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向而行的“主體改造”:延安時期新聞場域的兩種“新女性”*

李海波

(華東師范大學 傳播學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婦女解放“延安經驗”的另面

作為中國現代婦女運動史的一個關鍵階段,20世紀40年代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政權從社會情境和在地經驗出發,將婦女解放整合進構建現代國家的總體進程之中,由此展開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成為“黨的婦女工作”彌足珍貴的一段歷史經驗[1],研究者稱之為婦女解放的“延安經驗”[2]或“延安模式”[3]。延安時期的婦女解放實踐,涉及經濟生產、政治參與、婚姻法律、社會生活、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學界對此已有豐富的專題研究(1)關于延安時期婦女解放的研究,橫跨眾多學科,成果相當豐碩,難以一一列舉。叢小平討論陜甘寧邊區婚姻改革和司法實踐的新作《自主:中國革命中的婚姻、法律與女性身份(1940-19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引起不同學科背景研究者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生產勞動的議題吸引了廣泛的學術關注(2)“婦女勞動”可謂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者共同聚焦的對象,較新的美術研究如吳靜:《在家紡織:延安美術中的“舊主題”與“新革命”》,《美術研究》2023年第1期;文學研究如黃丹鑾:《勞動婦女的主體性及其書寫限度——對丁玲〈杜晚香〉的再思考》,《現代中文學刊》2023第3期;黨史研究如萬軍杰:《參加生產與改造家庭:“四三決定”后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新方向》,《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勞動”作為建設新社會的根本準則、“婦女勞動英雄”作為“新型婦女”的理想人格等“延安經驗”的核心命題業已得到深入闡發(3)此類研究數量頗豐,代表性論文如Nicola Spakowski著,單佳慧譯:《延安婦女勞動英雄與新中國婦女的誕生》,《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第3期;董麗敏:《組織起來:“新婦女”與“新社會”的構建——以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6期。。

誠然,“通過勞動獲得解放”“在勞動中獲得解放”是延安時期婦女解放的主導路徑,特別是綱領性文件“四三決定”(即1943年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將“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明確規定為保護婦女利益的最中心環節[4](P24)。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婦女政策的路徑規劃帶有階段性、發展性的特征,“四三決定”指出“提高婦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4](P25),可見這是立足邊區實際條件而制定的一條循序漸進的“解放的道路”。毛澤東亦表達過相近意思,1940年他批評中央婦委“沒有注意經濟方面”,進而指出“提高婦女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這是與男子利益不沖突的。從這里出發,引導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動,男子們也就可以逐漸同意了”[5](P261)。

從實踐情況來看,1944年初,在“生產走上了軌道,經濟走上了軌道”的前提和基礎上,毛澤東建議把文化教育問題提上黨和政府的議事日程[6](P107),陜甘寧邊區由此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文教運動”[7](P175),鄉村婦女也被動員和組織起來,繼續生產勞動的同時提高知識水平、參與文化活動。即便是新聞活動——對于鄉土社會來說顯然是極具“現代性”的新事物,邊區農村婦女也被廣泛發動起來,參與讀報討論和通訊寫稿,及至延安后期終于出現了“婦女模范通訊員”的身影,可以說繼“婦女勞動英雄”之后誕生了“婦女文化英雄”。雖然在數量上難與婦女勞動模范相比,但足以構成延安時期婦女解放實踐的一個重要維度,顯現出婦女解放“延安經驗”的深度和廣度。這一議題在既有研究中尚缺乏充分的考察。

鄉村婦女投身讀報和通訊等現代新聞活動,是工農通訊員運動深入開展的結果,堪稱一種極具理想化色彩的新聞實踐。類似于包括婦女解放在內的延安時期各個領域的新政策、新制度與新實踐——馬克·賽爾登(Mark Selden)稱之為“延安道路”[8],“黨的新聞工作”也在這一時期革故鼎新,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延安新聞傳統或者說中共黨報模式,特別是整風運動之后確立的“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辦報方針,可謂群眾路線在新聞工作中的落地,尤能體現中國革命政治文化的特質,工農通訊員運動即是“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實踐形態。為造成一場群眾性的新聞運動,黨政機關、報社、知識分子、基層干部、鄉村男女等各方行動者廣泛參與其間,構成了一個多種力量交往互動的新聞場域。新聞活動原初的主導力量新聞知識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五四新女性”,在這個場域當中經歷了思想觀念、職業倫理與行為規范等全方位的調整和改造。鄉村的婦女模范通訊員與報社的女性新聞工作者,由此形成一種頗有意味的對照,可以藉此描繪出更為立體和多元的延安時期婦女解放圖景。

有鑒于此,本文選取一位婦女模范通訊員——吳堡縣慕家崖村的中年農婦李錦秀,一位女性新聞工作者——《解放日報》社副刊部的編輯記者陳學昭,作為對照分析的對象。之所以聚焦李錦秀和陳學昭的個案,一方面是因為兩人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另一方面是出于經驗材料的現實考量,無論是婦女通訊員還是女性新聞人,在延安時期的新聞場域中都為數不多,留下文獻資料者更是寥寥無幾。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一些有關李錦秀和陳學昭的報刊文章、回憶錄和傳記等史料,將成為本文展開描述和分析的主體資料。

二、“娜拉”與“婆姨”:延安的兩種“新女性”

“新女性”這一概念通常指向“五四”新思潮所催生的知識女性,這個群體以令人矚目的態勢崛起于“五四”時期,并獲得“新女性”的社會命名:“20世紀20年代以后,社會上一般對受過一定教育、具有新思想的職業女性稱之為‘新女性’?！盵9](P261)由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風行中國,成為當時討論婦女解放的核心文本,“娜拉”也成了“新女性”的代名詞。陳學昭即為“五四新女性”的代表性人物,是最早通過職業寫作達成獨立自強的女作家、女記者之一,有關“新女性”歷史譜系的研究有時把陳學昭1924年發表的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婦女》作為敘述起點(4)參見劉傳霞:《被建構的女性:中國現代文學社會性別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118頁。陳學昭的處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婦女》刊登在《時報》1924年1月1日的新年增刊,該書誤寫作1923年,且將標題中的“新婦女”誤寫為“新女性”。。一本關于陳學昭的傳論,將她定位為“20世紀中國女性解放的先驅者”“新女性行列中的佼佼者”“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置于中國女性解放史和現代文學史的雙重脈絡中考察陳學昭的人生道路和代表作品[10](P4)。

