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視域下的建設性新聞理論探源

【摘要】在“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新媒體時代，面對因為新聞傳播所引發的國家、民族、社會、個人之間的對抗與紛爭等問題，全球新聞界開始反思以揭丑、記錄、暴露陰暗面為導向的新聞理念與傳播實踐。于是，融會了“解困新聞”“公共新聞”“積極新聞”“參與新聞”“和平新聞”等理論內涵的建設性新聞概念，逐漸成為國際新聞學界的研究熱點。在新聞實踐方面，建設性新聞也正成為形成普遍共識的全球性新聞運動。雖然建設性新聞理論經由西方學者提出，但是此一概念背后的哲學基礎與文化源流卻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將建設性新聞理念置于中華文化視域下，從“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休戚與共的命運觀”“中庸和諧的價值觀”以及“挫銳解紛的社會觀”四方面對建設性新聞的理論內涵進行解讀，以探究其中的中華文化淵源。期望以此促進中國本土新聞傳播理論的建構以及中西新聞理論的融通。

【關鍵詞】建設性新聞；中華文化；理論探源

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已遠遠超出傳播學業界與學界的想象。在媒介技術主導的現代社會里，實體空間、虛擬空間的相互嵌入帶動人類知覺空間的快速更迭。自媒體、社交媒體傳播的碎片化加速了受眾內在安定感的崩坍。處在這樣的時代，“新聞業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便是如何與受眾建立可持續的關系。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緩解或防止越來越多的人在閱讀或觀看新聞時產生的焦慮和幻滅感”[1]。

西方新聞界長久以來以社會監測者的角色自居，在新聞價值的追求方面強調奇異性與沖突性，認為矛盾可以促進社會進步。多數新聞從業者所秉承的“客觀新聞學”理念亦認為新聞報道的主要職責即客觀反映與記錄現實，而不去考量被反映的現實是否陰暗，是否全面。在此背景下，建設性新聞應運而生。此一理論源自歐美，是對西方傳統的“看門狗”理論的修正。而與此同時，新媒體及社交媒體在建設性新聞方面的努力也在倒逼傳統媒體反思自身的報道方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英國、丹麥、芬蘭、瑞典、比利時等公共電視臺都相繼開設了一系列的建設性新聞欄目。在我國，從2014年起，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等機構的倡導和推動，建設性新聞逐步引起理論研究工作者和新聞傳播從業者的關注。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專門設置了“互聯網治理與建設性新聞研究”的創新工程項目?！缎侣勁c傳播研究》2019年還特別增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建設性新聞的論文，旨在將建設性新聞理念與中國新聞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探討此一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新聞傳播實踐的契合點，試圖探索出一條建設性新聞的中國本土化之路?！爸袊鴤鹘y文化，以強調實用理性的儒家文化為主干，崇尚以和為美、以和為貴，建功立業、濟世安民，其基本精神乃是建設性的”。[2]從理念內涵來看，建設性新聞理論的中國本土化具有堅實的哲學與文化基礎。中華文化追求的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方智圓神的理論土壤更加適合建設性新聞的生長。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建設性新聞的建設性

從《易經》開始，中華文化即確定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認為宇宙生命的真相乃是自然、天、地、人融為一體的和諧狀態。先秦文化將此種狀態稱之為“道”。如《道德經》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3]在道的狀態下，人類社會是一個凝然的整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此種一元論的世界觀決定了中國人在面臨矛盾紛爭時，采用的方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中的“化”出自于《易經》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意即根據宇宙間的自然規律“天文”以及人類社會的交往規律“人文”來轉化二元對立的對抗狀態為一元相融的和諧狀態。

