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驅動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研究

李勃 高奕 鄭鵬

摘 要：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是制造企業實施開放式綠色創新的常見形態。從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探究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驅動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31個制造商—供應商配對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以及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是制造企業在開放式綠色創新中編排供應商參與角色的兩種形式，能夠在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發揮不完全中介作用；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正向調節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中介作用，但對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中介作用發揮負向調節作用；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的中介效應比重會隨著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變化而改變。結論不僅能夠豐富開放式綠色創新研究，而且可為中國制造企業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綠色轉型發展方針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前瞻性環保導向；開放式綠色創新；供應商參與角色；不對稱依賴；資源編排理論

DOI：10.6049/kjjbydc.H202308157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4）08-0065-11

0 引言

《“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規劃》確立了以綠色創新驅動綠色轉型的基本原則。國內外實踐表明，產業鏈上游供應商熟悉下游制造企業技術工藝與運營管理模式，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具有低風險和快速成功的優點，是我國制造企業實現綠色創新的重要途徑^[1-2]。對中國制造企業實地調研發現，許多企業不能有效協調重組供應鏈綠色創新資源，進而嚴重阻礙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3]。例如，在與寧德時代合作創新中，吉利無法將前者電池技術與自身動力控制系統進行有效結合，造成旗下幾何A系列新能源車缺乏市場競爭力。針對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中的現實問題，迫切需要從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出發，探究中國制造企業如何通過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這一問題。

已有研究指出，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驅動制造企業主動開展綠色創新，并對產業鏈供應鏈上游綠色創新資源進行事前統籌和協調配置^[4-5]。然而，從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出發，制造企業基于前瞻性環保導向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路徑尚未明晰。相關研究表明，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過程中，合理編排供應商參與角色能夠幫助企業依據自身綠色創新需求對內外部綠色創新資源進行事前統籌和協調配置^[6-7]。因此，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否驅動制造企業通過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此外，基于采購和供應關系，企業間權力不平衡、不對稱現象非常普遍^[8]，可能影響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效果。然而，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針對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變化規律的研究鮮見，嚴重制約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進一步提升。

本研究重點探討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前瞻性環保導向通過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驅動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在此基礎上，闡明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變化情境下，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的中介作用。本文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從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闡明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即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以及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揭示兩種編排形式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并進一步揭示上述中介作用隨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的變化規律。第二，明確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通過前瞻性環保導向驅動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進而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實現路徑，以期為中國制造業踐行創新驅動綠色轉型提供決策參考。

1 理論基礎

制造企業綠色創新強調采用綠色新技術、新理念以實現資源高效利用，進而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1]。由此產生的高成本、高風險與技術復雜性驅使制造企業識別并利用外部資源實現綠色創新，即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9]。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是指供應鏈下游制造企業為實現綠色創新目標，與上游供應商共同實施開放式綠色創新^[6，9]，是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的常見形態。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情境下，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可以反映下游制造企業利用上游供應商的技術能力或創新資源達成自身綠色創新目標的程度^[9-10]。

基于資源編排理論，制造企業對供應商綠色創新資源進行合理的事前統籌與協調配置，是提升其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關鍵^[11-13]。前瞻性環保導向是指企業主動預測未來環保要求和趨勢，并將其貫徹到戰略、戰術和運營活動中的商業行為原則^{[6，14]}。從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出發，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驅動制造企業主動對供應鏈資源進行事前統籌和協調^[13-14]。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作為制造企業編排供應商資源的方式，有助于制造企業對供應商創新資源進行事前統籌和協調^[6-7]。 制造企業通過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實現自身創新需求與外部創新資源環境相匹配，從而完成綠色創新能力重構與躍遷^[15]。常見的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分為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以及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兩種形式^[6，16]。 然而，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通過前瞻性環保導向驅動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進而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實現路徑有待進一步論證。

