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

周青 陳佩夫 王立 楊偉

摘 要：全面接軌和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是企業實現海外市場拓展的必要條件，但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關系的研究匱乏?；?012—2020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數據，使用傾向得分匹配、多期雙重差分法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檢驗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能夠顯著提高企業海外市場深度；與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表現出更高的海外市場深度；與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表現出更高的海外市場廣度。結論可深化技術標準國際化理論解釋，拓展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關系研究視角，為我國企業技術標準國際化實踐與海外市場策略調整提供有益啟示。

關鍵詞：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海外市場績效；技術標準化能力；PSM-DID

DOI：10.6049/kjjbydc.2022110636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中圖分類號：F2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4）08-0096-10

0 引言

技術標準是產品內部技術特征的外化表現，也是有效區分產品間功能、質量差異的首要表征，利用技術標準武裝產品已成為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F階段，企業產品標準化水平提升途徑包括引用現有技術標準和參與技術標準制定兩個方面。其中，后者作為先發策略有助于進一步賦能企業國內外市場拓展^[1]，“一流企業做標準”逐漸成為學界和企業界的共識。具體而言，第一，企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能夠在發揮網絡效應、實現技術鎖定的同時，有效規避行業競爭^[2]。第二，技術標準附帶的“載波效應”有助于納入技術標準的企業專利得到進一步傳播^[3]，進而獲得經濟收益。此外，企業能夠通過制定合理的專利許可策略鞏固自身市場地位。第三，企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能夠最大程度地展現技術集成性、普適性，進而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隨著全球標準化進程加快，發達國家仍占領著國際技術標準制高點，并擁有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組織的話語權^[4]。因此，技術標準弱勢主體難以進入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環節，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舉步維艱。在科技自立自強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提升國際技術標準話語權是我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就現有相關理論研究而言，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尚未得到證實。一方面，學者們結合企業內外部特征探討高管國際經驗、高管團隊注意力以及外交關系等要素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5-7]，尚未關注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這一企業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學者們對參與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出口貿易規模的關系進行了探討^[8]，但僅局限于國家技術標準層面。當前，如何管理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這一行為，對于企業實現海外市場拓展目標至關重要。此外，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角色差異是決定企業能否融入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核心環節^[9]，并能為企業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的策略選擇與行為調整提供指導。由此，本文基于2012—2020年參與制定ISO和IEC國際技術標準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綜合使用傾向得分匹配（PSM）、多期雙重差分法（DID）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重點關注以下問題：第一，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是否存在影響；第二，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

本研究可能的貢獻如下：第一，基于參與ISO和IEC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上市企業數據，考察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進而揭示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角色差異，從微觀層面拓展技術標準國際化與出口貿易關系研究，以期深化技術標準國際化理論解釋。第二，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國際技術標準這一差異化視角，分析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以及企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差異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進一步拓展技術標準制定行為在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研究中的應用。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

根據現有研究，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分為海外市場廣度與海外市場深度兩個維度。其中，海外市場廣度是指企業海外市場布局范圍（Lin，2012），海外市場深度是指企業海外市場業務發展程度（Thomas＆Jones，2009）。一般而言，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能夠從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份額和促進技術創新等3個方面提升海外市場績效。

（1）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助于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從而提升海外市場績效。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企業自有技術標準與出口國技術標準存在一定差異，進而導致大量成本損耗。一方面，由于技術標準內容、結構及形式差異，標準接受國企業需要通過技術標準識別與認證程序進入海外市場，因而不利于企業把握產品市場進入時機，較高的時間、機會成本會抑制企業擴大海外市場布局的意愿。另一方面，國際技術標準體系變化、進口國市場策略調整等不確定性因素給企業海外市場業務拓展帶來挑戰。企業需要通過優化技術結構或購買現有國際技術標準必要專利適應出口國技術規范變化，由此導致交易成本增加^[10]。根據交易成本理論，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可以克服經濟主體的有限理性，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突破貿易鎖定與互通性障礙，從而降低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的準備成本、合同成本、控制成本（龔艷萍和屈玉穎，2009）。具體而言，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發揮基于產品技術特征的信號傳遞效應和管制俘獲作用^[11-12]，有效應對市場失靈、劣質產品泛濫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從而降低交易成本^[13]?；诖?，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能夠提高海外市場業務靈活性，優化自身國際化戰略決策，從而提高海外市場績效。

