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式現代化賡續發展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涵與價值意蘊

陸衛明,王方偉,于晶晶

西安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49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盵1]中華文明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忽視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聯系,中國式現代化就會失去其“中國特色”而成為一句空話。當今中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深入闡發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深刻內涵并揭示其現代價值,不僅對于傳承中華文明基因、賡續中華民族精神血脈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對新時代厚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明根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均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邏輯理路

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豐厚土壤的中華文明,是迄今已綿延五千多年而未曾中斷、富有創造的“連續性文明”,這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極為罕見的。當然,連續、不間斷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發展從未遭遇過危機與挑戰,如今熠熠生輝地展現在中國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經受一次次血雨腥風洗禮后不斷自我更新、創新發展的結果。中華文明的浴火重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化與文明發展交互關系的科學論述,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與文化創新的高度自覺,同時,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景下筑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根基也倒逼中華文明適應時代需求、進行積極“揚棄”,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現代轉型。

(一)理論邏輯:現代化與文明發展的交互作用

現代化是指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其核心問題是“人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較少直接用“現代化”一詞,但多次使用“現代的”“現代”“當代”等術語,以表明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盵2]3在“資產階級”前冠以“現代”二字,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進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發展(即資本主義現代化)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中固有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論證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會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漸加劇的貧富分化、形式民主而實質不民主、個人主義與拜金主義盛行、精神空虛與道德墮落、社會公平正義缺失、人與自然關系嚴重惡化、對外血與火殖民掠奪、不平等的“中心—依附”型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等問題,從而背離“人的解放”目標而轉向“人的壓迫”和“人的奴役”局面。

列寧指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去考察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盵3]86馬克思運用其創立的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剝削本質和必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發展趨勢,從而賦予現代化以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唯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向縱深發展,才能真正確?，F代文明沿著“全人類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正確方向發展。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明確指出:“從做生意和金錢中解放出來就會是現代的自我解放了?！盵4]192為實現“現代的自我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以“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5]9取代“雇傭勞動”,建立一個勞動自由、“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6]63的共產主義社會,為實踐層面社會主義現代化方案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提出了“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后來在斯大林時期正式形成了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即“蘇聯模式”,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即西方模式形成了明顯對照。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強調要在本國既有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文化基礎之上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建設道路。馬克思就曾明確表示自己并不贊同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5]730,因為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國情決定了各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文明的發展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只能在社會已有的物質和精神資料的基礎上歷史地形成和發展起來,并不可能超越既定的歷史條件。1854年,恩格斯針對俄國的文明建設批評道:“在半野蠻的國家里,為了在國家半野蠻的水平上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觀所作的人為的加速進展和巨大努力,看來已經使這個民族精疲力竭并使它害上了類似肺病的病癥?！盵7]625對忽視社會生產力和文明發展水平、企圖人為加速文明發展進程的行為的批評,說明文明發展要立足于社會既有的物質和精神條件,在原有社會基礎上遵循文明發展的客觀規律,否則只能如俄國文明建設一樣適得其反。因此,各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傳承傳統文明與優秀文化,是現代化建設中的應有之義,既有助于為現代化提供契合本國實際和歷史文化傳統的經驗教訓與路徑啟示、減小現代化進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有利于以現代化為主體和參照系推動傳統文明的現代轉型、實現文明的歷史傳承與創新發展。

此外,唯物史觀認為,文明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的產物。文明的創造主體是人民群眾。唯物史觀將人從費爾巴哈口中“抽象的人”轉變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8]36,在認識人的“現實性”的基礎上,深刻揭示了人民在人類文明創造全過程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確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盵9]1041847年,馬克思又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人民是“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也是“劇作人”[10]227。正是由于深刻認識到人民是文明創造的主體,科學社會主義才強調現實的階級革命要與工人運動充分結合,發揮人民的力量與作用并維護人民利益,實現由人民共享文明發展成果。

