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知識管理能力與商業模式創新的鏈式中介作用

喻登科 陳淑婷

摘 要：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先進的信息技術提高管理能力與組織績效?；谫Y源基礎觀和動態能力理論，依循“資源—能力—績效”的邏輯，以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為中介，探討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理。以創新型企業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收集297份樣本數據，并運用偏最小二乘結構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信息技術對知識管理能力和企業績效的正向直接效應均顯著，知識管理能力對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正向直接效應均顯著，且商業模式創新與知識管理能力在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中發揮鏈式中介作用；企業實現高水平績效存在3種組態，也間接證實知識管理能力與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鏈式中介效應。研究有助于增進對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間作用關系的理解，豐富資源基礎觀與動態能力理論，進而為創新型企業可持續成長提供路徑指引。

關鍵詞：信息技術；企業績效；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鏈式中介

DOI：10.6049/kjjbydc.Q202207269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中圖分類號：F27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4）08-0117-12

0 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成就之一是中國緊隨歐美等發達國家較早融入了席卷全球的互聯網和信息技術變革浪潮，全面進入信息化新時代^[1]。信息化代表新的生產力和發展方向，是引領社會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和驅動戰略轉型的先導力量。長期以來，我國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在兩化發展戰略指引下，信息技術的重要作用日益顯現，正引領中國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2]。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是信息技術發展與利用最直接的受益者。目前，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都高度重視信息技術投資與信息系統建設，并將其作為企業的戰略性資源。事實上，信息技術也確實讓我國企業受益匪淺，如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極大加快了信息處理速度，改善了生產流程，提高了員工工作效率，智能化客服系統提高了客戶滿意度與粘結性。無論是企業內部流程的改進還是客戶價值增值能力的提高，最終都體現在企業績效提升上。因此，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理論探索和管理實踐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圍繞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學者們作了許多探索。從研究方法出發，可以將現有研究內容分為兩類： 一類是聚焦于理論分析和案例研究，主要從微觀視角辨析信息技術影響企業績效的具體過程、邏輯及機制^[3]；另一類是聚焦于定量研究，主要運用計量方法探索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果^[4]?？傮w而言，現有研究為理解信息技術驅動企業績效的現象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借鑒和理論啟發，但仍存在不足：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理論分析和案例研究，雖然有一些文獻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但并未深入考察信息技術影響企業績效的復雜作用機制。因此，對信息技術驅動企業績效提升的路徑進行深入討論，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必要性。

依據動態能力理論，面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企業必須培育能夠有效應對環境變化與資源消耗的動態能力，以保持競爭優勢^[5]。尤其在當今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海量知識和數據不斷涌現，在對企業造成管理挑戰的同時，也為企業提高管理水平與決策效率帶來新的機會。企業組織依靠信息技術與數字平臺，可以極大提高快速獲取、識別、分析、處理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即信息技術與數字化驅動的知識管理能力。這種能力不僅能夠幫助企業及時了解環境與市場信息，還能夠支持企業快速進行資源重組與優化配置，以應對環境變化，提高不確定性環境下企業的生存幾率。此外，信息技術的誕生顛覆性地改變了企業原有業務流程，也改變了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在信息技術支持下，企業有更多機會對商業模式進行變革，通過重組與共享商業資源實現更加開放、高效和可持續成長^[6]。因此，在信息技術動態驅動企業績效提升的過程中，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作為中介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

創新型企業是指擁有較多創新資源和積累較多創新成果，并致力于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的企業。信息技術對創新型企業績效的作用價值更加凸顯。由此，本文以創新型企業為研究對象，將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和企業績效整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中，以“資源—能力—績效”為邏輯建立理論模型，對四者之間的作用路徑展開實證研究，以豐富理論成果，也為企業績效提升實踐提供參考借鑒。

