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困境及發展路徑選擇

胡玉超

(黑龍江大學 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哈爾濱 150080)

在全球化趨勢日益顯著、經濟參與者之間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社會經濟體系建設和運行的前提條件。一個國家的區域間合作以及在經濟、社會和其他領域建立區域間聯系已經成為促進國家社會經濟體系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內,通過加強和發展各地區間的合作有利于產生協同效應,從而解決實際的產業發展問題,實現經濟增長?；诖?本研究從闡述國內外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特點及現狀出發,分析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而探討我國良性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特點及現狀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特點

1.協議數量增長迅速,質量不斷提高

近年來,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數量快速增長,成員范圍幾乎已經覆蓋所有國家。截至2022年,向WTO報告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達到317個[1]。僅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間亞太地區新增的區域貿易協定便已多達8項,其中包括4項區域內貿易協定和4項區域間協定[2]。區域一體化協定所涵蓋的內容更為廣泛,層次更為深入,質量得以不斷提高。如今簽署的區域貿易安排不再局限于傳統大宗商品的貿易領域,而是擴大到資本與勞動力、金融服務、科技發展以及糾紛仲裁等領域,其貿易自由化的程度更高。

2.協議形式呈多樣化

全球范圍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多以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形式簽署,也有如日本與新加坡簽訂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及墨西哥與韓國簽訂的互惠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RIPPA)。此外,還有特惠貿易協定(PTA)、區域貿易協定(RTA)以及深度貿易協定(DTA)等諸多形式。盡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各個協定的本質均為打破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達到創造更多貿易機會,促進區域內貨物、服務、資本、技術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實現成員國之間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目的。

3.跨地區的雙邊經貿協定日益增加

目前,越來越多的雙邊經貿安排打破地域限制,締結于互不相鄰的遠方經濟體之間,如我國近年來與澳大利亞、馬爾代夫、毛里求斯、新西蘭和厄瓜多爾等非鄰國相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23年8月31日,中國與尼加拉瓜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至此,在我國與2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的全部21個自貿協定中,非相鄰的國家和地區占大多數,覆蓋除亞洲外的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和非洲。如今,在地區性經貿合作中,大多經濟體傾向于選擇雙邊協定的原因在于與多邊協定相比,雙邊協定具有更易達成、靈活多樣、運作機制高效、涉及內容廣和深等諸多優勢。憑借上述優勢,雙邊經貿協定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逐漸得到重視[3]。

4.國家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愈益成熟

除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外,在一國范圍內也同樣存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并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一。以我國為例,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主要以都市圈作為推動一體化發展的核心載體和基本模式。同時,我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還以地區板塊、合作軸線、經濟區和經濟帶為主的形式進行推進。其中,地區板塊的劃分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分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合作軸線可分為沿海合作軸線、京廣線—京哈線合作軸線、沿京包—包蘭線合作軸線、隴海蘭新線合作軸線、長江沿線合作軸線和珠江沿線合作軸線;武漢經濟圈、成渝經濟圈、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經濟區、長株潭城市群以及中西部地區城市經濟圈和經濟帶等則是“圈、區、帶”的典型代表。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現狀

1.代表性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現狀

(1)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EU,以下簡稱“歐盟”)是迄今為止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集團。2022年,歐盟的GDP總額為16.6萬億美元,居于美國和中國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占全球貿易的1/6。根據2023年2月13日歐洲委員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歐盟和歐元區在2022年的增長約為3.5%。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8%,預計2024年增長1.6%(歐元區為0.9%和1.5%)。歐盟的總體通脹率預計從2022年的9.2%下降至2023年的6.4%和2024年的2.8%。在歐元區,預計將從2022年的8.4%減速到2023年的5.6%和2024年的2.5%[4]。值得說明的是,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個成員國對歐盟GDP的貢獻率超過50%,經濟表現十分強勁,也從側面表明,歐盟內部市場的份額在其實際貿易中占據核心地位。

