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合川郡界守捉的設置與名稱書寫變化

李新貴 楊 浣

(寧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21)

一、引 言

貞觀九年(635年),唐朝為平定吐谷渾所設置的合川郡界守捉(今青?；】h德加鄉附近)。該守捉名稱書寫的演變,恰好反映了安史之亂后以中原為中心的王朝對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的認知變化。由于合川郡界守捉從一開始就不在唐朝平定吐谷渾戰役計劃內,遂具有了臨時設置的特點。這未體現在現存唐宋時期的文獻中,反而對其名稱有著不同的記載?！锻ǖ洹吩?“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180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薄对涂たh圖志》(簡稱《元和志》)省略“界”字:“合川郡守捉,(鄯)州南一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合川郡,今疊州?！?《舊唐書·地理志》(《舊志》)《資治通鑒》(《通鑒》)《新唐書·地理志》(《新志》)則省略“郡界”兩字,分別記載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鄯州)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無論合川郡界守捉名稱如何變化,其位于西平郡即鄯州南一百八十里的位置是相同的。所以,唐末、五代、宋初的文獻所記載的這個守捉是一個地方,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锻ǖ洹贰对椭尽匪d該守捉設置者是侯君集,設置時間是貞觀(627—649年)中,后者還補充了“合川郡,今疊州”的內容。這段時期侯君集率部西渡黃河至鄯州,只有貞觀九年這一次?！杜f志》《新志》《通鑒》則將設置者、設置時間省略了。

前賢依據前引文獻,一致認為合川守捉是唯一正確的名稱。唐長孺先生沿襲《新唐書·兵志》“合川守捉”之名。⑥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同樣稱“合川守捉”,⑦當依《舊志》《新志》或《通鑒》所作推論。王永興先生認為貞觀九年侯君集率兵征戰,所經烏海、星宿川、柏海皆在鄯州及九曲西南,而疊州合川郡(今甘肅迭部)與侯君集所經之地相距甚遠,遂斷言侯君集不可能在此設守捉城,鄯州西南180里的合川守捉與疊州合川郡無關,進而認定《通典》“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為衍文,《元和志》“合川郡守捉”之“郡”也是如此。⑧嚴耕望先生也持此說。⑨李智信先生認為合川郡在侯君集設置合川郡界守捉時稱疊州,該州改名是天寶元年(742年)左右,與合川郡界守捉無任何關系。⑩

這些觀點可以分為兩組。一、沿襲《新唐書》《舊志》或《通鑒》中的稱謂,稱“合川守捉”。二、合川郡界守捉之名與疊州沒有任何關系,同樣稱之為“合川守捉”。這兩組觀點都注意到了合川郡界守捉名稱的變化,卻忽略了所處位置未曾變化的特點,因而未細致解讀這些文獻所記該守捉內容的差異,也未將這些差異納入唐末至宋初時人對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認知變化視野中分析。而對唐平吐谷渾之役的記述,雖然注意到了貞觀九年正月黨項之亂,但未深入分析此次偶然事件對唐平吐谷渾之役造成的深刻影響,自然不能深入研究其間復雜曲折的情況與合川郡界守捉設置之間的關系。

二、唐軍平定吐谷渾之役與侯君集部行軍路線分析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十二月辛丑(634年12月28日)條詳細記載了唐軍在平定吐谷渾戰役準備階段,參戰唐軍各部的作戰目標、戰術、行軍路線?！耙岳罹笧槲骱５佬熊姶罂偣?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眾擊吐谷渾?！?/p>