(二)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與文化創新的高度自覺

古代中國,勤勞勇敢、富有創造精神的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創造了光輝璀璨的中華文明,并通過張騫出使西域、鑒真東渡、玄奘取經、鄭和下西洋等文明交流舉措促進中外文明與文化的雙向傳播,在發展自身文明的同時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近代以來,以農耕文明為主要標志的中華古老文明遭受了西方工業文明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中華民族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生存危機。費正清指出:“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一場廣義的中西文化沖突?！盵11]256這種說法雖不盡全面和準確,尤其是抹殺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以及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強大內在動因,但的確道出了近代中國在中西文明沖突這一歷史大背景下社會歷史變遷的部分真相。由于當時中華農耕文明在整體發展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工業文明,加上國內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和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12]86,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洗刷國家恥辱、挽救民族危亡,無數志士仁人開始探索救亡圖存之路,并積極探索中華文明發展出路,紛紛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學習西方現代化經歷了“言技”“言政”“言教”三個階段,從器物、制度、精神層面層層深入,“第一期,先從器物感覺不足”,“第二期,從制度感覺不足”,“第三期,便從文化感覺不足”[13]833-844。從文明發展角度來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時期實際上是一部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模仿踐行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但是,實踐證明這并非振興中華文明的有效路徑,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在中國走不通。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由于近代中國的志士仁人對中華文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知不充分,在中西文明碰撞與文化沖突過程中缺乏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信,甚至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邁入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從而主張“西化”“全盤西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文化自卑與民族虛無主義泛濫。無數仁人志士在盲從借鑒中陷入了一個嚴重的認知誤區,即只知強調打開國門、吸收借鑒外來成功經驗,卻不知“借鑒和吸取所有外來成功經驗,歸根結底,都必須使之能和……中華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14]142,否則任何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就會因缺失中華文明的根基而遭受失敗。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的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事業有了穩固的領導核心,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由此開啟。林尚立指出:“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強大領導力量,不但不可能形成統一、穩定的發展,甚至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轉型都有困難?！盵15]51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這是歷史的結論。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先進本質、發展方向與前途命運。中共二大明確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明確了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方向指引。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辯證地闡述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在關系,論證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過渡性質的社會并最終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實現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與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與面貌,為中國獨立自主地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塑造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現代化是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一化三改”的實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等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探索,為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文明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寶貴的實踐經驗。在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鄧小平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重大命題并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有力破除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禁錮,通過改革陳舊僵化的體制機制、積極擴大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極大地促進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同發展。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重大時代命題,對其科學內涵、根本特征、本質要求、重大原則、實踐路徑等作了系統闡述,并科學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辯證關系,提出全面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為中國式現代化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全面、系統、科學的思想和理論指導。

文化自覺、歷史自信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精神前提?！拔幕杂X”是費孝通于1997年正式提出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自知其文化,這不僅要求人們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認知、對本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自信,還要求在文化交流與溝通中反思借鑒他國文明,從而把握文化發展的未來趨勢與客觀規律,并主動承擔起發展文化的歷史重擔。具備高度的文化自覺是文化得以持續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前提條件。中華文明之所以能順利實現現代轉型并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鮮明的中國特色,與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與文化創新的高度自覺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文明的忠實傳承者與弘揚者,具有高度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覺。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有著深刻的了解,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備高度的文化自信。例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人民至上”這一科學社會主義最核心的價值為指導,充分繼承發展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并結合中國實際探索形成了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周恩來將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與中華文明中的“和而不同”“協和外邦”“親仁善鄰”等思想精華相結合,在萬隆會議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外交方針。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借鑒《詩經》中的“小康”一詞,將這一蘊含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希冀的詞語轉化為現代化的“三步走”目標之一。這些均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自信和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文明交流互鑒的正確態度,善于在各國文化交流互動中敏銳把握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方向和規律。在吸取近代中國各種救亡方案失敗的經驗教訓和反思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種種弊端的基礎上,堅持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牢牢掌握并運用“兩個結合”重大法寶,成功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之路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之路。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具有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與文化創新的高度自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找到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和革新之路,展現出新的強大的生命力。