(2)歐亞經濟聯盟

歐亞經濟聯盟(EAEU)是歐亞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歐亞經濟聯盟的GDP總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始終保持在5.5%～5.7%之間[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2022年歐亞經濟聯盟GDP總量同比下降2.7%,2023年下降幅度將達1.4%。截至目前,歐亞經濟聯盟的實際增長率仍然高于預測值,下降幅度同樣有望低于預測值,經濟活力總體表現優于預期。以白俄羅斯為例,長期以來,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始終是其區域合作的傳統伙伴。在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后,白俄羅斯獲益頗豐,尤其是以遠低于世界市場平均價格購買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包括獲得自由進入覆蓋1.7億人口的經濟聯盟內的市場空間。2022年,俄白兩國進出口貿易額超過5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6]。

(3)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南亞國家聯盟(ASEN,以下簡稱“東盟”)是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根據東盟官網發布的數據,2022年東盟地區的GDP總量達到2.92萬億美元。隨著疫情后重新開放的提振作用的減弱,2023年東盟六國的經濟增長從2022年的5.6%放緩至4.4%[7]。然而,根據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預測,東盟的平均實際GDP增長在2023年則達到4.6%,2024年將達到4.8%,雖低于2022年的數值,但仍顯示出經濟的韌性[8]?？傮w而言,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一體化組織,東盟國家正在積極為該地區的發展創造一種新的對話經濟伙伴關系形式,并逐漸成為成員國間進一步發展戰略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基礎。

2.部分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現狀

(1)京津冀經濟區

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由首都經濟圈的概念發展而來。京津冀經濟區擁有北方最大的產業密集區,綜合科技實力位居全國首位,并集中了諸多重要的大中型企業。近年來,由于既定規劃項目的不斷推動,京津冀地區的聯合開發已取得一定成果,地區經濟實力正在增長,發展水平穩步提高。2022年,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合計10萬億元。同時,三地在就業規模、就業結構、城鄉差距以及新興經濟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首先,就業規模不斷擴大,三地城鎮新增就業人數9年連續累計達1 442萬人;第二,就業結構不斷優化,逐步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城鄉收入差距逐漸縮小,2022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值較2013年分別縮小0.2、0.1和0.3;第四,三地新興經濟發展勢頭強勁。2022年,北京數字經濟創收高達17 330.2億元,占全年GDP的40%;天津、河北高新技術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達到14.2%和20.6%[9]。

(2)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GBA)的區域合作機制從以珠江三角洲一體化為標志的區域合作組織機構和協議開始向香港、澳門開放的區域合作發展[10]。換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實質是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在一國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最大限度地善用“兩制”,尋求經濟效應的疊加。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13萬億元人民幣,創下新紀錄,其中內地9市地區生產總值近10.5萬億元人民幣;香港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約2.4萬億元人民幣;澳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約0.14萬億元人民幣[11]。根據報告展望,2023—2024年,大灣區國際消費樞紐將進一步提高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新能級”,顯示出更為堅韌的經濟活力。

(3)長江三角洲

長江三角洲(以下簡稱“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以及安徽省,是我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2022年,長三角地區GDP合計高達29.03萬億元,與2021年相比,增加1.42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總量的1/4。同時,該地區全部區市的經濟體量均達到千億元以上[12]。其中,作為長三角地區的經濟中心,上海全市在2022年的GDP總量達到4.46萬億元,超過河北全省4.24萬億元的GDP總量,且接近于杭州、南京以及合肥三市的GDP總和[13]。目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打造我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的重大戰略舉措,并為國內區域一體化實踐提供示范。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困境

(一)區域內成員間經濟差異顯著,經濟利益未能趨同

歐盟以及歐亞經濟聯盟內的成員國均面臨著成員國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均勻和經濟規模的差異較大,各方利益難以協調的困境。

