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的重復:“永恒輪回”視域下的輕與重
——重讀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李 琳

一、虛無主義危機

何為虛無主義,尼采聲稱:“最高價值自行貶黜。沒有目標,沒有對‘為何之故?’的回答?！盵1]它指涉虛無的價值,表現為對生命的否定或貶抑,并質疑理性主義最終能夠引領人類通向理想未來這一神話,是對一切價值的重估。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表明:“一個人只能體驗到他自己”,而哲學家們所宣揚的一切體系只是個人獨白,哲學應聚焦于人及人的存在,而非希臘文化一以貫之的理性傳統。與此同時,他高揚以狄奧尼索斯為代表的酒神精神,將其作為徹底狂歡且對生命絕對肯定的象征。

尼采在標舉非理性的同時宣稱上帝已死,因此人不再有罪,這一驚世駭俗的論斷標志著以基督教為源頭的理性價值觀念的崩塌,人唯有立足于自身尋求意義和價值。這意味著人的生存將失去上帝的庇護,人重新獲得自由,因此不得不承擔起創造自己的責任。而自柏拉圖以來,人的理性能夠獲得終極真理,理性上升為人類人格中最高的部分。換言之,人類能夠通過理性追溯與尋求自然萬物的“第一因”,即“宇宙的不動的推動者”來認識和把握整個自然世界的存在。然而,成為“理性主體”的前提是將人的身體、欲望、經驗及感覺世界遮蔽,將思想抽象化為超經驗的理念,這種抽象概念(理念)相對于經驗世界中“生成”的恒長之流,代表著永恒的“存在”。而身處現實中的人,唯有馴服和貶抑人性中被理性或傳統道德所拒斥的部分,否定生命本身的某些部分,在怨恨與內疚中實現社會化。

與此同時,尼采指出現代人只是在無盡的旋渦中被他者裹挾著加速,力量本身成為目標,而人類永遠抵達不了至高,始終都留有對更深遠處虛空的恐懼?，F代科學的迅速發展將人局限于專業化的領域內,個體在高度分工的狀況中被迫統一和模式化。個體的特殊性、創造性及自發性日益抽象化為虛假的抽象物,個體成為游離于社會等待被安排的原子,因此變得虛弱、不再具有個性和創造力。

尼采對啟蒙理性所擬定的未來藍圖也表現出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他否定現代所推崇的真理觀,反對將現代科學方法應用于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主義。在啟蒙思想家看來,真理的獲得不依賴于中世紀的神意啟示,而在于科學的現代理性?，F代理想主義期盼著通過精密的數學公式或理念的理論,將人類從無限、混亂與不可認知的世界解放出來,得以在混亂的人類思想領域中建立普遍的秩序。然而,尼采指出,主體或自我的存在是源于我們生存的需要,是“主謂”這一語法習慣所形成的認識,而現代科學致力于追尋的客觀世界的真理知識與之沒有任何關系,因而否定了理性主義者設定的通過理性認識自然秩序并通往終極真理的假定。尼采進一步指出,虛無源于現代所張揚的樂觀主義。該理念通過人類理性與科學改變世界與建立美好未來,其與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使現代人陷入生存的焦慮、破碎與虛無中。尼采的視域從西方理性主義傳統轉向現世、此岸、現時,前者是對于“美好的未來世界”的虛幻建構,對超越、來世的關注;而后者認為個體應當立足于自身的處境去尋求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揭示了個體存在的虛無狀態,并將之融入對個體生命意義的探討中。上帝造物或宇宙本是自然形成這一爭論超出人類的經驗范圍,因此,人們對于各種相關學說的懷疑都極具意義。文本中提到,相比上帝造人并賦予其統治其他生物的神話,現實更可能是人類發明了上帝,將其對自然的支配權神化以獲得合法性。小說中的特蕾莎在城市目睹被兒童活埋的烏鴉、遭遇抹除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界限的警察、遇見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和淡漠,最終她與托馬斯逃離到鄉下并因此獲得幸福與寧靜。昆德拉認為,尼采與特蕾莎都脫離了人類的道路,而人類即大自然的主人,沖鋒并沉陷于直線運行的時間之虛無中。小說寫道:伊甸園的生活在“已知的事物中間循環移動”[2]356,不同于現代將人類引向為未知的直線賽跑,這一輪回重復的單調帶來的不是厭煩而是幸福。對這一生活地的懷念,便是“人不想成其為人的渴望”,因為人還未被拋入人之軌道。昆德拉提出,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望,人類不可能幸福源于人類之時間是直線前進,而非循環轉動的。