1944年在陜甘寧邊區參觀訪問的《新民報》主筆趙超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史脈絡中觀察邊區婦女運動的。在《延安的新女性》一文中,他首先描繪了“娜拉的世界”:延安的“女同志”“知識婦女”,已經能夠從家庭瑣事中解放出來,“和男性做同樣的工作”,呈現出一種“泰然活躍的精神”[11](PP161-164)。趙超構特別關注陳學昭這位著名“娜拉”的境況,在訪問報道中留下多處記錄:“學昭女士現在擔任《解放日報》的職務,經常的工作是看稿子,偶然也翻譯一點法文作品”[11](P137),“臉容豐腴,鬢發修整,很別致的裝束(白羊毛背心外加“夾克”、西裝褲、青布鞋)。態度嫻雅,一口緩慢而清晰的上海話,依然帶一點‘巴黎歸來的女紳士’的風度?！盵11](P95)

相比于這些活躍的“延安新女性”,趙超構筆下的鄉村女性則全然是另外一種處境,“農村婦女卻依然停留在往日的生活形態里”,共產黨的婦運干部“只是教她們紡線,賺錢,養胖娃娃。一句話,是新型的良妻賢母主義”[11](P165)。趙超構所記敘的邊區鄉村女性的生活圖景,是中共婦女政策調整之后的情形?！八娜龥Q定”之前婦女工作的主導理念,有研究者概括為“以保護婦女、伸張婦權為核心的‘婦女主義’”[2],“片面要求婦女走出家庭參加集體勞動的‘女性主義’”[12],導致的結果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的引起民間的仇恨”[11](P165)?！八娜龥Q定”批評了這種脫離邊區條件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傾向”,指出“廣大的農村婦女能夠和應該特別努力參加的就是生產”,“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過得好”,以此作為根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4](PP24-25)。對于中共婦女政策的重大轉向,趙超構顯然了然于胸,并給出了帶有同情和理解的評判:“共產黨人是尊重實際的”,群眾婦運“不需要‘摩登’的女權論者”[11](P166)。

盡管對中共婦女政策的把握頗為精當,但趙超構所勾勒的邊區婦女群眾的生活圖景卻存在較大的局限性。特別是他所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將“知識婦女”“女同志”“娜拉”稱為“新女性”,與之相對的則是“農村婦女”“鄉下婦女”“婆姨”,這顯然是未能習得“四三決定”之后形成的新話語體系。新的婦女政策付諸實踐之后,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涌現出一批通過勞動改善家庭經濟、提高社會地位甚至成為鄉村新權威的婦女勞動英雄,她們不僅翻越了“往日的生活形態”,而且同樣獲得“新女性”的社會命名(5)除了“新女性”的命名之外,婦女勞動英雄還被稱為“新型的婦女”“新中國的女兒”。參見《新型的婦女——韓鳳齡》,《晉察冀日報》1943年6月27日,第2版;育涵(莫艾):《新中國的女兒誕生了——婦女勞動英雄馬杏兒》,《解放日報》1943年2月13日,第4版。。從1943年開始,“新女性”的概念表述頻繁見諸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例如報道陜甘寧邊區被服廠的婦女勞動英雄李鳳蓮的短消息中寫道:“這是一位新女性,足為全體女工的模范?！盵13]介紹晉察冀邊區農村婦女勞動英雄任云妮的長篇通訊中寫道:“任云妮是新女性的典型之一,邊區這溫暖的大地上,正在生長著成千成萬的任云妮?！盵14]黨報對這些“新型婦女”的命名,有意識地接續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史脈絡,強調翻身解放后的邊區勞動婦女比起“五四”知識女性更有歷史進步意義。副刊部編輯林默涵在一篇文章中談論婦女走上街頭扭秧歌的鄉村新事件,認為這種“從未有過的事情”反映了邊區農村婦女有了新地位、新思想和新行動,“她們參加了生產運動,有的被選為勞動英雄,有的做了變工隊長,甚至于領導男人變工,有的參加了政權,做了村長鄉長……邊區農村里的婦女,現在已經是比五四時代學生出身的‘新女性’更新式的人物了。這是中國天翻地覆的事實之一”[15]。

1946年“三八”節前夕,《解放日報》登載了一篇綏德婦女勞動英雄劉金英的自述體談話筆錄,期冀“全國讀者”能從這篇親切的敘述里“感(受)到一個被解放后的新女性的愉快的心情”。劉金英“毫無羞澀”地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在家從事紡織、宣傳和組織村里婦女參加生產、當選邊區甲等勞動英雄的經歷,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從“屁事不頂的婆姨”變為“貴氣的像個寶玉”,同時她所在的村莊“不但紡線搞好了,婦女在家里也聽不到責罵”。有意味的是,在這篇自述文章的末尾,劉金英用一連串的發問陳訴了新的“苦惱”:“過年米面齊備之后,我又想起,我村前年還有十個婦女不懂衛生,參加識字組的青年婦女,現在一滿學會七成了,難道我們就應該是文盲?怎樣才能人財兩旺呢?我們每天紡線疲倦了后,還是感到苦惱,難道不需要文化娛樂調劑嗎?難道婦女就不該有進步的機會嗎?……今年必須另外開辟一個新面貌!”[16]

