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范式:胡適《紅樓夢考證》現代論爭的思想史價值〔*〕

溫慶新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百余年來關于以胡適《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新紅學”之形成、范式、影響及評價問題,學界已有諸多討論,且尤重《紅樓夢考證》的話題創新、融合中國傳統考據學與杜威實驗主義哲學的“新方法”及其學術史地位。然而,罕有學者注意到《紅樓夢考證》誕生的初期并未獲得現代學者的一致認可,更未曾對這一歷史情況加以系統的梳理與分析。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學者對《紅樓夢考證》進行了一場推崇式肯定與批評式否定相交織的評判。此類長時段熱鬧存在的接受景象,不僅反映出《紅樓夢考證》范式意義確立的艱難過程,亦可討論20世紀上半葉學術演變的復雜性與多元格局,還原現代學術研究如何基于時勢所需而展開以史為鑒與開創未來的艱難探索。

一、作為一種“興味”: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的方法認可

早在1923年,梅生《紅樓夢辨》就指出:“自從胡適之先生做了一篇《紅樓夢考證》,把一般舊紅學家的錯誤,說得詳詳細細以后,遂引起俞平伯先生的動機,努力研究《紅樓夢》,把關于《紅樓夢》一書的風格,作者的態度,續作者的態度,續作者的依據……用深刻的功夫,逐一考證和批評?！薄?〕深刻點出了《紅樓夢考證》對現代學者關于《紅樓夢》研究思路與內容選擇的影響。徐文瀅《〈紅樓夢考證〉的商榷》(1942)進一步敏銳地指出《紅樓夢考證》被現代讀者正面接受的主要內容,言:“胡適先生以《紅樓夢考證》及《紅樓夢考證的新資料》二文決定了‘紅樓夢的真事是曹雪芹自傳’的推論,幾年來為公論所欽服,自此不再聽到關于這問題的爭論。凡有關于《紅樓夢》的記載,如《人名大辭典》,各種文學史小說史中,亦均采胡先生的考證為根據,不復有人懷疑了?！薄?〕現代各類文學史、小說史對《紅樓夢考證》的采信,即是該文在現代人眼中具有巨大影響力與強烈信服度的最佳注腳。例如,朱劍芒編、魏冰心等校的《初中國文》第4冊一書,節選了《紅樓夢》第39回至第42回涉及劉老老的部分,名為《劉老老》。該篇文末“注釋”直接就說:“據胡適《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卷三——曹雪芹名霑,是前清八旗世家曹寅之孫,約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都t樓夢》亦稱《石頭記》,是一部偉大的言情小說,全書一百廿回,以賈寶玉,林黛玉為書中的主人翁。本篇所描寫的是劉老老初進大觀園的情形?！薄?〕《初中國文》系“初級中學生”的參考用書,以“新主義教科書”為“賣點”,包括“古語文”與“今語文”兩大內容。其直接將《紅樓夢考證》的觀點當作一種可信的結論,進而向普通學生推廣。這些足見《紅樓夢考證》的信服力。

現代讀者認可《紅樓夢考證》的信任心理之所以廣泛存在,是因為《紅樓夢考證》所采用的“考證”方法契合了現代人的知識結構。朱頊《告研究紅樓夢者》(1924)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紅樓夢》一書,自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兩篇文字發表后,一般研究《紅樓夢》的人,的確,都有了一種正當的指導,不致誤入歧途,再去妄意推測了?！薄?〕“正當的指導”等評價,折射出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在研究方法(即“妄意推測”)與結論(即“誤入歧途”)兩方面的認可。這一切出現的關鍵在于《紅樓夢考證》更新了適合現代人知識趣味的“考證”方法。正如顧頡剛《自序傳》(1941)所言:“《紅樓夢》問題是(胡)適之先生引起的?！庇终f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后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后,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可見,現代學者認為胡適對《紅樓夢》研究具有突出的貢獻,尤其是“研究歷史的方法”的提出被認為有重要的革新意義。顧頡剛所言“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恰恰看到胡適所作的努力即《紅樓夢》研究應在貼近現代大眾生活的情況下,重新思考該書何以存在的知識特征。

