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2023 年工作會議暨“天山廊道與中外交通”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馬 悅

（上海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234）

2023 年11 月11 日，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2023 年工作會議暨“天山廊道與中外交通”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順利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主辦，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蘭州大學、暨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新疆大學、蘇州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寧波工程學院、上海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 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本次學術研討會以“天山廊道”為主題，圍繞中外關系與多語言文獻、中外交通與文化交流、天山廊道與西域治理等學術議題展開討論。天山廊道是指以天山山脈為主體，包括天山南北兩麓綠洲、內部河流、草甸等所形成的溝通東西、貫穿南北的交通廊道。 這一地區是中國古代族群交流最活躍、貿易往來最繁榮、文化交流傳播最頻繁的地區之一，在中外交通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次會議主要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重點探討和論述。

一、中外關系與多語言文獻

中外關系是本次會議的關鍵議題，學者們就中原經西域的對外交流、中原與北方草原的文明互動以及東西方的海外交流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其中，多語言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作為記載中外關系發展的重要資料，引起了與會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西域是中原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在《敦煌：西漢與西域間交融的都會——基于敦煌出土文獻的考察》一文中，以敦煌漢簡為切入點，梳理總結了漢代以敦煌為中心的對外交流。文章論證了敦煌是漢朝與西域經濟、物種交流交往之地，促進了華戎之間的商貿往來和物種引進；也是多種文化交融之地，儒家思想、佛教、三夷教等宗教思想及藝術風格都經此東西傳播；更是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所在，保障了中原王朝在經營西域過程中獲取主動權。

天山廊道是中原經西域開展對外交流的重要路徑。 上海大學歷史系張安福在《天山廊道視域下古代文明互鑒研究》一文中，以天山廊道為重點，介紹了天山廊道的地理環境和交通路線概況，指出天山廊道是中古時期歐亞大陸文明互鑒的橋梁，也是中華文明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和中華文化西傳的重要路徑。文章從長時段、多角度分析了天山廊道作為“民族走廊”“交通走廊”“文明走廊”，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形成，并在亞歐大陸物質文明、精神文化交流互鑒的過程中發揮著永動機的作用。直到現在，天山廊道仍是中國同中亞、西亞和歐洲等地加強交往的陸上樞紐。天山廊道族群流動的文明互鑒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機制，為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與提升中華文明的全球影響力提供了歷史借鑒和路徑選擇。

關于中原與北方草原的文明互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白玉冬在《葉尼塞河畔的中華文明——以孔子為例》一文中，通過對鐫刻于唐代三樂鏡殘片上的E77 葉尼塞碑銘進行釋讀與分析，認為銘文中記載的人名應為“孔子”，并對比古藏文史料中有關孔子形象的記載，推測鐫刻孔子之名的物件被銘文作者視為“男兒的護佑物”。 該銘刻最有可能在黠戛斯與唐朝保持聯系的840—866 年之間流入葉尼塞地區，側面體現了華夏文化在當地的傳播。文章對中華文明沿草原絲綢之路向北發展的足跡進行了追尋，彌補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烏云高娃在《從〈華夷譯語〉“來文”看明朝與四夷的貢賜品》一文中，梳理了從宋元到明清時期朝貢貿易的變化，指出朝貢貿易中貴金屬幣商品化和奢侈品化的傾向，并從洪武本12 篇韃靼“來文”入手，分析了《華夷譯語》中記載的四夷貢品及其地方特色，指出在與女真部的朝貢貿易中，明朝多以折物的方式給予回賜，少數情況下也會賞賜銀兩。 上海大學歷史系舒健在《再論真金》中，對傳統觀點中真金是漢化蒙古人的看法提出了質疑。 他對真金的人際網絡與來往事跡進行了梳理，認為真金的人際網絡實則包括漢人、蒙古人及八思巴，真金與阿合馬的斗爭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漢化與色目化的斗爭。 舒健認為，真金不僅僅是漢文化的代表，更是多元族群文化交流的代表。

東西方的海外交流也是中外關系研究的重要議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宋燕鵬在《19世紀馬六甲青云亭亭主再研究：以碑刻和祭祀簿為中心》一文中，以青云亭為具體案例探尋馬來西亞華人歷史，重新考證了青云亭的歷任亭主及其任職時間，并且對亭主制度的組織架構進行了介紹。 宋燕鵬認為，馬六甲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與明清時期知縣一級的基層職官相似，其下里長負責維護地方統治秩序、處理鄉黨人糾紛等大小事務，總巡負責治安。 這種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明清時期地方政權組織的模式。暨南大學中外關系研究所劉永連在《海疆治理史——一個有待拓展的學術領域》一文中，則從邊疆學、南海問題、海洋學和管理學層面梳理了海疆治理史研究現狀，認為中國海疆史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專門的分支學科，海疆治理問題缺乏針對性和系統性研究。 他進一步指出了海疆治理史有待拓展的三個重要研究空間，即從地方管轄權看國家主權的落實；海疆日常經營、維護與國家主權捍衛；海疆治理體系與海疆的長治久安。海疆治理史有深厚的文獻積累基礎，為海疆史深入挖掘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海疆治理史在國家戰略和海疆治理政策需求的背景下，有著廣闊的研究前景。

