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視域下的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阻滯、驅動及推進

張小玲 姚玉秀

（1.重慶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1331；2.重慶科技學院法政與經貿學院，重慶 401331）

習近平指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保?］黨的二十大提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關于人民至上的內涵意蘊，有學者認為其核心在于為人民服務、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為中心［2］；還有學者認為其關鍵在于3 個堅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堅持一切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整體而言，人民至上是動態、系統、全面的范疇，既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根本遵循，也體現了當前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人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及社會發展成果惠及全民的共享性，是貫穿新時代社會發展各方面的重要價值指引。

一、研究緣起

人民至上是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遵循的基本價值理念。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通過運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和信息化手段來提升鄉村社會治理的效能和質量。將人民至上價值遵循充分嵌入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各個環節，在運用數字技術改進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具體實踐中，把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放在首位，不僅有助于推動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還有助于實現鄉村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從而促進鄉村社會公平、公正和可持續發展。

（一）研究背景

1945 年，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演講，肯定了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同年，中共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進黨章。1957 年，毛澤東再次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4］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在百年歷史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發展，譜寫了治國理政的新篇章。堅持人民至上，也貫穿于基層社會治理全過程。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鄉村治理“始終在追求一種大一統乃至大共同體本位的社會治理格局”［5］。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推進以及信息化技術的日新月異，社會矛盾呈多樣化態勢，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出現，傳統社會“國權不下縣，縣下唯自治”的簡約型治理模式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由簡約到精細的轉變成為必然趨勢［6］。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精細化治理成為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舉措［7］。鄉村地區的社會治理也不例外，在鄉土性與現代性的二元交織中，鄉村社會治理更需要在人民性和技術性之間找到密切連接點，進而推動治理模式從簡約到精細的轉向。

2018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數字鄉村”概念。2019 年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了數字鄉村的含義及其戰略地位，詳細規劃了數字鄉村發展建設的戰略目標以及各項對策［8］。2021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加強鄉村數字政府智能化建設，將大數據等數智技術運用于鄉村社會治理是必然趨勢。然而，鄉村地區作為數字化的薄弱地帶，就基層治理的數智運用而言，還存在治理數智化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治理主體數字素養參差不齊、數字形式主義等問題。進而言之，如何將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全方面嵌入鄉村社會治理場境，如何跨越治理領域的數字鴻溝、克服治理技術“偏移”、全方位堅持人民至上，是當前鄉村社會治理有效嵌入數字技術，推進治理數字化和智慧化需要考慮的核心議題。

（二）文獻綜述

我們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主要數據庫，以萬方、維普為輔助數據庫，設置期刊來源類別為中文核心及CSSCI 期刊，以“人民至上”“鄉村社會治理”和“治理數智化”為關鍵詞，檢索了2012—2022 年間的期刊論文成果，并分析整理了相關主題的學術研究脈絡及研究范式。

1.關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研究

自2018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數字鄉村”概念后，“數字鄉村”成為學界熱點話題，學者們分別從定義、價值、存在問題、建設路徑等維度對其進行了解讀。定義方面，王耀宗等人認為，數字鄉村是中國數字化在鄉村地區的延展，是現代技術在鄉村治理中的深度應用［9］；沈費偉分析了數字鄉村建設的內生發展模式，認為數字鄉村建設是將現代數字技術與鄉村社會有機融合的系統性行為［10］。價值方面，趙星宇等人認為，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化轉型的底層驅動形式，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推力［11］；董志勇等人認為，數字鄉村建設在農業生產智慧化、鄉村社會治理精準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鄉村文化自信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12］。存在問題方面，魏冰青等人對中國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資金、人才、農村電商發展路徑選擇存在的短板進行了分析總結［13］。建設路徑方面，馮朝睿等人提出從頂層設計、數字環境、產業振興、治理有效4 條路徑出發，化解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難題，全面推進鄉村數字建設［14］。

