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特質:基于三重向度的比較論析

劉 儒,劉啟農,向瀟璇

西安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49

現代化一般被視為一個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當現代化的各種模式在世界上展現時,中國……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1]1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依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順應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潮流,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辛努力,探索出一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逐步實現了人民富裕和國家富強。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科學、系統的總結概括,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22,特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2]23,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色與價值取向。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以和平發展為鮮明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明顯挑戰了以“西方優先”為基調的單邊主義準則,破解了西方“資本至上”的價值內核,實現了對西方國家走戰爭、殖民、掠奪式現代化道路的全面超越,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從價值觀、實踐觀和世界觀三重向度對中西現代化進行比較性論析,對于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發展的鮮活特質,構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利互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價值。

一、價值觀向度的比較:“自我優先”與“命運與共”

十八世紀以來,伴隨第一次工業革命引致的人類生產方式和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西方國家率先跨入現代化行列,塑造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形成了“西方優先”的世界秩序。在此之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代化幾乎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西化”?！拔鞣较冗M社會產生的最初影響是那么深刻,以致其他社會往往傾向于拋棄自己的制度而去全盤照搬西方先進社會的制度?！盵3]5但是,在西方“普世價值”的引領下,他們宣稱的所謂民主自由、和諧發展、世界共生的現代化理想藍圖非但沒有實現,反而造成了意識形態分歧、發展觀念分歧、貧困鴻溝和文明隔閡等困局。而中國基于獨特的、和平的歷史文化基因,破除了西方現代化“自我優先”的思維定式,倡導全人類共同發展、和諧和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理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一)西方中心主義衍生出“自我優先”的擴張征服式現代化道路

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并非憑空出現,而是源于西方文化文明的基因,并伴隨其工業化、殖民化漸成體系?，F代西方文明進一步固化了這種思維方式,走出了具有對外擴張特征的西式現代化道路,旨在構建一個以“西方優先”為準則的國際秩序。然而,西方一再推崇的“普世價值”非但沒有造就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相反,“西方優先”原則及其單邊主義強權政治致使西方內部“無節制的衰退”,也對“和平與發展”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訴求構成威脅。

第一,西方擴張式的現代化源于以西方為中心的經典價值體系。理解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觀念,需要從西方文明初始思維模式及其運演邏輯中洞察其深層機理。西方文明在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基礎之上漸成體系,其核心價值包括理性、科學、自由以及對自身文化的絕對認同。古希臘時期,哲學家視哲學理性為通往真理之途。黑格爾對此評價道,世界歷史的開端源于古希臘,因為那里存在“理性”的自我實現,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動力和目標。中世紀后,基督教教徒將形而上學與基督教要義融會貫通,將理性與神學相結合,認為上帝是凌駕于萬物之上的永恒,強調“主客對立”,并自認為肩負了“同質化”全人類為上帝子民的重任,以傳教士、十字軍等方式向“未開化”的國家民族侵略擴張,現代西方文明的擴張性也來源于此。文藝復興后,啟蒙運動進一步批判了專制、特權和愚昧,但同時強化了“理性”“科學”和“自由”的權威性?，F代大工業的力量“打破民族的藩籬,逐漸消除生產、社會關系、每個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點”[4]585。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現代西方文明自定義為集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和工業文明之精華而萃取出的“普世文明”。伴隨著西方內部民族、種族優越感的日益強化,其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嬗變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具體而言,基于特定歷史文化和階級利益基礎,西方世界自認西方文明引領世界文明,代表了人類的發展方向,故而西方信奉的價值觀為全人類普遍適用的“普世價值”。近代以來,黑格爾、蘭克、孔德、韋伯、雅斯貝爾斯等人進一步對“西方中心論”進行了精巧論證,旨在構建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并將這一體系冠以毋庸置疑且絕對標準的人類范式。關于該范式的最終目標,吉爾伯特在《美學史》中有過詳細的表述,即在一定范圍內,保持最高層級的存在,即統治者的地位。雖然湯因比、巴勒克拉夫等西方史學家明確指出“西方中心論”失之偏頗,但現代西方文明仍然繼承了“西方中心論”的精神內核,以“非此即彼”與“主客二分”的價值觀為導向,走向了與“自由平等”相去甚遠的自反道路。

