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摘編〕

中國的崛起是軸心文明國家的復興

張廣生撰文《儒法文明的重構與中日現代國家建設的兩條道路:比較政治學的考察》指出,文明的核心標準是人們在同居合群的生活中展現出的卓越:“向上之高貴”與“相與之善”。從儒法文明的傳統來看,國家在戰爭中能夠克敵制勝,保持自身獨立,當然是必要的和值得尊重的,但戰爭的目的是和平,把戰爭的德性和克敵制勝的能力當作文明的“權稱”是有失偏頗的,拋開是非只論利害,這會使得人們用最急迫的事情替代最重要的事情,儒法文明之所以稱之為文明,當然是要以王道統御霸道。中國沒有放棄儒法文明核心國家的身位和儒主法輔的文治主義傳統,在現代中國,儒法文明的傳統并沒有因為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而徹底喪失聲譽,而是得到了批判的繼承。中國對“天下”與“國家”問題有著更加復雜的經驗與反思能力,和東歐相比,中國的社會主義具有明顯的內生性,改革開放的中國也一直努力在自由與秩序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邁向復興。在局外人看來,中國的崛起是影響世界未來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但在中國自己看來,中國的崛起更是軸心文明國家的復興。中國給那些追求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新的典范,依靠“勤勞革命”富強起來的中國不走大國稱霸的老路,而是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如果不僅能夠通過高明的社會建設戰略實現“小康”,而且能夠堅持“大同”的目標,那么,它給世界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層次的,而且是文明層次的。

摘自《社會科學》2023年第12期

法家將欲望視為治世的工具

李友廣撰文《法家如何看待欲望——以道儒法比較為考察路徑》指出,韓非往往將欲望視為人們產生私心、私利、私家、私行、私道、智巧、奸邪的根源,這樣的欲望被韓非看得非常低,毫無值得肯定之處。在這樣的立場之下,韓非又想要解決時弊問題,那么就只有將欲望視為治世的工具一途了。作為治世的工具,韓非首先在價值立場上預設了臣民欲望與君主意志、國家利益是相對立的,在此基礎上,韓非主張對于處于公私兩極的民眾而言,唯有實施嚴刑重罰方可使其廢私立公、去私就公。除此以外,韓非還進一步認為君王與臣下的利益也是相對立的,君臣在政治結構中是一對難以解決的矛盾,尊君的前提是要卑臣,只有削弱了臣下手中的權力,才能使君王實現集權的目標?；谧鹁瘷嗟恼瘟?韓非自覺地將“公”釋為尊君為國,將“私”釋為從欲利家。他將公私截然相分與對立,并賦予了前者絕對的價值優先性與支配性地位,并以賞罰這種可操作強、功利性特點顯著的“二柄”作為規范人們欲望方向的手段。如此一來,韓非依靠體現公利的法度將人的趨利避害性納入了治世之具的范圍內,進而以滿足個體私利的形式鼓勵和規制人們對公利的維護。不僅如此,韓非還將賞罰視為規范人們行為、去私就公的利器。韓非在注解《老子》“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句話時,將《老子》文本中的“利器”之武器、兵器義進行了創造性發揮,根據自己的立場將其解釋為了賞罰,這正是由于賞罰二柄非常契合人欲趨利避害特征的結果。

摘自《晉陽學刊》2023年第6期

接納并承認廣義的脆弱性可以為生命倫理學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王福玲撰文《自主性與脆弱性的糾纏——生命倫理學的視角》指出,脆弱性是人類的普遍特征,是人類無法回避的命運,這是我們思考脆弱性問題時需要首先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也是理解個體生命和構建人際關系不可缺少的維度。在一個多元社會中,人類普遍持存的脆弱性在道德陌生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強化了共濟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個人利益。它要求我們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出發,通過營造團結互助的社會氛圍,建構正義的社會制度來應對人類的脆弱性。就此而言,在過去長期以來以尊重自主性為主流價值觀的生命倫理學領域,尊重脆弱性原則的提出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的一種話語轉向:生命倫理學不再僅僅強調對個人選擇和自主性的尊重,它更應該強調關懷和保護。脆弱性與自主性的關系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在人類真實的實踐生活中,既不存在純然脆弱的人,也不存在絕對自主的人,現實的人類總是既自主又脆弱,真實的人類生活總是處于自主性與脆弱性的相互糾纏中。脆弱性首先讓人們聯想到的是它的消極性,即無能和軟弱,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因此被描繪成一幅“祛弱”的歷程,抵抗脆弱性似乎成了唯一的回應方式。這種與脆弱性進行對抗的斗爭思想很容易讓我們懷抱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人類可以變得不再脆弱?，F代醫學中過度使用生命維持技術、不惜代價延長生命的“拯救”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脆弱性的研究在揭示這一幻想的同時,主張首先承認并接納脆弱性。誠然,自主性是構成人性的本質特征,但脆弱性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要素。脆弱性永遠不可能消除,否則人性也將不復存在。脆弱性是人類的正常狀態,正是從脆弱性出發,人類團結、合作并建構責任和義務,從脆弱狀態不斷發展到自主狀態。

