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版《大公報》抗戰輿論宣傳特色及其影響

張雷　靖鳴

【摘要】桂林版《大公報》是新記《大公報》極為重要的子報。作為一張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宣傳理念的報紙，桂林版《大公報》在全民抗戰中的輿論宣傳，以其題材和形式的豐富性、時代性、選擇性和涵蓋性，充分展示了桂林文化城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生態嬗變，亟待學術界予以重新評價和高度重視。通過對桂林版《大公報》歷時近四年的辦報特點的整體性觀照，試圖勾勒其抗戰輿論宣傳的特色，并對其未來有待重視和深入研究的領域提出展望建議。

【關鍵詞】桂林版《大公報》；抗戰；輿論宣傳

《大公報》是近代新聞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學界早已充分關注，其歷史價值一直以來都是新聞史學界研究的熱門課題。桂林版《大公報》誕生于抗日戰爭時期，這份報紙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桂林獨特的政治生態和新聞環境，以“國家利益”為宣傳理念，敢于開展輿論監督，積極發表抗戰言論，在中國的新聞事業史上，特別是抗戰新聞事業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多年來，關于《大公報》的新聞史研究，天津版、上海版、重慶版和香港版都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圍繞桂林版《大公報》的相關研究卻相對匱乏和滯后，留下的學術空白較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料整理和個別相關性問題的探討上。多年來，筆者已圍繞桂林版《大公報》的新聞通訊、言論、副刊、廣告經營和報人等方面進行了具體分析，歸納總結出了它們各自的特點和成因，形成了《〈大公報〉（桂林版）言論選題及其特色》《抗戰時期徐鑄成在桂林的新聞實踐初探》《〈大公報〉（桂林版）新聞專電的特色》《〈大公報〉（桂林版）的廣告經營特色》等系列論文。但綜合來看，關于桂林版《大公報》的系統性研究尚未全面展開。盡管如此，桂林版《大公報》中蘊含的豐富文獻資料極具研究價值，有必要繼續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發掘。

一、桂林版《大公報》的研究已經取得較豐碩的成果

《大公報》作為中國百年歷史的見證者和報業的領軍者，備受學界關注。探討《大公報》沿革、新聞學史等層面，眾研究者貢獻著作頗豐。

2002年，《大公報》創刊一百周年時，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大公報一百年新聞案例選》《大公報一百年社評選》《大公報歷史人物》等在內的《大公報》系列叢書。這套叢書記述了《大公報》歷史上重要的新聞、評論、報刊人物、特約專家文選等。同年，《大公報》香港館也完成了《大公報一百周年報慶叢書》的精心編撰與發行。而在此之前，關于《大公報》的相關史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主辦的《新聞研究資料》、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新聞界人物》等，都刊載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回憶內容。

國內知名的新聞史學專家對《大公報》也開展了系統的整理和分析，為該報深度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學術框架。新聞史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方漢奇先生牽頭組織完成的《〈大公報〉百年史》堪稱《大公報》歷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吳廷俊先生所著的《新記〈大公報〉史事編年》、方蒙先生的《〈大公報〉與現代中國（1926至1949年大事記實錄）》、周雨的《大公報史（1902—1949）》都是《大公報》研究的重要論著。

關于桂林版《大公報》的研究，前文所提及的論著都有相關整理和研究。另外，方漢奇先生在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一、二、三卷）中對桂林版《大公報》的影響與評價也有相當篇幅的論述?！吨袊侣勈聵I史》《中國新聞通史綱要》等重要的新聞史著作中亦詳細論及桂林版《大公報》的影響與評價。在廣西的地方史文獻《廣西新聞事業史（1897—1949）》《八桂報史文存》《桂林文化城史話》等也對桂林版《大公報》進行了專門的論述。

然而，盡管“新記《大公報》”在歷史舞臺上演繹出了不凡篇章，國內外實現了對它的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但圍繞桂林版《大公報》的專業著述依然缺失，存在著大量的學術空白?，F有研究大都局限在資料搜集及零星問題的討論，因此，桂林版《大公報》的體系化研究未完全啟動，蘊藏其中的珍貴文獻資源，亟須深挖與梳理。

回溯桂林版《大公報》研究的進程，其新聞與言論的專門分析雖然有所涉及，但整體上仍顯不足。多位與報社機構有深厚淵源及親歷《大公報》編輯工作的資深從業者，在編有回憶性質的文章中對此有所觸及。如周雨先生所撰的《大公報人憶舊》、孔昭愷先生的《舊大公報坐科記》、徐鑄成先生的《報海舊聞》《舊聞雜記》及《徐鑄成回記錄》中所記載的故事，這些回憶雖然提供了可靠性的史料，但對桂林版《大公報》的系統性研究尚未展開。

