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康拉德早期小說中的印度洋貿易與東西文化沖突

王松林 劉浩

引 言

15到17世紀新航路的開辟打通了歐洲經由好望角進入印度洋的貿易通道?？梢哉f，自新航路開辟至19世紀，印度洋一直是西方進入東方進行貿易并向東方進行帝國擴張的重要航線。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matérielle，économieetcapitalisme，XVe-XVIIIesiècle，1979)一書中認為，遠洋貿易促進了世界的商品交換和資金流動，加速了資本主義發展。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遠洋貿易必然帶來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沖突，由印度洋貿易而生的東西文化沖突影響了印度洋海域乃至東方的歷史進程。英國在爭奪印度洋財富霸權過程中后來居上，最終成為19世紀印度洋貿易的霸主。但是，18-19世紀英國文學有關印度洋貿易的書寫及文化沖突的記敘并不多見，相對于地中海、太平洋和大西洋書寫的論述，國內外學界對于文學中的印度洋書寫關注不夠。

約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的早期小說以東印度洋貿易為背景，為英國文學的異域書寫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也為學界洞開了一個觀看東西方貿易和文化沖突的窗口。艾倫·西蒙斯(Allan Simmons)(2005：52)指出，康拉德“在意識形態上提出了一種帝國主義觀點。他在英國商船隊的工作經歷使他成為西方文化與異國文化之間的理想中介”。作為帝國貿易的參與者以及帝國貿易文學的書寫者，康拉德見證并想象了印度洋尤其是馬來群島多種貿易力量的沖突和文化交鋒，為英國文學帶來了獨特的異域畫卷。

19世紀下半葉的印度洋貿易及康拉德早期小說的素材

近代史上較早活躍在印度洋的歐洲貿易力量是老牌海洋帝國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紀起，為了爭奪印度洋的權益，荷蘭和英國開始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展開了較量。1609年，荷蘭法學家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916：7)出版《海洋自由論》(TheFreedomoftheSeas，1916)，抨擊了葡萄牙人對東印度洋群島航線和貿易的壟斷，他認為任何國家、個人在任何海洋都有自由貿易及航行的權利。格勞秀斯的海洋(公海)自由論如今已作為一項海洋國際法原則，他也因此被稱為“國際法之父”。但是，在當時背景下，這一思想的提出乃是基于國家海洋權益的考量。同樣，“海洋自由”也成為英國海外貿易和對外擴張的借口，伊麗莎白女王就主張“海洋和空氣”是所有人的共同財產(Carrington，1968：11)。新航線開辟之后，印度洋廣闊的熱帶地區逐漸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及至19世紀的最后二十年，包括印度洋地區在內的世界上近五百萬平方英里的熱帶地區都被歐洲列強納入囊中(Kidd，1898：31)。

馬克思(2015：74)對所謂的“海洋自由”和“自由貿易”有清醒的認識，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確實如此，17-19世紀所謂的“自由貿易”乃是西方海洋強國構建的神話，其本質“始終只是強者意圖壟斷優勢、主導弱者的一個工具”(梅俊杰，2008：168)。歐洲海洋帝國正是在海上自由貿易的幌子下開始壟斷印度洋貿易。印度洋的自由貿易本質上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如果可能的話，在非正式的控制下進行貿易；必要時進行統治”(Gallagher &Robinson，1953：13)。殖民貿易極大地沖擊了印度洋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利益格局，引發了諸多國家、諸多勢力之間的利益沖突。

英國和荷蘭是19世紀東印度洋貿易的主要競爭者。早在英國來到東印度洋之前，荷蘭人就在馬來群島建立了諸多殖民地并確立了貿易壟斷地位。杰拉爾德·桑福德·格雷厄姆(Gerald Sandford Graham)(1967：385)就指出，“1816年，荷蘭的旗幟被印尼海域的商人們默許為歐洲力量的象征，1824年后則被公開承認”。1824年，英國與荷蘭簽署條約，劃分了各自在東印度群島的勢力范圍。但是，由于英荷兩國在當時尚未對“新加坡海峽以南”的貿易邊界做出精準界定(Irwin，1955：62)，導致日后雙方在該區域尤其是婆羅洲地區的商業活動范圍產生分歧，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沖突不斷。然而，在政治上英荷兩國之間也不完全是競爭關系，荷蘭在印度洋東部海域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英國的縱容，因為英國忌憚印度洋的權益落入其他歐洲勁敵(如法國)之手從而對英屬殖民地產生威脅，故對荷蘭的殖民進程持默許態度。當然，這種“善意”是建立在英國商業利益不受損害的大前提下(Tarling，1992：19-22)?？道碌挠《妊笮≌f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展開，他筆下的印度洋世界正是這一錯綜復雜的各種利益糾葛的反映。

