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伯的名士觀漫談

林憲亮

名士一般是指有名望而未做官的人，而魏晉名士與傳統意義的名士又有所不同，他們大多有官職，但不拘禮法、不重實務，乃至特立獨行、恃才放達。魏晉時期，哪些人可以稱為名士呢？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見解。東晉大名士王孝伯提出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三個條件。他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保ā妒勒f新語·任誕》）雖然王孝伯的名士觀看起來有些荒誕，也有許多批評的聲音，但在魏晉名士群體中也有一定依據。

常得無事

王孝伯所說的“常得無事”，是指如果想成為名士，需要有空閑時間，不能為俗務所累，這是成為名士的必要條件。

魏晉名士經常進行的活動有清談、暢飲、放逸、郊游、吟詩等；他們活動時或孑然一身，或三五成群；活動的地點有時在河邊，有時在山林，有時在官??；持續的時間或長或短，有時是整日，有時至三更。無論名士以何種方式聚會，地點在何處，持續的時間有多長，都必須以有大量的閑暇時間作為保障，也就是“常得無事”，否則根本無從談起。

魏晉名士大都是有官職的，其官位有高有低，所承擔的責任有大有小，但都應兢兢業業、恪盡職守。事實上，魏晉的大名士基本都是身居高位，在社會上影響頗大。然而，“常得無事”，實際上是要求名士要從政治、軍事等俗務中解脫出來，做到心中無俗事，才能心無旁騖地從事名士的清談等活動。換言之，做名士與做官是相沖突的?！俺５脽o事”的官員勢必無所事事、尸位素餐，辜負朝廷的重托，有的甚至給國家和個人都造成了巨大災難，最為典型的就是王夷甫。王夷甫在西晉末年位高權重，不思報國，卻熱衷于做名士，倡導清談，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尚?！把芗扔惺⒉琶烂?，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累居顯職，后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保ā稌x書·王衍傳》）王夷甫的名士作風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災難，自己也身敗名裂，為世人所嘲笑?！耙母﹄m居臺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保ā妒勒f新語·輕詆》第十一則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王夷甫兵敗被俘，向石勒開脫自己的責任，石勒對其嗤之以鼻，最后將其處死。王夷甫對自己執著于清談而沒有擔負起國家的責任而感到懊悔，他對一同被執行死刑的同僚說：“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保ā稌x書·王衍傳》）

對于這種無所事事的清談，即使是當時的人也有反對的聲音。晉穆公永和十二年（356），桓溫率兵北伐，進入中原，看到國土淪喪、生靈涂炭，感嘆王夷甫等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說：“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新語·輕詆》）這其實也是變相地抨擊了名士的清談誤國。王羲之與謝安曾經就清談是否誤國展開過辯論，“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世說新語·言語》）對這種于國于民無實際意義的清談，王羲之是極其不贊成的，他認為官員就應該勤于政事，積極進取，有所作為，而謝安卻持完全相反的態度，他否認清談與國家的安危存有聯系。盡管清談受到了桓溫、王羲之的抨擊，但總會有人對清談為之辯護，且振振有詞，可見，清談在當時已經形成風氣，積重難返。

痛飲酒

名士常常不拘禮法，不顧世俗，放浪形骸，“痛飲酒”就是其重要表現形式，王孝伯把“痛飲酒”列為名士的條件之一。在魏晉時期，幾乎所有的名士都是喜歡飲酒的，有的甚至把飲酒上升到人生十分重要的位置，王佛大號稱：“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保ā妒勒f新語·任誕》）張季鷹自嘆：“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保ā妒勒f新語·任誕》）

在魏晉名士中，最能體現“痛飲酒”的典范是劉伶?！妒勒f新語》中記載的劉伶的故事，基本是描寫他嗜酒不羈的場面。劉伶自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保ā妒勒f新語·任誕》）劉伶的飲酒屬于為了飲酒而飲酒，又通過飲酒而放浪形骸，對于別人的評價亦不以為意。有一次，劉伶飲酒后，在屋內脫光了衣服，有人嘲笑他，他便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世說新語·任誕》）劉伶把天地當作房子，把屋子作褲子，反問那些嘲笑他的人為什么跑到他的褲子里來！其縱酒放達可見一斑，這也最終成就了他一世的酒名。