(三)現實邏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需求

進入新時代,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縱深發展,還需要“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1],這與新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征和迫切要求密切相關。從國際局勢看,“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6]539。一方面,當前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社會信息化高速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在經濟、文化、氣候、生態等領域全面展開且逐步深化,彼此之間的摩擦和碰撞也隨之增多,部分地區局部戰爭連綿不絕,世界范圍內諸如生態惡化、能源短缺、恐怖主義威脅、傳染病蔓延、全球氣候變暖等非傳統國家安全問題也紛紛出現,給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世界將何去何從再次成為人類面臨的時代之問。另一方面,動蕩不安、風云變幻的局勢中也蘊含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破解世界治理、發展難題的方案成為考驗各國文明先進與否的重要標準,世界文明之間的激烈碰撞也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創造與國際傳播提供了重要條件和渠道。從國內形勢看,當前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期,能否深刻認識世界文明發展規律與趨勢,在紛繁復雜的國際亂象中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巨大發展機遇,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時代特征要求中國必須在西方現代化思潮仍占據國際話語主導權而又弊端叢生的背景下,為解決世界發展危機、治理危機、安全危機等阻礙全人類共同價值實現的難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既是提高中國國際地位、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迫切需要,也是為人類尋求新的發展道路、實現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的情形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智慧與成功經驗在向國際社會傳播的過程中遇到巨大阻力,“很多發達國家視其為一種威脅,認為中國正破壞著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來的游戲規則”,因而不惜用“新殖民主義”“搞全球外交”“權威資本主義”等詞匯抹黑中國的現代化模式,而“很多發展中國家陷入西方話語體系多年,那里的人們很多還是相信西方的話語”[17]105-106。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發展中國家與地區還因將西方現代化模式生硬植入本國而飽受貧富分化、政局動蕩甚至戰火連綿之苦。這一切都倒逼我們必須充實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話語體系。因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挖掘中華文明內蘊的與現代化建設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與道德規范等相一致的文明基因,把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在發展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厚植中國式現代化文明根基,創造穩固屹立于世界舞臺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新時代的重大課題。

二、中國式現代化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涵

《詩經·大雅·文王》有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瘪T友蘭以“舊邦新命”來闡釋中華民族文明重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傳承發展中華文明,主要要以“第二個結合”為視角,在深入挖掘闡發中華文明的文化精髓與精神標識的基礎上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基,從中華文明久遠的歷史縱深和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建構起理論基礎穩固、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對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與過去一切運動相比較,無產階級運動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8]39。人民至上是科學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核心價值。區別于西方現代化資本至上的邏輯起點,中國式現代化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根本價值主張,并將之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就將“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與執政信條?！皥猿职l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36,這直接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主體和惠及對象。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歷史創造和發展的主體,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強調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創造,生產出豐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促使現代化的順利實現;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理念,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27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這里的“人民利益”既涵蓋物質利益,又囊括精神利益。在物質利益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通過宏觀的戰略調控和政策調節,逐步縮小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沿海和內陸之間的發展差距,促進收入分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均等化。在精神利益層面,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政治參與的權利;通過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為人民提供喜聞樂見的優質文化產品;等等。由此可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精神與人民情懷,體現出與西方“資本至上”截然不同的“人民至上”的邏輯起點。這一邏輯起點的出現絕不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主張下忽視本國歷史文化傳統憑空創造的結果,相反,它是中國共產黨在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指導下,深深根植于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積極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并對其進行發展轉化的結果。

縱觀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民本主義思想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時期,中國古代先賢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觀點,將人民放到了與天平齊的地位。隨著西周的衰落和分崩離析,先秦時期的社會動蕩催生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盛象,民本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發展。老子指出:“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第四十九章》)孔子提出“仁者愛人”主張,要求君主為政以德,推行“仁政”。孟子則在孔子“仁學”思想的基礎上,通過總結堯舜和桀紂得失天下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 的觀點,闡述了“得其民”對鞏固統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進而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的民貴君輕思想,在世俗統治秩序下將民置于君之前。荀子也提出“立君為民”,指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并引用孔子以舟水關系比喻君民關系的著名格言,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人民對君主統治命運的掌控和決定性作用,從而教導統治者要“以民為本”“愛民如子”。深知人民在國家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對維護人民利益極度關注?？鬃訌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方可實現安邦定國、國家富強的目標。墨子也表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墨子·非樂》),要求統治者“省刑罰,薄賦稅”,使人民安居樂業,如此方可穩固政治統治、維護社會秩序。管子倡導“取民有度”,指出“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達”,否則,“國雖大必?！?《管子·牧民》)。由此可見,中華文明儒、法、道、墨各家均彰顯著“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理念,無不將其各種思想主張落實、歸結到贏得民心、發揮民力、維護民利之上,儒家更是強調“人事為本”(《全后漢文·卷八十九》),認為“人是社會生活之本”[21]215,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價值支撐。