第二,西方擴張式現代化決定了西方文明在與人類文明互動時充斥著“優先性”和“統治性”。馬克思批判道,“文明時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5]196,并且“強迫可用于蠻族人”是西方國家信奉的達爾文主義一以貫之的處世法則,因此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方式亦是司空見慣的。工業革命后,在工業制造業與軍事實力的加持下,西方國家以輿論滲透、價值觀同化、暴力征服等手段在全球范圍開啟了泯滅人性的殖民擴張,確立了歐洲—大西洋的世界權力中心和地緣政治中心地位,形成了一個全球依附于英國的世界殖民體系。伴隨著“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6]404,個體與個體不平等上升至文明體之間的不平等,創造出全球范圍內不平等的文化體系,制造出“西方優越”的假象,也讓其內部自我優越感達到頂峰。馬茲利什提出:“歐洲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是出自上帝旨意的事實?！盵7]62韋伯宣稱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理性主義[8]4。由此可見,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范式中,任何文明和民族都是西方文明多元文化的裝飾品,無法擺脫依附于西方文明的宿命。近代大國崛起的實質都是西方內部勢力范圍的重新劃分,無論歐美存在什么樣的分歧,都會繼續保留價值取向和身份共識,決不允許“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將由太平洋的新興大國體現”。當今,美國維系了歐洲—大西洋的核心地位,它在維護“西方主宰”精神內核的問題上與西歐一脈相承,加之其后來居上的絕對實力,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地認同了“美國優先”的國際秩序。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斯皮克曼的“圍堵理念”等地緣政治思想都集中反映了美國對“控制全球”的渴望。此外,福山等學者以西方為中心的專制主義話語導向向其他文明灌輸所謂“歷史終結論”觀點,以維護和鞏固西方文明的優先地位。這種“以西為尊”價值觀的輸入和泛濫致使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逐漸喪失文化獨特性和文明主體性,被動接受現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這一理念,時至今日,部分國家和地區實質上仍然是西方的殖民地或代理國。

綜上所述,西方現代化浸潤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土壤中,對整個世界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是“主客二分”,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種現代化道路必然攜帶種族、文明、宗教、環境等優越性的歷史基因,帶有先天的排他性、擴張性和野蠻性。當前,西方文明已呈現下滑趨勢,西方世界陷入整體性焦慮。為維護西方優先的國際價值體系,美國大搞極端利己主義、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以極限施壓、科技封鎖等政策措施打壓他國發展,導致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嚴重問題,讓全球新舊矛盾交織,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發展前行。西方陷入的困境印證了其價值觀無法為人類共同發展提供有效精神指引,無法為全球治理提供合理方案。未來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不能是西方獨大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而應是以和平與發展、全人類共同繁榮為主旨的多元世界。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特質

