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視域下再論“三大改造”的歷史意義

吳爭春，吳遷航

“四史”視域下再論“三大改造”的歷史意義

吳爭春，吳遷航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大改造”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它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根基。但“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卻不時遭到質疑?；凇八氖贰币曈?，從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新中國工業化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與物質基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等維度，再論“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意義，以歷史事實彰顯“三大改造”的歷史地位，堅定對“三大改造”的歷史自信。

“三大改造”；“四史”視域；歷史虛無主義；中國式現代化

“三大改造”是新中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消滅了數千年中國歷史中曾存在過的一切私有制經濟制度，推動中國社會有步驟地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躍遷，其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在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中早已有定論。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上也出現了諸如“社會主義早產論”“新民主主義回歸論”等質疑甚至否定“三大改造”、割裂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革之間的關系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以往研究主要從“破”的角度駁斥這些錯誤歷史觀[1?3]，而側重從“立”的角度闡釋“三大改造”歷史意義的研究相對較少[4]。本文將“三大改造”置于宏觀的“四史”視域之中，從歷史事實出發，闡釋“三大改造”在“四史”的四個坐標維度里具有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意義，并對否定“三大改造”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予以澄清。

一、黨史維度：“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動權

縱觀百年黨史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勇于抓住歷史變革時機的政黨。誠如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的奮斗中，我們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歷史大勢，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5]這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重大歷史關頭體現得尤為明顯。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中國共產黨抓住歷史機遇，適時推進“三大改造”，掌握了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主動權。

(一)“三大改造”并非“早產”，而是中國共產黨依據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政治條件的新變化，把握歷史大勢，適時調整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

“社會主義早產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長期盛行的、忽視馬克思主義東方社會理論的社會主義革命“唯生產力論”的中國翻版。[2]十月革命勝利后，考茨基、蘇漢諾夫等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右派理論家以“俄國的生產力水平達不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為理由，竭力否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將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視為“早產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極右思潮，這股思潮借第二國際右派的“社會主義早產論”攻擊“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無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殊歷史條件，片面地認為新中國不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生產力水平，不僅得出了在當時不應進行“三大改造”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甚至認為應倒退回新民主主義去“補資本主義的課”，試圖誘導社會主義中國“改旗易幟”。

“社會主義早產論”的理論實質是“唯生產力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落后國家發展道路理論的機械的、教條式的、割裂式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確預言，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是，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對中國、俄國和印度等東方國家進行長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東方社會理論，他們“改變了先前關于東方國家必須從屬于西方國家和沿著西方國家的道路向前發展的論斷，強調東方國家可以積極利用特定世界歷史環境，立足自身實際走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6]。關于“唯生產力論”，恩格斯早有批判，他在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說：“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決定著這一斗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盵7]針對“社會主義早產論”對十月革命的攻擊，列寧曾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并提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8]在談及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時，列寧認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9]。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過研究東方國家的歷史和現實所提出的東方社會理論，深化了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和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是對其早期理論的補充，而貫穿這一理論的活的靈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唯物辯證法原理。

“三大改造”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政治條件的新變化，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適時調整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是符合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規律的。第一，社會經濟中的矛盾問題把對國民經濟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上日程。土地改革后農村出現某種程度的兩極分化，私人資本主義要求擴大自由生產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這些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采取新的方針政策進行解決。第二，當時已具備了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經濟條件。經過三年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相對強大的因素，這使中國具備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物質基礎。第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外部環境趨于緩和，我們必須抓住機遇，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鑒于形勢的發展變化，毛澤東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盵10](116)黨中央多次開會討論，經過近一年的醞釀，于1953年12月確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足見當時的決策是慎重的。這體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善于抓住機遇、勇于推進歷史變革的主動精神。

(二)“三大改造”使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主動權

中國共產黨百年經濟工作的基本經驗之一，是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叭蟾脑臁钡耐瓿?，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牢牢把握了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命脈，從而掌握了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發展主動權。