李靖從長安(今陜西西安)出發指向西海道(西海道以西?？槊?該郡治今青海湖西吐谷渾伏俟城),侯君集也從長安出發西指向積石道(積石道以積石山為名,積石山今青海興海西阿尼瑪卿山),李道宗同樣從長安出發西至鄯善道(鄯善道以鄯善郡為名,鄯善郡治在今新疆若羌),李道彥從岷州都督府(治今甘肅岷縣)出發西向赤水城(今青海興海東),高甑生從利州(治今四川廣元)出發西北至鹽池(今青海烏蘭縣茶卡鹽池),李大亮從涼州都督府(治今甘肅武威)出發西至且末道(且末道以且末郡為名,該郡治在今新疆且末)。從此可以看出,以李靖為主帥的唐軍主要作戰目標,是攻擊吐谷渾之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縣石尕亥鄉鐵卜加村西南)。為達成此目標,唐軍實行了圍殲戰術,即李道宗、李大亮兩部分別從鄯善、且末兩道東進以防止吐谷渾西逃,侯君集、李道彥兩部分別從積石道、赤水城西進以防止吐谷渾東出,高甑生部北上開赴鹽池以防止吐谷渾南走。 這里明確說明從長安開赴吐谷渾戰場的途中,兵部尚書侯君集擔任的是積石道行軍總管,《新唐書·侯君集傳》記載亦同:“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秲愿敗穭t不同?！昂罹癁楸可袝?參議朝政。貞觀九年,將討吐谷渾伏乞(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為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赍深入。道宗追及伏乞(允)之眾于庫山,破之。伏乞(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并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羅真谷,愈漢哭山,經途二千余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輕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p>

此時侯君集是主帥李靖的副手?！杜f唐書·侯君集傳》亦同:“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為之副”。這可能意味著戰前準備階段侯君集是以積石道行軍總管一職作戰,后來戰役進行階段由于受到某種原因的影響,不得不改變原來指向積石道的行軍路線,因而侯君集職務也從積石道行軍總管轉變為李靖副手。至此,可以看出平定吐谷渾之役中侯君集先后所任職務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新唐書·侯君集傳》《資治通鑒》所記積石道行軍總管,另外一個是《舊唐書·侯君集傳》《冊府元龜》所載作為李靖副手?！缎绿茣窌鴮懢哂小笆略鲇谇?文省于后”的特點,《資治通鑒》所記當受《新唐書》的影響?！杜f唐書》“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這與《冊府元龜》不純取正史而直取實錄、國史、詔敕章奏、諸司吏牘等原始史料,直接構成一脈相承的書寫體系。因而,這兩個系統關于侯君集所任職務之記載都是正確的,分別反映的是戰前準備、戰役進行兩個階段的實際情況。

貞觀九年三月,鄯州會議后的戰術、參戰部隊、行軍路線都與之前不同,可資證明。這年閏四月癸酉(5月29日),李道宗部趁機擊敗庫山(庫山即庫真山,今青海興?？h鄂拉山)毫無防備的吐谷渾之眾,伏允率領可汗輕兵逃入莫賀延磧磧尾,唐軍在此附近分兵。李靖、薛萬均、李大亮從北路追擊至鄯善、且末等地,侯君集、李道宗從南路沿著曼頭山,經赤水(今興?？h境青根河—大河壩河)、破邏真谷(今興?？h曲什安河支流長水河谷)、漢哭山(今興?？h與瑪多縣交界之處的巴顏喀拉山口)、大積石山(今阿尼瑪卿山)等地,五月抵達星宿川(今青?，敹嗫h黃河沿)、柏海(今鄂陵湖),然后回師大非川(今青海共和縣西南的切吉平原)。

通觀這次唐軍平定吐谷渾之役,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戰前準備階段有主力李靖部,配合作戰的五部:東面侯君集、李道彥兩部,西面李道宗、李大亮兩部,南面高甑生部。貞觀九年三月鄯州會議后,戰役進行時缺少了李道彥、高甑生兩部。由于這兩部未直接參戰,戰前準備階段實行的圍殲戰術在戰役進行時不得不改變,以前的行軍路線只能隨之調整。侯君集部自然服從作戰大局,遂改變了原來指向積石道轉而配合李靖部的行軍路線,指向《元和志》等文獻所記鄯州。這是在戰前準備階段轉向戰役進行階段的過程中,侯君集職務在《新唐書·侯君集傳》《資治通鑒》為積石道行軍總管,而在《舊唐書·侯君集傳》《冊府元龜》為李靖副手的原因。還需要明確從長安出發的侯君集部到鄯州的具體行軍路線。從長安出發經秦州(今甘肅天水)、渭州(今甘肅隴西)至狄道縣(今甘肅臨洮),有兩條道路通往鄯州。一條經蘭州北上渡河,向西沿著湟水谷地。另外一條至河州分為兩途:一經河州西北去經鳳林關渡河,再經龍支城(今青海民和北古城),另外是從河州西去,至今青海循化渡河,經化隆北上便至鄯州(今青海樂都),合川郡界守捉就位于鄯州南180里、循化西北的德加鄉附近。因此,侯君集部是選擇最后一條道路開往鄯州的。