（2）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助于提高企業市場份額，進而提升海外市場績效。國際技術標準已成為企業維護海外市場份額的重要籌碼^[14]，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可以利用技術能動性占領國際市場，借助國際網絡效應穩固其“非競爭優勢”，從而提高海外市場績效^[11]。從海外市場布局視角看，通過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企業產品能夠展現國際技術標準附帶的技術規范性、結構合理性以及內容普適性^[15]。由此，降低海外市場準入門檻，為企業海外市場布局提供支撐。從海外市場業務發展視角看，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有效融入產品信息交流過程，并建立以國際技術標準為導向的標準治理體系與產品運行機制^[16]。這有助于企業塑造以自有技術為基礎的標準使用網絡與產品選擇偏好，穩固自身在海外市場的戰略地位，從而提高海外市場績效。

（3）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進而提升其海外市場績效。技術協調發展、結構升級需要與技術標準化緊密結合（Pelkmans，1987），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能夠進一步驅動企業技術創新，賦能企業海外市場拓展，從而促進其海外市場績效提升^[10]。從海外市場布局視角看，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是企業謀求東道國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通過國際標準化活動對自有技術進行“普適化”創新以適應東道國技術規范，一定程度上能夠抑制技術距離的阻礙作用（Kostova＆Zaheer，1999），強化企業市場準入能力。從海外市場業務發展視角看，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進一步促進合作網絡內部技術交流^[17]，獲取豐富的互補性技術^[18]，并構建面向深層次市場需求的產品升級機制，最終實現海外市場績效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_1a：與其它企業相比，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會表現出更高的海外市場深度；

H_1b：與其它企業相比，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會表現出更高的海外市場廣度。

1.2 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

企業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可分為主導者與跟隨者，兩類角色劃分主要源自現有文獻對企業技術標準化能力的探討。技術標準化能力是指企業標準化發展中所具備的技術標準制定與推廣能力。在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由于地位與作用差異，企業技術標準化能力分為技術標準主導能力與技術標準跟隨能力^[19]。技術標準主導能力是指企業根據自身技術標準體系、知識涌現路徑以及市場用戶基礎主導相關技術標準制定的能力，要求主導企業積極尋求外部資源以支撐內部“技術—標準”轉化體系^[9]。技術標準跟隨能力是指參與并協同主導者制定、推廣技術標準的能力^[19]，要求跟隨企業匯聚內部資源以修正、完善、助推技術標準轉化體系構建，并致力于技術標準推廣。

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角色實質上能夠反映企業技術標準化能力。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擁有基礎技術與必要專利^[20]，會表現出較高的海外市場深度。第一，對企業而言，技術標準是沉沒投資^[21]，在技術標準被廣泛采用的過程中，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此外，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該類企業具有先發優勢，能夠率先占據海外市場并鋪設相關產品延伸業務^[22]，進而優化海外市場業務結構。第二，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獲得國際市場上其它企業青睞^[23]，有助于強化基于企業產品、技術標準用戶基礎的網絡效應，進而降低海外市場業務推廣成本。第三，路徑依賴理論指出，當市場適應某一技術標準后，會給消費者帶來較高的轉換成本^[21]。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扎根海外細分市場，并在相關領域技術標準競爭中占據優勢（Steen，2011），進而為海外市場業務內容更新、結構調整及模式升級提供保障。

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通常更為重視海外市場布局的廣泛性。一方面，由于基礎技術與必要專利缺失，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往往會選擇產業國際化，以此獲取用戶基礎與國際資源^[20]，并通過整合多國產品標準信息研發能夠被海外市場接受的產品技術，進而謀求融入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核心環節。另一方面，實現國際技術標準全球推廣是該類企業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內在要求^[9]。企業需要借助廣泛的海外市場布局完善國際技術標準擴散機制。此外，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往往疲于應對單一海外市場，布局多國市場成為該類企業增加海外市場收益的主要手段。

因此，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差異化影響?；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_2a：與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具有更高的海外市場深度；

