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小說家與民初小說報刊的生存、演進

王雙騰

（山東警察學院 專業基礎教研部，山東 濟南 250200）

清末最后十年間，小說報刊成為小說的主要物質載體與傳播媒介，其經營狀況與辦刊理念左右著同一時期小說的生存環境與演進路徑。受辛亥革命、癸丑報災等事件的影響，小說報刊在民國初年經歷了由低谷到復興的曲折發展。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學運動近十年的時間里，南社小說家或主辦小說報刊，或擔任小說報刊的編輯與撰稿者，成為維系、引領民初小說報刊生存、演進的中堅力量。

一、落潮中的堅守者

辛亥革命后，中國近代報刊業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時局的刺激下，一度出現辦報熱潮。①這一時期創刊的報刊多為政治色彩濃厚的各級政權機關報，小說報刊并未隨之走向繁榮。1909 年，《月月小說》?？?，標志著清末最后十年間小說報刊的高速發展告一段落。自此直至1913 年癸丑報災，只剩下清末創刊的《小說時報》《小說月報》仍勉力維持，其余的小說報刊無一幸免。 在1912—1913 年發行的《小說時報》《小說月報》中，南社小說家包天笑、周瘦鵑等是重要撰稿者，他們提供的小說作品使僅存的兩份小說報刊得以生存，從而在保存小說報刊這一清末民初小說最為重要的物質載體的同時，繼續著對小說藝術技法、價值取向方面的探索。

1912—1913 年的《小說時報》刊載了包天笑譯著的《血印槍聲記》《欲海情波》《百萬磅》《新桃花扇》四篇小說。 《血印槍聲記》敘寫佐舍夫羅德波爾偵破“黃室案”，《欲海情波》講述鮑爾敦查理與亦敵亦友的司德芬出海航行，兩篇小說分別延續了包天笑在清末便已涉獵的偵探小說、冒險小說?！栋偃f磅》《新桃花扇》與《儒林外史》等中國古代諷刺小說一脈相承，包天笑的冷峻審視與客觀描摹再現了吳敬梓“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1]的諷刺藝術?！栋偃f磅》根據馬克·吐溫的《百萬英鎊》譯改而成，講述了主人公“我”意外卷入兩位富豪的賭局后，手握富豪所贈百萬磅大鈔在倫敦生活一個月的奇幻經歷。 小說敘寫“我”在餐廳結賬時，店主人見了“我”的百萬磅大鈔，先是“身體如石化一般，呆呆不動”，過了半晌，方才“驚醒”，說道：“這也不打緊，隨便什么時候都可以。 ……我眼光很精確，像你老先生這樣的大財主，那有不信用的道理？ ”[2]寥寥數語間，世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的丑惡嘴臉躍然紙上。 《新桃花扇》講述疁溪老人意外獲得了一冊扇面，“扇面上非書非畫，都是七八個桃花瓣一般的粉紅斑……每瓣旁邊都有數字寫著，如十四、廿五、三十、十六、十九、廿一等”[3]3。 小鎮上的一眾文人視此為珍寶， 而這些扇面實際上是好色的胡大爺用來記錄與其交好的女子的 “交契冊”，“桃花瓣”則是這些女子“嘴唇上的胭脂印在扇面上的，旁注數字都是當時的年齡”[3]3。為圣人立言的名士精心品鑒的“寶物”竟如此污穢不堪，即便作者本人不發一言，小說所寫人物與事件的不和諧已然將現實社會綱常禮教的崩壞盡數顯露?！逗I消息》是包天笑發表在1913 年《小說月報》中的一篇書信體小說。 現代文學研究者將中國近代出現的書信體小說視作五四時期大量譯介西洋小說的成果，1922 年4 月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是這一過程的標志性事件。 事實上，在晚清白話文運動使“我手寫我口”成為時代風尚后，中國近代書信便逐步拋棄古代書信板滯僵硬的程式化套語與務求“辭達”的語言標準，轉變為“純粹的私人隨便道款曲的文字”[4]。與中國近代書信的散文化傾向相呼應， 南社小說家包天笑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便已開始書信體小說的創作實踐。 《海濱消息》由三封千余字的長信疊加而成，敘寫了“我”、秋航、翠娟三人的情感糾葛，其形式與內容均已為現代意義上的書信體小說。 包天笑以一位女性的口吻傾訴情感，雖將繾綣柔情抒發得淋漓盡致，卻無法擺脫從男性視角揣摩女性心理的局限。 小說中的“我”與秋航本是青梅竹馬，只因秋航生病時翠娟對其悉心照料，“我”便陷入深深自責而致書與秋航分手。 溫順、多情的女主人公使《海濱消息》在激烈的商業小說競爭中贏得大量男性讀者的青睞，但近乎懦弱的性格卻是男性作者強加于女性的臆想。隨著五四時期丁玲、廬隱、馮沅君等女性作家的崛起，包天笑等人“男子作閨音”時對女性的病態書寫最終為時代所淘汰。