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行軍路線,認為侯君集部行軍到河州后,折而東南到洮州(今甘肅臨潭),南下疊州(今甘肅迭部),隨之西去經阿尼瑪卿山東南等地,再西北至鄯州。從此西南經漢哭山去河源。侯君集部如此行軍的原因,是學者將合川郡界守捉認定在疊州。這不僅有悖于《元和志》等文獻對合川郡界守捉位置一致的記載,而且還將唐軍平定吐谷渾之役戰前準備階段與戰役進行階段的行軍路線混淆在一起了。即使按照戰前準備階段,也沒有必要首先行軍至河州后,再接著從此東南折向洮州。從洮州出發西向,就可直接到達侯君集起初行軍所要行走的積石道。因此,欲弄清侯君集部是否行走疊州一線并于此設置合川郡界守捉,首先要明白岷州都督、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與利州刺史、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兩部未參加圍殲吐谷渾之戰的原因,以及這兩部在戰役進行階段從事了哪些具體的工作。

三、黨項之亂與李道彥高甑生兩部作戰任務調整

李道彥、高甑生兩部未參加圍殲吐谷渾的原因,是貞觀八年十二月末以李靖為首的唐軍主力從長安向西行軍過程中,遭到了叛亂黨項的阻攔,不得不調整作戰任務的結果。這次黨項叛亂的具體時間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九年條記載:

春,正月,黨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舊唐書·太宗本紀》有類似的記載:“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亂,殺刺史孔長秀?！薄缎绿茣ぬ诒炯o》亦曰:“貞觀九年正月,黨項羌叛……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殺刺史孔長秀,附于吐谷渾?！彪m然各種文獻都未明確記載此次黨項叛亂的具體日期,但一定距離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領大軍從長安出發的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不遠。黨項選定這個時期叛亂,一定是吐谷渾精心策劃的結果,不僅叛亂的黨項先后歸屬了吐谷渾,而且這年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殺害該州刺史后也歸屬了吐谷渾。另外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洮州之境的羌族殺害的是洮州而非其他州的刺史。洮州,今甘肅臨潭,是渭河谷地驛路西南經岷州(今甘肅岷縣)進入九曲的最后一個驛站,也是從此通往積石道的便捷之路。因而吐谷渾于此策劃叛亂,顯然是有意阻止侯君集部從此行軍至積石道。

吐谷渾的目的,并不僅局限于此,而是要阻止所有唐軍向西進入吐谷渾的勢力范圍,進而打破各路唐軍圍殲計劃。利用生活在吐谷渾與唐朝之間九曲內外的黨項、羌叛亂,就是一件十分便利之事。不過,對這次行軍道路上可能造成威脅的黨項、羌,早在貞觀三年唐廷已開始招撫,并陸續設置了橋(今青海澤庫縣城澤曲鎮智和羅合古城)、西唐(今青海貴南縣森多鄉青羊禾古城)、西鹽(今青海河南縣寧木特鄉龍干多)、嶂(今青海興?？h桑當鄉夏塘古城)、祐(今青海河南縣柯生鄉)、叢(今甘肅瑪曲縣阿萬倉鄉哈爾欽和東南黃河北岸)、洪(今瑪曲縣阿萬倉鄉尕若村黃河南岸)、肆(今青海同仁縣年都乎鄉向陽古城)、玉(今青海貴南縣沙溝鄉查納寺古城)、西滄(今甘肅碌曲縣瑪艾鄉紅科村)、軌(今四川松潘縣上八寨鄉阿基村)、西戎(今四川若爾蓋縣求吉鄉麻藏溝口)、西麟(今若爾縣蓋達扎寺鎮)、西吉(今若爾蓋縣包座鄉唐熱村南溪口)、諾(今若爾蓋縣嫩哇鄉黑河牧場)、西集(今若爾蓋縣阿西鄉阿西牧場)、闊(今四川紅原縣邛溪鎮達合龍村)、蛾(今四川阿壩縣求吉瑪鄉夏坤瑪)、西雅(今阿壩縣賈洛鄉賈曲中游河口至賈曲橋一帶)等十九個羈縻州。這些內附于唐朝的黨項,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住牧今青海境的九曲之內,另外一部分住牧今四川境內在九曲之外,這些羈縻黨項的各州都歸屬西戎州都督府(今四川若爾蓋縣求吉鄉麻藏溝口)。如果前引《資治通鑒》所載“黨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完全屬實的話,這次唐軍行軍途中,黨項叛亂之地分布之廣、規模之大、形勢之嚴峻,可想而知。