經濟發展是民族復興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經濟發展主動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無從談起。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西方列強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國被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民族工業難以獨立發展，成為西方大國的經濟附庸。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為民族經濟的獨立發展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隨著沒收官僚資本和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國內階級關系已經發生變化。毛澤東敏銳地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11]。在經濟上，則表現為代表工人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和民族資產階級對經濟發展領導權的較量。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擴大自由生產和自由貿易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則是通過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把有限的資源、資金和技術集中到重點工業建設項目上來，以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使中國能夠自立于工業時代的世界民族之林。在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已把握主動權，“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和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就是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政治方面的社會主義因素”[12](696)，是全面展開“三大改造”的必要政治條件。

隨著“三大改造”的推進，我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進一步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一方面，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強化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政治覺悟和階級意識，使得工農聯盟更加鞏固；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逐步被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人民民主專政階級基礎中的非社會主義因素逐漸被消滅。1956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13]。這表明經過“三大改造”的復雜斗爭，我們黨的執政黨身份更加突出，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得到了提高，牢牢把握了發展主動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能夠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產生更廣泛更直接的影響。

二、新中國史維度：“三大改造”是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實現工業立國的必要舉措

馬克思在談論東方國家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時，明確反對將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14](466)，反對認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的錯誤觀點，而是強調“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14](586)?！吧鐣髁x早產論”不顧中國與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迥然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否定中國等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東方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這實際上是否定世界歷史發展階段更替的特殊性和不同民族進入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新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在爭取國內外形勢不斷好轉的同時，對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形成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從而適時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三大改造”同時并舉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一)“三大改造”是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制度選擇

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鞏固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毛澤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盵15](1080)但是，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必須符合本國國情，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應當是“新生產方式和中國內部能動因素的結合”[16]。從黨的初心使命看，新中國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人民愿望與革命目標的統一。1953年10月，李維漢在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上指出：“我們決不應當也不可能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就是用極少數人剝削極大多數人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這是與中國革命的目標相違反的，與中國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利益相違反的?！盵12](497)從發展策略來看，由于新中國在成立之初還是一個傳統農業國，“低積累，高消費”策略無法為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國家工業化戰略籌措足夠的資金。只有通過“三大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讓公有制經濟引導國民經濟發展，增強政府的經濟職能，集中社會上的物力、財力并且統一調配，實行“高積累”經濟建設政策[17]。在外交策略方面，強調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共取得蘇共信任、新中國獲取蘇聯援助并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必要前提①。在多種內在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三大改造”成了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必然制度選擇。

帝國主義的反華政策和軍事威脅迫使新中國需要盡快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曾指出，“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18]。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不顧中國人民和平外交的愿望，堅持對新中國實行封鎖和孤立。朝鮮戰爭爆發以來，美軍先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隨后又將戰火燒到中國東北地區，致使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受到嚴重侵害。帝國主義勢力的種種惡行驗證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做出的“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的論斷。因此，新中國堅決采取“一邊倒”外交方針，打破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孤立，獲取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認和援助，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來之不易的和平時期更是讓中國迎來了推進工業化建設和鞏固國防的絕佳時機，“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19](367)勢在必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將“三大改造”作為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必要舉措，使“三大改造”與“一五”計劃相輔相成、齊頭并進且相繼完成既定目標，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由此得以初步實現。

(二)“三大改造”是新中國成立三年來國內客觀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選擇

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無法從根本上克服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矛盾。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城市，不法資本家試圖反對國家限制和工人階級領導，不僅通過挑撥、腐蝕職工等手段分裂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甚至組建了“星四聚餐會”“會計座談會”“星期茶座”等從事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盜竊國家資材等秘密活動的非法組織[20](193?202)。在農村，小生產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逐漸擴大，許多農民“想單干，想雇工”“想當富農”，導致一些地區的互助組面臨著渙散解體、不進則退的危險[21](142?148)。此外，個體經濟難以擴大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也無法滿足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需要?？梢?，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越來越成為國家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限制性因素。

