制問題的法國啟蒙運動自然引起了馬克思的高度關注,但當經典作家系統考察法國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以及法國現代化的早期探索時,發現其同樣存在嚴重問題。以所有制問題為例,就法國現代化的實踐探索而言,以法國啟蒙運動為思想基礎的法國大革命推動了“純粹私有制”的形成,但不僅由于所有權的絕對化等因素造成了要素流動的新障礙并使得法國遲遲難以順利地以工業革命開啟現代化進程,而且造成了法國小農的普遍困頓并引發了嚴重社會問題。具體而言,正如作為法國大革命重要制度成果的《拿破侖法典》指出的,“所有權是對于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40)[法]拿破侖:《拿破侖法典》,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80頁。,法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形成的“純粹私有制”和“絕對所有權”為法國乃至歐陸國家突破各種封建關系、特別是拋棄各種封建義務等“共同體外觀”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和重要的制度基礎,但“這種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所要求的小地塊耕作的方式,不僅不能采用現代農業的各種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變成頑固反對社會進步……的人?!怂顒拥哪菈K小天地,他對社會運動一無所知;他一直癡情地迷戀著他那一小塊土地,迷戀著他的純粹名義上的占有權”(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頁。。對此,馬克思深刻地總結說,“法國農民現在沒落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侖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70頁。。就法國啟蒙運動學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論設想而言,他們寄予厚望的“社會契約”或“公有制”往往流于理性的浪漫或理論的空想而缺乏現實的土壤。對此,恩格斯曾尖銳地批評說:空想社會主義者與“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他們認為“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斗爭和痛苦”。(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

也就是說,高度重視“正義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換”并鼓勵“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英國率先開啟了以工業革命推動的現代化進程,它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導致了較為嚴重的人的不發展;高度重視政治權利和所有制問題的法國啟蒙運動,其在實踐中推動的法國大革命與“純粹私有制”的形成,不僅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反而造成了現代化的新障礙,其在理論上催生的“公有制”設想則因缺乏現實的土壤而流于空想。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它本質上是以經濟發展推動人的發展的現實運動,是對西方式現代化路徑的超越:“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實的前提產生的?!?4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頁。在經典作家看來,不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人的發展,“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绻麤]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4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創造著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條件”(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頁。,“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頁。。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深刻認識到資本的自由運動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但無法實現人的發展,馬克思結合西方式現代化特別是英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對資本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人類社會必然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經由包括所有制在內的生產關系變革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源于那個時代又超越了那個時代,既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49)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7頁。馬克思主義是結合西方式現代化的早期實踐對作為西方式現代化思想基礎的啟蒙運動及其理論成果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論超越,是對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現代化路徑的理論闡述。與啟蒙運動學者各有側重的理論闡述不同,馬克思試圖構建的是一種整體性框架,它“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并強調“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覀兣袛噙@樣一個變革時代……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5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1—592頁。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一切發展的根本目的,包括所有制在內的生產關系變革則是溝通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鍵環節;當然,由于面臨的時代課題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重點是以英國工業革命為典型的西方式現代化進程中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對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嚴重制約,但同時也對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作出了初步的理論設想,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未來社會“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頁。;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進一步指出,未來社會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5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頁。

四、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兼論“兩個毫不動搖”的歷史生成和理論邏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5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頁。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現代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的現代化,同時也是我國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我們必須根據我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階段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所有制問題,特別是結合馬克思關于所有制問題的有關闡述深刻認識到,所有制問題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但它必須服務于“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等更為根本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一方面,“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54)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我們必須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中、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變遷中、在“兩個毫不動搖”的歷史生成中,深刻認識并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所有制問題以及“兩個毫不動搖”的歷史生成過程;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55)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所有制形式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絕不能脫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而獨立地發揮作用,我們必須結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為準確地把握“兩個毫不動搖”的理論邏輯,并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有機統一。