這些黨項叛亂的地方,不僅是從長安出發的唐軍主力李靖、侯君集、李道宗三部所經,也是李道彥、高甑生兩部戰前準備階段所行。李道彥身為岷州都督府、赤水道行軍總管,行軍路線是從岷州都督府治所岷州出發沿著洮水谷地西行,所經之地有羈縻臺州(今甘肅碌曲縣瑪艾鄉紅科村)、橋州,過此便至目的地。高甑生身為利州刺史、鹽澤道行軍總管,行軍路線從利州刺史治所利州西北行,經文、扶兩州,進入若爾蓋草原,沿著大積石山山麓經都州(今青海都蘭縣城察漢烏蘇鎮東風村遺址)西北向,可至作戰之地。

貞觀九年正月九曲內外的黨項叛亂之際,正是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部從長安西進之時。突如其來的叛亂,打破了唐軍多路齊頭并進的圍殲計劃。原來所擬定的行軍路線,不得不暫時做出相應的調整。貞觀九年三月庚辰(635年4月6日)洮州羌殺害該州刺史后,乙酉(4月11日)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遂奉命平叛。直至這年七月庚子(8月24日),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仍在與叛羌作戰,從而說明黨項叛亂不久唐軍就采取了保護主力西進的戰術,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的作戰對象與行軍路線也作出了改變與調整。這次黨項叛亂也改變了李道彥部的行軍路線與作戰任務。戰前準備階段,岷州都督李道彥是以赤水道行軍總管的職務指向赤水城。結果,戰役展開后,他最終行軍目的地卻至闊水(在今若爾蓋草原),目的是為滿足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主力部隊的后勤補給,而唐軍后勤補給出現的問題正是黨項叛亂所致。這迫使唐廷不得不通過“復厚幣遺黨項”的手段,令黨項引領黨項首領、西戎州都督府拓跋赤辭至李靖部商量補給事。西戎州都督府屬唐之松州都督府管轄的羈縻府,李靖親自邀請拓跋赤辭至軍營,一方面說明這已非通過正常手段所能解決,另外一方面也說明拓跋赤辭極有可能參與了這次黨項叛亂,唐軍與拓跋赤辭歃血為盟可從側面佐證此事。即使如此,李靖也要從拓跋赤辭處獲取軍需,可見這批軍需對唐軍是何等重要,李靖不得不為之派出大量唐軍護送。而此次負責軍需的李道彥卻未遵守事先約定,遂在拓跋赤辭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襲奪數千頭牛羊,結果引起黨項怨恨,造成唐軍死亡數萬人的慘劇。

總之,貞觀九年正月九曲內外的黨項叛亂,打亂了唐軍戰前準備階段各路圍殲吐谷渾的計劃,在保證唐軍主力西進的宗旨下,隨之對其他各部的作戰任務、行軍路線進行調整。利州刺史、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與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臨時改變了開往鹽池的行軍路線,以及防止吐谷渾從鹽池南逃的作戰任務,不得不北上平定岷州都督、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轄區內的黨項之亂。文獻不載李道彥部平叛本轄區內黨項之亂事,因當在此時高甑生已接替他的岷州都督職務,赤水道行軍總管已被左驍衛將軍樊興接替,李道彥所受作戰任務已轉向唐軍后勤補給。而高甑生仍兼任鹽澤道行軍總管,說明唐軍圍殲吐谷渾的計劃至貞觀九年三月仍未改變。

四、合川郡界守捉設置與侯君集部行軍安全保護

既然貞觀九年正月黨項之亂導致了李道彥的岷州都督、赤水道行軍總管職務分別被利州刺史高甑生、左驍衛將軍樊興替代,那么李道彥除負責唐軍軍需外,還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舊唐書·李道彥傳》《新唐書·樊興傳》《通鑒》等史料,均不載李道彥職務何時被替代事。與此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卻很清楚。貞觀九年三月,唐軍主力到達鄯州并于此召開會議。三月庚辰(4月6日),高甑生率部平定黨項之亂。閏四月癸酉(5月29日),李道宗部開始在“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情況下出擊吐谷渾。這距離唐軍主力到達鄯州已六十余天,吐谷渾不可能不知道。在獲悉唐軍到達的情況下,仍然未與唐軍接戰,說明伏允可汗對通過策劃九曲黨項叛亂以阻止唐軍西進活動的自信,也說明唐朝主力因受糧草供給等方面的影響,不得不在鄯州與吐谷渾僵持兩個多月。

