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社會時空下的“有限自主性”*
——互聯網平臺日常保潔家政勞動研究

李 潔

(中華女子學院 社會工作學院,北京 100101)

一、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與面向未來的家政勞動

“家政服務業是指以家庭為服務對象,由專業人員進入家庭成員住所提供或以固定場所集中提供對孕產婦、嬰幼兒、老人、病人、殘疾人等的照護以及保潔、烹飪等有償服務,滿足家庭生活照料需求的服務行業?！盵1]從1983年北京市婦聯率先成立新中國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務中心”[2][3]至今,中國家政服務業已經走過了4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這40多年中,家政行業與飛速發展的時代一起經歷了數次重要的調整與轉變。伴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和數字化技術的不斷發展,當大量體力和“非人格化”勞動能夠被數字化、機械化、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時候,反而是“兼具私人性、關系性、情感性和身體性的撫育和照料問題”[4](P16)成為我們這個世代乃至下一個世代亟須解決和回應的重要社會議題。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提出推進家政行業高質量發展的三十六條政策,其中第三十五條提出“大力發展家政電商、‘互聯網+家政’等新業態”。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再次為這一既古老又高度面向未來的行業帶來了挑戰和機遇。然而,與外賣、快遞、網約車等以男性群體為主要從業者的空間移動型平臺勞動和以主播、游戲陪練、虛擬戀人等以青年人群為主體的社交/娛樂型平臺勞動相比,學界對“平臺家政”這一以中年女性為服務主體、面向各年齡階段服務對象同時也是人類再生產所需的必要性勞動的研究,在數量上仍然非常有限[5][6][7],在分析的廣度和深度上也亟待進一步拓展和推進。

本文以國內互聯網平臺家政行業中的龍頭企業W公司為例,聚焦“日常保潔”這一該行業目前發展最為成熟、市場普及率和盈利率最高的服務產品,考察數字平臺能否為從事家政、照料與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帶來成長和力量,并成為女性賦權和發展的重要來源[8];抑或數字化平臺的卷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家政行業的時空環境,催生了更加復雜與多維的社會時空,在給勞動者帶來新的可能與契機的同時,也使她們面臨著全新的挑戰和困境。

二、家政勞動、平臺經濟與社會時空

下文將在梳理中國家政勞動歷史流變的基礎上,考察平臺經濟的興起對家政行業勞動自主性的影響,以及社會時空視角對考察互聯網平臺家政工作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一)家政勞動的內在張力及其發展進程

作為家庭私人領域的清潔、照料、烹飪等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形式,家政勞動是一種既傳統又高度面向未來的勞動,“蘊含著公共與私人、經濟活動與親密關系、專業主義與情感依戀的多重張力”[9]。性別機制、社會階層和情感勞動等諸多因素都在家政勞動過程中發揮著復雜且微妙的交互作用[9][10],我們無論是將其置于純粹的勞資關系,還是基于情感/關系勞動的視角,都無法完全把握其彈性、流變、復雜、多樣和生成性的特征。

主仆關系古已有之,二者之間的照料基礎是等級化的人身關系和終身性的依附和從屬[2]。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消除了勞動者之間人格意義上的不平等,但在“以生產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結構”中保留了性別化的家庭勞動分工模式和等級序列。私人家庭領域中的家務勞動仍然以女性家庭成員承擔或女性親友間“幫忙”與“互助”等形式廣泛卻隱蔽地存在于集體化生產時期[10][11]。

市場改革之后,“單位制”原有社會功能的縮減和城市雙職工家庭的現實需要,導致兩種生產之間的矛盾日漸凸顯,城市家庭對“家政勞動者”的需求重新浮出水面[12]。在市場改革早期,勞動者與雇傭者之間往往具有真實或擬制的血緣/地緣關系,其勞動和生活空間的邊界劃分并不清晰。盡管勞動者的收入遠低于其實際的時間和情感投入,但雙方卻部分受到傳統“道義經濟”的影響和束縛,勞動者往往可以得到雇主在情感、資源和機會等其他方面的庇護[3][13][14]。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社會流動的增加、城市社會階層的重組以及勞動職業化水平的提升,家政服務原有的“擬家庭制庇護關系”在觀念和實踐層面上不斷受到沖擊與改變。家政服務業日漸從一種基于“共享生命經歷和敘事的親密感”[13](P14),演變為一種在原子化個體之間明碼標價、更為專業和標準化的勞動服務關系。服務于特定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家政中介服務公司開始逐漸興起,從而將傳統意義上工人與家庭之間的私人關系轉變為組織外包的專業行為,卻并未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形成穩定的勞動雇傭關系[15]。盡管該時期的勞動服務關系已經初步實現了契約化和商業化轉型,然而由于家政服務本身的特殊性,家政服務業仍然具有服務周期較長(合同往往在一年及以上)、服務方式的非標準化以及雙方關系的情感卷入等特征[2][16]。

“鐘點工”作為家政勞動的一種類型,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家政勞動的計量和購買方式不再采用在相對穩定的一段時間內一個家政勞動者只服務于一個雇主的安排,而是以“鐘點”為單位,細致劃分和售賣工作者的勞動時間,從而使得一個勞動者可以服務于多個客戶家庭[17]。盡管由于技術手段和地域覆蓋等條件的限制,早期“鐘點工”仍然很難實現完全意義上的精確“鐘點”劃分和配置,然而這種以標準化鐘點時間為計量單位的勞動安排,已然挑戰了家政勞動私人性、情感性和彌散性的傳統屬性,為數字時代更加精確計量、測算與交易的標準化家政勞動服務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

縱觀家政服務業的總體發展歷程,該行業在整體發展正規化、職業化和標準化的時代訴求[10][15]與行業本身所蘊含的私人性、關系性和情感性的內在特征之間[18][19]始終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二)平臺經濟的興起及其對勞動自主性的影響

“在線勞動平臺是通過互聯網連接勞工方和用工方,利用數據信息技術實現短期勞動服務需求—供給的精準快速匹配,同時實施大數據驅動的智能化平臺算法管理策略以規避運營風險和實現盈利的科技創新公司?！盵20](P53)平臺經濟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挑戰和改變了傳統勞動管理和控制方式:一方面,勞動者看似獲得了更加靈活多樣的工作機會和勞動安排;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加深了平臺控制的嚴密與精細程度[21]。在“平臺控制與勞動者自主性”這樣一對看似矛盾的現象之間,不同研究也給出了“平臺控制和工作自主權同時并存”[22](P146)、勞動者“主體性過剩并帶來自我奴役/剝削”[23]以及“勞動控制的不斷深化與增強”[20]等不同角度的研究結論和發現。

作為不同于外賣、快遞、網約車司機等在公共領域開展的具有更強可見性、以男性群體為主、“以流動為生”的工作[24],也不同于“網絡主播”“游戲陪練”“虛擬戀人”等以中青年群體為主集娛樂性、情感性、表演性與關系性為特征的數字勞動[21],家政服務業無論是在勞動主體(以中年女性勞動者為主)、勞動空間(主要在客戶私人家庭領域內部),還是所開展的勞動內容(清潔、烹飪、照料等人類再生產所需的必要性勞動)等方面,都與目前研究者大量關注的數字勞動形式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對這一群體的“勞動自主性”特征與形成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系統分析和研究。

在互聯網平臺家政工的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方面,已有研究指出,金融資本和互聯網技術的結合改變了以中介型家政公司為主導的自由競爭型家政市場[7]。家政平臺公司通過輕資產戰略延續家政服務業弱契約關系的同時,又通過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加強勞動控制[6]。由于家政勞動本身的特殊性,互聯網平臺家政服務在社會網絡聯結方面具有不同于大多數平臺勞動“一次性、功利型、非人格化關系”的特征,仍然存在發展出“周期性、道義型、人格化”聯結的潛在可能[5]。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勞動時空領域內的勞動過程與勞動控制關系,對該行業“勞—資—客”三者關系得以發生的“時空環境”關注不足,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已然設定的默認前提,但事實上,所有的社會事實都是發生在復雜多變的“社會時空”之中的。如果說之前的研究更多地聚焦社會事實的動力、過程和后果,那么本文則試圖把“社會時空”這樣一套行動得以產生的(多個)舞臺場景是如何搭建和切換、中間的困頓和風險、與勞動者的互動和關聯更多地呈現出來。

(三)作為勞動情境的“多維社會時空”

社會時空是超越于物理存在之外的社會性存在。物理時空是指包含“長、寬、高、時間”四個維度,并默認所有時空中維度一致性的存在。而社會時空是指不同的群體和生活方式對應著不同的時空秩序規則、權力關系和符號表達,它是實踐性的關系與可能性,因而是多元、流變和交疊的。量化時空觀所對應的二元論肢解了時空的整體性,時空本體論意味著時間和空間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只是我們從不同角度和面向的觀察與命名[25][26]。