供應鏈企業間不對稱依賴關系研究表明，高不對稱依賴會提升弱勢方對強勢方機會主義行為的風險感知水平，不利于培育關系信任與承諾^[17]。同時，不對稱依賴會導致供應鏈企業間權力結構失衡^[8]，進而造成企業間知識共享障礙，雙方利益訴求與目標差異會進一步增加企業間實現價值共創的交易成本。部分研究認為，不對稱依賴能夠促使主導企業獲得更大的權力，幫助主導企業在協同過程中約束對方行為。Canils等（2018）發現，主導企業擁有的控制力以及可能為對方提供的增長機會，能夠改善供應商或制造企業參與供應鏈價值共創活動的態度和行為^[18]。因此，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不對稱依賴程度可能會改變制造企業對供應商參與角色的編排效果，進而調節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關系，但上述調節作用的具體形式有待進一步研究。

2 研究假設

2.1 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

前瞻性環保導向下，制造企業需要主動預測行業綠色發展方向，并針對目標客戶的潛在需求進行供應鏈資源協調與整合，以便快速響應未來環保需求變化^[5]。因此，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促使制造企業積極與掌握綠色核心技術的供應商開展合作，填補綠色創新可能存在的資源缺口。此外，隨著前瞻性環保導向的貫徹落實，制造企業環境聲譽與綠色形象得以提升^[4，19]。作為可傳遞的無形資產，綠色聲譽能夠促使供應商積極參與制造企業主導的綠色創新合作，進而提升供應商對制造企業綠色創新需求響應的積極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₁：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前瞻性環保導向正向影響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

2.2 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的中介作用

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進一步激發制造企業對異質性綠色創新資源的需求^[14]?；谫Y源編排理論，對異質性資源的需求會促使制造企業整合外部資源，進而構建結構合理的資源組合^[7，20]。產業鏈上游供應商熟悉下游制造企業技術工藝與運營管理模式^[15]，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驅動制造企業以完善自身綠色創新資源組合為目標，主動對上游供應商的異質性資源進行整合。作為資源提供者，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的核心工作是依據制造企業資源需求充分調動己方資源，這是供應商資源整合活動的具體形式。因此，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促使企業賦予供應商資源提供者角色，使制造企業能夠有效獲取和整合供應商異質性資源，進而實現開放式綠色創新目標。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₂：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資源編排理論指出，企業只有完成自身資源與外部創新環境動態匹配，才能實現資源創造目標^[21]。前瞻性環保導向強調，制造企業應超越當前環境規制要求對未來趨勢進行預測并實施各種超前行為^[6，14]。這種超前行為會面臨高風險，進一步加大制造企業與外部創新環境動態匹配難度。產業鏈上游供應商對下游制造企業所處環境變化更加熟悉，制造企業與供應商開展價值共創是實現上述動態匹配的有效途徑^[22-23]。作為共同創造者，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的核心工作是直接參與技術創新，與制造企業共同承擔技術創造與研發工作，這是制造商—供應商價值共創活動的具體形式。因此，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驅動企業賦予供應商共同創造者角色，促使制造企業能夠與供應商開展有效的知識共享與創造活動，從而實現開放式綠色創新目標。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₃：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2.3 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的調節作用

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關系研究表明，當供應商在與制造企業不對稱依賴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時，主導權有助于供應商獲得較高的價值回報^[18]；當主導權掌握在制造企業手中時，制造企業可為供應商提供更多價值增長機會^[18]。也就是說，無論是何種形式的不對稱依賴關系都能激發供應商在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中的資源投入意愿。供應商對綠色創新所需資源進行準確、及時、充分的響應，是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的關鍵。因此，當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時，隨著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由此產生的結構性權力有助于供應商提高對制造企業綠色創新資源需求的響應水平，從而強化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正向影響。