2.關于數字技術融入鄉村社會治理的研究

隨著各種外來力量的下鄉進村，以血緣為紐帶的傳統鄉村社會關系逐漸式微，在現代化生產經營模式的沖擊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模式日益瓦解，鄉村社會逐漸向類城鎮化的“原子型”社會發展。在社會傳統性和現代性的撕裂與融合的重構中，鄉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更復雜、更多樣、更棘手，對基層社會精準治理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近年來，關于數字技術融入鄉村社會治理的研究不在少數，主要從瓶頸問題、治理效能、路徑構建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瓶頸問題方面，學者們主要針對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完善、主體數字能力提升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問題研究領域開始出現對數字治理技術倫理的反思。如丁波認為，要避免數字技術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負擔，防止數字賦能變質為數字負擔［15］。治理效能方面，主要從數字治理的敏捷性、及時性、精準性等方面進行了闡釋。如薛澤林以數字化融媒體為例，分析了數字化工具嵌入社會精細化治理的作用機理，發現數字化賦能具有“小切口、大成效”的優點，有助于暢通政府與社會公眾的信息溝通渠道，促成互動治理，形成新的治理格局，進而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16］。路徑構建方面，既有宏觀層面的探索，也有具體方案的打造。如雷曉康等人從體制機制構建、民意表達渠道暢通、政策訴求分析等方面，構建了基于數字治理的公眾參與社會精細化治理政策路徑［17］；彭勃等人通過對管理單元的數字化重構、任務模塊與治理規則的數字化重建、治理資源的數字化整合和屬事責任的數字化配置，構建了基層模糊性事務治理的數字技術賦能方案［18］。

3.關于堅持人民至上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

堅持人民至上一直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價值。自2001 年喬士輝公開發表《論鄧小平的人民至上思想》一文起，學界關于堅持人民至上議題的研究成果陸續涌現。隨著黨的十九大、二十大的召開，相關主題的研究熱度再創新高，并在2022 年達到新的峰值?，F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3 個方面。一是關于堅持人民至上內涵的闡釋。盧黎歌等人認為，人民至上是國家發展的力量源泉，是治國理政的基本價值表述，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繼承和發展［19］。王虎學等人認為，人民至上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和人民的地位，其核心內涵是堅持人的主體性［20］。二是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至上。莊得寶等人認為，堅持人民至上，是實現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是黨治國理政的必然選擇［21］。蓋逸馨等人認為，堅持人民至上是深化機構改革、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價值遵循，是實現中國鄉村振興的強大推動力［22］。三是如何真正做到堅持人民至上。朱麗紅認為，要堅持人民至上在基層社會治理的深入貫徹，必須堅持黨建引領，這是人民至上這一理念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貫徹實施的政治、組織、機制保障［23］。王永貴認為，要做到人民至上，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站穩人民立場，充分集中民智、關注民意、匯聚民力、厚植民生［24］。韓卉認為，要始終做到堅持人民至上，加強立德樹人是根本方針［25］。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在推進鄉村振興和數字鄉村建設框架下就如何落實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議題進行了多方面探討，對鄉村社會數智治理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頂層設計不健全、治理思維局限、治理過程懸浮、治理成效不佳等問題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一系列優化措施及對策，為鄉村社會數智治理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然而，現有研究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有關數字技術有效嵌入鄉村社會治理提升治理效能的融合研究還不夠深入。二是當前研究整體呈現“城鄉二元化”勢態，關于城市社區數智治理的研究成果較多，而關涉鄉村社會數智治理的研究較少。三是從堅持人民至上視角審視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研究相對較少。特別是近年來，較少有針對人民至上價值理念之于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內在驅動邏輯的探討，且尤其缺乏對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堅持人民至上的具體路徑、方略的研究。

