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立言”的文化機制與文學意義

蔣寅

上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的浪潮席卷中國學界，文化與文學的關系也成為古典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相關論著層出不窮。但瀏覽這些成果，姑不論那些將文學作為材料的文化研究，就是那些取文化視角而立足于文學的研究，也只是將文化當作理解文學的參照系。就是說，雖然我們都知道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實際研究中卻往往將文化視為文學的生長環境，就像栽花的花盆，沒有意識到文學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種形式，文學的發展就是文化的生長。在文化史的早期，文學的發展甚至就是文化生長的主導形式。

這對文學史研究來說應該是個常識性問題，但以前我沒意識到，是讀了胡大雷教授的新著《先秦“立言”文化與文學》（安徽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版）才引發上述反思?！疤嫌辛⒌?，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保ā蹲髠鳌は骞哪辍罚┲吝t到春秋時代，人們已將“立言”與人生價值聯系起來，視為堪與立德、立功相提并論的不朽依據?！傲⒀浴弊鳛閷懽鞯某跏夹螒B，既孕育了后來的文學寫作，同時也承擔了王朝文化的建設。因此，它絕不是文化養育的幼苗，而是文化建構的主力，它就是文化本身。胡大雷教授的細致闡述，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點。

書的第一章“‘立言文化的生成與士的擔當”，首先由此確立全書的邏輯起點，從文化建設、太子教育、文的身份定位及“君子九能”四個方面闡明“立言”的本質及其文化功能。然后以兩個章節分別就王官、諸子的“立言”展開討論：王官包括巫祝、史官、行人、樂官等不同身份，諸子涉及儒、墨、道、法各家學說，從政治實踐到學術話語，仔細爬梳了各種色人等的話語生成、各家學派的學術脈絡，從先秦時代紛繁多歧的文化建構中勾勒出貫穿其中的“立言”意志，使“立言”在文化生產和生成中的主導作用醒目地凸顯出來。

“立言”的意義既然遍及文化建構，其中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先秦時代，“立言”與文學的關系顯然較后代更為廣泛也更為直接。第五、六章基于先秦的文學狀況，提煉出幾個敏銳的問題：（1）屈原“自傷悼”以辭賦立言而“不朽”；（2）宋玉從政治“立言”衍生文學話語的“微辭”；（3）君主、王官、卿士三大“立言”群體與文章學傳統的雛形；（4）“立言”中的“土宜”因素與文學的風土意識之萌生；（5）“談說之術”與“文以氣為主”的內在關聯。這些問題已涉及“詩可以怨”的諷諫傳統，涉及文體學、文學地理學的基本觀念乃至修辭學和風格學的一些理論命題，相比古希臘、羅馬時代留下的學說，可能顯得有點零散和碎片化，但所涉及的問題之豐富、廣泛，我覺得并不遜色于后者。

通過這番細致的梳理，胡大雷教授得出一系列有價值的結論。其中最重要的，是闡明先秦君主、王官、卿士三個群體雖各有“立言”，但“立言”對于士人意義尤為重大。它是士人“死而不朽”的依據，所以也是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傲⒀浴睘樗麄兲峁┝松仙目臻g與希望，成為士人身份定位的標志。其次則是通過分析王官與士人“立言”的不同特點，總結了先秦“立言”由政治實用轉向學術化的子學經驗。最后是揭示了先秦“立言”對文學、文章學的諸多影響。這些論述不僅對理解先秦文學的發展脈絡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對認識后世文學的流變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當然，對先秦文學、文化這樣一個久經深耕的學術領域來說，一部新著是不可能做到從頭至尾全為創新的，事實上本書作者也征引了相關的前出成果。但從一個獨特的同時也未受到重視的角度提出問題，圍繞“立言”的制度因素和生產機制重新對先秦文化和文學展開全面的闡釋，全書還是對上古文化建設和文學發生的歷史脈絡作了更清晰而有機的勾勒，同時也使一些耳熟能詳的歷史概念和命題如“君子九能”“文以氣為主”“江山之助”“哀怨起騷人”等，獲得水到渠成的解釋，這是該書很重要的貢獻。

胡大雷教授是我在廣西師大讀碩士時的師兄，畢業后留校任教。多年來我一直通過閱讀他的論著了解中古文學研究的進展，從詩賦、駢文到小說，從文學集團到文體學、文學批評。他撰寫的系列專著，覆蓋了整個中古文學。近年他的研究拓展到先秦文學和文化，打通了上古、中古文學。相比他之前出版的著作，我覺得這部新著視野更閎通，思理更縝密，運用文獻、談論問題，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顯出更成熟的理論思辨力和歷史洞察力。這種爐火純青的境地，是與他勤奮的閱讀、孜孜不倦的寫作分不開的。到這個年齡，還葆有如此旺盛的學術熱情和原創能力，真令人衷心欽佩。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闡述古人“立言”之旨的新著，也是胡大雷教授自身的“立言”。正是通過這種“立言”，學者部分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建設職責，塑造了理想的生活樣式和精神價值。這不只是學者自身的事，它也關系著文化的命運和前景。有一天，當全社會都能理解這種“立言”的意義和價值時，我們就擁有了文化的此刻，并可期待文化的未來。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本文系作者為《先秦“立言”文化與文學》一書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