劉金英的“苦惱”,可以說是邊區婦女群眾在“通過勞動獲得解放”取得一定成效即“米面齊備”“聽不到責罵”之后,進一步提出“文化翻身”的訴求。這也符合“四三決定”內含的階段性發展的政策邏輯。延安時期婦女解放的目標指向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維度的全方位解放,正如有研究者考察延安版畫中的“新女性”形象時所指出的,革命政權致力于塑造的“新女性”形象的最高典范,是一種“有聲音、敢言說、能勞動、有知識、有覺悟、具有新中國主人公氣質的勞動婦女”[17]。劉金英的學文化“宣言”,正是朝向這一烏托邦式的“新女性”愿景而邁進。

婦女勞動英雄劉金英發出“文化宣言”時已近延安時期的尾聲,一年之后的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劉金英是否實現了“開辟一個新面貌”的誓愿,尚無資料可查(6)此后《解放日報》另有兩篇報道提及劉金英:1946年9月19日第2版《新婦道》一文扼要列舉了5位勤于勞動的鄉村婦女,文中稱贊劉金英“能織又能耕”“勞動起來活像個男人”;1947年2月4日第2版《參軍獻糧為保家鄉》一文同樣是群像式報道,文中介紹“綏德縣參議員、模范軍屬劉金英”勸人參軍,號召群眾慰勞新兵。,但在她的訪談發表半年后,果然出現了一位聞名邊區的婦女文化英雄——農婦通訊員李錦秀。

三、李錦秀:鄉村婦女的寫作與“解放”

1946年9月8日《解放日報》2版上方,從左往右連著刊登了3篇有關李錦秀的稿件:人物特寫《農婦通訊員李錦秀》(約1300字),新聞消息《慕家崖變為知識村——婦女李錦秀是文化活動的核心分子》(約700字,另附肩題“耕讀之樂 消滅文盲擺脫愚昧”),兩篇文章的作者皆為吳堡縣委宣傳部干事馬少堂;第三篇則是李錦秀本人的作品《模范學董主任——農婦通訊員李錦秀母子合作》(約250字)。在一期報紙上如此密集地聚焦一個對象,這在《解放日報》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并且,版面的編排方式亦不符合該報的操作慣例:自1942年整風改版之后,2版固定為邊區版,頭條(7)《解放日報》采用繁體字豎排,從右往左,因此右側最上方稿件為版面頭條。通常是邊區的重要新聞,如《準備粉碎蔣軍的“自由行動”!邊區部隊奮起備戰》(1946年9月5日)、《米脂利用廟會及騾馬大會 向四萬群眾宣傳時事》(1946年9月6日)、《各機關學校競割馬草》(1946年9月7日)等。

以如此高的規格與規模來報道一位“農婦通訊員”,足見黨報編輯部的重視程度,抑或還有欣喜和振奮的心情。形成于整風運動期間的“新型黨報”,跳脫了此前“城市化”“正規化”“記者辦報”“專家辦報”等現代新聞業的常規路數,創設了以“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為核心的新方針[18](P42)。由此蓬勃開展的工農通訊員運動,志在將報紙打造成面向全黨和群眾的開放平臺,“黨的新聞工作”也從記者編輯、文宣干部等知識分子的專業范疇,轉變為各級黨組織的重要業務,“以黨的核心力量去推動,發動廣大的群眾來參加”[19]。雖然理想旨歸是造成一場普遍而廣泛的群眾性新聞運動,但受制于邊區的客觀條件——文盲占總人口九成以上、大量區鄉干部不識字(8)這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描述的1942年之前的情況,此后群眾教育和干部教育取得一定成績,但直至1944年“客觀情況的嚴重性(驚人的死亡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大量的迷信與不衛生,等等),還沒有減輕”。參見《關于文教工作的方向——李鼎銘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1944年12月6日),載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9輯)》,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7頁。,這樣的目標實際上很難一蹴而就,因此在實施路徑上有所側重,工農干部群體成為優先動員的對象。中宣部曾在1943年底作出明文規定:“新聞通訊工作者及一般文學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應放在培養工農通訊員,幫助鼓勵工農與工農干部練習寫作,使成為一種群眾運動……在陜甘寧邊區工農(首先是工農干部、八路軍和工廠工人)的學習條件較好,更應以大力有系統地進行之?！盵20](P109)1944年底邊區參議會通過的關于報紙通訊工作的決定,提出“以區為單位”來組織工農通訊組,“主要是以區級干部及本區內熱心的鄉干部與小學教員為基礎”[21](P63)。

從實際開展情況來看,及至李錦秀“橫空出世”的1946年,雖然經過各地黨委和各級黨報(9)陜甘寧邊區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建立起四級黨報體系,包括中央級的《解放日報》、邊區級的《邊區群眾報》、分區級的地委機關報和縣級報紙,此外另有基層社會的黑板報、墻報、壁報以及部隊系統的各級報紙。本文討論的“工農通訊員運動”范圍涵蓋邊區四級黨報的通訊工作。邊區新聞業的概況,參見丁東:《邊區及解放區的小型報》,載劉增杰等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1-575頁。歷時三四年的組織、動員和教育,基層工農干部其實并未被普遍發動起來,譬如通訊工作模范團體志丹縣,“寫稿還局限于縣區的主要負責同志,沒有普遍發動區鄉干部寫稿”[22]。在這樣的情勢下,真正的“農民通訊員”的出現,對于報社編輯部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和激勵,也是高度契合黨報新路線及革命價值觀的絕佳報道對象,稱得上“浮出歷史地表”的新式農民。在推出李錦秀的前一年,《解放日報》還長篇報道了一位男性農民張國保及其領導的通訊讀報組,“綏德分區農村里的第一個讀報組,也是抗戰報(綏德地委機關報,引者注)在農村最好的一個通訊小組”[23]。相比而言,李錦秀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更高規格的表彰,她的“農婦”身份也被格外強調。例如1946年9月1日“記者節”,《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部隊生活報》聯合評選邊區范圍內的通訊模范,李錦秀所在的慕家崖通訊組被評為團體乙等獎,張國保領導的通訊組則并未獲獎[24];1947年初,李錦秀和張國保同獲綏德分區甲等通訊員,兩人所在的通訊組均獲團體獎,見報的消息中特別標注李錦秀為“農婦通訊員”[25]。