（三）研究思路

2019 年，《綱要》對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總體方向和技術應用做了明確的頂層設計，總體方向要求以技術賦能推進鄉村數字經濟社會建設，實現農民數字化美好生活［26］，技術應用強調運用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技術構建鄉村治理的智能化組織行為體系、新型治理模式和創新治理規則［27］。推進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既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行為，也是鄉村社會治理自適應的發展革新，具備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具有多元主體參與、靈活治理、民主科學的特征。進而言之，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是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建設鄉村數字化美好社區，實現鄉村居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型治理活動。

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意味著基層社會治理在理念、過程、方式等層面的多維度創新性轉型，將對原有治理范式形成巨大沖擊。受理念轉型難、主體能力受限、過程推進脫嵌、治理目標偏離等因素影響，具體實踐中，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沒有充分融入鄉村社會治理全過程，鄉村社會治理數字化賦能并非一帆風順。因此，我們遵循“阻滯分析—價值論證—路徑構建”的研究思路，圍繞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實踐中存在的數字基礎薄弱、主體素養欠缺、數字形式主義等阻滯因素，在人民至上的視域下審視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價值驅動，嘗試從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主體數字素養、消弭數字形式主義等方面清除阻滯，構建堅持人民至上的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路徑，以期為形成現實與數字空間交叉融合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鄉村治理新局面提供有益建議。

二、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推進中的阻滯因素

近年來，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同時伴隨著數字鄉村政策的落地施行，中國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取得一定實效，為鄉村社會治理提供了精準、高效的決策支持和資源配置，推動了鄉村治理模式的創新和升級。然而，作為技術型的新型治理策略，鄉村社會治理的數智化在具體實踐中仍存在數字基礎薄弱、主體數字素養欠缺、數字形式主義等阻滯因素，限制了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深入推進和效能實現。

（一）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基礎設施相對薄弱

近年來，“陽光村務工程”等鄉村數字化建設項目持續推進并取得較好效果，但受經濟發展、技術條件、自然環境等因素影響，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數字技術嵌入不足，鄉村治理數字化水平總體偏低。以互聯網普及率為例，第50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互聯網普及率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鄉村地區仍與城鎮地區存在較大差距。截至2022 年6 月，中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2.9%，較2021 年12 月提升1.6 個百分點；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8.8%，較2021 年12 月提升1.2 個百分點［28］。鄉村地區相對較低的互聯網普及率是制約大數據、物聯網等數智技術融入鄉村社會治理的設施瓶頸，加深了城鄉社會治理數智化的二元化態勢，影響了鄉村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在鄉村的接入指數、互聯網普及率與鄉村社會治理效能呈正相關關系。如鄉村地區基站的覆蓋率及運行效能，是鄉村社會各路數據能否“跑起來”“用起來”，能否從來源、處理、綜合分析等方面進行深度加工，能否通過信息深度加工依據治理實境為鄉村治理主體的治理行為或決策提供有效參考的重要原因。因此，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基礎設施的不健全、不完善導致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缺乏完全融入鄉村社會治理的技術平臺基礎，即使有所融入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也缺乏科學性、系統性，制約了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持續推進。