摘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馬克思、恩格斯創建了系統全面的國家治理理論

許耀桐撰文《馬克思、恩格斯國家治理理論體系探賾》指出,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從事理論研究和社會革命實踐中,十分注重國家治理問題,他們創立了具有科學分析、批判否定、探索創新和歷史發展等特性的國家治理理論,建構了全面、完整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通過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闡明了國家治理與國家性質的內在關系,闡證了國家治理是由國家制度決定的基本原理,闡釋了國家治理包蘊的深邃涵義;通過對德、英、法資產階級舊國家和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新政權的國家治理所作的撻伐與褒揚,示現出二者的天壤之別,形成了強烈、深刻的比照;通過闡發氏族社會的原初治理、評說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國家治理以及國家治理經歷的階段,預測未來共產主義的社會治理,洞察和開顯了整個人類治理發展的總趨向和全圖景。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系統、全面的國家治理理論,不僅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體系的源頭,也為其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毫無疑義,誕生于19世紀的馬克思、恩格斯國家治理理論體系對于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功能,并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承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和創新發展。

摘自《天津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

機制復雜性對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產生重要影響

郎平、陳琪琪撰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機制復雜性及其影響》指出,網絡空間國際治理機制涉及的議題眾多,領域廣泛,同一議題治理主體和機制多元,在網絡安全治理和數字治理領域呈現明顯的機制復雜性特征。各類行為體的互動關系塑造了制度間的合作和沖突關系,并從主體、權力和機制三個維度對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及其未來走勢產生重要影響。在主體維度,若非國家行為體可以深度參與治理,其提出的規范倡議能夠與既有的政府間規范相結合并得到推廣,將減少網絡空間的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反之,則會降低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效能。在權力維度,若新興國家和大國能夠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合作促成更具包容性的機制,則可以解決共同面臨的治理難題;反之,將催生眾多彼此沖突的規則,加大達成統一治理方案的難度。在機制維度,若機制之間能夠彼此協調,將提高國際問題解決的可能性,并為各方參與國際治理提供更多選擇;反之,將導致資源分散,各方意愿難以集中表達,且機制間的規則沖突影響治理的有效性。就目前的網絡空間國際治理而言,現實影響正介于上述不同的結果之間。在可預見的未來,機制復雜性作為網絡空間的常態化特征將持續下去并不斷發展。

摘自《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為第三次分配正名

解安、余婧蘭撰文《為第三次分配正名——調動各方積極性促進共同富?！分赋?我國初次收入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再分配雖然本著公平原則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但是對于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而言尚顯不足。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兩次分配的設計和執行難免對于各收入群體造成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難以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要求。針對如此現狀,亟須對現行分配制度的缺陷進行彌補。第三次分配不僅能彌補前兩次分配的不足,而且對實現共同富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第三次分配的實施卻因社會各界的質疑和誤解面臨諸多困擾。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部分勞動人民持階級對立的觀點,他們認為互幫互助行為產生正向效用的范圍僅限于無產階級內部,跨越階級的慈善行為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與虛偽性,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弱勢群體的地位。中國當代部分學者受限于我國長期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過度依賴,并不認可第三次分配的主流地位,認為這僅是對前兩次分配的補充。許多先富起來的群體則出于對個人利益的保護,對第三次分配的具體手段產生懷疑,生恐遭到“劫富濟貧”。因此,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第三次分配正名,以回應群眾關切,并對其實施路徑加以優化:一是堅持自愿原則,通過提高人民群眾的財智水平以擴大參與主體的范圍、完善慈善捐贈相關稅收激勵政策,發揮聲譽效應并給予參與主體精神榮譽;二是明確公益慈善組織的定位與規則,提高服務人民群眾的水平,滿足人民群眾與時俱進的訴求;三是形成互助的友善氣氛,最終實現捐贈者的社會認同和受助群體自立自強,促進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富裕。