雖然在得不到糧秣補充的情況下,唐軍以偏師取得小勝,但在吐谷渾燒掉野草后,遂陷入“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的困境,從而再次證明是糧秣制約著唐軍行動,這時李道彥仍未獲得糧秣。唐之主力才不得不在鄯州按兵不動兩個多月。另外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是唐軍四面圍殲吐谷渾的計劃遲遲得不到實施。否則,無法進一步解釋樊興代替李道彥行使赤水道行軍總管職務,以及高甑生代替李道彥出任岷州都督仍然行使鹽澤道行軍總管的職務后,因沒按照預期參戰而均受處罰事。

閏四月癸酉(5月29日)實行分兵出擊吐谷渾前,李靖并不想將殲滅吐谷渾的作戰區域溢出戰前準備階段的范圍,更未計劃使唐軍深入河源遠距離作戰。這必須在九曲黨項叛亂之地尋找一處為唐朝提供糧秣補給的地方,西戎州都督府因遠離叛亂黨項的作戰中心洮州,遂成為唐軍選擇的對象。不足之處,就是鄯州與西戎州都督府兩地過遠。即使今天,這兩地之間最短的距離還有1134里。唐軍自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從長安出發至九年三月達到鄯州,1960里(約合今1764里)路程,至少用了63天,平均每天行軍28里。每天以28里計算,1134里大約需要40天,這還不包括返回的時間。如果繞道黃河之西的阿尼瑪卿山,則距離會更遠、時間會更長。因而,閏四月癸酉(5月29日)唐軍分兵出擊吐谷渾,實是獲悉李道彥軍需運輸失利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 問題是李道彥何時開始負責唐軍主力軍需?貞觀九年正月,黨項發生叛亂。三月,洮州叛羌殺害該州刺史,乙酉日(4月11日)高甑生率部平叛。因此,高甑生平叛黨項事應是三月鄯州會議的結果。正是在此次會議上,高甑生代替李道彥出任岷州都督,樊興代替李道彥出任赤水道行軍總管。這兩種職務解除后,李道彥開始負責唐軍主力軍需。解除職務之前的正月至三月間,李道彥還擔負唐軍主力西進安全的任務。如前所論,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領的主力從長安出發不久,即貞觀九年正月九曲黨項就發生了叛亂。在保護唐軍主力西進的宗旨下,李道彥此時應很快承擔了這三路大軍西進側翼安全護送的重任。正是這兩個月護送主力西進過程中,李道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后勤工作才能,最終讓其承擔了唐軍主力軍需補給的任務。

李道彥的出色表現,還包括護送侯君集部從河州至鄯州之途設置了合川郡界守捉。首先分析地理形勢。從長安向西翻閱六盤山經秦州(今甘肅天水)、渭州(今甘肅隴西)、蘭州(今甘肅蘭州)、河州(今甘肅臨夏)至鄯州(今青海樂都)一千多里的路程中,越往西去防御力量越弱。秦州至蘭州段的南面,有成(今甘肅禮縣南)、宕(今甘肅宕昌)、岷(今甘肅岷縣)、洮(今甘肅臨潭)等州為之屏障,河州至鄯州段之西面向黃河南北的廣袤區域,卻亟待加強防守。這時從河州去鄯州僅有龍支縣城,西去廓州僅有米州。兩條道路之間的空曠地帶,沒有任何軍政建置。這確定必須設置一個軍事據點,保障侯君集部的行軍安全。從河州經青沙山北麓至鄯州的交通線,成為可供選擇之地。至貞觀九年,遂在鄯州南一百八十里之地的青沙山北麓設置了合川郡界守捉。