中國哲學也將媒介作為一種偏離道之“大公狀態”的警示、視為調節矛盾的工具或場域。譬如古時作為警示作用存在的“木鐸”與“烽火臺”，民國時期作為公眾意見平臺的《東方雜志》以及《大公報》等?！洞蠊珗笮颉芳大w現了國人對媒介功能的理解，“斷不敢有自是之心，剛愎之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悅，顛倒是非；總期有益于國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學術；其他乖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瑣屑之事，在所摒也”[5]。如斯的新聞實踐具有鮮明的媒介公共性特點，融通了阿倫特、哈貝馬斯等人主張的媒介公共領域理論，即媒介是社會個體從私人領域中進入公共領域，通過公共交往而成為公共人的重要空間。在西方哲學史上，克爾凱戈爾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而中華文明從周朝對殷商巫史文化的揚棄之后，即確定了“人人皆可堯舜”的人文基調?！耙粋€人對動物受傷害，草木被摧殘，都會感到不安。這種不安體現了一種宇宙情懷和天人合一的觀念，因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或者說天理就在我的人性之中?！盵6]此所謂的“一體性”，乃是人對世界的一種整體感知。

無論社會如何變遷，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不會改變。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謂真，知行合一是謂善，情境合一是謂美。新聞報道應該遵循并貼近人性對真善美的訴求，這也是建設性新聞所推崇的“建設性”的重要面向?！斑@類新聞實踐強調在新聞報道中除了要堅持內容的客觀真實外，也應積極主動介入社會生活，要以解決問題為報道導向”。[7]受傳媒商業的影響，新聞媒體經常是以報道負面消息為生，許多電影、電視劇也成為負面能量的載體。似乎場景越血腥，打斗越兇狠就越有看點。這些非建設性的信息不僅會影響個人對世界真相的感知，也會存留在人類的集體意識中，成為群體記憶。

依據西方的理論解讀，新聞的建設性包含了和平性、積極性、恢復性敘事，解決之道等內涵。譬如美國建設性新聞的倡導者凱倫·麥金泰爾即將建設性新聞分為解決方案新聞、預期新聞、和平新聞和恢復性敘事四種類型。她認為新聞的建設性是賦予信息以正面的社會意義與公共價值。新聞媒介不能僅僅只是社會的旁觀者，還應參與對話，解決問題，提供正向引導的力量。當前，全球越來越多的媒介組織與機構積極投身于建設性新聞實踐中。譬如BBC從2013年開始，就陸續創辦了“改變世界的人”“我的完美國家”“跨越鴻溝”等建設性數字節目，旨在提供賦予受眾力量的新聞。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新聞界關于建設性新聞的理論研究甚少從文化哲學根源上進行理論探討。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媒體喜歡渲染沖突、展示矛盾的內在根源是建立在“二元對立”哲學觀基礎上的西方新聞觀，其結果為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漠視。在中華文化系統里，“天人合一”的根本是每一個個體內心與宇宙萬物渾然一體的感知?！叭收咭蕴斓厝f物為一體，莫非己也”。[8]宋代大儒陸九淵認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據此生發出的中國新聞觀一定是將人類社會視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其傳播視角必然是向上生發，充滿希望的。與其控訴世界的黑暗，不如點亮心中的明燈。近年來，一些本土生產的新媒體節目很好地詮釋了一體性的中國哲學理念。此類節目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圍產生影響，在于它們傳播的是一種順應自然的希望與光明，是一種正向促進的力量。而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翱准覜]有別的，就是要順著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地去生發。萬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滿了生意春氣”。[9]

二、休戚與共的命運觀與建設性新聞的德善倫理觀

根據“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中華文化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也是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來源。傳統儒家在一體之仁的心性基礎之上，建構了自己的倫理觀。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體現了規則與美德的統一，對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倫理學是一種糾正與補充。儒家重視個人，提倡民本思想。但儒家倫理中的個人是處于命運共同體關系中的個人，強調人類的共生性。這對于西方現代性中的自我意識、本體虛無以及道德弱化等具有啟示。長久以來，全球新聞界秉持的新聞倫理，其主要的關注點在于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此種立基于職業要求的倫理觀缺乏根植于心性體驗的深厚哲學基礎，以至于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因受商業與政治的雙重裹挾，往往流于說教。