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以單篇人物特寫的形式見諸報端的“農民通訊員”僅有張國保和李錦秀兩人。關于這一男一女的報道文本自然具有緊密的“主題互文”關系。史明(Nicola Spakowski)從婦女勞動英雄的報告文學中提煉出兩個敘事“版本”:“黨領導的動員”聚焦婦女解放過程中黨的領導作用,側重以抽象的政治語言描述黨的政策、對干部的教育和動員;“婦女主導的變革”聚焦婦女本身的能動性,側重以生動的日常語言描繪婦女勞動英雄的生活場景和新建立的社會關系[26]。借助這對敘事框架來分析兩位“農民通訊員”的報道文本,可以發現兩篇文章均未使用“黨領導的動員”這一模式,黨、政府、干部的身影幾乎不在場,農民的能動性、主體性是刻畫的重點。盡管存在這些共同之處,但兩個文本的敘事框架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由《抗戰報》記者、編輯薛文華(10)作者的身份信息從回憶錄獲得,參見薛文華:《我與〈抗戰報〉》,載陜西日報社、延安時期新聞出版工作者西安聯誼會編:《延安時期新聞出版工作者回憶錄》(未公開出版),西安:陜西日報社印,2006年,第314-318頁。撰寫的張國保一文,落腳點是他領導通訊讀報組的“方法”,包括如何研究、學習和利用報上刊登的經驗,如變工隊的組織方式、農作法等,然后聯系本地實際情況改進村里的相關事項;還包括如何號召、組織小組成員收集材料并寫成稿件,文中甚至以一半的篇幅詳細羅列了六種寫稿的具體辦法。在這篇約3000字的長文中,主人公張國保從文盲到識字、讀報、寫信、寫稿的個人事跡僅有500余字。其敘事框架可以概括為“工作經驗的推介”,這種報道意圖清晰地呈現在“編者按”之中:“這個小組的成立和發展,對我們今天如何培養邊區土生土長的工農通訊員,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經驗。他們在寫稿上的六個辦法,更值得一般通訊小組參考,希望各地通訊員同志注意加以研究?！盵23]這也是“新型黨報”對報紙核心功能的重塑,即在傳遞信息、發布通知等常規職能之外,更強調登載來自基層的工作經驗,通過報紙來推動實際工作[27]。張國保及其領導的讀報組顯然熟悉這一辦報理念,寫稿的“六個辦法”中就含有適宜此道的選題策略,如“抓住農村每個時期的中心工作,能與每個運動緊密結合”“發現各方面的典型榜樣”等。他們通過報紙學習別處的“工作經驗”,自身的“寫稿經驗”也經由黨報的中介而成為他人的學習對象。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吳堡縣委宣傳干事馬少堂寫作的李錦秀一文(11)參見馬少堂:《農婦通訊員李錦秀》,《解放日報》1946年9月8日第2版。本節后面的引文,除標注出處之外,皆來自這篇報道,不再贅列。則全然沒有“介紹工作經驗”的實用性意圖。作者開篇寫道“讓我給大家講一個農婦的故事”,這個“故事”側重日常生活的場景和行動——不同于舊農村生活形態的新場景和新行動,特別是李錦秀的新行動所帶來的鄉村社會關系的變化。這樣的敘事框架十分契合“婦女主導的變革”模式,體現出顯著的婦女翻身解放的意味。

李錦秀通過紡線勞動和讀報通訊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是作者重點描述的第一部分。這個“好婆姨”每天在家紡六兩線,一年勞動所得扣除日用雜支還買了三坰地,由此在家庭中獲得認可乃至權威,“家事全由她掌管”。紡線勞動之外,作者指出“更惹人仰慕的,是全家學習文化的精神”,李錦秀利用一切空暇來讀報、識字、學習,丈夫在她的影響下看報識字,成了一個熱心學習的莊稼漢,夫妻倆互相請教生字、講述報上看到的故事,“真像一對親熱的同學呢”。在普小讀書的兒子,和母親一樣都是報紙的通訊員,母子倆經常合作寫稿,在這個過程中商量、研究甚至“有時還因意見不合發生爭執”。作者顯然十分看重這種新式的家庭關系和生活氛圍,使用了超過一半的篇幅來細致刻畫。與早前秧歌劇《夫妻識字》所強調的夫妻雙方的識字行為(考查、比賽)和好處(“咱提高文化大翻身”)[28](PP133-142)相比,這篇報道更為凸顯婦女的性別身份,“劉妻”“劉二他婆姨”在這里不僅有了“響亮”的名字,而且李錦秀主導了家庭的生產勞動和文化學習,以自己的行動營造了親熱、和睦的家庭關系——這也是“四三決定”之后鞏固和改造家庭的方向[3]。由此可見,婦女在通過生產勞動、做出經濟貢獻從而提高家庭地位之外,參與讀報識字和通訊寫稿等文化活動使得家庭的內部氛圍和關系形態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也是作者著力表達的主題之一。

在家庭之外,李錦秀更以飽滿的精神狀態積極關心和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格外顯現出一位鄉村“新女性”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她是慕家崖村讀報組的“核心分子”,也是通訊組的“積極分子”,半年來寫稿十多篇。要為報紙寫稿,不僅要走出家庭、關心村莊事務,還需要知曉遠方的要聞,比如黨的政策、政府的工作中心——這是報紙的選題偏好,也是采納通訊員稿件的標準。對于鄉村女性來說,這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李錦秀為此“走東鄰,跑西舍”,“把村內發生事情,揀最值得報導的隨時記下來”。她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模范學董主任》,寫的是該村普小負責人所做的“好人好事”:為識字班的娃娃們掃雪,從家里拿燈油、飯碗到學校,自家的地不翻卻忙著給學校泥窯洞……篇幅雖短小,內容雖粗陋,但契合當時大力開展文教工作的政府施政綱領,同時也屬于黨報所熱衷的塑造“新人”“新事物”的題材類型,由此顯露的見識或者說把握公共議題的“政治意識”并不簡單。李錦秀在文章結尾寫道:“希望全縣的學董主任向他學習,向他看齊?！盵29]