周瘦鵑在1912—1913 年的《小說時報》中發表有《六年中之拿破侖》《鴛鴦血》《孝子碧血記》等九篇小說。周瘦鵑的哀情小說與明末清初興盛的才子佳人小說一脈相承，其筆下的人物形象則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更趨多元?！读曛兄闷苼觥肥侵苁甍N在民國初年哀情小說的代表作，講述了拿破侖滑鐵盧兵敗后，在流放地圣希利納島度過的生命中的最后六年。拿破侖的事跡自1830 年代引入中國后， 其與眾多女子的風流韻事引起周瘦鵑等職業小說家的強烈興趣。在《六年中之拿破侖》中，拿破侖因思念故國妻兒“獨立露華風里，目注洋中。不少瞬，淚亦涔涔而落”[5]9。 雄才大略、英姿颯爽的一代英豪被塑造成一位苦情的“可憐人”。周瘦鵑的哀情小說在延續才子佳人小說男女愛情悲劇的同時，將傳統的書生形象置換為拿破侖等現代英雄， 從而借助西洋文學的全新素材使板滯僵化的才子佳人小說重新煥發活力。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說將男女愛情視作人倫綱常的附庸，周瘦鵑堅信：“世界上一個情字，真具著最大的魔力。 ”[6]以這種唯情主義思想為引導，周瘦鵑將男女間的情欲抽象化、審美化，使“情”上升為與家國之戀同一層次的精神信仰。小說中的拿破侖無法忘懷的，一是妻子約瑟芬，一是故國法蘭西。發妻之戀與故國之思交織纏繞，周瘦鵑始終拿捏著二者間的微妙平衡，兩條感情線索齊頭并進，最終在拿破侖彌留之際一并推向高潮。 “皇帝（拿破侖）又呼曰：‘我上帝……約瑟芬……吾兒……法蘭西國民……軍士……法蘭西……’‘法蘭西’語甚模糊而皇帝呼吸已絕！ ”[5]11在故國之思的恢弘中融入發妻之戀的細膩，周瘦鵑以此將拿破侖的英雄末路與鐵漢柔情刻畫得淋漓盡致?！读曛兄闷苼觥穼儆谥苁甍N哀情小說的早期作品，此時的周瘦鵑因推崇唯情主義而將“情”視作生命的全部意義，以致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旦感情不順，便以死亡的方式將這種不圓滿推向高潮。 這種為營造“哀情”而刻意制造的悲劇，使“情”在抽象為一種精神信仰后失于空洞，整篇小說的思想意蘊因此停留于男女戀情的單純哀悼而無法得到更高層次的升華。周瘦鵑在《六年中之拿破侖》中不吝筆墨地描繪圣希利納島的美妙風光：“島邊樹色，綠如罨畫，波蕩愁痕，遙岑作凄碧之色，而大西洋中白浪澎湃，似亦作哽咽之聲……”[5]4拿破侖對妻子的思念放置在如畫的美景中，情與景相得益彰，藝術氛圍愈加幽遠縹緲。 周瘦鵑的哀情小說由此在打破才子佳人小說“大團圓”結局的同時，憑借清新婉約的語言風格使其筆下的愛情悲劇并不表現得頹喪、消沉，而是如一曲悠揚的挽歌，在對真情與摯愛的苦苦追尋中，洋溢著詩情畫意?！栋巳f九千鎊》講述了銀行家曼約翰駕駛飛機運送八萬九千磅巨款的故事。飛機起飛后，周瘦鵑寫道：“那時薄云卷羅，斜暉微黃。我身上一身衣服，也好似染作淡黃色。幸虧晚風甚平，所以我飛艇也很平穩，宛如掛在空中……天已入晚，月光如銀，下照大地，好像一個琉璃世界。我在月光中疾飛而去，駕霧騰云，真好似羽化登仙，心里非?？鞓贰盵7]工筆畫般的白描筆法在擺脫哀情小說固有模式的束縛后顯得更加洗練。無論是描摹風景，還是記錄行蹤，周瘦鵑平實質樸的文筆總能在親切自然的敘說中傳遞出一種自然恬淡的美。 他的小說由此擺脫了報刊小說的粗糙，將故事性、藝術性大幅提升，在歌頌男女愛情的同時，傳遞出南社小說家深厚的文化修養與精致的審美品位。 1912—1913 年，周瘦鵑另于《小說月報》發表了《磨坊主人》《大仲馬之大著作》《科西嘉童子》三篇小說。其中《磨坊主人》是一篇講述普法戰爭時期法國老人披亞古勃勒被德軍囚禁后點燃自家磨坊向村民傳遞敵情，自己不幸犧牲的故事。小說結尾寫道：“少頃，磨坊中都已著火，（老人）覺火焰垂及其身，猶力自支拄，危立如故。揮手向德人，朗聲呼曰：‘法蘭西萬歲！’”[8]法國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樣板，“法蘭西萬歲”的呼號既表達了中國民眾對于國家走向共和的興奮，同時也顯示出周瘦鵑等南社小說家心系民主、捍衛共和的政治意識與價值判斷。在此后的“二十一條”等政治事件中，周瘦鵑等人以筆為武器，創作出一系列警醒國民救亡圖存的愛國小說，而在共和伊始便極力推崇愛國主義的《磨坊老人》可堪此類作品的先聲。