康拉德在英國商船隊服務時正值大英帝國的巔峰時期。工業革命之后，英國獲得了對印度洋前所未有的控制權，并在19到20兩個世紀內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Pearson，2003：190-191)。在“海洋自由”和“自由貿易”思想的驅使下，印度洋貿易成為歐洲列強競爭的中心，印度洋貿易不僅催生了諸如“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后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大型政治和經濟實體，也吸引了大量個人冒險家前來尋找發財夢。譬如，康拉德的“林格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林格就是典型的前來印度洋世界冒險并尋求財富的英國私人貿易商。1881年至1889年期間，康拉德先后在“維達號”(SS Vidar)等多艘商船上服務，航行軌跡遍布印度洋，北至中國南海，南至墨爾本，西至非洲大陸，東至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道略凇熬S達號”擔任大副期間，曾在新加坡和婆羅洲東海岸來回航行數次，這段旅程對他早期作品譬如《阿爾邁耶的愚蠢》(Almayer’sFolly，1895)、《海隅逐客》(AnOutcastoftheIslands，1896)以及《吉姆爺》(LordJim，1900)的創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Najder，1984：100)，特別是他在婆羅洲的經歷讓他“首次體驗了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殖民統治”(Meyers，1991：79)，成為他早期馬來小說創作的重要素材。

文學創作離不開作者的地理空間體驗，或者說文學創作是“精神世界里的空間感知和藝術想象”(郭方云，2023：73)?？道聜饔浖覇讨巍き?奧布里(Georges Jean-Aubry)就明確指出，康拉德的作品“再現了他人生前半段的經歷，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而且通常都非常逼真”(Jean-Aubry，1957：8)。但是，有趣的是，康拉德本人似乎不愿承認這一點，他在給出版商約瑟夫·登特(Joseph Dent)的信中所說：“我對岸上的人知之甚少。我作為‘維達號’的大副，只要在港口就非常忙碌。再說，即便有時間和機會，我也不屑于建立社會關系”(Jean-Aubry，1927：186)。然而，康拉德常年作為商船船員在東方海域航行，他在頻繁的貿易活動中不可能不與船上以及岸上的社會接觸，正如諾曼·謝里(Norman Sherry)(1966：6)所言：“他與東方世界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系，而東方世界為他提供了原始材料”?？道聦|印度洋地區貿易形勢的把握離不開他的婆羅洲航行經歷。歐文·諾爾斯(Owen Knowles)(2014：17)經考證發現，康拉德在婆羅洲停留期間，在林格貿易站，他遇到了來自歐亞大陸的荷蘭人卡雷爾·威廉·奧爾梅耶(Karel William Olmeijer)，奧爾梅耶就是《阿爾邁耶的愚蠢》中阿爾邁耶的原型?？道?Conrad，1980：167-168)在其《個人記錄》(APersonalRecord，1980)中也承認，“如果我不是很了解奧爾梅耶，幾乎可以肯定，我的作品永遠也不會出版”。

盡管如此，在印度洋航船上的親歷無法構成康拉德東方小說創作的全部素材?？道聦τ《妊蟮牧私饪赡芨嘣醋运喿x的相關書籍，尤其是那些與婆羅洲歷史相關的書籍。其中，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的《馬來群島》(TheMalayArchipelago，1869)就是康拉德重讀數次最多的書籍之一(Knowles，2014：154)。從這些書籍中，康拉德“不僅熟悉了馬來名字，而且獲得了關于馬來人物及其歷史和背景的建議，以及他們可能對彼此、對其他種族，特別是對白人的態度的信息”(Sherry，1966：170)。此外，英國冒險家、曾統治過文萊沙撈越的詹姆士·布魯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對康拉德的馬來系列小說創作影響也很大。約翰·戈爾丹(John Gordan)認為康拉德顯然“讀過很多關于布魯克的書，他一定對婆羅洲很感興趣，盡管他從未去過沙撈越”(Gordan，1963：64)，康拉德在《阿爾邁耶的愚蠢》《海隅逐客》以及《救援》(TheRescue：ARomanceoftheShallows，1920)中都間接提到了他，《吉姆爺》的后半部分也有布魯克的影子?？道卤救艘苍趯懡o姨媽瑪格麗特的信件中承認，布魯克是他的崇拜者(Davies &Stape，2005：137)。