歐盟的主要經濟問題之一體現在歐元區的弊端,其在一定程度上可歸結于各國間一體化程度的不同,經濟實力參差不齊。在當前形勢下,歐元區正經歷通脹居高不下、經濟接近停滯、匯率跌破平價等一系列困境,經濟下行風險較大,根源在于區域內的部分國家的公共債務已超出各國可承受的范圍。長期的高債務水平將會影響經濟復蘇,進而導致金融市場動蕩和信貸緊縮。值得說明的是,生產的互補性和經濟的高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歐高度發達國家所固有的特性,這些國家間的一體化發展較早、較為成熟,因此各國間的經濟能夠相互適應彼此的變動。然而,晚于它們開啟一體化進程的國家,如希臘、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等,其經濟競爭力水平較低,尚未在歐洲分工體系中占據應有的地位,導致其對經濟風險的承受力較弱。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歐亞經濟聯盟之中。歐亞經濟聯盟內的各成員國亦因不同的經濟潛力、人均收入以及政府收支水平等造成國家間經濟實力差距較大。例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間的人均GDP差距較大,各國內部的收入分配亦不平等。以各國2020年的基尼系數為例,亞美尼亞、吉爾吉斯斯坦和俄羅斯的數值分別為0.363、0.344和0.406,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聯盟內居于前列[14]。同時,由于同屬后蘇聯空間國家,聯盟內各成員國的國民經濟的結構性極為相似——現代化和多樣化水平均較為不足,在國際市場上并未形成全面的互利合作。在面對經濟風險時,上述障礙變得尤為明顯。盡管各國在經濟方面進行一體化,但目前彼此僅在符合本國利益的有限領域進行合作,未能達成統一的利益共識。

因此,上述聯盟的發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各國能否科學制定符合更廣大利益的區域經濟政策,對經濟利益的獲取達成協作。

(二)區域內平臺整合缺少成效,產能發揮受限

東盟各成員國間因信息的不對等性導致產業集群難以充分發揮效應,我國的京津冀經濟區則面臨著產業結構或布局不合理而導致難以形成規模性集群的困境。

東盟各成員國間大多僅有與政府層面關系較為密切的大型企業擁有獲取產能合作信息的渠道,而中小企業的產能及相關合作信息的獲取均較為有限,因此導致區域內的產業集群效應發揮受限,經濟成效欠佳。以我國在東盟內的產業合作為例,國際產能合作的區域內的產業平臺并未得到充分整合,金融平臺與體系、跨境經濟合作區等大多數處于初級建設階段,欠缺成熟的運作體系及標準等。其中,中國—東盟國際產能合作的產業園區布局不夠均衡、園區建設仍存在較大缺陷。目前,產業園區多布局在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國家,而文萊、緬甸、柬埔寨等國家較少,集中度相對較高,產業園區的輻射力度與范圍均不夠。園區功能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園區牽頭企業的產業集群帶動效應不明顯,人才與資金引進困難[15]。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以及對東南亞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未來幾年,我國在東盟國家的投資額將穩步增長。因此,發展壯大經濟產業集群,整合產業平臺,擴大現有產業園區的輻射半徑,或將成為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

京津冀經濟區在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首先,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相似度高,北京的產業重點是科技開發、信息服務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如中關村示范區;天津地區則以通信設備和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主,如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武清開發區;河北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與京津兩地差距相對較大,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其次,京津冀三地產業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傾向,導致三地缺乏分工協作,較難形成整體競爭力。

(三)區域內新興金融業態發展程度不一,協同效應不足

數字貨幣、綠色金融、供應鏈金融等新興金融業態正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到區域金融合作當中,但歐盟、歐亞經濟聯盟內部各國間的發展程度不一,無法為國際金融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撐。

歐盟的數字經濟的發展相當穩定,但其內部在數字化和信息通信技術普及率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例如,挪威和瑞典兩國幾乎在所有指標上都處于領先地位,德國和法國在數字經濟研發項目支出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瑞士和比荷盧經濟聯盟則在金融技術應用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不同成員國間技術發展側重點的不同,導致各國在金融合作領域面臨著難以充分發揮協同效應的問題。