馬克思曾指出:“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9]44,從根本上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始終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價值準則。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西方優先”的世界秩序并非凝聚人類共識的良策,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價值基礎的擴張式現代化道路,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與災難。而中國自古倡導“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文化理念和處世價值,中國共產黨更是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充分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力量,凝練概括了全人類的基本價值共識,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走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特質源于“命運與共”的價值基礎。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命運與共”的觀念基石。馬克思的“共同體”“世界歷史”和“人的解放”思想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學指引,強調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消除一切不平等和剝削狀態,最終建立自由全面發展的“聯合體”,塑造“命運與共”的統一體。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最具標識的載體。在中國古代百家思想中,“和”文化始終是個人、社會乃至國家應該遵循的價值準則?？鬃釉凇墩撜Z·子路》中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將與周圍保持和諧融洽的關系視為君子的重要美德。老子在《道德經》中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將“和”上升為宇宙本體論層面,認為“和”是萬物相生相育的內在要求和存在狀態。墨子也主張“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與“天下兼相愛”的價值理念以實現和平發展。最后,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近代中國也是在西方欺凌壓迫下開啟現代化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正視文化、文明的差異性,汲取和借鑒其他文明的精華,形成了與日本“轉向型文明”不同的“回心式文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旨在打造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形成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導向的新文明觀,為推動走和諧共生、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南。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特質決定了中華文明在與世界其他文明互動中彰顯著“包容性”和“互鑒性”。當前,西方文明“自我優先”價值體系中的“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等觀點仍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一定影響力,不平等的世界文明體系依舊存在。對此,習近平指出,“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10]259,任何文明都有其價值的獨特性。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再次強調,要“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2]21,廣泛凝聚人類共識。中國共產黨主張世界各國共建互惠互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各國人民共享世界現代化發展的豐富成果,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將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前途命運相結合的深遠智慧。由此可見,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特質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自我更新,這是一個平衡當前國際社會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不平等對話的過程,也是一個現代化文明結構重構的過程。對于西方價值內核引領下的強權政治的殖民擴張式現代化,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2]23,這種充滿血腥罪惡的現代化道路會給其他國家帶來沉重災難,也會給世界帶來混亂。當前,國際環境愈發復雜,全球治理嚴重赤字、經濟艱難前行、多邊機制改革訴求無果等現實問題接踵而至。相較于西方不可持續的“后殖民主義”發展理念,中國提出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繁榮、實現互利共贏?！耙粠б宦贰背h完全摒棄了西方思維,突破了西方框架,這一新型國際合作理念與實踐貫徹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指明了國際治理變革的新方向,是真正實現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中國方案。據世界銀行官方預估,“一帶一路”倡議將幫助相關國家760萬人脫離極度貧困、3 200萬人脫貧,大幅度提升參與國貿易收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盵2]9事實證明,以“命運與共”價值基礎衍生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西方“自我優先”慣性思維的強權政治,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控制欲驅使的擴張式現代化道路。

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內含著“命運與共”的和平理念,對整個世界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是“主客一體”,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彰顯著平等性、包容性和互惠性,是一條攜手世界各國共同進步的和平發展道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盵2]60-61中國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絕非緩兵之計,也絕非戰略掩飾,而是具有高度主體性的文明體的復興。與此同時,中國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兼顧全人類共同利益,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于為實現全世界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貢獻力量。

二、實踐觀向度的比較:“資本至上”與“人民至上”

蘇聯解體后,世界社會主義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國學者福山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人類社會最終形態已經到來。但由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推崇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前提的剝削掠奪式現代化創造出的物質財富卻被少數人占有,不可避免地引致兩極分化,造成階級、民族、國家間的對抗性矛盾。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的現代化”為根本遵循和基本旨歸,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思想,從根本上超越了“資本至上”的實踐邏輯,為人類現代化發展指明了正確向路。

(一)西方現代化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前提、以“資本至上”為實踐邏輯的暴力現代化

馬克思曾指出,資本在人類歷史從地域性歷史走向世界性歷史的進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從本質上看,被“異化”的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總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前提,以“資本增殖”為宗旨,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發展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極端貧困、階級固化和社會政治撕裂,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普遍沉痛的災難。