其次,分析名稱來源。貞觀九年正月以來九曲黨項叛亂的形勢與唐軍艱辛行軍的情況,促使唐軍考慮從河州至鄯州之途的安全。此時一直負責唐軍主力側翼安全的李道彥部,自然承擔了侯君集部行軍之途安全的任務。貞觀九年,岷州都督府轄屬岷、宕、洮、旭四州,無疊州。根據唐朝行軍兵員構成,有優先從當地及鄰近征發的慣例,且以州為單位確定征發數量、以州別為原則編制軍隊。岷州都督李道彥以赤水道行軍總管身份奉命征討,轄境各州自然在征兵范圍,鄰近疊州同樣應列于其中。唐初,實行州縣兩級制。至《通典·州郡典》成書時,改為以郡為綱,故有“合川郡界守捉……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的記載?！昂洗そ缡刈健敝昂洗ぁ敝腐B州。杜佑講得非常清楚,“疊州。今理合川縣?！筇茷榀B州,或為合川郡”。因此,唐初該守捉初置時應名“疊州界守捉”。

最后,分析設置者。既然是岷州都督李道彥設置,為何《通典》等文獻記為侯君集?唐軍平定吐谷渾之役,最終未實現戰前階段制定的圍殲計劃。從處罰結果看,李道彥所受最嚴厲,“坐減死徙邊”,高甑生后因誣告李靖謀反才被判處“坐減死徙邊”,樊興則“以勛減死”而已。侯君集則不同,不僅立下戰功,而且該守捉極可能是侯君集下令所置。這是現存文獻記載設置者是侯君集而不是李道彥的原因。

縱觀合川郡界守捉設置的整個過程,可以發現從一開始其就未列入戰前準備階段的計劃中,也沒有列入戰役進行階段的計劃里。該守捉是唐軍面對九曲黨項的叛亂,鑒于侯君集部去往鄯州行軍之途的安全,結合當時從河州西北去鄯州的形勢臨時所設,因而具有了臨時設置的特點。正是這種特點,使合川郡界守捉之名變得撲朔迷離。

五、合川郡界守捉書寫變化與西部邊疆地理認知

從《通典》成書的貞元十七年(801年),經《元和志》的元和八年(813年)、《舊志》的開運二年(945年),至《新志》的嘉祐五年(1060年)、《資治通鑒》的治平四年(1067年),二百多年間,合川郡界守捉的名稱經歷了從“合川郡界守捉”“合川郡守捉”至“合川守捉”的演變,背后隱藏著這些書籍編撰者對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認知的變化。

《通典》所記“合川郡界守捉”之名沒有錯誤。該書有嚴格的編撰原則,歷代沿革廢置“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因而書中所記隴右節度使所屬合川郡界守捉在內的十軍、三守捉,絕非道聽途說,“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清人也有類似的評價:“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薄坝杏弥畬崒W”,邊疆治理上也有所體現。

道德遠覃,四夷從化,即人為治,不求其欲,斯蓋羈縻而已,寧論封域之廣狹乎!……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露,動盈百軸,豈所謂撮要者乎!

杜佑明確反對拓邊,與此相關的地理之幅員、因革、要害等都不是書寫的重點。不過,對于唐朝邊界是所取舍的,他希望維持在開元二十年(732年)前未拓邊的情況,具體就是“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既然如此,首先必須如實記述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各郡至吐谷渾、吐蕃接界的情況。 西平郡(鄯州)“西至綏戎硤舊吐谷渾界一十里”“西南到寧塞郡廣威縣故承風吐谷渾界三百一十三里,西北到木昆山舊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臨洮郡(洮州)“西南到吐谷渾界”,合川郡(疊州)“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為使這些與周邊民族接界之郡處于有備無虞的狀態,明確以郡為單位補苴邊界安全的方位與距離、補苴邊界罅漏的時間與人物、保障邊界安全的兵力或馬匹數,同樣顯得十分必要。因而《通典》所記“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真實反映;“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則是杜佑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邊界思想的具體反映。這樣書寫的原因,就是希望唐之邊疆回到其所主張“列州郡,俾分領”,沒有節度使統轄的治理局面。

《元和志》則不同。李吉甫編撰旨的趣是軍事攻守,“施于有備之內,措于立德之中”。具體言之,就是借助地理上的“攻守厲害”,達到供德宗皇帝“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的目的。

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指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覽也。

因此,李吉甫對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界各州的書寫,側重于歷代軍事攻守,明晰是否為吐蕃占領。鄯州“寶應元年,沒于吐蕃”,廓州“乾元元年,陷于吐蕃”,岷州“上元二年因羌叛,陷于吐蕃”,洮州“廣德元年,陷于吐蕃”。