(二)中國式現代化總體布局對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離不開新時代強調貫徹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指導思想,也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引領,不僅適合國內治理,而且適合國際治理。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中國式現代化堅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建設協同推進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全面、具體、科學、有效的建設方向和著力點。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抓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實質上就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同推進的文明建設主張在實踐層面的總體戰略規劃。五大文明建設亦不是脫離于中華文明由今人憑空創造的產物,其內含的理念與價值不僅生動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主張,而且閃爍著中華五千余年文明的智慧光輝,是深度貫徹落實“第二個結合”的光輝典范。

第一,政治文明建設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民為邦本”“德法合治”的政治價值。中華文明內蘊“民本”“德治”“法治”等政治理念,對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茖W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認為,“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22]28。這是極端虛偽的、片面的、畸形的、殘缺不全的民主,而社會主義民主“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22]30。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政治建設的主體內容,旨在充分保證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權,實現最真實、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進而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國家主人翁的地位。這一民主觀,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為指導,批判性繼承發展了中華文明內蘊的“民為國之本”“以民為貴”等政治理念,使中華傳統文明重新在當代中國煥發出生機與活力。而就治國理政而言,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歷來認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從來離不開“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中華文明歷來主張“禮法合治”“德刑相輔”“儒法結合”,不僅強調推行“仁政”“以德治國”,亦強調“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管子·任法》),為中國式現代化政治建設中“德法并重”提供了重要思想借鑒。

第二,物質文明建設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價值導向。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根本原則之一。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新時代更強調以高質量發展為戰略目標與首要任務。這一方面堅守了科學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原則,另一方面也內蘊著中華文明“利民”“富民”的思想精華與文化基因。習近平明確指出:“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盵23]471中華文明歷來強調,為政者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孔子曾把“富”與“庶”“教”并列作為國家治理的主要途徑之一(《論語·子路》),孟子也提出“制民之產,使民有恒產”(《孟子·梁惠王上》)的經濟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所需,這些思想均為當代中國的物質文明建設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文化基礎。

第三,精神文明建設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價值內涵。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建設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指導,遵循文明多樣性原則,積極與各國文明交流互鑒,批判性繼承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發展具有“三個面向”特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與中華民族強烈的開放性、包容性的文明特質息息相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禮記·中庸》),孟子強調“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講的就是這種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在國際關系層面上,老子曾言“大邦者下流”(《道德經·第六十一章》),彰顯了大國平等對待小國、求同存異的天下胸懷?？鬃右舱f“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篇》),體現了中華文明在對外關系中對“修文德”文明交流的重視?！昂秃瞎采薄昂投煌笔侵腥A文明開放性、包容性特質的集中體現,這被著名學者張豈之先生稱之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一大特質——“會通精神”。中華民族歷來主張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大地般寬廣的態度來承載萬事萬物,平等對待世界各國文明,并吸收外來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以推進自身文明的發展,為新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相當積極、豐富的精神憑藉。

第四,社會文明建設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財富均平”“社會大同”的思想基因?？茖W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建立一個財產共有、勞動自由、“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4]297、社會關系高度和諧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建設以科學社會主義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為指導,強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重視保障民生、維護民利、增進民祉,追求公平正義。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24]147,“富者愈富、貧者愈窮的局面不僅難以持續,也有違公平正義”[25]524。這些現代化建設理念一方面充分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也深刻蘊含著中華文明中的財富均平、社會大同的思想基因。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構建大同社會的殷切期盼,希望建立一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人民的生活富有、財富共享、社會關系和諧亦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價值追求。此外,中華文明基因中內蘊的“以義制利”的文化取向也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防止社會兩極分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文基礎。

第五,生態文明建設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理念?？茖W社會主義價值主張始終秉持“人和自然界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理念[26]78。馬克思認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6]52。恩格斯也指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7]384。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生態觀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無疑是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相結合的智慧結晶。中國古代先哲們十分重視探尋自然發展規律,強調順應自然,積極謀求人與自然和合共生之道。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23]471。老子提出“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要求人們尊重天道、順應自然;《論語》中描寫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孟子也說“不違農時”(《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斧斤不入山林”(《荀子·王制》);張載更提出了“民胞物與”的思想。中華文明中生態倫理思想相當豐富,總體上可用“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來概括,為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

(三)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上的價值追求對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