人在社會時空中活動,時間和空間亦是勞動控制的重要尺度和標準?！翱斩辞覄蛸|的”鐘點時間、現代工業城市的空間重構,抑或伴隨資本主義進程不斷加深所出現的“時空壓縮”、全球國際分工等現象,都是工業化勞動生產的現實基礎,亦是其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征和外在表現形式[27][28]。數字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推動了即時性時間的競爭性和緊迫感[29]。數字平臺以“全方位在場”(omnipresent view)的方式對勞動者的時空感進行重組、加速、校準(recalibrating)和再嵌入,使其進一步成為被數字化時空卷入的微粒[30][31]。

女性主義理論對我們反思家政勞動者所處的再生產勞動時空環境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與成年男性在公共領域中從事外在可見的標準化生產,從而享有更大、更疏離的社會時空不同,以女性、孩子、老人為主體的(被)照料者,往往在家庭、村莊和社區中停留的時間更長,她們的日?；顒硬粩嘀厮芎途S系著私人和共同體生活中的記憶和情感聯結,享有隱秘卻不斷累積疊加的社會時空[32]。與工業化以來外部、客觀、勻質與可劃分的鐘點時間不同,女性作為生育和照料主體的身體和自然節律讓她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生物性的內部時間感受,這包括卻不限于:分娩時的陣痛讓女性所體會到的時間的私人性和“非勻質性”、月經和哺乳的周期性讓女性所形成的螺旋時間(spiral time)以及養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的過程中所體會到的冰川時間(glacial time)等難以外化和測量的內部時間感受[33][34][35]。當工業領域的生產者在精確、理性、標準化的社會時空中生產出非人格化的一次性產品或服務時,社會再生產則往往在更加彌散綿延的社會時空下誕生出更加復雜、多重與人格化的情感與關聯[36]。生產—再生產時空差異的存在提醒我們注意到將家政勞動這類發生在私人家庭領域內部的再生產勞動轉化為清晰可見、精確測量與標準化交易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緊張與困頓。

可見,不需要借助所謂的“時間機器”,人類本身就穿梭并再造了不同維度的社會時空。對平臺家政勞動者而言,她們同時面臨著線上的數字平臺與線下的超大城市時空[23]、公共領域中共享的標準化時空和私人領域中彌散的內部時空[36]、勞動者的工作/生產時空和勞動力再生產的家庭/生活時空[37]等現實存在且彼此交疊的多維社會時空。

本文將平臺家政勞動置于“網絡平臺—城市通勤—工作場所—私人領域”等多維社會時空背景下,考察勞動者作為完整的社會行動主體,如何在彼此不同但又密切關聯的時空之間完成身份切換、邊界劃分、關系勾連、自我迭代和升級,從而推動真實世界中多維復雜時空的轉換與彌合。這對我們反思數字時代下家政勞動者面臨的社會時空的多重維度及其張力、生產—再生產勞動的內在關聯和緊張以及面向未來的美好生活和家政勞動何以可能等時代議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機和切入點。

三、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創建于2014年的W互聯網家庭服務平臺,該平臺是中國起步最早、發展規模最大和運營模式最為成熟的家庭服務數字平臺之一。W公司“致力于推進家庭服務的產業標準化、數字化、職業化進程,通過賦能家政勞動者,為中國家庭提供包括保潔、做飯小時工等即時交易服務以及保姆、月嫂的勞動者招聘服務”(1)引自W平臺主頁對家政公司的介紹。。平臺目前已在全國上百個城市開展相關服務,北京既是該平臺公司的總部所在地,也是其服務的起源地和市場業務范圍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作為中國首都,北京市城市功能復雜、人口分布密集多樣,在空間上屬于典型的逐層擴散式的超大城市格局。北京在中國家政行業發展歷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開創和推動角色,也是國內目前多家平臺家政服務公司的總部所在地。作為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北京市廣泛吸納來自東北、華北和中西部地區的家政從業人員,基于北京市的研究對面向未來的家政勞動研究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和前瞻性。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收集整理相關資料:(1)對平臺家政公司官網主頁和應用程序界面的公司介紹、產品文案、客戶評價等公開資料進行內容分析,掌握公司的企業文化、發展歷程、目標定位、產品類型、營銷方式和運營規則;(2)2016年至今,研究者購買不同種類的平臺家政服務上百次,其中既有多段長周期的熟客訂單,也有一次性的即時性服務訂單,從用戶角度接觸平臺家政工數十人;(3)2022-2023年研究者對十余名互聯網家政公司勞動者開展半結構式訪談。被訪者以日常保潔家政勞動者為主;為便于不同工作類型之間的比較,訪談對象也包括其他工作類型的勞動者。訪談時間為1-2小時,共收集整理訪談資料20余萬字。

四、互聯網平臺家政勞動服務概況

經歷了近十年的快速轉型和發展,W平臺已經形成一個初具規模和標準化勞動分工的運作體系。下文將簡要介紹互聯網平臺家政勞動的服務類型,特別是其中日常保潔家政的勞動過程。

(一)互聯網平臺家政勞動譜系

已有研究往往是將“平臺家政工作”作為一個整體來展開分析,但事實上,“服務領域細分”原本就是平臺勞動管理和控制的重要前提,家政勞動亦是如此。從2014年建立至今,W家政平臺推出了從專項維修、專項保潔、深度保潔等事務性工作,到白班阿姨、住家保姆、月嫂、育兒嫂等全關系性照料工作類型。其中,以“保潔烹飪”工作為分界點,越是偏向事務性的勞動越能夠在互聯網平臺實現數字化對接,亦即由后臺根據地理位置、服務內容和時間等因素快速進行勞動服務內容的數字化匹配和推送;而越是偏向關系性的服務——特別是對老人、嬰兒的長期照料性工作——則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線下互動、面試和對接環節,或者說其數字化形式仍然停留在比較表面的階段。

本文選取W平臺家政工作類型中的“日常保潔”品類進行深入分析。這是互聯網家政公司推出時間最早、經營模式最成熟、利潤率最高和市場評價最好的產品。這一類型產品的成功可能是由于以下四個原因。第一,日常保潔勞動在時間維度上的持續性與重復性。與養老、撫幼等特定生命周期階段所需的照料以及清洗、維修家電等階段性短期工作性質不同,日常保潔工作是所有家庭都需要持續完成的重復性工作。第二,這類產品在空間上必須由勞動者進入顧客私人家庭領域內部完成,而無法通過購買外部產品(如掃地機器人、外賣)或服務(如衣物干洗)以及轉移到家庭空間之外(如養老機構)的方式完成。第三,與烹飪、居家保姆、育兒嫂等更加個性化、情感化和私人化的長期性照料工作相比,日常保潔工作更偏向于事務性工作,對人際關系的卷入程度相對較低,勞動流程相對容易實現標準化。第四,與搬家維修、清洗油煙機等更加純粹的事務性工作相比,日常保潔工作的門檻不高,專業化水平不易被顧客認可,而基于傳統熟人社會的勞動信任關系又日趨薄弱,這就為數字化平臺對日常保潔工作的介入、管理、匹配和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基礎。

(二)互聯網平臺日常保潔家政工作的勞動過程

1.勞動者的選拔和培訓

這一行業中的勞動者以40-50歲中年女性為主。這個年齡階段的女性既有相對豐富的家務勞動經驗,健康和體能狀態也相對較好。中年女性“去性化”的身體形象也符合公眾對她們從事家務照料工作的社會角色期待[13]。這些勞動者以小學或初中學歷為主,能夠比較熟練地使用智能手機和導航系統。她們大多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經歷,從外在形象、氣質、談吐(能夠使用普通話)和為人處世等方面能夠比較快速地適應和融入大多數城市家庭生活的需要。

在核查身份信息和進行健康體檢之后,平臺公司會對勞動者進行三天左右的職業培訓。培訓內容既包括企業文化、規章制度、如何高效便捷地開展日常保潔家政工作等“硬技能”,也包括對勞動者職業素養和溝通技巧等“軟技能”的培養,如外在形象、衣著裝束、言談舉止、精神面貌以及與顧客發生矛盾或沖突時的解決方案和應對措施等。簡言之,“禮貌且專業”是對平臺日常保潔家政者的基本素質要求。