第一,西方現代化是被資本邏輯所異化、束縛,最終被資本支配的現代化。首先,西方國家不同的政黨或政治組織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西方現代化的領導力量正是這些被資本異化、束縛且缺乏政治定力的集團機構。在西方社會發展運行機制中,政黨代表的利益多元性和不一致性會導致社會內在固有矛盾、政治斗爭的長期存在。各政黨不得不將制度視為利益集團斗爭或政黨之爭強有力的工具。在制度發展完善的成長期,落后的領導力量致力于平衡利益分配,而無視制度的缺陷性、落后性以及國家適應規范能力的不良發展,最終導致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國家呈現對抗性矛盾。其次,“資本至上”的邏輯起點與制度安排,歸根結底是特權階級謀取自身利益的現代化。韋伯將資本邏輯推動現代化的過程看作是“理性化”的過程,正是“理性主義”的內在動力,驅散了神秘魅惑,揭開了自然世界的面紗,資產階級才得以將生產資料集中化、擴大化,從而撬動強有力的生產杠桿,創造了琳瑯滿目的商品和服務,成就了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等。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們的勞動生產并非以需求為中心,而是由一種“統治我們的、不受我們控制的”[11],即資本的力量所牽引。長此以往,資本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12]31-32。最后,伴隨理性主義的膨脹發展,工具理性被資產階級過分倚重并濫用,價值理性卻并未得到相應的均勢發展,至少造成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社會現象:其一,在經濟理性引航下,“科學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異化為科學霸權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13],完全分離了人除卻理性之外的任何感情意志,濾透了人除卻自私自利以外的任何追求,人異化為孤立的人、不完善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人全部淪為被資本異化的機器,越發偏離人類共同價值取向。其二,資本主義國家所吹捧的“自由”“民主”一再凸顯個人價值的重要性,激化了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造成人的異化與社會異化相互交織發展,人與外在環境成為純粹工具式關系,社會的維度徹底被邊緣化。其三,在現代社會工具理性不合理膨脹式發展下,“個體化的人”對自然資源的貪婪欲望也無節制地膨脹,隨之召喚出人對大自然的奴役意識,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

第二,資本主義現代化以“戰爭暴力掠奪”為重要手段,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的,造成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多維分裂。首先,在資本主義完成第一個否定后,社會結構所依賴的前提由“人的依賴性”轉向“物的依賴性”,即“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12]52。此時,現代社會完全被資本支配,工具理性徹底超越價值理性,人變為“抽象的人”“虛幻的人”,于是,資產階級完全將“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9]33,而后以“資本增殖”的功利動機為驅動內核,以純粹利益最大化為唯一導向,迫使勞動者無法占有自身的勞動,導致兩極分化、階級固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述,“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4]806,諸如“圈地運動”“種族滅絕”等血腥歷史,無不揭示了資本的罪惡。當今,資本主義雖然出現了多種新的現代經濟形式與改良主義政策,但其固有矛盾依舊存在,階級固化、社會撕裂仍難以避免。其次,在工具理性不斷強化的過程中,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把現實與一切固有的目的分離開來”[15]124,導致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方向不再統一。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反復強調的個人價值,其實是“人的物欲化與庸俗化”。人們只看重個人利益,片面強調社會公共生活對個人的社會責任,而無視個人對社會公共生活的道德擔當。長此以往,個體的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越來越薄弱,人們對公共福祉、社會正義等愈發冷漠,嚴重阻礙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導致社會動蕩、政治撕裂等問題。最后,被資本貪婪虛偽意志所左右的西方現代化超限度地向大自然攫取,“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給生態環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造成了嚴峻的生態、能源危機。雖然西方提出通過政府、市場、技術等綠色革新手段化解生態矛盾,但收效甚微。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制度性弊病引發的生產過剩、消費不暢等系統性、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發,導致國內市場千瘡百孔,無法與資本貪婪逐利本性要求相適應,正如美國軍事家馬漢所述,“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16]230。在此情勢下,資本意志必然要求資本載體跨越時間空間,竭力去掠奪、奴役其他國家地區,按照“資本勢力”瓜分殖民地資源財富并將其作為資本輸出地,以對外轉嫁危機,獲取超額利潤,實現價值增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暴行批判道:“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盵6]861-862

綜上所述,西方現代化是“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化,政黨代表的是資本的利益,而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國家內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人的物欲化和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溝壑被資本前所未有地放大,因而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掩蓋的是其跨越時空的暴力掠奪等血腥歷史,貝克特教授就曾稱“戰爭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被“資本至上”邏輯所貫徹的西方現代化對內殘酷剝削,對外殖民掠奪,讓“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狀態上升到“富有國家剝削貧窮國家”的狀態?！斑@種世界體系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世界最終出現富裕與貧窮國家之分,或富有的核心、發達、工業化地區與依賴性的邊緣、不發達、非工業化地區之分”[17]2,導致世界長期處于對抗性矛盾之中。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的現代化”為旨歸、以“人民至上”為實踐邏輯的和平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人民至上”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準則。與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堅持以“資本至上”為起點和以“物質膨脹”為終點,進而對世界其他國家施行壓迫剝削的西方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為理論基礎,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旨歸,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新現代化,不但實現了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還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營造了和諧共生、合作共贏的國際環境。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

