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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定向”到“創新”:“期待視域”文化圖式的演繹邏輯與內在理路

2024-05-06 16:08周文娟
學術交流 2024年2期
關鍵詞:圖式特質視域

周文娟

(南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在文學接受中,文本所“揭示的意義之所以被讀者錯過,不是因為意義過于隱蔽,而主要是因為讀者的闡釋框架不允許他們發現其實就在眼前的意義”[1]。究此窘況的成因,不外乎文本文化特質與讀者“期待視域”文化特質錯位所致?!捌诖曈颉睂τ谖膶W接受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期待視域”的理解,不能僅限于“讀者在閱讀前就已經形成可以賦予任何一個文本的‘先在結構’”[2]82-83,亦不可將其視為“一經邏輯的延伸,困境便接踵而至”的“未解之謎”[2]83?!瓣P于‘期待視野’的更為合理的內涵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和揭示?!盵2]82(1)大多探討接受理論的文獻將“expectation horizon”譯為“期待視野”。然筆者認為,鑒于姚斯強調讀者期待存在相對確定的“界域”,且姚斯“期待”術語本身源自伽達默爾“視域融合”(伽達默爾:《詮釋學:真理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16頁)思想的影響,因此,本文對這一術語均以“期待視域”表述。為“發現其實就在眼前的意義”有必要就文化圖式視角,認真梳理“期待視域”圖式改變的演繹邏輯和內在理路,深入揭示“期待視域”引導主客文化互動,改變且重構主體文化結構圖式、實現文學意義準確詮釋的“合理內涵”。

一、“期待視域”文化圖式與文學接受

現代認知心理科學將“圖式”定義為“人們過去的經歷在大腦的動態組織,是一種積極的發展模式”[3]201和“人們所有一般知識的總和”[4]35-58,并因此認為,“圖式”為主體知覺、組織、獲得和利用信息奠定了認知心理基礎。也就是說,“圖式”是歸納且抽象了大量事物特征信息的知識結構組織,它不僅為主體經驗儲備輸入知識,也能動地輸出知識文化、理論觀點等智性信息,并能夠在新舊知識信息交流、主客文化“順應”與“同化”的往復中不斷迭代更新知識域,能動地實現對客體文化圖式的辨識、認同抑或融合。因此,對文化的“圖式”理解是討論文學接受的必然前提。

文學接受研究所關注的文化圖式,通常指具備上述一般圖式基本特性且系統體現文學社會屬性的知識系統結構。文化圖式的結構性認知,是“通過先前的經驗儲存的一種關于‘文化’的知識結構塊,可以調用來感知和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象”[5],具有揭示人類文化認知一般性規律的強大解釋力,是文化互動與文學接受得以產生和實現的社會性認知基礎。文化圖式作為個體文化特質不斷凝練積聚的結果,通過主體知覺記憶比對辨識外部事物,體現了主體基于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影響形成的價值認知結構特質。同一文化圖式間交流,可省略話語背景卻不會發生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的理解歧義。而不同文化圖式間,尤其是跨時空的文化圖式交流,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性。這一差異狀態形成的“意義真空(vacuum of sense),往往難以建立起理解交流所必需的語義連貫(semantic coherence)和情境連貫(situational coherence)”[6],最終使作者“揭示的意義……被讀者錯過”。無疑,文化圖式相異或部分缺省,易導致文化意象缺失、錯位甚至文化沖突,以致無法完成預期的認知推斷而使接受受挫。文化缺省是文學接受中的常見現象,但缺省與受挫并不意味著文化互動和文學接受的終止。相反,缺省可能刺激主體強化對客體圖式信息的加工接收,使缺省成為融合主客體文化、產生新文化圖式結構的基礎動力。正因如此,不同圖式非但不會成為文化交流不可逾越的障礙,兩種圖式的相遇與互動恰恰會帶來文化意識的溝通與互識,使其成為形成不同文化間性共存和實現圖式更新與文學接受的基礎保障。依據上述文化圖式的本質特征,比對姚斯認為“期待視域”“具有一定制約性的方式獲得‘視野交融’的性能”[7]38,“由傳統的流派、風格或形式形成,卻又只是為了一步步地摧毀它”[7]30,終“將自身區別于以前歷史上的生活實踐中的期待視野……從而打開未來經驗之路”[7]50-51的質性描述,可以確認“期待視域”即一種產生文學的文化圖式。