2.用戶與勞動者的匹配和對接

相比于傳統家政公司和熟人介紹等方式,互聯網家政平臺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快速、便捷地實現對城市生活中潛在的客戶需求和勞動力供應的精準對接。在服務平臺上,勞動者可以預先設定自己能夠提供服務的時段和地理商圈(服務路徑在7公里以內)。用戶則可以在平臺上選擇需要服務的類型、工作時間、時長以及服務次數(是一次性服務,還是一周一次或一周多次的周期性服務)。

對于購買周期訂單的長期客戶,平臺還會提供更加具體的勞動者信息,供顧客進行比較和選擇。這些信息包括:穿勞動制服的證件照、年齡、戶籍、隱藏部分號段的真實身份證號、已經開展服務的次數以及得到的客戶評分。上述資料的展示增強了家政勞動者對顧客而言的真實感和可見性(visibility),改變了完全由系統進行數字化匹配帶來的陌生感和距離感,讓周期訂單客戶可以依照自己的個人偏好(如是否同鄉、年齡、形象氣質等)來選擇勞動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讓一個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進入自己私人家庭空間時的緊張與不適。

3.上門開展服務

勞動者在接到平臺發送的服務通知后,一般會提前一天通過內部通話系統(不透露雙方真實聯系方式)再次與顧客確認勞動時間和地點。在服務當天攜帶便攜水桶、折疊拖把和分類保潔布等日常保潔工具準時到達服務地點。

進入顧客家中后,勞動者在簡單詢問顧客有無特殊工作要求或環節安排后開始工作。盡管平臺本身有一整套開展工作的流程和要求規定,但勞動者進入顧客私人家庭領域內部也需要尊重顧客的各種私人偏好和要求,如使用何種勞動工具、按照何種順序開展工作、著重完成哪些工作等。在不影響時間進度或導致其他風險(如擦外墻玻璃、可能導致顧客物品損傷的工作等)的前提下,勞動者會盡力兼顧公司勞動安排和顧客個人要求。

在工作基本完成后,勞動者會請顧客對勞動成果進行檢查與反饋,在改進或確認沒有其他問題后,完成整個服務流程。

4.勞動評價、監管和支付

作為在顧客私人家庭內部完成的服務,平臺主要采取間接監管方式,亦即通過顧客匿名評價、平臺電話回訪和周期訂單的數量等評分機制建立勞動者等級體系,并作為她們獲得相應勞動報酬的依據[6]。得到顧客差評或投訴的勞動者則需要重新接受職業培訓乃至被平臺強制下線。這種與勞動報酬掛鉤的間接監管方式讓勞動者內化了外部監控,不斷審視和催促著自己加快勞動進度和提升勞動質量。

依據房屋面積大小不同,單次服務價格100-250元不等(2)一般而言,50平方米及以下的房屋建議工作時長為2小時,服務價格為100元;51-90平方米的房屋建議工作時長為3小時,服務價格為150元;91-120平方米的房屋建議工作時長為4小時,服務價格為200元;超過120平方米的房屋建議工作時長為5小時,服務價格為250元。。顧客可以在平臺上選擇購買單次服務,或以優惠價格購買周期性服務。前者是由系統隨機匹配附近的勞動者,后者則可以由顧客指定希望上門提供服務的保潔師。相對明確的服務流程和支付方式能夠節省勞動供需雙方討價還價的交易成本,但也使得互聯網平臺成為整個勞動交易流程的核心,掌握了交易資金的流動。

5.勞動報酬、人員流動與勞動力再生產

平臺控制了顧客支付的現金,并按照不同的提成標準從勞動傭金中抽取平臺信息費用。以W公司為例,平臺對核心勞動者抽取的信息服務費約占顧客支付傭金的15%,勞動者到手的實際收入約為9000元/月;而對普通勞動者的抽取比例則高達30%,勞動者的實際收入約為6000元/月。這種核心工人與邊緣工人的內部劃分和晉升機制[38]使得平臺既能夠以相對穩定優厚的工資待遇留住高質量核心勞動者、樹立品牌形象、獲得長久收益,也能夠以激烈競爭的方式激發員工工作的內驅力、淘汰邊緣勞動者,并從大量普通員工的薪資提成中獲得更大的收益。

相對優厚的薪資待遇穩定了平臺主要的核心勞動者,而她們的示范作用又使其能夠源源不斷地從家鄉帶領和幫助輸出更加年輕的勞動力。每成功輸送一個新員工(通過培訓考核并正式上崗),推薦者能夠得到150元的報酬。我們訪談的所有勞動者基本都是通過熟人介紹進入平臺,熟人網絡關系是平臺勞動力招募和持續更新的重要來源。

除了工資收入之外,勞動者沒有任何勞動保障或社會保險,工作的穩定性和保障性不強。在面臨傷病、衰老和其他意外情況時,只能依靠自身或家庭親友的照料和支持。

(三)小結:互聯網平臺家政勞動流程的閉環體系

綜上所述,互聯網平臺家政服務勞動形成了以“專業化培訓、數字化匹配、精細化服務和分級制管理”為特征的“下單—勞動—支付”流程閉環,從而推動了平臺日常保潔家政勞動的流程化和標準化進程。雖然無法直接掌控勞動者的實際工作情況并切斷勞動者與顧客之間的直接聯系,但通過在數字平臺上掌握勞動力供需雙方的海量供應和勞動報酬支付這兩個最核心的控制環節,平臺企業仍然掌握了“勞—資—客”三方關系的主動權。

在這樣看似密不透風的閉環流程管理過程中,勞動者何以獲得發揮自己主體性的空間?就需要我們將視角置于勞動過程之外,進一步考察日常保潔家政勞動者所處的多維社會時空。

五、多重社會時空的交疊、穿梭與轉換

這些離開故鄉、在超大城市空間中借助互聯網平臺搭建客戶聯系進入私人家庭領域從事家政勞動的外來女工,身處“網絡平臺—城市通勤—工作場所—私人領域”等多維社會時空之下——這些社會時空既相互影響和支撐,也存在彼此的緊張和困頓。

(一)虛擬網絡聯通萬家的美好生活

互聯網平臺家政公司最早出現并聚集于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在這些城市中,一方面是日益膨脹的超大城市空間,另一方面則是飛速運轉的工作節奏,將日益繁重的再生產責任持續甩入不斷縮小的私人家庭時空?；趥鹘y熟人共同體生活中的協作、互惠與情感紐帶日趨孱弱,在飛速運轉的超大城市時空和作為多重再生產壓力承擔者的私人家庭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真空地帶?；ヂ摼W平臺家政系統的出現,則依靠智能派單調度系統(location based services)等技術手段打破傳統照料勞動在地緣和血緣關系上的局限,為空間上日益分散的家庭照料需求和城市外圍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之間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匹配渠道,從而降低了勞動力雇傭的搜尋與匹配成本,實現了更大范圍內的勞動力調撥。

為了轉變傳統家政服務公司廉價、低效、不夠專業等被人詬病的行業弊端,W公司通過一系列企業文案、管理創新和審美包裝等文化經營(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39],試圖傳達出一個更加高效、便捷、專業、創新的高科技平臺公司形象。公司的廣告代言人是一位優雅時尚、已婚已育并被公眾視為“工作—家庭雙重成功”典范的女明星。企業的廣告文案大多針對城市中產家庭在工作之余希望放松度假但又苦于無人收拾照料家庭的困境,提供一系列方便、快捷、高效專業的家庭服務方案。

正如W公司的企業使命和愿景所言:“實現幫助千萬人就業,為億萬家庭服務,成為一個美好公司、美好平臺,讓家更美好?！被ヂ摼W平臺家政企業描繪了一幅數字化時代下在龐大勞動力供應和潛在市場需求之間搭建起高品質、專業化、聯通萬家的美好生活時空。

(二)奔波于現實超大城市時空中的身體

然而,在上述萬戶聯通、美好生活場景的背后卻依然是無數個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者“以其身體作為基礎設施”[40],在并不是為她們設計的超大城市時空中奔波勞作,才能將數字化技術平臺所描繪的上述生活場景在現實生活場景下得以實現。

在某種程度上,正如互聯網平臺中介公司所承諾的那樣,勞動者可以自主選擇工作時段和工作地點。然而,很多勞動者為了更加飽滿的工作安排和勞動報酬,并不會給自己留出單獨的休息日,而是一直堅持接單,直到身體不舒服或有其他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申請下線半天或若干小時(亦即在這段時間中不接單)。在工作時間的安排上,平臺允許的最長接單時間是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共計12小時。但是,這種超長的勞動時間對勞動者的體能要求過高,所以大多數勞動者會選擇早八點到晚六點的十小時工作模式。