關于《紅樓夢》知識特征的討論,已引起現代學者對該文的強烈閱讀“興味”。例如,1921年6月1日致信胡適的青木正兒曾說《紅樓夢考證》“用科學的方法,論調公正,研究精細,真正有價值的一篇考證”;〔6〕其后所撰《讀胡適著的〈紅樓夢考證〉》(1921)一文,更是毫不吝嗇地表達閱讀《紅樓夢考證》的“爽快”之感,言:“無論何時讀胡君之研究皆感到爽快之由,是其一方面不懈于搜羅前輩諸說的同時,卻決然不會被牽著鼻子走,總會在基礎上建立自己獨特所見之處?！薄?〕胡適“自己獨特所見”,恰恰是引起青木正兒閱讀興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畢樹棠《書報述要: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作)》(1928)一文指出:“胡適之的考證頗能自圓其說,文筆也不壞”,又說“證據周密考析精詳,能到起讀者的興味,因而讀《紅樓夢》說部是一事,讀《考證》又是一事,又另是一種興趣”?！?〕此即認為“證據周密考析精詳”促使《紅樓夢考證》具有特別的文本趣味?？梢哉f,胡適關于《紅樓夢》“史料的分析,極其精詳”〔9〕等知識特征,促使現代學者認可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研究方法之后,肯定該文的研究結論,進而在涉及曹雪芹的現代教材或通俗讀物中反復加以引用。由此增加了曹雪芹與“江寧織造”曹寅、《紅樓夢》系曹雪芹“自傳”說等觀點的權威性。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學者在“紅學”史視野下強調《紅樓夢》研究從“索隱”到“考證”的變革創造,進而突顯“紅學”的存在意義,往往存在一種針對彼時“青年”的“閱讀趣味”而言的糾偏嘗試?！?0〕這使得在現代“考證”之風影響下的“紅學”研究及其學術史反思,呈現出教化或啟蒙先行的某種批評先見。例如匡汝非《“紅學”的閑話》(1926)一文,指出《紅樓夢》前幾回的“作者自云”所交代的“自況”寫作意圖已很清楚了:“這全把作者的緣起,合盤托出,是何等的明白!不想有紅樓索隱家,猜寶玉是某某皇帝等憶(臆)度之說。又何等多心!關于這種《紅樓夢》考的問題,胡適之博士,論的非常詳細。請大家看——《胡適文存》第一輯——那就不想去索隱了?！庇终f:“我很愛讀《紅樓夢》,前天我在中華書局里買書,有一位專買《紅樓夢》索隱的,我雖然不認識他,我知道他也是一個愛讀《紅樓夢》的青年,同情之感,才使我口哈凍筆,寫出來這些話!”〔11〕因此,匡汝非認為后世讀者的索隱,并不見得符合“作者自云”的原意;《紅樓夢考證》在某種程度契合了“作者自云”中的“自況”之意,故屬可信;而針對“愛讀《紅樓夢》的青年”的“同情之感”,則是否定“索隱”而欲提倡“考證”的體現,從而展開“口哈凍筆,寫出來這些話”的說教或糾偏之舉?！拔液軔圩x”云云,表明匡汝非對《紅樓夢考證》的肯定是建立在其閱讀《紅樓夢》的實際感受上。其在比較“索隱派”與“考證派”對讀者閱讀所產生影響的過程中,對“索隱派”的知識趣味產生了強烈的否定感受。

現代學者肯定《紅樓夢考證》的另一種常見方式,是從《紅樓夢》演變的“紅學史”中,將此文上升為《紅樓夢》研究的一大重要“階段”。原載《時事新報》1946年4月12日第3版的許杰《紅樓夢研究的新階段》一文,即屬此中典型。該文首先認為歷代關于《紅樓夢》研究所形成的“紅學”,“幾乎蔚成了一種風氣”。而“《紅樓夢》之被人注意,他的文藝價值與社會價值之時時被人提及,卻是幾乎跟著時代,不斷的在進展著,不斷的重新發掘,重新評價的”。在這個“進展著”的過程中,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以民初的民族思想為骨干,用清代學術的流裔——考據學的方法做出發點”,以至于“他的這種工作,似乎只著重在文藝的政治宣傳的意義,而且也有些被歪曲了的嫌疑;如果從學術,或是從文藝的見地上說來,是不見得十分合理的”。到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系“《紅樓夢》研究的新發展”,因為王國維證明了《紅樓夢》“是一部人生境界的最高的著作”。而胡適《紅樓夢考證》“又是《石頭記索隱》和《紅樓夢評論》的繼續與發展,在《紅樓夢》的研究與批評上,自然也是開辟了一個境界的著作”?！?2〕之后,許杰進一步剖析《紅樓夢考證》的開創性:一是,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他“雖然不了解進步的科學方法的運用,但用客觀的歸納方法來研究學問,卻是頗稱能手的。因此,他一面承繼了《索隱》的啟示,用歸納,或即所謂清儒的考證方法來找尋證據,一面又接受了《評論》中的啟示,根據作品中作者的自白與材料,因而多方的引證,得出了《紅樓夢》的著作,只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的一個結論”。二是,胡適的考證“不但給《紅樓夢》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境地,而且也給文學批評史中的考證批評或是歷史批評定下了新典范”?！?3〕此類對《紅樓夢考證》的學術史定性,仍以“用客觀的歸納方法來研究學問”等方法新變作為言說的具體抓手。