1 基本概念與文獻回顧

1.1 信息技術

隨著全球信息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信息技術作為一種新的基礎設施，已逐步成為各國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信息技術的定義多種多樣，目前較為主流的是廣義、中義和狹義3個層面。廣義上，信息技術是指能充分利用與擴展人類信息器官功能的各種方法、工具和技能，強調信息技術與人的本質關系^[7]；中義上，信息技術是指對信息進行采集、傳輸、存儲、加工、表達的各種技術，強調信息技術的功能與過程；狹義上，信息技術是指利用計算機、網絡、通信技術等各種硬件設備、軟件工具及科學方法，對各種信息進行獲取、加工、存儲、傳輸和使用的技術，強調信息技術的現代化與高科技含量^[8]。綜上，信息技術可概括為用于管理和處理信息所采用各種技術的總稱。信息技術正滲透到社會經濟各個環節，在企業中的應用價值尤為顯著。隨著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發展，信息技術正成為我國工業企業最為重要的組織與智力要素，全面滲透到研發、制造、管理、營銷等環節。本文重點考察信息技術在企業中的作用，聚焦企業信息技術的現代化與高科技含量，因而將信息技術界定為狹義層面。由此，本文主要關注企業是否擁有先進的信息技術去獲取、加工、存儲和訪問內外部信息與知識。

1.2 知識管理能力

企業是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集合體。顯性知識是指以文字、圖片等形式存在且比較容易展示和轉移的知識，其載體包括書籍、文件、報告、規章制度等；隱性知識是指存儲在知識主體頭腦中，尚未被翻譯、不容易表達和傳遞的知識，包括經驗、認知、價值觀、企業文化等。面對數量眾多、種類豐富的知識元素，企業需要科學有效地對其進行管理，以發揮知識優勢，避免知識爆炸帶來的困擾。因此，知識管理能力對企業成長至關重要。知識管理能力是獲取、整合、使用、共享和管理組織內外部知識的能力，關于知識管理能力的構成，目前學界尚未達成一致。肖艷紅等^[9]基于戰略態度將知識管理能力劃分成積極知識管理能力與保守知識管理能力；高山行和李炎炎（2018）根據過程將知識管理能力分為知識獲取和知識利用兩個維度；毛義華等（2021）從知識獲取、吸收和保護3個維度探討知識管理能力；Zia^[10]將知識管理能力拓展為4個維度，分別是知識獲取、轉化、存儲和運用。本文從動態知識管理視角將知識管理能力分為知識獲取能力、轉化能力和運用能力3個構成維度，其中，知識獲取能力是指企業組織從外部環境中通過體驗、學習和共享等行為獲得新知識的能力，知識轉化能力是指企業吸收和消化新獲取知識并將其與組織系統中舊有知識進行整合后催生創造新知識的能力，知識運用能力是指企業組織將轉化后的知識組合應用到運營活動中并由此提高效率與效果的能力^[11]。3種能力的組合運用是企業組織實現知識持續增長并持續將知識轉變為價值的關鍵支撐。

1.3 商業模式創新

隨著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和互聯網經濟快速興起，商業模式創新逐漸引起學界和業界的廣泛關注。商業模式是闡述企業如何在市場上做生意的全面視角，也是企業配置內外部資源并布局相關活動的行為過程，還是企業開展各類活動并以此為自身創造價值的機制^[12]。商業模式由3個相互聯系的行為要素構成，即價值主張、價值創造和價值捕獲。其中，價值主張回答對客戶來說什么是有意義的，是對客戶真實需求的深入描述；價值創造描述企業生產與供應滿足目標客戶需要產品或服務的業務活動；價值捕獲解決企業如何找到盈利點的問題?；谏虡I模式理念，商業模式創新被定義為對商業模式的關鍵要素或連接這些要素的架構的重要改變^[13]。與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相比，商業模式創新是一種全新的創新理念與行為模式，其從更加系統的角度考察組織創新潛力，是對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的補充。Zott&Amit^[14]提出商業模式創新包括效率型和新穎型兩種，這一分類方式被廣泛接受和認可。其中，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是指企業為提高交易效率而采取的行為措施，其目的是降低交易過程中不確定性、復雜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帶來的系統性成本；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是指各參與者之間進行新的經濟交流方式，其目的是通過開發新產品、提供新服務、開辟新市場、創造新交易方式等手段獲取新價值。這兩種商業模式創新并不是相悖的戰略選擇，而是企業可以同時實施的行為。