二、中外交通與文化交流

關于中外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古代交通、宗教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及對外貿易中的茶葉等內容。

關于中外交通的議題，本次會議重點圍繞著中國古代漕運發展、農牧交錯帶的商貿路線及絲綢之路上的地名研究等內容展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段偉在《中國古代的漕倉設置與河道治理演變》一文中，認為轉運倉的設置中心從關中、洛陽逐漸向東、向京杭運河沿線轉移、拓展，表明漕運的處境越發艱難，需要擴大轉運倉的分布才能滿足王朝政治中心的需求。隨著成本上升，漕倉價值降低，漕運最終被海運、鐵路所代替。明清兩代不計成本發展漕運的措施，實際上濫用了民力，也破壞了沿河地區的生態環境，引發了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蘇州大學歷史學系王晗在《“邊疆內地化”視域下的清代蒙陜農牧交錯帶商貿路線研究》一文中，通過對蒙陜農牧交錯帶的毛烏素沙地進行長期調查和研究，從農牧業生產的選擇、制度政策影響、蒙漢關系、商貿活動和沙化環境效應等方面入手，梳理出清代中國北方邊疆地區內地化的整體發展歷程。 這類聚焦于個案的研究，有助于學界更好地理解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的認知，并形成邊疆和內地一體化的理念，從而可以更為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中原與邊疆地區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不可分割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孫景超則關注到絲綢之路沿線地名的變化，在《漢唐間絲綢之路上的地名流動及其影響》一文中，他分析了絲綢之路沿線地名多民族、多語言的特點，認為受漢文化的影響，西域地名開始有了相對系統的漢語譯音，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對應漢字；部分地名具有了漢語語境下的審美和釋義，或含有正向意義的譯名；經典地理文獻也吸收了西域新發現的山水地名。與此同時，西域地名隨著族群的遷徙進入中原，具有“地隨族遷”“地隨人動”的特點。地名流動體現了各民族文化在特殊歷史場景下的相互結合，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和互補，證明了西域自古以來多民族雜居的歷史事實。

宗教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賢劫四佛信仰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上海大學歷史系陳菊霞認為，賢劫四佛信仰源于釋迦信仰，其興盛的原因一方面與賢劫諸佛的濟世思想有關，信仰賢劫四佛可使人壽轉增，脫離小三災之苦；另一方面與“梵行久住”的崇高理想有關，賢劫四佛制戒、說戒使僧團健全，從而得以久住正法。 大乘佛教興起后，賢劫四佛在從千佛拓展至三劫三千佛的過程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是千佛體系過渡階段的特殊產物。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陳大為在《葉爾羌河流域的宗教遺址調查與研究》一文中，通過對葉爾羌河地區漢唐時期佛教遺存的實地走訪，介紹了莫爾佛寺、塔什庫爾干石頭城、三仙洞、棋盤千佛洞、喀群彩棺墓葬、吉爾贊喀勒墓地等多處宗教遺址的保存現狀，并分析了漢唐時期葉爾羌綠洲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多元宗教匯聚的情況。

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陳廣恩在《日用類書在日本的流傳及其影響——以〈事林廣記〉為考察個案》一文中，分析了《事林廣記》在日本流傳的情況，并總結了其流傳方式主要有收藏、抄寫、刊刻、引用等。他認為，《事林廣記》能夠在日本廣泛流傳，主要原因在于中日文化聯系密切、內容貼近生活、主要刻地福建的地理位置優越以及學者研究的客觀需求?！妒铝謴V記》等日用類書籍對日本社會的教化方面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媒介。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趙瑩波在《日本唐房地區中的宋商文化》一文中，圍繞宋代日本九州地區所形成的“唐房文化”，分析了這種文化形式在九州地區的三個發展階段：唐朝萌芽期——修船補給階段、宋朝發展期——留守妻子階段、宋朝形成期——墨書瓷器階段。唐房聚集了多重身份的宋商、日本入宋派遣僧、偷渡僧、宋商的日本留守妻子和混血宋商等，周邊也因此形成了特殊的漢文化圈。

此外，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康健在《茶文獻整理再出發——〈近代茶文獻匯編〉序言》一文中，談到茶葉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對世界歷史產生的重大影響。盡管茶文獻整理難度較大，但隨著茶文化熱度的增長，茶文獻研究仍具有巨大的潛力。