康拉德早期小說中的印度洋貿易書寫及殖民批判意識

《阿爾邁耶的愚蠢》和《海隅逐客》是康拉德最早的兩部以印度洋婆羅洲地區為背景的小說，之前的英國文學鮮有以東印度洋為主題的寫作。亞瑟·沃(Arthur Waugh)認為康拉德的印度洋寫作意義十分重大：“這是一塊迄今未被小說家觸及的地方，但現在被新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先生吞并了”(Sherry，2005：40)。19世紀小說家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也對這兩部作品有很高的評價：“《阿爾邁耶的愚蠢》一書的作者已經讓我們在印度洋群島有了家的感覺：在他的時代之前，我們對婆羅洲及其周邊地區知之甚少，只知道那里種植著上好的煙草；現在，他又在《海隅逐客》中使我們重新認識了它，這對我們大有好處”(Sherry，2005：51)?？道略谟檀戏?，他在婆羅洲“遇到的人都與貿易有關”，因而“貿易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他關于該地區的故事中”(Sherry，1966：126)。如上所述，英國和荷蘭是康拉德所處時代印度洋的主要貿易者，“哪里有貿易，哪里就有帝國的利益”(Knowles &Moore，2000：68)，康拉德早期馬來小說既是對印度洋上不同貿易力量之間沖突畫卷的描摹，也是對歐洲列強壟斷印度洋貿易并破壞印度洋國家人民經濟生活秩序的批判。

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urd)曾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雇員，也是研究東方問題的專家，他指出荷蘭和英國在印度洋東部世界強行與當地政府簽訂條約，其目的是為了“排除所有的競爭……擁有對本土市場的排他性壟斷”(Crawfurd，1820：220-221)?！栋栠~耶的愚蠢》及《海隅逐客》正是這種貿易壟斷行為的真實寫照?！逗Ｓ缰鹂汀分械挠饺松塘指駧椭R來人打擊海盜獲取了良好的聲譽，他得以在森巴“發現”一條“自己的河流”(OI：38)①，并在河道上建立起自己的貿易站。作為大英帝國海外殖民貿易的參與者，林格的“海洋自由”意識或曰帝國意識十分強烈，他總是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在馬來人面前，時常將“為了你們好，為了大家好”的說辭掛在嘴邊(OI：201)，將自己的殖民惡行美化成利他行為?？道略谛≌f中對林格這位自命不凡的西方貿易強權者進行了挖苦：

只有他——他，林格——知道什么是對他們有利的，這是他的特點，而且，畢竟沒有錯得很厲害。他說，無論是否，他都會讓他們高興，他是認真的。他的貿易給這個新興的國家帶來了繁榮，而對他的鐵腕的恐懼保證了多年來的內部和平。(OI：179)

表面上看，以林格為代表的殖民貿易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但實際上，他和貿易站代理人阿爾邁耶大肆掠奪當地叢林資源并壟斷貿易往來，是另一種形式的海盜行為。芭芭拉嗤對林格和阿爾邁耶的“強盜”行徑給予了強烈控訴：“他是什么人，那個兇神惡煞的人，讓全世界都遠離他們？他是政府嗎？誰立他為王？……他們不得不與他交易——接受他所給予的貨物——接受他所給予的貸款。他每年都會索取款項”(OI：103)。自踏入印度洋以來，英國和荷蘭商人不斷擴大他們在東印度洋的貿易壟斷特權，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與他們進行貿易的土著國家的產品或財產”(Crawfurd，1820：220)?？道峦ㄟ^芭芭拉嗤的控訴揭露了英荷兩國在婆羅洲地區的“殖民主義的不道德性”(Knowles &Moore，2000：68)。