歐亞經濟聯盟內部的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哈薩克斯坦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而吉爾吉斯斯坦和白俄羅斯的數字化水平較低。同時,各成員國在數字化方面的發展不平等還表現在作為數字經濟基礎的互聯網的接入率的不均衡。吉爾吉斯斯坦的互聯網接入率十分有限,僅占人口的3%。在數字技術采用率方面,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在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中處于領先地位。在互聯網接入率方面,俄羅斯的指標在歐亞經濟聯盟中占比最高:從2018年至2020年,俄羅斯公共服務用戶數量增加了42%,而聯盟中各國的平均指標約為15%[16]。在數字服務采用率方面,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指標最為優異。兩國居民最積極地使用數字技術來訪問銀行賬戶、進行支付和網上購物。然而,由于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在數字技術上發展程度的不平等,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效率降低,數字技術的實施效果不佳,聯盟整體在全球數字經濟中的競爭力較弱。因此,有必要制定協調各成員國在數字技術使用和經濟數字化轉型方面的聯合措施。

(四)區域內高等教育合作機制不健全,合作深度不足

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因教育體制不同、教育資源不平衡等原因使區域內高校難以發揮有效的經濟支撐作用。

高校在教育和科學領域的交流互動被視為獨立且具有發展前景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之一。然而,粵港澳大灣區三地不同的高等教育體制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而言,體現出更多的抑制效應,致使三地尚未建立明確的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機制尚不健全,故而難以發揮區域內的經濟引領作用。值得指出的是,關于灣區內合作發展的政策陸續出臺,如2016年3月,國務院在《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將泛珠三角區域確定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區、全國經濟發展重要引擎、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核心區”;2019年,粵港澳三地合作發展的重要性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被再次強調?？傮w而言,已出臺的政策文件大多關注三地的經貿合作,對于高校間的合作僅做概要性描述[17]。目前,三地高校已經實行了聯合培養、學科共建等不同形式與內容上的合作,但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尚未實現有效的助力。

在長三角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中,區域內部的不平衡同樣成為制約其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因素。近年來,隨著國家區域均衡戰略的實施和地方教育投入的增加,長三角地區內省際資源差異明顯,成為區域高等教育競爭力提升的制約因素,其對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難以有效發揮。例如,從高校數量來看,安徽省本科高校比重是37.66%,而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本科高校比重分別是安徽省的1.53、1.24和1.46倍,同時亦低于全國本科高校占比[18]。因此,長三角地區亟需開展高校間的橫向合作,彌補教育資源不均的問題。

鑒于此,完善和創新區域內高校間的合作模式,將在解決部分經濟發展問題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有效的合作模式將有助于區域創新經濟體的形成。

三、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科學制定和完善區域經濟政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政府政策及有關的改變屬于國家或區域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區域內的經濟政策是否合理有效,對區域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將產生直接影響。

“區域經濟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方政府基于國家利益而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措施,旨在實現區域內的社會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平和發展區域主體的經濟一體化。換言之,區域經濟政策的表現形式可以是一套規范性文件、影響區域發展各個方面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機制。同時,它還是一個多維的概念,由一系列要素構成,包括財政、預算和稅收政策等。

基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在制定區域經濟政策時需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針對發展趨勢進行合理的、科學的前瞻性研究。對規范國內區域戰略發展的文件的研究可以發現:部分文件雖然普遍涵蓋區域發展的基本方向,包括建設區域基礎設施、增強投資吸引力、提高創新能力、改善人居環境和人口狀況等,但缺乏明確的優先事項體系,在區域間實施的社會經濟政策較難完全與其契合。從上述基本方向可以看出,決定區域發展戰略重點的主要優先事項的設定應集中在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這三組問題的框架內,側重于在區域層面促進經濟發展,從而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目前,批準的大多數確定區域戰略發展基準的政策文件并未完全證實經濟政策中的優先事項是實現發展的最重要方向,因此需要采用針對區域發展趨勢的前瞻性研究解決現有矛盾。一般來說,進行前瞻性研究的程序可以表現為一組連續的階段:確定分析的目的,如在此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任務、獲得結果的時間范圍等;遴選相關專家,研究確定最可能的區域發展方向,以及影響這些方向實際執行的外部環境的潛在變化;根據所確定的發展趨勢形成區域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歸納研究所獲得的結論,作為形成有關確定區域發展優先領域管理決策的輔助材料。