當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時，平等和諧的合作氛圍能夠規避創新過程中的沖突，最終實現綠色協同創新目標^[24]。然而，不對稱依賴關系作為一種不平等關系會導致弱勢方機會主義行為增加，這不僅會破壞企業間綠色創新氛圍，而且不利于雙方通過協商解決開放式綠色創新實施過程中的沖突^[8]。此外，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關系通常源于企業間技術能力差距，這種差距導致雙方無法有效對接對方技術知識^[25]。因此，當供應商以共同創造者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時，雙方關系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不僅會破壞合作創新氛圍，而且會削弱供應商的創新性并阻礙企業間知識共享，從而弱化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正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_4a：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正向調節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和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關系；

H_4b：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負向調節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關系。

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會對上述中介效應產生差異化調節作用。首先，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情境下，雙方關系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對供應商資源投入意愿發揮激勵作用^[18]。前瞻性環保導向下，不對稱依賴關系有助于制造企業有效獲取和整合供應商資源，從而促進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然而，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情境下，雙方關系的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會破壞制造企業與供應商深度合作氛圍，阻礙綠色新知識共享與創造^[8]。前瞻性環保導向下，不對稱依賴關系會阻礙制造商—供應商面向綠色創新的價值共創，從而抑制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_5a：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正向調節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的中介作用；

H_5b：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不對稱依賴負向調節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的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研究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3 研究設計

3.1 量表設計

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成熟量表，基于本文研究情景進行修改，主要步驟如下：一是請專業翻譯對英文量表進行多次雙向翻譯，以確保研究量表表達的準確性；二是尋求相關學者和企業管理人員意見，對題項準確性及問卷長度進行調整，確保研究量表能夠準確反映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實踐；三是將問卷發放至20家傳統制造企業進行小規模測試，并基于反饋信息對問卷進行調整。

本文采用李克特（Likert）7級量表對各潛變量進行測量并對各關鍵變量內涵加以界定，具體量表設計工作如下（見表1）：

（1）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PEO），反映制造企業主動預測未來環保要求并將其貫徹到戰略、戰術和運營活動中的程度。借鑒Dai等^[5]、Li等^[22]、Cheng^[6]的研究量表，基于本文研究情境進行適當修改，構建5題項測量量表，典型題項如“我司對經營活動的環保要求明顯超前于現行規制”。

（2）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SIRP），反映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中，供應商為創新提供資源支持，以便制造企業能夠充分整合供應商資源的程度。借鑒Cheng^[6]的研究量表，基于本文研究情境進行適當修改，構建4題項測量量表，典型題項如“在開放式綠色創新中，我司主動從供應商中收集與創新相關的資源”。

（3）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SIC），反映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中，供應商與制造企業共同開展創新，以便制造企業能夠充分利用供應商創新能力與技術的程度。借鑒Cheng^[6]的研究量表，重點選取參與積極性、互動頻率、價值建議數量及共同創造重要性4個方面，基于本文研究情境進行適當修改，構建4題項測量量表，典型題項如“在開放式綠色創新中，供應商積極參與了各類綠色創新設計與開發工作”。

（4）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EOGI），反映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利用供應商的技術能力或創新資源達成自身綠色創新目標的程度。借鑒李勃等^{[10，26]}的研究量表，結合本文研究情境進行適當調整，構建4題項測量量表，典型題項如“通過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能夠促使創新成果達到減少對自然環境污染的預期目標”。

（5）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AD），反映在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情境中，制造企業與供應商相互依賴程度差異，本文采用|D_S-D_M|衡量。借鑒Canils等^[18]、Fan等^[27]、李宇等^[25]的研究量表，基于本文研究情境進行適當修訂，構建5題項測量量表，典型題項如“在與該供應商（制造商）合作過程中，我們很容易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替換它”。

（6）控制變量。本文選取樣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行業類型及地理距離作為控制變量。作為內生因素，企業規模和成立年限會影響供應商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過程中的資源共享意愿。作為外生因素，地理距離能夠影響供應商合作意愿，因而可能對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產生影響。企業綠色創新實踐可能因行業類型存在差異，依據生態環境部發布的《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將金屬、化工、造紙、紡織和皮革5個行業列為高污染行業，將該變量（虛擬變量）設置為1，否則為0。本文采用在職員工總數測度企業規模，成立年限以企業成立至今的運營年數測度，地理距離為制造企業與供應商間地理直線距離取自然對數。