要之,《紅樓夢考證》被認可的重要緣由之一,在于“科學”的“考證”契合現代讀者的知識結構與閱讀期待?，F代學者認為考證有助于消除對《紅樓夢》的種種秘聞索隱,能夠啟示現代學者探索《紅樓夢》研究對現代文學接受與讀者日常生活的存在價值。由此引起現代學者在《紅樓夢考證》的基礎上進行各類關于《紅樓夢》的考辨,包括材料的補充與觀點的完善等方面?！稏|方雜志》1943年第2期所載方豪《紅樓夢考證之新史料——為胡適之顧頡剛二先生作補證(附表)》等文,即屬此類。這就促使現代學者在補充完善的研究實際中,強化了《紅樓夢考證》在“小說考證的本身價值是不朽”〔14〕的典型性。甚至,胡適所開創的“新紅學”被部分現代學者認為是“紅學史”上“最有勢力”者,〔15〕進而以“主觀偏勝的心理”來贊譽該研究是“有證據的”“科學化”研究的“唯一的正路”?！?6〕胡適本人也被冠以“為人風趣,對《紅樓夢》具嗜癡之癖,考證索引,誠如數家珍”〔17〕的另類美譽。

二、范式轉向:現代學者批判《紅樓夢考證》的本質緣由

我們討論《紅樓夢考證》現代接受的思想史價值,更應注意現代讀者針對《紅樓夢考證》的種種批判,乃至相關批判出現的歷史必然性?，F代學者在學術范式、文化意義及事實糾偏等方面對《紅樓夢考證》的批判,是現代社會情境的變化對當時學術研究思路及存在意義提出新思考的集中體現,亦是一種與“過去”加以多重對話的經驗反思。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大特點。

一是,以《紅樓夢考證》為反例,構建《紅樓夢》藝術性研究的新范式。

從“紅學”史的角度展開《紅樓夢考證》評判,除上文列舉的贊賞之辭,亦有現代學者從文學藝術與審美價值等方面提出了批評意見。早在20世紀20年代,呂天石《研究小說的正法》(1925)一文就指出,“研究小說最重要的兩種方法:(一)考證法,(二)為藝術研究法?！倍?0世紀20年代的小說研究者“所研究的還是小說的表皮,不是小說的藝術。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沒有用一種正法研究小說”。在此類認識上,呂天石指出胡適《紅樓夢考證》相較于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等“索隱”研究:“雖是比較的可信,但也是沒有什么意義。因為小說家的著作,雖是常含有自傳的性質,但大概一半是自傳,一半是想像的事實?！S多小說,大半根據著者本身的經驗,本身的歷史,或者是著者家庭的歷史,加減其事實而成書的?！币灾劣诤m的研究“只解釋《紅樓夢》的‘著者’與‘本子’兩個問題。胡先生的考證,仍不能助我們研究《紅樓夢》,了解《紅樓夢》”。在呂天石看來,“考證不是小說研究;研究小說考證,沒有研究小說的藝術重要?！惫识?尤其需要關注《紅樓夢》的“主要結構”與“附屬結構”,“小說中所敘述之人物有價值否”等文本內容?！?8〕呂天石的提法是現代小說研究者意圖建構“小說藝術研究”等范式轉移的結果,并以《紅樓夢考證》作為反例來說明小說“考證”并不是小說研究的正途:“作小說往往重事實而不重想像,與藝術不甚相合的?！薄?9〕此舉必然會對《紅樓夢》的審美性與文學性研究予以強調,也是對《紅樓夢》的接受提出符合時人知識趣味之內涵建構的新要求,屬于小說研究方法的路徑之爭。