實際在文學事件中,作家通過故事情節以文學符號形成的文化圖式與讀者“期待視域”圖式結構產生互動,屆時對文本文化符號的解讀,取決于讀者由生活實踐和文化積淀形成的心理期待定勢?!安煌幕尘跋碌娜藗冇捎谧约核艿奈幕逃臀幕?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化定式和文化價值作為唯一的或基本的標準、尺度和參照來度量、理解和評價其他文化,并將自己的文化觀念、文化情感和文化追求作為一種文化定式而投射到對象之中”[8],文學接受正是建立在“期待視域”這一圖式前提基礎之上的文化心理交互活動。因此,任何文本單向度的文化輸出都無從實現文學接受,只有讀者與文本二者文化圖式相向作用,才能最終促使讀者“期待視域”圖式變更形成新文化圖式。也只有這樣的文化圖式改變,方可能使文本文化內涵被讀者理解和接受。姚斯的讀者“期待視域”、伊瑟爾文本“不確定性”的“空白”“召喚結構”[9]278理論概念,都是據此幫助讀者解讀文本文化符號、更新主體文化圖式結構,進而理解文本文化內涵的文學接受引導策略。

二、“期待視域”圖式融合與“先在結構”改變的演繹邏輯

如前所述,文學接受發生在讀者與文本二者文化特質互動融合、結構圖式重構改變的過程中。換言之,文學閱讀并不僅限于對文本具體敘事符號的理解,“接受活動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對作品意義的重新發現和建構”[10]。文學接受是讀者主體以自身文化圖式“先在結構”,與文本客體文化特質產生異質交流碰撞,主體文化圖式“先在結構”發生更新改變,進而“重新發現和建構”作品“現在意義”的文化融合過程。

讀者文化圖式“先在結構”凝聚了主體生存經歷、文化素養、價值觀念、性格氣質以及審美經驗等讀者可能具備的全部主觀因素。同理,文本作為客體也同樣聚合了作者“可能具備的全部主觀因素”。鑒于讀者與作者往往所處不同時空,文本所體現的文化特質必然難以完全對應讀者既有的文化圖式結構。因此,讀者與文本間產生文化錯位在所難免。閱讀中,由于當前解讀的文本意義并不足以呈現作品的完整內涵,所以常常需要讀者通過填充文本中的未及之事與未盡之意,主動對接并延伸已經獲取的有限理解,方能進一步從中引申出文本整體文化的深層蘊含。在這一過程中,文本中未定性的“空白結構”無疑是主客體文化互補交融的重要媒介。讀者填補“空白”不僅使文本敘事獲得了持續不斷的連貫化建構,也因填補“空白”生成的主客文化交互“潛在聯結”秩序,促進了讀者對文本意義綜合理解的穩定性,形成了作者對作品寓意詮釋的有效控制機制?;谶@樣“潛在聯結”的控制機制,在“空白結構”對讀者介入作品二度創造的誘導下,文本符號意義的“創造性理解在繼續創造”[11]456,主體對文本文化符號依次往復的理解更新,亦持續貫穿于整個閱讀過程。這一狀態下的主客體文化圖式“先在結構”的互動,“不斷超越本文的歷史視界,使之與我們自己的視界交融”[12]7-8,持續推動讀者文化圖式“先在結構”的演繹改變與迭代更新。姚斯將這一文化視域圖式融合重構的邏輯現象,直白地解釋為“打開自己的視域以吸收別人的視域,通過新的經驗來糾正自己的期待,以便最后在承認別人的同時重新認識自己”[13]2。

