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多彩一體和兼收并蓄與中華民族的包容性

王震中

（1.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2.臨沂大學，山東 臨沂 276000）

2023 年6 月2 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特別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其中，關于“包容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盵1]習近平總書記概括的中華民族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在中國歷史上是聯為一體的，筆者對此已從五個方面作了初步闡釋[2]，本文將從中華文化內部的多彩一體、對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這兩個視角對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包容性作進一步的論述。

一、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性

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民族個性，亦是文化特征；既是歷史，亦是現實。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首先是與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性聯系在一起的，換言之，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呈現在文化上就是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性。 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中華文化之所以是“多彩”的，一方面是因為中華文化是由包括漢族在內的眾多民族文化匯聚而成，它既包括漢文化向邊遠民族地區的輻射，也包括各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向中央王朝的匯聚；另一方面是因為漢文化本身也是豐富多彩的，而且漢文化的豐富多彩又與漢民族并非單純的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有關，漢民族是以“滾雪球”的方式、經過各個歷史時段融合了眾多族群而發展壯大起來的民族共同體。 所以，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既因56 種民族文化交融而成，亦有作為核心的漢文化的多彩多源的緣故。 中華文化“多彩一體”的“一體性”，既指它在主要載體上的一體性，又指它在國家文化層面上的一體性。

所謂載體的一體性， 是說中華文化是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漢語和漢字為其載體的，我們現在稱之為“普通話”的漢語和規范漢字就是民國時期和新中國初年所說的“國語”“國文”。 當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在建立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國家時，將小篆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文字，使得兩千多年來漢字和漢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的主干文化，亦是國家文化，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統一的紐帶。

一般意義上而言，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幅員遼闊的中國由于各地方言的緣故，使得各地人們交流說話，有的能聽懂，有的聽不懂。例如，上海話、閩南話、湘西的一些方言，在外人聽來簡直就如聽外語一般。但是，統一的文字——漢字卻克服了各地方言的障礙，再加上浩如煙海的典籍圖書，使得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即一體性成為無可撼動的文明特征。 從秦漢到明清，即使在分裂割據時期，政治上是分裂的，而文化上卻始終是統一的。 中華民族的包容性特性與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性交互作用，使得中華文明始終豐富多彩地破浪前行。

中華文化的“多彩”與“一體”是辯證的：“多彩”使得中華文化的“一體”豐富且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容許差異性存在的，它為中華文化的不斷創新和創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一體”使得中華文化的“多彩”更有序。 所以，多彩一體的中華文化是在一體性中有主體又多彩多樣的文化形態。

中華文化的多彩一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中華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表現在文化上則可稱為“互化融合”。 歷史上，對于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每每走上了“漢化”的道路；而對于漢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而言則應稱為“互化”?！皾h化”是沿用以往一般歷史著述所使用的概念，但實際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我更愿意使用“互化融合”這樣的概念。[3]這里所說的文化的互化，指的是原有的漢文化因少數民族文化的匯入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吸收而發生的改變，與此同時少數民族也逐漸改變著原有的文化，所以是因對方而相互變化。 在中華文化里，既有少數民族漢化的一面，也有各民族文化互化的一面，漢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不斷豐富和壯大是互化的結晶。

無論是先秦多元一體的復合制王朝國家時期，還是秦漢、隋唐、元明清的“大統一”時期以及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中國歷史上燦爛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與文明共建的道路。 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向少數民族學習，通過“胡服騎射”而改變華夏服裝和兵種——穿胡服、組建騎兵，就是民族間文化交融互化的結果?！妒酚洝ば倥袀鳌氛f：“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盵4]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但使趙國的軍力和戰力迅速提升，變得強大起來，而且還成為古代中國軍事和兵種變革的契機。趙國的鄰國中山國原本是北方少數民族鮮虞建立的小國，考古發現表明，中山國華夏化的程度很高。 從中山國兩座王陵出土的包括青銅禮器、樂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和青銅器銘文來看，這些物質文化與同時期的趙國、韓國和魏國墓葬出土的文物很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點，只是一些帳幕構建還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痕跡。[5]這說明戰國時期北方民族鮮虞所建立的中山國，在與趙、韓、魏等華夏國家長時期的交往過程中，自己原來與中原華夏文化上的差異逐漸消失，走向華夏化道路。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華夏的胡化，而中山國則是胡文化的華夏化，二者的變化屬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互化融合”。