在當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盛行的國際社會中,發展中國家和部分后發現代化國家由于現代化起步較晚,綜合國力較弱且國際話語權較低,在與西方現代化強國分享世界經濟發展成果時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常常成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列強的商品傾銷地和原材料供給地。在西方列強忽視各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大肆推廣其所謂的“普世價值”和“現代化戰略”的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成為列強“強制推廣”和“民主試驗”的犧牲品,使這些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與西方現代化建設追求所謂的“普世價值”或“某國優先”的現代化價值趨向不同,中國式現代化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為目標。這一價值追求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和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利益關切上,展現了義利合一的中國智慧;另一方面體現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具體實踐中。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6月,中國已經與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截至2022年底,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達571.3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42.1萬個就業崗位?！耙粠б宦贰背h真正成為各國和平共處、共商共建、友好合作、互利共贏的良好平臺,不僅強化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利益與情感聯系,也為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天下一家”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同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主張和中華文明所追求的價值觀念相結合的產物?？茖W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國際關系上主張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并且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中國式現代化在處理國際關系中所展現的和平發展、協和萬邦、親仁善鄰、開放包容等價值內核,既是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中國際關系主張的現代體現,也是中華文明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上的價值追求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是中華文化的內在基因?！盵28]134一方面,中華文明崇尚和平、和諧,“和合”文化源遠流長,由此派生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等內容;另一方面,中華文明歷來秉持共同發展的價值理念,“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義高于利”、“義利合一”等觀念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和平性質與中華文明中的和平基因相結合,規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永遠不會走上如西方國家那樣“國強必霸”“以鄰為壑”的現代化老路。

第二,兼容并包的文化觀念。習近平指出:“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盵28]135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有容,德乃大”(《尚書·君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述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傳·象傳上·坤》)等,共同孕育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文化特質和海納百川的天下胸懷。中華民族歷來懂得,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互動碰撞中激起創新的火花,為推動本國及人類文明車輪的前進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觀,并積極傳承發展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文化態度,秉持互鑒共榮的價值理念,積極主動地與外來文化溝通交流。

第三,胸懷天下的世界情懷。中華文明歷來具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世界大同理想?！氨Ｌ煜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章句上》)等警世格言,造就了中華民族心憂天下、關懷世界的精神品格與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以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為終極理想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文明中的天下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兩者之間的融通結合共同造就了中國式現代化胸懷天下的世界情懷。

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價值意蘊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在世界文明與中華文明相互激蕩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發展,對傳承弘揚中華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發展進步均具有重要價值。

(一)厚植中華文明的發展根基,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蘊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而來的,“兩個結合”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1]。進入新時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世界局勢更加險峻,為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持續推動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積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力促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必須用好“兩個結合”這個最大法寶。而堅持高度的文化自信,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治國理政智慧,揭示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點,實現兩者的榫卯結合、互補共進,用中國道理闡釋中國經驗進而凝結升華為中國理論,則是進一步用好、用透“兩個結合”法寶的本質要求和最重要抓手。

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與新時代的偉大變革中,中國共產黨運用“兩個結合”法寶,堅持“政治秩序與精神秩序建構上的獨立自主”[29],充分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從而創造了“中國奇跡”。一方面,在中華文明中注入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主張,以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力元素,使其能夠突破自身發展的瓶頸以更好適應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與新時代偉大變革的需要,尤其是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深厚的中華文明根基,中華文明也因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結合而具有了現代文明形態,從而實現了五千多年古老文明的賡續發展與現代轉型。諸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開拓創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德法并重、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自我革命等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治國理政思想和方針舉措,均蘊含了豐厚的中華文明基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不僅有力助推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文明復興的歷史進程,而且極大創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對講好中國故事、擴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影響力、傳播力發揮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在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深入挖掘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共通之處,將馬克思主義這一外來“主義”創造性轉變成了為中國人民所易于理解、喜于接受、樂于信仰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信仰在中國的持續擴大奠定了堅實的大眾文化心理基礎和群眾基礎,其現實表現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最終成為引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偉大變革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與此同時,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傳承中華文明也體現了對文化發展主導權的掌握。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在增強民族認同感與歸屬感、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馬克思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盵10]178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傳承中華文明,是主動發展轉化本國優秀傳統文化,使其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求的重要體現,既有利于在“第二個結合”中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筑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文化根基,也有利于在西方現代化思潮強勢輸出、文化滲透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牢牢把握本國文化和文明發展的主導權,維護意識形態與文化安全,為中國式現代化厚植中華文明根基。