1912—1913 年間，憑借《小說時報》《小說月報》兩份小說報刊有限的創作平臺，包天笑的諷刺小說、書信體小說，周瘦鵑的哀情小說、愛國小說等，均為民初小說藝術技法、價值取向的探索做出了有益嘗試。除包天笑、周瘦鵑兩位小說大家外，南社小說家許指嚴、宋一鴻、徐枕亞、楊天驥、姚肖堯、林萬里等同樣為1912—1913 年的《小說時報》《小說月報》創作了數十篇小說。 有賴于南社小說家的辛勤耕耘，兩份小說報刊在辛亥革命后政治報刊的擠壓中得以延續，從而填補了近代小說報刊在清末與民初的兩個繁榮期之間的短暫空白。

二、消閑取向的引領者

袁世凱北洋政府組建后，不斷以行政，甚至暴力手段加強對國內輿論的監控。嚴酷的政治高壓最終引發了1913 年的癸丑報災，中國新聞業隨即由辛亥革命后的“黃金時代”跌入谷底。②與新聞業的滿目瘡痍相反，癸丑報災后的小說報刊一派欣欣向榮，種類之繁、數量之盛更甚于清末最后十年。③南社小說家周瘦鵑、王鈍根、包天笑、陳栩、蔣箸超等均是癸丑報災后小說報刊再度繁榮的重要參與者。