H_2b：與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具有更高的海外市場廣度。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通過構建數據集開展實證研究，獲得2012—2020年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中國機構名單，共346個。ISO和IEC都是非政府機構，擔負著世界上絕大部分領域的國際標準化活動。代表中國參與ISO和IEC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機構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后者與國內企業聯系密切。因此，以參與上述兩類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為研究對象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在346個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中國機構中，有48家在中國（內地）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便于開展實證研究。結合現實情況，本文對樣本數據作如下處理：首先，剔除6家近期上市的新三板企業。隨后，收集與剩余42家屬于相同行業的2 194家未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A股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并剔除財務異常企業樣本（股票代碼開頭為ST、^*ST、S^*T），得到2 122家企業樣本。最后，基于數據與變量完整性、一致性考量，剔除研究時間內發生過行業變更以及數據嚴重缺失的企業樣本。經過篩選，最終得到25家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和933家未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樣本。

本文利用同花順數據庫獲得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研發強度、無形資產以及海外業務收入占比等基礎數據，利用國泰安數據庫獲得海外子公司分布國家數量，數據時間跨度為2012—2020年。

2.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傾向得分匹配（PSM）、多期雙重差分（DID）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行分析。第一步，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篩選企業樣本以降低自選擇偏誤（self-selection bias），將匹配后的屬于同行業但未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上市公司樣本視為控制組，并與處理組共同構成進行多期雙重差分分析的樣本集。第二步，使用多期雙重差分方法識別參與/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雙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主要用于考察政策沖擊、事件變化以及戰略行為等對不同個體在某時間節點前后的雙重差異影響，有助于識別某特定因素的“凈效應”。由于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時間點不同，考慮到傳統雙重差分方法的局限，借鑒謝文棟^[24]、Beck等（2010）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方法進行估計。第三步，使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一步檢驗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具體研究路線如圖1所示。

2.3 變量測度

2.3.1 解釋變量

技術標準是對生產者規定的技術規范，這種規范既可以是隱含的也可以是正式協議，甚至可以表現為與外部標準制定組織的規定統一（Chiesa等，2002）?，F有研究將技術標準分為事實標準與法定標準（Viardot等，2016），其中，法定標準是指由政府或者政府授權的標準化組織制定并由政府部門頒布、管理的技術標準^[25]；事實標準是指由市場競爭產生并被消費者廣泛接受的主導設計，不一定獲得官方標準制定機構認可^[26]。

國際技術標準是指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電信聯盟 （ITU）及其它國際技術標準開發組織制定的世界通用標準^[27]。該標準強調國際領域技術標準制定以及傳播合法性（Quack，2010），旨在維護標準制定主體的海外市場利益。與國家技術標準相比，國際技術標準突出非國家行為者在標準制定中的重要性，借助公共權威使標準來源合法化（Botzem S＆Dobusch，2012）。此外，國際技術標準能夠發揮協調職能，即通過建立“要求不同行為者服從”的社會秩序（Timmermans＆Epstein，2010），在公共規則制定不充分或不成功的國際領域提供協調解決方案。因此，國際技術標準被認為是海外市場中“自愿的最佳做法規則”（Kerwer，2005），在企業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發揮特殊作用。

考察參與/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時，解釋變量是表征企業參與/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二值變量（IS），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取1，不參與則取0；考察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時，解釋變量是表征企業主導或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二值變量（Leader），企業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取1，跟隨則取0。

2.3.2 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海外市場績效，主要從海外市場深度（lninterr）與海外市場廣度（lnintern）兩個維度刻畫。

現有研究一般采用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比值（FSTS，Foreign Sales to Total Sales）、海外資產占總資產的比值（FATA，Foreign Assets to Total Assets）以及海外雇員占總雇員數的比值（FETE，Foreign Employees to Total Employees）測算企業海外市場深度^[28]。在此基礎上，Gomes＆Ramaswamy（1999）指出，FSTS側重于衡量企業對海外市場的依賴，FATA傾向于衡量企業對海外生產的依賴。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業務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市場收益、市場地位以及市場需求變動應對能力等方面，本文選擇企業海外業務收入占營業總收入的比值測量海外市場深度。

現有研究一般采用企業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值（OSTS，Overseas Subsidiaries to Total Subsidiaries）、企業海外子公司數量（NOS，Number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以及企業海外子公司分布國家數量（NOC，Number of Countries Hosting Overseas Subsidiaries）度量企業海外市場廣度^[28]?？紤]到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目的是促進出口產品被不同國家普遍接納，本文選擇企業海外子公司分布國家數量測算海外市場廣度。