1.4 企業績效

績效是指企業在一定經營期限內獲得的經營效益，也是企業在某一時期實施經營活動所取得整體成效的概稱。在早期階段，企業績效主要通過財務指標衡量，包括投資回報率、銷售收入增長率、總資產收益率等^[15]。隨著研究的深入，企業績效不再局限于財務角度，而是拓展到組織獲得效益的內部流程、創新、員工滿意度、企業成長潛力等方面，由此產生非財務績效的新內涵^[16]。同時考察財務績效和非財務績效，能夠更加全面地反映企業產出能力與效果。平衡記分卡是一種系統衡量企業績效的評價工具，從財務、客戶、內部運營、學習與成長4個維度考核企業績效^[17]。其中，財務層是基礎，反映企業盈利情況；客戶層是焦點，反映企業為客戶創造的價值以及市場戰略的有效性；內部運營層是核心，反映企業對創新、經營和售后服務等過程制度化變革的能力；學習與成長層是動力，反映企業在未來取得成功的潛力。平衡記分卡注重財務和非財務指標的平衡，本研究借鑒該理論的思想，從財務、運營、客戶和成長4個維度綜合衡量企業績效。雖然4個維度之間可能存在系統關聯與因果關系，但這些關系具有高度的非線性與反饋特征，很難準確描述與測量。本研究出于評價學視角測量企業績效的需要，認為4個維度之間具有相對獨立性，適合基于形成型量表的綜合評價分析。

2 研究假設

2.1 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

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驅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從運營層面看，信息技術能夠提高運營績效。生產部門可以利用信息技術促進企業生產制造智能化，優化生產流程并提高生產效率；銷售部門能利用信息技術建立電子銷售平臺，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隨時隨地進行產品銷售；倉儲物流部門能利用信息技術動態調整倉庫貨物量和運輸時間，提高存貨周轉效率。從客戶層面看，信息技術能夠提升客戶績效。信息技術是企業深入分析和精準匹配客戶需求的先決條件，通過建立信息交互平臺，不僅使企業與客戶的連接更加豐富、緊密，也能對客戶的反饋信息進行充分精煉、加工和解讀，以此提高業務關聯和需求預測的準確性。從財務層面看，信息技術能夠提高財務績效。企業利用信息技術與網絡平臺，可以更加了解消費者偏好及其變化，從而更加及時和準確地改進現有產品或開發新產品，進而占據更大市場份額或開拓新的產品市場，通過擴大企業客戶規模實現盈利增長。從成長層面看，信息技術能夠提升成長績效。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信息技術已成為企業戰略工具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正潛移默化地影響企業價值觀變革和行為改變，不但能幫助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新的思維模式和解決方案，還能為企業未來成長指明方向和減少阻礙因素。已有研究為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積極作用提供了支持性證據^[18]。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₁：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具有直接正向作用。

2.2 信息技術與知識管理能力

信息技術對知識獲取、知識轉化和知識運用具有重要推動作用。首先，面對數量龐大、動態增長、價值低密、多源異構的數據，先進的信息技術有利于企業從中識別、提煉和獲取有用的知識和見解?；ヂ摼W、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平臺與技術的出現，幫助企業快速掌握外部市場現狀、消費者多樣化需求及其變化，以及競爭對手的發展態勢等，讓企業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新、最精煉、最有價值的知識和信息。其次，在獲取大量知識后，信息技術能幫助企業更加科學、高效地對這些知識進行加工、整合、消化和吸收，使其實現真正的轉移轉化。在轉化過程中，信息技術能夠提供一個完善的系統平臺支持新舊知識融合和顯性與隱性知識互動，并篩選和摒棄無用、重復、過時的知識和更新新知識，完善企業知識體系，突破知識困境與技術瓶頸。最后，知識運用是知識管理的最終目的，擁有先進信息技術的企業在知識運用方面具有優勢。當企業需要利用知識解決問題時，信息技術能夠以智能化方式幫助企業迅速匹配到有用的知識，實現精準推送與智慧組合。已有研究為信息技術對知識獲取、轉化和運用的積極作用提供了經驗性證據支持^[19-21]。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₂：信息技術對知識管理能力具有直接正向作用。

2.3 知識管理能力與商業模式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的本質是對新知識的獲取、轉化和運用，有效的知識管理對商業模式創新至關重要。首先，知識獲取有利于企業了解外部環境的最新情況，為商業模式創新指引方向。例如，企業可以通過積極獲取最新技術和產品信息發現自身短板，從而及時動態調整發展戰略，提高商業模式創新效率；也可以通過獲取消費者的最新信息分析顧客偏好和需求，以此挖掘新的市場機遇，進而提高商業模式創新的新穎性。其次，知識轉化有利于企業將外部知識融入內部知識系統，重構和更新企業內部知識，為商業模式創新創造條件。新獲取的零散、流動知識及其簡單堆積并不能真正被企業所用，也難以引發質變和驅動商業模式創新。只有企業不斷開展知識整合活動，使知識經歷社會化、外顯化、組合化和內隱化等過程，才能產生適應效率型或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需求的新知識。最后，知識運用是企業實施商業模式創新最關鍵的步驟。內外部知識結合形成的新知識不斷在企業中流轉和貫通，可以激發企業開展一系列創新活動。一方面，新知識的運用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對稱性、優化成本結構等，通過對現行運營模式進行改進，實現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另一方面，新知識的運用也有利于改變傳統交易方式、開發優質產品或服務、開辟新銷售渠道等，從而顛覆以往的運營模式，實現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已有研究為知識管理能力對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正向影響提供了支撐性證據^[22-23]。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₃：知識管理能力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直接正向作用。