《小說時報》歷經癸丑報災后延續至1916 年11 月?？?，在近3 年的辦刊過程中，包天笑、周瘦鵑、陳栩、尤翔、李作霖等9 位南社小說家為之提供30 余篇小說。 《小說月報》于1921 年由沈雁冰接任主編后，被用作“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而與南社分道揚鑣。 在癸丑報災至1921 年8 年的辦刊過程中，許指嚴、周瘦鵑、包天笑、王蘊章、聞野鶴等25 位南社小說家在《小說月報》發表小說110 余篇。 除《小說時報》《小說月報》外，癸丑報災后另有一大批全新的小說報刊問世，南社小說家依然是這些新興小說報刊的主要參與者。例如《中華小說界》于1914 年1 月創刊，1916 年6 月?？?，辦刊期間共發表周瘦鵑、包天笑、徐枕亞、胡懷琛、李中一等13 位南社小說家的著譯小說近60 篇。 《小說?！酚?915 年1 月創刊，1917年12 月?？?，辦刊期間許指嚴、尤翔、江瑔、成舍我、姚肖堯等20 余位南社小說家為之提供小說50 余篇。創作、翻譯小說的同時，南社小說家還以主編或編輯的身份經營小說報刊。例如《禮拜六》由王鈍根、周瘦鵑主編，1914 年6 月創刊，1916 年4 月休刊，僅周瘦鵑便為《禮拜六》創作小說80 余篇，王鈍根亦發表有10 余篇小說。除周瘦鵑、王鈍根外，陳栩、錢葆珍、姜可生、王蘊章、胡懷琛等30 余人亦為《禮拜六》提供小說110 余篇。 《小說大觀》由包天笑擔任主編，1915 年8 月創刊，1921 年6 月?？?。 在六年的辦刊過程中，除包天笑本人創作、翻譯小說20 余篇外，周瘦鵑、陳栩、葉楚傖、聞野鶴、貢少芹等10 余位南社小說家在《小說大觀》中發表小說近50 篇。 通過在小說報刊領域的活躍表現，南社小說家已成為癸丑報災后小說界的中堅力量。

癸丑報災后，“上海發行之小說，今極盛矣，然按其內容，則十八九為言情之作”[9]。 言情小說的興盛緣于以消閑為主導的小說創作風尚，南社小說家參與的小說報刊是消閑小說創作風尚形成的重要催化劑。 1913 年11 月《游戲雜志》創刊時，主編王鈍根與陳栩在《序言》中毫不諱言旨在消閑的辦刊理念：“不世之勛，一游戲之事也，萬國來朝，一游戲之場也……故作者以游戲之手段，作此雜志，讀者亦宜以游戲之眼光讀此雜志。 ”[10]1914 年5 月，《小說叢報》創刊，徐枕亞執筆的《發刊詞》將以消閑為主導的小說創作理念表達得淋漓盡致：“原夫小說者，俳優下流，難言經世文章；茶酒余閑，只供清談資料?；S刺，徒托寓言；談鬼談神，更滋迷信。 人家兒女，何勞替訴相思；海國春秋，畢竟干卿底事？ ……嬉笑成文，蓮開舌底；見聞隨錄，珠散盤中。 凡茲入選文章，盡是蹈虛文字；吾輩佯狂自喜，本非熱心勵志之徒?！盵11]1914 年6 月6 日，王鈍根、周瘦鵑共同創辦了《禮拜六》。王鈍根撰寫的《出版贅言》堪稱消閑小說創作的宣言書：“買笑耗金錢，覓醉礙衛生，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之省儉而安樂也。 ……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 故有人不愛買笑，不愛覓醉，不愛顧曲，而未有不愛讀小說者。 ”[12]王鈍根將小說與“買笑”“覓醉”“顧曲”相提并論，這種視小說為娛樂工具的辦刊宗旨，成為以消閑為取向的小說創作理念在小說報刊領域的具體映射。 癸丑報災前后是中國近代工商業高速發展的時期，上海等近代大都市的繁榮催生出市民階層娛樂消遣的強烈需求。 面對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以言情小說為代表的消閑小說無疑是最為契合的小說形態，南社小說家主辦或參與的《游戲雜志》《小說旬報》《禮拜六》等小說報刊則成為消閑小說創作熱潮走向市場的重要媒介。