上述路徑論爭的最關鍵,在于應將《紅樓夢》當作一部“傳記”還是“小說”。例如,徐文瀅《〈紅樓夢考證〉的商榷》一文曾說:“《紅樓夢》到底仍然只是一本小說,雖然有著作者自己的靈魂,卻不免有許多假設的理想以及搜自他人的故事的組織。而且作者有意讓真事隱去,全書敷陳著假話。若拘泥地以為它是一本自傳,用來推測曹雪芹一生的遭際,是必釀成大錯的。因為小說到底不同于一本傳記?！薄?0〕從文學創作的過程或小說的存在身份看,現代學者意圖扭轉《紅樓夢考證》拘囿于材料索隱或考證的研究怪圈,更注重“《紅樓夢》全書的主題是金玉木石三角戀愛的慘劇,和一個大家庭的沒落”〔21〕之類的文本內容。此舉帶有某種程度的研究范式新構之傾向。尤其是,現代批評者認為時勢背景及相應社會情境的變遷,會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思路與存在價值帶來新變,以便在革新研究方式中“重提”經典作品的現實意義。

典型之例,即如楊夷《“紅學”重提》(1943)一文。首先,楊夷認為《紅樓夢》等“中國的舊小說”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后“被提倡起來”與“抬起頭來,引起全國的驚奇”,是因為“這個運動的先進們,一則為了要找尋民間的文學以與那舊的貴族文學對抗;再則作為西洋資產階級主要文學樣式的小說,這時也已相當多地被介紹過來,這使他們也得去向自己的傳統中尋求類似的東西”。同時,“抗戰以后,因為我們的‘歐化’的新文學在向民眾宣傳之前碰了釘子,大家要求著‘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為老百姓所喜見樂聞’的‘民族形式’的產生,有許多人又迫得回過頭去向民間小說學習,于是這本杰作馬上又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逼浯?在分析《紅樓夢》被現代學者關注緣由的基礎上,該文指出胡適提出“自敘傳”在“有了許多證據來作為后盾的。他的方法也合乎科學一點”,以至于“較為可信”。然而,楊夷亦指出:“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作者為要表現出其主題,為了鑄造他的典型人物,原是自有其充分選擇取舍的自由,不一定是限于親自經歷過的事的。高爾基教我‘語言創造的藝術,創造性格和典型的藝術,需要想像,推測和思考’?！瓉喞锸慷嗟乱嘣J為作家的寫人物,可以優于實際的人,或劣于實際的人,或恰如實際的人,而詩人模仿的對象,又不外三種:一是事情之確然如此的;二是事情之可能如此;三是事情之必然如此的。所以,除非作家本身之一切經歷體驗都是確具有典型者,不然則作者斷不會斤斤以自身所經歷體驗之事事為限,而必然還須要加上‘想像’,‘推測’和‘思考’等等要素的?！贝祟惢凇八囆g品的創作的過程”等論述,促使楊夷認為“所謂《紅樓夢》即作者的自傳,賈寶玉即曹雪芹化身之說,殆是未能理解此種創造的過程者耳”。最后,楊夷指出《紅樓夢考證》是一種“關于‘實證主義’的貧困的方法”,因為“藝術家的任務,不是描寫事物的現象而是要刻畫事物的本質,他不是攝影機,而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創造人生的透視器”。從楊夷的批評邏輯看,其與胡適的分歧由于對文學的創作過程與“本質”的不同看法所致。20世紀40年代的學者更加強調文學創作的典型性與“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創造人生”的合目的性,以至于當時學者認為重提《紅樓夢》等傳統小說的當下意義時,亦應以“創造性格和典型的藝術”或“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創造人生”的“本質”思想來重新“思考”《紅樓夢》的價值,而非僅僅拘泥于“方法”的有意創造?！?2〕此類“重提”系對《紅樓夢》的存在意義提出新的“思考”,可謂是從意義“本質”的角度重提《紅樓夢》價值的路徑之爭。

可見,從徐文瀅所言《紅樓夢》包含“一大部分作者的想像的虛設的組織”,是“一本小說,一本利用著各種材料與想像組織的小說,不是傳記”,〔23〕到楊夷所言的“藝術家的任務”,體現出現代學者重視小說文本審美或藝術研究的范式轉向。

二是,反對《紅樓夢考證》與“政治問題”相糾纏的藝術意義構建。

現代學者批評《紅樓夢考證》的另一種主要原因,是反對胡適將《紅樓夢》考證與“政治問題攪在一起”。例如,孫伏廬《致胡適》一信,認為胡適被“大多數人所以敬仰”的原因:“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國哲學史……能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的《紅樓夢》,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話文?！倍駞s做“‘政論家與政黨’一類文章,我知稍有識者必知其不值”?！?4〕這里肯定的是胡適“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或“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學術研究價值,是一種對胡適研究方法的肯定,卻批評胡適將學術研究與“政治”掛鉤。