與此同時，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為期三年的“利用、限制”，我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已居于領導地位。在經濟方面，全國工商業公私比重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絕對數值實現增長的情況下仍然大幅提升，公有制經濟已取得了優勢地位：私營工業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占全部工業產值之比重由1949年的63.3%發展為1952年的39%[20](50)，私營商業占全部商業之比重由1950年的55.6%發展為1952年的37.1%[22]。在政治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抗美援朝運動、增產節約運動、“三反”、“五反”運動中先后經歷了一系列教育和改造，在總體上與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拔宸础边\動的勝利結束更是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威風掃地，此后“資產階級除了向工人階級屈服，把態度放‘文明’些，比較老實地執行我們國家給予的任務，走上我們黨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23](268)。

(三)“三大改造”是中國共產黨對過渡時期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科學選擇

中國共產黨對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本質的認識經歷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上升過程?！吧鐣髁x早產論”認為，中國共產黨選擇在1953年全面展開“三大改造”是搞“突然襲擊”，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頂層設計”。但是，毛澤東早在1940年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為目標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也對“要在實際上保證中國向社會主義前途走去”的方針政策做了原則的規定。因此，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切實踐實際上都是為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做準備。鑒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實踐，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一致認為過渡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時間，要等到條件成熟后再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劉少奇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指出：“要在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24]。毛澤東也指出，“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25](323)?！吨袊嗣裾螀f商會議共同綱領》之所以未明確寫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正是因為“過早提出來反而會亂了腳步”[25](194)。

隨著國內外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向社會主義過渡是漸進的過程。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了“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的思想[26]，標志著他率先發展了原有的設想。1952年10月，周恩來在同資本家代表的談話中指出，要走“水到渠成”的和平轉變道路[27](398)。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兩次談話中分別以“過橋”“坐船”來比喻過渡時期的漸進性，強調“三大改造”要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10](31?32)。雖然形勢的發展使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認為應當“從現在開始逐步過渡”，但此時黨內還存在著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不同觀點。毛澤東則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19](46)，所以“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很難的，是妨礙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在毛澤東的幫助下，全黨在深刻理解過渡時期本質的基礎上統一了思想，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開始逐步過渡?？梢?，中國共產黨改變原有的待條件成熟后“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的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對過渡問題認識不斷深化和發展的體現。那些認為“三大改造”是搞“突然襲擊”、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頂層設計”的錯誤觀點，是與黨的革命實踐和黨對過渡時期本質的認識過程不相符的。

三、改革開放史維度：“三大改造”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起點

社會主義制度是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根本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從物質實踐出發，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盵28]這一論斷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出場和不斷拓展正是以“三大改造”奠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物質基礎為根本前提的。我們必須堅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的唯物史觀，與“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錯誤歷史觀劃清界線[29]，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評價“三大改造”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性、開創性意義。

(一)“三大改造”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制度根基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規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本質?！叭蟾脑臁钡娜嬲归_標志著黨和人民正式選擇以社會主義作為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路徑。與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導致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不同，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它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力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經過合作化的道路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完成了“三大改造”，不僅使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避免了破產為無產者的命運、成功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也使中國避免出現兩極分化和階層固化的現象，推動現代化建設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靶旅裰髦髁x回歸論”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混為一談，模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間的差別，不僅否定了“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更在歷史邏輯上否定了“三大改造”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性、開創性意義。從制度邏輯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改革是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對“三大改造”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公有制經濟尚未在國民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有著本質區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斗，在建黨百年之際完成了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歷史性地解決了資本邏輯無法克服的絕對貧困問題。

“三大改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實踐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照搬別國模式的弊端，明確了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堅決反對右的錯誤傾向，強調實現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首先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盵30](166)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內在邏輯、重大原則和前進方向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做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論斷[31]。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式現代化面臨著更為艱巨的任務和更加復雜的挑戰，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成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二)“三大改造”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給新中國留下的是微弱的、落后的經濟遺產。改革開放初期，黨內外有一些人散布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誤言論。鄧小平駁斥道：“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盵30](166?167)從產業結構角度看，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的經濟現代化水平較低，傳統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的90%左右，現代化工業經濟十分微薄。在近代發展微弱的中國民族資本中，又有80%以上是為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地主經濟服務的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21](11)。新中國成立三年來，新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發展。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適時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黨和人民開始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三大改造”從根本上改造和發展了國民經濟，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52年至1957年間，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由于我國基本維持了20%以上的積累率，國家計劃能夠對工業和基礎設施進行巨額投資，6年來我國工業產值增長了128.6%；在產業結構方面，工農業產值比由1952年的41.5%∶58.5%，發展為1957年的56.5%∶43.5%，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標志著我國初步實現了國家工業化；現代農業機械、化肥、電力的擴大使用也使得農業現代化的水平得到了提高[32]。此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在1952年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的基礎之上，1957年又比1952年提高了42.8%[21](281)。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表明，“三大改造”通過生產關系變革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后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出場奠定了根本的物質基礎。