2.3.3 控制變量

鑒于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影響因素眾多，本文以企業規模、企業營收表現、企業經營風險和企業創新能力等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而言，企業規模是企業進行海外市場拓展的基礎，企業規模越大，其擴大海外市場的戰略動機越強，越能借助內外部資源實現海外業務發展和市場布局。由此，本研究使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規模（Assets）。借鑒Ortiz-de-Mandojana＆Bansal^[29]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衡量企業營收表現，使用資產負債率（RAL），即負債總額占資產總額的比值衡量企業經營風險。參考Mao等^[30]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研發投入（RD）和無形資產（IntAssets）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創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研發投入主要衡量企業創新意愿與創新預期，是促進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基礎。無形資產是以專利權、商標權等為代表的創新績效（Xu＆Lu，2009），也是企業創新效率的重要表現。因此，本文以此作為企業創新能力衡量指標。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傾向得分匹配

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夠較好地控制內生性問題，為了確保分析過程與研究結論的科學性，本文將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與特征相似但未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進行匹配。據此，基于2012年各上市公司指標數據，本研究從企業規模、企業營收表現、企業經營風險以及創新能力4個維度選取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研發強度及無形資產等指標，采用k近鄰匹配法（k = 3）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各協變量平衡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匹配后，在共同區間上市公司有71家，其中，處理組23家，控制組48家。由表1可知，與匹配前相比，匹配后所有協變量的標準偏差顯著降低。T檢驗結果表明，處理組與控制組在各變量上不再具有顯著差異，說明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夠修正兩組樣本的得分偏差，解決樣本自選擇帶來的估計偏差問題。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企業海外市場績效會受時間、企業自身發展水平和隨機干擾等因素影響，單純比較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前后的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差異無法反映其真實效應，雙重差分法能較好地解決企業內生性問題導致的估計偏差?？紤]到上市公司分別在不同年份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針對時點的差異性，本研究多期雙重差分基本計量模型設定如式（1）（2）所示。

Ininterr_it=β₀+β₁IS_it+β₂Cons+η_t+λ_i+ε_it（1）

lnintern_it=β₀+β₁IS_it+β₂Cons+η_t+λ_i+ε_it（2）

其中，i表示企業，t表示年份，Ininterr_it和lnintern_it是被解釋變量。具體而言，lninterr_it為上市公司i在t年海外業務收入占總收入比值的對數值，用以刻畫海外市場深度；lnintern_it為上市公司i在t年海外子公司分布國家數量的對數值，用以刻畫企業海外市場廣度。IS_it是核心解釋變量，若上市公司i起草的國際技術標準在t年生效，則IS_it在t年及以后取1，否則取0。Cons為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集，與上述用于匹配的協變量保持一致。η_t為年份虛擬變量，λ_i為企業虛擬變量，ε_it為隨機擾動項。

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模型1、模型2考察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深度的影響。其中，模型1引入核心解釋變量IS與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其它控制變量。模型1和模型2結果表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估計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利于企業海外市場深度提升，假設H_1a得到驗證。模型2顯示，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其海外市場深度提升速率為20.8%。模型3、模型4檢驗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廣度的影響。其中，模型3引入核心解釋變量IS與年份、企業固定效應，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其它控制變量。模型3和模型4結果表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說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布局的影響不顯著，假設H_1b未得到驗證。原因可能如下：為維護國際市場利益，發達國家大多采用“標準鎖定”和“標準合圍”等手段阻礙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中國企業擴大國際市場覆蓋范圍，這一現象在制造業領域尤為突出^[4]。本文樣本企業大多屬于大制造業，因而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其海外市場廣度的影響受到抑制。

3.3 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

為進一步分析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本文采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行檢驗，樣本包括14家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9家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具體而言，第一階段運用Probit模型考察樣本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相關決策受哪些因素影響，并預測其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概率，其中包含排他性約束變量。第二階段，采用修正的海外市場績效影響因素模型對逆米爾斯比率（IMR）與除排他性約束變量外的控制變量及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考察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影響。