具體而言,正如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的,“在中國這樣落后的東方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我們面對的情況,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設想的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照搬書本不行,照搬外國也不行,必須從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開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作過有益探索,取得過重要成就,也經歷過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價?!?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頁。我國是在落后農業國基礎上以大規模工業化開啟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即便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57)《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頁。對此,列寧曾特別提醒說:“東方大多數民族的處境比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俄國還要壞?!銈兠媾R著全世界共產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58)《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頁。正是面對這樣的具體國情,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團結帶領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的社會條件;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同時也正式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了重大成就、亦經歷過嚴重曲折;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個毫不動搖”正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新成果。

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的,“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59)《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頁。,并正式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迅速由一個擁有數千年小農經濟傳統的落后農業國,轉變成了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國家,并初步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持續較快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技術基礎。與此同時,由于相對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并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所有制問題缺乏深刻的理論認識,使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度經歷了嚴重曲折。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一方面,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必須適應社會化生產的要求,它必然擁有某種“社會性”而絕不會是“純粹私有制”或法國啟蒙運動學者設想的某種“絕對權利”;另一方面,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并有助于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它必然擁有某種“個體性”而絕不會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主觀臆想的“純粹公有制”。作為人類社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實踐探索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性發展,又存在不少教條式理解,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誤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同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兩個階段”(60)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3頁。,并高估了社會主義階段的生產力水平以及與之適應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脫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片面地、孤立地、僵化地看待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等等(61)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4頁。。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62)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頁。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而且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特別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6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上升為一項具有長期性、穩定性、全局性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6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3頁。。正是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兩個毫不動搖”在內的一系列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我國成功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不僅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的飛躍,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6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頁。,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明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并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6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新時代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全面闡述,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了新概括,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并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兩個毫不動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如“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等等。(67)《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頁。黨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新時代新征程如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以此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了全面闡述和戰略部署,特別是強調要“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等(6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我們國家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又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干,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6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3頁。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推動者,其生產目的都是滿足人民需要并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的規范和保護。我們不能把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自由運動的理論分析簡單套用到社會主義情形,而必須深刻認識到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機統一。特別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長期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魏蜗氚压兄平洕穸ǖ艋蛘呦氚逊枪兄平洕穸ǖ舻挠^點,都是不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錯誤的”(7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3頁。,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成長起來并不斷發展壯大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特別是民營經濟,目前“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71)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日第2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進一步強調,“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7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頁。

五、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對我們是否還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有一些不正確甚至錯誤的議論。我們必須亮明態度、決不含糊,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73)習近平:《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重大問題》,《求是》2023年第4期。。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根本基礎,人的發展是一切發展的根本目的,從經濟發展到人的發展要經過一系列中間環節,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關鍵環節,所有制問題則是這一關鍵環節的核心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社會化生產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7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頁。的雇傭勞動者和“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7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頁。的資本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內在沖突,正是這種矛盾和沖突造成了嚴重的人的不發展并必然導致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最終崩潰。與之不同,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而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證人民享有廣泛權利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不僅意味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勞動者不再是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而且意味著資本也不再是“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7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頁。的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規范和保護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勞動和資本對立起來、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的看法,無疑是一種理論上的教條,更是一種時空上的錯亂。

斯大林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曾經指出,“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是為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余價值,并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疇)是和資本主義關系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政權和生產資料,反而掌握著政權和占有生產資料的時候,還使用這些概念,這就非常奇怪了?!?77)[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頁。我們顯然不能把馬克思關于自由資本主義的分析直接套用到社會主義情形。特別是在所有制問題上,馬克思批判“純粹私有制”并不意味著他認同“純粹公有制”;事實上,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設想,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一定具有某種“社會性”以適應社會化生產的要求、一定具有某種“個體性”以滿足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需要。與此同時,正如馬克思強調的,“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7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8頁。,所有制絕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決不能脫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而獨立地發揮作用,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現形式更是不能脫離經濟發展這一根本任務和人的發展這一根本目的。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推動者,決不能簡單地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立起來,而必須深刻認識到二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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