再以在音樂和文學藝術方面漢文化因吸收少數民族文化而獲得發展為例，從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謂“胡歌”“胡樂”“胡舞”“胡戲”最后都融進了漢文化，成為漢文化的組成部分。流傳至今的《敕勒歌》，就是北朝敕勒人唱誦的一首民歌，它描繪了遼闊蒼茫的草原景象，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風貌，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顆明亮的珍珠。膾炙人口的《木蘭辭》創作于北魏孝文帝時期。 它以五言為主的雜詩形式，描寫了一位巾幗英雄——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轉戰12 年，最后凱旋歸來，不受封官賞賜，回到故鄉的動人故事。它在藝術形象上反映了北方民族婦女的精神面貌和氣質特點；在語言文字上，詞兼胡漢，“天子”“可汗”并用，是在民族融合土壤上開放的一朵奇葩。[6]北朝的音樂直接影響了唐代的樂曲，唐十部樂有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其中大多來自北朝的胡漢混合樂。 北方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構成了唐代高度發達的唐文化的兩個來源，隋唐燦爛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 元朝的散曲和雜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它卻是各民族文學藝術交融的結果，是少數民族文化對漢文化影響和對中華文化貢獻的又一顯例。 不斷吸收各民族文化、并通過互化而形成的漢文化和中華文化，其所具有的凝聚力，是因其許多思想內涵和藝術形式具備超越時空的價值而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

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還表現在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后被中國化并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它并不是封閉的，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并不是關起門來傳承發展的。

中華文明在起源和形成階段，它既是本土的亦是多源的，五帝時代的“萬邦”林立就形象地說明了其多源發展，多源經過合流，在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形成了多元（源）一體；在之后漫長的發展中與外界的交往因時而異，但從來不拒絕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只是在吸收過程中很快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例如，關于中國銅器的起源和發展，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早期銅器是由西亞傳入的。 其依據是西亞銅器起源的時間遠早于中國，中國的早期銅器時代（五帝時代）甘肅青海等西部地區在器物的完整性和發現的數量上要優于中原。盡管這一觀點有待于進一步確證，也還沒有成為學術界的主流看法，但我們應看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從二里頭文化時期到西周，即夏商西周三代，中國以禮器和武器為大宗的青銅文化是世界上同時代水平最高、最輝煌燦爛的，而且最獨具特色的，中國燦爛的青銅文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也就是說，即使中國銅器的起源受到西亞的影響，但它卻在中國很快地獲得創造性發展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進而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是中華文明發展到又一歷史高度的朝代。我們從美國漢學家愛德華·謝弗的《唐代的外來文明》①一書中可以看到，唐朝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多方面的，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家畜、野獸、飛禽、毛皮、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礦石、寶石、金屬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170 余種；也有音樂、舞蹈和樂器等。 這些異域的物質文化、奇珍異寶、奇風異俗和異國情調等是由異域商隊、使臣、僧侶、樂人、舞伎、胡姬等從海路和陸路帶入唐朝境內的。 當時，“唐朝境內人文薈萃，奇貨云集……所有的旅游者都將他們本地的各種貨物帶到了唐朝——或者作為國王的禮物，或者作為銷售的商品，或者是僅僅作為他們自己隨身攜帶的附屬物品”[7]。大量的外國人，有的居住在長安、洛陽這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有的定居于象廣州、揚州那樣充滿生機的南方商業城市。他們在帶來物質文化的同時也帶來了異樣的精神文化，擴展了唐人的精神世界。 包括“遣唐使”在內的各種外國人也會把唐朝的書籍、典章、科技、絲綢、瓷器等帶回本國。大唐盛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輝煌時期，充分顯示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儒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其中，儒和道是中國本土文化，自不待言。而佛教卻是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但很快就中國化了，成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在中國經歷了由與中國本土思想競爭到中土僧人主動到天竺（印度）去學習和取經的演變過程。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原后，在魏晉時期乘儒學衰微的機會，借著玄學去推廣佛法，而當時的玄學家也對佛教的“空”“無”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佛教關于“來世”的許諾，使在長期戰亂中飽受苦難的人們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從而在底層民眾中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佛教在融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中土僧人時有主動西行取經學習的壯舉。魏晉南北朝時期，后秦的法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一直向西，到達天竺，學習梵語梵文，抄寫佛經經律，又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求經。歷時15 年，法顯從海路回到祖國，翻譯帶回的佛經達百余萬言，并把自己的見聞寫成《佛國記》一書。 唐朝高僧玄奘去天竺游學取經19 年，期間在天竺（印度）講經說法，獲得很高榮譽。 貞觀十九年（645 年），玄奘回到長安，帶回梵文佛經657 部，他在長安慈恩寺專心譯經20 年，對中國的佛教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玄奘之后還有其他僧人前往天竺（印度）取經，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到了明清時期，佛教寺廟中每每可以看到儒釋道三教并存的現象，這都說明佛教文化已與中華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了。

佛教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在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極大包容力。這種文化上的包容性促進了中華民族內各族的跨文化適應和文化融合。

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在歷史上在凝聚人心、吸收外來文明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當代，它不但依舊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現實土壤，而且還使中華民族文化與時俱進，融入“新科技文明”的潮流中。

注釋：

①愛德華·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 該著原名為《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是西方漢學的一部名著，被視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文化的必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