第一階段選擇模型如式（3）所示。

第二階段結果模型如式（4）（5）所示。

Ininterr_it=β₀+β₁leader_it+β₂IMR_it+β₃Cons_it+η_t+λ_i+ε_it（4）

lnintern_it=β₀+β₁leader_it+β₂IMR_it+β₃Cons_it+η_t+λ_i+ε_it（5）

其中，IVs_i、Cons_i構成可能影響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協變量。IVs_i是滿足排他性約束的變量，主要通過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決策影響其海外市場績效。本文認為，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決策與創新能力密切相關，故選擇研發強度與無形資產進行第一階段選擇模型回歸分析。Cons_i代表其它控制變量，上述變量既需要納入第一階段選擇模型，也需要納入第二階段結果模型，包括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以及代表企業與時間固定效應的虛擬變量。第一階段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參與/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取1，不參與則取0。第二階段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海外市場深度與海外市場廣度，核心解釋變量是企業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取1，跟隨取0。

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5、模型6分別為Heckman兩階段模型估計下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深度與廣度影響的回歸結果，模型7、模型8則是OLS估計下的相應結果。模型5顯示，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深度影響的系數為2.510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海外市場深度是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的2.5倍，假設H_2a得到驗證。模型6顯示，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廣度影響的系數為-1.491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海外市場廣度是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的1.5倍，假設H_2b得到驗證。同時，OLS估計結果與Heckman兩階段模型結果相似。由上述分析可知，企業在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海外市場績效提升幅度也會有所差異。

3.4 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年份差異，借鑒司春曉等^[31]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逐年PSM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將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具體年份作為控制年份，選取其它樣本當年協變量指標作為基礎數據進行k近鄰匹配（k=3），最終得到由20個處理組、49個控制組組成的樣本集。其次，基于匹配成功的企業樣本，對原數據進行整合得到新的企業面板數據。最后，采用多期DID模型分析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并運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檢驗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差異化影響。

基于逐年PSM得出的樣本數據，計量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表5中模型R₁和模型R₂顯示，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深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企業海外市場廣度的影響則不顯著。模型R₃和模型R₄表明，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海外市場深度是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的2.4倍，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海外市場廣度是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企業的1.7倍?；谥鹉關SM樣本的多期DID模型、Heckman兩階段模型估計結果與原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原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4 結語

4.1 研究結論

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既是我國企業提升海外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渠道，也是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的必然環節。本文綜合運用傾向得分匹配、多期雙重差分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基于參與ISO與IEC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A股上市公司構建數據集，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結論：

（1）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深度拓展具有積極影響。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不僅能夠發揮企業產品的信號傳遞效應，降低海外市場業務推廣過程中的成本損耗，而且可以協助企業擴大以自有技術為核心的市場用戶基礎，從而助力其海外市場業務拓展。此外，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進一步促進合作網絡內部技術流動，進而為海外市場業務內容調整、結構升級提供技術保障。

（2）與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助于企業海外市場深度拓展。具體而言，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能夠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獲得更高的市場收益和地位，因而具有更高的海外市場深度。

（3）與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相比，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有助于企業海外市場廣度拓展。為融入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核心環節，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在海外市場拓展過程中會采取更具廣泛性的市場策略。同時，該類企業需要借助差異化海外市場助推國際技術標準擴散，因而具有更高的海外市場廣度。

4.2 理論貢獻

（1）深化了技術標準國際化相關研究，為準確理解技術標準國際化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一方面，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宏觀或中觀層面技術標準國際化對產業“走出去”的影響^[32-33]，忽視了微觀層面技術標準國際化與企業出口貿易的關系。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認為，國家積極對標國際技術標準能夠有效促進出口貿易^[10，34]，卻忽略了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行為在其中的作用。技術標準國際化理論發展不應局限于引用國際技術標準層面，而是需要拓展至主動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這一行為層面。因此，本文進一步探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行為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揭示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角色差異，進一步深化了技術標準國際化理論解釋。

（2）豐富了全球背景下技術標準制定行為在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研究中的應用，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以往相關研究不同^[8]，本文基于國際背景，綜合海外市場深度與海外市場廣度視角，探討跨國企業如何通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實現海外市場業務發展和海外市場布局，厘清了國際背景下技術標準制定行為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關系。另外，本文結合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角色差異，提出并檢驗主導/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差異化影響，進一步豐富了相關研究情境。

4.3 管理啟示

（1）專注海外市場業務發展的企業應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努力獲得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合法性。一方面，企業需要探索加速技術標準建設的知識流涌現機制，洞悉“技術—標準”轉換機理，以謀求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另一方面，企業需要進一步分析現有國際技術標準演化路徑及價值融合機制，探索構建標準鏈、產業鏈、資金鏈、價值鏈“四鏈”深度融合的標準參與規則體系。在此基礎上，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應構建基于自有標準的信號傳遞機制、產品運行模式和技術交流體系，從而驅動海外市場業務有序推進。