三、天山廊道與西域治理

在本次會議中，天山廊道與西域治理的研究引起了與會學者們的熱議。 他們從天山廊道的東西聯防、天山廊道視域下的西域認知、中原王朝對天山廊道的經營以及天山廊道的交通與軍防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關于天山廊道與河湟地區的東西聯防問題。在《“勤王”與“拓邊”：唐代河湟地區迅速失守的主觀原因》一文中，寧波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弘毅指出，唐軍在河湟地區迅速失守的主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安史之亂后唐朝為了盡快平息叛亂，征調河隴一帶半數以上的邊關士卒入內平叛，導致邊防空虛，為吐蕃進軍提供了可乘之機。 其次，唐玄宗統治后期，唐軍在河湟地區接連發動戰爭，兵員減損嚴重。 最后，唐朝在湟水谷地、黃河谷地，以及青海湖東、北兩岸設置大批軍鎮、守捉，分散了原本集中于河湟州郡的兵力，削弱了唐軍的戰斗力，最終導致被吐蕃各個擊破。

關于天山廊道視域下的西域認知問題，新疆大學歷史學院侯曉晨在《再論隋代的西域范圍》一文中，探討了隋代的西域地理范圍。他認為，根據《西域圖記序》和《隋書·西域傳》的記載，可以大致確定隋代的西域范圍。通過分析《隋書》的成書過程、西域與西戎的統一性等方面可知，吐谷渾、黨項、附國三國理應屬于當時的西域范疇。此外，結合前人對《西域圖記》中四十四國復原的商榷，罽賓、西突厥也應歸入西域的范圍。因此，通常意義上的狹義、廣義的西域概念并不適用于概括隋代的西域，隋代官方對西域的認知也并不局限于“敦煌以西、蔥嶺以東、于闐以北”的地區。

屯墾戍邊是中原經營天山廊道的重要方式。 上海大學歷史系黨琳在《屯戍路徑下唐代天山北麓的民族交融研究》一文中，以屯墾戍邊為研究視角，認為唐朝對天山北麓的屯田開發，將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戰略重心推向天山北麓傳統草原游牧區域和中亞七河流域。 該舉措為推動農耕與游牧經濟的互動交流、多民族的交往交融提供了保障，并突破了漢晉以來中原治理西域的范圍，奠定了后世治理西域的基礎。至今，這一舉措仍然是維護新疆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學者們還從不同角度就天山廊道的交通與軍防問題展開了討論。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杜二雄在《楊和西域征伐史事鉤沉——以〈楊公神道碑〉為線索》一文中，根據《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的記載，考證了楊和在西域所參與的包括支援于闐、征伐突騎施和石國等多場重大戰役，重點探討了楊和第三次征伐石國的時間、行軍路線以及在行軍途中的軍事物資補給情況。 文章最后還論及了碑文的書寫情況，認為楊和之子楊預的政治地位是楊炎為楊和書寫碑文的關鍵因素。 上海大學歷史系馬悅在《伊犁河流域軍防和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作用研究》一文中，將研究視角放在伊犁河流域，梳理了漢、唐、清三朝在伊犁河流域所設軍防機構的發展過程，認為伊犁河流域憑借其區位優勢，在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占據著突出地位。 上海大學歷史系牛齊培在《唐代西域牢山地望新考》一文中，梳理了學界對于牢山所在地的不同觀點，并從弓月道行軍的作戰地點、行軍路線以及里程數據重新考證了“牢山”的具體位置，最后得出牢山位于今新疆也臺達坂塔格的結論。

四、學科發展展望

本次學術會議聚焦“天山廊道與中外交通”，關注國家和社會發展需求，旨在認識并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和經驗。會議論文涵蓋范圍廣泛，緊扣學術發展前沿問題，為各研究領域貢獻了最新成果。與會專家學者們學術視野開闊，從新史料、多領域、多視角促進了“天山廊道與中外交通”及其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國內外西域史研究不斷深入，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自2014 年“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后，天山廊道又在族群流動和文明互鑒方面為學界提供了新的西域史研究思路。 天山廊道是中古時期歐亞大陸的“民族走廊”“交通走廊”“文明走廊”，也為中華文明不斷吸收外來文化提供了動力源泉。研究天山廊道族群流動和文明互鑒，可以從長時段、多角度探討中古時期的物質與精神文明互鑒的內在機理和深刻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指出，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 探討中古時期天山廊道族群往來互動可以認清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互鑒的歷史進程，有利于正本清源、正確闡明新疆歷史、高度認識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與中古時期天山廊道文明互鑒的關系。 與會專家學者們對天山廊道研究發展也給予了更大的期待。 天山廊道作為多宗教匯集、多民族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關鍵區域，在東西方交往中發揮了交通樞紐作用，該研究領域擴大了中外關系史的研究范圍，從更為新穎的視角闡述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具有廣闊的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