建設性新聞理論不僅是對既往新聞理論的反思，也是對既成新聞倫理的反思?！敖ㄔO性新聞融合積極心理學、德善倫理學、社會責任論等理論并形成具有獨特性與開放性的核心概念”。[10]此處的德善倫理學已經超越了新聞職業道德的專業領域，上升到德性修養的文化層面。而這正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倫理學的核心。儒家文化本就以倫理為重，而倫理又以日用生活中的實行為重。相對于西方的人格神宗教，中國精神哲學的形態是倫理精神形態，講求在五常倫理及人事互動當中感悟莊子所言的“萬物與我為一”的命運共同體。如同王陽明的“以事煉心”思想，其落腳點是人的生命，而不只關注外部世界與社會問題?！爸袊軐W，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來調節生命，運轉生命，安頓生命。希臘的自然哲學，以自然界為主要課題，對象是自然”。[11]建設性新聞的德善倫理觀理應建構在休戚與共的一元哲學觀基礎上，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個問題往往有不同的面向。如果德善標準仍停留在受特定民族性格影響的職業道德層面，又如何能在全球化的今天實現建設性新聞的和平與解困目標？

《2018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全球報告》顯示，全球只有43%的被調查者選擇信任媒體。故此，丹麥廣播電視臺前新聞總監烏瑞克提出了建設性新聞勢在必行的三大原因：“一是受眾對媒體描繪的世界產生悲觀、厭惡情緒。他們無法從新聞呈現的世界中找到存在的意義；二是媒體工作者的職業精神淪喪，將新聞視為商品，堅信不流血無頭條；三是媒體對世界圖景的描繪失真。尤其是推薦算法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受眾的感知與現實世界差異懸殊?！盵12]從休戚與共的命運觀與德善倫理觀出發，數字時代的建設性新聞，更應以多樣、平等、開放、包容的原則，回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維度，構建人類整體的傳播思路。

三、中庸和諧的價值觀與建設性新聞的和平性、積極性

社交媒體與自媒體的崛起極大地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媒介資源稀缺的問題，迫使新聞傳播從傳統理論上的旁觀者、記錄者轉向參與者與建構者。建構的基礎是好的新聞報道，“好的新聞報道可以激發公眾的對話和參與，能解決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推動媒體在公共傳播時代社會價值的重新定位”。[13]新聞媒介的重新定位體現在建設性新聞理念中的和平性與積極性。以此新聞理路，西方大眾傳媒按照資本邏輯形成的“東西巷子南北走，出門遇到人咬狗。扔起狗來打磚頭，磚頭咬了人的手”的批判奇異的新聞理念必定遭到揚棄。

如何將“和平新聞”與“積極新聞”實踐落到實處，獲得知行合一的真效果？這需要全球新聞工作者獲得一種超越不同的文化與習俗，基于人性內在道德律的深刻共識，通過內在的自省自察啟發良知，在良知的指引下面對問題，化解問題，自覺維護世界和平。否則，和平性與積極性也會淪為新的道德教條。千圣相傳，主旨在心?！渡袝ご笥碇儭分械摹叭诵奈┪?，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稱為堯舜禹的“三圣傳授心法”，乃是中華文化的修身治世心法。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宣稱，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所謂中國之意，即文化之中，講求適可而止的中道智慧。如《中庸》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4]可見，“中”是一種妙悟天道、情緒未起的“無善無惡性之體”的狀態，“和”則是情緒發動后適可而止的良知狀態。在儒家文化譜系之中，世界文明的核心是和諧自然的生態結構、活潑盎然的社會生機。和平新聞不僅具有建構和諧社會的現實之意，也具有心性啟蒙的教育含義。這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是有傳統的。譬如梁啟超1902—1907年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民叢報》，報名取《大學》篇中“新民”之意。再如梁先生于1911—1914年創辦的《庸言》雜志。梁以為“庸”，暗合儒家中庸之道。意取自《易經乾卦文言》中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15]這些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聞實踐具有豐富的建設性新聞內涵。