阿拉伯商人阿卜杜拉的到來開始打破了英荷兩國的貿易壟斷地位，阿卜杜拉在芭芭拉嗤和威廉姆斯的引領下，進入林格所在秘密河道。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姆斯受過林格的恩惠，林格曾帶他到森巴鎮做貿易生意，但是，他不滿林格的代理人阿爾邁耶的貿易壟斷行為以及阿爾邁耶對他的敵視態度，最終選擇背叛林格，并將商業競爭對手阿拉伯商人引入森巴鎮。安德魯·弗朗西斯(Andrew Francis)(2015：23)指出，這個“戲劇性事件”可以窺視“那個時期的另一個歷史現實：競爭日益激烈”。阿卜杜拉、芭芭拉嗤以及流亡在桑巴鎮的蘇丹王子拉坎巴等人合力共謀，逐漸取代了林格和阿爾邁耶在森巴鎮的貿易地位，同時也推翻了這兩位歐洲商人打造的貿易帝國。小說最后，林格不知所蹤，阿爾邁耶丟了性命，康拉德設計的這一結局暗示著英荷在森巴鎮的貿易殖民將走向終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歐洲白人在東方世界慘敗的小說結局顯然與19世紀大多數英國文學作品正面宣揚的帝國主義思想有所不同，這表明康拉德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深刻質疑，即“殖民主義沒有道德正當性，其基礎是虛偽和物質利益至上”(Meyers，1991：191)?？梢哉f，康拉德在他早期有關印度洋貿易的系列作品中就已經顯示出敏銳的殖民批判意識。

康拉德印度洋貿易書寫背后的文化沖突

康拉德本人的印度洋航海經歷令他的寫作具有寬闊的跨文化視野，正如格雷厄姆所言，東印度群島上“混合的古代文化的密集人口將激發約瑟夫·康拉德的想象力”(Graham，1967：21)?？道略缙隈R來小說中的印度洋貿易不僅引發了商業利益的沖突，而且也激化了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表征的強烈文化沖突，且貿易沖突與宗教沖突互為糾纏，不可剝離。印度洋史研究者肯尼斯·麥克弗森(Kenneth McPherson)就指出，當歐洲海洋帝國主義殖民者開始在印度洋進行貿易后，印度洋就開始淪為“由北半球的工業化國家統治著的世界范圍的經濟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附屬區域”(麥克弗森，2015：217)。顯然，直接參與大英帝國海外貿易的康拉德更能切身體驗到這種“空間和時間都被商業化的”印度洋世界，康拉德筆下的印度洋不論是“政治關系”，抑或是“社會和道德關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商業利益的影響和支配(Francis，2015：187)?？道逻€發現，貿易本質上是一種“野心家的職業”，正是西方在印度洋的貿易活動引發了印度洋世界的“民族起義、宗教騷亂以及大規模有組織的海盜運動”(RRS：59)?？道铝D在小說中描繪“經濟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Francis，2015：187)，或者說，通過印度洋貿易這一歷史現象，康拉德旨在批判西方經濟和文化霸權對包括宗教、種族、政治以及商業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的沖擊和壓制?？道聦Φ蹏髁x所宣揚的貿易進步論和歐洲文明優越論進行了批判，認為“貿易非但沒有帶來進步，反而增加了各種競爭”(White，1996：189)，歐洲海洋帝國的印度洋貿易對東方人身體和精神健康構成了雙重摧毀。