(二)打破西方國家“現代化=西方化”的文明神話,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提供多元現代化路徑

長期以來,西方現代化理論占據著世界現代化話語體系的主導地位。西方各國憑借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的出場順序和優勢,鼓吹“西方文明優越論”“西方中心主義”論調,其強勢的現代化理論和文明模式輸出致使世界逐漸形成“現代化=西方化”的歷史認知,但這實質上是一種忽略各民族、各地區、各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與創造性,對現代化實現路徑進行強制固化和單一闡釋的資本主義騙局。這場騙局,一方面會導致世界人民對現代化的理解必然與西方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涌現的殖民掠奪、侵略擴張、霸權主義、生態惡化、貧富分化、拜金主義盛行等弊端相掛鉤,造成人們對“現代化”的片面理解和污名化;另一方面,也會導致部分為西方現代化理論所“洗腦”的民族、國家和地區不顧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實際國情,片面地生搬硬套西方式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和路徑,最終不僅會因不適宜當地實際情況而致使現代化建設的中斷和失敗,甚至會因西方式現代化理論與當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之間的內在沖突而致使國家、地區或民族戰亂沖突不斷、社會矛盾滋生,“拉丁化陷阱”就是實踐明證。

中國式現代化在“兩個結合”中獨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發展之路,打破了世界范圍內長期存在的“現代化=西方化”這一由西方國家刻意營造的文明神話,突破了資本主義文明話語體系下的“單一現代化”觀念,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提供了多元的現代化建設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30]22。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在繼承中華民族“民本”“共富”“道法自然”“和平發展”“兼容并包”等文明基因的基礎上,以其自身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成果向世界人民證明了“共同富?！薄叭伺c自然和諧共生”“物質與精神文明相協調”“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現代化是可以實現的,現代化與貧富分化、生態惡化、資源貧瘠、物質私欲極端膨脹、殖民掠奪與擴張等西方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暴露出的問題并不是相伴隨而生的,兩者之間并不具有必然的聯系,從而洗去了西方式現代化使“現代化”背負的污名,引導世界人民樹立了對“現代化”的正確認識,也有利于打消世界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和疑慮,進一步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經驗的國際傳播,鼓舞更多的后發現代化國家擺脫西方現代化話語體系的束縛,更加積極主動地探索適合本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從而為解決世界治理危機、安全危機、和平危機等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案。

(三)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傳承發展中華文明,是中國共產黨人以充分的歷史主動精神將現代社會主義文明與中華傳統文明相結合從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動體現。中國式現代化以維護人民利益為邏輯起點,以五大文明共同發展為主體結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明,既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也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文明,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方向。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社會主義新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文明建構的邏輯起點、主體結構以及價值目標三個方面。在邏輯起點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中人民至上的邏輯,批判性地汲取、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中“民為邦本”“利民”“惠民”“安民”“富民”等治國理政思想與實踐成果,強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邏輯起點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則秉持資本主導的邏輯,以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為手段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利益,其邏輯起點是資本的無限增殖。在主體結構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以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為引領,強調五大文明協同推進、共同發展,從而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最終解決的新文明形態。資本主義文明則是重視物質主義、形式民主、對外掠奪而輕視精神文化、實質民主、社會道德以及生態文明的舊文明形態,從其現代化建設中暴露的民眾精神空虛、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等問題可見一斑。在價值目標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和發展的終極理想,創造性地吸收了古代“大同”理想和天下觀中“天下一家”的思想精華,堅持放眼世界、胸懷天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目標。資本主義文明則在傳播“普世價值”的虛偽外衣下刻意營造“東方從屬于西方”的話語體系,以傳播“西方文明優越論”和實現霸權主義統治為目的,反映了其狹隘的利己主義的本質特性。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傳統社會主義文明的超越,主要體現在其不再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版,不再拘泥于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是堅持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實踐和文化傳統、堅持“兩個結合”的新的文明與文化發展理念和模式。此外,相較于蘇聯模式下的傳統社會主義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更多呈現了對片面強調制度對立與意識形態對立的超越,堅持以文明對話、交流替代文明沖突、隔閡,在不同文明對話中取長補短,彰顯了中華文明中“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