摘自《寧夏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

應從“狀態”和“能力”兩個方面認識金融安全

范從來、費正暉撰文《資本市場開放與中國金融安全》指出,金融系統安全是資本市場開放的前提,沒有安全的開放,是缺乏確定性、可持續性的開放。在推進資本市場開放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高度重視、充分考慮開放對金融系統安全帶來的風險與挑戰,保障開放的安全性。資本市場開放是通向更高水平金融安全的必由之路。沒有開放的安全,是封閉的、不成熟的安全。近年來,隨著制度型開放向縱深推進,資本市場成熟度不斷提升,金融安全能力不斷增強,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節奏逐漸加快。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程度仍較低,與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并不匹配。加快資本市場開放有助于中國金融系統在國際化浪潮中煉體強基:通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維護人民幣主權安全;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與市場參與主體結構,維護金融市場安全與穩定。統籌資本市場開放與中國金融安全,要把握開放和安全的內在統一性,從維持金融穩定狀態和培育金融安全能力兩個方面入手,既要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進資本市場高質量對外開放,又要以資本市場高質量開放促進金融安全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在安全中開放,就是要堅持穩步、有序、審慎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切實防范系統性風險,使開放水平與自身金融安全能力相匹配;在開放中安全,就是要通過資本市場更高質量開放,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強化貨幣主權安全,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市場參與主體結構,以維護金融市場安全與穩定。統籌開放與安全,實現開放發展和金融安全的動態平衡,以更高質量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更高水平的金融安全支持中國式現代化。

摘自《河北學刊》2024年第1期

法律體系必須由法教義學來建構

王夏昊撰文《法律體系概念的反思和重構》指出,現代社會中的法律規范的有效性的證成是由立法機關承擔的,現代社會中法律的抽象性或形式理性化必然要求立法機關對有效性的證成只考慮該法律規范可能適用的一切案件的那些相同情形和條件,因此,不能保證該有效法律規范適用于特定案件的適當性。另外,兩個以上的有效的法律規范之間的碰撞只是發生在對特定案件的處理過程之中,這就意味著法律規范之間碰撞只能由法律適用者(法官)在單個案件的裁決過程中予以解決。這種解決方案會導致下列雙重的偶然性:第一,法律適用者針對特定案件解決有效法律規范之間的碰撞而獲得唯一正當或適當的法律決定,他或她必須能夠對該案件的一切情形和條件予以完整地描述,而且必須就該完整描述而建構一切有效法律規范的融貫體系,這兩者就必然要求法律適用者具有無限的時間和無限的知識。但是,現實的法律適用者不得不在有限的時間與知識的前提下解決有效的法律規范之間的碰撞。第二,即使我們假定法律適用者有能力對特定案件的一切情形和條件予以完整描述,并且有能力針對特定案件建構融貫的法律體系,那么,法律適用者也只能每一次針對特定案件而重新建構融貫的法律體系。這就意味著,就特定案件而解決法律規范之間的碰撞所得到的法律決定,對于該法律共同體的每一個人來說不具有確定性或可預測性。這種不確定性或不可預測性跟法律保證人的行動預期的穩定化功能相違背。如何克服法律適用的這個雙重偶然性呢?這要求特定國家的法律體系,一方面,提前解釋法律規范之間碰撞的典型情況;另一方面,在法律體系之中提前固定證成結論所需的不同論據。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不僅是法教義學所承擔的任務,而且是法律適用為什么需要法教義學的理由。

摘自《江海學刊》2023年第6期

刑法中的個人信息應當堅持識別性標準

歐陽本祺撰文《論刑法中個人信息的識別》指出,我國學界有一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刑法中的個人信息無需具備識別性,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刑法中的個人信息應當堅持識別性標準。一個國家的所有法規范構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法秩序,就個人信息而言,法秩序統一性要求刑法的適用不能和前置法產生沖突和矛盾,而現有前置法都把“識別性”作為個人信息的重要特征。否定識別性的學者認為,刑法中個人信息的范圍大于前置法,無需具有識別性。這種觀點既是對司法解釋的誤讀,也是對法秩序統一性的違反。雖然司法解釋規定了“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以及“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但是,這兩類信息并非對識別性的否定。首先,“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須以能夠識別特定自然人為前提。如果某種隱私圖片不能識別特定自然人,就無法認定為刑法中的個人信息。其次,“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也以具有識別性為前提。否定個人信息識別性要求的觀點,實際上把個人信息當做“個人相關的信息”,缺乏對個人信息的類型化分析。從理論上來說,對于任何一條可識別信息,只要補充足夠多的其他信息,就可以識別出特定的自然人。但是,司法實踐中能夠獲得的個人相關信息總是有限的。因此,可識別信息是否屬于個人信息,需要具體判斷,即有的可識別信息屬于個人信息,有的可識別信息不是個人信息。司法解釋中的“隱私信息”與“身份活動信息”,實際上都屬于可識別信息的范疇。前述否定個人信息識別性要求的觀點,對“識別”作了狹隘與片面的理解,認為“識別”僅指“已識別”,而不包括“可識別”。