歷史上歐洲帝國與印度洋國家產生的貿易沖突所導致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沖突由來已久。據帕特里奧·里索(Patricia Risso)(1995：78)考察，葡萄牙人進入印度洋的企圖就與宗教有關，“葡萄牙的全球海洋政策是務實的，目的是與歐洲的核心宗教徒(如意大利人)以及亞洲人進行競爭”。由此可見，歐洲國家在印度洋挑起的宗教沖突實際上乃是商業利益競爭使然。在印度洋世界，穆斯林商人在歐洲人尚未涉足之前就已經占據了一席地位，并于17世紀前就已利用“貿易”和“海洋”兩大機制促使東南亞社會發生了大規模的伊斯蘭教皈依行為(Pearson，2003：170-171)。因此，里索認為，在印度洋貿易中搶占商貿份額，“削弱穆斯林所施加的控制”，并鏟除被基督徒定義為“近距離的威脅和值得駁斥的異端”的伊斯蘭教，毋庸置疑就成了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來的英國、荷蘭等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必須采取的手段(Risso，1995：78)。愛德華·阿爾特·阿爾珀斯(Edward Alter Alpers)(2014：81)指出，在印度洋貿易中后來居上的荷蘭人和英國人與他們對手葡萄牙人并無二致，他們都“對印度洋世界的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民族抱有許多相同的偏見”。伴隨貿易而至的宗教(文化)沖突在康拉德的早期馬來小說中有精彩的體現。

《吉姆爺》中的阿拉伯混血兒謝里夫·阿里在帕圖森就被主人公基督徒吉姆視為競爭對手。在小說中，敘述者馬洛認為阿里“對白人只有蔑視”，并且總將阿里的行為動機(譬如對帕圖森部落的煽動)描述為“純粹是出于宗教原因”(LJ：204)，而吉姆最終被殺也被推測為“出于宗教原因”(LJ：242)。在《海隅逐客》中，宗教也成為商業競爭的工具。小說中備受爭議的威廉姆斯最終淪為了基督教社會和穆斯林團體交戰的犧牲者(Lester，1988：56)。起初，威廉姆斯在基督教騙局的迷惑下娶胡迪的歐亞混血私生女喬安娜為妻，在這場騙局中，喬安娜被包裝成“像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好人一樣”的婆羅洲政府官員的女兒，而其親生父親胡迪則以婚姻作為商業交易誘騙威廉姆斯，因而威廉姆斯答應娶這個“一無是處”的混血女子為妻(OI：30，241)。但是，這樁通過宗教騙局搭建起的商業婚姻終究也由宗教摧毀。威廉姆斯在被胡迪解雇和被喬安娜家族拋棄后，遇上了海盜奧馬之女艾莎，并與這位異域穆斯林女子陷入戀情。在奧馬和芭芭拉嗤看來，威廉姆斯與林格一類的歐洲殖民者并無二致，這些人不僅摧毀了他們獲取商業利益的門路，而且試圖將他們趕盡殺絕，因貿易沖突而催生的血海深仇促使他們無法容忍威廉姆斯的存在，他們眼中的這個“異教狗”玷污了信奉神圣的真主阿拉的艾莎(OI：92，113)。然而，當芭芭拉嗤和阿卜杜拉等人利用艾莎威脅威廉姆斯，并要求他帶領阿卜杜拉進入通往林格貿易站所在地的秘密河道時，威廉姆斯深感自己已經成為一群野蠻異教徒的工具。在宗教沖突、種族仇恨以及父親奧馬亡靈之聲的煽動下，艾莎最終使用歐洲人制造的左輪手槍了結了威廉姆斯的生命。