2.4 商業模式創新與企業績效

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均對企業績效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強調在整體性“成本—價值”效應結構中謀求成本最小化，在不改變企業價值邏輯的情況下，降低企業與合作伙伴交易結構中的系統性成本，通過打破行業成本結構規則找到新的盈利點，從而占據競爭優勢。交易成本降低意味著企業與合作伙伴在績效上的共同提升。以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為核心的商業模式，不僅能夠提升顧客感知價值和購買意愿，還能建立更加緊密和持久的顧客關系，穩固企業市場地位。其次，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著眼于挖掘和滿足消費者需求，強調根據消費者偏好變化不斷推出全新產品、服務或體驗，這既能及時留住老客戶，也可以爭取更多潛在客戶，促使企業獲取更多增值價值和利潤。同時，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會催生新的合作關系、交易方式和營銷理念等，這不僅有助于企業打破傳統價值鏈上的壁壘，給企業帶來更多新的業務機會，還可以為企業開辟全新市場。已有研究為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正向作用提供了證據支持^[2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₄：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績效具有直接正向作用。

2.5 鏈式中介作用

“資源—能力—績效”的研究范式是基于資源基礎觀和動態能力理論演變而來的。資源基礎觀指出，企業成長依賴于內生性資源和能力，認為異質性資源是造成企業間績效差異顯著的重要原因。動態能力理論認為，企業需要根據外部環境的即時變化而動態整合、建構和重新配置內外部資源，由此生成一種應對環境挑戰和利用環境機會的能力，在動態平衡中孕育并維續企業競爭優勢。異質性資源和動態能力共同支撐組織創新行為，而創新是企業組織在動態環境中獲得績效的根本來源。在“資源—能力—績效”的邏輯鏈中，資源是前因，績效是結果，而動態能力與行為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即資源是能力形成的基礎，而能力又決定企業績效。企業動態能力可以分為低階動態能力和高階動態能力，前者對后者具有推動作用。低階動態能力是發源和作用于企業內部的基礎能力，致力于保障企業在動態環境中正常運營，知識管理能力是一種最為重要的低階動態能力。高階動態能力是運用和提升基礎能力的高階力量，發源于企業內部但作用點在企業外部，致力于通過戰略變革和改變運作流程提高環境適應力與發展潛力，商業模式創新能力是一種典型的高階動態能力。因此，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可以采用“資源—能力—績效”的邏輯解釋。具體地，首先，信息技術是企業重要的戰略資源，通過信息技術獲得的知識也是企業最具價值的無形資源，而知識資源又是構成企業強大知識管理能力的基本條件；其次，借助知識管理能力，企業能夠獲取、整合、吸收和運用內外部環境中的知識，由此開發出更高效率或更新穎的商業模式，推進商業模式創新。最后，企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完善甚至重構其價值創造過程，以此提升企業績效并形成可持續性競爭優勢。因此，信息技術能夠驅動企業知識管理能力提升，進而激勵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最終帶來績效增長?；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₅：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顯著的鏈式中介作用。

在上述研究假設基礎上，本文提出如圖1所示的研究框架。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與量表

本文選擇創新型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即滿足以下條件之一的企業才能納入研究樣本：①企業被列入國家級或省級創新型企業名單；②企業研發經費強度在5%以上；③企業研發人員占比在5%以上。最終納入297家符合條件的創新型企業，其分布特征如下：企業年齡在10年以下占18.9%，11～15年占35.4%，16～20年占26.6%，21～30年占14.5%，30年以上占4.7%；企業員工人數在500人以下占50.2%，500～999人占24.6%，1 000～1 999人占15.5%，2 000人以上占9.8%；國有企業占29.6%，民營企業占63.0%，外資企業占7.4%；制造業占51.5%，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占28.3%，互聯網行業占14.8%，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行業占5.4%。網絡IP地址顯示，樣本企業覆蓋了中國內地24個省域?？傮w而言，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選擇創新型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以下考慮：①創新型企業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主體，選取該類對象符合政策背景；②當前關于創新型企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術創新，而對商業模式創新的關注較少，本研究側重于探討創新型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具有理論和政策新意；③創新型企業一般對信息技術開發應用與知識管理系統建設投入較大，在運營特點上高度契合本文研究主題。