阮籍是魏晉名士中另一個極愛飲酒的名士。阮籍本來不愿做官，但聽說步兵廚營人擅長釀酒，貯美酒三百斛，便請求做那里的校尉，“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晉書·阮籍傳》）。阮籍的飲酒不拘禮法，他的鄰居是賣酒的，女主人年輕漂亮，阮籍常在那里喝酒，喝醉了便臥在女主人身旁睡覺，但并沒有非分之舉。阮籍的母親去世，按照禮法，守孝期間不能飲酒吃肉，然而他完全藐視這些規定，既吃肉又飲酒，但他并不是不孝，他對于母親的去世是極其痛苦的，甚至因之口吐鮮血，昏厥過去。阮籍又常因醉酒而避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籍傳》）。阮籍對現實政治不滿，又蔑視禮法，胸中有塊壘，內心有郁結，故通過痛飲酒麻痹自我，“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保ā妒勒f新語·任誕》）阮籍表面上開懷暢飲、放縱灑脫，其實內心卻又常常十分苦悶，正如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所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世故?！?/p>

還有些名士的飲酒方式也是標新立異的。阮咸及其宗人皆好飲酒，他們不是每人一個酒杯獨酌，而是拿一個盛滿酒的大壇子，眾人圍坐在一起，相向直接在這個壇子上痛飲，此時一群豬也圍攏上來，共同飲這壇酒，令人不得不驚嘆他們的豪放與不羈。劉公榮與人飲酒，不在乎同飲者的身份與地位，他自稱比自己強的人不能不與他們喝，不如自己的人也不能不與他們喝，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又不能不與他們喝，所以劉公榮整日處于喝酒、醉酒的狀態。

名士過度飲酒，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也就有負自己的職守和朝廷的重托。周伯仁作為朝廷重臣，肩負重要的政治責任，然而他以名士自居，常年沉湎于飲酒，因而疏于政務，曾因醉酒三日不醒，被稱為“三日仆射”，這其實是莫大的諷刺。

“痛飲酒”是一種身體上的放縱，也是一種精神上的麻醉，以逃避這個無力改變的社會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酒是由糧食釀造的，在中國古代生產力落后且物質上極不豐富的情況下，“痛飲酒”實是一種較為奢侈的行為。因此，“痛飲酒”需要有物質條件，也就是做名士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熟讀《離騷》

在讀書方面，名士各有其偏好，并非集中在某一部書上。王孝伯所說的“熟讀《離騷》”，實質反映了名士要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彼此才能進行交流。文化修養不僅體現在讀書方面，還要能夠進行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魏晉名士各有所長，有的出口成章，有的妙筆生花，有的別具慧眼。在《世說新語·言語》中，描述了一群名士一起去洛水游玩，歸來后樂廣問王夷甫：今天游玩，快樂嗎？王夷甫回答說：裴仆射擅長談名理，滔滔不絕，有高雅的意趣；張茂先談論《史記》《漢書》，動聽得讓人心曠神怡；我和王安豐談論季札、張良，也超凡脫俗。在這里，裴頠、張茂先、王夷甫、王戎四位名士展現了他們在文化修養方面的專長，且發揮得淋漓盡致。

正始三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河，他們在老莊學說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詣，例如何晏，除了有文集十一卷以外，另外有《論語集解》十卷和《老子道德論》二卷?！爸窳制哔t”都以詩歌著稱，其中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成就最大。即使不以文學見長的士大夫，也表現了對于學問的向往，甚至著書立說以求認可。鐘會身居要職，以軍事見長，但也精通玄學，撰寫了一部《四本論》，想得到嵇康的肯定，但又害怕嵇康的駁難，便把這部書從他家屋外投擲其家中，便匆匆離開了。王敦為東晉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除了是一個野心家之外，同時也是一個名士，喜好清談，精通《左傳》?！岸孛寄渴枥?，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保ā稌x書·王敦傳》）

王孝伯認為“名士不必須奇才”，但需要有一定的學問或文學修養作為基礎，如果僅僅是有空閑時間和能飲酒，這不但不是名士，反而只是被人嘲笑的酒徒而已。

王孝伯認為名士有三個條件，即“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這些條件要求名士要有空閑時間、能夠放縱飲酒、能熟讀《離騷》，但本質上卻是要求名士不能為俗事所累，同時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和文化修養。這三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不能僅僅滿足某一個條件就稱之為名士。雖然王孝伯是大名士，但他的名士觀也只是一家之言。馮友蘭先生在其《論風流》中就明確反對這種名士觀，“只求常得無事，只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他的風流，也只是假風流”。通過觀照魏晉名士，可以發現王孝伯所說的名士的三個條件，與魏晉名士有相符之處，但這些絕不是魏晉名士的全部，魏晉名士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例如崇尚自由、熱衷清談、追求風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