如同很多快速發展的超大城市空間一樣,北京的城市物理空間呈現為一種發展高度不均衡的“中心—邊緣式”分布形態:勞動者的居住地點往往在更為邊遠或交通不便的城市邊緣地帶,而她們的客戶群體則往往分布在更加集中的城市中心地段。這就意味著平臺家政工每天的通勤成本較高,且典型地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集中與分散、擴張與收縮、移動與停滯相統一的時空特征[27][28]。在這樣一種追求效率的過程中,邊緣勞動者在空間移動過程中耗費的大量無酬的通勤時間,成為用來克服超大城市快速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地域差異和不平等的隱形成本。

日常保潔家政工群體在城市空間中的通勤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騎電動自行車,一種是公共交通搭配步行/共享單車。騎電動自行車的便利之處在于行駛快捷方便、時間容易掌握,不利之處則是需要承擔購買和維護成本,對勞動者的駕駛能力有一定要求,且需要自己承擔交通風險。與外賣、快遞等行業相比,家政工盡管也需要在城市中流動,但對速度的要求相對沒有那么急迫,所以更多的女性中年勞動者會采用公共交通搭配步行/共享單車這樣一種相對安全和穩妥的方式在城市中移動,每月的交通費用支出約為200元。而無論采取上述哪一種通勤方式,都需要勞動者對城市空間的熟悉和了解,能夠借助電子導航系統快速定位勞動地點。

(三)平臺中介與“標準化時空產品”的打造

市場經濟的重要前提是需要將特定商品從其他的社會生活中“脫嵌”出來[41],形成具有自身特定名稱/標簽、工作目標、工作流程、特定生產工具和價值測算方式的標準化產品。相比于其他勞動方式,傳統意義上的家政工作不僅在工作內容上更加模糊,在工作流程和方式上也更為靈活多樣,缺少統一流程和標準,勞動產品的評價也更多涉及雇主和勞動者之間的私人情感關系。

這就意味著作為一種高科技公司的數字化產品,互聯網家政平臺需要對傳統家政工作進行更加清晰的工作內容劃分、測算和衡量。以W公司為例,其服務產品被劃分為保潔、育兒、麗人(護膚、美甲等)等產品大類。而保潔又可進一步細分為日常保潔、深度保潔、開荒保潔、專項保潔、外墻玻璃、除螨清潔等不同細類。以日常保潔服務為例,家政平臺進一步明確了“整理歸位、打掃、擦拭、傾倒垃圾”四個工作步驟,以及“家具表面擦拭無塵、油煙機灶臺無油痕、家電廚電表面無塵、物品分類整理歸位、馬桶五金器件清潔光亮、地面潔凈無水漬、門窗潔凈光亮、垃圾傾倒更換新袋”等具體工作衡量標準。

在保潔家政勞動價值的核算上,平臺公司也建立起一套房屋面積對應勞動時間、對應服務金額的“空間—時間—貨幣”核算模式。在節假日或其他訂單量激增、勞動力供應不足的情形下,價格也會在日常服務價格的基礎上增加15%-20%的調度費;春節前全屋大掃除的價格甚至會比日常保潔價格高200%-800%。

勞動者每月需要支付35元用于在公司專用的平臺上定期購買公司統一定制的標準化勞動工具,這些勞動工具包括:帶有公司標志和象征色彩的雙肩包(用于存放所有勞動工具,同時也是公司在城市空間中移動的廣告牌)、圍裙、發網、九色分區毛巾、靜電除塵干巾、四色百潔布(用顏色標記不同的清潔區域和功能)、帶有伸縮功能的萬用清潔桿、可以折疊的塑料桶、特色垃圾袋、環保清潔劑等,所有勞動工具的重量為3-4公斤。這些統一的工具和產品為勞動者的工作賦予了更加專業化和技術化的新都市審美色彩。

連保潔布都可以如此文藝:細節彰顯專業,9色9塊保潔布,不同顏色針對不同區域,專為處女座設計。揮抹間,淋漓盡致、卓然綻放。(公司廣告文案)

勞動過程的標準化是提升勞動專業性的重要基礎[42]。平臺企業的標準化產品和服務讓勞動者擁有更加體面和專業的勞動形象,減少了勞動者—雇主之間面對面的議價成本,提升了作為一個群體的勞動者的議價能力;統一的勞動流程降低了顧客與勞動者之間的內部交易成本,部分改變了傳統雇傭關系中基于長期相處與磨合所形成的信任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以“標準化”和“專業化”為基礎的新型勞動合作關系。

(四)作為“工作場所”的客戶私人家庭領域

與工業化以來逐漸分化出來的工廠、企業、購物中心等傳統工作場所不同,日常保潔家政勞動的工作空間在客戶私人家庭領域內部。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住房改革之后,具有現代隱私觀念和空間關系實踐的家庭居住模式開始成為中國城市家庭生活的主流[32]。市場化改革的興起和專業化家政服務公司的蓬勃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家務勞動的私人家庭化轉向[3]?；ヂ摼W家政平臺的出現更是超越了原本地理時空因素的限制,讓“即時下單”“快速匹配”“專業化勞動者瞬時入戶”成為一種現實,但這并不能改變私人家庭時空本身所具有的關系性、情感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特征。同時,作為工作場所和私人領域存在的客戶家庭時空,在給勞動者帶來挑戰的同時,也蘊含著社會聯結與自我保護的潛能。

勞動者進入每一個私密的、具體的家庭私領域時,總會存在著各種意想不到的、非標準化的、千差萬別的工作場景與環境。這種工作場景與環境既包括物理意義上堆滿了雜物和快遞紙盒、寵物糞便乃至讓勞動者無處下腳的私人家庭空間,也有要求勞動者使用私人家庭提供的勞動工具和器材、按照顧客要求的順序和方式開展工作的家庭;此外,還有顧客提出延長勞動時間、擴展勞動內容(如手洗衣物、刷鞋等)、增加額外勞動標準等各種私人家庭的各種規范和要求。

有一次年關上客戶家,(她)衣服也不愿意我往屋里拿,讓我把所有穿的衣服都要脫掉。然后我說:“你還咋樣,再往里就是胸罩了,還怎么脫?”都得穿她的衣服干活,嫌我們自己的衣服臟。羽絨服啥的,她就不讓我往屋里拿,就讓擱樓道里。我這羽絨服也是新買的,花了六七百塊錢。之后我這羽絨服就丟了,客戶就說我沒穿羽絨服。你說年關的時候得多冷,她就說我沒穿羽絨服。你也沒法跟她犟。(霞姐,45歲)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客戶的私人家庭領域與勞動者之間總是一種矛盾和對立的關系,私人領域中長期愉快的合作也能夠催生超越于平臺專業關系之外的私人情感和聯結。一些客戶出于對長期合作勞動者的信任,會允許她們提前或推遲勞動時間、動態調整服務次數,甚至把自己家的鑰匙交給勞動者保管,以方便勞動者靈活上門開展服務。而作為對這些長期合作客戶的回報,勞動者往往會在高質量完成平臺工作的同時,做一些額外的工作或贈送自己親手制作的家鄉特產。這種超越于平臺關系之外的“自主合作”模式正是由于“家政業以在家庭私領域開展的工作為主,也為擬親屬化的自然情感模式在家政領域的延續和拓展提供了天然的行業基礎”[19](P41)。

(五)工作之外:勞動者社會再生產的私人家庭領域

除了工作和圍繞工作開展的通勤之外,勞動者還需要自身勞動力延續所需的社會再生產[36]。相比于工資收入更高的月嫂和自身消費性支出更低的住家保姆(食宿免費),日常保潔工作對一些勞動者的吸引力在于,對自己私人家庭時空的保留使她們有機會和家人住在一起,實現情感上的撫慰和功能上的互助。

絕大部分日常保潔家政女工來自經濟相對落后的東北、西北或中部地區。她們大多和丈夫同住,有時也和子女或其他親友在城市邊緣地區租房居住,人均租房價格約為700元,每戶的水電等其他住宿花銷約為300-500元。盡管需要支付一定的食宿和家務成本,但這種和家人團聚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情感價值和現實意義?！斑@種親密性不僅包含物理和情感意義上的接近——在家庭領域中體會到熟悉、舒適和愛的理想”[13](P14),還包含“對一種共享的敘述的渴望,這種敘述中包含著自己與他人的關系的建立”[43](P1)。

我家先生基本上是隨著我的時間。我出去,他就直接把我送到住戶家,完了他就跑外賣。如果我要是有急單子,他也可以送我。下班的時間他都以我為主,我下班我們就直接一起回來了。我家先生出過交通事故,他始終就像不放心似的,就不咋同意我自己開(電動車)。(霞姐,45歲)