薩比娜的畫作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畫的表面是清晰的謊言,毫無褶皺且完美的“現實主義世界”,而背后是晦澀的真相,神秘且抽象;表面是風景畫,背后卻是痛苦掙扎的手。她頓悟所謂美,便是被背棄的世界,她忍受并逃離從高音喇叭噴薄而出的軍樂之毒汁,去往深藏于山嶺、被大多數人因當局迫害避而遠之的教堂,零散的老人不畏當局只畏死,教堂與禱文本身并不美,但相較于終日歌聲喧囂的青年工地,便是遇到了美。如昆德拉所言“生命的遺棄”[3],即為了建構整體統一且強大的、大寫的生命,遺忘和消除生命中脆弱的、差異的部分。被遺忘的世界使特蕾莎感到虛空,人們面對愈來愈多漂浮于河水并遠離城市的公園長椅,只剩下視而不見和冷漠,長椅從視界的消失使她感到無盡的悲哀,她所面對的是“生活正帶著所有的色彩逝去”,這一切都被遺忘在表面的完整、一致、和諧之中。

二、尼采“永恒輪回”思想

作為對“永恒輪回”思想的回應,小說開篇寫道:“有朝一日,一切都將以我們經歷過的方式再現,而且這種反復還將無限重復下去!這一譫妄之說到底意味著什么?”[2]3

(一)永恒輪回

尼采從時間的角度論述了永恒輪回的法則。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把“瞬間”轉喻為兩條相對的無限小道的出入口。向前和向后的兩條路都通向永恒,前者指向未來,后者直達過去,二者背道相馳,且連接于刻有“瞬間”的門道。侏儒否定了將真理與時間的形態比喻為直線的論說,指出真理皆是呈曲線存在,而時間從始至終都是個圓,在世界中存在的萬物“從這條長路出去,也必定從這條路上回來”。時間是無限的,那么有限的存在者必定在時間中永恒輪回。

尼采通過擲骰子的游戲過程論證了永恒輪回的形態。他聲稱世界是擲骰子的游戲,否定通過因果律的思維模式獲取一勞永逸的永恒結論。尼采強調組合數目的有限必定出現某一組合的重復,而非通過遞增擲的次數計算某一相同組合出現的概率。與此同時,他肯定了偶然、多樣性與事物的生成狀態。被擲出的骰子出于偶然,骰子被擲出所產生的組合出于必然。骰子回落的時刻是對投擲本身的肯定,永恒輪回的前提便是對偶然的欣然接受。因此,必然從未吞噬和否定偶然,必然性源于偶然性,并被偶然性所肯定。萬物“寧愿以偶然之腳—跳舞”[4]。在此過程中,偶然性還引出了多樣性,必然性暗示事物的統一。同上,統一被多樣性所肯定,多樣性呈現為碎片的形態,正如游戲者搖動骰子時的混沌狀態。因此,尼采還肯定了事物的多樣性與生成狀態。

(二)最大的負重

尼采在1882年《快樂的科學》中首次談到輪回思想: “這種生活……就是你將來還不得不無數次重復的生活……存在的永恒沙漏將不斷地反復轉動,而你與它相比,只不過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塵罷了!”[5]尼采首次描述的永恒輪回,指向一切事物的重復出現,即“無限次地再次經歷它,且毫無新意”,這便是尼采所謂最大的重負,成為現代人生存中厭惡情緒的源頭。

昆德拉認為,最大的重負從反面肯定了生命,個體若徹底地消逝于世,便無從反復,即使生命被意義負重閃爍著光暈,卻輕如鴻毛。相反,若是生存在無涉輪回的世界,便會暴露道德虛無的問題,因為時間呈直線流動,所有思想和行為都會被蒙上歷史的面紗,遵循被模糊和遺忘的規律,被諒解和許可。他指出現代人在直線式的歷史觀中被投入“一勞永逸地消逝了的人生”,生活不似正式出場前的反復彩排,而是即興表演,初次上場便是生命本身,個體如何應對生命的應然問題,生命的價值又在何處。這樣的生命“像一張草圖”[2]9,永遠無法成形。昆德拉又論述,若在永恒輪回的世界里,生命的每一秒都無限重復,人類的內心必將經受最沉重的負擔。