(三)“三大改造”是全面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起點

在發展戰略上，“三大改造”推動中國共產黨深入探索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戰略目標。在推進合作化運動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逐漸意識到現代化在廣度上包括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等多個維度，從而摒棄了“現代化即工業化”的假說。1954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33]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目標，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導。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還要在原來的要求上加上國防現代化。1964年底，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34]的戰略目標，“四個現代化”的內涵臻于成熟。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四個現代化”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強調“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30](29)，中國式現代化自此正式出場。從“三大改造”的過程中初步形成“四個現代化”建設目標，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出場和不斷拓展，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是一脈相承的。

在實踐探索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問題。在“三大改造”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與此同時，蘇聯逐漸暴露了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中共中央逐漸察覺到蘇聯現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認識到必須逐步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毛澤東從“三大改造”中的實際問題出發，提出要“以蘇為鑒”，少走彎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35](23?42)?！叭蟾脑臁被就瓿珊?，毛澤東指出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還需逐步摸索：“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35](241)。在1962年1月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方法：“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36]。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形成了關于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寶貴思想，對于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開創性意義。

四、社會主義發展史維度：“三大改造”從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

“三大改造”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中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不僅在理論上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且在實踐中創造了經濟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式道路。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更是以此為基礎開辟了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符合我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蓬勃生機。

(一) 在理論上，“三大改造”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

第一，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毛澤東指出，對于舊中國來說“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并且“更有利于無產階級”[15](1060)。當然，共產黨人深知私人資本主義的消極一面，毛澤東明確指出對“私人資本主義要節制”[19](208)。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15](1061)。顯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是“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思想的來源。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基于上述思想認識，制定了“利用、限制”政策。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反對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黨內存在的“把資本主義由大化小”“提早消滅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想：“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37]。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何種形式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成為了黨面臨的問題。1953年6月，李維漢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總結了引導私人資本主義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經驗，經過兩次擴大會議的討論，中央政治局最終確定了以“既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又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針作為指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政策。1954年3月，李維漢在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指出，“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從中國具體情況出發的、比蘇聯租讓制有更多優點的政策[38]?？梢钥闯?，“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思想汲取了蘇聯直接剝奪資本家生產資料的教訓，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寶貴成果，它為經濟落后國家解決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方案。

第二，辯證把握社會矛盾。社會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正確處理各項社會矛盾是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完成社會發展目標的重要前提。在“三大改造”期間，中國共產黨堅持唯物辯證法，正確把握階級關系、產業關系、“國家與個人”等多項社會矛盾，有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并為正確處理社會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理論認識。

在產業關系方面，中國共產黨強調安排好“農輕重”的比例，重視“農輕重”之間的互動關系。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一只腳踩在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而把另一只腳踩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39]。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實行了農業合作化步驟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步驟相適應的方針，為工業化建設提供充足的糧食、工業原料和資金，避免了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曾犯過的錯誤。此外，黨中央還強調“農輕重”并舉，先以合作化推動工業化，再以重工業反哺農業、輕工業發展，使合作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

在國家與個人關系方面，中國共產黨堅持“統籌兼顧”。作為經濟落后國家，新中國為了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站穩腳跟、盡快實現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不得不暫時實行高積累政策，重點實施符合人民長遠利益的“大仁政”，集中社會資源優先進行重工業建設。與此同時，毛澤東強調必須兼顧個人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認為要以蘇聯經驗和我國經驗為鑒，兼顧國家利益與農民、工人的個人利益，不能只顧一頭[35](30)。