透過上述視域圖式的融合演繹邏輯分析,可清晰地看到,閱讀中的文學“理解是能動的,帶有創造的性質”[11]456。文學接受“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7]24過程中,伴隨著閱讀持續定然不斷創造出與時俱進的新理解。接受活動這一主客文化圖式改變融合的演繹邏輯,不僅確證了文學接受理解的創造建構性,也同時揭示了這一創造建構的豐富性。當讀者以主體自身文化特質填補文本客體的文化“空白結構”之后,隨之產生新文化特質并因此引發當前結構圖式改變。起初,由于文化互動交流使異質文化特質被主體歸納為分類信息儲備,因此主體結構圖式存儲增量。雖然這些附屬增量儲備的異質文化信息未必直接影響主體判斷,但增量儲備信息在與主體文化信息接觸并存的同時,仍不免能動地滲透且悄然引發主體文化圖式產生質變。由此,潛性的影響主體產生不同于原本文化的新意識傾向。與此同時,客體增量引發的質變,還必然引起主體原本信息次序的動態調整。這一指向重新平衡的動態調整,可能導致并不關聯信息發生連接或使關聯信息脫離,主體自身文化特質的如是動態變化,亦會導致主體“先在結構”圖式改變。此外,除上述異質信息儲存增量的影響,由主客互動而質性融合形成的新文化特質,更容易產生顛覆主體原有文化意識的價值判斷,從而形成完全突破主體“先在結構”的另一種全新文化圖式。文化互動與接受作為一種認同與接納不同事物、更新認知關系序列的能動意識和能力傾向,其不僅可能使文化交流實現多種途徑的有效互動,也可因此產生多種使主客關系轉換、形態滲透交融的多樣結構圖式樣態。正是這種文化轉換和交融的多樣可能性,使文學接受者可能憑借對文本客體文化的互動交流,在文化融合基礎上不斷更新自身的文化結構圖式,與文本結構共同造就“帶有創造性質”的文學作品。一如姚斯所言,盡管接受行為先驗地存在著“讀者在閱讀理解之前對作品顯現方式的定向性期待,這種期待有一個相對確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14]289,但理解仍然可能產生多樣的結果,或“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變、重新定向,或諷刺性地獲得實現”[7]29。

質言之,文學文化圖式“先在結構”之所以能夠在主客體交流中不斷走向圖式的融合與重構,使其演繹為創新作品“現在意義”的創新結構,引起這一“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的動力,歸根到底源于作者在文本中預設“期待視域”“預先提示”的潛在引導作用。而文本多樣“不確定性”“空白結構”的本質,亦不失為讀者“期待視域”的實現路徑,二者異曲同工且缺一不可?!捌诖曈颉薄翱瞻住薄罢賳窘Y構”共同吸引并引導讀者能動地介入文本的意義建構。文本“期待視域”預設以文化特質的近似性吸引讀者介入閱讀思考;而文本“空白結構”則“召喚”讀者去填補“空白”,使之能動地連接起整體文本的文化符號體系,在向文本填充、類比、提問、推理的組合推衍中解讀文本文化特質,完整地達成了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與接受。其中讀者對文本意義的能動填充,體現了主客體文化特質的相通融合;類比則使主體將當前體會到的文本文化與自身文化特質進行分類比較,由此獲取對文本內涵的進一步解讀;基于“空白”而來的提問,既包含了依據客體外在屬性直接比對的感性推理,也包含了對客觀對象各種普遍規律總體把握的一般性尋繹;與此同時,歸納多樣文化特質與文本文化特質的組合推衍,又綜合了文學文化的社會集群性和歷史性,使讀者克服了自身“先在結構”對文本歷史文化的理解限閾,促進了讀者對文本歷史集群文化內涵的深入理解。

通過對讀者文化結構圖式改變的討論可以確認,文學接受主要“研究的不是作品,而是文學話語的潛在可能性”[15]125。正是主客文化圖式互動融合和讀者“先在結構”改變的演繹邏輯,形成了讀者主體文化圖式結構量、序、質動態改變的結構狀態。這一結構性改變“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16]380,文學接受是基于與文本互動而至的讀者主體文化圖式創新的結果。隨著文本閱讀主客體文化特質的深入互動,基于讀者“期待視域”“先在結構”的“定向期待”,必然演繹出多樣“創新期待”“現在結構”的發展理路。