(三)最高的肯定公式

最大的重負只是表象,永恒輪回還是“人所能夠達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薄斑@也是一種意志——一種對人的生命存在以及存在本身的大肯定的意志——的體現?！盵6]由前者到后者的轉變,便是對生命最高的肯定。

“瞬間”也就是此刻,其在輪回中發揮著特殊的意義。此刻同時屬于過去和未來,將兩者濃縮于自身。海德格爾曾提出時間性的“綻放”,即將來(向……存在)、曾在(已經)、當前(當面)等現象,時間性本身就是綻放,“時間性不是通過諸綻放樣式的積累與嬗遞才發生的”[7],而是統一到時。德勒茲在解讀尼采時,注意到此刻的重要性,將此刻指向:過去如何在時間中形成,而此刻又是如何得以消逝的。流逝的時間必須同時是過去、將來和當下的,“一個時刻為了流逝(為了其他時刻而流逝),必須同時是現在和過去,現在和將來”。此刻作為正在流逝的時刻,融合了過去、現在、未來,如此時間才得以不間斷的流逝,最終使永恒輪回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永恒輪回指向的不再是同一事物的回歸,即存在之物的回歸,而是“回歸本身是由差異和多樣性肯定的事件”[8]72。它描述的不是“同一”的回歸,而是不同之物回歸的事實,指向差異和多樣性的回歸。按照德勒茲的理解:每一個瞬間都應處于生成狀態,未來對現在、現在對過去都不在任何意義上提供辯護的依據,“不能以一種統攝萬物的總體力量或一種第一推動力來說明必然性”[9]。德勒茲認為,尼采的永恒輪回肯定了生成,突出了此刻作為生成的意義,將生成本身作為肯定的對象的輪回。這便是對生命的最高肯定,是永恒輪回“最高的肯定公式”。

尼采將“瞬間”融入永恒,“欲通過出神的、忘我的瞬間體驗融入永恒本身”,永恒輪回最終指向對個人生命本身的肯定,肯定生命的生成狀態,個體在不同之物的無限回歸中無限接近自身的存在。在倫理層面,永恒輪回作為某種思想融入一種“新的實踐綜合形式:無論你意欲什么,你必須以這種方式來意欲:意欲它的永恒輪回”[8]100。當欲望浮動、意欲何物之時,預先追問自己的意愿是否也將無限次地重復,這便是支撐自己的最高意志?？朔摕o主義危機、根除虛無價值,轉向當下的經驗世界和生存體驗,基于并忠實于自身重估生命的價值,從自身內部來肯定生命本身。

與之相應,正如小說中的托馬斯在認識到個人生命有限的不可承受之輕時,他對于生命的態度:人只能活一次,在任何情況下只能做一個決定,無法驗證對錯。在尼采看來,在具有決定性的時刻,面對“非此即彼”的選擇,應當基于自身發出深入靈魂的質問,將瞬間融入永恒。由此,一切回歸之物便是對生命發出的最高肯定。

三、永恒輪回:不可承受之輕與重

昆德拉認為,即使直面永恒輪回所帶來的最沉重的負擔,人類的生活依然可在燦爛輕盈中綻放。最沉重的負擔將我們的生命貼近大地、真切實在,負擔的完全缺失使人輕如空氣,遠離大地與生命,遠離實在,變得自由卻毫無意義。因此,昆德拉對生命之輕或重的絕對意義發出質疑。他認為,人在世的機會僅有一次,既無法對照于前世,也不能給予來世任何啟示。這流溢出人類生存的有限性和偶然性,人被拋入世,在有限的虛空中身處無遮無蔽的狀態,難以確立自身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難于自我實現。因此,面對這不可承受之輕,人總愿為自身尋求重量,沉溺于形而上學的意義,確定生命的價值,渴求生命的重負。但個體往往在追尋的過程中陷入焦慮和荒誕,乃至虛無的體驗。諸如追尋自由之輕的托馬斯、向往靈魂之重的特蕾莎、渴求偉大進軍的弗蘭茨。