上邊這段案例中的夫妻,丈夫送外賣,妻子做平臺日常保潔,雙方收入相當(月收入都在1萬元左右),上下班時間一致,家務勞動也共同分擔。工作之外的私人時空,使他們有機會可以相互陪伴、慰藉與呵護,享受夫妻之愛和天倫之樂。妻子職業收入增長帶來的對家庭收益的貢獻,所從事的家政行業帶來的女性對家務勞動價值認知的改變,以及夫妻共同生活帶來的身體和情感上的親密關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務工夫妻時空分隔、情感疏離、關系失衡的狀況,而有可能呈現出一種更加平等和親密的夫妻關系[44]。

還有一些和子女及其他親友同住的案例,則更多地展現出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單元為基層勞動者提供的社會支持和互助的重要保護性功能。

我兩個女兒都在北京這塊,現在一家四口也能互相照應一下。我和大女兒上班;小女兒十年前做過手術,腎不好,挺嚴重的;小外孫女兩歲多快三歲了?，F在冬天這會兒冷,小女兒不愿意上班,先幫她姐帶孩子。(解姐,50歲)

“家”對中國人而言不僅意味著繁衍繼替、身心安頓和社會支持,更具有超越于物質利益之外的精神感召和生命情感意涵[45]。對基層勞動者社會再生產而言,至關重要的家庭時空,既有可能是一種滋養與呵護,也有可能意味著是一種家務勞動的責任和負擔,當然更多的情形或許是二者兼備的風險社會下的“最后一道保護傘”。

六、有限的時空自主性:勞動者主體及其結構性限制

與其他平臺勞動相比,日常保潔勞動者身處“公域—私域、線上—線下、標準化—差異化”的多重社會時空。上述社會時空的縫隙、褶皺和重疊在為其提供新的行動可能與機會的同時,也仍然存在著難以改變的結構性限制和約束。

(一)勞動者的時空自主性

1.工作—生活時空的區分

通過與住家保姆/月嫂等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的照料工作相比,勞動者認為平臺日常保潔工作優勢突出。第一,勞動者只需要出賣有限的勞動時間。盡管上班期間工作緊湊,甚至會體力透支,但在工作時間之外,勞動者擁有自己的家庭私域空間和私人閑暇時光,可以回到家庭中休憩放松,偶爾也可以和親友聚餐閑聊,享受自己獨立支配的社會時空。第二,對工作進程的主動把握。住家保姆工作的重要弊端在于隨時都需要對顧客的需求作出應答和服務,即便是在沒有那么忙碌的時候,也始終處于“待命”或“假裝忙碌”的狀態。勞動者的身體和時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顧客所支配的——“身心分離”也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哈里·弗雷德曼(Harry Braverman)意義上導致勞動者“異化”體驗的重要來源[27][46]。而日常保潔工作的任務和流程相對明確,在服務時間和價格確定的前提下,大部分顧客也只關注保潔勞動結果,而非干涉具體工作流程。這就使得在確定的勞動時間內,大部分勞動者能夠成為自己身心狀態的主人,按照自己控制的節奏開展工作。第三,由于和客戶的相處時間較短,且服務內容也更加明確和專業,意味著勞動者在保潔工作期間不需要過多地揣測客戶的個人喜好、卷入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投入過多的“情感勞動”。用勞動者自己的話說,就是做日常保潔工作沒有那么“心累”。

做保潔工作,咱們全身心投入努力干完這幾個點就行了。你要是住家(保姆),一天24個小時在人家,時時刻刻得注意,要看顧客的(臉色),反正就是他隨時都在監視,總要(為你)找點事做。比如說晚上你休息的時候,你要是在人家,你也不敢像在自己家休息那么放松,是吧?或者你要是在人家渴了,想喝點水、想吃點水果什么了,咱們就得什么都得注意。你要是在自己家,比如說想躺一會兒、玩一會兒了,休息一會兒,這不都可以,是吧?你在人家里不行,在人家家里就得什么事都得注意。(解姐,50歲)

工作和生活時空的區分讓日常保潔勞動者能夠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安排:在工作上,勞動時間更加緊湊,人際關系更加簡單,身心狀態也更容易統一;生活閑暇的放松和與家人的團聚也讓她們的身心得到更好的休憩和調整,生活世界的意義得以統一和維系。

2.時空駕馭和關系實踐能力的提升

大多數家政勞動者來自農村或邊遠城鎮的中年女性,她們原本的生活領域大多局限于私人家庭時空,其所從事的家務勞動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也難以得到認可。在數字導航技術的助力、公司經紀人的指導和培訓以及自身經驗的不斷積累下,平臺企業工作的經歷讓她們不僅學會了數字導航系統的使用,能夠在陌生的城市中快速熟練地游走,也逐漸明確了自己的工作職責與界限,學會了情理兼顧地與顧客平等溝通和協調,維護自己的工作時間、節律和內容。

我也是做專業服務的。不能說你讓我去擦室外玻璃,我就冒著危險去擦,那是不可以的。還是要給自己的工作畫上一個邊界,該做的我做,我能做的我做。做不了的我也不跟你吵,不跟你鬧,我就是實話實說,我跟你解釋。(史姐,49歲)

在數字平臺的文化規訓、流程管理和薪酬發放制度之下,這些原本并沒有嚴格時間觀念和管控意識的外來勞動者也逐漸成為更有經驗的時空駕馭者,能夠在勞動空間、勞動時間和客戶關系間更加自如地切換和游走。

到顧客家進門的時候,第一眼你一定要看他這房間大約有多少平米,下單時他預定的時間是多少。如果說他這個房子特別大,他下的是兩個小時的單,時間上肯定不是特別充足。你就要和客戶先進行一個交流,說咱們服務時間有點不是那么太充足,那就是說你重點先從哪兒開始。他如果說我都要打掃,那是不可能的,那就要看你怎么用話術來跟他交流了。干得時間久了,自己在時間上掌握上都會很準確的,一般的情況下用多長時間,我們自己心里邊都有一個標準。(劉姐,46歲)

時空駕馭能力是個體實踐社會角色與確立平等社會關系的重要基礎?？梢院统鞘衅胀ň用裣噫敲赖脑率杖胍约皩ψ陨韯趧觾r值的認可,也讓這些超大城市中的外來女性逐漸樹立了自己作為一個完整的勞動者所應該享有的價值和尊嚴。一位被訪者在提到自己帶著勞動工具乘坐公交車時被一位本地乘客嫌棄并辱罵,她并沒有一味地躲閃和退讓,而是質問對方:“你沒瞧得起我們干小時工的,但是北京哪個家不得需要我們這小時工?!”(王姐,48歲)

3.挑選雇主與關系的維系

傳統意義上的線下家政公司在勞動時空上只能服務于周邊若干社區居民,因而在勞動需求上是高度受限的。這也容易導致傳統家政公司中“勞動者—客戶關系”的失衡——大多數情況下是顧客挑選勞動者,而不是勞動者挑選顧客。然而,互聯網家政平臺的出現一定意義上打破了傳統時空關系的限制,降低了勞動者對有限客戶需求的依賴,增加了優質勞動者反向進行顧客選擇的可能性。

平臺家政勞動者與顧客的關系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平臺系統數字派單的單次用工模式、雙方長期合作的周期用工模式以及建立在深度信任關系基礎上的自主合作模式。勞動者初入平臺,在沒有任何客戶資源的情形下,通常都是被動接受系統的一次性派單。

如果在合作過程中勞動者認為這個客戶家庭交通便利、工作相對容易開展且溝通起來比較順暢,就會采用提升勞動質量和附加勞動內容等方式獲得客戶的好感,爭取達成雙方長期合作的周期訂單模式。對勞動者而言,周期訂單意味著對通勤道路和勞動環境相對熟悉,可以減少很多一次性交易過程中所需的查看路線、客戶溝通、工作規劃與進度測算等認知勞動和情感負擔。周期訂單的數量也是平臺衡量勞動者薪酬標準的重要尺度。因此,勞動者也愿意更加悉心地維護此類長期關系,從而換取工作和通勤空間上的便利,達到更高的時空自主性。

我基本上周期訂單都是固定的,是4個小時上下的。要是熟悉的客人,就跟人家商量7:30就去。這訂單結束,底下時間還寬松,能吃個中飯,下午再干一個大單。我就是固定一天七個小時,干兩個大單就回家了。要不然路上跑來跑去太累了,吃不消。(保姐,45歲)