三、“期待視域”由“定向”走向“創新”的內在理路

文學作品跨時空的傳播特點終使作者缺位,使得其中的文化傳遞僅在文本與讀者之間展開。為此,文學作者往往需要事先將接受者區分成為某類同質群體,且抽象集群文化圖式特質而為之設置“期待視域”。讀者“期待視域”是主客體文化互動融合的基礎前提,預設“期待視域”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讀者對作品產生意欲了解的閱讀興趣。因此姚斯將“期待視域”定義為:讀者“閱讀理解之前對作品顯現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認為文學接受語境中的“期待視界正是定向期待與創新期待的對立統一”[17]146。并認為文學作品“即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卻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7]29。無疑,姚斯在這里表述了兩層意思。首先,讀者期待具有“相對確定的界域”而并非無矩可循,作者可以據此“界域”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其次,無論怎樣“嶄新面目”的文學新作都不可能產生“在信息真空中”,它必然存在著過往歷史的文化痕跡。而這些文化因素,便是預設讀者“期待視域”的依據所在。正因具備了這兩點可供依仗的根據,作者才有望以某種“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設一定“特殊的接受”,以吸引讀者在與文本交流中改變既有的“定向期待”而形成“創新期待”,進而實現對文本的理解與接受。

顯然,姚斯“期待視域”理論概念的核心,在于其堅定不移地肯定了讀者視域的動態性。盡管讀者“期待視域”不容置疑地“先在”而客觀地存在著,但這一“先在結構”的“定向期待”,卻從不曾一成不變恒定地存在著。因此讀者與文本客體之間,才不足以形成不可逾越的認知鴻溝。其根本原因在于,人與生俱來就具有探索未知事物的開放心態;吐故納新是人客觀認識外在事物、改變主觀內在的意識前提,文化更新更是人類生存意識的超越性體現。所以,文本和讀者文化圖式之間存在的審美距離與視域張力,必然使“期待視域”結構圖式成為并存“定向期待”與“創新期待”兩種相對場力的間性結構系統。其中“定向期待”是主體對客體信息相對穩定且非刻意的基本反應力,是一種基于“類型的先在理解”期望,屬于心理感受內化積淀的“現在結構”。但另一方面,鑒于人本性求變的意識屬性,這依照自身心理預期選擇接受的“定向”性,并不足以阻止主體對未知“視域”的探繹以及不斷自行修正與改變。實際文學事件中,讀者閱讀既可由新文本喚起與既往經驗對應的審美意向,也可以因好奇填補文本“空白結構”而產生新的審美理解。這樣的審美經歷,不僅可能促使主體修整既往“定向”的“期待視域”,甚至還可能顛覆和重構當前視域的圖式結構,使主客體文化圖式在“同化”與“順應”中不斷“創新”重建。顯然,“期待視域”在“定向”之余還同時具有開放性的結構特征,具備適時認同客體先進文化特質而能動調整現有視界的自適應機制?!捌诖曈颉庇伞岸ㄏ颉弊呦颉皠撔隆?不僅是人類文化意識自我超越的本然反應,也是主客體文化交流融合實現文學接受的必由之路。實際閱讀進程中,讀者“期待視域”在文本文化特質的“召喚”下,持續調整和迭代更新自身既有圖式結構。這一動態反應的本質,是讀者主體對象化與文本客體主體化的互動交替過程。而正是“期待視域”結構圖式“定向期待”與“創新期待”并存的系統張力,決定了讀者期待“界域”的動態調整性。隨著主體與文本二者文化圖式的互動融合,主體不僅能動地接受具有自身共性特征的文化特質,還會出于當前文化心理的需要,接受客體的異質文化特質,并因此對文本文化理解產生積極能動的創造性建構。因此,文學接受不容忽視讀者與文本間文化互動可能產生的一切結果,不宜單純從“定向期待”的“先在結構”視角來理解“期待視域”?!捌诖曇案油暾暮x應該是在‘先在結構’與‘體驗建構’中互動生成”[2]84,進而創新“文學話語的潛在可能性”[15]125的動態結構圖式。