3.2 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1）樣本選擇。我國傳統制造企業迫切需要通過綠色創新解決因過去快速發展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同時，與上游專業化程度較高并掌握核心技術的供應商合作開展綠色創新受到越來越多的傳統制造企業重視。因此，本文選取食品、紡織、金屬加工及運輸設備制造等傳統制造行業作為抽樣對象，利用順企網（https：//www.11467.com/dir. html）隨機抽取陜西、江蘇、浙江及廣東等地500家相關企業，在產業園區、工業園區管委會工作人員以及相關中介機構的幫助下，篩選出符合要求并愿意接受調查的364家企業，以此作為研究樣本。本文將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管理人員鎖定為企業內部負責采購、研發及供應鏈管理的經理以及主管相關業務的高管。

（2）數據收集。本文涉及制造商—供應商雙邊數據，故采用配對抽樣方法將問卷分為制造商問卷與供應商問卷，分3個步驟完成雙邊數據收集：一是征得制造企業主要負責人同意，從制造企業相關人員處獲取供應商名單及聯絡方式，并由制造企業主要負責人為調查人員開具介紹信；二是主動聯系和走訪相關供應商，分發簽有配對序號的供應商問卷并回收（問卷中包括有關供應商評價自身對制造企業依賴程度的題項）；三是發放簽有供應商名稱的問卷給相應制造企業（問卷中包括有關制造企業對前瞻性環保導向、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及自身對供應商的依賴程度和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進行評價的題項）。由此，將兩類問卷相匹配得到有效調查數據。課題組利用實地走訪、電話、電子郵件及視頻會議等方式向目標人員發放調查問卷。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借助上述渠道完成數據收集工作，進一步剔除其中無效問卷133份，最終獲得有效樣本231份，有效回收率為63.46%。最終有效問卷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3.3 同源方差檢驗

本文選擇在供應商/客戶關系管理方面經驗豐富的經理作為受訪者，并采用Harman單因素分析法對所有題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發現，最大因子對總方差的解釋為42.123%，所有因子總方差解釋為77.475%，不存在一個公因子解釋大部分變量的情況。因此，同源性問題不會影響本文研究結果。

4 實證分析

4.1 信效度檢驗

本文利用SPSS26和Amos24統計軟件檢測研究量表的準確性和穩定性，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研究所有涉及變量的克朗巴赫系數（Cronbach's α）均大于0.8，表明量表測量題項具有較好的穩定性且信度較高。效度包括內容效度、區分效度及收斂效度。本文研究量表選自國內外研究的成熟量表，結合本文研究情景并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修訂，故認為量表具有較高的內容效度。本文利用軟件對研究量表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各指標的標準化載荷系數均大于0.7，將其用于計算各變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及組合信度（CR），結果顯示，各變量的AVE值均大于0.6，CR值均大于0.8。由此表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由表3可知，各變量AVE值的算數平方根全部大于其相關系數，說明各變量間擁有較高的區分效度。

4.2 假設檢驗結果

4.2.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及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05水平上顯著（P<0.05）。由此，本研究部分假設得到初步驗證，若要進一步明確各變量間的關系，還需作進一步分析。

4.2.2 主效應與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利用SPSS軟件采用回歸分析方法進行主效應及中介效應檢驗，在回歸分析之前，需要檢驗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顯示，模型中所有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2，且平均方差膨脹因子為1.214。由此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

（1）主效應檢驗。由表4中M₄可知，前瞻性環保導向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具有正向影響（β=0.421，P<0.001）。由此，假設H₁得到驗證。