在這個案例中,勞動者通過高質量的服務盡量篩選和爭取勞動時間在4小時以上的“大單”,從而更好地控制無酬的通勤成本,換取有效的勞動和生活時間,爭取勞動收益的最大化。通過為長期服務的顧客提供額外的服務與照料、主動鞏固和維系雙方之間的關聯以及和顧客間“真實”情感關系的生產[47],勞動者和顧客之間甚至有可能超越平臺專業關系的管理和限制,達到前文中提到的更加長期深入和靈活多樣的自主合作關系。

與之相反,對那些時間和地點不合適或者客戶要求嚴苛、不好打交道的家庭,勞動者可能只會按照平臺工作要求完成分內的工作。即便客戶主動要求建立周期訂單,也有可能被那些周期訂單充裕的勞動者以時間不合適等原因婉拒。如果是在平臺系統上被安排到一些時間、地點不合適或客戶關系不好相處的訂單,依據平臺規則,勞動者也可以提前三天以上無責拒單。

可見,互聯網平臺提供的充足客戶供應讓那些優質勞動者擁有反向挑選顧客的可能。她們會優先篩選那些地理空間位置合適、勞動時間較長、勞動收益更高以及關系更好維護的客戶家庭,建立周期性乃至長期自主合作的訂單,從而讓自己獲得更大的時空自主性和勞動收益。在此過程中,勞動者需要同時調動起關系維護和邊界劃分的策略[48],亦即與合適的客戶爭取發展起更加長期和互惠性的關系,而與另一些客戶則只能維持禮貌且專業的一次性關系。通過對勞動時間、精力和情感的策略性調動和發揮,以及關系的自主協商和建構,那些有經驗的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得以推動更有意義的社會關系的建立,并獲得更加積極正面的勞動體驗。

4.對平臺系統控制的屏蔽

盡管平臺試圖通過各種制度安排(不透露雙方真實聯系方式)和懲罰措施(一旦發現私下交易,永久性不能進入平臺公司再次獲得服務),希望阻止客戶和勞動者越過平臺,直接發生“服務—現金”交易。但作為一種在顧客私人家庭領域中發生的持續性的商業服務,平臺永遠無法真正阻止顧客和勞動者之間在私人領域產生的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

我感覺系統咋阻止也阻止不了(接私單)。一個小時平臺扣7塊,(接私單)你要是一家4個小時,你就一單多掙28塊錢。有的嘴會說的那種,直接給平臺就下線了,下線完直接就接這些私單,也有這樣的。我可以選擇一周休息一天,但是我可以這天有私單,我就自己去干,你也管不著,對吧?(保姐,45歲)

勞動者對平臺管理系統的屏蔽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平臺無法真正了解勞動者在顧客家庭中開展的具體服務內容和情況。很多勞動者在與顧客熟悉之后,會私下調整工作時間(如遲到、早退、請假等)與工作內容(接送孩子、買菜等非日常保潔工作內容)。第二,勞動者可以與顧客約定在自己的平臺休息日開展私下的勞動服務,從而越過平臺直接獲得報酬。第三,顧客利用自己的私人關系給勞動者介紹社區中的其他服務家庭,勞動者可以在給顧客服務的勞動間歇或工作時間后進行私下的勞動交易。

由于家政保潔勞動必須要進入私人家庭空間內部開展持續若干小時的線下服務,因而無論平臺如何防范和設計,都無法阻止勞動者和顧客、社群之間私下交易的機會與可能。而勞動者也正是利用了平臺監控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縫隙給自己制造了屏蔽和逃逸系統控制的可能,得以在多維時空的間隙給自己創造私人收益的最大化。

(二)多重社會時空之困

在享有上述時空自主性的同時,勞動者也仍然難逃多重社會時空安排背后的精心測算、設計與忽視。

1.工作流程緊湊、高強度勞動與職業病

盡管日常保潔工作只需要出賣有限的勞動時間,且勞動關系相對簡單,但由于整體的工作流程緊湊,工作時長也經過精確核算,因而工作時間往往非常緊湊。加之客戶希望用更低的成本購買更多的服務,往往會在平臺建議的勞動時長上進一步壓縮,這就對勞動者的工作強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住家感覺精神壓力比較大,雖然說干活沒有那么緊張,就是說一直不那么急,但你也不閑著。但是你要是干小時工就不行,干小時工您這幾個點的活你必須得盡快地往前趕,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做保潔的話就是跟顧客關系簡單一點,但是就得抓緊時間,不能歇著。(解姐,50歲)

日常保潔家政一般工作時間是早八點到晚六點(甚至到晚八點),這就意味著她們至少午餐需要在工作過程中完成。而由于她們的工作時間由系統指定,并不會預留專門的午餐時間,加之每一單之間的通勤時間有限,就會導致午餐時間不規律,她們“隨便吃一口”或是采取各種辦法在時空游走的過程中“搶時間”。

吃飯沒有固定的時間,像我們來講可能12點,也可能會下午三四點鐘去吃飯,很沒有規律,就造成胃特別不好。有時候單與單大概差半個小時,可能路程上就需要15分鐘。你上下樓,有的小區又要報備,又要通電話,趕上雇主這電話打不通的時候就很難搞,這樣的話你就沒有時間去吃飯。然后像我經常干的,有幾個固定吃飯的地方都把人電話留下來,然后從客戶家出來就給人打電話,讓人家做,我趕到的時候正好也做好了,這樣就不耽誤時間。你還是得搶時間。(紅姐,33歲)

遇到春節等服務需求巨大、勞動力供應不足的情形,延長勞動時間(一天工作14個小時甚至以上)和增加勞動強度的情況也會增多。不規律的飲食和長期勞累,導致勞動者容易受到胃炎、肩周炎、關節炎、滑膜炎等職業病的困擾。由于密集化的工作安排和勞動保障的缺位,勞動者往往無暇看病或修養,甚至由于擔心止痛藥膏的異味會引起顧客反感而在治療方式上存在各種顧慮。對體力勞動的超高要求,也使得平臺將勞動者的招募年齡限定在50周歲以下。

去年過年特別忙,因為春節家里邊都想打掃一下衛生,好多阿姨都回老家了,阿姨特別不好找。你平臺上有個空檔,它就會給你進單。(工作多)然后肩周炎就犯了,當時特別疼,從過完年開始,2月、3月、4月這幾個月我都是胳膊疼得不敢抬。去醫院做了一個核磁,看了一下就說是有積液,然后就吃藥,抹扶他林那種藥膏。你也沒有辦法,這個病就是說養,你也沒時間去養。(劉姐,46歲)

2.超大城市空間中的奔跑跋涉與等待

通勤上的困難在新手家政工群體中表現更為明顯:她們對城市交通道路和出行方式往往并不熟悉,即便按照平臺的導航路線也存在找不到小區入口或具體樓號的可能。所以,最初接單的時候甚至會提前一兩天事先熟悉好道路,才能確保正式工作的時候不會遲到。盡管與外賣工作相比,日常保潔家政工作對勞動時間的要求沒有那么緊迫,但仍然受到道路通勤時間的限制。最艱難的是在雨雪天氣遇到交通堵塞或意外,無法按時達到顧客家庭內部開展服務。

回頭想之前太心酸了,真的是摸爬滾打的那種概念。我從上一家出來1點多,完了我再騎電動車往另一個雇主家去,春天雪和雨啥都大,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斑馬線是滑的,電動車摔出去了,我就坐地下哭。(榮姐,43歲)

新手家政工周期訂單較少,每一單的時間安排也具有很大的隨機性:有可能在冬天一大早就要出門,但下一單卻被安排在晚上五點天黑之后。在中間間隔的若干個小時,勞動者也只能在這個并不是為她們設計的城市中焦急地游蕩和等待,度過嚴寒與酷暑。

這個工作的優點是掙錢多,缺點是阿姨在路上風里來雨里去地跑呀,這個真不好。在客戶家干活是在掙錢,就怕客戶下個單,沒到時間的時候你沒有地方待。比如下雪、下雨、天冷的時候,阿姨沒有地方待,這個時候是最苦的。我還不如去干活,在人家家里暖暖和和的。不能太早打擾顧客,只能在外面等。(陳姐,40歲)

鐘點時間是一種建構、控制、約束我們社會生活并為其提供標準的社會和經濟現實[49]。誰擁有權力,誰就擁有控制他人時間的能力。當顧客能夠按照自己的時間規劃購買服務,數字平臺制定、安排、控制勞動者用工安排和工作節奏的同時,勞動者卻往往只能在這套被安排的時空體系中奔跑、跋涉和游走。

3.標準化產品的“非標準化實踐”

即便平臺開發了前文所述的各種“標準化”產品的服務內容、服務流程和服務標準,但當具體的勞動者進入千差萬別的私人家庭領域內部時,仍然會面對各種紛繁復雜的勞動場景和要求,而這些也對勞動者的自發調節和主體應對提出了挑戰。