作為村莊“文化活動的核心分子”,李錦秀以自己積極的行動、優異的表現贏得了“人人敬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愛慕她”,這種新型婦女的道德權威促成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突出表現在李錦秀對于村莊公共事務的話語權上。比如她發覺村里報紙太少,提議辦一個黑板報,“這個提議立刻得到大家的擁護,不久,村里便有了黑板報”;她希望全村的女人都能識字,因此常常拿著線拐子走門串戶,“一面纏線線,一面給婦女們說邵清華是個女人,還當縣長哩!咱們識幾個字為什么不能呢?”在她的推動下,村里十多個婦女識了字;李錦秀在村里的權威和話語權甚至超過了干部,村里一對夫妻吵架要離婚,“村主任調解不了,經李錦秀勸說,兩人和好了”。

有意思的是,作為一篇人物特寫,文章對李錦秀33年生命歷程的描述僅有100字左右,并且只是放在末尾“簡單地補充一點”:“她是一個貧苦的農家女子,十一二歲時,父親供她讀了二年書,十三歲時,就把她嫁給慕汝興,當時她急得要死,想著:我不能念書了!后來,她進了識字班,又進了文化補習班,現在,已是該村人人敬仰的文化人了?！笔访鲗τ趮D女勞動英雄的文本分析,極富洞察力地辨識出一類文本蘊涵著“未來指向”,即敘述重點并非主人公過去的解放過程,而是當下的行動及其引發的社會變革,以此打開想象和建設未來理想社會的時空視野,“讀者可以從文中了解到,新民主主義旨在認識新的現在和其蘊含的未來潛力,而拒絕沉迷于過去”[26]。李錦秀的報道文本同樣如此,作者在扼要勾勒了李錦秀的生平之后,馬上將視點指向未來并收束全文:“我的介紹至此為止,如果你想知道得更詳細些,最好到那里去看看,或者到隨便什么地方去找吧,因為像她這樣的女人,在我們邊區不止一個兩個,也不止三個四個……”[3]

四、陳學昭:知識女性的勞動與“整風”

1944年可謂陜甘寧邊區的“文教之年”。這年3月,毛澤東對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發表重要意見,提議邊區黨政系統重視文教工作。在這個提議推動下,文化教育成為邊區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年底,逾千人參加的邊區文教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會上通過了開展文教工作的一系列決議,群眾文化教育事業進一步蓬勃發展[30](P220)。正是在這一年,慕家崖的村民“自動成立”文化補習班[31],李錦秀進入了文化補習班,逐漸成長為村子里“人人敬仰的文化人”[32]。

對于延安中直機關的知識分子們——包含《解放日報》社的新聞工作者在內——來說,1944年卻稱得上“勞動之年”。各機關單位在這一年推行“個人生產”,“沒有一個人站在生產運動之外”[33]。年初,楊家嶺機關工作人員的“個人生產計劃”首先見報[34],林伯渠、李鼎銘、高崗等黨政要員紛紛“以身作則”,制訂并公布每個人的生產計劃[35][36]。在清涼山合署辦公的《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1月25日的編委會討論了當年的生產任務和方法,提出“大家動手,各盡所能”[37],后經民主評議和組織批準,編輯部每人都訂出生產定額和勞動計劃[38](P126),“一月尾,個人生產使報館熱鬧起來了。所有的編輯、記者和校對同志,都做了個人計劃,而且想盡辦法到處尋找生產門徑”[39]。這并非清涼山新聞單位“大生產運動”的開始。1943年2月,《解放日報》社就成立了生產委員會,由總務處蘇愛吾處長領銜[37],生產任務主要由后勤和行政人員承擔,報社創辦了豆腐坊、香煙廠、合作社,開展多種生產和經營[40](P89)。1944年的“個人生產”,則要求編輯部所有人都必須參加勞動。與豐衣足食的經濟考量相比,“個人生產”更核心的目標毋寧是“整風”,艾思奇一言蔽之:“對于知識分子,勞動就是整風的實踐?！盵33]

1944年,吳堡縣的農婦李錦秀利用“紡線線”的余暇,努力學習文化、讀報寫稿;《解放日報》副刊部編輯陳學昭則在看稿子、寫文章的本職工作之外,努力進行紡線勞動、個人生產:“我每天工作五小時——實際上不止,紡線三小時——實際上也不止,一有空,我就在窯洞前紡線,晚上有時在月光下也紡?！盵41](P152)這年“三八”節,陳學昭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表態”性質的署名文章《體驗勞動的開始》[42],講述了自己學習紡紗的經過及心路歷程。當時遠在重慶的冰心讀到了這篇“很妙的自白”,認為:“女作家紡棉紗,當然有些大材小用。但在邊區情形特殊,徹底推行生產政策之下,這就是每個婦女應負的責任,再也不能算做什么‘佳話’了!”[43]從“生產政策”的層面看待陳學昭的“體驗勞動”,多少有些疏離,趙超構的觀察更為貼切,“這篇小品使我如實地見到一個知識分子到延安去必須經過的‘蛻變’。大體上說,這一種自我克服的過程,總免不了有些痛苦的”[11](P138)。

誠如趙超構所言,陳學昭“自我克服的過程”確實是“痛苦”的。這個過程伴隨著勞動態度、技術觀念、情感結構、身份認同等多重“蛻變”,足以窺見一個革命知識分子改造舊我與重建主體的艱難程度。