首先,“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18]55。不同于被資本異化的西方統治階層,中國共產黨以其卓越領導力、組織號召力、自我革命力,成為唯一能勝任且執著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和平發展的先進政黨。其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學指南,規定了固有制度屬性,指明了發展歸宿。一方面,馬克思秉持以人為本的內在尺度衡量人類社會發展的水平,提出“自由聯合體”的概念,指出世界歷史發展和現代化的終極歸宿是共產主義,即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崇尚和平,認為和平最符合人類本性的要求,最有利于實現人類本性的價值目標”[19]。對此,列寧進一步闡釋為“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20]279,明確了和平發展是現代化的正確軌道。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道路。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一步定義了“人與現代化”的關系。其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人的主體性力量是現代化的動力源泉。因此,只有當人統攝于物,在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主體才能成為“現實的人”,才能充分發揮自身主體性去改造人與人的關系。其二,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135,人的固有力量應該是社會力量。因此,人與社會和諧全面的互動是雙向的,人會利用自身主觀能動性去構建全新的社會關系,同時讓自己成為全新的社會主體。其三,人的意識不僅僅能反映客觀世界,而且能創造新的世界。因此,當人真正成為“現代化”的主體,才能夠擁有足夠的自由度去改造客觀世界,這種現象將會以和平發展的樣態滲透至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一切社會關系之中,從而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提供物質精神基礎。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以“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內在要求,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現實歸宿,建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首先,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倍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和奴役,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時刻準確判斷了中國社會性質與主要矛盾,引領各族人民砸碎舊社會的枷鎖,將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將中國引入現代化潮流之中。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制度構建中最大限度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實現人的現代化和全面發展不懈努力。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推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為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奠定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2]22,明確了要推進“五個文明”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雙向互動。其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是共存共生的,個人價值與公共福祉、社會正義是相得益彰的。中國共產黨人時刻提防資本溶蝕上層建筑,深刻反思資本、限制資本、駕馭資本,以價值理性領航工具理性,創造一切有利因素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正如馬克思所言,只有“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質相適應”[14]666,才能理解生產力并為己所用。對此,習近平提出:“我們要勇于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盵21]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著重強調從頂層設計出發,全面深化改革,打破體制機制的藩籬,革除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相沖突的部分,不斷優化生產關系,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在民生保障方面,中國以強勢的姿態穩定改革與發展的關系,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逐步實現人民的豐衣足食與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人民與社會的全面發展。最后,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正如“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活動而不在于消費活動’的著名命題”[22]?；谌嗣袢找嬖鲩L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中國注重“量”的積累,更注重“質”的飛躍,堅持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的觀念。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格局與世界開放經濟的良性互動更為深入、健康。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塑造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同世界各國實現互利共贏,最終造福各國人民。

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的現代化,是“人民至上”的實踐邏輯所主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始終堅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主張讓全世界共享發展成果,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和平性、發展性與福祉性。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高度自覺的政治定力與自我革命力不斷強黨興黨,推進現代化事業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為人的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性力量,自覺承擔國際責任、展現大國擔當,為構建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而不懈努力。

三、世界觀向度的比較:“依附發展”與“獨立自主”

習近平指出:“現代化道路并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適履。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努力都應該受到尊重?！盵23]494毋庸置疑的是,人類現代化作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存在著普遍的共性特征,各國現代化需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但由于時間空間和歷史文化的差異性,對“特性”的探析顯得更為重要。這種特性具體表現在不同國家基于自身現實條件,選擇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皬拈L期看,使本國的傳統制度適應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樣照搬西方的制度更為有效?！盵3]5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了西方所推崇的“依附式”現代化模板,選擇了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內生性現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刻板印象。