南社小說家能夠成為民初小說報刊消閑取向的引領者，這在清末小說界革命后便已露出端倪。 1907 年，針對梁啟超等人重政治而輕文學的小說理念，黃人指出：“小說者，文學之頃于美的方面之一種也。 ”[13]黃人的發聲成為周桂笙、包天笑、王蘊章等南社小說家在清末最后十年間力圖從理論上恢復小說娛樂屬性的縮影。隨著上海等近代大都市的繁榮催生出以消閑為取向的創作思潮，小說在其誘導下逐漸淪為博人一笑的娛樂工具，此時已成為小說報刊主要經營者的南社小說家被裹挾在商業化浪潮中而無法置身事外。 為追逐商業利潤，周瘦鵑等人通過強調小說的趣味性來迎合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其小說創作因此漸趨脫離現實而呈現出明顯的斧鑿之痕。周瘦鵑對此頗為坦然：“那天花板和帳子頂都是吾制造小說的機器，坐著望了天花板，一陣子胡思亂想，一篇小說就打成為草圖了；躺著望了帳子頂，一陣子胡思亂想，又是一篇小說打成草圖了。 ”[14]如此“胡思亂想”而成小說充斥著隨意的情節與專斷的敘事，作品中好端端的人經常突然喪命，病入膏肓的人眨眼間平復如初，毫無瓜葛的男女能夠硬扯在一起，原本好好的一對也可能瞬間陰陽相隔。 例如《畫里真真》是周瘦鵑發表于1914 年12 月《禮拜六》第29 期中的一篇小說，講述主人公秦云在美術館見到一副美人圖后，對畫中美人相思成疾，不久病亡。畫像中的真人林宛若聽聞此事后大為感動，遂至秦云家中哭祭，立誓終身不嫁，此后“每值星期六日，必一歸摘花至秦云墓上……越十余稔”[15]。 又如1917 年周瘦鵑為《南社小說集》創作的《自由》，小說講述張俊才、沈淑蘭本是一對大學時代相戀的情侶，兩人因畢業分離，沈淑蘭嫁與林伯琴為妻。 此后，張俊才意外擔任林伯琴編輯《中國百科字典》的助手，與沈淑蘭重逢，舊情復燃。林伯琴因醉酒墜樓導致重傷，彌留之際希望玉成二人，張俊才、沈淑蘭則在悟徹紅塵后雙雙進入天主教堂修道。 周瘦鵑創作此類作品時幾乎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他根本不關心，或者根本不想去關心小說為誰而作的問題，其所在意的僅僅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編制羅列出一系列難以置信的故事來吸引讀者。 面對市場競爭的殘酷與商業利潤的誘惑，周瘦鵑等人迫于生計最終無奈屈服，而隨心所欲的創作方式與輕薄浮浪的處世態度也為南社小說家最終與鴛鴦蝴蝶派的合流埋下了伏筆。