此外,科學、合理的趨勢研究可通過對不同區域發展方案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得出對區域經濟發展進程的一系列預期,從而確定區域經濟政策中的優先事項。因此,進行區域趨勢前瞻性研究的重點是擴大對區域發展前景的研究范疇,特別是區域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通常而言,需要通過使用跨學科的方法來確保其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二,明確區域經濟政策中的優先事項,合理排序。制定區域經濟政策的最重要因素是確定其優先事項,其基礎是對區域發展的當前趨勢進行合格的評估,并確定未來的發展趨勢。區域經濟的成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有針對性的優先事項形成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并輔以具體的行動方案付諸執行。形成優先事項的基礎是根據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程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排序。在制定優先事項時,應使實施優先事項的行動側重于實現該地區戰略發展的關鍵目標。在這方面,確定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是確保其靈活性和適應性的一個重要條件,因其可以準確地確定哪些事項在現有條件下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實現區域經濟戰略目標。同時,重要的是應考慮到,區域內經濟與社會的總體性不僅體現在有限的領土空間內,亦體現在其固有的特點上,這是因為任何區域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會影響其他區域的發展進程。這既是由于它們在地理上相鄰,也是由于它們之間存在著足夠密切的社會經濟互動關系。此外,各區域間的利益相互關聯,其社會經濟體系是國家整體社會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因此區域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應與政府確定的相應優先事項相一致。

第三,綜合考量區域內經濟和社會的協同發展?；趨^域發展的多樣性,在制定區域經濟政策時應重點考慮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結合,不僅需要在有限的區域空間內掌握其發展態勢,更應考慮各區域間密切的經濟互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國民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各區域間的經濟利益相互關聯,因此區域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應與我國國家層面確定的相應優先事項保持一致。

(二)發展壯大經濟產業集群

以兩個及以上地區的企業為基礎創建和發展產業集群或將成為區域間經濟一體化的最有效形式。作為現代經濟布局的一種重要形式,產業集群在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實踐中均發揮著助力經濟增長的作用,并已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發展途徑,但是作為一種新的發展道路,我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對此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集群規模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集群網絡化程度仍有待提高。

在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五力分析模型中,傳統集群理論通常將技能、知識創造、企業、房地產和資本確定為集群建立和進化的主要驅動力。雖然這一概念至今仍具指導意義,但較新的集群理論模型倡導我們應考慮更廣泛的有利環境來刺激集群的出現和增長。因此,有效的集群選擇和構建需要對某一地區已經和可能承擔的所有資產和使能因素進行更為全面的框架設定,將多樣化的視角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一部分,以確保每一資產層均可以被識別并納入分析。

首先,綜合考量建設產業集群的相關因素。根據區域內產業的具體情況,按照統一為集群集團的原則,綜合地域特點、區域發展戰略,未來我國的區域內經濟產業集群的建設主要需要考慮以下因素:重點關注與本區域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相一致的價值鏈部分。除了確定重點部門外,集群內各企業開展的經濟活動應集中在國家或區域內已經建立或能夠建立競爭優勢并可以保持競爭優勢的領域;構建正確的生態系統,以推動產業鏈再造和價值鏈提升。經濟產業集群應確保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認可和支持,兩者良性互動,并通過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和可持續性的商業目標進行正確的經濟環境的治理;在一體化框架內建立與東道國經濟的可持續聯系。這種聯系可確保經濟產業集群的利益滲透到集群的邊界之外,推動當地乃至鄰近地區的人才和技術發展,以及區域內的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展。