隨著《元和志》編撰旨趣轉移至軍事攻守,分布在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的所有軍事據點不再以州為單位敘述,而是系于鄯州條下。凡在鄯州之境,均言在該州某方位,如“綏和守捉,(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凡不在鄯州之境,則說明其具體位置,如“莫門軍,洮州城內”。這是以隴右節度使治所鄯州為中心進行的兵力部署,體現的是攻守態勢。與此相關的內容,諸如兵力調動、地域來源,成為強調的內容。因而《元和志》補充了《通典》所未載的“合川郡,今疊州”,這里“合川郡”就是“合川郡守捉”之“合川郡”。所補充內容,旨在說明該守捉初置時駐守這里1000名士兵來源于合川郡。這不是隨意地杜撰,“志(《元和志》)載州郡、都城,……皆本古書,合于經證,無不根治說”。

至于合川郡界守捉,《元和志》將其更名“合川郡守捉”后省略了“界”字,則是有意為之?！对椭尽窌鴮憦娬{的是軍事攻守,達到經略天下的目的,所以不會承認開元時期唐廷就不承認的唐與吐蕃西部邊疆之界限,也不會承認基于唐之國家安全利益所占領的吐谷渾疆土。黃土高原西部邊緣的鄯州(西平郡)、洮州(臨洮郡)、疊州(合川郡)的書寫,均不再像之前強調為唐與吐谷渾、吐蕃的界限。在這種已不再重視黃土高原西部邊緣邊疆地帶書寫的時代背景下,《元和志》再像《通典》記為“合川郡界守捉”,會顯得特別突兀,也有悖于書寫的宗旨。結果,《元和志》出現了“合川郡界守捉”的記載。

唐朝滅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短短的七十余年,北方更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頻繁的政權更迭,自顧已經不暇,焉能再對唐之廣袤疆土進行積極探索。這無形中影響了《舊志》編撰者對唐之地理空間的認知與編撰的旨趣。

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拙。殷、周未為得,秦、漢未為非。摭實而言,在哲后守成而已。謹詳前代隆平之時,校今天耗登之數,存儲戶籍,以志休期。

這時對唐之疆域已不作出是非曲直的評價,只想找出盛唐時田賦的豐歉、人口的多寡,作為美好記憶而已。而對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的疆土,也是如此。這種背景下,文獻鄯、洮、廓、疊等州的記載,主要敘述各州武德至天寶、乾元元年(758年)兩個階段天寶前后戶、口的變化情況,以及從吐蕃手中收復后的建置沿革。雖然這里涉及到吐蕃,但很少提及吐蕃事,自然缺少了前引《通典》所記唐朝與吐谷渾、吐蕃厘清邊界的內容,也缺少了前引《元和志》所載對于鄯、洮等州是否陷入吐蕃的敘述。

而對于隴右節度使轄屬的軍事據點,雖然《舊志》參考了《通典》,記載了兵力、馬匹、衣賜,“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余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但僅僅關注而已,并不像《通典》想達到“列州郡,俾分領”的治理目的。由于編撰旨趣的變化,《元和志》并未完全抄錄《通典》這些軍事據點的內容,只是有限抄錄了兵力、馬匹、衣賜,設置者、設置時間等都被省略了。結果,合川郡郡界守捉,從《通典》所記“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一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至《舊志》時就被節錄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官兵千人”。因省略“貞觀中侯君集置”“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造成了該守捉信息的不完整。隴右節度使所轄其他軍事據點也存在類似情況,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疋”,這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從設置伊始,該軍就在鄯州城內。事實卻非如此,《通典》曰:“臨洮軍,開元中移就節度衙置,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疋”。