本研究樣本數據采用問卷調查形式獲得?？紤]到量表的科學性、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問卷開發遵循如下程序：第一，對于每個變量的測量，選擇較為經典的量表進行改造。英文量表通過并行的“翻譯—回譯”方式進行語義厘正，研究人員甄別回譯量表與原英文量表的區別和差異，作出修改與完善，并將完善后的中文量表引入調查問卷。第二，邀請外部專家進行預測試，依據意見反饋情況對問卷中模糊不清、理解有歧義或有明顯傾向性的題項進行校正。第三，為控制和降低同源方法偏差問題，在設計問卷時將題目順序適當打亂。第四，在核心變量題項開發的基礎上增加部分身份題項，以便了解企業及應答者的基本情況并確認樣本來源的代表性與科學性，最終生成正式調查問卷。核心變量均使用Likert 5級量表進行測量，1～5分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Credamo是一個專業在線問卷調查平臺，已為全球超過2 000所高校的師生和3 000家企業提供服務，具有超過280萬在線被試。本研究調查問卷委托Credamo進行發放，受邀對象是創新型企業員工。問卷發放時間為2022年6月，收回問卷420份，剔除作答不規范、答題時間過短和測謊題不通過的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97份，有效回收率為70.7%。

通過對身份題項進行整理與分析，發現調查者具有如下特征：男性占56.9%，女性占43.1%；年齡在20～30歲占30.0%，31～40歲占63.0%，40歲以上占7.0%；本科學歷占較大比例（69.7%），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次之（26.9%），大專及以下學歷人數較少（3.4%）；約一半的調查者來自于研發崗位（49.5%），其次是生產（18.9%）和銷售崗位（14.8%），再次是財務（6.1%）、人力（9.3%）和其它崗位（1.3%）。

3.2 變量測量

（1）信息技術。本文聚焦信息技術的狹義層面，借鑒Raudeliuniene等^[20]的量表對信息技術進行測量，包括“本企業能使用先進的信息技術獲取大量知識”等3個題項。

（2）知識管理能力。知識管理能力包括知識獲取能力、知識轉化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3個構成維度，參考Gold等^[25]的量表，知識獲取包括“本企業在獲取新知識方面有清晰的流程步驟”等3個題項，知識轉化包括“本企業能將個人的知識轉化為組織擁有的知識”等3個題項，知識運用包括“本企業能快速利用現有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等4個題項。

（3）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分為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兩個維度，主要借鑒Zott&Amit^[14]的量表，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包括“本企業的商業模式能提高交易效率”等4個題項，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包括“本企業總能創造出新的盈利模式”等4個題項。

（4）企業績效。結合平衡積分卡的思想和Rai等^[26]的測量方式，將企業績效視作一個反映—形成型二階構念，由財務績效、運作績效、客戶績效和成長績效4個一階構念構成，而每個一階構念又通過若干個相關度很高的反映型題項衡量。其中，財務績效包括“與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的銷售收入明顯增加”等3個題項，運作績效包括“與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的研發能力更強”等兩個題項，客戶績效包括“與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推出的新產品/服務更受顧客歡迎”等兩個題項，成長績效包括“與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的美譽度更高”等3個題項。

（5）控制變量。本文遴選環境動蕩（ED）、企業年齡（FA）、企業規模（FS）和企業所有權（FO）4個控制變量。其中，環境動蕩主要參照Jaworski & Kohli^[27]的量表，包括 “我們行業的技術變化非常迅速”等4個題項；企業年齡采用企業成立至2022年的時間跨度衡量；企業規模采用企業員工數衡量；企業所有權被定義為啞變量，國有企業賦值為1，非國有企業賦值為0。

3.3 方法

本研究綜合使用兩種方法進行模型構建和假設檢驗。首先，使用偏最小二乘法結構方程模型（PLS-SEM）進行路徑分析，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該方法不要求樣本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對樣本量要求較低，可以同時處理反映型和形成型指標，善于處理高階潛變量的復雜結構模型，因而能夠滿足和契合本研究需要。然后，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對PLS-SEM模型的研究結論進行檢驗。fsQCA基于整體視角，致力于探索引起預期結果出現的條件組態，是一種非對稱性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fsQCA是對PLS-SEM統計分析的補充，可以驗證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3.4 同源方法偏差