摘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在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之間還存在準抽象危險犯

陳洪兵撰文《檢視中國刑法視域下的危險犯》指出,危險犯是與實害犯相對應的概念,一般被刑法理論二分為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需要在司法上結合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認定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的緊迫(高度)危險,而抽象危險犯只需依照一般生活經驗判斷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的危險性即可。但是,傳統的危險犯二分法不僅無法準確指導相關罪名的解釋與適用,反而還進一步造成越來越多的問題和爭議,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其實,在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之間還存在另一種中間形態,即準抽象危險犯,成立這類犯罪只需在個案中結合行為屬性及對象性質判斷其是否具有某種危險性即可?！缎谭ā贩謩t中有關“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公共安全”與“危及飛行安全”的表述不是具體危險犯的標志。破壞電力設備罪,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破壞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罪不是具體危險犯,而是準抽象危險犯?！缎谭ā贩謩t中的六個“足以”型犯罪不是具體危險犯,而是準抽象危險犯。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愤\輸型危險駕駛罪與妨害安全駕駛罪,不是具體危險犯,而是準抽象危險犯。污染環境罪既非實害犯,也不是抽象危險犯,而是準抽象危險犯。

摘自《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集體社會工作在方法和服務對象上不同于小組與社區

李文祥撰文《集體社會工作:基于中國貧困治理實踐的方法創新》指出,同樣是面向群體開展社會工作介入服務,集體社會工作方法具備不同于小組與社區社會工作方法的特征。小組社會工作方法是以不特定屬性的群體,即“小組”為服務對象,根據服務的需要將服務對象組合成一個具備相同屬性的群體,然后基于小組動力機制開展介入服務。社區社會工作方法是以特定屬性的群體即“社區”為服務對象,開展社區組織、社區發展、社區服務等介入服務。而集體社會工作方法也是以特定屬性的群體,即集體為服務對象,但由于集體不同于一般群體的特征在于擁有自身的目標,而且成員共享利益,也共擔風險。因此,集體社會工作方法是根據服務的需要將服務對象組合成集體,然后基于集體的共擔風險與利益開展介入服務。它基于集體動力機制,即通過建構集體,使成員能夠獲得集體支持,使成員共享利益與共擔風險,并能夠在真實的風險壓力和利益激勵下行動。同時,集體社會工作方法不僅在方法上區別于小組與社區方法,在服務對象上也不同于小組與社區方法,后者只是面向群體開展介入服務,而前者不僅面向群體開展介入服務,也可以面向個體開展介入服務,只是和面向群體時先將服務對象組合成集體一樣,需要先引入其他個體組成群體,然后再組合成集體。

摘自《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亟需以不確定性為導向開展社區數字治理實踐

文軍、敖淑鳳撰文《社區數字治理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及其應對策略》指出,由社區數字治理的不確定性風險引發的一系列復雜問題,給高質量的社區服務和社區居民生活造成了困擾,進一步影響了智慧社區建設。我們不得不承認社區數字治理轉型的不可逆性,而面對社區數字治理的不確定性風險帶來的諸多挑戰,需要討論的是在這樣一種不確定性時代,應當如何應對隨之而來的各種風險。對此,亟需以不確定性為導向,以社區數字治理為實踐基礎。不僅要從數字技術本身入手,加強社區數字治理技術的適配性應用,以減少技術推行本身的風險;還要通過主體的多維度賦能,開展社區居民數字勝任力的分類提升,增強治理主體對于數字技術的把握和風險應對的能力;更需要推動數字治理回歸社區生活本真,促進數字治理與社區生活場景的融合。具體而言:一是開展技術適配的客體調解,從社區的治理需求入手,增強數字技術的現實應用性,并預留數字工具的優化升級空間;二是開展能力提升的主體賦能,從治理主體的數字認知、數字操作到數字規范,層層遞進,分類賦能;三是開展數字融合的情境創設,回歸社區居民生活的共同體層面,將數字技術融入社區情感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治理共同體等不同社區情境之中,以此應對社區數字治理的不確定性風險。