陳學昭的“自白”開篇寫道:“勞動能改造自己的思想,這些正確的道理,是說過也聽過的,但要做起來,卻必須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盵42]“思想斗爭”的第一關,即是對待勞動的態度。陳學昭所在的副刊部主任艾思奇在論述“勞動就是整風”時,特別指出“新的知識分子”應向勞動英雄學習“新的勞動態度”,即像勞動英雄那樣帶著新社會主人公的“愉快的心情”投入勞動,這是“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反之,“以業余消閑的態度對待勞動,或把生產看做苦重的負擔,都是缺乏新的勞動觀念的表現”[33]。陳學昭“體驗”勞動之初,對待紡紗這件事“不耐煩、輕視”,“學紡紗,把時間浪費在這個事情上,一小時能紡多少呢?……應當利用熟練的生產技術才能更好的完成個人生產任務”[42]。這種態度在編輯部的“女同志”當中較為普遍,“她們并不喜愛這原始的工具,認為這是農村婦女使用的東西,而自己即令生產,也應該去管理機器”[39]。由于“不耐煩、輕視”,即將開始的紡紗勞動也就成了“苦重的負擔”,陳學昭想過“避重就輕”,她向紡紗小組提議成立一個縫紉組[42],別的女同事也想去“打毛衣,縫衣服,或者刺繡”[39]。

這些想法自然未被采納,一輛輛紡車真切地擺在她們面前。當勞動真正開始的時候,“輕視”的態度轉變了——原來這“原始的工具”“農村婦女使用的東西”,操作起來并不簡單,“比對付一架鋼琴困難”[42]。陳學昭由此對紡紗感到“害怕、抱怨”,她在自傳體紀實小說中寫道:“第一次坐在紡車的面前,她不知道怎樣去下手:一會兒錠子跳了,一會兒棉條斷了,急得她一身大汗;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兩只手弄的滿是污臟的油和灰土?！盵44](P268)據陳學昭在上海愛國女校讀書時的同學、延安時期曾任中央婦委副秘書長的張琴秋回憶,陳學昭甚至踢壞過紡車并招致嚴苛的批評:“我有一個朋友,是一位有點名氣的作家,從法國留學回來……她搖這種紡紗車,顯得笨手笨腳。她紡出來的紗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不合格。這樣久而久之,她自己發急了,急得把紡紗車都踢倒了,踢壞了,說什么也不再紡紗了。有的人批評她,說她這是沒有過好和工農相結合的一關?！盵45](P235)為提高編輯部“女同志”的紡紗技術,報社特別邀請婦女勞動模范趙秀蘭來清涼山現場示范,趙秀蘭展示了高超的紡線技術,“她每分鐘抽線十四根,每根約長二尺”[46],大家看了她的表演,“提高了信心,增加了耐心,生產熱情也都增加了。她們決心在紡車聲中把自己改造”[39]。

據陳學昭自述,她最終克服了技術難題,成為一名紡紗高手,“我紡的都是頭等線……每月能完成上繳的任務,還能攢積幾個零用錢,到市上去買麥芽糖吃”[41](P153)。不過她沒有描述如何提高技術的細節,而是更為強調“耐心”這個情感元素:“你不會今天第一天去紡就紡出勻細凈潔的頭等線來,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必得耐心地,加上時間和精神,好好地紡,從一根一根的紗里得到進步,得到技術的提高?！痹陉悓W昭看來,這主要是“思想斗爭”的結果,“從不耐煩、輕視、害怕、抱怨,許多復雜不正確的心理,經過了一番矛盾的斗爭,今天我很耐心的坐在紡車旁邊紡起紗來了”[42]。對于紡車這種“落后”的勞動工具,“耐心”地熟悉、掌握、親近它,達成人與工具的密切結合,或許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不二法門,因此“耐心”恰是紡紗勞動最關鍵的“技術”。進而言之,經由勞動而生成的“耐心”,對知識分子來說還具有重塑革命主體的“心理技術”作用,使得這個從現代都市帶著革命激情和浪漫想象轉移、下沉到鄉土社會的知識群體,能夠對落后的條件、艱苦的工作、嚴峻的形勢乃至平凡的生活等革命現實問題,形成更為清明的理解和把握[47]。張琴秋在勸說陳學昭時說,“砸爛這種舊式紡車,那是中國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眼下還必須使用這種舊式紡車”[48],正是從革命現實角度所做的開導和撫慰。

對待勞動(特指體力勞動)的態度,看待紡車這種生產技術的觀念,在勞動的過程中由“不耐煩、輕視、害怕、抱怨”轉變為“耐心”“熱情”,這對知識分子來說已然是意識—心理—情感的大幅蛻變。不過陳學昭的“思想斗爭”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自傳體小說中作出了更加深刻的剖析:“思想跟著那一根一根的線抽出來,愈抽愈長,愈抽愈多。她開始想到:自己活了幾十年,沒有織成過一寸布,沒有種出過一粒米,但卻已穿過不知多少丈的布,吃過數不清的米了!她為自己這一新的思想覺得驚奇,由驚奇而感到羞慚,由羞慚而感到負疚,感到有罪,感到對不起勞動人民!”[44](P268)這種“罪感”的自我體認,也是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改造的關鍵所在?！督夥湃請蟆飞缈偩庉?、毛澤東思想在新聞領域的主要闡釋者和執行人陸定一曾有過更為峻厲的表述:“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勉勵自己,做人民的公仆,應知我們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養,如果我們的工作,無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蟲還要可惡,比二流子還要卑劣?！盵49]