(一)托馬斯:自由之輕

對于托馬斯來說,生命之重意味著直面抉擇并承擔后果,生命之輕意味著自由、無須選擇和承擔責任。十年前,他隔絕了來自社會習俗與規范的壓力,并為自己確立了不成文的“性友誼”規定,這并不意味著愛情是無足輕重的,反而是充滿分量、必然與非如此不可的存在。

直到特蕾莎出現,托馬斯希望自己能夠平衡這兩者的關系,既能把她留在身邊,還能繼續自己的性原則。他認為性和愛是截然不同的實體:可以分開。為了留住她,他借用“比喻”賦予這一行為必然的意義,將偶然的相遇肯定為“非如此不可”,也借此來回避選擇,害怕承擔結果。然而,隨著她在噩夢中不斷流露的痛苦,托馬斯做出結婚并移居蘇黎世的妥協。此時托馬斯的生命展現為雙重世界,放蕩之徒與忠于愛情的特里斯丹的相遇。因此,他面臨著雙重之重負:愛與放浪的雙重罪惡。移居到蘇黎世之后,特蕾莎承受不住這一愛情原則帶給她的痛苦,獨自回到布拉格,而托馬斯卻迎來了久違的自由之輕。這份愛情既美好又累人,需要關心、責任與道德感,特蕾莎的離去使他由巴門尼德的負極之重轉化為正極之輕。幾天后,托馬斯卻又感到從未有過的沉重,追尋特蕾莎成為非如此不可的必然。

特蕾莎并非如此特別,十年來他的生命都在迎接著“輕”的復歸,這使他渴望“重”。而她恰好停留在他的床榻,他通過形而上學之幻象賦予了這份愛情以最美好的意義,愛情誕生于美妙的比喻。昆德拉認為“人的偉大在于他扛起命運”,托馬斯口中的“非如此不可”出自貝多芬的音樂,而賦予這一信念形而上學之重擔的是貝多芬的闡釋者,托馬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將自己對特蕾莎的愛建構在這一“非如此不可”上,這一信念賦予的意義卻消逝在急切挽回愛情后的現實中。不僅如此,他驚恐于自己所建構的愛情大廈完全建立在偶然之上:除了已然發生的現實,特蕾莎在可能王國里還有無數未實現的偶然,她的愛情是“別樣亦可”。托馬斯的愛情是形而上學式的“大寫的愛情”,這一嚴肅的愛情建立在六次偶然之上,必然的決定卻建立于如此偶然的愛情之上,他只能感到絕望。與此同時,“es muss sein”源于一句玩笑,貝多芬根據詼諧的靈感將一句玩笑幻化為命運之神的召喚,變成形而上學的真理,是由輕到重,是偶然到必然的過程。

然而,昆德拉認為:必然發生的事,在每日的重復中顯得悄無聲息,偶爾的巧合反而孕育著某種意義,這是必然性所不具備的魔力。他肯定生命的偶然意義,然而命中注定源于偶然部分的整合,同時也肯定了必然產生于偶然,兩者共同編織著存在地圖。托馬斯生命中唯一的非如此不可的因素是他的職業,他成為外科醫生不是出于天賦,也并非偶然,是出于內心深處的渴望,一種根本性的自愿,這一內在動力是托馬斯的必然性。這一職業吸引托馬斯的地方在于:解剖刀精準地切割在人體的皮膚所帶來的一種強烈且短暫的褻瀆神靈之感,他認為這種對上帝的褻瀆是對先驗價值的解構,這是他必然性的使命。與此同時,托馬斯將自己推得更遠,他發現透過手術剖開的身體只能看見無差別的表面,而瞥見內里的渴望推動他進一步追問:當人拋棄被視為其使命的東西,生命還能呈現為何種可能性,也就是生命還剩下什么。

托馬斯從對必然的專注轉向追尋生命的偶然。他放棄了非如此不可的工作,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擦窗工,感受到完全不在乎帶來的快樂。當內心不再被自身之外的事物所綁架時,他體會到幸福,一種不將人等同于其職業并可隨時拋入腦后、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游離進視界的輕松。與此同時,基于六次偶然的結果——特蕾莎,是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卻成為他唯一真正在乎的部分,他重新肯定了偶然。