相似者,如常乃德《致胡適》一信所言:“讀第四期《努力周報》中伯秋傅斯陵兩先生對于你們的《周報》的批評我也具有同感,先生的答詞我卻不敢同意?！都t樓夢考證》《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一類的東西,實在在這里沒有登出的必要,勉強湊進去反令閱者失望。不是說這種東西沒價值,只是不應該在這種性質的出版物內出現罷了。先生的答詞似乎對于此點稍有含混。要知凡鼓吹一件事情不能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到一點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思想文藝不是不要緊,但是你們不妨另外辦一種什么東西來另外鼓吹,犯不著和政治問題攪在一處。我們現在所要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作品,只是要一個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見血的東西,否則先生們的文章那一種出版物上不可登,又何必特地搖旗擊鼓來辦這個東西呢?”〔25〕常乃德亦否定胡適在“思想文藝”的“鼓吹”環節中過于與“政治問題攪在一處”的弊端。常乃德主要提倡“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見血的東西”,以便“從思想文藝鼓吹到政治才行”。這是常乃德看到了“民國六年的時代從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藝”到“只能走這政治的一步”等時勢走向,重新思索“思想文藝”與“政治問題”之間何為主導的問題?！?6〕在這種情況下,常乃德對《紅樓夢考證》的批評,顯然是說此文的撰寫意圖已無法適應彼時時代變遷之大勢。

由此看來,從“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出發,孫伏廬、常乃德等人反對《紅樓夢考證》的根由,在于對文學意義及其實踐路徑如何順應時代變遷所需等思考而提出的新看法,最終意圖仍是“思想文藝”的藝術意義構建。

三是,學理價值評判主導下對《紅樓夢考證》“材料”使用的糾偏。

此類糾正或補充主要是對《紅樓夢考證》加以事實糾偏的體現,一直伴隨著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例如,梁心在《千巖表》1931年第2期、第3期連載的《胡適考證紅樓夢的謬誤》一文,重新審視了袁枚《隨園詩話》、楊鐘羲《雪橋詩話》、敦誠《四松堂集》、敦敏《懋齋詩鈔》等材料,指出:“胡先生!請你回頭一看自己的所搜集的材料。我暫且不逐條研究。請你告訴我。那一段那一句。是與《紅樓夢》撰述的有關系呢。敦誠寄曹雪芹的詩。雖有‘不如著書黃葉村’一句話。究竟黃葉村所著的書。是甚么書。既然引不出證據來。怎能說是膾炙人口的《紅樓夢》呢。你的引據功夫。本來是狠著實的。不料這回卻蹈空至此了?！薄?7〕梁心以《紅樓夢》傳播史料為中心,一方面嘗試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則對《紅樓夢考證》的研究結論進行辯駁。所言“引不出證據來”“蹈空至此”,表明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關于《紅樓夢》“材料”的使用與解讀仍存在不同的聲音,甚至大加揶揄。

黃乃秋所撰《評胡適紅樓夢考證》(1925)一文針對《紅樓夢考證》的主要觀點,幾乎是逐一地駁斥。如針對胡適“《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紅樓夢》后四十回是高鶚補的”等觀點,評析道:“余嘗細閱其文。覺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積極之論端。則猶不免武斷。且似蹈王夢阮、蔡孑民附會之覆轍?！倍髮Α都t樓夢考證》“其本子之考證”與“其著者之考證”兩方面展開詳細糾偏?！?8〕對此,暟嵐在《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1925年第17期刊載《評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曾概述了黃乃秋的觀點,“此文重要點謂:(1)從各方面觀之,高鶚之續《紅樓夢》四十回,乃系逐漸插入原本八十回之間,將八十回擴充而成百二十回,非于八十回加上四十回,(2)言胡適之謂甄賈兩寶玉即雪芹之化身不對,因:(一)與胡適己身立論之根本相抵觸(二)立論證據之不充(三)大背小說之原理。末并謂《紅樓》為:(一)已經裁剪之人生(二)超時空性之人生(三)契合各理之人生(四)已經渲染之人生,斷不能以實際人生相繩?！薄?9〕可見,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的事實糾偏,亦以研究方法的學理價值評判(即“人生”意義)為指導。