“罪感”經由親身勞動而生發出來。由于產生了這種“新的思想”,“她感覺到有一種新的東西在她心靈上生長出來,舊的東西在那里死亡下去”[44](P271)。亦即是說,固有的身份認同、舊我的主體感開始坍塌,陳學昭因此“有些懊悔自己成了個知識分子”,新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感也逐漸浮現,“我對紡線感到極大的興趣,簡直愿意一輩子這樣!”[41](P152)從“體驗”勞動、將勞動作為自我改造的手段,到認同普通勞動者的身份、生成一種新的主體性,這也是副刊部的另一位同事方紀在《紡車的力量》[50]一文中所表達的主題。正如盧燕娟分析的,“知識分子改造所要達到的最深刻、也是最艱難的目的,是掌握讀寫能力的知識分子,徹底拋棄身份障礙成為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51]。同樣經歷從“五四新女性”到革命知識分子身份轉換的丁玲,對于這樣的主體重建有著深切的體悟,“應該把自己化為人民的一部分,把自己融匯到人民當中去,這就是‘改造’”[52](P220)。

五、結語:群眾和知識分子的“雙向改造”

在延安時期獨特的新聞場域中,處在不同位置的兩種類型的“新女性”,各自前行又彼此靠攏,形成一種互為鏡像的奇妙關系:農婦李錦秀在生產勞動之余讀報識字和通訊寫稿,從工農通訊員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鄉村社會“人人敬仰的文化人”、一種“新型的婦女”;《解放日報》社編輯記者、著名女作家陳學昭則在新聞與寫作之余紡紗勞動,在生產運動中進行艱辛的自我改造,成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型為革命者的典范、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兩種“新女性”的鏡像關系體現出革命政治對于群眾和知識分子“雙向改造”的規范性要求,延安時期“黨的婦女工作”和“黨的新聞工作”無不遵循此道。

婦女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四三決定”,一方面對婦女群眾在生產勞動、衛生健康、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解放作出規劃也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對從事婦女工作的“女同志”亦提出深入基層、與群眾打成一片等要求(12)艾思奇在論述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的意義時,對“受過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的洗禮”的知識分子提出一個批評:“浮在上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個表述即出自“四三決定”。參見艾思奇:《勞動就是整風》,《解放日報》1944年2月19日,第4版;《中共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1943年2月2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26頁。,旨在促成一種相互靠攏、縮短距離的新局面(13)宋少鵬等人關于陜甘寧邊區衛生運動的研究,指出婦嬰衛生的群眾性宣傳教育同時實現了對于教育者(知識分子和干部)與被教育者(群眾)的“雙重教育”“雙向改造”。參見宋少鵬、王穎、高小賢:《“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群眾路線下的陜甘寧邊區婦嬰衛生的群眾教育》,《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5期。。新聞工作將培養工農通訊員作為辦報主導方針,邀請人民群眾參與新聞活動、掌握新聞事業,這對遍地文盲的邊區群眾來說無疑是極高的要求,革命政權付諸繁巨的教育、組織和動員,最終涌現出李錦秀這樣的農婦通訊員。光譜的另一端,陳學昭這樣的新聞知識分子則被要求成為服務群眾的“新型記者”:

我們的新型記者,對于工農兵應有熱愛,要有當他們的小學生的態度,要有當他們“理發員”的志愿。我們相信真理,這個真理即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我們相信勞動者的創造力,并且相信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勞動者對于自己的報紙,自己的記者也有這種創造力。讓我們更密切地與工農兵結合,更誠懇地傾聽他們的意見,更真切地表達他們的意見,更耐心更友好地幫助他們掌握新聞事業,掌握這一戰斗的武器?！覀円谐汕С砂俚倪@種新型的新聞工作者,來擔任這一艱巨工作,有了他們,我國報學史上新的光榮的一頁將被創造出來[53]。

這段充盈著歷史意識與理論自信的社論文字可謂新聞工作“延安經驗”的凝練概括,也集中體現了延安時期革命政治文化的要義。醞釀于此的中國社會主義理念與設想將勞動作為新社會的準則,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勞動者被視為新社會的主人,“使從來就‘僻處于政治生活與歷史之外’的群眾,進到政治生活及歷史里面來”[54](P12),“勞動者是將來世界的主人”[33]。勞動群眾進入“政治生活及歷史”的過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來議,大家來做”的具體實踐,謝覺哉認為這是“民主的實質”[54](P12)。如賀桂梅所言,“社會主義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最廣泛的民主化實踐,無論政治還是哲學、文藝都內在地包含了這種‘人人都是……’的實踐訴求”[55]。上述社論所說的勞動者“掌握新聞事業”,也是這樣一種新聞活動的理想狀態。胡喬木作過一個有力的表述:“人人要學會寫新聞?！盵56]要將群眾納入“政治生活及歷史”或者說“政治—公共領域”[57](P341),離不開先鋒隊政黨的“教育、訓練和領導”[54](P12),使勞動群眾通過改造與自我改造成為能夠踐行歷史主體行為的“社會主義新人”。從李錦秀參與新聞活動和鄉村公共事務的個案中,可以略窺這種“新人”主體性之一斑。

在“延安道路”及其構想的社會主義未來,革命知識分子被賦予了溝通政黨與群眾的“媒介性”“中介性”功能[55],經由政黨政治的路徑來發揮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和領導群眾的作用,亦即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學界對此已有深入闡釋(14)此類討論頗多,代表性論述參見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與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89-112頁;賀桂梅:《時間的疊印:作為思想者的現當代作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281-285頁。。社論所召喚的“新型記者”——與勞動群眾密切結合、傾聽和表達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掌握新聞事業,可謂新聞領域的“有機知識分子”[58]。對于“擔任這一艱巨工作”的知識分子來說,“有機化”的自我提升與自我改造是履行使命的前提。其中,在思想感情上與勞動群眾打成一片尤為毛澤東所重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毛澤東預言這需要“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59](P851)。陳學昭參加勞動的身心歷險驗證了毛澤東的預言,從初次訪問延安時的“一個沒有黨派觀念,一個沒有組織頭腦的野極的野人”,懷有“小市民的理想”的“無黨派的人”(15)陳學昭:《延安訪問記》,上海:北極書店,1940年,第117頁。上述引文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版中改為“極散漫的人”“老百姓的理想”(第159頁)。,到再赴延安時自愿接受改造,“脫胎換骨地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44](P271),陳學昭經歷了這番改造舊我主體的“痛苦磨練”,由此構建的革命知識分子的主體感銘刻進此后的生命歷程,一如走出延安的丁玲。