在勞動內容上,一些顧客會提出日常保潔工作范圍之外的工作要求勞動者完成。例如,清洗、晾曬衣服、球鞋,接送、看管小孩,深度清洗油煙機或其他家電,等等。面對這種情形,勞動者需要根據不同的客戶類型(一次性客戶、周期客戶、長期合作的重要客戶等)和工作任務,做出自己的彈性回答和應對:有些順手能做的簡單工作可以幫助完成;為進一步維護周期訂單的客戶關系也會做一些額外的工作;有些勞動內容會要求顧客額外增加勞動時間或單獨收費;有些存在風險或超出勞動者技能的工作則需要以恰當的方式加以明確拒絕。

盡管平臺規定了日常保潔家政工作的標準勞動流程,不同顧客家庭也會有自己的規則和要求。有些顧客只需要勞動者擦地,并且是按照顧客要求的方式和提供的工具跪在地上反復擦地;不允許勞動者接觸家里臺面以上的位置。有些顧客會一直盯在勞動者身邊,不停地就每一個具體的位置或環節如何處理給出自己的工作要求,這樣的交流時間往往會占據勞動者的大量精力,影響她們工作流程的開展。

對一些個性化工作的要求模糊和不確定,也會給勞動者的工作實踐造成困擾。在下邊這個例子中,顧客要求家政工把綠植的“黃葉都給他揪掉”,但由于對什么算“黃葉”(全黃、半黃、有一點黃),以及為什么要揪掉(是為了植物美觀,還是預防其他健康的葉片染病)的理解不一致,就導致了顧客的不滿和投訴。

有一次我干活的時候,客戶告訴我把他養的綠植上的黃葉都給他揪掉。然后我就把黃葉都給揪掉了。有的葉心還是綠的,葉尖稍有一點黃,我說別揪掉了,都揪掉挺可惜的,都揪掉不好看了,就多多少少的給他留點。最后客戶說我這都干不好,就給我投訴了!(解姐,50歲)

千差萬別的家庭就有千變萬化的要求,平臺的標準化產品和服務仍然需要“個體作為一個移動的處理器,將自身以不同的形式接入流量社會快速聚散的動態生產組織之中,而不再是大機器生產中固定的齒輪”[50]。勞動者依靠自己的調整、適應和變化,承擔的各種“非標準化實踐”,才是將所謂的“標準化產品”對接到每一個具體家庭的終端核心環節。

4.分層管理控制帶來的平臺依賴

在勞動者自主性的部分,我們討論到有一部分客戶關系很好、完全可以不依賴平臺就有充足訂單的阿姨,為什么她們仍然會選擇留在平臺?這與平臺的分級管理系統帶來的不同層級的勞動者對平臺產生的依賴性有關。

我們可以簡略地將日常保潔家政工分為金字塔中的三個層級。第一層是頂級勞動者,在所有勞動者中的比例大約為百分之一。這部分勞動者入職時間長、周期訂單比例很高、擁有非常穩定的客戶來源。平臺公司為打造頂級勞動者品牌形象,防止優質勞動者流失,同時也給其他勞動者樹立典型示范作用,就會在聲譽上給這些頂級勞動者“鉆石保潔師”的稱謂頭銜;在工資收入上,平臺抽成費用全免,保潔師能夠拿到顧客支付的所有傭金;這部分頂級勞動者還可以承擔指導新手入戶等其他額外的有酬工作。這就意味著這部分頂級勞動者不僅可以享有獨立工作的所有經濟收入,還能夠獲得平臺額外的鼓勵和嘉獎,因此通常會選擇繼續留在平臺工作。

第二層是核心勞動者,大約占平臺勞動者的三分之一。這部分勞動者往往入職時間較長,每月的周期訂單數量在20個及以上,擁有相對穩定的客戶來源,平臺對其勞動費用的抽成比例為15%。這部分勞動者其實有“接私單”的機會與行動,但是為什么她們也只會將接私單作為補充性收入的來源,而不會替代或影響她們在平臺上的“主業”呢?訪談資料揭示了如下三個原因。其一,W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影響力意味著她們在平臺上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顧客來源。超大城市的快速運轉意味著她們即便當下擁有相對穩定的客戶,這些客戶本身也存在流動和遷移的可能。而平臺家政勞動的時空限制要求她們控制自己的通勤成本,這就意味著她們的工作不是服務于某個特定顧客,而是服務于特定商圈。簡言之,超大城市的時空特點導致了個體間關系的不穩定性,而數字平臺則可以確保她們長期客戶群體供應的穩定性。其二,勞動者和客戶在私人家庭領域中發生矛盾或糾紛時(如損壞物品、意外傷害等),平臺會以中間人的身份進行介入、干預和保護,這對超大城市中缺少正式社會支持系統的家政工而言至關重要。其三,她們已經在平臺分級體系中積累了良好的資源和評級,爭取更多的周期訂單——而不是將周期訂單轉化為私單,有利于她們進一步提升為更高一層的頂級勞動者;反之,一旦由于接了過多的私單被平臺除名,則意味著她們在該平臺積累的資源和等級也將被清零。因此,這部分核心勞動者也會選擇維護好自己的平臺“主業”。

第三層則是其他普通和邊緣勞動者,約占平臺勞動者數量的七成左右。這部分大多是入職時間不長或兼職工作的勞動者,她們固定的周期訂單不多,主要依靠平臺推送的散單。對這部分勞動者,平臺的抽成比例高達30%以上,也由此構成了平臺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盡管薪資水平偏低,但平臺內部勞動力市場中的頂級與核心勞動者的示范作用會激發這部分勞動者努力工作,爭取更多的周期訂單,從而逐步提高自己的勞動分成。在此過程中的競爭失敗者,則會由于長期無法獲得更高比例的勞動分成,逐漸流失或徹底退出平臺系統。而W公司在這個行業的龍頭位置以及相對較高的薪資收入,仍然會源源不斷地吸引新的勞動者繼續加入到分級管理控制體系的金字塔角逐之中。

通過針對不同層級勞動者核心需求的分化管理、激勵和控制[38],平臺家政公司激發了普通勞動者向上流動的內在動力,穩固了高質量核心勞動者對平臺系統的長期依賴,維系了企業內部整體勞動力的運轉和更新。

5.勞動力再生產的困頓、脆弱與撕裂

從事市場化家政勞動服務的人群,多是在特定年齡階段(40-50歲)從無酬家務勞動中暫時性釋放出來的外來女性群體。她們在這個生命周期的階段性家庭任務,暫時性地由“照料家庭成員”轉變為“賺取家庭經濟收入”。而無論是這個階段之前或之后,大部分女性勞動者仍然要回到家庭中繼續承擔無酬照料者的角色。這種家庭責任對中年女性的束縛也間接導致了家政行業勞動力供應的階段性和不穩定性。

盡管也在致力于推進“家庭服務的產業標準化、數字化、職業化進程”,然而平臺家政公司卻并沒有改變勞動者作為自雇傭者的根本屬性[6]。勞動者缺少能夠承擔其社會保障的相關責任主體,需要獨自面對勞動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核心家庭是這些勞動者客居他鄉期間為數不多的社會支持紐帶,而遠在他鄉的故土則是這些勞動者的最終歸宿和兜底選擇。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日常保潔家政工是一個高度孤立的工種,除了進入平臺初期的集中培訓,其他時間勞動者基本上只需要在網上向組長匯報、請假和安排工作。勞動者之間缺少面對面深入交流的機會和建立深度聯系的可能,現實生活中仍然更多地依靠同鄉、鄰居等傳統社會紐帶的支持和幫助。

對這些勞動者而言,她們非常清楚自己“客居他鄉”的功能性和暫時性,然而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已然對她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時空觀念和關系實踐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挑戰和沖擊(3)舉例而言,城市工作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影響和改變了這些中年女性對家務勞動的認知、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與家人的關系?！坝袝r候在家做家務活的時候,我會發牢騷。我就會說我這要休息一天,都不如上班。我這要上班的話,我還掙了工資,我還覺得挺好的;我這要擱家的話,忙忙叨叨干一天,我還不賺錢,給我累夠嗆!”(解姐,50歲)而她們在城市生活中習得和養成的一套倫理價值和行動準則,在回到家鄉后或許又會遭遇再一次的調整和適應。。在眼下的家與遠方的家、親密的家與擴大的家、暫時的家與長久的家,作為情感支撐的家和作為責任主體的家庭時空之間,也存在著諸多的緊張、撕扯和張力。