三、現實擔當的呼號者

消閑小說的興盛顯示出癸丑報災后文學對政治的厭倦與疏離，但并不意味著小說就此舍棄對現實的關注。 小說即便未能成為小說界革命描繪的救世良藥，但一概否定小說的政治價值，單純視作博人一笑的娛樂工具依然失之偏頗。 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混亂依舊，人們因此重新審視梁啟超等人賦予小說的“新民救國”“改良群治”等政治功能。包天笑在《小說大觀》的《宣言短引》中，通過虛擬主客問答，力圖對小說的現實功用重新予以正名：“向之期望過高者，以為小說之力至偉，莫可倫比，乃其結果至于如此，寧不可悲也耶？ 客曰：‘否！ 子將以小說能轉移人心風俗耶?抑知人心風俗亦足以轉移小說。 有此卑劣、浮薄、纖佻、媟蕩之社會，安得而不產出卑劣、浮薄、纖佻、媟蕩之小說？供求有相需之道也?！瘎t將應之曰：‘如子所言，殆如患傳染病者，不能防護撲滅之，而反為之傳播菌毒，勢必至于蔓延大地，不可救藥，人種滅絕而后止。 人即冥頑，何至自毒以毒人哉？ ’”[16]姚民哀為《小說季報》作序時大聲疾呼小說創作不應放棄對現實的關注：“河山蕭索，世變已亟?！兑住吩唬骸斓亻]，賢人隱?！秱鳌吩唬骸对姟吠龆蟆洞呵铩纷??！瘛洞呵铩芬淹?，則吾儕有筆有舌，豈終甘喑啞以死？不讬之于說部，赴將奚讬！”[17]《小說大觀》《小說季報》聚焦于小說文體功能的討論，由《民權報》文藝副刊演變而來的《民權素》則直言不諱地抨擊癸丑報災后的黑暗政局。 《民權報》于1912 年3 月1 日創刊，是革命黨人抨擊袁世凱獨裁專制的重要陣地，主編戴季陶甚至提出“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④的口號，《民權報》因此在癸丑報災中慘遭查封。 1914 年4 月25 日，曾任《民權報》副刊編輯的蔣箸超搜尋殘存的稿件與創作力量，整合成《民權素》繼續出版。 在創刊號的序言中，蔣箸超痛悼《民權報》的夭折：“《民權》之可傳者，僅小品乎哉？皇皇三頁紙，上而國計，下而民生，不乏苦心孤詣，慘淡經營之作。惜乎！血舌箝于市，讜言糞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湮沒而不彰傳。不若雕蟲小技，尤得重與天下人相見。 ”[18]同為《民權素》重要參與者的徐枕亞在控訴袁世凱高壓政治的同時，誓言以小說延續“民權”的種子：“昆侖崩，大江哭，天地若死，人物皆魅。 墮落者，俄頃夢死者，千年風雨恣其淫威，日月黝而匿采。是何世界還有君臣？直使新亭名士欲哭不能，舊院宮人無可言說！ ……不癡不聾，難為共和國民！ 無聲無臭，省卻幾多煩惱。 ……然而我口難開，枯管無生花之望。人心不死，殘編亦碩果之珍。是區區無價值之文章，乃粒粒真民權之種子！ 零星斷碎，具五族之雛形。 感慨悲歌，結千秋之遐契。 ”[19]癸丑報災后南社小說家對于小說報刊的全方位介入，一方面源自職業小說家對于商業利潤的自覺追逐，另一方面則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面對政治高壓的無奈趨避。商業利潤的誘惑使南社小說家成為消閑小說熱潮的重要參與者，趨避政治高壓的無奈則使南社小說家不甘淪作唯利是圖的寫手，面對全社會男歡女愛的紙醉金迷，依然倔強地追憶著共和的愿景，甚至以搏命的姿態向黑暗現實發起沖擊。 南社小說家參與的小說報刊由此進入消閑娛樂與關注現實的雙向演進軌跡。