（2）中介效應檢驗。由表4中M₇可知，前瞻性環保導向（β=0.314，P<0.001）和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β=0.401，P<0.001）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前瞻性環保導向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影響的回歸系數由M₄中的β=0.421下降為β=0.314。由此可見，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同理，由M₄、M₉、M₁₀可知，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在其中同樣發揮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設H₂和H₃得到初步驗證。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5 000次并構建95%無偏差校正置信區間，再次進行單通道中介效應檢驗。由表5可知，無論供應商是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還是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其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表明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設H₂和H₃得到進一步驗證。

4.2.3 調節效應檢驗

本文利用回歸分析方法對調節效應進行初步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M₈顯示，加入標準化數據處理的交互項（AD*SIRP）后，交互項對因變量具有（β=0.114）正向影響；M₁₁顯示，雙方不對稱依賴與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交互項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β=-0.103）具有負向影響。由此可見，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在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分別發揮正向、負向調節作用。由此表明，假設H_4a和H_4b得到初步驗證。

為了直觀地顯示調節效應，本文使用Simple Slope法（基準為±1個標準差的均值）揭示不對稱依賴情景下，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影響，如圖2所示。從圖2（a）兩條線斜率對比可知，相較于不對稱依賴程度較低情景，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較高情景下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正向影響更顯著。從圖2（b）兩條線斜率對比可知，相較于不對稱依賴程度較高情景，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較低情景下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正向影響更顯著。為進一步驗證調節效應的顯著性，本文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當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存在差異時，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β=0.221，P<0.001）和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β=-0.191，P<0.001）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95%置信區間不含0）。因此，假設H_4a和H_4b得到進一步驗證。

針對單通道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有調節中介效應指數為0.035，置信區間不包含0，有調節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_5a得到驗證。同理，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有調節中介效應指數為-0.056，置信區間不包含0，有調節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_5b得到驗證。

4.3 雙通道競爭性分析

（1）相較于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更顯著。由表5可知，將兩個中介變量同時納入模型進行競爭性分析，結果顯示，雙通道效應顯著，且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中介作用小于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42.78%和57.22%。這是因為相較于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不僅能夠激勵供應商為實現綠色創新目標貢獻自身力量，而且能幫助制造企業實現能力重構，因而對綠色創新目標的影響更為顯著和直接。

（2）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能夠改變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之間的中介效應比重。全模型雙通道競爭性分析顯示（見表7），當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較低時，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22.32%和77.68%，當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較高時則轉變為68.54%和31.46%。這是因為隨著雙方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平等和諧交流氛圍被破壞，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中介作用被削弱。與此同時，不對稱依賴程度提升會帶來結構權力與主觀意愿改變，使得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中介效應逐漸強化，進而導致雙通道中介效應比重發生改變。

5 結語

5.1 研究結論

本文收集中國傳統制造企業樣本數據，揭示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關系，以及以上關系基于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情境的變化規律，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包括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以上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能夠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起發揮不完全中介作用。

（2）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對以上中介作用發揮調節效應。其中，正向調節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負向調節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的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

（3）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相較于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的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更顯著，兩種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形式發揮的中介效應比重會隨著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變化而變化。

5.2 理論貢獻

（1）揭示了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前瞻性環保導向如何通過驅動企業采用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促進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已有研究發現，前瞻性環保導向能夠驅動企業針對供應鏈綠色資源進行事前統籌和協調^[13-14]，但尚未明晰前瞻性環保導向驅動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的具體路徑。本文進一步揭示了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和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參與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作用，豐富了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研究。

（2）揭示了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基于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情境的變化規律。相關研究表明，供應鏈企業間不對稱依賴會影響企業間綠色協同態度與行為^[8，17]，但尚未揭示制造企業編排供應商參與角色的效果基于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的權變規律。本研究揭示了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在制造企業前瞻性環保導向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間的中介效應隨著制造商—供應商不對稱依賴程度變化而變化的規律，進一步明確了制造企業實現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的邊界條件。