托馬斯的社會生活也是如此。作為有名望的外科醫生,因發表了一篇文章他的事業因此一落千丈,即使他能夠通過發聲來反駁自己的文章確保這份工作,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不說出真相,因為真正壓垮自己的不是生活的“重”,而是那不可承受的羞愧感。他放棄了非如此不可的工作,卻感受到幸福,不久后,迫于現實壓力和對當下生活的厭倦,托馬斯與特蕾莎逃離城市,來到了鄉村,與特蕾莎過上了平靜的生活,最后卻死于卡車車禍。

(二)特蕾莎:靈魂之重

特蕾莎終其一生追尋靈魂的光暈,她貶抑、排斥和逃避以身體為代表的粗俗世界,渴望逃離充斥著肉體之惡的世界,她欲求靈魂能夠為自己賦予本質意義、從而體現她存在的獨特性。特蕾莎將預先闡釋的理念植入自身的具體生存實踐,認為靈魂能夠使自己從千篇一律的身體中脫穎而出,通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靈肉合一來凸顯自身本質的獨特性。她成長于母親建構的肉體集中營,在這里只有一具具彼此相像的肉體,沒有靈魂的影子。她被母親的怨恨充斥、因無須有的罪惡導致的內疚所填滿,沒有自由、權利與尊嚴,只有對來自母親偉大之愛的彌補和奉獻。作為普遍的肉體之在,她渴望獨特性的自我、渴望自由。

愛情帶給特蕾莎逃離的勇氣,她抓住了偶然的愛情并將這一愛情理想化,認為它能夠徹底消滅肉體與靈魂之間不可調和的兩重性、能賦予生命形而上的意義、凸顯她的獨特性。然而,托馬斯的性友誼原則無情地取消了她的獨特性,將她與其他所有女人之間畫上了等號,她再次被扔進一直渴望逃離的肉體集中營。她感到自己的軟弱,理想的愛情使自己再次陷入軟弱的旋渦,矛盾無法消除、宏大愛情意義的幻滅,放棄命運和靈魂的呼喚神秘地誘惑著她,她感到虛弱無助、發暈和絕望。她拼命抵抗往下墜的空虛獨自回到布拉格,她卻愈發渴望放棄。

無法改變這一事實的特蕾莎決定徹底放棄肉體,只把靈魂留給托馬斯。她嘗試著與工程師發生性關系,去體驗托馬斯所謂的自由之輕,然而對身體的排斥和貶抑反而使她體驗到肉體的歡愉。這次體驗使她第一次意識到身體不可模仿的獨特性,她愈是抵抗,快感愈是滲透她的身體,她感受到更為強烈的二重性。特蕾莎對靈魂的極端追逐卻點燃了她關于肉體之輕的激情,她發現自己墜入的只是愛情的陷阱,愛情是偶然且不嚴肅的,而她與托馬斯脆弱的愛情也僅是建立在她的忠貞之上,信念一旦消失,便會隨之滅亡。

(三)薩比娜:鴻毛之輕

薩比娜害怕同一事物的無限輪回,害怕生命之重,不愿意固定,不愿意與同一群人同伍,害怕對一切既定的遵循。她背叛父親、背叛已背叛的,尋求自由,投入未知,不斷脫離其本初的位置,最終離她最初的位置愈來愈遠,飄到了半空。然而,在背叛中她也渴望停留,她也因輕與重的矛盾而困擾,她背叛后的自我陶醉總是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這條路會走到盡頭!總有一天要結束背叛!”在愛情中,她也不斷經受重返大地的誘惑,渴望被動、順從,她也渴望沉陷于弗蘭茨的懷抱。但于她而言,愛情一旦公之于眾,便會成為負擔而日益沉重,這促使她背叛和逃離與弗蘭茨的愛情。但弗蘭茨沒有緊追其后的反應使她意識到:當沒有什么可背叛的時候該如何?面對著反復的背叛,她感到虛空,她不知背叛的終極會是什么。壓倒她的不是重,而是這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