本研究從過程控制和統計分析兩方面控制同源方法偏差。關于過程控制，首先，在問卷設計時打亂題項順序，降低被調查者自我歸因反應對數據的影響；其次，在問卷發放時采用匿名填寫方式，以保障應答者參與問卷調查的自愿性。關于統計控制，在獲得數據后，使用Harman單因素檢驗評估共同方法偏差的大小。因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百分比為47.566%，低于推薦值50%。根據Kock^[28]的建議，本文使用完全共線性評估方法進一步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發現所有一階構念之間的方差膨脹因子均低于3.3的閾值。因此，本文同源方法偏差在可控范圍內，不會對研究結果產生重大偏差性影響。

3.5 模型與信效度

本文將企業績效設計為一個反映—形成型二階構念，因而采用兩階段法估計模型是最合適的。第一階段，采用重復指標法估計反映型構念的各項指標，得到企業績效的4個一階潛變量得分；第二階段，將企業績效的4個一階潛變量得分作為觀測項目代入結構模型，估計形成型構念的各項指標，并利用偏回歸最小二乘法進行路徑分析。

對于反映型構念，量表質量檢驗參數主要包括指標信度、內部一致性、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對題項與構念間的關系進行檢驗，發現與預期的反映關系基本一致，不存在多重載荷問題。信度主要通過因子載荷判斷，全部題項的因子載荷在0.705～0.905之間，均大于0.7的參考值，說明各構念具有較高的信度。內部一致性主要通過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α）和組合信度（CR）衡量，Cronbach's α取值在0.722～0.846之間，CR取值在0.826～0.897之間，均大于0.7的閾值，表明構念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收斂效度通常用平均萃取方差（AVE）判斷，所有構念的AVE值均大于0.5的閾值，說明構念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此外，本文采用兩種方法對區別效度進行檢驗：首先，每個構念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該構念與其它構念的相關系數，滿足Fornell&Larcker^[29]的標準，如表2所示；其次，每個構念的因素負荷量都高于該構念與其它構念的交叉負荷量，預示著測量模型較高的區分效度，如表3所示。

對于形成型構念，檢驗指標主要是權重的顯著性和方差膨脹因子，結果如表4所示。從顯著性看，財務績效、運營績效、客戶績效和成長績效的權重均顯著，說明模型選取的變量具有參考價值。此外，除財務績效的權重值（0.185）略低于0.2外，其它3個一階構念的權重值都大于0.2，滿足模型對形成型構念的建構要求。從方差膨脹因子結果看，4個一階構念的VIF值都遠低于3.3的閾值，說明形成型構念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4 研究結果

4.1 路徑分析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測度，PLS-SEM模型的評估指標主要包括解釋方差（R²）、預測關聯度（Q²）、效用值（f²）和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等。R²反映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變異的解釋能力，取值在0～1之間。一般而言，R²取值為0.19、0.33和0.67時，分別表明模型整體上具有較弱、中度、較強的解釋能力。路徑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知識獲取能力、知識轉化能力和知識創造能力的R²值分別為0.593、0.652和0.606，表明知識管理能力在模型中具有中度解釋能力；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和企業績效的R²值分別為 0.728、0.717和0.802，表明商業模式創新和企業績效在模型中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傮w而言，模型整體解釋能力較強。Q²是檢驗模型預測關聯度的指標，其推薦值為大于0。結果顯示，內生潛變量的Q²值均大于0，表明結構方程模型的預測關聯度較高。f²反映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影響力，f²值為0.02、0.15和0.35分別代表影響效果為低、中、高水平。表5結果顯示，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力處在較低水平，信息技術對知識管理能力的影響力處在較高水平，知識管理能力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力處在較低水平，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力處于中等水平。此外，該模型的SRMR值為0.057，小于0.08的閾值，表明結構方程模型具有較高的適配度。