摘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6期

世界史研究為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獨特的時空維度

俞金堯撰文《大陸與大陸架:世界史與區域國別研究的關系》指出,理論上,世界歷史為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廣闊而多層次的空間維度和足夠的時間深度。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基本上對應于域外的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學者一直在研究區域國別,只不過他們研究的是區域國別的歷史,而不是它們的現實,從名義上來說,“區域國別史研究”與“區域國別研究”也僅僅是一字之差;從實際上來說,世界歷史學者只要有現實關懷,歷史研究的題材就會有現實意義。世界歷史學者只要有意從實現需要出發來研究歷史問題,很容易從自己熟悉的領域深入到現實問題研究的前沿。同樣,做現實區域國別問題研究的學者,只要梳理一下當前所研究的問題的來龍去脈,就很容易進入史學領域?？梢?世界歷史研究與區域國別研究非常容易對接,從世界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區域國別研究不過是區域國別史研究的自然延伸。此外,歷史就是通過變化而呈現出來的時間,歷史學是一門關于時間的學問,三維空間與時間維度相結合,使得事物產生四維形態,不僅有助于區域國別研究突破扁平化研究模式,而且會使研究對象產生動態效果。歷史時間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多重時間,歷史學家可以使用多種時間尺度,分別研究不同對象及其變遷的節律,世界歷史能夠為區域國別研究提供足夠的時間深度。

摘自《學術研究》2023年第12期

請示報告制度為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良書、康張城撰文《新中國成立初期請示報告制度的歷史考察》指出,信息收集能力是現代國家能力的關鍵組成部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制度應對組織規模給組織內溝通造成的壓力,而請示報告制度正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不斷對請示報告制度進行調適。對于請示報告文本的書寫,中共進一步對文本撰寫者、語法使用等基礎性要素進行規范,并且將信息收集范圍擴大至黨政各級組織的各個部門,極大地擴充了信息來源。在信息傳遞過程中,中共一方面注重減少中間層級以直接獲取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在轉發文件時有意識地進行處理并予以引導,謹慎地選擇信息的接收方以使政策實施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些調適舉措使請示報告制度的規范化程度得到顯著提升,為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建設提供有力支撐。然而因干部的個人素養、常規信息與非常規信息界線模糊,以及層層轉包導致的基層工作壓力過大,也對信息的時效性和有效性構成挑戰?？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已經構建起一套請示報告制度,雖然制度的設定和運行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為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請示報告制度在這一時期的完善與實施成效,對新時代請示報告制度的發展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摘自《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中國比較文學具有跨文化性特征

紀建勛撰文《中國比較文學的濫觴及其方法論意義》指出,梳理從華夏文明的史前期一直到明清時期中國大地上出現過的比較文學傳統,跨文化性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先秦時期的跨文化性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華夏文明與外部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誕生了以奇異精美的玉器、青銅器等為載體的跨文化結晶;二是本質上多元的華夏文明在廣袤的九州大地上進行的內部文化交流,產生了最早的語言翻譯活動和最早的翻譯文字作品如由越譯而楚說的“越人歌”等。秦漢王朝建立后,華夏文明的大一統格局得以確立,其后又分別與西竺的佛教、泰西的基督教兩大世界性的異質文化進行了深刻的交流與融通。來自西域和中國本土的高僧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逐步總結歸納出全面的翻譯理論,最終實現了翻譯中“文”與“質”的統一,通過翻譯還誕生了“格義”這一比較方法。明末清初,以天主教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采取“況義”之法進行學術傳播。沿著“格義”“況義”兩種概念的廣義視角看出去,“禪詩”和“天學詩”這兩種描寫異質思想精髓的本土詩歌形式的先后出現,一方面表明了宗教在中國比較文學濫觴肇跡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格義”“況義”之廣義也蘊涵著宗教中國化進程開啟以來異質文化之間互鑒互補、包容共生的比較文化之道,代表了中國古代比較文學跨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源。

摘自《學術月刊》2024年第1期

實踐論美學立場是李澤厚中國美學史研究的第一特征

韓清玉撰文《李澤厚中國美學史研究模式的三大特征》指出,李澤厚美學思想的基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的美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重要形態。李澤厚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方法的運用能力在“美學大討論”中即已顯現:在美的本質問題上堅持社會實踐的觀點,發展為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實踐論美學。李澤厚基本的美學觀,是其中國美學史研究風格的基礎與前提。他的中國美學史研究堅持實踐論的美學立場,這表現在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堅持、由實踐論生發出的“自然的人化”“積淀說”等重要美學觀點。李澤厚將社會實踐看作美的根源,美是人的本質對象化在自然與社會生活中的顯現。這一觀點構成了他的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基本立場。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實踐論立場在中國美學史研究中具有典范意義,特別是在不同時代審美意識的演變中,美學史的歷時性特質方能彰顯。與此同時,李澤厚所一以貫之的物質生產實踐決定論,在其中國美學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正如后實踐美學所反思的,審美活動中的主體間性特征與超越性潛質被抹殺,這為中國美學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摘自《文史哲》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