與此同時，前文所提及的《〈大公報〉百年史》《新記〈大公報〉史稿》等重要的新聞史著作中，雖然對《大公報》在抗戰時期的言論與新聞都給予了細致解析，但多集中于重慶版。對于抗戰時期，主要由徐鑄成先生主筆的桂林版《大公報》言論，以及這些言論與廣西桂林當地新聞生態的契合探究仍顯稀少。據此，深入研究這一歷史階段的桂林版《大公報》，對完整揭示當時桂林新聞生態全景及為當下新聞業的發展借鑒意義重大。

二、桂林版《大公報》研究的中國新聞史學和地方新聞史學意義與價值

桂林版《大公報》自1941年3月15日在廣西桂林創刊。戰時在桂林辦報困難較多，王文彬后來曾回憶其辦報過程“一切都需要從頭做起”。[1]桂林版《大公報》在首刊的第二版刊發了胡政之撰寫的社評《敬告讀者》。這篇社評，介紹了其辦報的歷史淵源、在桂林的創刊經過和辦報的方針理念：“本報自在天津創辦，三十余年，一貫為商辦性質?！痧^同人對國家民族之前途，懷迫切而熱烈的杞憂與期待，故益愿于法令及環境容許范圍之內，多盡文章報國之職責”。[2]1944年9月12日，因日軍攻破桂林城而不得不終刊，歷時近四年。?？斎铡洞蠊珗蟆罚ü鹆职妫┌l表了《敬告讀者》一文：“……我們今日雖暫時?？?，但我們全體員工，決不忘我們應負之職責，我們必將始終握住這支禿筆，為國族盡其綿力?！盵3]

抗戰時期，桂林為廣西省會，其憑借獨特的地理區位和人文環境，是當時整個華南地區極為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戰略重地。［4］特別是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北平、上海、武漢、廣州以及香港相繼陷落后，除了少量的文化界人士及機構搬遷至重慶外，大多數輾轉轉移至桂林。內外物資交流，各方人文薈萃，此時的桂林以“抗戰文化城”名揚海內外，成了整個大西南后方的文化中心，也成為國統區新聞出版文化事業最為活躍和興旺的片區。［5］據統計，當時有超過1000名的文藝工作者齊聚此地，其中不乏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亞子、艾青、田漢、歐陽予倩、洪深、蔡楚生、徐悲鴻、豐子愷、張曙、陶行知、李四光等近200余位社會名流。［6］

得益于新桂系較為寬松的文化政策以及國民黨中央的有限介入，桂林成為當時中國抗戰大后方一個獨特的文化綠洲。尤為顯著的是，眾多飽受戰爭風雨的報紙機構和著名報人移居桂林后，進一步確立了桂林作為國統區新聞出版事業發展的一個典型例證?？箲鹎?，只有寥寥幾家小型地方報紙的桂林，抗戰時期的報紙數量激增至十幾種。而且，這些新成長起來的報紙不乏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例如《新華日報》《大公報》《掃蕩報》《救亡日報》，等等。

然而，在桂林的新聞版圖中，新記《大公報》的實力與影響度依舊遙遙領先?！洞蠊珗蟆吩诮袊侣勈分写胬m時間之長，不僅遠遠超過了《申報》和《新聞報》，甚至超越了《字林西報》。作為中國新聞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者，《大公報》也被聯合國評為全球范圍內最具代表性與權威性的三大中文報紙之一。民國時期，《大公報》也是同時深受國共兩黨高層關注和重視的大報。其獨特的歷史地位也彰顯了研究之必要。

目前，抗戰期間的上海、重慶等城市的新聞事業史已被學界廣泛深入地研究且碩果累累，但桂林這座在特定時期內具備特殊政治、歷史和文化身份的“抗戰文化城”，以及以桂林版《大公報》為代表的抗戰新聞現象，無疑成了中國新聞史學和地方新聞史的一重要研究對象，值得學界重新關注和深入研究。

三、桂林版《大公報》鮮明的抗戰輿論宣傳特色

結合目前的研究來看，桂林版《大公報》抗戰輿論宣傳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色。

（一）其新聞通訊展現了專業媒體的特點，反映了報紙發展的健康趨勢

桂林版《大公報》的新聞專電、特寫、通訊和?？恼驴芍^配套成龍，有血有肉。其新聞通訊用新聞專業精神衡量具有專業媒體特點。

首先，桂林版《大公報》具有獨立的報格和立場。在抗戰時期，桂林版《大公報》展現了其作為自由主義報刊的獨立立場。在得到胡政之的同意后，桂林版《大公報》“言論方針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與重慶保持距離，一般不轉載渝版社評，保持獨立思考”［7］。一方面，它通過言論證明了自己抗日救亡的理念；另一方面，它在報道新聞時不僅保持了客觀的報道態度，凸顯出專業性，捍衛了報紙的獨立地位，而且在報道中彰顯了憂國憂民的報人情懷。特別是該報不少揭示國民政府內幕的新聞通訊，憑借其詳實的報道、清晰的描寫，突出了報道的深切內涵，廣受讀者好評，成為抗戰時期桂林版《大公報》的一大特色。