由表5可知，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196，p<0.01），H₁得到驗證；信息技術對知識獲取能力（β=0.770，p<0.001）、知識轉化能力（β=0.807，p<0.001）和知識運用能力（β=0.778，p<0.001）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H₂得到驗證。同時，知識獲取能力（β=0.300，p<0.001）、知識轉化能力（β=0.323，p<0.001）和知識運用能力（β=0.314，p<0.001）對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識轉化能力（β=0.519，p<0.001）和知識運用能力（β=0.315，p<0.001）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正向作用顯著，而知識獲取能力（β=0.082，p>0.05）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效果不顯著。由此，H₃部分得到驗證。此外，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β=0.366，p<0.001）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β=0.367，p<0.001）對企業績效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H₄得到驗證。

采用Bootstrapping程序檢驗路徑系數和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為保證結果的穩定性，本研究將抽樣次數設置為5 000次。中介效應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間接效應通過6條中介作用路徑產生。其中，路徑1：信息技術→知識獲取→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085，置信區間（CI=[0.055， 0.128]）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路徑2：信息技術→知識轉化→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095，置信區間（CI=[0.062， 0.143]）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路徑3：信息技術→知識運用→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089，置信區間（CI=0.052， 0.139]）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路徑4：信息技術→知識獲取→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023，置信區間（CI=[-0.009， 0.063]）包含0，中介效應不顯著；路徑5：信息技術→知識轉化→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154，置信區間（CI=[0.090， 0.227]）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路徑6：信息技術→知識運用→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為0.090，置信區間（CI=[0.053， 0.141]）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此外，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直接正向作用。綜上，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間發揮部分鏈式中介作用，H₅部分得到驗證。

4.2 組態分析

校準是指賦予案例集合隸屬的過程。把變量校準為集合，需要依據理論和實際的外部知識或標準設定3個臨界值，即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校準后的集合隸屬度介于0～1之間。參考已有研究^[30]，本文將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的3個校準點分別設定為潛變量得分的上四分位數（完全隸屬）、中位數（交叉點）和下四分位數（完全不隸屬）的對應值。

在進行組態分析前，需要進行必要條件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當一致性大于0.9時，可以認為該條件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結果顯示，高企業績效所有前因條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這些前因條件都不是構成高企業績效的必要條件。

fsQCA分析會得到3類解：復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既在簡約解又在中間解中出現的條件為核心條件，只在中間解中出現的條件為邊緣條件。定性比較分析需要通過設置一致性判斷指標和案例頻數篩選出對被解釋變量具有充分性解釋的前因條件，本文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0，PRI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70，案例頻數閾值設定為2。如表8所示，3種高企業績效組態的一致性分別為0.868、0.867、0.861，總體一致性為0.841，說明這3種組態都是實現高企業績效的充分條件。模型解的覆蓋度為0.529，說明這3種組態能夠解釋52.9%的高企業績效樣本。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蓋度均高于臨界值，表明充分性分析有效。

組態S₁表明，企業可以通過信息技術、知識轉化能力、知識運用能力、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組合實現高水平績效；組態S₂表明，企業可以通過信息技術、知識轉化能力、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組合實現高水平績效；組態S₃表明，企業可以通過信息技術、知識獲取能力、知識運用能力、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組合實現高水平績效。3種組態具有以下共同特點：都需要信息技術的支持；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可以是部分構成要素參與，但不可缺少全部要素；不需要低（非高）水平的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或商業模式創新構成要素參與。由此可知，企業要想追求高績效，高水平的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都必不可缺。這進一步證明了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間起到的關鍵鏈式中介效應，間接驗證了H₅。

5 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首先，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直接正向效應，即豐富的信息技術資源是提升企業績效的先決條件。雖然很多學者認為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具有重要影響，但是對于兩者關系的實證研究較為稀缺。本研究彌補了這一不足，拓展了對企業績效來源因素的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對企業績效的測量大多采用財務績效指標，對非財務績效指標的考察較少。本研究綜合考察財務和非財務績效，發現信息技術對財務和非財務績效的提升效果均顯著。

其次，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的鏈式中介效應構成了信息技術作用于企業績效的機理過程。過往文獻探究了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果，但尚未有學者將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三者結合起來，探索企業績效提升的機理與路徑。本研究以“資源—能力—績效”為邏輯，厘清了這四者之間的作用關系，打開了信息技術影響企業績效的“黑箱”。通過明晰知識管理能力作為低階動態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作為高階動態能力的中介作用，為發展企業績效觀提供了一個縱深視角。由此，本研究豐富了資源基礎觀和動態能力理論，也促進了組織成長理論的新發展。