（二）鄉村社會治理參與主體數字素養參差不齊

數字素養是集信息素養、媒介素養、互聯網素養、技術素養等要素為一體的綜合性素養，是社會公眾利用互聯網數字設備技術，獲取、管理、理解、分析、甄別、評估、交流各類數字信息，并將“清洗”后的信息、預測、決策等運用于社會生產生活的能力。隨著數字化生存時代的到來，數字化消解并重構著傳統鄉村社會，使其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目前，是否能通過手機等移動端和App 等處理日常生產生活事務，已成為鄉村勞動者的重要技能。鄉村治理參與主體收集、加工運用各類數字技術及信息的能力，是數字技術嵌入鄉村社會治理充分實現其技術價值的核心要素。雖然一些基層干部和新生代農民已經具備基本的數字素養，一些大學生村官、返鄉創業大學生更是體現出較高水平的數字素養，但整體而言，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的數字素養參差不齊，制約了鄉村社會治理中數字技術的充分運用。一是村干部數字素養總體水平較低。受年齡、知識結構、教育水平等限制，一些村干部不能熟練掌握使用各種智能終端和智能平臺，個別年齡較大的村干部甚至不會熟練使用智能手機。在數據收集處理工作中，偏好用傳統手段采集數據，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二是農民數字素養整體水平較低。對大部分鄉村居民而言，日常生活中用手機沖沖浪、聊聊天、刷刷視頻不是難事，但將數字化技術深度運用到具體農業生產經營、村務管理等領域的能力還比較欠缺。鄉村勞動者的數字素養應以能夠運用數字化技術開展農業生產、進行農業經營管理、銷售農產品等為標準［29］。三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青壯年農民不斷流向城市，鄉村空心化、老齡化問題日趨嚴峻，鄉村留守群體尤其是老年農民難以充分享受數字化紅利。我們在烏牛村調研時發現，該村引入SaaS 云端進行“適老化”改造，為村里24 戶高齡老人家庭安裝了智慧養老設備，希望通過智慧養老提升老年農民晚年生活品質，但由于很多老年農民不能熟練使用智慧養老平臺，使這一智慧養老模式在推廣初期遭遇了應用瓶頸，其智慧養老的便捷性、靈敏性未能完全體現。

（三）基層數字形式主義讓數字賦能異化為數字負擔

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充分融入大數據等信息化技術，有助于推進鄉村治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但是“指尖上的形式主義”“電子衙門”“數字留痕”等數字形式主義讓“數字賦能”異化為“數字負擔”，阻礙了治理數智化技術價值的實現。以“數字留痕”為例，這種處處留痕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方式過于依賴數據量化和信息績效，無法充分吸納民眾的意見和建議，導致治理決策不能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憂［30］。鄉村地廣人稀，數據采集反饋難度和工作量較大。同時，數字形式主義將基層治理主體束縛在辦公室，使其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深入群眾，從而難以真實把握群眾的實際所需以及糾紛矛盾的源頭。各種各樣的信息處理，既讓基層工作人員疲于應付，也增加了普通民眾的負擔，異化了數字治理的技術魅力，讓數字技術的治理效能大打折扣。例如，華東地區某鄉鎮一些基層干部手機上裝有七八個工作App，至少關注20 多個工作類微信公眾號，每天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完成網絡平臺上的“留痕”任務；西南某村村委共7 人，其中4 人每天要忙于收集整理各種材料，工作壓力大，且并不能保證數據的真實有效性。

三、以人民至上作為推進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價值驅動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鄉村社會治理“以人民為中心，立足治理實踐”的核心價值不斷調適完善，形成了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為核心的鄉村社會治理價值體系［31］。黨的十八大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黨的二十大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人民至上，尊重農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切實利益，落實發展成果惠及農業、農村、農民，既是實現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安定有序，全面推進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內在動力，也是創新鄉村社會治理模式，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效能，持續增進鄉村居民福祉的價值遵循和實踐指引。進而言之，在人民至上視域下審視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清除理念、主體、目標等方面的阻滯因素，才能避免治理目標的偏離和技術的偏頗，彰顯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治理效能，體現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治理之善。

（一）堅持人民至上是形成新時代鄉村社會以人民為中心治理體系的價值遵循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閃爍著立黨為民的思想光輝。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堅守人民初心的實踐自覺，也是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的集中體現［32］。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3］。鄧小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歷史任務的工具［34］。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核心就是“以人為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保?5］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石，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遵循和目標導向。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概念以來，人民至上社會治理價值指引在鄉村治理領域逐漸具體化，推動了鄉村社會治理機制、體制、模式的現代化創新，建立健全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為實現廣大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奠定了社會基礎?！爸螄谐?，利民為本”，鄉村要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遵循和治理靶向，能夠凝聚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體意識，通過以法治為導向形成治理規約、以黨建引領為保障構建組織體系等具體路徑，形成有效推進鄉村治理的合力，從而在鄉村社會存在的空間差異、主體差異、行動差異、組織差異等治理實境中，幫助糾正參與者的偏見，避免官本位治理、強權式治理，逐步形成鄉村社會扁平化治理結構。