丹麥學者海格拉普將積極心理學研究成果引入建設新聞學，提倡新聞傳播更多挖掘新聞事件中的積極面、強化對社會德善的正向引導。與傳統心理學相比，積極心理學不再關注如何減輕人們的痛苦，而專注于如何幫助人們建立幸福感，并讓幸福感得以持續。該學科認為人類幸福感的獲得不在于生活的世界是怎樣，而在于對世界的福樂體驗。此點暗合了中華文明開發心靈感知幸福能力的東方心理學。如王陽明所說“此心光明，夫復何言？”“明乎新聞事業之特質，乃為國民輿論之代表者，則吾人執筆而為新聞之紀載評論時，即當默察多數國民之心理，與夫人群發達進步之潮流，不敢因一人一時之私見或利害關系，發為非國民的悖謬之議論……”[16]近現代報人邵飄萍關于新聞功能的論述無疑是中華文化克除私欲、立論為公、不偏不倚的經典詮釋。他對記者品性特點的描述（人格、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機警、沉著、謙恭）無一不是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

2020年5月25日，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引發美國多個州及歐洲的示威騷亂，致使勢態更加嚴重。雖然騷亂升級的根源是美國兩百多年的種族歧視，但也與美國媒體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有意（為下屆總統選舉競選的政黨服務）無意（僅僅報道新聞，不能以和平與積極視角去參與協商，維護社會安定）的報道煽動有直接關系。

四、挫銳解紛的社會觀與建設性新聞的解決之道

作為一種新的新聞理念，建設性新聞在西方仍處于爭論之中。反對者認為，這種新聞實踐背離了客觀中立的西方新聞傳統。而贊成者認為，建設性新聞并非不尊重新聞規律和新聞專業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正是尊重了新聞規律及新聞本質?！段餮艌D時報》副主編吉姆·西蒙宣稱，“與其將鏡頭對準問題及做錯事的人，不如將看門狗的鏡頭朝向那些有希望的事情上”。[17]如果改變了新聞報道的視角與講故事的方式，就會改變人們的觀念世界，進而改變現實世界。支持者強調建設性新聞揭露問題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問題，化解紛爭，實現社會的整體和諧。譬如凱瑟琳·基爾登斯泰德提出的建設性新聞四大實踐導向“公眾導向、方案導向、未來導向、行動導向”，就旨在通過行動喚醒社會的公共意識?？梢?，建設性新聞的重點不在于是否暴露問題，而在于解決問題之道。

中華文化的社會觀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18]既強調“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又告誡世人“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19]這種社會觀體現在災難新聞中西報道的差異上。中國災難報道往往以救災抗災為主，西方媒體常常以災難本身為主。按照西方“監視社會環境”的功能論，中國式新聞報道經常被詬病。但從建設性新聞視角看，中國式的災難報道恰恰在重大災難面前，選擇積極面向，突出報道災難中人性的真善美，既鼓舞了人心，又激勵了士氣，對抗災起到了正向的引導作用。同時，也并沒有忽視災難發生存在的問題。這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報道、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3年的非典報道中皆有體現。這些特征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政治制度與新聞制度的原因，其內在的動因乃是中華五千多年文化的“和合”基因。這也正是建設性新聞的解決之道，體現出與挫銳解紛的中華文化的內在相通之處。從此出發，對于災難新聞，應該是災前預警，災中鼓舞，災后反省。

五、結語

湯一介先生強調，“一個國家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只有珍惜自己傳統的國家才是有希望的國家。我為什么考慮要建設中國哲學，就是有鑒于現在我們的哲學、宗教、倫理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釋學的架構，而不是中國解釋學的架構”。[20]在新聞傳播領域，劉海龍也提出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進路，“即超越中國與西方、特殊與普世、理論取向與應用取向的二元對立”。[21]建設性新聞的興起為我國新聞傳播界提供了一個反觀自身，從西方理論中發現東方價值的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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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郭講用，華東政法大學傳播學院教授（上海 200042）。

編校：鄭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