三、現代學者評判《紅樓夢考證》的思想史價值

從《紅樓夢考證》開篇針對《石頭記索隱》的批評:“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30〕結尾又說希望“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等論述看,〔31〕蔡元培與胡適的論爭表面上是研究意見的沖突,實質卻是研究方法乃至范式話語權的競爭,進而導致兩人對中國古代小說之時代“命運”的不同研判。甚至,胡適與蔡元培兩人對近現代時期“重提”《紅樓夢》時的價值內涵,亦有不一樣的定位。胡適嘗試以“科學方法”取代“附會”,體現出胡適對《紅樓夢》以何種面貌存留于“當下”進而通向“未來”學術的憑借何在(即“創造”),提出了一種“科學方法”式的實踐思路。這也是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與“再造文明”等思想所推行“評判的態度”的具體實踐?！?2〕

同理,縱觀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的贊譽與批判可以發現:贊同者主要集中于方法范式的認可,反對者意圖對《紅樓夢》如何適應不斷更迭的現代學術及其通往現代社會的存在路徑提出不同的意見?，F代學者批評《紅樓夢考證》的背后,是其認為在“新紅學”的“考證”中,有關《紅樓夢》故事本身的研究已經降級成為本事考證、作家創作動機的載體,而不是一部自足自立且具有完整審美性、文學性的小說作品。彼時的批評者認為:附加象征意義(即影射××說)或糾結于本事探尋的批評與閱讀,會嚴重干擾《紅樓夢》作為小說作品的本質存在;這會導致對《紅樓夢》的解讀與闡釋演變成依照批評者的所見所知,乃至先入為主的目的預設去改造它、解構它。在反對《紅樓夢考證》的現代學者看來,以《紅樓夢》為典型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需要保持足夠的藝術或審美敏感性;更需要基于小說文本所呈現的種種“人生”書寫,予以深刻洞察(即契合“為人生”之類的時代主題),保存足夠的尊重與真誠且細致的品讀熱情,方能對《紅樓夢》展開“科學”的研究?？梢哉f,從胡適對蔡元培的批評到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的批評,這是各個時期的學者出于以史為鑒的意圖,尋求“科學”構建適應時代價值體系所需的小說研究范式時所發出的各種聲音與思考。

進一步講,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的各種論爭,不僅是關于小說研究方法的路徑之爭,亦是對小說意義確立路徑的討論,更是對彼時文學發展前途的路徑探索?，F代學者批評《紅樓夢考證》忽略了“傳記”與“小說”之間的界限,提出小說研究應當重點關注有關作品的藝術性或審美性。甚至,吳耀祺《論紅樓夢考證》(1921)一文認為:《紅樓夢考證》“是書瀏覽一過,覺瑕瑜互見,附會仍所不免,所用科學方法亦未完備”,〔33〕并借此對“科學方法”展開了其所認知的實證說明。許杰亦言胡適“不了解進步的科學方法的運用”。此類意見可認為是現代學者對符合彼時社會情境的“科學”研究方法仍在不停地探索中,亦是對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小說在“當下”環境中如何重獲時人認可的“新生”,乃至經典意義的重肯,提出了隱含范式取向的構建實踐。因此,此類論爭可看作是現代學者與“過去”或傳統的多方對話,進而嘗試在歷史啟示的認識語境中重新審視“現實”處境的具體行動。

例如,發表于20世紀30年代之初的村言《紅學空波》曾說:“自語文體興,文藝界益爭談紅學?！薄?4〕已然看到現代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學術范式轉移對《紅樓夢》研究風氣的影響。后來的許杰《紅樓夢研究的新階段》一文,對上述現象有著更為細致的剖析。許杰在看到《紅樓夢考證》諸多開創性的同時,亦辨證地批評胡適的《紅樓夢》研究并不太符合當時的文藝思想。其指出:“文藝批評的任務,畢竟不僅是考證或解釋,把《紅樓夢》確定為作者的自敘傳之后,事實上已不過是法朗士所說的‘一切文學作品都不過是作者自敘傳’的一個注腳,一個從原則推向個別的例證而已。又那里能算盡了批評的能事呢?”尤其是,胡適的“考證”是“五四以后的產物,他所給與當時的影響,自然和‘評論’有些不同。但是,時代是在進展的,文藝批評的主潮,也不能不跟著時代在前進?，F階段文藝批評的任務,是既然不必強調著政治宣傳的作用,而政治宣傳的作用,和所謂文藝的政治價值,也不必和藝術價值隔離開來,在藝術價值以外,再找所謂政治價值。同時,他也不肯避免人生哲學的探討,但人生卻離不了他所處的現實社會,人生問題并不一定要和社會問題分開的。至于對于作者身世遭際及□學養等的考證與解釋,自然也可以因而觸發到作品構成的研究,以及作者在作品中的流露出的人生見解的;但批評的工作卻不能局限在這一階段之上,而且買櫝還珠,因而把重要部份(分)丟開,也不能算是明見”。許杰從文藝批評的任務出發,認為批評并不能作為“考證”的注腳,而是一種從作者“所處的現實社會”出發,研究的關注點應包括卻不能僅僅局限于“文藝的政治價值”,而應將藝術價值與“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相結合,以便最終觸及最核心的“作品構成的研究”?！?5〕從上述批評思路看,許杰對《紅樓夢考證》的批評不僅是一種學術研究思路的反思,而且基于“作品構成”重新提出了小說價值的新探索思路。也就是說,20世紀40年代的學者對于小說研究的范式有了一種關注作品結構與藝術價值的顯著轉向,從而對《紅樓夢考證》提出了包含揚棄的反思新見。