（二）堅持人民至上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鄉村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實踐指引

“共建共治共享”凝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全國人民社會治理探索的集體智慧，從根本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定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社會治理視域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要義在于，社會主體共同建設社會事業、共同治理社會活動、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36］。孟子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保?7］在堅持人民至上的治理價值指引下，中國逐步構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具體而言，政務部門落實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放管服”政策，讓群眾少跑路，讓數據多跑路，以民之所愿，落實民之所盼。以杭州市臨安區清涼峰鎮的“鄰里安居”線上服務平臺為例，該服務平臺不僅能夠高效預警泥石流災害，而且將災后建房審批流程精簡為零材料、零次跑、零填報的“一鍵辦”模式，讓農民在線上便可辦理建房審批手續；同時，該服務平臺“一庫一圖一碼”的安全監測系統能夠對農房后期維護進行全方位監管，有效降低了鄉村自建房的安全風險。又如新時代“楓橋經驗”，是以黨建為統領、政府為主導、群眾主動參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重大經驗，是在用高效、經濟、便捷、靈活的方式化解基層社群矛盾，能夠有效防范社會風險，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為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提供了實踐樣板。

四、人民至上視域下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推進路徑

鄉村社會治理處于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末端，既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末梢。如何落實人民至上價值理念，如何有效清除數字基礎設施薄弱、主體數字素養欠缺、數字形式主義等阻滯因素，是當前推進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亟待解決的重要難題。因此，有必要在人民至上的價值驅動下審視鄉村社會治理的數智化進程，從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素養提升、治理理念優化等方面推動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發展。

（一）堅持以民生為基礎，“五步并舉”推進鄉村數字治理基礎設施建設

2019 年的《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把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作為第一要務。以民生為基礎推進鄉村數字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從以下5 個層面展開。一是增加財政投入，全面推進鄉村網絡設施的升級改造，增強5G 網絡和數據通信的覆蓋深度。二是推進鄉村網絡覆蓋工程建設，強化基站建設和維護，加強4G、5G、光纖網絡提效升速，補齊鄉村地帶網絡基礎設施短板。三是網絡覆蓋要向偏遠地帶的自然村延伸，因地制宜提供多樣化的寬帶網絡接入服務，并結合各地實際情況，推行電信普遍服務補償機制，讓全民共享數字鄉村建設成果。四是以人為本，通過科學搭建、協同發展優化鄉村數字云平臺建設，推進鄉村數字基礎設施項目化，并形成政社共建格局。五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吸引實力強、信譽好、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參與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吸納先進技術的同時，擴大資金等資源的社會來源。