其次,根據集群類型選取相應的建設方法。根據建設目標和經濟實體的不同,產業集群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小型企業集群是在外包和特許經營的基礎上形成的,即大型企業本身通過將其部分技術職能轉移給獨立的小型企業而形成的集群,同時這些小型企業成立的初衷旨在依托大型企業的職能框架實現某些目標?；诖?可以使用“技術”方法建設集群,利用在外包和特許經營(大企業和小企業的互動)的基礎上建立生產結構的網絡原則,即在大型工業企業周圍建立小企業集群。小企業創建的目的則為生產特殊部件,如塑料、零部件、容器和包裝、技術設備等。在這種情況下,大企業不會偏離商品生產這一主要活動,而小企業則對其產品及其銷售有著持續的需求,包括獲得長期訂單及可靠的產品供應渠道等。由此,雙方通過技術要素形成企業集群,在區域內獲得互利發展。

綜上,經濟產業集群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建設是為了作為區域增長的引擎,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值得說明的是,集群發展的舉措應該包含對競爭優勢和專業化的追求,而不是簡單地模仿其他區域的成功集群案例。這就要求我國在未來的集群建設中應以當地的獨特性為基礎,因地制宜,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三)協調發展新興金融業態

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包括數字經濟在內的新興金融業態日益受到各國重視,對國際金融合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在成為未來國際金融合作的新動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區域內的經濟影響力還是金融合作深度和廣度都要求我國在區域金融合作與開放中發揮更大作用[19]。因此,為推動和深化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中金融合作的發展,有必要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完善相關規定及監管機制。為應對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現狀及趨勢,應對現行規定進行重新審定,重點是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修訂其中與新形勢下經濟市場不適用的條文、規章,取消不適應快速變化的現實的法規,以適應向新興經濟轉型的要求。同時,建立新的監管機制,以適應未來政府機構、經濟部門或企業,以及社會在金融合作中的新型互動模式;加強各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加快制訂監管規則標準,不斷提升金融風險防范能力。

第二,持續推進實體經濟部門的數字化轉型。集中力量推廣云技術的使用范圍,提升大數據處理能力。通過規?；l展創業,吸引民間投資,為傳統經濟部門的數字化轉型提供資金支持。此外,為了實現業務流程向數字經濟的轉變,企業應適應不斷變化的業務環境,并迅速擴大規模,重新設計業務模式,實現業務現代化,提高效率、敏捷性和可擴展性,增加業務收入。同時,企業還需要提高員工能力,包括調動其業務積極性、提高其生產力和推動其創新能力,從而在數字化轉型戰略方面取得領先地位。

第三,建立可行的區域內綜合信息系統。統一系統平臺的建立可以提高經濟行為主體在特定區域內活動以及與第三國關系的透明度,便于進一步引入數據處理和實現貨物交付的可追溯性。

第四,協同縮小成員國間通信基礎設施的差距。關注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現代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最大限度地縮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城市間在通信服務上的差距。同時,通過降低個人網絡服務的收費標準,壓縮相關費用,以提高個人通信服務的性價比?；诂F有條件,率先完成社會重要部門、機構的全覆蓋網絡接入,擴展和發展附加服務,以進一步普及固定寬帶互聯網的接入率。

上述措施可以在全球新興金融業態發展的背景下推動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通過新興技術加強國家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從而產生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

(四)發揮高校相關資源在區域內的經濟支撐作用

高等教育資源與區域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高校對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問題已成為眾多世界頂尖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保羅·本納沃斯(Paul Benneworth)、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以及伊茨科維茨(Ицковиц Г.)等均對此進行表述。在他們的著作中,區域與高校之間在實現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互利關系。高校在成為區域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經濟支撐作用,以應對快速變化的企業和社會需求。