七、結論與反思

家政勞動是人與人之間表達愛與關切,建立長期的社會紐帶和情感聯結,開展社會行動和互助的重要實踐,因而是更加真切深沉、跨越時空、面向未來和難以替代的勞動[36][51]。本文試圖呈現數字化時代下互聯網平臺家政勞動所處的多維時空及其復雜面向——即便是作為其中一個子類的日常保潔家政,也給我們帶來諸多反思與啟發。

(一)日常保潔家政勞動所處的三組互為表里的社會時空

平臺日常保潔家政工作的重要特點是其在多重社會時空規則間的不斷切換與調適,而這些社會時空具體呈現為下述三組相互支撐又彼此關聯、互為表里的社會時空。

第一,互聯網虛擬時空和超大城市中的通勤時空。以北京為代表的超大城市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在信息、資源和空間分布上呈現出高度不均的態度:一端是飛速運轉的城市中間地帶和被裹挾的中產階層;另一端則是空間和資源上相對稀疏的邊緣地區。通過網絡平臺將城市邊緣人群的“剩余時間”輸送到高度運轉的城市中心地帶,互聯網家政平臺的出現部分緩解了超大城市階段性發展中的不均衡性所帶來的緊張與失衡,但其背后卻是個體從業者依靠自己的肉身在這個不是為她們所設計的超大城市空間中不斷奔跑、跋涉、等待與棲息,并承擔空間居住和通勤往返的成本與風險。

第二,平臺公司打造的“標準化時空產品”和勞動者在顧客私人家庭領域中的“非標準化實踐”?；ヂ摼W平臺公司對傳統上由女性承擔的無酬/低酬勞動重新進行市場測算、包裝和販賣。這一過程包括:將家務勞動從一種“彌散、綿延、疊加的內部體驗時間”通過重新劃分、測算和衡量,轉化為可以“清晰測量和定價的外部鐘點時間”;將家政服務從傳統上基于熟悉的信任感,轉化為基于“專業”和“標準化”服務的信任感;對傳統上廉價低酬的家務勞動進行審美和修辭上的“文化經營”、分類、命名、定價,從而將事實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打造為高科技企業中的數字化高端產品。然而在這些標準化數字產品的背后,卻是每一個具體的勞動者進入千差萬別的私人家庭領域,面對著每一個私人家庭提出的形形色色、不盡相同的服務標準、要求和內容,不斷調整和調動自己的身心情感和認知、溝通技能,在勞動服務的終端演化出各種復雜多樣的“非標準化實踐”。

第三,客居他鄉的“一葉扁舟”與遙遠故鄉的風險兜底。大多數平臺家政勞動者終其一生都在從事無酬的再生產勞動,卻只有在自己家庭周期運轉的間歇處,才能夠短暫地實現家務勞動的有酬化收入。她們需要城市的高速運帶來的經濟收益,但故鄉和家人才是她們的情感和精神家園。作為一個完整的勞動者,她們也需要來自家庭場域的情感滋養和精神撫慰,這也意味著她們需要為此在異鄉搭建“一葉扁舟”,并為此付出經濟和時間上的維系成本。她們的生活觀念和方式已經被城市超大時空和生活節奏改寫,卻最終注定要回到或許已經無法再適應的故鄉度過余生。她們終其一生都在照料別人,而誰又將照料逐漸老去的她們?

(二)數字平臺給家政行業帶來的沖擊、改變和延續

以女性為承擔主體的家政勞動經歷了從家庭內部事務向市場化商業服務的轉變,而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興起則進一步推動和塑造著家政勞動商品化的進程和特征。具體而言,數字化平臺給原本局限于家庭私人領域中從事無酬家務勞動的邊緣女性打開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門,讓她們得以進入更加豐富與多元的時空環境;數字平臺部分改變了傳統家政工作長期化、親密化和擬家庭化的特征;幫助勞動者打破了傳統時空限制,鏈接了更多的潛在客戶群體,從而減少了勞動搜尋成本和勞動者對有限客戶群體的過度依賴,獲得了更強的關系經營自主權;通過對標準化勞動產品的包裝和經營,幫助勞動者獲得了更大的議價能力,提升了勞動者整體收入水平;明確了更加清晰的勞動內容和標準,減少了勞動者過度的情感剝削和卷入;推進了日常保潔家政工作整體的標準化和專業化水平,提升了家政勞動者的整體行業形象和社會地位。

然而,以日常保潔家政為代表的數字平臺服務項目成功運作的背后,則是這些原本缺少資源和機會的中年女性用其辛勞、智慧和關愛(care)將這種包裝后的標準化產品進行最后執行、運作和接洽,以適應千變萬化的個體化家庭的需求。但被社會所認可和稱頌的往往是平臺所宣揚的數字化科學與技術,勞動者的主體抗爭和努力很容易被數字化時代浪潮的修辭所淹沒。作為事實上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互聯網平臺公司在最小化自身運營成本的同時,仍然沒有改變家政工作“不穩定勞動”(precarious labor)的實質[52]。勞動者沒有穩定的就業崗位和社會保障,而是仍然作為數字化網絡結點的終端被束縛在單個的信息隔間中,依靠自身(和有限的家庭)力量流動在“不可預知的”(unpredictable)通勤和生產空間中,難以擺脫“被數字化所支配的時空命運”。

(三)勞動者主體性得以實現的外部機制和面向未來的啟示

已有的家政勞動研究更多地以平臺/中介作為研究的核心視角[7],注意到“平臺”如何調動“用戶”實現對勞動者的多元監督和控制[6],以及如何采取利益調節和情感整合的方式對勞動者恩威并施[53]。本文則轉換研究視角,將勞動者視為“平臺—勞動者—用戶”關系中的有限行動主體,嘗試分析其在無法改變既定的結構框架下,如何動態開展與其中的一方進行合縱聯盟的同時,對另一方開展邊界劃分與自我保護的策略與實踐。

具體而言,本文并不完全認同下述觀點:“基于中國熟人社會關系建構模式等本土文化背景,客戶和家政勞動者得以通過勞動過程中的互助建立起具有真摯性、延續性和獨立性的自然情感模式,這是一種互惠互利的工作模式?！盵19]因為當客戶和勞動者仍然存在腦體、階層、性別和城鄉等明顯的不平等差異時[12],上述“自然情感和互惠互利的工作模式”就有可能仍然只是一些個例,而非普遍存在的社會現實。就此而言,互聯網信息資源和標準化平臺產品的出現,通過提升家政行業整體的規范化和專業化水準改變了以往工作過程中顧客對勞動者工作技能的貶低和對工作內容的無限擴展[42],從而有可能讓勞動者獲得更大的議價能力和關系協商的自主權——這是技術帶來的推進與改變。在面對陌生顧客和私人領域中的不平等關系時,勞動者的確需要平臺的技術和規則給自己提供的機會與保護。

然而,平臺日常保潔家政工的工作自主性又不完全是平臺帶來的,而恰恰是因為她們的工作流程仍然需要進入私人家庭領域內部,并需要與顧客發生具體的、面對面的、情感性的紐帶與聯系[19]。盡管作為新型數字化服務產品的設計者和推廣者的平臺具有上文提及的種種積極效應,但作為資本運營和勞動管理方的平臺也同時具有過度監管和深度牟利的傾向。而恰是勞動者與客戶之間的私人情感、聯結和庇護成為其抵御平臺過度管理和控制、獲得自主盈利空間與勞動積極體驗的重要堡壘與屏障——這在勞動者對客戶私人關系的打造以及對平臺監控的屏蔽和逃逸中得到了部分體現。

因此,勞動者在客戶與平臺、聯合與對抗、傳統與現代、專業化標準與情感性聯結之間未必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關系[15]。平臺與客戶的雙邊力量的存在給平臺日常保潔勞動者提供了替代性選擇的可能:勞動者可以策略性地選擇聯合其中的一方,而對另一方的過度鉗制和入侵形成抵抗和制約,從而形成三者之間合縱聯盟與邊界劃分并存的動態實踐關系。

無論是傳統情感聯結還是未來數字技術,在提供聯結與保護的同時也有潛在控制與過度汲取的可能。我們應思索如何在發揮平臺經濟資源匹配、勞動議價和提升勞動專業化水平等優勢的同時避免對流程管理和數字技術的盲目神化和過度迷戀,從而保護勞動者彈性自發的生活世界和自然情感;如何在積極推動家政勞動市場化價值提升的同時,重視對其社會價值和意涵的推動和建設[3][11];如何為家政勞動者的工作、通勤和社會再生產搭建更加支持、包容、友好的社會空間和環境,從而真正推動數字經濟與勞動者美好生活的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