（2）“深耕”特定海外市場的企業需要關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主導權。企業應加快搭建基于自身技術的標準建設架構，構建合適的技術轉化模式與多元化知識融合體系，以鋪設基于自身核心技術的國際技術標準轉化路徑。同時，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可以通過制定契合海外市場業務發展階段的專利許可策略優化競爭環境，進而形成以專利為核心的產品生命周期循環模式。

（3）拓展海外市場既是企業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必然結果，也是企業在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由“跟隨者”向“主導者”轉變的必經之路。具體而言，企業需要加強對國際市場上現行核心技術的識別與分析，加大對相關互補技術的研發力度，進而提高自身技術與主流國際技術標準的契合度。此外，企業需要與擁有相關核心技術的企業共建國際技術標準合作框架，完善共創價值分配機制，以實施長遠的國際技術標準跟隨策略。進一步地，跟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企業需要構建基于多國市場的信息反饋機制，在實施優化產品與技術標準推廣策略的同時，為融入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核心環節提供支撐。

4.4 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雖然以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研發強度等指標控制了研究邊界，但忽略了戰略選擇、管理決策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企業海外市場績效關系的影響。具體而言，一方面，部分企業可能僅關注國內市場，對海外市場的需求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基于“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政策紅利，部分企業可能傾向于將發展重心轉向國家技術標準建設方面。因此，企業參與/不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管理決策和海外市場戰略差異會提高研究復雜程度，未來可考慮將企業管理層行為決策和戰略選擇納入研究框架。第二，本文研究樣本大多屬于制造企業，未來可圍繞其它行業企業進行分析，進一探討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BLIND K， MANGELSDORF A. Alliance formation of SM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2， 60（1）： 148-156.

[2] 侯俊軍，蔣晴. 中國標準的輸出與國際經濟合作[J]. 國際經濟合作，2015，31（5）：12-16.

[3] 宋明順，張華. 專利標準化對國際貿易作用的機理研究及實證——基于標準與國際貿易關系研究現狀[J]. 國際貿易問題，2012，38（2）：92-100.

[4] 劉淑春，林漢川. 我國制造業標準國際化戰略對策[J]. 宏觀質量研究，2020，8（6）：80-95.

[5] 任鴿，陳偉宏，鐘熙. 高管國際經驗、環境不確定性與企業國際化進程[J]. 外國經濟與管理，2019，41（9）：109-121.

[6] 董臨萍，宋淵洋. 高管團隊注意力與企業國際化績效：權力與管理自由度的調節作用[J]. 管理評論，2017，29（8）：167-178.

[7] 汪濤，賈煜，崔朋朋，等. 外交關系如何影響跨國企業海外市場績效[J]. 中國工業經濟，2020，37（7）：80-97.

[8] 凌艷平，辛曉丹，侯俊軍. 企業參與制定國家標準對其出口貿易規模的影響——基于上市公司數據的實證研究[J]. 財經理論與實踐，2017，38（1）：134-138.

[9] DAI H，ZENG D，QUALLS W J，et al.Do social ties matter for the emergence of dominant desig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and IRP enforcement[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8，47：96-109.

[10] MANGELSDORF A. The role of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1， 23（7）： 725-743.

[11] GANDAL N， SHY O. Standardizatio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2）： 363-383.

[12] BALLER S. Trade effects of regional standards liberalization： a heterogeneous firms approach[M]. Washington，DC：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13] MOENIUS J.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ambiguous： standards and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C].IATRC Summer Symposium，2006： 28-30.

[14] HUSSINGER K， SCHWIEBACHER F. The market value of technology disclosures to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J].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5， 22（4）： 321-344.

[15] 邢孝兵，徐潔香. 技術標準化的貿易保護效應[J].國際經貿探索，2010，26（6）：24-30.

[16] 程虹，劉蕓. 市場經濟中的標準秩序理論研究[J].宏觀質量研究，2017，5（4）：1-17.

[17] KWAK J， LEE H. The evolution of alliance structure in China's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2， 36（10-11）： 966-976.

[18] 禹獻云，李慶華. 破壞性創新、知識網絡與企業成長的動態關聯[J].信息與管理研究，2020，5（Z1）：10-21.