從系統科學視角來認識文學接受,可將文學的話語結構區分為“含義”(meaning)與“意義”(significance)兩個層面。閱讀過程中“發生變化的實際上并不是本文的含義,而是本文對作者來說的意義”[18]16?!拔膶W闡釋實際上乃是一個意義生成、意義建構的過程”[19],所謂“含義”是作者賦予文本話語的固有存義,而“意義”則產生于讀者與文本話語所發生的互動關系之中。當前“意義”隨讀者視域的改變而變化,是讀者與文本話語相互作用而走向創新的結果。故此,讀者介入文本互動的目的,并不僅在于揭示作者賦予作品固有映射的“含義”,而更在于攫取與文本互動中所生發的新的“意義”。這樣的創新“意義”生成,并不來自主客體之間的圖式重合,而是來自讀者期待與文本視域之間的視域差距,視域差距是讀者視域圖式改變的基本動因。當讀者在文本預設的“期待視域”引導下展開閱讀,主體視域與文本視域相遇互動,一方面讀者從自身的“期待視域”出發不斷向文本索問;另一方面,文本也以所設定的“空白結構”“召喚”讀者參與補充,以此“喚醒以往閱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隨之開始喚起‘中間與終結’的期待”[7]29。正是在此基礎上,讀者在對文本空白的填充、接續互動中實現了相互文化的“順應”與“同化”,使讀者“期待視域”由“定向”走向“創新”,形成了對文本寓意的當下理解與接受。

姚斯還認為,“假如人們把既定期待視野與新作品出現之間的不一致描繪成審美距離,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過對熟悉經驗的否定或通過把新經驗提高到意識層次,造成‘視野的變化’”[7]31,使讀者“從閱讀中獲得的經驗進入他生活實踐的期待視界”[12]62,形成新的“界域”。就此不難看出,顯然姚斯對“期待視域”的理論詮釋,并未局限于讀者“經驗”對文本“意識”理解的引導作用上,同時他還強調了讀者既有視域圖式“對熟悉經驗的否定”作用,而這正是“期待視域”之所以能夠由“定向”走向“創新”改變的關鍵理路所在。值得強調的是,“期待視域”結構圖式與文本的信息交流,不僅只是一種從記憶中檢索提取相關信息以對應客體信息的單向度運作,而是一個通過“同化”“順應”“平衡”圖式結構的互動和間性同構的系統過程?!巴笔侵黧w對信息輸入刺激的過濾或適應,“順應”使原有認知結構順從客體文化引發圖式改變重組,而“平衡”則體現了主體通過“同化”和“順應”客體文化圖式之后,文化同構重建圖式所達成的新認知平衡與理解的接受狀態?!捌诖曈颉苯Y構圖式具有的可激活特性,能夠使主體能動地從既有圖式中提取可能適合的相關信息,以對應并判斷理解外部的刺激信息,也會選擇接受非記憶儲存信息而修正既存圖式。主體對文本敘事能動拓展的創新評價,皆起因于這樣的圖式修正效應。

從文學接受史的角度來看,任何文學都并非來自真空,它們都被鑲嵌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文學的“寫作和閱讀是同一歷史行為的兩個方面”[20]377,作者和讀者各自處在一定的歷史文化階段,具有不盡相同的文化視域,“理解活動乃個人視野與歷史視野的融合”[21]372,“只有在文本結構與閱讀行為的互動關系之中才能真正理解文學意義”[22]。而預設“期待視域”之所以能夠使“閱讀中闡釋者和文本之間的關系彌合了當下與過去之間的歷史間距”[23],使當前的讀者重新與作品歷史建立起意識聯系且發掘出新的理解,是因為“期待視域”既是讀者從自身條件出發對文學作品所能達到的理解程度,也是主體審美與文本敘事兩極間互動融合的媒介紐帶。文學接受中“實際發生的事情并不僅僅是一種守恒,還有其發展”[24]406,“期待視域”在閱讀中連接起主客體彼此的文化圖式,由既有“定向”平衡狀態向“創新”平衡狀態不斷演化。隨著對文本認識的不斷發展,那些由歷史與時空因素造成的主客體文化視域差異不僅可以逾越,還恰好成為刺激主客視域融合和圖式創新的起始動因。文學接受中“期待視域”的圖式更新,往往能夠“讓個人進入過去和現在交織在一起的傳統之中”[21]372,使讀者個體視域與文本歷史視域“順應”“同化”為創新作品價值的全新視域。一言以括之,“期待視域”結構圖式是一種以先在“定向視域”起始,在交流互動中走向“創新期待”,且始終保持視域動態發展的認知進程,其文化意義“不可能與不斷更新意義的歷史過程相脫節”[25]206。預設“期待視域”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夠連接起作品“現在與過去的歷史距離”,并使作品產生當前閱讀的文化意義。顯然,文學接受作為主體的內在文化心理建構,是一個循環往復不斷由“定向期待”走向“創新期待”的發展過程。