其次，桂林版《大公報》堅守新聞真實性和精確性的原則，以一套效能杰出、質量上乘的新聞采編程序來開展實事求是的報道，表現出了其技術專精的特點。桂林版《大公報》通過編輯和營運分離機制強化報道的獨立性，為自由主義的報刊理想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再次，桂林版《大公報》的新聞采編團隊精干有力。盡管團隊中個別成員未曾經過正規專業訓練，但他們依然展現了高水準的業務素養與職業道德水準，對自身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負有的歷史任務擁有無比的職業自覺。

（二）其言論具備豐富性、時代性、選擇性以及涵蓋性等特點

桂林版《大公報》言論力主自由，保持獨立。本研究指出，桂林版《大公報》的言論緊扣時政，不畏強權，敢于表態，激發了國人參與抗戰的熱忱。相關的言論多觸及抗戰時期社會中較為敏銳的議題，如國統區的政府貪污腐敗、軍隊紀律松弛、出版管控嚴格等。其發聲旨在激勵人心、關懷民生，核心關注的焦點包括：確信中國抗戰必勝、揭露日本侵略者必敗、爭取國際界的合力支持以及加強對國民政府的輿論監督。桂林版《大公報》獨樹一幟的言論風格不僅受到桂林特殊新聞環境的滋養，歷史上文人議政的傳承亦為風格構建貢獻了力量。特別是桂林版《大公報》總編徐鑄成對新聞自主性的堅持也成為桂林版言論成功的關鍵所在。

（三）在抗戰宣傳中以“國家中心論”為指導思想，在設定宣傳主旨時賦予了明確方向

“一個國家的戰斗精神往往是靠必勝的信念來維系的?！保?］桂林版《大公報》的抗戰傳播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但其報道的主題就是為了借助報紙的影響力引導輿論，團結一切力量為抗戰服務，這份決心可稱為“專注抗戰，其余皆泯”。通過輿論引導的影響，桂林版《大公報》竭力推動國家走向對抗戰有利、國家復興有益的軌跡，同時匯聚世界其他國家的力量為國家戰爭努力耕耘，其先鋒作用為國之大義奉獻了不朽之力。

（四）其廣告展示了“以受眾為中心”和“以公眾利益為最高準則”的經營理念

盡管在經濟上保持獨立，桂林版《大公報》在“四不”辦報方針的引導下，通過內容推動發行，再由發行帶動廣告。徐鑄成曾多次談及其辦報的理想，他曾在《新聞叢談》中談道：“報紙上要努力為他們反映，給他們解答。以誠待人，群眾就會接受，就愛看，就會逐步把我們的報紙當作知心朋友，當作自己的報紙?！保?］在當時處于戰時的桂林，其刊布的廣告特色鮮明，其獨特的廣告經營策略不僅有力帶動了發行，也深深影響了當時桂林的出版界，活躍了整體的文化氛圍。桂林版《大公報》與各出版企業、圖書發行代理商合作，采取“聯合廣告”的方式出版廣告。各廣告出版單位負責集資，桂林版《大公報》為各廣告出版單位提供繪圖、撰稿、設計等各類代理服務，統一在報紙頭版位置發布，其發布的廣告本身在當時的桂林文化城也成為重要的文化新聞，受人矚目。

（五）其《文藝》副刊不僅繼承了《大公報》副刊的傳統，更以“抗戰宣傳”為宗旨，成為當時桂林抗日文藝戰線上的“勇士”

1926年至1949年，新記《大公報》相繼推出了《藝林》《小公園》《文藝》《戰線》等幾個重要的文學副刊。這些文學副刊依托新記《大公報》這一輿論平臺，對當時的中國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楊剛擔任桂林版《文藝》副刊的主編時，充分利用桂林相對自由的政治文化環境，延續了香港時期的創作道路。他們以團結抗日為行動宗旨，強調文學的內在力量，自覺追求自由獨立的文學創作，展現了進步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信念堅守。在他們的努力下，《文藝》成為抗戰文學的重要陣地，客觀、真實地反映了各黨派的抗戰政策和實際行動。副刊上關于紅色政權的言論，記錄了特殊歷史時期知識分子主動參與現實的積極態度和立場選擇，展示了文學生產場自主性的形成過程以及場域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四、桂林版《大公報》在抗戰中的輿論影響