[19] 鄒思明，曾德明，張利飛，等. 網絡關系， 技術多元化與企業技術標準化能力[J].科研管理，2017，38（9）：12-20.

[20] 孫耀吾，蔣文兵. 基于技術標準的企業國際化路徑選擇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3，27（6）：118-122.

[21] VIALLE P， SONG J， ZHANG J. Competing with dominant global standards in a catching-up context——the case of mobile standards in China[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2， 36（10-11）： 832-846.

[22] 謝芳，潘家棟，包海波. 基于聯盟的數字產業技術標準國際化路徑研究——以昕諾飛為例[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2，39（18）：50-59.

[23] RANGANATHAN R， GHOSH A， ROSENKOPF L. Competition-cooperation interplay during multi-firm technology coordination： the effect of firm heterogeneity o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 technology standards organiz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12）： 3193-3221.

[24] 謝文棟.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的經驗證據[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2，39（20）：131-140.

[25] 舒輝，高璐. 專利與技術標準協同轉化的核心問題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33（21）：111-116.

[26] WIEGMANN P M， DE VRIES H J， BLIND K. Multi-mode standardisa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Research Policy， 2017， 46（8）： 1370-1386.

[27] 王彥芳，陳淑梅. 國際標準對于中間品貿易的影響研究—來自ISO9001的經驗證據[J].國際經貿探索，2017，33（7）：45-59.

[28] 陳立敏. 國際化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爭議——國際研究評述[J].南開管理評論，2014，17（5）：112-125，160.

[29] ORTIZ-DE-MANDOJANA N， BANSAL P.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8）： 1615-1631.

[30] MAO D F， LI J， PENG F， et al. R&D input and cooperate TFP：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SM and GPM methods[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4： 134-144.

[31] 司春曉，孫詩怡，羅長遠.自貿區的外資創造和外資轉移效應：基于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SM-DID）的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21，44（5）：9-23.

[32] KASIRI L A， CHENG K T G， SAMBASIVAN M， et al. Integr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 impact on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J].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17，35： 91-97.

[33] JEONG I， KIM E， SEO 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irm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duct strate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 2018， 2（1）： 15-24.

[34] 劉淑春.技術標準化、標準國際化與中國裝備制造走出去[J].浙江社會科學，2018，34（8）：16-26.

（責任編輯：張 悅）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Establishment on

Enterprise Overseas Market Performance

Zhou Qing¹，Chen Peifu¹，Wang Li²，Yang Wei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 Zhejiang Lab，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varieties among overseas market participants，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ITS） gradually become the primary benchmark for consumers to identify and select products. Currently， the key task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markets is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ir overseas market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and then optimize the corresponding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in relevant studies that the enterpris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are more capable of realizing network effects， expanding patent benefits， and shaping corporate image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stimating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in the overseas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establishment. Moreover， participation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is the core to determining whether enterprises can integrate into the operation of IT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strategy selection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in the overseas market expan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regards ITS a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expand overseas markets and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on th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in overseas market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TS establishment and overseas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Drawing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TS particip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markets. To strengthen the breadth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ampl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and the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SO and IEC are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in most fields in the world such that they have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markets. The list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of ISO and IEC from 2012 to 2020 is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Standards Committee， and matched with the basic data and financial data of enterprises from Flush Database and CSMAR Database. According to the enterprise's ITS establishment and overseas market performance data，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tested b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ulti-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and Heckman's two-stage model.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ree aspects. （1） Participation in the ITS establish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hancing the depth of overseas markets for enterprises. （2） Compared with following the ITS establishment， leading the ITS establishment extends the depth of overseas markets for enterprises. （3） Compared with leading the ITS establishment， following the ITS establishment expands the breadth of overseas markets for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roadens the research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TS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markets. Moreover， it provides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overseas market strategies. First，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overseas market business development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TS and strive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formulation of ITS. Second， enterprises that are devoted to developing specific overseas markets need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obtain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ITS.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establish a standard construction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ir own technological operations， and mak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models and diverse knowledge fusion systems suitable for enterprises to lead the formulation of ITS. On the other hand， for enterprises that lead the formulation of ITS， it is essential to optimize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by formulating patent licensing strateg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overseas market business， and make a product life cycle model with a focus on enterprise patents. Finally， enterprises need to adopt reasonable strategies?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ITS.

Key Words：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Overseas Market Performance;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PSM-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