在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關系方面，中國共產黨動態把握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變化，并將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表現出通過剝削追求利潤的一面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積極性對新中國尤為重要。隨著國內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毛澤東敏銳地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已不再是“中間階級”，但仍應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維持與資產階級的聯合。針對黨內出現的否認民族資產階級還有積極性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開展糾偏工作，強調要正確把握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繼續堅持既團結又斗爭、斗爭為了團結的政策。黨以正確方針和科學指導，成功地把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轉化成為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實現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改造。

(二) 在實踐中，“三大改造”創新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路徑

第一，和平實現馬克思主義“贖買”設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設想通過“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進行贖買，但均因歷史條件的限制未能實現。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贖買”設想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在“三大改造”中通過收購批購、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具體形式和平實現了對私營工商業的“贖買”，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贖買”設想由理論到實踐的跨越。在贖買的具體形式上，中國共產黨根據國情進行了創新：在擴展國家資本主義初期，黨創造了向資方支付工繳費、紅利等贖買形式；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后，資方紅利逐漸被定息取代，并對仍在企業任職的原資本家付以高薪?！摆H買”政策的和平實現，有效地減輕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抗拒，生產力不僅沒有被破壞，還得到了很大發展。

第二，“由低到高、典型示范”的逐步過渡模式。在“三大改造”的具體實踐中，黨采取了由初級向高級逐步轉變的過渡形式，并注重典型示范的推動作用。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我們黨創造了由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的三級過渡步驟，強調以典型示范帶動全面發展，嚴禁一切強迫命令的做法，循序漸進地引導個體農業向集體化的過渡。對于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黨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黨采取了“先吃蘋果、后摘葡萄”的策略來擴展公私合營，由大戶企業逐步向中、小戶企業推廣，由大行業逐步向小行業推廣，從初級、中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向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轉變。在思想引導方面，中國共產黨發揮了勞動模范、工商界代表人士和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等典型力量的示范效應，鼓勵農民、手工業者和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創造的“由低到高、典型示范”的逐步過渡模式，在實踐中更有利于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接受，有效地減輕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阻力。

第三，強調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辯證統一。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同時是物質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雙重斗爭，既要改造客觀世界，又要改造人的主觀世界，通過這雙重的改造斗爭來實現工人階級自己和全人類的解放[40]。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務包括“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41]兩個方面，“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35](223)。對于農民和手工業者，我們黨以社會主義前途教育引導農民和手工業者改變小農私有觀念，在實踐中培養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我們黨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鼓勵和批評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完成了“擴大進步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和落后分子、分化頑固分子”的任務，逐步改造這些資本家[23](273?274)。鑒于民族資產階級一般也掌握技術、有經營管理能力和經驗，黨對于資方人員在工作上給予了適當安排，使之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此外，工人階級在改造客觀世界的斗爭中和學習教育活動中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認識水平，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得到了提高。

五、結語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是由其歷史傳統、社會制度、發展條件、外部環境等諸多因素決定的[42]。否定“三大改造”的錯誤歷史觀試圖把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曲折或錯誤都歸結于社會主義改造，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錯誤歸因。從實踐出發，“三大改造”在后期固然存在“改造過急，要求過高，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的“五過”瑕疵，但具體工作中的失誤并不足以否定其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將“三大改造”置于“四史”視域下，我們可以更加科學地、客觀地把握“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經驗，從而正確評價“三大改造”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

① 在解放戰爭后期，蘇共出于自身的戰略考量及對中共缺乏足夠的了解與信任，在對華態度和援助問題上表現得猶豫不決。中共通過表明親蘇立場和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推動蘇共決定全力支持和幫助中共。參見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一卷)(1945.1—1949.2)》，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05?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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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WU Zhengchun, WU Qianha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led by the CPC, as a socialist revolution towards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have realized the most profound soci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have been occasionally question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rom such dimensions a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PC,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China,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ighlight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with historical facts, and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confidence in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led by the CPC.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histories"; historical nihil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2023?06?23；

2023?11?02

2023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省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專項課題)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破解‘中西古今之爭’研究”(23ZDAM01)

吳爭春，女，湖南平江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聯系郵箱：wzcsaya@126.com；吳遷航，男，河南三門峽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15

D61

A

1672-3104(2024)01?0157?11

[編輯: 鄭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