從學術史的視角看,現代學者認為社會文化處于動態變化之中,與此相關的主流思想隨之而變,各類主張的碰撞亦在所難免,以至于當時學者對“新紅學”的形成呈現出贊譽或批判兩種方式并存的態勢。以“新紅學”為例證所展開的各類學術史反思,在不同時期學術研究的范式變遷及其文化意義的更迭中既有激烈論爭,又隱含相互調和之趨向。這種調和之舉實際上是不同時期的學者重構學術批評如何在“過去”“現實”(即“當下”)及“未來”之間展開有效傳遞等隱含歷史性意義探討的體現,皆屬于胡適所言“創造中國的新文學”〔36〕的討論范疇。因此,現代學者有關胡適建立“新紅學”的論爭,主要是反思“新紅學”這一事件形成的歷史意義,而不僅僅局限于這一事件本身。其關于“新紅學”的反思往往存在這樣一個論述邏輯:基于反思者“當下”的知識構建意圖,人為地預設“新紅學”在“未來”學術衍變格局中的位置,以此倒過來解釋“新紅學”建立的過去“歷史”和現在“影響”。這就導致“新紅學”的論爭存在著意義增值的無限可能,成為學界構建新研究范式及其觀點立意的一種批評憑借?，F代學者所言《紅樓夢考證》“用的卻是新的方法,是歸納的研究方法”,〔37〕這是突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科學性”,亦是批評憑借的具體實踐環節。其以此展開的文本品讀或解釋必然會靠向專門性與專業性,從而促動其他讀者在某種特殊化的自覺意識中,不斷推進批評行為的發生與理解渠道的革新。而專門性與專業性批評的嚴肅性,又會灌注現代學者所看重的某種思想或意識。因此,現代學者所展開的《紅樓夢考證》批評,是其借助批評(文化)傳統的方式來構建某種新的研究思路,進而寄托一定的文化構建目的。它可看作是現代學者對《紅樓夢考證》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中嘗試“改造傳統”與“再造文明”的重要環節(此處借用《新思潮的意義》之話語〔38〕),并最終體現為現代學者嘗試指引其他讀者采用藝術性或科學方法來閱讀或評判《紅樓夢》的強烈呼吁。這也是一種以“當下”需求重構《紅樓夢》“過去”意義的言說模式,不斷誘導世人對《紅樓夢考證》的“未來”價值加以新的研判。

要之,現代學者反復強調《紅樓夢考證》“對于一切舊文學作品,都能夠用一種新目光新方法去研究,不用前人舊說”,〔39〕表明現代學者不僅肯定胡適所提出的“新方法”,亦意識到胡適的主張而導致文藝評價的方式與理論構建須予以深度細究的尷尬?！都t樓夢考證》現代批評的熱鬧景象是現代學者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藝批評為抓手,努力參與現代社會文化建設的一個縮影。然而,現代學者反思時所采用“過去化為現實而得以在場”〔40〕的批評策略,并不見得能夠全面理解“新紅學”形成初期所面臨的各種思想、學術及文化阻礙。因為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學者對《紅樓夢考證》所展開的一系列批評行為,主要是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當下”身份(或“現代”意義)與接受導向提出新思索而致的。同時,《紅樓夢考證》的現代批評是彼時批評者閱讀此文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刺激反應,亦是批評者隨之形成或共鳴或批評的心理活動、思想意識訴諸批評文字的集中體現。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胡適經歷“向溥儀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國的五大仇敵’的說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張,他對于李頓報告團的歌頌,他在兩廣異動,陜西事變中發表的言論”等諸多事件后,〔41〕逐漸變得“臭名昭彰”,〔42〕以至于20世紀40年代關于胡適的批評之聲更甚于此前。20世紀40年代的學者緊緊抓住“政治問題”來批評《紅樓夢考證》的學術價值即是明證。從某種程度上講,對《紅樓夢考證》現代批評的學術史還原,具有解剖現代學術復雜衍變情況的參考價值。因為以時人的論爭去梳理現代學術的衍變情況,亦可推廣至“整理國故”、現代小說史學史〔43〕等其他方面,有一定的思路啟示?，F代學術史在衍變過程中逐漸強調的專業化與專門化趨勢,使得基于方法范式重構的學術史梳理,逐漸成為現代之人對待各類文化現象乃至具體文學接受的主流選擇。在學術史梳理過程中隱含一定的價值重構,亦是現代小說史學史構建的重中之重。因此,“新目光”與“新方法”如何被現代之人加以各種解構與重構,理應成為當今學界客觀對待20世紀各類學術史構建的主要評價內容。這樣的學術史研究路徑,一方面能夠徹底還原20世紀學術衍變的文化必然性,另一方面,亦可分析20世紀學術衍變的某些偶然狀況,從而在兼顧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批評框架中多維討論20世紀學術衍變的思想史意義。