（二）堅持以人為本，“引鳳還巢+筑巢引鳳”提升鄉村社會治理主體數字素養

鄉村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與前提。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數字治理的高質量發展，其中高水平的數字治理人才是關鍵［38］。針對當前鄉村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數字素養難以適配治理數智化需求的現實困境，應堅持以人為本，立足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升基層干部、農民等群體的數字素養，既“引鳳還巢”，打造鄉村治理數智化的本土人才隊伍，也“筑巢引鳳”，廣拓資源，積極引進外部人才。一是與高校、企業等社會資源合作，搭建校、鄉、企共建平臺，針對各個年齡階段、知識層次的農民、村干部持續開展“線下+線上”“短期+長期”等多層次多面向的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講座、培訓等活動。二是組織專業人員定期開展數字信息平臺推廣使用交流會等活動，及時解答鄉村數字政務平臺使用過程中的問題，讓農民能高效地使用政務平臺，及時準確表達個人需求意愿。三是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鄉村數字化建設宣傳活動，增強基層干部及農民對大數據、物聯網等數智技術的認同度，以及運用數智技術參與治理活動、實現鄉村治理數智化的信心。四是“引鳳還巢”，重視本土大學生人才隊伍的“孵化”。本土返鄉大學生是推進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儲備人才和主力軍，可以與地方高校簽訂校鄉共建育人協議，結合高校辦學特色和鄉村社會治理需求，定向培養鄉村社會治理領域專業人才，為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水平注入新鮮血液，化解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人才難題。五是“筑巢引鳳”，廣拓資源，積極引進外部人才。一方面，健全人才引進硬環境，落實數字技術高層次人才下鄉進村利好政策，通過提高待遇報酬、搭建可持續發展平臺、配套住宿等措施，讓專業人才進得來也留得??；另一方面，推進高層次人才服務鄉村社會治理的軟環境建設，形成彈性用人機制，廣拓人才資源，通過“長期+臨聘”“城市+鄉村”“東部+西部”多舉措并行，為高水平人才的注入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理念、平臺、技術“三優化”消弭數字形式主義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電子衙門”“信息轟炸”“處處留痕”等數字形式主義，背離了數智技術嵌入鄉村社會治理活動的“為民”公共價值倫理，讓民心工程淪為政績工程，讓數字賦能成為數字負擔，嚴重阻滯了鄉村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因此，需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立足群眾急難愁盼的理念，從理念優化、平臺優化、技術優化3 個方面消弭鄉村社會治理中的數字形式主義，實現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公共價值。治理理念優化需要治理主體創新傳統治理模式，敢于擁抱新技術，運用現代技術治理傳統鄉村，避免數智化的技術排斥，關注數字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例如，烏牛村為化解老年農民不能熟練使用智慧養老平臺的問題，推出“線上+線下”互助養老模式，讓村中相對年輕的“樂齡”老人一對一精準對接幫助“耋?！崩先?，并將身邊無子女老人的各項身體問題和基礎用藥情況做成便簽，貼在一對一幫扶者家中，以此確保這些老人一旦身體出現問題，通過健康監管系統緊急呼叫后，就能及時得到妥當的看護。同時，治理平臺的優化需要以公眾整體性需求為導向。不能契合當地實際治理需求的智慧平臺，不僅會嚴重浪費公共資源，而且會加重基層治理負擔，淪為形式主義的幫兇。當前，智慧平臺良莠不齊、眼花繚亂，有的淪為政績的“秀場”，有的不為群眾辦實事，是名副其實的“僵尸平臺”。鄉村治理政務平臺的設計、選取和應用，應秉承整體性治理的基本原則，以滿足公眾的整體性需求為導向，盡量做到一鍵辦理，切實發揮便民利民功效，將為民服務落到實處。例如，2017 年，浙江省溫州市開始嘗試通過建立統一的大數據共享服務平臺共享數據，將不動產、社保等常用證明轉為內部核查，計劃每年減少群眾跑腿200 萬次以上［39］。治理技術優化的核心在于數字資源共享，因此要融合多元主體，整合政府職能，縮小城鄉、地區數字鴻溝，打破數據壁壘，實現治理資源跨部門、跨地區、跨層級的交互共享和業務協同。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文暉街道進行基層數字化改革，推出“最多錄一次”系統平臺，通過一套具有數據采集、自動上報等功能的系統，實現了各類表單、套表和報表的一鍵生成，將社區工作者從填報各類表格中解放出來［40］；同時，通過城市大腦中樞賦能“基層治理四平臺”，讓各系統之間數據相互流通，實現了一頭錄入，多方共享，數據多元歸一，從而推動了管理服務模式的創新，形成了可認知、可量化的部門職責體系，逐步實現了整體治理數智化落地基層。

五、結語

以人民至上的價值觀審視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通過剖析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阻滯因素，從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素養提升、治理理念優化等方面提出具體策略和建議，構建堅持人民至上的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推進路徑，有助于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的治理效能以及實現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之善。然而，鄉村社會治理數智化任重而道遠，需要化解的難題重重，我們提出的策略和建議僅是一塊引“玉”之“磚”。