宋代統一了大半個中國,但北有遼國、西北有西夏的鼎立格局,造成熙寧(1068—1077年)開邊前的大部分時間,無力于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的開拓與經營。這也造成《新志》編撰者關注的重點是唐之戶口盈耗、州縣廢置,以此作為國家治亂的借鑒而已。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這也深刻影響著宋人對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的認知,結果每個州更多的記載是州名、天寶戶口、沿革、土貢而已。所表達的含義,無非作為“盛極而衰”的歷史注腳罷了?！缎轮尽匪d的軍事據點已分散記載在各州之下,成為讓人憑吊的古城?！佰分菸髌娇?……星宿川西有安人軍。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西南二百五十里有綏和守捉城。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有河源軍,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有天威軍,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軍,二十九年沒吐蕃,天寶八載克之,更名”。這顯然是編撰旨趣轉變的結果,即使《新志》編撰者參考了《元和志》,依舊未沿襲“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僅記其方位、距離。雖然也參考了《舊志》,卻未全部照錄,只沿用“合川守捉”之名,亦未記載“管兵千人”的內容。以資政為目的的《資治通鑒》全部節錄了《舊志》中所有軍事據點的名稱、方位、兵力或馬匹之數,不過司馬光已用其說明由此帶來的“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的情況。

縱觀合川郡界守捉的名稱演變,可以概括為三個時期?！锻ǖ洹分械暮洗そ缡刈奖硎咎婆c周邊民族的邊界?！对椭尽分械暮洗な刈椒从沉司幾咧匾暤氖擒娛鹿ナ?。五代至宋初合川守捉反映了編撰者對黃土高原西部邊緣無力經營情況下剩下的只有往事追憶、作為國家治亂的鑒戒而已。所有這些名稱變遷的背后,隱藏著編撰者對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地理空間認識變化與以往知識的選擇。

六、余 論

由軍、守捉組成的戍守體系,是唐前期邊疆安全重要組成部分。前賢主要從文獻學、歷史學、地理學等角度出發進行了翔實研究,為今天深入探討奠定了非常厚重的基礎。不過,似乎未找到更切合這些軍事據點的解讀方法,以至于研究的過程與結果給人意猶未盡的遺憾。合川郡界守捉是唐軍平定吐谷渾之役的產物,因此對其研究應與唐軍平定吐谷渾的戰前準備、戰役進行、戰役結束的過程充分結合起來。唐軍因受吐谷渾精心策劃的黨項之亂影響,不得不行軍途中臨時改變了行軍路線,調整了作戰任務,轉變了作戰戰術。該守捉的設置就受到這些要素變化的影響,從而證明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并非錯誤,由此初步擺脫了基于傳統文獻對該守捉之名是非的爭論。

對合川郡界守捉名稱演變的考察,同樣應擺脫僅基于傳統文獻的有限分析,而應將其放在黃土高原西部邊緣這個大的地理環境、軍與守捉組成的戍守體系中全面考察。從設置開始,該守捉就是唐人基于唐之主力在黃土高原西部邊緣行軍不安全臨時應變的結果。設置以后,與以后陸續設置的其他軍事據點共同構成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緣的防御體系。這避免了因單獨考察合川郡界守捉可能得出的偏頗結論,而且符合《通典》《元和志》《舊志》《新志》《資治通鑒》等書籍編撰者從全局性視野考察所設定的編撰旨趣。而合川郡界守捉名稱從唐經五代至宋初的演變歷程,也是這段時期編撰旨趣變化的結果。

這也反映了編撰者對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地理認知的變化。安史之亂,這里為吐蕃占領。無論是《通典》還是《元和志》,都將這個地帶視為《禹貢》雍州、梁州之域,說明在編撰者視域中仍為唐之疆土,因而才會從地方治理、軍事攻守的角度進行書寫。這是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得以延續,進而改為合川郡守捉的時代背景。唐朝滅亡,繼立五代的都城遠離黃土高原西部邊緣地帶,其對當時政治、軍事的影響再未像唐朝那般劇烈,《舊志》編撰者甚至對其是否為《禹貢》之域都未載。雖然《新志》還視其為《禹貢》雍州、梁州之域,同時也不忘強調被吐蕃占領的事實,但宋人所繪《太祖皇帝肇造之圖》《太宗皇帝統一之圖》就將其繪在界外了。無論是后晉還是宋人,都將唐之黃土高原西部邊疆地帶視為回憶、鑒戒之地,而不視為與其生活緊密相關之處,原來基于國家經略之區中的合川郡界守捉、合川郡守捉遂更名為合川守捉了。

注 釋：

②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9《隴右道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91頁。

⑤《新唐書》卷40《地理志一》“鄯州西平郡”,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1頁。

⑥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64頁。

⑦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61—62頁。

⑧王永興:《唐代經營西北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8頁。

⑩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