注釋：

〔1〕梅生:《紅樓夢辨》,《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4月20日。

〔2〕〔20〕〔21〕〔23〕徐文瀅:《〈紅樓夢考證〉的商榷》,《萬象》1942年第1卷第9期。

〔3〕朱劍芒編、魏冰心等校:《初中國文》第4冊,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67頁。

〔4〕朱頊:《告研究紅樓夢者》,《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2月25日。

〔5〕顧頡剛:《自序傳》,《我們的讀書生活》,上海:言行社,1941年,第176-177頁。

〔6〕耿云志:《關于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26頁。

〔7〕〔日〕青木正兒:《讀胡適著的〈紅樓夢考證〉》,《支那學》1921年第1卷第11號。

〔8〕〔9〕畢樹棠:《書報述要: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作)》,《清華周刊》1928年第30卷第2期。

〔10〕溫慶新:《從“索隱”到“開宗”:胡適早期的〈紅樓夢〉閱讀及范式意義》,《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11〕匡汝非:《“紅學”的閑話》,《盛京時報》1926年12月1日。

〔12〕〔13〕〔35〕許杰:《紅樓夢研究的新階段》,《冬至集文》,上海:新紀元出版社,1948年,第79-80、80、81頁。

〔14〕葉紹鈞、朱自清:《略讀指導舉隅》,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176頁。

〔15〕孫澤民:《關于紅樓夢之考證》,《益世報(天津版)》1928年9月2日。

〔16〕補庵:《我讀了〈紅樓夢考證〉和〈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以后》,《社會教育星期報》1924年第440號。

〔17〕鐵漢:《胡適之紅學有心得》,《力報》1947年11月21日。

〔18〕〔19〕沈蘇約編、陶樂勤校閱:《小說通論》,上海:梁溪圖書館,1925年,第8-18、16頁。

〔22〕楊夷:《“紅學”重提》,《民族月刊》1944年第1卷第3期。

〔24〕〔25〕〔26〕戴叔清編:《模范書信文選·論文學與政治》,上海:光明書局,1933年,第271-272、273、274頁。

〔27〕梁心:《胡適考證紅樓夢的謬誤》(三),《千巖表》1931年第3期。

〔28〕黃乃秋:《評胡適紅樓夢考證》,《學衡》1925年第38期。

〔29〕暟嵐:《評胡適紅樓夢考證》,《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1925年第17期。

〔30〕〔31〕胡適:《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118頁。

〔32〕〔36〕〔38〕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51-552、57、558頁。

〔33〕吳耀祺:《論紅樓夢考證》,《稅務專門學校季報》1921年第3卷第1期。

〔34〕村言:《紅學空波》,《晶報》1930年10月21日。

〔37〕汪倜然:《怎樣研究中國文學》(二),華北文藝社編:《怎樣研究文學》,北京:人文書店,1935年,第49頁。

〔39〕周侯于編:《中國歷代文學類選》,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第228頁。

〔40〕趙汀陽:《歷史性與存在論事件》,《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41〕胡繩:《胡適論——對于胡適的思想方法及其實際應用之一考察》,《新學識》1937年第1卷第4期。

〔42〕唐德剛、夏志清、周策縱等:《我們的朋友胡適之》,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第103頁。

〔43〕羅寧、武麗霞:《魯迅對“傳奇”的建構及其對現代學術的影響——以中國小說史、文學史為中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