癸丑報災后小說報刊在消閑與憂國間的左右搖擺， 同樣體現于南社小說家的創作中。周瘦鵑“言情之作居什九，然多哀艷不可卒讀”[20]。 透過纏綿悱惻的男女苦戀，一介書生憂心國運的激憤成為哀情小說的底色。 1914 年7 月，周瘦鵑在《禮拜六》第5—6 期連載小說《真假愛情》中，通過鄭亮與陳秀英、李淑娟姐妹二人的兩段戀情，探討了愛情的“真”與“假”。小說講述了愛國青年鄭亮在武昌起義中投筆從戎，卻未能得到未婚妻陳秀英認可的故事。 陳秀英挽留鄭亮：“革命軍中多了你一人，未必就會打勝仗。 少了你一人，也不打緊，未必就會打敗仗。 你又何苦來呢？ ”[21]鄭亮斷然拒絕，兩人就此分手。 鄭亮臨行時邂逅了陳秀英的表妹李淑娟。李淑娟欣賞鄭亮的義舉，對其暗生情愫。武昌起義勝利后，鄭亮凱旋，與李淑娟喜結連理。成婚之日，李淑娟勉勵鄭亮：“郎君你娶了吾，別忘了祖國。吾雖然望你愛吾，吾也望你愛祖國。 ”[22]鄭亮由此對李淑娟愈加欽慕，陳秀英則一人孤獨終老。 《真假愛情》的故事情節不乏斧鑿之痕，但周瘦鵑通過簡短的敘事充分闡明了自己心中衡量愛情的標準：郎情妾意不應與為國盡忠沖突，美滿的愛情是對愛國者最好的褒獎。 這一思想在周瘦鵑的其他哀情小說中也有體現，例如1915 年6 月26 日發表于《禮拜六》第5—6 期的《為國犧牲》，小說講述顧明森大尉雖然深愛自己的父母妻兒，但國家危難之際仍然奔赴戰場。一次戰斗中，顧明森大尉只身面對敵人的炮火， 生死關頭雖然腦海中不斷浮現家人的身影，“心兒幾粉裂，直欲失聲而呼”[23]，但依然摒棄思戀，慨然赴死。 愛情與豪情相生并存于鄭亮、顧明森大尉等人物形象中，面對戀人與祖國的抉擇，這些人物以身許國的大義凜然顯露出周瘦鵑等南社小說家性格中的剛性因子。 懾于政治高壓，這種剛性因子在癸丑報災后一度潛藏于哀情小說的哭悼中，但現實的黑暗一旦突破隱忍的底線，書生報國的義憤便不再拘泥哀情小說的敘事而如火山爆發般噴薄而出。 1915 年1 月，日本向中國悍然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北洋政府雖虛與委蛇，但受制于羸弱國力，仍然被迫接受部分條款。 1915 年5 月9 日，中日簽署《中日民四條約》，一時間舉國嘩然，民怨沸騰。周瘦鵑聞訊后義憤填膺，當即創作《亡國奴之日記》，講述積貧積弱的中國被六國瓜分殆盡，“四萬萬黃帝之裔”無奈聽任異族蹂躪的慘狀。 周瘦鵑在小說附記中寫道：“吾又自問，問吾祖國其已亡也耶？ 然而此中華民國四字，固猶明明在也！吾祖國其未亡也耶！則一切主權奚為操之他人？而年年之五月九日，奚為名之曰國恥紀念之日？ ”[24]同周瘦鵑的虛擬影射相比，王鈍根節取報紙新聞整理而成的《國恥錄》堪稱“二十一條”事件的“實錄”。從1915 年5 月22 日開始，王鈍根在《禮拜六》中開辟《國恥錄》專欄，全方位展示中日雙方就“二十一條”交涉的整個過程，希望以此喚醒國人，共同挽救危局。 《國恥錄》開篇寫道：“中國對日交涉失敗，人民憤痛，莫可名言，軍人學子，甚至自盡。 嗚呼哀哉！ 孰謂中國人民甘心為亡國奴耶？ 然而痛者自痛，嬉者自嬉，彼冥頑無恥之官吏，吾不屑論。 ……國而忘家，公而忘私。 祛舊弊，振新機。 興學育才，整軍經武。 人人心中有國恥而恥乃可雪，人人心中有仇敵而敵無可乘。 楚雖三戶，猶能亡秦！ 豈我中華，遂淪永劫？ ……萬眾一心，堅持到底，中國前途，庶幾少免于凌辱。 ”[25]《國恥錄》連載于《禮拜六》第51—53、55、58 期，前后持續近兩個月。 《禮拜六》創刊之初，主編王鈍根便確立了“趣味第一”的辦刊理念，并由此聚集了周瘦鵑、包天笑、許指嚴、徐枕亞、陳栩等一大批消閑小說大家，甚至以消閑娛樂為宗旨的“鴛鴦蝴蝶派”亦被稱作“《禮拜六》派”。 但正是這份被五四新文學家批評為“以靡靡之音，花月之詞，消磨青年的意志”[26]的消閑雜志，卻在國家淪喪之際拿出整整五期的篇幅，向中國民眾發出救亡圖存的吶喊，而發出這聲吶喊的周瘦鵑、王鈍根等又曾在癸丑報災后掀起消閑小說的創作熱潮。 消閑與憂國猶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矛盾地統一于南社小說家的創作中。 這種矛盾既是癸丑報災前后的社會政治環境所致，又是小說家個體的有意為之。正如1913 年9 月王鈍根為《自由雜志》作序時所寫到的：“自由談者，救世文字而非游戲文字也。雖或游戲其文字，而救世其精神也?？詴r局紛亂，約法虛設，所謂言論自由者，孰則能實踐之？ 或徇于黨見，或困于生計，或屈于權威。 雖有慷慨激昂之士，欲為誅奸斥佞之文，在勢所不能，在情所不便，乃不得已而托于游戲文字以稍抒其抑郁不平之氣，而彰善癉惡之義務，亦于是乎？ ”[27]新民救國的激昂吶喊與消閑娛樂的繾綣柔情由此雙峰并峙于南社小說家參與的小說報刊中。