在內生增長理論的框架內,作為區域聚集經濟概念的組成部分之一,“知識基礎設施”一詞開始在經濟文獻中出現?！爸R基礎設施”是知識的綜合,同時也是為確保知識的積累和應用而設計的制度和組織部分。在同一或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高校合作層面,知識基礎設施的發展可以產生乘數效應——一體化后取得的成效超出了各部分的總量之和。因此,近年來教育和科學領域的動態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已成為一個相關研究領域。為加快構建區域內高校間的合作機制,可以考慮以下三種方式:

第一,推進以高校聯盟的形式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高校間加強橫向聯系互動交流,實現多學科、多領域資源共享,不僅有助于科學和教育領域的發展,而且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聯系影響各地區的經濟指標。經濟學家戈德斯坦等概述了科學和教育對地區內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幾個功能:知識的創造;人力資本的形成;現有技術的轉讓;技術的創新;對固定資本的投資;地區中的領導地位;知識基礎設施的建設;對區域環境的影響。

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一部分,高校聯盟對區域經濟將產生顯著的影響,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失業率的降低、新興企業家的出現、促使“創意階層”的出現、發展和集聚等。其中,高校教師便是“創意階層”的組成部分。根據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的觀點,這一群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他認為,“區域經濟增長是由創意人士——創意資本的持有者——所在的地點選擇驅動的”。

第二,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機制。在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高校是地區發展的必要主體,但不是充分主體。只有與其他機構合作,高校才能為區域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高校以教育和基礎研究為導向,而企業則以競爭力和增加利潤為導向。這些目標可以通過知識和技術轉讓以及聯合研發項目來協調,從而產生新的知識,并隨后實現產品的商業化。高校向實體經濟轉讓現有的專利技術,對參與轉讓的各方均有積極影響,應該指出的是,專利技術的接受者也可以是公共和非營利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同時,以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造和商業化為形式的技術創新正在各高校中進行,其專利化可為參與一體化進程的各區域的商業利益服務。校企之間的互動作為區域間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形式,其最終結果將改善地區內的社會經濟發展。具體而言,高校與企業主要可以通過以下要素加強互動:首先是環境要素,此處的“環境”可以定義為“參與合作并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機構、人員和其他單位”。不同的高校和企業、金融組織、風險投資基金以及主管部門均會對雙方的合作產生影響。創新、信息和技術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也占據重要地位;其次是所達成的共識,如合作目標、任務、發展戰略和明確的成果愿景等。它們使高校和企業更易因共識而產生互動;最后是正式的機構和協議,如合同、聯合研究團隊、咨詢小組等。這些機構和協議可以加強正式合作,解決新知識和新技術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知識產權糾紛。

第三,將高校內的基礎設施直接用于經濟實體的運作。高校是區域內的主要投資者,它們建造和維護教育設施、實驗室、研究或科技園區,文化和體育設施,小微型創新企業、醫療保健機構、學前教育機構等均可進行運作。與其他區域的高校積極合作,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還可以擴大投資基礎。在高校層面的區域整合可以增加區域經濟的引領力,包括教師、學生群體在其中發揮的推動作用,如為城市或地區提供建議和技術支持。

最后,建立由區域內企業代表參與的高?？蒲许椖繄F隊。高?？蒲腥藛T與企業代表間的相互交流,可以使項目研究人員較好地了解區域內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預測在研項目發展的未來趨勢和動態,進而調整項目使其符合區域經濟發展實際?；诖?高?？蒲许椖績鹊钠髽I代表在基于理論建構的科研實驗中提供準確的信息和針對性的支持等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

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許多國家政策制定的初衷均為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獨立。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完善的區域經濟關系體系將成為未來確保宏觀經濟穩定,社會平穩運行的基本保證。同時,當代不同區域的經濟一體化實踐可以直接反映全球經濟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其一體化進程在政治、經濟領域均具有進行互利合作的巨大潛力。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國內外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特點及其困境,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進一步推進未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將有助于提高我國個別地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