5.3 管理啟示

（1）依據制造企業綠色創新需求及供應商能力，應引導供應商在開放式綠色創新中扮演合適的角色。當制造企業綠色創新目標及實現方法較為明確時，應引導供應商以資源提供者身份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為制造企業綠色創新提供資源儲備；當制造企業綠色創新目標及實現方式較模糊時，應引導供應商以共同創造者身份參與開放式綠色創新。同等情況下，制造企業應與供應商共同參與綠色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模式開發過程，定期總結經驗并交換最新技術信息及需求。

（2）賦予供應商參與角色時，應充分考慮制造商—供應商關系依賴情況。當一方明顯更加依賴另一方時，應重點考慮讓供應商作為資源提供者參與綠色創新，進而充分利用權力差異帶來的合作可控性強這一優勢。例如，在制造企業主導的合作關系中，可以通過增加二軌供應商激發合作伙伴的積極性；在供應商主導的合作關系中，可以通過加大訂貨量或延長合作期限獲取供應商異質性資源。當不存在一方更依賴另一方的情況時，應抓住雙方平等交流機會，讓供應商作為共同創造者直接參與綠色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模式開發過程，提升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

5.4 局限與展望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受研究條件與數據可得性等因素制約，本研究僅采用橫截面數據探討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提升路徑，未來可使用客觀數據并采用縱向數據開展進一步研究。其次，本研究基于供應商資源編排視角探討了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背景下，前瞻性環保導向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影響，但并未揭示兩者間的關系機理。最后，供應商對參與角色的自我認同感是影響其行為的關鍵因素，故供應商角色認同與供應商參與角色編排的一致性對制造企業開放式綠色創新效能的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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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 悅）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pen Green Innovation

Driven by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ier Resource Orchestration

Li Bo¹， Gao Yi¹， Zheng Peng²

（1.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2. Huadia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Hangzhou 31003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enterprises have shifted their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from relying on internal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seeking open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external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Because of the high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familiarity with the technology processes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uppliers' involvement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carry out open green innovation. Practica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man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ack the ability to restructure resourc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open green innovation （EOGI）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insufficient. Exist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ursuing a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PEO） can driv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carry out green innovation and seek pre-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allocation of external green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suppliers' involvement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reasonable orchestration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s can help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chieve pre-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alloc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green innov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eir own needs. However， whether the PEO can driv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EOGI through orchestration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s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addition， it is common for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to have varying levels of dependence according to procurement and supply relationships. The changes in structural rights and subjective values caused by this asymmetric dependence （AD）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 actual effect of orchestration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s. He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ath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EOGI by pursuing a PEO and driving the orchestration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s in the context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EOGI in response to the degree of 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ier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ated dual medi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as a resource provider （SIRP） and supplier involvement as a co-creator （SIC） between the PEO and EOGI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well as how AD moderates them. It selects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greater pressure for green transformation， such as domestic food， textile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s samples with 231 sets of valid data obtained，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then verified by construct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method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context of suppliers' involvement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PEO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EOGI. Second， SIRP and SIC play different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 and EOGI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rd， the AD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IRP， but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IC. The proportion of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forms of orchestration of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s vary with the degree of AD.

This study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innovation-driven green transformation. When suppliers are involved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enterprises can allow suppliers to take on suitable involvement roles. For example， when enterprises have clear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green innovation， suppli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involved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as resource providers. When enterprises have vague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green innovation， suppliers should be involved in open green innovation as co-creators. In moderate circumstanc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suppliers， enterprises should strive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new products and new models， timely discuss process issues with suppliers， and exchange the latest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requirements. Moreover， the specif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when assigning suppliers' involvement roles. Whe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involving suppliers as resource providers in green innovation to full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controllable cooperative behavior brought about by power differences. When the level of dependence is relatively balanced， equal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should be seized， allowing suppliers as co-creators to directly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new products and models， and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open green innovation.

Key Words：Proactive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Open Green Innovation; Supplier Involvement Role; Asymmetric Dependenc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