辛亥革命至新文學運動的近十年間，包天笑、周瘦鵑、許指嚴、王鈍根等通過小說創作與編輯小說報刊成為小說界的中堅力量。 1912—1913 年，南社小說家支撐起僅存的《小說時報》《小說月報》，從而保存了清末民初小說最為重要的物質載體。面對癸丑報災后大量涌現的小說報刊，南社小說家一方面掀起消閑小說的創作熱潮，另一方面極力維持小說對現實的關注。 有賴于南社小說家的辛勤耕耘，民初小說報刊在消閑與憂國的二重變奏中曲折前行，成為中國小說由古典走向現代的重要環節。

注釋：

①方漢奇先生統計：“武昌起義后的半年內，全國的報紙由十年前的一百多種，陡增至近五百種，總銷數達四千二百萬份。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676 頁。

②方漢奇先生統計：“綜計在1912 年4 月至1916 年6 月共四年零兩個月的袁世凱反動統治時期，全國報紙至少有七十一家被封，四十九家受傳訊，九家被反動軍警搗毀；新聞記者至少有二十四人被殺，六十人被捕入獄。 從1913 年的‘癸丑報災’，到1916 年袁世凱為推行帝制而實行的對輿論的殘酷壓制，全國報紙的總數始終只維持在130—150 種上下， 幾乎沒有增長， 形成了民國以后持續了四年之久的新聞出版事業的低潮。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720 頁。

③據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年表》統計，僅1914 年一年，刊載小說的報刊便達近百種之多。

④胡道靜記載：“是年（1912 年）五月十七日，財政部與四國銀團訂墊款合同，《民權報》于二十日載‘反對外債’論說時評，公共租界捕房即控以‘毀謗袁總統、熊希齡、唐紹儀、章炳麟’罪，請廨出票，在二十二日把戴氏（戴季陶）捕去。 六月十三日宣布堂諭，謂‘共和國言論雖屬自由，惟值此過渡時代，國基未固，尤貴保衛公安。 該報措辭過激，捕房以鼓吹殺人具控到案，迭經詢明，著罰洋三十元’。 戴氏出獄后，在其編輯室墻上大書：‘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胡道靜：《上海的日報》，載《胡道靜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0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