(四)弗蘭茨:生命之負重

愛情之于弗蘭茨,展現為大寫的愛。他的婚姻基于自我構建的偉大愛情,愛情的產生不在于真實的感受,而在于透過對方尋找自己與理想。妻子自稱被拋棄就自殺的慘烈行徑使他瞥見站立在死神之門的愛情和弱者形象。他為自己套上違心的社會規則,不得不忍受因此帶來的不適,有婦之夫與擁有情婦使他處于輕與重兩極,也使他活在矛盾和錯誤之中。作為弗蘭茲的情婦,薩比娜的魅力源于她的出身,即她來自革命理想破滅的國家,他與薩比娜的愛情在于從她身后看到的“革命之魂”:熱烈的人生,敢于冒險,有膽量,能夠直面死亡。薩比娜于他而言,是實現人類偉大命運的標志,是宗教而非愛情。她的離開于他而言并非不幸,因為她只是他幻想中的抽象物,是革命的象征、是他所不及的燦爛且神秘的人生,具體的她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愛情之于弗蘭茨,正如偉大進軍之于弗蘭茨。他渴望革命、渴望戰斗、陶醉于偉大進軍之思想:這一思想之所以偉大,在于其征途上的困難險阻需要克服;這一思想之所以令人陶醉,在于其能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盵2]306。他認為自己限于書本的生活(大學教授)缺少真實,沉迷并渴望融入示威游行的人群之中,響徹天際的口號與行進中的人群是他眼中的歐洲形象,這于他而言是真實的生活。然而,現實恰恰相反,被認為真實的游行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表演。但在經歷柬埔寨之行即一次真正的偉大的進軍行動后,他意識到自己原本賦予的理想和宏大的意義,正如這次行動一樣可笑而毫無意義。他對于生命形而上意義的負重輕如鴻毛,他終于明白,自己生活唯一的真實是身處于另一邊與他一同生活的女大學生,他確信“現實大于夢想”。

四、永恒輪回:差異的重復

尼采的永恒輪回,由“最大的重負”轉向“最高的肯定公式”,最終指向對個人生命本身的肯定,肯定生命的生成狀態,個體在不同之物的無限回歸中無限接近自身的存在。關鍵在于人從自身尋求克服的力量,依靠自身實現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如何在永恒輪回的前提下重復自身選擇的意愿,并給予最大的肯定;現實世界中的永恒輪回,在某一角度看來,并不缺乏同一事物的無限次重復,但切換角度便會發現差異的無限回歸。

俄國入侵布拉格最初的七天,特蕾莎沉浸于興奮的狀態,體驗到某種幸福。她轉悠在街上,將鏡頭指向俄軍的罪惡行徑,即使被捕、承擔著被槍斃的威脅,仍然再次沖上街去。她前所未有的幸福源于自我決斷和自我承擔的勇氣、自我意愿的實現,這是對生命自身的肯定。

托馬斯終其一生所追逐的性愛游戲不是基于感官享樂,而是迷戀隱藏在每一個女人身上、人類無法想象的獨特性,他執迷于去征服這百萬分之一的不同。這恰好與他作為外科醫生的工作相反:重復的手術中面對的是高度相似、普遍的身體。在“非如此不可(ess muss sein)”的沉重中,托馬斯意欲在同一事物的永恒輪回中尋求不同之物的重復,去發掘個體的特殊性。因此,他在無限次重復的肉體之愛中,并非馳騁于同一事物的永恒輪回,而是追逐差異與多樣性的重復,他手持想象中的解剖刀去意欲并征服這不同之物。與此同時,他意欲不同于“非如此不可”的輕——生命之偶然性。于托馬斯而言,生命的意義便是在無限次重復中捕捉到的百分之一,他肯定差異并在差異的重復中繪制存在地圖。

昆德拉強調差異和多樣性的重復,他認為生命的美麗來源于神秘的偶然巧合,將偶然的事件變成某個人生主題,于生命中“反復出現、重演、修正、延展”。人生如待譜的樂章,每一個體都在譜寫各自的樂章,物質材料的能指或許相同,但每個人的樂曲、每個詞的所指都各不相同。恰似薩比娜與弗蘭茨之間相隔的鴻溝:他們各自講述著自己的人生,完全明白彼此所說字面上能指的意思,卻無法真正感同身受和觸碰其所指的內涵。生命在無限的時間和有限的空間中重復,但作為“個體”的存在,于生活的體驗中是可以創造新的意義與不同的。正如已經成為薩比娜精神之物的圓頂禮帽,它在幾代人的輪回中、在薩比娜生命的不斷重復出現中,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存在,每一次都獲得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由圓頂禮帽自身生發而出,猶如一條語義之河不斷流經同一河床,每一次都流露出不同的所指,新的所指都會與以往留下的痕跡相應和而更豐富。這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頂與之完全相像的帽子,因為它已成為薩比娜生命樂章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