(一)西方現代化是“依附發展”的現代化,擾亂了新興獨立國家的現代化步伐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為其制定富國振興的政策方針,引誘其復刻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和政治制度。但是,西方推崇的一元發展范式的真實政治目的是讓“低度發展”國家以依附的姿態臣服于自身,以穩固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進而形成具有明顯“主從關系”的資本共同體。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凡是不切實際套用西方現代化模板的欠發達國家,非但沒有實現真正普遍的發展,反而持續加深了與發達國家的發展鴻溝,深陷現代化“陷阱”。

第一,西方現代化熱衷推崇“普世價值”,誘使發展中國家套用西式模板形成依附關系。事實上,從殖民時代到經濟全球化時代,宗主國與殖民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始終客觀存在某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當今,西方發達國家依舊以“隱匿者”的身份,刻意將亞非拉等國家定性為“低度發展”地區,以“救世恩惠”的表象,佯裝為其提供“富國振興”的現代化模式,從而干預其國家政策的制定,控制其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其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進一步鞏固發達國家的中心統治地位。一方面,位居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關于現代化的每條理論假設與結論都在維護它的立足點,即世界歷史呈一元單線度的直線發展趨勢。西方國家充分發揮其話語主導權,將自身血腥殘忍的現代化史過濾美化,將自身政治經濟體制唯一化,自定義為現代化的唯一規范“標桿”,從而構建起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合理”經驗框架,并披上“民主”“人權”“自由”的虛偽面紗,向第三世界民眾進行“普世價值”輸出。在他們看來,其他國家地區“必然或者自然”以此為目標并為之奮斗,主權國家但凡出現經濟停滯等問題,都被批判為沒有采納西方提供的“藥方”;另一方面,西方一以貫之地“唱衰”“圍堵”與其發展觀念不同的國家,以維護西方一元發展論的權威。當面對諸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探索漸入佳境并涌現出積極成果時,它們或是持批判態度或是直接否定此類非西方式的現代化模式,如肆意打壓“中國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對“中國模式”提出“慎用論”和“否定論”?！吧饔谜摗闭J為中國仍然處于轉型階段,有待解決的問題成堆,稱為“中國模式”過于心急?！胺穸ㄕ摗闭J為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是對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的模仿套用。抑或是用諸如“威脅論”“崩潰論”等挑起“民族仇恨”和“民族隔閡”,再加之“孤立”“脫鉤”“去風險”,從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等層面遏制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化專制、壓迫等不和諧特征。

第二,諸多脫離帝國主義控制的新興獨立國家跨入發達國家的道路并不順利。伴隨著現代化從西歐向世界各國的擴散,絕大部分欠發達國家都被納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更是直接套用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下的現代化模板。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短時間內呈現出一定的增長態勢,但長期來看,國家民族的“社會傳統性”逐步消失殆盡,不但未能全面提升社會福祉,反而顯著增強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進一步擴大了與世界先進生產力水平的差距。當它們意識到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構建的所謂理想社會體制與發展模式不過是“空中樓閣”時,為時已晚。當然,韓國、新加坡等小體量國家和地區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趕超發展,但它們的崛起并不是完全復刻經典西方現代化道路,更像是一種官僚權威主義的現代化,其中自然也離不開冷戰等地緣政治格局的緣故。在當前國際分工生產中,西方長期占據產業鏈高端,依靠品牌知識產權,將低端產業、污染業轉移,以維持自身高利潤福利。廣大非西方國家依附“中心”國家的高端產業,始終處于產業鏈“中低端”的邊緣地位,長期扮演著生產制造、資源消耗、產品銷售的角色,使其科技水平長期局限于產業鏈下端,根本無法實現真正的發展。在西方“極端自利”的國際體系論中,“依附式發展”的邊緣國家可以上升至“依附式發展”半邊緣國家,但中心國家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弗蘭克對這種非對稱性依附關系評價道,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就類似于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顯然,西方所構建的全新國際機制是一種“中心依附機制”,這種形式較殖民擴張的舊模式似乎文明一些了,但深層次機制并未改變。最終,資本涌向東方,利潤流向西方,欠發達國家丟了市場也失了技術。也正如馬克思所預言:“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盵6]405