實際上,知識分子在生產勞動中重塑自我所承受的“痛苦磨練”,勞動群眾在學習文化的自我提升過程中同樣遭逢。換言之,主體改造的規范性要求是雙向的,為此付出的努力和經受的代價也是雙向的。張琴秋曾對陳學昭講過工農兵折壞鉛筆的故事:中國女子大學一位參加過長征的文盲學員,提筆學字之初“感到筆桿子比槍桿子還重”,急得滿頭大汗,一氣之下將鉛筆折成兩半。這與陳學昭“體驗勞動”之初踢壞紡車的“事故”如出一轍,張琴秋以此啟發她“悟一悟工農分子學文化、知識分子學紡紗的艱難過程”[48]。只不過,知識分子的經驗通過自身的書寫得以記錄,勞動群眾的經驗則相對闕如,這一偏差難免影響后世的歷史敘事與闡釋(16)例如,本文對陳學昭和李錦秀的個案研究即因留存材料的特點而有所差異:陳學昭的自述文章和回憶錄較為詳盡地記述了其身心歷程,因此文中藉此對改造的“過程”進行了深描;在縣委宣傳干事的“代言”中,李錦秀的故事側重文化學習帶來的社會變化,因此改造的“結果”成為分析的重心。。

1944年12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在延安召開,四百余位勞模出席,時稱“群英會”[60](P229)。此時的陳學昭,“經過學習和體驗勞動……認識和政治覺悟有所提高,她認真地考慮著怎樣能為勞動人民多做一點工作”[44](P272)。恰巧她被報社分配去采訪勞模大會(17)陜甘寧邊區召開過兩次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時間分別為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見延安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延安市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4-805頁)。關于采訪勞模大會的時間,陳學昭的回憶中出現諸多矛盾:一方面,她說“一九四四年年初,邊區召開第一次勞模大會,我被報社分配去采訪勞?！?見陳學昭:《兩年的編輯生活》,載丁茂遠編:《陳學昭研究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88頁),“一九四三年冬的勞動英雄大會,我也去參加寫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見陳學昭:《關于寫作思想的轉變——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人民日報》1949年7月6日,第4版);另一方面,她說在這次勞模大會上,“記得我寫了女勞模折聚英的報道,還有另兩位男勞模和先進的報道——一位是牙科醫師李得奇同志,還有一位工業方面的先進人物胡華欽同志——都刊登在當時的《解放日報》副刊上”(見陳學昭:《天涯歸客——兩次去延安的前后》,《陳學昭研究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153頁),“記得我寫了女勞模折聚英的報道,還有另一位男勞模的報道——我已經忘了這位同志的姓名,都刊登在當時的《解放日報》副刊上。勞模大會結束后,我被調到中央黨校四部去做文化教員,離開了報社”(見陳學昭:《兩年的編輯生活》,《陳學昭研究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88頁)。從陳學昭的勞模報道的發表時間來看,關于“折聚英”的文章《“熬勁兒大”——記抗屬英雄折碧蓮》載《解放日報》1944年12月29日第4版;關于胡華欽的文章《為黨工作——記勞動英雄胡華欽》載《解放日報》1945年2月5日第4版;關于李得奇的文章《牙科李主任——訪邊區甲等模范醫生》載《新華日報》1945年5月5日第4版,時間均為第二屆勞模大會期間以及會后。綜合以上材料,本文推斷陳學昭奉報社委派采訪的勞模大會應為1944年冬召開的第二屆。另外,陳學昭的回憶中將報道對象折碧蓮(延川縣婦女紡織英雄、邊區特等模范抗屬)誤記為折聚英(延安縣婦女干部、孔厥小說《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主人公);而且并非所有報道都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亦有發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之情形。,陳學昭極為歡躍:“這是第一次——座談會以后——我去和勞動人民的代表接觸,聽著他們談英勇的事跡,給我興奮,也給我教育,并且使我覺得還能拿起筆來,為他們寫,為他們記錄,是多么光榮的事情!”[61]這次勞模大會,陳學昭采訪和寫作了多篇“人物通訊”(這一文體亦稱“報告文學”“特寫”或“報告與速寫”),在回顧自己尋找“新的寫作的生命”的曲折過程時,她將這次勞模大會的采寫經歷視為一個關鍵節點[61]。特別是對于延川縣婦女紡織英雄、模范抗屬折碧蓮的采訪和報道給陳學昭留下深刻印記,時隔多年之后她仍然一再提起(18)例如,在《兩年的編輯生活》《天涯歸客——兩次去延安的前后》等回憶文章中,陳學昭都提及采訪勞模大會、“寫了女勞模折聚英的報道”,參見丁茂遠編:《陳學昭研究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88頁、153頁。頗有意味的是,陳學昭此前曾以“式微”的筆名寫過一篇關于陜甘寧邊區第一位婦女勞動英雄的報道——《訪馬杏兒》(《解放日報》1943年10月5日第4版),但在她的諸多回憶錄中鮮有提及。。在這篇名為《“熬勁兒大”——記抗屬英雄折碧蓮》[62]的人物通訊中,陳學昭以質樸的大眾化語言和白描的手法記錄了一位農村勞動婦女的生平事跡,“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面對這一類她過去很少接觸、很少了解的人物時內心的贊嘆與感佩”[10](P277)。折碧蓮描述自己十年艱苦勞作的詞匯“熬勁兒”,或許讓在勞動中體悟到“耐心”的陳學昭產生了深切的情感共鳴,將其確立為文章的主題。相向而行的兩種“新女性”,在這里交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