格式塔心理美學異質同構論認為,需要從主客有機統一的角度整體地認識表現性,在強調客體具備刺激感知覺作用的表現性的同時,也須認識主體知覺對客體表現性的積極應和性。異質同構論認為主體之所以能夠感受到客體表現性,正是因為力式樣結構對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同樣存在普遍的價值意義。審美主客體意識異質同構“實際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不論在我們心靈中,還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不論在人類社會中,還是在自然現象中,都存在著”[26]625。即便“那些不具有意識的事物……都和人體具有同樣的表現性”[26]633。異質同構論從主客有機統一的整體認識觀出發,認為表現性既屬于生命體也屬于非生命體,是世間一切事物的固有特性,并將表現性深刻歸結為力式樣的異質同構。這一主客整體性論斷,超越了移情說、主觀聯想說、客觀性質說、心理距離說、精神分析說等多種審美理論對表現性的有限詮釋,為文學接受理論打開了更為廣闊的研究視域。

從這層意義上來理解,“期待視域”結構圖式作為一種文學接受的心理認知模型,存在于語言認知、客體物質和主體意識層面,且具有可激活的開放包容性與強大的生產創新性,是作者引導讀者理解和有效把控作品信息準確傳遞的不二利器。閱讀之前先在的文化心理場是當下閱讀接受活動的心理基礎,每一次閱讀接受過程既影響當前對文本的理解接受,也影響主體內在文化心理的動態發展建構。文學接受的文化心理異質同構,是一種充滿張力的動態平衡態,任何對接受主體心理場的刺激“都將導致重新建立起一種平衡的狀態”[25]406,并使之再度走向新的“創新期待”。由于文學接受本身處于社會文化歷史不斷演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創新期待”亦將循環往復持續發生在文學接受活動的全過程之中。歸納其犖犖大者,由“定向”走向“創新”,是文學“期待視域”結構圖式改變的基本理路與恒定法則。

四、結語

接受理論將“視域”概念的所指從物理界域延伸至文化意識層面,喻指直覺、感知、判斷、想象等文學信息理解行為的全部能及范疇。文學接受作為主體文化意識和文本文學意義感知、判斷二者互動生成的審美心理機制,“現實地產生于閱讀過程中,是文本和閱讀交互運動的產物”[2]85。讀者“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7]31,體現了讀者對作品文化的理解融入程度,決定了作品的生命價值。因此可以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12]64。即便是已經成為經典的作品,如果缺失后來者與之不斷延續的對話,也不可能引發閱讀主體的當前心理體驗;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無論怎樣的經典作品仍會無可避免地歸入落寞,無從繼續維持其曾經的歷史盛譽。區別于鑒賞歷史典籍,文學閱讀主要關注的并非文本描述的過去事件,而是作品中那些值得讀者重新解讀、挖掘和發現的,具有深層內涵并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可以再度付諸實踐的東西。因此,讀者“期待視域”無疑是主體基于自身文化圖式“先在結構”,在文本閱讀中不斷演繹發展、動態生成的當下“體驗建構”?!捌诖曈颉痹凇跋仍诮Y構”與“體驗建構”中動態生成的認識觀,體現了接受理論視文學接受為讀者與文本“對話交流”的根本理念。

“期待視域”文化結構圖式互動與重構命題,既是具體的文學生產方法論探究,也是對文學接受理論學理法則的抽象闡釋。當代文學接受理論,正處于“過去與未來的交接點上的那種鮮活的、搏動的、漂浮的,變動不居和閃爍不定的未就緒狀態”[27],尤其對于姚斯“期待視域”概念的學理性,多有見仁見智的差異性理解。因此,文學接受亟待形成系統完善的理論體系和嚴謹縝密的研究范式;接受理論的“期待視域”結構圖式研究,亦如同接受理論本體一樣,需要不斷從“定向期待”走向“創新期待”,以獲得更為開闊的時代視域和更為科學的當代探索心得?!捌诖曈颉蔽幕瘓D式演繹邏輯與內在理路研究的價值意義,亦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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