最后，以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為條件因素，企業實現高水平績效存在3種組態。本文利用fsQCA厘清了企業高水平績效的等效驅動機制和條件替代關系。fsQCA方法能夠更有效地分析復雜因果邏輯情境，而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本文研究發現，3種以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為核心的多元組態通過“殊途同歸”的方式實現高水平企業績效，間接證實了知識管理能力和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技術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豐富了企業成長理論的研究框架。

5.2 管理啟示

第一，重視信息技術、信息平臺和信息資源的培育與開發。具體而言，企業可以充分結合行業經營特性與發展特征，制定清晰的信息技術資源戰略規劃，整合內外部人力、資金和技術，為發展和利用信息技術提供基本保障；在新一代技術變革中，企業需及時抓住信息技術轉型機遇，為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發展打下基礎，以此提高組織績效，擴大競爭優勢。第二，構建完善的知識管理系統，提高知識獲取、轉化和運用能力。一方面，企業要加大資金投入，引入先進的知識管理系統與平臺，輔助組織對知識資源進行科學管理；另一方面，企業需營造濃厚的知識型組織氛圍，鼓勵員工主動學習、廣泛分享和積極應用各種知識資源，綜合提升企業知識管理能力。第三，高度重視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需增強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知，保持對新機遇的敏感度，并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及時作出應對。具體地，企業可通過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持續提升組織生產與交易效率，維持企業生存空間；也可通過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進行自我變革和構建商業生態，在小的生態位上贏得競爭優勢。第四，結合實際情況采選“信息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績效”的發展路徑。鼓勵企業加大信息技術發展力度，為數字化知識管理能力的培育與提升奠定基礎，利用所獲取的新知識推動和支撐企業商業模式創新，通過提高效率或新穎度的方式實現高水平的企業績效。

5.3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截面數據進行分析，只能反映特定時間企業組織的行為和狀態，難以揭示信息技術驅動企業績效提升的動態過程，未來可以考慮優化數據收集工具，開展縱向追蹤，以深入探究變量間的因果邏輯。第二，雖然調查問卷中的題項設計參考了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但為了控制題項總量和符合中文表達習慣，在整合題項和開發問卷時進行了人為的題項篩選和基于語境考慮的調整，問卷工具整體的信效度還有待更多驗證。第三，本研究樣本主要來源于創新性較強的中國企業，但研究結論在不同文化情境、不同行業類型、不同規模的企業間可能存在差異，未來研究將擴大樣本范圍，加強對研究結論異質性和穩健性的檢驗。第四，關于信息技術經由知識管理能力、商業模式創新驅動企業績效提升的路徑，未來可以嘗試通過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進行深入探討。第五，在研究框架上，如何提升企業績效是一個多因素和多層面共同作用的復雜過程，未來可以引入更多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進行擴展研究，從而不斷完善理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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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 井）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Yu Dengke， Chen Shuti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economy，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economic progres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long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ridden and embraced the global wav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rly， and fully entered the information-based era driven by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s. In such an information-based era， enterprises are urged to develo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avoid lagging behind and keep sustainable grow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ring many benefits to enterpris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nhancing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these benefits are ultimate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firm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proved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beneficial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firm performance is not clear. Therefore，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rives firm performance becomes a noteworthy issue for global managers and scholars.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emergence of massive knowledge， data and information， meanwhile，it has posed many challenges to enterprises. Consequently， cultiva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that can better exploit firm's inter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acquire， absorb and utilize external knowledge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the appear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s firm survival mode， thereby prompting enterprises to change the original business proces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other wo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also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us，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considered as two crucial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rm performance.

Following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the logic of resource-capability-performance framework，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aking innova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297 sample data are collected b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tests are carried out by applying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LS-SEM）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PLS-SEM results show that （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sitively and directly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sitively affects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which in turn stimulat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ultimately driving firm performance; （3）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lay a ser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s to achieve? high levels of firm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fsQCA results ， which indirectl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serial mediating effect.

This study makes three primary contributions. First， it provides important advanc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theory of firm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sults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abou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irm performance. Second， it reveals the internal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firm performance by introducing the serial mediator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sustainable firm growth. Third， from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enlighten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issues about improving firm performance by combining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statistical tools.

The valuabl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study are presented. First，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Second， enterprises are advised to build a perfect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conversion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Third， enterprises are suggest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enterprises can choos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firm performance”. Meanwhile the study is subject to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and future work can optimize data collection tools and conduct longitudinal tracking to deeply explore the causal logic between variables， and introduce more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variables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rm Perform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erial Med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