綜上所述,西方現代化實踐的本質是“依附發展”,即向“低度發展”國家提供西方現代化模板,誘使、教唆甚至威脅它們從屬西方現代化的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價值體系,資源剝削性“利我”屬性從未改變。近代以來,中國深受西方資本剝削掠奪的迫害,深知“少數人掠奪多數人土地而組成之者”的西方國家決不允許后發國家完美復刻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成為自己的競爭者。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的態勢仍很明顯,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依舊是世界格局的主旋律。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拓展了后發國家通往現代化的路徑

進入新時代,中國在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高歌猛進,從根本上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實踐品格,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真正拓展了世界上后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始終秉持“和平”理念,提倡各國獨立自主地探索通向現代化的道路。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幾乎都是后發外生性現代化,因其自身現代性因素的不足而遭遇遠大于先發內生性現代化國家的阻力。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對外擴張掠奪以累積自身現代性因素,進而支撐自身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模式,后發國家向國際社會轉移其現代化過程中積累的矛盾的可能性和空間性幾乎沒有,需要更強大的自我消化能力。一方面,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悲劇印證了“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24]484,由內生性力量所主導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路徑才是發展中國家步入現代化行列的正軌。正如明茨伯格所述,欠發達國家需要回到內生式發展為主的路線上來。具體而言,內生式發展模式注重以個體或群體的方式獨立自主解決問題從而突破困境,需要在與本國實際高度結合的前提下通過構建適合本國發展的制度體系,以自主自尊的方式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同時,保護文化的多元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中國從根本上杜絕價值輸出和道路輸出,呼吁各國秉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探索具有國別特征的現代化道路。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分析了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和進程并聲稱,“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24]589,反對“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24]466。對此,習近平指出,現代化雖發軔于西方,但“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式現代化更不是顛撲不破的金科玉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各國要獨立自主探索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中明確指出,“我們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25]3,為世界各國通向現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優化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獨立自主、真正普遍的發展提供了全新方案。西方國家自始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表面倡導“意識形態多元化”的背后隱藏的是要實現新自由主義一元領導下的多元參與格局。然而,“僵化的理論教條終止的地方,正是真正的科學理論開始的地方”[26]。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意識到,中國必須擺脫依附西方的發展模式,只有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邁進。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強調,中國要走上一條“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27]1464。改革開放四十余載,中國共產黨凝聚億萬人民團結奮斗的磅礴偉力,大力推進重要領域自主創新,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力圖實現從邊緣角色向主角的轉換。當前,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與挑戰,中國在相當一部分高科技領域的綜合水平顯著提升,實現了自主可控、自立自強,高新技術產業已占據全球市場重要份額。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成功道路是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盵2]19中國式現代化與和平發展道路鑄就的偉大奇跡印證了馬克思一元多線歷史論的科學性。其中,一元性指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是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是經濟力的變革,正是生產力和經濟力的變革,引導了世界歷史演進過程;多線性指在同一大生產力狀態下,由于錯綜復雜的客觀因素影響,不同的社會發展千差萬別,即同種生產力可能會適應多種生產關系,即使是資本主義內部,其社會發展也是多模式多特征的。因此,國家社會發展模式是具備多樣性特征的,世界的發展同樣是多線的、多模式的。一元性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共性,多線性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特性,共性與特性相統一構成多維度、立體交叉的世界歷史。正如習近平所述,“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28]262。面對中西方現代化之爭的現實問題,中國共產黨給出了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回答,倡導全世界人民在“和平”思維主導下的現代化進程中共同發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世界,為世界現代化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所倡導的和平發展道路在“獨立自主”基本原則的指導下全力推進,以實事求是、開放包容、共同發展為準則的實踐主張為世界其他國家邁向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切實可靠的另一版圖。事實證明,世界各國只有相互尊重各自的發展模式,弘揚團結協作精神才能為世界現代化發展注入強勁動力?！白吆推桨l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從不自詡“普世價值”,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引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命運與共”取代“文明隔閡”,以“人本邏輯”取代“資本邏輯”,始終堅守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呈現嶄新樣態,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在對西方實現超越的同時創造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