從馬來小說中描寫的貿易與宗教沖突中不難看出，康拉德似乎對基督教抱有消極的態度，他對西方世界以傳播基督教義為幌子暗中進行的貿易壟斷和帝國擴張深表憂慮。這種憂慮一直伴隨著康拉德，他曾在給好友愛德華·加內特(Edward Garnett)的多封信件中對基督教進行質疑，認為：“基督教的荒謬東方寓言讓我惱火。它可能是偉大的、改進的、軟化的、富有同情心的，但它卻以驚人的能力使自己被殘忍地扭曲。它是唯一一種宗教，以(常人無法企及的)不可能的標準，給無數的靈魂帶來無限的痛苦”(Garnett，1928：245)。顯然，在康拉德看來，基督教是一種不容異己的、嚴格約束人性的信仰，給多數人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無限的痛苦”。在印度洋商船服務的經歷無疑加深了康拉德對基督教的負面看法——他在婆羅洲目睹了歐洲人為推進殖民進程和貿易壟斷，強迫或誘騙土著人皈依基督教。他小說中的穆斯林形象如阿卜杜拉、芭芭拉嗤和《吉姆爺》中的謝里夫等都體現了由貿易競爭而生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沖突，揭示了基督教徒的自私虛偽和獨斷專行。在《海隅逐客》中，威廉姆斯的馬來情人艾莎就猛烈抨擊以威廉姆斯代表的白人基督徒的罪惡行徑：“這個出生在暴力和邪惡的土地上的人，給非白種人帶來的除了不幸之外，沒有任何好處。他沒有想到她，而是想到了他的同胞；想到了那些竊取了所有土地，主宰了所有海洋，不知仁慈和真理——除了強權之外一無所知的人”(OI：137)。東西方宗教和種族沖突的背后實質上乃是商業利益的沖突，基督教傳入馬來諸島的同時，物質利益至上的西方商業文化也如影相隨，侵蝕了樸素的土著文化?！逗Ｓ缰鹂汀分械牧指窬褪且粋€典型的拜物主義者，在他眼中印度洋的“每一縷風都是值錢的”(OI：39)?！栋栠~耶的愚蠢》中的主人公阿爾邁耶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金錢膜拜者，他經?！俺两谪敻缓蜋嗔Φ膲粝胫小?，幻想著可以積累巨額財富并帶著女兒妮娜回到歐洲，從而忘記“辛勞和沖突帶來的痛苦”(AF：3)。羅伯特·漢普森(Robert Hampson)(2000：104)指出，阿爾邁耶總能從“拜物教”式盲目推崇中獲得了歐洲文化優越感，但是他的“癡夢”最終破滅。

歐洲帝國在印度洋的殖民往往打著海洋自由和貿易自由的幌子，但是他們推行的貿易自由和基督教教義掩蓋不了殖民者對財富的貪欲，追求對印度洋的經濟和政治霸權乃是西方殖民者鼓吹海洋自由及貿易自由的險惡用心?？道戮汀爸毖圆恢M地蔑視當時社會經濟秩序的‘物質利益’”，他表示要和好友格雷厄姆一樣“都擁護榮譽和忠誠的騎士道德，都憎惡資產階級道德”(Najder，1984：152，210)。誠如弗雷德里克·卡爾(Frederick Karl)所言，在康拉德看來，“一切與現代化、工業化、商業、資本主義……有關的東西都會腐蝕人生”(Karl，1979：5)。

結 語

康拉德的印度洋貿易書寫為當時的文壇開辟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領域，他不僅揭示了當時歐洲列強在東印度洋及其周圍島嶼的商業沖突和利益糾紛，而且表現了作者本人對英荷海洋帝國擴張的批判立場?？道聦?9世紀歐洲海洋帝國推行的“海洋自由”和“貿易自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沖突的本質也有深刻的認識。他以自身在印度洋航行的所見所聞為第一手材料，描摹了印度洋上不同貿易力量之間的沖突畫卷，揭露了歐洲列強的政治擴張和經濟入侵對印度洋國家及其人民產生的嚴重影響，對以英國和荷蘭為首的歐洲海洋帝國在印度洋的商業殖民和掠奪給予了批評。盡管如此，我們也要認識到，康拉德的英國國民身份令他對大英帝國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動和貿易壟斷有所保留，甚至有所美化。但不管怎樣，康拉德的印度洋貿易書寫豐富了英國文學的寫作經驗，體現了康拉德超前的文化批評意識以及跨文化視野和道德良知，這也是為什么批評家弗蘭克·雷蒙德·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盛贊康拉德的小說“再現了異域生活和情操的最高成就”②(利維斯，2002：318)。

注釋：

① 凡引自康拉德《海隅逐客》中的內容，均出自Conrad J. 1922.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時簡寫為OI；凡引自康拉德《吉姆爺》中的內容，均出自Conrad J. 2008. Lord Jim[M]. New York：Barnes &Noble Classics. 引用時簡寫為LJ；凡引自康拉德《救援》中的內容，均出自Conrad J. 1920. The Rescue：A Romance of the Shallows[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時簡寫為RRS；凡引自康拉德《阿爾邁耶的愚蠢》中的內容，均出自Conrad J. 1923. Almayer’s Folly[M]. New York：Doubleday，Page &Co. 引用時簡寫為AF。以上引文均以夾注形式標出，不另做注。

② 這是利維斯對康拉德的小說《諾斯特羅莫》的評價，但我們認為也同樣適合其早期的印度洋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