在抗日戰爭時期，桂林發行的《大公報》在戰時傳播上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桂林版《大公報》成為當時中國西南部地域的政要、文化人士和民眾洞悉社會輿論風向的主要窗口和渠道。據《民國偉人傳記》等記載，當時全國各地的讀者閱讀新聞，以《大公報》的評論態度為圭臬。即使是日常的新聞事件，如果《大公報》沒有刊載，就很難獲得讀者的信賴。特別是當時的國共兩黨高層，都十分重視《大公報》。毛澤東在延安期間經常讀的報紙就有《大公報》。［10］據王芝芙回憶，蔣介石每日必讀《大公報》。［11］

桂林版《大公報》對國共兩黨產生了影響，在國際舞臺上亦名聲卓著?；凇洞蠊珗蟆樊敃r的特殊貢獻，1941年，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授予其該年度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這份國際榮耀是中國新聞行業首次獲頒，在亞洲范圍內僅《朝日新聞》有此殊榮。

不僅如此，《大公報》在國際上也是英、美、日等地廣泛洞察中國政治與百姓狀況的重要參照。1944年年底，胡政之在赴英交流時得到了邱吉爾的接見。邱吉爾表示對《大公報》的報道極為關切。1945年4月，胡政之出席聯合國建立會議時得到了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接見。羅斯福也向他表示，他本人是通過《大公報》了解到中國重要的國內資訊的。

《大公報》的發行量在中國近代史上一直位居榜首。桂林版《大公報》的出現，雖時間相對較晚，卻一發布便銷售成績斐然。據周雨在《大公報人憶舊》中記述，1941年，桂林版《大公報》創刊前，其印刷機器在運輸途中曾遭敵機轟炸，損失頗大，但到了桂林后迅速整頓，待報紙正式發刊之后，不到幾個月就躍居桂林各報及桂粵湘贛黔等省第一位，最多時曾達到35000多份，成為當時西南地區各報發行量的領跑者。［12］隨著桂林市面的逐漸繁榮，桂林版《大公報》的廣告和發行量也因而日漸盛旺。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說，到了1943年，“桂林版發行等于桂林各報之總和，日銷達六萬余份，不僅桂、湘、粵到處暢銷，即與重慶等距離之滇、黔各地，亦幾成桂版之市場”［13］。桂林版《大公報》在民間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桂林版《大公報》緊扣反抗外侮、捍衛國土的中心主旨，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喚起全國人民集結于國家這一旗幟下，聯合抗敵，其正面作用顯著，為中華民族抗擊日寇的偉大斗爭作出了值得銘記的歷史。

五、結語

桂林版《大公報》正、副刊迥異的言論傾向值得關注。桂林版《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社訓，公開、明確地表達了報紙自由、獨立的辦刊方向。隨著政治局勢和文化空間的變動，正刊言論逐漸傾向國民黨陣營，而文藝副刊在抗戰期間刊登了許多左翼知識分子的文章，呈現出靠近紅色政權的立場選擇。同一報紙上正、副刊迥異的論調，反映出權力場內部的緊張拉鋸對文化場的影響，副刊背離的言說現象又表現出知識分子獨立的精神品格與其對文化場發展的指引與糾偏。與此同時，文化場在言論斗爭中不斷提升自主性，相應地影響了權力場的關系結構，體現出特殊空間內進步知識分子的性情傾向與身份符碼。

縱觀20世紀40年代的桂林，大眾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抗戰建國”這一歷史使命的直接指引。在此背景下，桂林版《大公報》等新聞媒體通過新聞和言論傳遞，振奮了民心，激發廣大民眾自覺地踴躍參與到拯救國家的事業中。針對桂林版《大公報》的內容，包括新聞、言論、副刊、廣告管理、報界工作者及其形成的獨特風格和所產生的影響，我們能夠洞察到該報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辦報宗旨。

桂林版《大公報》的歷史進程，讓我們見證了以徐鑄成等人為代表的報界人士，堅持“四不”方針，揭露了侵華日軍罪行，并借此加強了大眾理解抗戰的正義性，進而點燃了中國民眾反侵略的憤怒之火。桂林版《大公報》秉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辦報宗旨，凝聚了人民，在堅定民眾抗戰決心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該報在言論自由方面不遺余力，對國民政府在抗戰過程中的種種問題給予批判。時過境遷，新的時代呼喚與時俱進的新媒體，也需要一批堅定立場、堅守宗旨的新型主流媒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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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雨.大公報人憶舊[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17.

[13]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06.

作者簡介：張雷，中國綠色時報廣西記者站站長、主任記者（南寧 530028）；靖鳴，南京傳媒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 210013）。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